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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茶花女遗事》与清末民初的言情小说(张 治)

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经过
  
自19世纪末至1920年代,林纾(1852-1924)这位完全不懂外语的福建文人,以古文家的擅场,借助他人的口译,笔述了大量文词洗练、叙事生动的外国小说,受到举国之瞩目,可说是形成了一个“林译小说”的时代。“林译小说”的总数,包括生前发表的和未刊手稿,大约有一百九十种左右。其中出现最早,也是影响最大的一部,就是《巴黎茶花女遗事》。
《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1848)的原作者,亚历山大·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1824-1895),是作家大仲马与邻家女裁缝所生的私生子,幼年家庭不幸,生父不肯承认。他亲见大仲马之诸多桃色事件,故其小说多写婚姻之神圣,爱情之高尚,反对不道德的男女关系。但是《茶花女》这个小说的素材和小仲马的一段爱情经历有关,小仲马恋上一位交际花,对方因生计所困而不得不仍盘旋于富人之间,小仲马与之绝交,后得知其病逝的消息。小说写从农村到巴黎来的姑娘玛格丽特做了妓女①,出入社交场合时常佩戴一枝白色茶花,遂得茶花女的外号,她与富家青年阿尔芒相爱,遭到社会各方面(包括阿尔芒父亲)的反对与诽谤,不得不离开阿尔芒,后者在误解中羞辱玛格丽特,她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小说的写法,是以第一人称叙事者的眼光,在玛格丽特死后的财产拍卖会上,买到见证其与阿尔芒爱情的一件遗物,此后寻访阿尔芒,从其口中听闻整个故事(仍为第一人称叙事,主人公变成阿尔芒)。最后一部分,谈到阿尔芒与玛格丽特绝交后玛格丽特生病到去世前的经历,则是采用了玛格丽特的日记(第一人称的叙事人成了玛格丽特)以及玛格丽特女友写给阿尔芒的书信(日记之中也夹杂着书信)。这就是《茶花女》原作的基本内容和叙事结构。
林纾为什么会翻译这部小说呢?黄濬记载第一部林译小说问世的始末:

世但知畏庐先生以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始得名,不知启导之者,魏季渚先生瀚也。季渚先生瑰迹耆年,近世所无。时主马江船政局工程处,与畏庐狎。一日,季渚告以法国小说甚佳,欲使译之。畏庐谢不能,再三强,乃曰:“须请我游鼓山乃可。”季渚慨诺,买舟游,载王子仁先生寿昌并往。强使口授而林笔译之。译成,林署“冷红生”,子仁署“晓斋”。初以问世,不敢用真姓名也。事在光绪丙申丁酉间。②

“光绪丙申丁酉间”指1897年前后。考林纾于1882年以“补弟子员”的身份领乡荐中举人,此后得以结识福州的士林人物,其中多有出自福建船政学堂的,比如高而谦、魏瀚、王寿昌等。魏瀚系前学堂制造毕业第一届学生,身列首批海军留学生中,郭嵩焘日记中记述陈季同、罗丰禄二人对留学生才具的评价,以为魏瀚论教导之才可居首位,堪任总教习,并可负责监造兵船,留法期间兼学法律,为获西方法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人。回国即出任马尾船政局工程处总司制造,曾组织研制多艘舰艇。然而甲午以后,马尾船政局经费短缺,制造任务稀少,且有人传言魏瀚贪污。至1899年秋,魏瀚接受张之洞邀约,离开福建。由此可知,在此之前的几年中,这位正值中年、富于才干的新学人物,处于难以伸展本领的境况。正如陈季同在官场生涯中长期受到排挤遂转向文学翻译一样,魏瀚这时也有了闲暇工夫,与友人谈论法国小说。邱炜萲《客云庐小说话》卷三:

林先生固于西文未尝从事,惟玩索译本,默印心中。暇复暱近省中船政学堂学生及西儒之谙华语者,与之质西书疑义……又闻先生宿昔持论,谓欲开中国之民智,道在多译有关政治思想之小说始,故尝与通译友人魏君、王君、取法皇拿破仑第一、德相俾士麦克全传属稿。草创未定,而《茶花女遗事》反于无意中得先成书,非先生志也。(按魏、王两君通法文,以上所言拿破仑、俾士麦克,茶花女之原书,则皆法文云。)③

