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 文学史

情色乌托邦的搬演与城市社会转型(叶中强)

晚清民初上海的文人冶游及其历史流变
叶中强

晚清作家欧阳鉅源的曲剧《新上海传奇·观赛》,描写了游客走出张园时的心情:“心怠惰,意郎当,花开陌上徐徐唱。早已是隐约灯光闪道旁。”①虽说心怠意惰,对其中某些人而言,另一类“城市生活”只是拉开了序幕。隐约灯光中,一个白天见不到的城市才刚露脸。开埠初期的王韬,曾为我们描绘过这个夜色掩映中的“城市”:
  
[县]城外环马场侧(英租界内——引者)。酒地花天,别一世界,女闾成市……每夜谯楼鼓动,门外皆缀一灯,从桥畔望之,丛密如繁星。每当夕阳西坠,红裙翠袖,历乱帘前。②

1900年代初的李伯元,在其说部《海天鸿雪记》第一回开场白中又作新绘:“上海一埠,自通商以来,世界繁华,日新月盛……沿着黄浦江,岸上的煤气灯电灯,夜间望去,竟是一条火龙一般。福州路一带,曲院勾栏,鳞次栉比……凡是到了这个地方,觉得世界上最要紧的事情,无有过于征逐者。”③
然言说“征逐”者,亦是征逐人。晚清民初一批在沪文人中,出入曲院勾栏者不在少数。选色征歌、探花深巷,几乎构成了其日常生活内容之一。文人眷妓,本为陋俗,似不值一提,但它作为清末民初居沪文人的一种“族群性”现象,特别是,当这种现象被大量地结构进文本,形塑了近代文学的某种“风貌”时,则不得不引起我们关注了。

一条生命行迹:冶风与艳榜
  
冶游,亦称“狭斜游”或“狭邪游”。“狭斜”意谓小街曲巷,乃青楼所在地。“斜”则同“邪”(见《礼记·乐记》:“回邪曲直”),两者均含“不由正道”之意。这里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清之狭邪小说》中“交作冶游”一语名之。试录《王韬日记》中有关记述二则:

酒罢,遍往洋行散步……[后]予同致尧、子骏入[县]城访艳,子骏之所眷亦曰五官,肥躯润眼,殊有俗态,而子骏反以为雅,实所未解。又往虹桥,得遇李壬叔(善兰,中国近代著名数学家,时与王韬同佣书墨海书馆——引者)、沈兰舟,仍去探花,迄无所遇。④

饭罢无事,偕絅斋、松期同往勾栏访艳……其中佳者颇多,彩云以媚胜,明珠以韵胜,丁金宝以度胜。布裙推髻,弥见娟静。有巧云者……颇当余意。鸨斋特为东道主人,唤鸨母设宴于小阑干侧。肴炙纷陈,钗环历乱,公弦急琯,顿破愁城,不知江以南之乱离满目也。⑤
  
王韬还作《海陬冶游录》(又有“附录”、“余录”继之)、《花国剧谈》、《歇浦芳丛志》等冶文。其友龚橙(孝拱,龚自珍子,时任英国公使翻译官威妥玛文书)见《海陬冶游录》,竟饶有兴致地问王韬:“今日可能按图索骥否?”⑥而平时与王、龚同游的姚燮(梅伯,晚清早期著名词人),则作《苦海航乐府》,内收其描写上海青楼韵事的“沁园春”词一百零八首,并于卷首题曰:“复道人[姚别署]尝为狭邪游……凡此中色声香味触法,殆尽阅矣。”⑦
事实上,流连于曲院勾栏、沉浸于声色之乡,乃王韬辈及其后一批在沪文人的生活常态,时人及后人多有记述,如:
  
亭长李伯元风流自喜,颇以东山丝竹、南部烟花为乐……伯元一日戏与某互易服御,徜徉于市,既而同上酒家楼买醉,醺然挟某入娼门,某不从,伯元固强之,途人见之笑……而伯元竟黄冠狎妓,其狂放有非斗方名士所得而及也。⑧
  
于此,《官场现形记》作者之佻薄狂狷,成了一种睨世鄙俗的豪举。而晚清作家孙玉声“阅历欢场数十年,缠头之资,不下数万”⑨。同期作家邹弢寓沪六十年,与青楼名姬汪瑗过从甚密,遂撰《海上尘天影》记之。清民之交的包天笑则坦言:“踏进时报馆第三天,狄南士(楚青,《时报》馆主——引者)就请我吃花酒……那是我第一次进入花丛。”又言:“后来有许多南社里的朋友,所谓文酒之会,也都是吃花酒,尤其是那位陈佩忍(去病,南社发起人——引者),竟以妓馆为家,会朋友在那里,写文章也在那里。”⑩而民初作家戚饭牛和奚燕子“同登群玉坊玉怜香校书妆阁,校书妙慧知文,可是镜台旁缺少联帖,燕子搜索枯肠,得‘双飞蝴蝶楚怜香’七字,百思不得其偶,饭牛……忽得‘一曲凤凰秦弄玉’句,两人喜出望外,立购冷金笺,写以补壁。”{11}
尽管这些文人墨客力图使其冶游生涯“雅化”,然召妓问妓究非正道,其行多少要受到来自社会、家庭乃至内心的钳制。有人记民初作家张恂子“偶作北里游”,某日,恂子偕妻同行,不料途遇曾去游的一家楚馆的老鸨,鸨妇不知张身旁女子为其妻,“乃招呼之,谓何许久不来”,张“嗫嚅其口”,不知如何是答。夫人不知就里,因恐失礼,遂代答:日内自会前去拜访。其实夫人根本“不知对方之为何许人也”。恂子“始而惊恐,卒为之匿笑不置”{12}。而1884年由港归沪后的王韬亦有相似经历。时任沪上《新闻报》总编纂的孙玉声,在《退醒庐笔记》中记:

