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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和关于美国良心的争议(金 雯)

1957年,《纽约时报》刊登一篇评论,称纽约一些黑人社团认为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包含种族歧视的成分,致使某中学教材委员会将这本著作从经审批同意的教材列表中移除。文章对这些抗议的出处语焉不详,但由于1950年代南方种族问题激化,这篇新闻报道的内容受到了广泛关注。与这篇报道同时,南方各州正进行着在中、小学去除种族隔离的激烈斗争。同年9月阿肯色州和肯塔基州的州政府与联邦政府的意志对抗,阻挠种族融合的进程。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中提及的版本实际上本来就是被编辑(Verne B. Brown)自作主张改动过的版本,其中居然出现了原版中没有的“negro”(黑奴) 一词。马克·吐温原书中用的“nigger”(黑鬼)一词是对美国黑人充满侮辱的历史性称呼,美国文化一大禁忌。但这并不是这本小说第一次被改写。实际上,早在1931年,马克·吐温的出版商哈珀兄弟(Harper and Brothers)就已经为初中学生推出了一版“净本”。但二战以前《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经常因为语言不检点、可能误导青少年而被禁,与1950年代情况不同。
这件事的对立面也同样有趣。以当时的总统杜鲁门为首的许多社会精英,也包括很多大学教授在内,都强烈声讨对马克·吐温这本小说任何的限制和修正行为。杜鲁门极力反对编辑改动《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中的字句,在《纽约时报》撰文声称这就好比“共产主义者重写圣经”一样令人发指,不仅把《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同时也将其批评者间接地贬斥为反美国文化的极权主义政治思想的代言人。在这些言论中,《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的“伟大”经常被提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英文学批评话语渗透大众传媒的经典例证。这本小说在批评家眼中的价值从它出版伊始就初露端倪。固然有不少书评人认为《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用语粗鄙不堪,有些却从一开始就认为这部小说彰显了一种道德规范,因而要胜过《汤姆索耶》。海明威1935年在《非洲的青山》中说,所有现代美国文学都来自于《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终于使这部小说从马克·吐温众多的作品中脱颖而出。到了1940年代晚期,它终于登上了批评话语的巅峰。屈林(Trilling)1948年发表《〈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伟大在何处》一文,声称这本小说是世界伟大著作之一,是美国文化最核心的叙述之一。诗人艾略特(Eliot)也应声附和,在1950年伦敦出版的该小说前言中冠之以“杰作”的名号(诗人当时已入英国籍)。这种评价在1957年媒体的争论中完全占了上风。
然而,谴责这部小说中种族主义内涵的声音二十五年后再一次响起,之后以小说中的种族主义观念为由而进行的地方性制裁就一直不绝于缕。1982年,弗吉尼亚马克·吐温初中的一名黑人官员就主张禁止在课堂里使用这本小说,称其为“种族主义的垃圾”。他还自行准备了一个版本,把书中的“nigger”和“hell”(地狱)两词剔除。此后在小范围内将《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列为禁书(即限制其传播)的事件也屡有发生,但反响不一,也没有根本改变美国大部分人对这本书的看法。据1990年代的一个统计,美国高中里《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是第二经常被使用的文本,仅次于莎士比亚戏剧。大学课堂里《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的地位同样巩固,几乎是美国文学史课内战以后部分的必选文本。2011年新南方出版社请马克·吐温专家艾伦·格里本(Alan Gribben)担任主编,推出了一个新版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新版采用了一个调和的办法,将“nigger”一词改换为“slave”(奴隶)。但这种做法并不代表国家共识,在文学批评或者大众传媒中都没有显著的优势,关于这本著作的争论也注定将不会熄灭。