若邱氏所言可信,则林纾在着手翻译《茶花女》之前,就早已对于西方的文史及小说产生兴趣。面对魏瀚的劝说而“谢不能”者,原因在于“断尽支那荡子肠”的《茶花女》中缠绵悱恻的主题“非先生志也”。林纾的怀抱,在于引介西方的政治思想小说来教育民众,他此时还作有《闽中新乐府》,是1897年底由魏瀚资助刊行的,诗集包括了三十二首以激烈的言辞谈论时事的作品,魏瀚在序言中将之与白居易的讽喻诗相提并论,显然也是深知林纾志趣的。“于西文未尝从事”的林纾此时走上翻译的道路,固然与他平时的交游、阅读活动有直接关系,可是先得以成书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却也许算不上是足以代表他本人翻译目的和趣旨的一部作品。
然而,即便如此,《茶花女》翻译得满纸深情,能够风靡全国,自然又有与笔述者内心世界相谐应的地方。查林纾母亲逝世于1895年底,妻子刘琼姿于1897年夏病逝,此时其心境,正是悲愁抑郁不得发舒的时候。1905年,林纾与魏易在北京合译足本的《迦茵小传》,他在卷首题写了一首《买陂塘》,词序中回忆起当年翻译《茶花女》的情形。词中有“篆纹死后依然活,无奈画帘中梗”,分明还是悼念亡妻的口吻。根据他人转述,王寿昌对他说:“吾请与子译一书,子可以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中国,不胜于蹙额对坐耶?”④
王寿昌(1864-1926)系前学堂制造毕业第三届学生,1885年赴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法律,归国任福建船政学堂法文教习,民国后任福建交涉司长。此时期他也处于较为清闲的生活状态,故而乐于此事。他颇有文才,有《晓斋遗稿》(诗集、文集、笔记)传世,其作品被陈衍选入《近代诗钞》,两个女儿也皆工诗词。王寿昌的文学修养,自然有助于口译中语感传达效果和情节张弛节奏的把握。《巴黎茶花女遗事》序中说:“晓斋主人归自巴黎,与冷红生谈,巴黎小说家均出自名手。生请述之。主人因道仲马父子于巴黎最知名,《茶花女马克格尼尔遗事》尤为小仲马极笔。暇辄述以授冷红生。”
1899年正月,魏瀚出资刊行了《巴黎茶花女遗事》,乃出自当时福州最著名的书坊主人兼雕版良工吴玉田之椠刻,可说是见证着明清以来鼎盛一时的福建书业之最后辉煌。但真正使得“林译小说”不胫而走、风行全国的,是同年夏天,上海报人汪康年通过林纾友人高梦旦帮助获得了小说版权的转让,以“素隐书屋”的名义,托《昌言报》馆出版了《巴黎茶花女遗事》的铅印本,以后几年里出现了几种报刊连载和单行本;而汪康年等人为宣传此书所刊载的系列广告,终于也使得“冷红生”的真实身份暴露。自第二部翻译小说《黑奴吁天录》始,林纾放弃了原本更文人化的笔名,而以本名题署。
林译《茶花女》,保持了原作的叙事结构特点。三个人物的第一人称叙事的转换,全都保留了下来,没有改成中国传统小说的第三人称。不过,林纾在笔述时,将头一个叙事人当成了小仲马本人,故而在译述这个“我”讲的故事时,前面冠以“小仲马曰”等字。

小仲马曰:凡成一书,必详审本人性情,描画始肖;犹之欲成一国之书,必先习其国语也。今余所记书中人之事,为时未久,特先以笔墨渲染,使人人均悉事系纪实。虽书中最关系之人,不幸夭死,而余人咸在,可资以证。此事始在巴黎,观书者试问巴黎之人,匪无不知,然非余亦不能尽举其纤悉之事;盖余有所受而然也。

这一段话,是脍炙人口的著名小说开篇。我们看看后来王振孙先生忠实于原著的译作:

我认为只有在深入地研究了人以后,才能创造人物,就像要讲一种语言就得先认真学习这种语言一样。
既然我还没到能够创造的年龄,那就只好满足于平铺直叙了。
因此,我请读者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故事中所有的人物,除女主人公以外,至今尚在人世。
此外,我记录在这里的大部分事实,在巴黎还有其他的见证人;如果光靠我说还不足为凭的话,他们也可以为我出面证实。由于一种特殊的机缘,只有我才能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因为唯独我洞悉这件事情的始末,除了我谁也不可能写出一篇完整、动人的故事来。