先生[王韬]嗜西餐,而尤喜飞笺召北里姝于席间典觞政,以是福州路一品香或江南春西餐馆,每至夕阳西下后,先生与予时觞咏其间。第餐后先生必携座上所余之外国馒头以返,同席或询何用,则以饲金鱼对。继见其每餐如是,一日予偶询其仆从某:“汝主人共蓄金鱼几何,有无异种?”其仆辗然笑曰:“君以吾主携归之外国馒首果饲金鱼乎?缘主人好游,西餐外更喜赴绮筵,主母……讽劝兼施,主人乃异想天开,取餐馆所余之外国馒首归储诸别室,如某夜因赴绮筵歌缓缓归之句,则取馒首以告主母,谓某友约在某馆西餐,以致迟迟,有馒首可证。……主母每为之释然。{13}

以“外国馒首”作伪证,以“饲金鱼”、“赴友宴”为理由,来搪塞众人和家人,也真有些难为这位曾以“狂”著称沪上的名士了。{14}
毋庸置疑,游走于“洋场”与“欢场”,乃晚清民初在沪文人的一条生命行迹。韩邦庆所作《海上花列传》中,名妓吴雪香与其恩客葛仲英坐马车游观的一条路线很富象征意味(亦可看作韩本人行走上海的路线):从四马路(今福州路)东合兴里(青楼所在地)出发,经抛球场,至大马路(今南京东路)亨达利洋行购物,再一路西行至静安寺,逛明园喝茶,复东至洋行聚集的黄浦滩,薄暮时分转回“两行自来火已点得通明”的四马路——从传统的声色之场出发,在游历“现代性”正长驱直入的城市空间后,又复归原地(见第六回)。这颇能说明晚清民初居沪文人的经验世界和心理趋归。
清末民初,留居沪上的文人与妓家关系之密切,还集中地体现在由文人发起的所谓选“花榜”活动(即从妓中选秀)。据陈伯熙《上海轶事大观》:沪上花榜之举始于清光绪八年(1882),{15}选举结果以科举发榜的头衔冠之,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民国初建,榜上名号随之“改朝换代”,代以政府各级官阶,次第为总统、副总统、总长等。而首将花榜“开明昭著”地搬上媒体者,乃晚清文人李伯元。
自张园于1885年免费开放后,每当日头西坠,游人麇至,“青楼中之姊妹花,亦呼姨挈妹而来”{16},意在高悬艳帜、推销自己。其中“日必一至者”,有当时名校书林黛玉、陆兰芬、张书玉、金小宝。四人每至,即于园内安垲第大楼门首的圆桌旁瀹茗,“若佛氏之有四金刚守镇山门,观瞻特壮也”{17}。李伯元便在其主办的《游戏报》上戏赐“四大金刚”之名。此后,李在《游戏报》上屡开花榜,甚而为因遭战乱,由京津地区南渡而来的散花残叶特举“艳榜”。1901年1月9日的《游戏报》刊有“本馆游戏主人”(李伯元)《拟订津门劫余花选启》:
  
津门花事,向极繁盛,缛绣藻野,流脂腻川……一声鼙鼓,惊破霓裳,舞榭歌台,可怜焦土。巢燕散侣,邻莺失群,謌管不声,惟闻野哭。悲夫悲夫!间有一二流寓此间者,絮逐萍飘,黯然失色。主人拟详加品第,订为劫余花选……
  
凡上其榜者,瞬时名声播扬。如:“六马路松盛胡同谢宅,南亭亭长[李伯元别号]文燕回翔之所也。院中谢桂香者,年仅十七……辛丑八月,亭长复开艳榜,以桂香为第一人,由是声名大噪。”{18}事实上,晚清著名文人中,热衷此道者非只李一人。如孙玉声“自创《笑林报》馆,青楼中人,苟色艺有一节之可取,必极意揄扬之……枇杷门巷,多有因此而骤获芳誉者”{19}。花榜之举,不仅使上榜烟花“骤获芳誉”,亦使李伯元的《游戏报》销量猛增,更使李本人“名乃大噪”,所谓“名士名妓,相为点缀标榜,名士得名妓,而名益大,名妓得名士,而名益姚”{20}。由此可见李伯元办花榜之真意,即打开报纸销路、扩扬个人名声,以期站稳于一个科甲名分之外的生命场域。
值得注意的是:每有花榜之选,即为上海社会生活一大盛事,市民中无论有否冶游癖好,均将此视为一桩新鲜、刺激的娱乐活动来对待。而花选中的某些元素,又被衍为日常生活中的流行语。如自李为四妓品题后,坊间以“四大金刚”状人名物竟相沿成习,其中仅与文事相关的状名即有:将王韬、吴趼人、包天笑、周瘦鹃誉为“文章四大金刚”;将于右任、史量才、狄楚青、章士钊举为“沪报四大金刚”;将《申报》、《新闻报》、《时报》、《神州日报》冠为“报界四大金刚”(另将《晶报》、《金刚钻》、《罗宾汉》、《福尔摩斯》推为“报界四小金刚”)等,所举皆为名动其时的新闻、文学巨擘。1917年第一届“花国总统”在新世界游乐场开选,上海市民就像过节般趋之。而一些被邀为“评委”的社会名流,亦显郑重其事。至若“北里诸姬”,更是跃跃欲试,“几与民国之选举总统无异,可谓极一时之盛”{21}。
以今人眼光观之,花榜之举纯属无行文人媚迎低俗,不值入史。然历史并非总以一种神圣化的姿态建构自身。置之社会转型语境,加以社会心理学再省,则见:这类由文人和市民共同打造的花榜,纠结着复杂的男性社会意趣;体制外文人对科举制度及权力等级的谐仿与戏谑,以及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彼此疏离的移民社会,对群居性的社会仪式和狂欢节日的心理暗企,即如巴赫金(M.M. Bakhtin)描绘“狂欢”在中世纪欧洲的“功用”:
  