普通家长、学生、学校或图书馆管理人员对这部小说此起彼伏的抗议、禁止和文化界精英对他的极力维护构成了美国文学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现象。两者之间的冲突仅仅是常识和品味之争吗?还有什么其他的解释途径呢?思考这个问题对我们了解美国文学批评界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在近几十年内的演变)很有启发性。
哈克贝利·芬一直被誉为美国式英雄。他的故事发生在美国内战之前的密西西比河谷。哈克是一个没有母亲,父亲又不务正业酗酒成性的孤儿。他从南方基督教式的清规戒律中逃离,乘筏顺流南下,与同行的逃亡奴隶吉姆一路目睹河谷各小镇之怪现状,要让吉姆自由的愿望也逐渐坚定了下来,最后终于曲折地达成了愿望。中国读者对汤姆·索耶这个人物可能更加熟悉,但汤姆只是一个充满浪漫主义情节的准唐吉诃德,而他的小朋友哈克在英语文学史上却鲜有先例,无论是菲尔丁还是狄更斯都构思不出这样的人物,是美国式叛逆英雄(就像一个更纯洁阳光的霍尔顿·考菲尔德)的原型,他小小年纪却看透了当时美国西部小城镇的种种弊病,阴霾不散的暴力和愚昧,根深蒂固的偏见,而这些痼疾上面又披着一层汤姆·索耶式的英雄浪漫主义的轻纱。最后吉姆虽然获得了自由身,哈克却选择再次出走,向西部的印第安领域进发。哈克成为了美国良心的代名词,在美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可否认的。
同时,这本著作成为禁书也不足为奇。小说中的黑奴吉姆虽醇厚善良却实在是愚钝蒙昧,心智滞塞,经常沦为小说的一个喜剧噱头,也可以说是哈克的托儿。哈克世故老练,担负起了保护、救赎吉姆的重任。两人的关系并没有跳出有良心的白人把黑人从奴隶制中拯救出来,推动美国社会进步的陈套。196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人对种族主义、男权主义等制度性不平等的意识的加强,对《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中种族主义元素的诟病也滞后地普遍了起来,成为近几十年代美国“文化战争”(culture wars)中的一场战役。
《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引起的争议虽然不如美国文学史上其他禁书(如《洛丽塔》、《尤利西斯》、《美国悲剧》、《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嚎叫》、《芬妮·希尔》)的遭遇出名,也从未上升至法庭辩论或审判,却体现了当代美国对书籍社会影响不同的判断模式和这些模式之间的冲突。美国历史上用法律手段来禁书的主要根据不外乎两点:叛国和淫秽。 1957年对萨缪尔·罗斯(Samuel Roth)淫秽出版物是否该禁的判决书确定了裁决此类案件的两个标准,其中之一就是按照“社区标准”,作品是否能让一个普通人产生“淫欲”。后来的法律实践也没能偏离这个主观判断的轨道。1966年针对小说《芬妮·希尔》的审判又确定了三条具体标准,即淫秽企图、明显触犯道德禁忌以及缺乏社会价值。但一本书是否“明显触犯道德禁忌”或有“淫秽企图”却仍然是对大众阅读欣赏品味的一种主观判断。1973年一系列的案件里的法庭意见都表明如何理解“社区”或“地方”标准通常成为法庭争论的焦点。
对大众阅读心理作出靠谱的推测在大多数情况下很难实现,因为这种推测往往带有一些无稽的主观因素。1934年关于《尤利西斯》是否淫秽的判决就很能说明问题。联邦上诉法院第二巡回审判庭法官伍斯利(Woosley)认为《尤利西斯》里面有关性的描写让人恶心而不是亢奋,所以不值得禁止。判决延续了美国反淫秽法案(Comstock Act)的基本精神,但推理过程却令人哑然。要证明一本书能不能腐蚀人的心灵恐怕不是很简单的事情。而如果说淫秽是一个没有客观标准的问题的话,那种族屈辱就更不能在法庭上界定了。因而,对马克·吐温的作品的限制主要发生在图书馆和学校里,推动力量往往是黑人学生、他们的家长及黑人民权团体。对《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是否触犯种族主义禁忌,对黑人学生及读者造成了精神伤害的问题不可能有一致的答案,说明即使在一个小范围内,道德准则也充满了多样性,不可一概而论,相邻相交叉的社区在很多价值判断问题上可能持互不相容的态度。这就回到了我们要探讨的中心问题,在当代美国的环境中,文学批评精英和特定公民团体之间的关系如何? 文学批评界对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有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可以从围绕《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的争议中窥见一二。