比照之下,我们觉得意思区别不太大,最大的分歧就是原作说自己“还没到能够创造的年龄,那就只好满足于平铺直叙了”,而林纾译作小说中的故事“为时未久”,故而以笔墨渲染,使读者知为事系纪实。这段开场白是叙事人以写作者的口吻道来的,难怪林纾会将之等同于小仲马了。把叙事人对于故事的关注混淆为是作者本人对于故事中人的关切,使得小说虚实难辨,这里面产生了一种移情的效果,当然我们现在得知小仲马写茶花女的确是生活中有一原型的。但从林纾的角度看,他不修改第一人称叙事的西方小说风格,又以“小仲马曰”开篇的方式进一步加强这种真实感,其心理动机似乎也就在于追求一种移情的效果,就是全身心地专注于故事,达到与人物同喜同悲的效果。原作说的是“唯独我洞悉这件事情的始末”,而译文则是“余有所受而然”,意思是说“我是深有所感的”。
所感之处,即在于上文所说,这时林纾刚刚遭遇亡妻的悲痛。他译这部小说,起初用的笔名,“冷红生”,“冷红”这里形容枫树开至秋暮意兴阑珊的景象,林纾有一篇《冷红生传》:

冷红生,居闽之琼水。自言系出金陵某氏,顾不详其族望。家贫而貌寝,且木强多怒。少时见妇人,辄踧踖隅匿,尝力拒奔女,严关自捍,嗣相见,奔者恒恨之。追长,以文章名于时,读书苍霞洲上。洲左右皆妓寮,有庄氏者,色技绝一时,夤缘求见,生卒不许。邻妓谢氏笑之,侦生他出,潜投珍饵,馆童聚食之尽,生漠然不闻知。一日群饮江楼,座客皆谢旧昵,谢亦自以为生既受饵矣,或当有情,逼而见之,生逡巡遁去,客咸骇笑,以为诡僻不可近。生闻而叹曰:“吾非反情为仇也,顾吾偏狭善妒,一有所狎,至死不易志,人又未必能谅之,故宁早自脱也。”所居多枫树,因取“枫落吴江冷”诗意,自号曰“冷红生”,亦用志其癖也。生好著书,所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尤凄惋有情致,尝自读而笑曰:“吾能状物态至此,宁谓木强之人果与情为仇也耶?”

全文大多数篇幅在描述自己的形象,似乎是“不解风情”,遭到别人的讥笑。他自己感慨:“吾非反情为仇也”,不是与爱情为仇敌,而是“偏狭善妒”,意思是说自己单纯心眼小,不善风流潇洒那一套,一旦产生爱情,必然是“至死不易志”的,故不是盛开在温暖明媚时节里的花草所能相比的。最后谈到自己翻译的《茶花女》,意思说,大家读这部书便知道我是有情的,而不是你们所讥笑的那种木头人。
再对照小说后半部分,玛格丽特的日记,其中有一段是表现玛格丽特对阿尔芒的挚爱之情的,林译本作:

此后逐日,人来道亚猛如何痛诋,如何愤恨,余受之转见欣悦,盖诋我愈甚,正以见爱我愈深耳。亚猛尤当知余之欣悦处,非从至苦至痛中忽生此心,引以为愕。须知亚猛恩爱深处,实足以怯我悲戚而自生其欣悦也。

王振孙译本:

然后就开始了那一连串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您每天都要想出点新花样来侮辱我,这些侮辱可以说我都愉快地接受了,因为除了这种侮辱是您始终爱我的证据以外,我似乎觉得您越是折磨我,等到您知道真相的那一天,我在您眼里也就会显得越加崇高。不要为我这种愉快的牺牲精神感到惊奇,阿尔芒,您以前对我的爱情已经把我的心灵向着崇高的激情打开了。

这其中比较显著的不同,就是原作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热烈倾诉,使用的是第二人称的称呼。而在林纾看来,日记怎么能像写信那样称呼某个人呢,他就全都转化成了“亚猛”,变成玛格丽特在向第三方交代自己的感情。这多少使得原作产生的效果有所削减。