狂欢化消除了任何的封闭性,消除了相互间的轻蔑,把遥远的东西拉近,使分离的东西聚合。这就是狂欢在文学史上巨大功用之所在。{22}
  
故《游戏报》首布花榜后,居然口碑“甚佳”,被时评誉为“上海自有报纸以来,由报馆所举办的最成功的社会活动”{23}。而早期的上海移民,即是通过对此类“社会活动”的参与或借用,来感悟一个整体性的“社会”的存在。

情色乌托邦的搬演
  
且不论王韬之狂浪、李伯元之放诞、孙玉声之奢华、戚饭牛之雅致、张恂子之隐晦、包天笑之坦然,在这些文人墨客的冶游生涯中,有一种现象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即青楼娟寮不仅仅是其“文燕回翔之所”,亦是其“文思激扬之地”,且看下面一组资料:

作者[韩邦庆]常年旅居沪渎。与《申报》主笔钱忻伯何桂笙诸人暨沪上诸名士互以诗唱酬。亦尝担任《申报》撰著;顾性落拓不耐拘束……与某校书最昵,常日匿居其妆阁中。兴之所至,拾残纸秃笔,一挥万言。盖是书[《海上花列传》]即属稿于此时。{24}
   
[孙]玉声自谓:“其书[《海上繁华梦》]于当时曲院情形,堪云无微不显,读之得以胸中彻悟,知烟花之不可留恋,急思跳出迷途。……乃思此书之成,虽由阅历得来,不啻金钱所买,与他书夐乎不同。”{25}

[张春帆]阅历欢场,颇多闻见,于是酒杯块垒,绮梦莺花,写成《九尾龟》一书,借以自遣……书中主人章秋谷,即作者影子也。{26}
  
[朱瘦菊]“丰度潇洒,爱交游,多闻上海社会诙秘之事,闲辄笔之于书,作长篇小说体,名曰《歇浦潮》。”作者颇留心中下层人物琐事,空闲时常到游戏场去体验生活,见多识广……他写了《剩粉残脂录》、《此中人语》,凭着冶游所接触到的娼门生活,在这两部小说内写得更专门化了。{27}

倘若我们翻阅一下晚清民初文人的小说、笔记,即可进一步印证:沪上的秦楼楚馆乃其结构文本的经验世界。姚燮言其《苦海航乐府》的缘起,乃因“尝为狭邪游……屡欲著之辞以为世惩,而未果,今来游沪,沪之堂名,其蛊人尤甚于他方……因著《沁园春》词一百有八阕,以当晨钟百八,唤醒痴聋。”{28}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中,四马路、宝善街一带的尚仁里、西荟芳里、东合兴里等曲院深巷,乃故事赖以展开的空间背景。邹弢自述《海上尘天影》的“缘根”乃“沅芷湘兰涕泪深,惜花痴心少知音。小窗自试凌云笔,替写群芳一片心”{29}。李伯元的《海天鸿雪记》借花场品评世态人心,“统观是书前后,其谋篇立意也如此,其敷词被文也如彼,殆非深造有得者,不能与于是也”{30}。吴趼人的《胡宝玉》(后由汪惟父易名《上海三十年艳迹》,收入《我佛山人笔记四种》),对上海各路烟花的色艺品行详加品第。曾朴的《孽海花》,以晚清名臣洪钧(金雯青)和名妓赛金花(傅彩云)为主线人物,于对晚清国势社情的推演中,牵扯出彼时官场、夷场、欢场中的众生相。即便是那些冠名“社会小说”的民初作品,亦“倾向于妓院、歌场的描写”{31}。至于此一时期的书报刊上,一些文人墨客题咏娟妓之诗更不计其数,试录三则以观:
  
千个里名万个堂,日斜楼上尽新妆。妆成不是支颐望,便倚栏杆待阮郎。{32}
一掐檀痕便有情,佳名艳羡唤先生。如何未嫁浮梁贾,也觉琵琶带冤声。{33}
可怜士族女如花,彩凤谁教伴老鸦。辱没书香好门第,游蜂浪蝶摘残葩。{34}
  