关于1940年代晚期以来追捧《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的批评现象的本质已经有过不少评论。1964写作《乐园里的机器》而闻名的批评家里奥·马克思(Leo Marx)曾对此发表过一些直观化的见解。他认为1950年代美国文学批评家关注的主要是个人行为的道德准则,这样的批评立场致使他们阅读失误,没有看到小说最后十章中透露出来的对个人正义行为的局限性的隐约批判。艾略特和屈林赞赏的是马克·吐温笔下哈克贝利芬的道德良心和对人情世故洞察秋毫的老辣,根本就没有涉及全书在奴隶制问题上的态度。
对个体的重视并不是1950年代某几位批评家独创的批评立场,也不是独立于其历史环境而存在的。作为一个学科,美国文学研究发展的历史与美国国家主义情愫的关系相当深远,而推崇个人道德的立场也于国家主义有着曲折的关联。19世纪下半期,美国文学在美国学术界里还没有任何地位的时候,美国作家只在民间阅读、讨论和传播,波士顿、纽约等地的文学性杂志(The Atlantic Monthly,Harper’s,McClure’s)刊登了惠特曼、埃德加·爱伦·坡、亨利·詹姆斯、杰克·伦敦等各色作家,成为了美国这片文化沙漠里建设高雅文化的枢纽。然而,1900年左右的美国文化圈并不认为存在统一连贯的“美国文学传统”,对美国本土作家能否经受住历史的检验也很悲观。20世纪初到一次大战期间美国国家主义迅速膨胀,部分美国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向美国文化源头在欧洲的观念发起挑战,提出美国“文明”相对独立,具有历史特殊性的理论。20世纪20、30年代美国文学才正式成为一个学科,逐渐被树立为与英国文学并驾齐驱的一个英语文学分支。马克·吐温的小说在19世纪末受到赞扬与美国国家主义的崛起自然脱不了干系。不过《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刚出版的时候,读者一般不从黑奴制问题的角度来理解它的意思。哈克和吉姆的关系一直到20世纪初仅仅被看成小说的一个环节,并非其最重要的内容。但到了1940年代晚期,哈克却变成了美国道德良心的化身,对奴隶制能做到自觉摒弃的文学典型。他此时在美国文学中地位的飙升也必须用美国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解释。
美国文学研究在1920、30年代实现学院化以后在主流文化中的地位是减缩而不是扩张了,也可以说,正是因为20世纪初大众文化的崛起,文学在主流文化中的地盘萎缩,文学价值评判的重镇才转移到学院中来。二战以后传统意义上在文化界翻云覆雨的大文豪(men of letters)不复存在,美国文学评论也日趋专业化精英化,“文学形式”和“文学性”成了至高无上的评判准则。也就是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文学在主流文化中逐渐边缘化,却使学院研究在文学价值评判这个日渐缩小的池子里占据了比以前大得多的份额。但学院内的批评家并没有放弃争取公共话语权,专注于文学性和个人道德这种超历史的话题,并不是学院批评家们自我约束和自我孤立,相反是一种自我扩张。推崇非历史性的概念(如人和文学本质)与二战以后美国主流文化的基调甚为吻合。
屈林所代表的是30年代在纽约成长起来的犹太裔知识分子,也就是通常称为纽约知识分子的一群人。他们在1930年代是相信社会主义的左派,但反对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所提倡的普罗文学和人民同盟(Popular Front)的文艺路线,转而提倡20世纪初的先锋文学,主张文学与政治脱钩,与工人阶级斗争脱钩,他们将文学从政治斗争前沿拉回来,使之重新成为一种资产阶级文化资本和精英身份的象征。到了1950年代,纽约知识分子注重个人道德的自由主义精英立场很快就与冷战时期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把美国看成是“自由”世界中心的国家主义的思想——相融合。屈林本人就试图成为国家文化的立法者和代言人,参与了为国家政权服务的主流文化的构建中去。学院批评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妥协和串通致使美国文化在二战以后虽然在表面上走向所谓“自由主义”,实际上变得比战前更为单一保守。在20世纪上半叶还有《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等著作把美国文学的界定扩大到许多边缘作家、作品和写作方式,还有一些比较激进的知识分子(如Randolph Bourne)把美国定义为独立于其盎格鲁-萨克逊或条顿文化的“跨国国度”,这些声音在冷战的文化氛围中都基本泯灭了。国家意识高扬,价值取向单一化,在这种前提下对《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中美国良心的赞颂和对种族等社会性问题的忽视也就不足为奇了,马克·吐温的过度经典化也就可以理解了。