《茶花女》与传统言情小说的比较
  
中国传统文学中,描写男女爱情的小说算不得少。但为何《茶花女》这部作品这么吸引人呢?我们需要先了解传统言情小说是什么特点。
中国古代小说的言情题材,可以追溯到汉魏时期,《史记》写司马相如卓文君故事,提供了最早的原型人物,男子有文才,女子有美貌,俩人私奔,最后使得顽固的家长同意其结合。《西京杂记》就将此故事写成比较完整的一个短篇小说了。到唐代的传奇小说中,也往往是这种情节,不过受志怪小说影响,女主人公有的是超自然世界的(《游仙窟》),但都是美艳绝伦,男主人公依然文才斐然,两人来回交锋的都是诗文上的酬答;此外也出现了女方痴情、男方负心的情节,男主人公一律都还是文弱的读书人,女主人公则有时是大户人家的婢女、歌女(《昆仑奴》),有时是风尘妓女(《李娃传》)。宋元时期,市民文化影响文学发展,小说中大胆追求爱情自由的女性形象多了起来,此外就是社会动荡,有不少描述悲惨遭遇、最终才破镜重圆的男女爱情。明清时期,言情小说大发展,出现了专门的一类“才子佳人”小说,一种是文言传奇作品,比如《娇红记》,《剪灯新话》里面的一些小说,还有《聊斋志异》的一些作品;一种是话本小说,比如三言二拍里的一些作品;还有一类是主流,长篇的章回小说,比如《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等。我们要论传统言情小说的基本特色,大概要从明清才子佳人小说模式里面去总结。刘廷玑《在园杂志》:“佳人才子,慕才慕色,已出于非正,犹不至于大伤风俗。”意思是说,虽然小说里面男女青年没有按照封建伦理的要求,比如男女授受不亲、父母媒妁的程序、先行礼后生情等等,却不至于伤风败俗到类似明清艳情小说的那个地步。爱情的动力和欢乐,围绕着女子对男子才华的欣赏、男子对女子美貌和美德的渴慕而展开,并不单纯是(甚至时常排斥)性的生理愉悦。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最早正式论述“才子佳人小说者流”的著作,其中认为这类小说“至所叙述,则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故当时或亦称为佳话”⑤。故事套路化很明显,除了写才子佳人的恋爱之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男子的仕途功名,围绕着这两个中心,出现了各种不同的阻碍困扰,历尽坎坷,实现“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大团圆结局。
才子佳人模式,后来出现了一些变种,比如一男一女双方从一而终的方式,与社会上纳妾的风气不能一致,出现了两美同事一夫(如《麟儿报》、《宛如约》、《疗妒缘》),甚至更多佳人嫁一才子的小说⑥,另一种常见的变种就是狭邪小说,鲁迅所说的“改求佳人于倡优”,晚清时期尤为突出,比如《花月痕》、《青楼梦》这样的作品,以及《品花宝鉴》。
我们简单梳理一下,会发现,才子佳人小说的大团圆结局,太虚假;所谓文雅风流、功名遇合的情节,以及一夫多妻的结构,都是以男性为中心,满足男权社会的阅读心理;而晚清时期言情小说搬演到大都市的狭邪场所中去,更是失去了情感的内核,变成了欲望的书写。能够像《红楼梦》一样,深入地描述分析主人公情感心理的作品,似乎是根本没有的。
我们现在再回到《茶花女》这部作品上面,小仲马当时写这个小说,目的在于揭露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性,小说第三节后半部分是作者插入的一大段议论,大意是认为那些沦落的女人,上帝也给她们安排了光明之路,通过爱情和痛苦而达到自我救赎,小仲马指责当时的社会没有宽容的心肠,一味严厉地鄙视、惩罚这些不幸的女子,却浑然不顾这些不道德因素背后的原因,甚至这些严厉的人本身就是不道德因素的制造者。林译本完全删掉了这部分内容。主要可能是觉得这里插入议论妨碍故事的连贯性,但也可能是没有从这个角度来领会原作的主题。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其文其情,倾注在茶花女玛格丽特(“马克”)的悲惨遭遇上,尤其是极力表现她在病中的悲苦之情,蒙受误解,又被迫投入他人怀抱,至死不能与爱人见面倾诉衷肠,这也就是林纾所看重的真挚情感,玛格丽特遂为“至死不易志”的“冷红生”引为知己。林纾后来在别人翻译《露漱格兰小传》的序言中说:

余既译《茶花女遗事》,掷笔哭者三数,以为天下女子性情,坚于士夫。而士夫中必若龙逢、比干之挚忠极义,白死不可挠折,方足与马克竞。

其他友人也回忆到,林纾与王寿昌合译此书时,“每于译到缠绵悱恻处,常常情不自禁,两人恒相对哭”⑦。
从当时人的角度来看,《茶花女》的故事是中国人闻所未闻的,风尘女子痴心于某个情郎,为之一往情深,至死不渝的,在传统文学中倒也不是没有的,比如《霍小玉传》、《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不过其情郎属于负心汉型,霍、杜的自杀是一种主动的行动,带有控诉、反抗的意味,也就是有点儿否定了自己选择的爱情。玛格丽特的故事情调更为悲凄哀苦,阿尔芒并不是负心,而是因其他因素的欺瞒而产生误会。这维持了两人爱情的纯洁性,玛格丽特的死印证了这一价值。因此更容易令读者感动,产生同情怜悯之心。再就是西方小说于心理和对话的细腻铺陈,也是中国古典小说往往不具备的。当时的读者捧着《茶花女》这部小说落泪之余,受主人公哀情之感染,等于是接受了一次情感上的洗礼,具有一定的精神净化效果。
《茶花女遗事》一纸风行,引起无数读者的共鸣。当时很多人为这部小说题诗,在此钞录几篇,一是江苏诗人高旭的《读巴黎茶花女遗事》三首(1904),选其一、二观之:

万种情丝牵不断,无端我得绝交书。此中总有难言处,何竟粗儿不谅渠!
天生骨相是钟情,死后方知我负卿。缩命十年拚一哭,病中狂呓泪如倾。

再就是黎俊民《题茶花女遗事》三首(1901):

珠沈沧海玉成烟,传赞无双意惘然。钿盒镜台寻泪迹,巴黎城内落花天。
粉痕狼藉相思史,泪点烂斑诀绝书。日暮天寒人倚竹,秋风扶病女相如。
高唐无复梦行云,姹紫嫣红送夕曛。惟有情苗芟不尽,茶花红上美人坟。

类似作品不少,当时香港的报纸上甚至还有二十咏的。后来严复作诗,叹为“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我们回看19世纪末的中国社会,甲午战争的失败,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的屈辱感,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的突然中断,都令中国人感到一种情绪上的压抑⑧。一部大赚眼泪的言情小说,可以暂时教大家忘却现实的严酷,沉浸在他人的悲痛之中(类似于伤痕小说在文革后所起到的慰藉作用)。而《茶花女》中所流露出的对真挚爱情的勇敢追求,又与思想界渐渐兴起的追求个性和解放的呼声相合。这些因素一同造成此小说获得广泛的欢迎。改良派的代表人物邱炜萲,就说林纾翻译的《茶花女遗事》“以华文之典料,写欧人之性情,曲曲以赴,煞费匠心。好语穿珠,哀感顽艳”,形容自己读小说的感受:“如饥得食,读之数反,泪莹然凝阑干。每于高楼独立,昂首四顾,觉情世界铸出情人,而天地无情,偏令好儿女以有情老,独令遗此情根,引起普天下各钟情种,不知情生文耶,文生情耶?”⑨
民国时期,《茶花女》还有夏康农、秦瘦鸥、王慎之、徐慰慈的全译本以及其他节译本,但是再版翻印次数最多的,还是林纾的译本。王寿昌后来不再从事文学翻译工作,林纾与他的两个侄子合译了好几种小仲马的小说,似乎反响都不强烈。此外,小仲马还写过由小说改编的同名话剧,民国时期出现过三个译本,其中最著名的是刘半农的译本⑩。但似乎已经过了那个时代,影响也就不那么大了。