若将这些作品作一细观,则见其蕴涵之繁杂,决非取一个简单的“道德立场”即能绳之——其中,冶游陋风与情爱幻想互相交织、身体欲望与家国政治纠缠不休,一如陈灨一品评民初作家毕倚虹的《人间地狱》:“是书虽以海上娟家为背景,以三五名士美人为线索,于此简单背景小小线索中,已能窥见民国中社会家国之变,人心风俗之   ”{35}。试将三部同以“海上”题名的晚清名著作一简析:
在《海上尘天影》中,坠落平康的苏韵兰(即汪瑗),似被抽去了作为男性欲望对象的身份性征,而被敷上了一层现代“佳人”的理想光环:除老套的守身如玉(其时“书寓”的规矩是卖艺不卖身)、重情重义及设社吟诗、饮酒行令等德艺外,她还负经济才,擅管理(打理绮香园等),甚至热心女性教育,拟设女子义塾。较之那些供奉在男性的“诗情画意”里的传统性灵“佳人”,其形象多了一份欲于社会体现价值的“尘俗”。小说虽袭仿《红楼梦》,把绮香园当作了大观园,然亦不难从中见出时代变局与社会转型,在彼时男性作家“女性观”上的投影。与前者的“溢美”不同,“寓教于恶”的《海上繁华梦》,虽曰披揭妓恶、警醒痴迷——书中自溺花丛的纨绔子杜少牧,正是在其同窗好友谢幼安的劝导下,幡然醒悟,斩断孽缘。然吊诡的是,承担着“良友”角色的谢幼安,最终却是在被其视为孽海的妓家寻到了真情:当其遇见吐属优雅、清高绝尘的女校书桂天香时,顿生救赎之念,经累试其心,终于娶回,而桂氏果不负其所期,终以死相侍。于此,卫道意识与情色幻想互相纠缠,救赎壮心与欲望背影彼此叠映,折射出晚清一代文人试图投身“人欲”、品尝“浪漫”甚或寻觅“知己”,却又反复加以自我澄清的复杂心理。而于“溢美”与“溢恶”两端走出一条“近真”通途的《海上花列传》,则一改“名士—名妓”的叙事老套,聚焦于近代都市的“绅商—名妓”新阈。在这部以青楼为叙事框架的小说里,鲜见诲淫诲盗的“狭邪”通义,却多见一个常人情色世界的搬演(或扮演)——书中众多“倌人”与其“恩客”之间一对一的稳定关系,恍在上演一部都市男女的聚散离合及其情事恩怨。这种相对稳定的两性关系及其情感演绎,不仅改写了仅逞一时之欲的狎客形象,亦在一定程度上,虚化了“婊子无情”这一公认的职业定语(即如书中妓女黄翠凤诈其恩客罗子富一事,我们亦能在今天的常人世界里找到它的“当代场景”)。流寓海外的张爱玲曾穷十年时间两译此书,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主题其实是禁果的果园”{36}——“禁果”者,自由恋爱也。故“搬演”的背后,实乃一个男女禁隔的中国。试援一例互参:1879年9 月21日的《申报》,登载了一篇题为《论男女无耻》的文章,云:“小家壁玉,年甫破瓜[十六岁],假佣趁[作佣]之名来上海,以自选婿者,渐染既久,父母不能拘束,夫家不能迎娶者,更为风俗之害矣。”于此见出:即如当时西风甚炽的上海租界,婚恋自主仍被其内的华人社会视为怪物,既不容于“伦理道德”,亦见悖于“社会舆论”。而青楼大约算得在男女大防的社会秩序与叙事伦理内,唯一可供两性直接接触、自由交往的合法性场域了。故“搬演”实乃一种“情不自禁”的时空错乱。
事实上,无论是“溢美”、“溢恶”抑或“近真”,在这三部“不由正道”的晚清小说里,均可见出一定程度的“搬演”,亦即言说者借一特定场域,来表达某种并非属于“场内”的政治、道德、情感意属。邹弢在《海上尘天影缘根》一文中云:
  
泰西各国,无节孝贞烈之说,而男女以正,婚姻以时,罕闻有杀奸之事。中国男尊于女,设立礼节之防,而淫杀犯上,迨不问。盖轻重违则政不平,政不平则心不治。欲强至爱为不爱,遂生乱阶。故吾谓男女饮食,虽是郑卫之风,亦属性中所固有。任其相悦,自畅其天,不可强遏以生杀念……所以男女之私,无论违礼合礼,皆天赋之原。爱之深则亲之切,不足怪也,亦不必防也。{37}
  
显然,他作《海上尘天影》时,将理想中的“男女之私”作了别移。由此,在晚清上海,当公共化的妓院代替私密的后花园,成为新一代“情色乌托邦”的营构之地时,不单是传统的浪漫故事在被改写,即便是妓院本身,亦偏离了“淫窟”这一历史本义,成了一种“被挪用的时空”,抑或一个藉“恶”开新的社会场域。{38}
    
 “三楼”文化与士风相因

晚清民初上海青楼之繁盛,成了这座城市灯红酒绿的标志之一。有学者指出造成此种畸形现象的人类学与社会学原因:当时来沪移民,以单身男性为多,男女性别落差近3:1,{39}由此造成租界人口性别严重失调。而租界当局则视妓业为财源而不加取缔,遂使“女闾成市”。就一般情况而言,上述分析自然不错。但需补充的是,文人与妓家关系之密切,并非完全缘于洋场生态,而多半出自“记忆”。陶慕宁在《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指出:
  
狎妓冶游,选艳征歌,是中世纪士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宫高捷,仕路亨通,要向妓女们炫耀;宦途堰蹇,怫郁不舒,也要到妓女们那里排遣。其间那种浅斟低唱、莺语间关的氛围确有荡涤利禄,排愁遣闷的审美功能……于是记载妓女们的色艺性情,缅怀这类风流韵事的诗文笔记便应运而生,再往后,更出现了专事描写青楼生活的小说戏曲。{40}
  