这种过度经典化倾向自然让黑人团体表示不满,托尼·莫里森认为《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的“伟大”之处其实在于暴露了哈克的局限性,也就是美国白人向往的自由是如何与奴隶制这个现实发生根本冲突的。小说对于吉姆的刻划也让所谓“美国白人主流社会”中的有些成员感到汗颜。1960年代完成大学学业的当代批评家乔纳森·阿莱克(Jonathan Arac)就论证说,哈克这个形象也是对内战之前南方白人的一种简化,甚至是丑化。阿莱克致力于拆解小说的历史代表性,强调《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叙事的局限性不能完全归咎于它所处的历史本身,也就是说从现实主义角度来阅读这部小说是一种误解。小说第三十一章中,哈克纠结自己要不要告诉吉姆的老主人他的行踪,生怕隐瞒实情就会入地狱,但最后还是决心帮助吉姆,义无反顾地说,“好吧,那我就下地狱吧”。这个情节经常被看成整部小说的亮点,体现了哈克良心的觉醒。但阿莱克认为,这种说法对美国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如果哈克代表的是美国或者美国南部的良心,那么这个良心的层次也太低了一些。难道当时密苏里小镇居民的觉悟这么低,都相信站在奴隶一边就是有违基督教道德的事情吗?即使是内战以前的美国南部也不是铁板一块,白人并没有完全团结起来认为解放黑奴是不道德的行为。相反,为数不少受过教育的白人持废奴主义观点,也经常有普通人冒着被法律或私刑制裁的危险协助奴隶逃跑的事件,这些事件马克·吐温从童年开始就应该有所了解。阿莱克指出,佩恩(Paine)1912年撰写的马克·吐温官方传记声称马克·吐温的哈克是有原型的,就是在马克·吐温出生的小镇上一个醉汉的儿子。如果把哈克看成美国实行奴隶制的南部各州白人中的一个异类,就是把书写混同于现实,或者说将现实扭曲了。当然,让马克·吐温自己承担这样的责任并不公平,毕竟小说结尾处吉姆原先的主人已经在遗嘱中将他释放,美国南方在马克·吐温的笔下也不是整齐划一的。但无论如何,把这部小说看成对历史的忠实描绘或凝练描写都有不恰当的地方。正如阿莱克所说,1877年南部重建运动(即内战以后联邦政府试图改造南部各州政权的运动)失败之后,对奴隶制统治下的老南方的怀旧情绪上扬,三K党壮大,而史学界的焦点从奴隶制转向美国西进运动,对内战时期黑人战士军官的记忆日趋淡漠,这种种因素塑造、加深了“消极被害的黑人”的刻板印象。这种印象一直到1960年代末的民权运动开始才慢慢扭转,所以《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中对吉姆的刻划在此前不仅没有受到批评,反而备受青睐,被当成对奴隶比较精确的再现。而1950年代的学术界不仅迎合,而且引领了这股保守的思潮。
《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引起的争议在美国文学史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个案。探究《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在美国文化漩涡中沉浮飘荡的谜团,就是考察学院化文学批评在主流文化中为自己开疆辟壤,抵制地位衰落的历程。1980年代以来,马克·吐温在美国经典中的地位不像海明威那样巍然不动,也不像麦克维尔那样无可阻挡地上升,而是处于在各种力量的撕扯下拉锯而进退不得的尴尬处境。《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在中学和本科生教材中当然还保有重要地位,但似乎不再受到学术批评界的青睐。具体的美国读者如何欣赏这部小说是难以说清的事,但在哈克能不能代表美国主流社会的良心或者美国身份这些问题上一定会存在意见分歧。由小见大,我们可以说,在美国内部,由谁来代表“美国文学”或“美国文明”在任何时期任何地方都没有简单一致的定义。如果有“共识”,那也是为了论证需要而构建出来的一个幻影。
最近十几年来,马克·吐温在经典中的地位又有所上升。1990年代崛起的所谓“新美国研究学者”(New Americanists)将反美国霸权作为自己的基本立场,影响了整个美国文学研究领域。马克·吐温的文字又与此风暗合。2010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未删节的《马克·吐温自传》的第一卷,恢复了以前被他的编辑(Albert Bigelow Paine)删除的章节,由此一个对美国外交内政的抨击更为猛烈辛辣的马克·吐温浮现了出来,学者们纷纷为此击掌叫好。不过,重新树立马克·吐温作为一个美国(白人)英雄的形象是激进还是保守恐怕只能见仁见智、不可一概而论了。讨论马克·吐温和他笔下的哈克并不是因为他们“伟大”,而是因为人们对“伟大”的嗜好和眷恋,批判与反抗是阅读一个社会最好的透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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