中国的青楼史,或可溯至春秋时代齐相管仲“设女闾”,而文人与青楼的“蜜月史”则当始于唐代。在收录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唐人吟咏的《全唐诗》中,有关声妓的篇章即达二千余首。《全唐诗》还录有二十一名妓女所作诗篇共一百三十六首。{41}而唐人小说、笔记中有关青楼韵事、妓女才情的记载更是随处可见。这种咏妓现象的兴盛,显然与唐代的社会经济、宗社伦理、科举制度与士林风气有着莫大关系。鲁迅在分析晚清狭邪小说的历史成因时曾言:“唐人登科后,交作冶游,习俗相沿,以为佳话。”{42}故在传统中国,尽管正统伦理一再强调士人修身养性以正品行,为赴治国平天下之宏业。但历史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关于文人与青楼女子之间的“佳话”。分析起来,造成传统文人与青楼关系密切的主要原因不外五种:
一是以科举为中心的国家取才制度,乃传统士人腾跃龙门的唯一跳板。士子一朝金榜题名,即刻万流仰慕。此种社会殊荣,足使一大批中式士人飘飘然,于是纵酒狎妓、一掷千金,渐成一种竞相夸尚的群体行为。二是从心理学观之,这些莘莘学子焚膏继晷、鏖战科场,遂将各种本能抑之最低限度,一旦得中,各种欲望纷至沓来,而最能满足诸种欲望者,无过于青楼。三是,与前两者相反,一些仕途蹇滞者亦流连青楼,他们除了能在那些沦落风尘,却身怀才艺的青楼女子前展示才子风流,另构自我价值外,还可找到“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慰藉。四是宗社伦理与权场规则。阀阅之家、簪缨之族选登新科者通婚,乃宗社及权场惯例。这种以稳固、强化权势为核心的“门当户对”婚姻,自然会造成无数貌合神离之“功利夫妻”。唐代名宦(如白居易、房玄龄)中多夫妻琴瑟不谐者,即是这种权力联姻的苦果。而在青楼中,这些入彀士人与妓女,因双方均无须承担宗社、权场压力,反使两性关系演绎出了某种“理想色彩”。五是当时青楼女子的“文化修养”,颇合文士的性灵渴求。这些风尘女子,是当时唯一能够游离男权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闺训”、“妇道”的女性群体,女性才智遂以一种畸形方式得以展现。唐代长安的青楼集中地平康里,内中声妓多隶籍教坊,能歌善舞、会诗擅赋者不在少数,善能激发文人的生命活力和才智。{43}陈寅恪曾在《柳如是别传》中,言及晚明江南青楼名姝的才艺及其成因:
  
河东君[柳如是号]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复社、几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诗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44}
  
故传统士人盘桓青楼,与其他“三民”有所不同,单纯的性交易往往不是主要内容。于是,青楼遂成士大夫阶层藉以卸脱科举重压、逃逸宗社秩序、填补性灵缺失,乃至发展个人才智,外构文人价值的另类社会场域。
明中叶以降,江南一带经济繁盛,导致了文人的交游方式和交往空间新变。一方面,因科举管道壅塞,造成文人不得不另寻价值实现之途,遂使负载另类生命意义的游风更炽。另者,明清商业城市飞速发展,推动了文人“城居,以便交际”{45}——城市往来人员众多,除有利于“友天下士”外,且易经营更大的社会名声。台湾学者王鸿泰在《侠少之游:明清士人的城市交游与尚侠风气》一文中指出:“这种声名的征逐,我们可以说是个人社会‘身份’的营造或追求,即个人借由投入此种社交场域中,在其互动过程取得一种社会身份,由此来确认其个人之存在,就像借由科举考试,经过国家体制的审核,而给予个人特定的身份一般,而这背后实为新的价值系统的建构。”{46}而作为传统商业城市繁华表征的“三楼”(茶楼、酒楼、青楼),乃高度流动的商业社会之驻足点。文人在城市中的交游活动,亦多假“三楼”进行。他们于此倡饮唱和、调弦度曲、选伎征歌,甚或“扺掌雄谈”、批评时政,因之营造出一个逸离仕途正道的“艺林”,甚或一个廊庙之外的“公共领域”(关于后者,当另文专论)。故文人与“三楼”互为依托、相为表里,在文化层面上构成了一种相得益彰的互文关系。事实上,在明清社会,科举文化与“三楼”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形构了士夫文化之两端——科场乃士人竞逐功名之地,“三楼”乃文人斗巧矜长、侪流标榜、追求价值认同和寄附群体情怀的交谊之所。明清之际秦淮河畔,江南贡院与秦楼楚馆仅一水之隔,构成了两个富于象征意味的社会人文场域:一为科举正道,一为“制艺”之场,两者各自衍生出不同的文化形式和社会价值,然两者又同构了一个完整的士大夫文化体系。
此种“士风”代代相因,及至晚清民初。晚清文人王韬之所谓“刻烛飞觞,联诗击钵……看花利涉之桥,买笑莫愁之市”;{47}民初文人包天笑之“所谓[北京]士大夫也者,歌舞承平,扢扬风雅,载酒看花,赋诗听曲”{48}等,说的都是此风余绪。否则,我们很难相信:倘若得不到“传统”的支持,开埠初期的王韬,“士”的身份意识如此强烈,竟能无所顾忌地偕友出入声色场所。而晚清作家欧阳鉅源,在一篇论及文人冶游与文学生产之关系的文章中,开口“易曰”、“孟子曰”、“袁随园[袁枚]驳之曰”,{49}即可见其“理论资源”的来源。
上海开埠,导致了大范围的社会交往和人员流动,大量常设性的公共消费场所应运而生。
早期租界的繁荣,即以四马路上传统“三楼”的兴盛为表征。位于该路上的青莲阁(茶楼)、一品香(由国人开设的“番菜馆”)、荟芳里(“长三”聚处)等消费场所,虽添进了若干西方元素,然其运载的基本文化形态,却不脱江南城镇生活之特点。故传统“三楼”,在早期上海租界的华人移民群中,发挥了一种不可替代的“社会整合”功能,它将一批批来自传统中国的“陌生人”,聚合于他们共同熟悉的空间,并藉此建立起了新的社会关系网络。
虽则新关系之建构,并非一定得假“三楼”,但传统“三楼”在早期上海社会生活中的独特功能,则是毋容置疑的。如茶楼,“夫别处茶室之设,不过涤烦解渴,聚语消闲。而沪上为宾主酬应之区、士女游观之所”{50};如青楼,“上海那时的风气,以吃花酒为交际之方,有许多寓公名流,多流连于此”{51}。“[其时]谈商业是吃花酒,宴友朋是吃花酒,甚而至于谋革命的也是吃花酒。”{52}自然,“三楼”仅为表征,同属的还有戏馆:“凡举会请客者咸邀入戏馆,利其便也。”{53}又有烟馆:“华其居,丽其设,精其器,工其烟……是以文人巨贾或论诗文,或谈交易,是借烟以畅叙幽情也。”{54}于此可见:近代上海社交对传统空间资源之借用。
对一批早期居沪文人而言,传统“三楼”不仅是其缔结关系网络、建构文人社群的重要载体,亦为其排遣转型期苦闷、维系士大夫传统、缓释“身份焦虑”的精神过渡地带。第一代卷入中国近代城市化运动的士人王韬,即曾经历了一场难熬的心理蜕变:
  
迩来蹈踪晦迹,久不谈诗,惟是结习未忘,闲性偶寄,或携朋小饮,或招友剧谭,佯狂乎市廛之上,溷辱于沽屠之间,要不过驰聘于权场酒地,消闲于瓯茗垆香,医刘伶之癖,补陆羽之经,为愁城中特辟生趣而已。{55}
  
若将《王韬日记》(1858—1862)中涉及的城市地点及其活动方式略加分析,即一目了然:这批早期居沪文人,在经历知识结构和谋生方式转型的同时,亦假托“三楼”,将传统士风(以江南士风为主)原封不动地搬进了租界社会。1905年科举废后,作为政治结构补充(官僚后备队)的士大夫断了根,但作为一种文化记忆或生活习性,“三楼”情结依然留存于清末民初沪上文人的社交活动。其中青楼一项,因其历史、文化渊源,尤与文人社交相得益彰。流风所及,决非止于“旧派文人”。

乌托邦的终结:空间交替与士风更易
  
但在民初以降的上海,这种冶风根系的社会、文化生态已呈水土流失之势:
一是,“新女性”的崛起,导致了青楼文化的衰落。
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以女性普遍走出旧家庭——即脱离男权社会“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礼记·丧服·子夏传》)的“三从”命运,走向现代社会的分工体系和公共舞台,成为独立、有尊严的新女性为其历史路径。然吊诡的是:在晚清民初上海,此路向经历了一个由妓家而至良家,由底层而至上层,由边缘而至中心的复杂过程。租界的社体与西俗,为女性参与公共空间提供了条件与示范,但对长期受男女大防之规约,稍有身份的中国女性而言,这仍然是一种危险的逾越。而生活在租界里的校书、长三等高级妓女,本即游离正统伦理之外的“边缘人”,因此,她们成了“开风气者”。如在茶馆:“自创为事事讲究之茶馆,然后妓馆一流人,每于饭罢空闲,挈伴偕临,借以消遣,欲茶欲烟,随心所好。”{56}又如在戏园:“戏文有彩最难抛,名妓台前影已交。远盼两廊多认识,佳人身上挂香包。”{57}踵后者乃作俑女性:“侍儿心性爱风华,奔走街头笑未暇。寄语阿郎来订约,松风阁上一回茶。”{58}继后是小户人家妇女欲遮还羞地潜入娱场:“荆钗裙布越风流,独步城隅秉烛游。扮作女堂倌样子,好听花鼓上茶楼。”{59}风气所趋,使“居家者欲求保全之策,而几几不可得矣”{60}。然这种滋生于城市生活底层的伦理新变,并未得到上层知识者的“文化正当性”认可,亦未获得足以建构女性尊严的职业资源,故不能真正撼动一个整体性的“女界”。1915年,包天笑办《小说大观》,欲载“时装仕女”照片,但“要向那班闺秀名媛去索取照片,休得问津。从前我办《妇女时报》,也只有几位开通的女士们,方肯取出照片来……那些深闭固拒的太太小姐们,好像凡是正派的女子,都不能以色相示人。”{61}结果只得转向妓家索取。这亦是晚清民初文人建构其“叙事伦理”的社会背景。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一场由知识精英发起的以“自我解放”为诉求的思想启蒙运动,其首要的攻击目标即是传统伦理。1919年4月15日发刊的《新青年》(六卷四号),登载了一篇署名杨潮声,题曰《男女社交公开》的文章,发出“破除男女界域,增进男女人格”的亮声,将矛头直指“男女大防”的社会规训。而此时期引进的易卜生名剧《玩偶之家》,则向被启蒙者提供了一个“出走”的范例,遂使一大批知识女性上演了一场“娜拉集体出走”的壮剧。这场声势浩大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因知识精英的担纲和知识女性的介入而获得一种圣洁光彩。然当其在推动“男女平权”、“男女社交公开”、“婚恋自主”等新观念付诸社会实践时,亦暴露出其仅“靠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林毓生语)的局限。从一开始,这场在观念层面推动的“出走”运动,即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它与试图走向的那个“社会”是脱节的。由此带来的心理落差,可见诸当时一批女性作家的作品,如庐隐的《海滨故人》、《或人的悲哀》,冯沅君的《隔绝》,以及鲁迅的《伤逝》。而鲁迅于1923年发表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则对这场充满了乐观精神的“出走”,表达了深重的质疑:这些出走的新青年,虽在名义上获得了社交公开权和婚恋自主权,但因缺少一个相应的“社会”作为载体,终不免堕落或“归去来兮”。
民初以降的上海,一方面承受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思想洗礼,另一方面则利用一个“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不仅为转型中国提供了一个“可以触摸与感知的现代”{62},亦为女性走向社会提供了相对丰富的职业资源。自1920年代初始,随着一大批“时代新女性”——影星殷明珠、张织云、杨耐梅、胡蝶、阮玲玉,体育明星杨秀琼,作家丁玲,企业家董竹君,交际名媛唐瑛,公司职员“康克令小姐”等,相继走进城市的职业空间和公共舞台,并成为新的市民偶像,妓家文化遂吿淡出“前台”。1926年8月,在当年第一届“花国总统”竞选之地新世界游乐场,举办了一次规模盛大的电影博览会,博览会上选出了中国第一位“电影皇后”张织云。“新女性”虽不脱男性社会之“观看”,却亦标示着社会、文化中一种藉“恶”开新机制的易位,及一个正处于不断建构中的市民社会,在价值观上的自我调适与更新。
二是,城市空间的新变,致传统“三楼”失去了其作为士大夫风雅载体的昔日光华。
就中国知识者转型的社会大背景而言,“三楼”文化之褪色,除新观念的冲击外,亦因文人在进入现代城市社会的分工体系后,已不再享有科举时代“惟士为上”的等级殊荣,其作为四民之首引领社会风尚的“附加值”亦随之消散。现代人文知识者的主要生存、活动空间归于学校与媒体,并通过思想文化的生产潜移默化社会。明末党社“胜流”与江南声妓那种挈领时尚、耸动社会生活的风景不复再演。但从文人在城市中的社交生态观之,则不能不说:交往载体的新变(类指公园、书店、咖啡馆、影院、大饭店等新功能设施在城市生活中的泛化),乃是将中国文人析离“三楼”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空间决非一种外观现代性的浮饰,作为一种社会有机体,它负载着特定的历史、文化语义:它“允许某些行为发生,暗示另一些行为,但同时禁止其他一些行为”,“因而不能降格成为某种简单的物体”{63}。易言之,新空间在生产新的物性体验的同时,亦在生产新的社会仪式,乃至新的社会心理。1927年,在沪新文学作家郑振铎作《影戏院与“舞台”》一文,阐述了其在经历这种“现代性的空间化”过程时的复杂心态:“在这些影戏院中,规则与秩序当是维持得很好,清洁与安逸也能充分的注意……由这种影戏院中,颇可使上海居民受到了向所不曾习惯的团体生活(即公共生活——引者)与娱乐的规则。”而返观“舞台”,“使你觉得十分的难过的便是一般的观众了。他们随时的吐痰,吃东西,随时的高声的谈话,随时的进进出出,一点秩序也没有”。他由此感叹:“这并不是我们生来多伤感……这种伤感,也并不是那一班浅薄无聊的都市咒骂者的‘都市是万恶之源’一类的伤感……我们之伤感,乃是半由民族的感情而生,半由察觉了那两种绝异的东西文明之不同而生。”{64}由是,“影戏院”成了一个复杂的能指:当新空间——这些都市新贵在逞其“物”的强势甚或“殖民性”的同时,亦带来了一种国人未曾有过的与“物”相偕的“公共意识”。
实事上,这种空间体悟,已见诸晚清小说。如《海上繁华梦》第一回叙:“租界地面禁令极多。例如沿途不准便溺,当街不准晒衣,午后不准倾倒垃圾,夜深不准酗酒高歌,比不得我们苏州地面,可以事事随便。”《海上尘天影》第十回,则将这种物与规则的优势,上升到一种空间政治:“兰生同松风[前者侍仆]步入[县]城中,觉得地面污秽隘窄,与城外[租界]有天渊之别,窃笑中国人不能振作。”而洪深作于1935年的《大饭店》,则向我们提示了新空间杜绝“公开”挟妓的新秩序——虽非名至实归,却亦表达了一种价值取向。这种建基于个人身体和心理体验的空间经验,无疑更为内在地影响了文人的空间皈依,并不断地被转化为一种用以建构“现代”身份的物质、文化资源。
1921年,因小说《广陵潮》走红的李涵秋,应《时报》馆经理狄楚青邀,赴沪任副刊《小时报》主编,郑逸梅记:

既抵大东旅社(应为东亚旅馆——引者)……甫入电梯间,涵秋语平子[狄楚青]:“这屋太小,不能起居的。”平子等匿笑,告以此为电梯,无非代步上楼,涵秋始知失言,未免愧赧,[钱]芥尘急说他语,相与登楼谈笑。旅社房间,地板光洁可鉴,涵秋却吸水烟,烟烬着地,留有焦痕,社役止之,他很不惯常,平子为其另赁云南路安康里楼室,作安砚之地。{65}
  
其中,叙述者一种据有“新文明”的心理自觉是显在的。事实上,新空间及其包孕的价值意蕴,在当时居沪文人的心理内层,潜构了一个逸出“立场”、“主义”、“新旧”界分的“城市共同体”——1930年代生活在上海的左翼作家叶紫,经济状况几近赤贫,亦不免戏称初到上海的萧军为“阿木林”{66},盖因其一种“见世面”和据有“新文明”的潜意识使然。而茅盾在《子夜》中关于都市空间的“双重话语”,则差点颠覆了作家秉持的意识形态立场。由是,围绕着新空间而起的阶级、民族话语虽炽,却未稍减其时文人(包括阶级、民族主义话语的生产者)对新空间的参与,及从中寻找身份认同并建构关系网络的热情。
民初以降,沪上文人聚会,虽仍保留着“饮馔合群”之传统,但大多摒弃了拈题斗韵、载酒看花之老套,而代之以更接近于“沙龙”的谈会形式。四马路的会乐里(乃民国上海青楼之最)蓄妓八百,但随着书寓制度的败坏,早已失去了昔日秦淮河畔的“风清月白”和作为文人聚会、制艺场所的“文化功能”。随着城市新空间的增长和敞开,青楼最终失去了其在严苛的“男女大防”的社会伦理秩序内,作为唯一可供两性直接接触、自由交往空间的优势地位。文人亦大可不必藉此场域经营情色乌托邦,“因为其他的公共场所,从剧场到医院,从沙龙到学校,皆可为‘自由’恋爱的地点”{67}。旧时冶风虽在新旧两派文人的交往活动中一息尚存,但毕竟已难入文人文化主流。至于风气更易对文学的影响,则如张爱玲所言:“北伐[1926]后……写妓院的小说忽然过了时,一扫而空。”{68}历史虽非张氏说的那样斩钉截铁,但文学的“风貌”为之一变,亦乃事实。

{1} 欧阳鉅源《新上海传奇·观赛》,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11页。张园乃晚清上海最大的向公众开放的私家园林。1885年开放,1918年园废。
{2} 王韬《瀛壖杂志》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1页。
{3} 李伯元《海天鸿雪记》,世界繁华报馆1904年印行,第1页。
{4} 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1页。
{5} 同上,第165—166页。
{6} 同上,第167页。
{7} 转引自袁进《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页。
{8} 郑逸梅《南亭亭长之与安垲第》,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第22—23页。
{9} 蒋瑞藻《小说考证》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16页。
{10}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篇》,香港大华出版社1973年版,第47页。
{11} 严芙孙等《民国旧派小说名家小史》,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第579页。
{12} 同上,第563页。
{13} 孙家振(孙玉声)《退醒庐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14} 在1850年代,王韬与同在墨海书馆供职的蒋敦复、李善兰,并称“沪上三狂士”。
{15} 见陈伯熙编著《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07页。
{16} 孙家振(孙玉声)《退醒庐笔记》,第86页。
{17} 同上,第86页。
{18} 思绮斋《花史》,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第521页。  
{19} 蒋瑞藻《小说考证》下,第416页。
{20} 雾里看花客(钱昕伯)《真正老林黛玉》,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第519页。
{21} 陈伯熙编著《上海轶事大观》,第407页。
{22} [前苏联]米·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玲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90页。
{23} 见马光仁《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页。
{24} 原文出自颠公《〈海上花列传〉之著作者》,见胡适《海上花列传序》,载韩邦庆《海上花列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25} 郑逸梅《近代名人丛话》,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38页。
{26} 严芙孙等《民国旧派小说名家小史》,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第562—563页。
{27} 同上,第284页。
{28} 转引自袁进《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第215页。
{29} 梁溪潇湘馆侍者(邹弢)《海上尘天影缘根·寄幽贞馆主人书》,梁溪司香旧尉编《海上尘天影》,清光绪三十年(1904)石印本。
{30} 茂苑惜秋生(欧阳鉅源)《海天鸿雪记》序,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第239页。
{31} 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第302页。
{32} 卧云山人题《洋场诗二十首》,载《上海新报》,1872年3月6日。
{33} 葛元熙《沪游杂记》卷三,郑祖安标点,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46页。
{34} 古吴诂经室主《感怀四律》,载《申报》,1972年11月28日。
{35} 转引自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第287页。
{36} 张爱玲《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载台北《联合报·联合副刊》,1983年10月1-2日。
{37} 梁溪潇湘馆侍者(邹弢)《海上尘天影缘根·寄幽贞馆主人书》,梁溪司香旧尉编《海上尘天影》。
{38} 关于“恶”的历史杠杆作用,恩格斯作过精彩辩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3页。
{39}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2页。
{40} 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41} 同上,第7页。
{4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清之狭邪小说》,《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6页。
{43} 参见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第7页,第20页。
{44}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75页。
{45} 原出赵郡西园老人口授,孙尚絅补撰《南湖旧话录》,《笔记小说大观》43编6册,台北新兴书局1962版,第123页。转引自王鸿泰《侠少之游:明清士人的城市交游与尚侠风气》,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页。
{46} 王鸿泰《侠少之游:明清士人的城市交游与尚侠风气》,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第117页。
{47} 王韬《弢园尺牍》卷一,李毓澍主编《弢园尺牍  不得已》(合订本),台湾大通书局印行,第25—26页。
{48}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第4页。
{49} 见茂苑惜秋生(欧阳鉅源)《海天鸿雪记》序,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第238页。
{50} 池志瀓《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页。
{51}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359页。
{52}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篇》,第47页。
{53} 华友来稿《劝演正戏说》,载《上海新报》,1872年2月17日。
{54} 无事未闲居主识《烟馆说》,载《申报》,1872年6月15日。
{55} 王韬《与所亲杨茂才》,《弢园尺牍》卷二,李毓澍主编《弢园尺牍  不得已》(合订本),第51页。
{56} 《洋场妇女出入烟馆茶楼说》,载《申报》,1885年1月9日。
{57} 松江养廉馆主《上海茶园竹枝词》,载《申报》,1874年2月5日。
{58} 苕溪洛如花馆主人未定草《春申浦竹枝词》,载《申报》,1874年11月5日。
{59}  泾左碌碌闲人《沪上游女竹枝词》,载《申报》,1872年10月18日。
{60} 《书禁革浇风示后》,载《申报》,1885年8月9日。
{61}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378页。
{62} 叶诚生《“越轨”的现代性:民初小说与叙事新伦理》,《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
{63}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Wiley-Blackwell Ltd. 1992, p.73, p.85.列菲弗尔的空间理论乃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批判,此处作为分析工具用。笔者认为:应辩证地看待“现代性”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历史地位。我们不必为了赶上“后现代”再次匆匆割断历史,致学术思维始终在两个极端之间摆荡。
{64} 郑振铎《影戏院与“舞台”》,余之、程新国主编《旧上海风景录》下集,文汇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第19页。
{65} 郑逸梅《清末民初文坛轶事》,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49页。包天笑亦有相同描叙,见《钏影楼回忆录续编》,第60页。
{66} 见薛绥之等《中国现代文学史话》,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28—129页。
{67} [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
{73} 张爱玲《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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