《茶花女》之后中国言情小说的变化

《茶花女》的走红引起一系列的文学生产之反应。这个问题,可从两个方面看。一是类似题材的翻译,一是创作上的模仿。林纾译《茶花女》受到欢迎,引起了市场效应,这类言情的外国小说似乎很有读者群。于是出现了几部类似题材的小说译作。我们举出一部特别有名的。即《迦茵小传》,原作是哈葛德(Henry Rider Haggard,1856-1925)写的Joan Haste(1895),哈葛德以冒险小说名世,这部言情之作不甚著名,现在西方人可能都没那么熟悉这个书了。小说写一位纯情的平民少女迦茵,与贵族青年亨利一见钟情,私定终身。她不肯屈服于种种阻碍,最后却为了成全亨利与另外一名女子爱玛的婚事(亨利家欠了爱玛父亲六万镑巨债,亨利母亲请求迦茵让步),牺牲了自己,怀着身孕在绝望中嫁给土财主洛克,亨利在误解中遂与爱玛结婚;洛克怀着妒意要枪杀亨利,迦茵闻讯赶去,被洛克误杀,死在悔恨交加的亨利怀中。此书先有一个不完整的译本,是杨紫麟(“磻溪子”)、包公毅(即包天笑,“天笑生”)翻译的,题名稍有不同,作《迦因小传》{11}。据杨紫麟序言所说,他当时在上海的书店只找到这部小说的下册。鲁迅写的《上海文艺之一瞥》记述此事,说成只有上册了。1901、1902年,林纾客居杭州,就读到了这个译本,不满足其不完整,后来与魏易合作翻译了一个足本,改题《迦茵小传》,190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比如1906年《游戏世界》的编辑钟骏文(笔名寅半生)写的《读迦因小传两译本书后》,提到:

蟠溪子不知几费踌躇,几费斟酌,始得有孕一节为迦因隐去。……不意有林畏庐者,不知与迦因何仇,凡蟠溪子百计所弥缝而曲为迦因讳者,必欲另补之以彰其丑。

为了掩盖原作中男女青年恋爱后私定终身导致未婚先孕的情节,竟然煞费心机地号称只找到原书的下册。钟骏文说杨包二人的译本中,迦因是“为人清洁娟好,不染污浊,甘牺牲生命以成人之美,实情界中之天仙”,而林纾译笔之下,迦茵则“为人淫贱卑鄙,不知廉耻,弃人生义务而自殉所欢,实情界中之蟊贼”。
林纾本人似乎并不想翻译这种言情小说。他一直比较看重的是与学术有关、与政治思想或军事历史有关的题材,但是实际上这种言情小说和哈葛德的冒险小说使他获得不少稿酬。他后来就说自己翻译这类小说,“几几得罪于名教”{12}。实际上《茶》、《迦》两个小说的反封建主题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反而得以强调的是其中的道德因素。后来民国时期的通俗言情小说,也就往往是在这方面做文章。此外,《迦茵小传》是二女争一男的故事,传统才子佳人的多妻社会已不合道德发展的方向,在所谓的自由恋爱风气中,三角恋爱变成了新的时尚。林纾说:

哈葛德之为书,可二十六种。言男女事,机轴只有两法,非两女争一男者,则两男争一女。

接下来他举《埃司兰情侠传》、《斐洲烟水愁城录》、《迦茵小传》都是两女争一男,《蛮荒志异》、《埃及金塔剖尸记》、《洪罕女郎传》则是两男争一女。这种结构,在此后言情小说中自然也就成了一个似乎至今都颠仆不破的套路。除此之外,还有大量言情小说的译作。除了林译小说,我们看商务印书馆当时出版的说部丛书,冠以“言情小说”、“哀情小说”、“爱情小说”的,占了一定比例。比如1915年商务印书馆的“说部丛书”中有一部言情之作,《漫郎摄实戈》,这个题名即见自林译《茶花女》中,乃阿尔芒赠玛格丽特的书。这是法国作家安托万·弗朗索瓦·普莱沃(Antoine Fran?ois Prévost,1697-1763)写的小说Manon Lescaut(1731),普契尼曾将之改写为歌剧,《茶花女》这部小说亦受其影响。1929年成仿吾的侄子成绍宗还有一个同名的译本,文革后还有傅辛先生的译本,改题《曼侬·雷斯戈》。目前对这部小说的中文研究并不多,可当年却因《茶花女》的缘故而得到出版商和翻译家的注意{13}。林纾翻译《茶》、《迦》这些小说对现代文学家的影响是很大的。周作人晚年回忆,鲁迅在南京读书时,就买过《茶花女遗事》,兄弟俩在东京的初期,对于林译小说依然十分热心,“只要他印出一部,来到东京,就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看过之后,鲁迅还拿到订书店去,改装硬纸板书面,背脊用的是青灰洋布”,这其中就包括《迦茵小传》等书{14}。郭沫若回忆少年往事,提到林译《迦茵小传》是他读过最早的西洋小说。1907年,十五岁,他说这个小说“在世界的文学史上并没有什么地位,但经林琴南的那种简洁的古文译出来,却增了不少的光彩”,他回忆当年读小说的感受:

那女主人公的迦茵是怎样的引起了我深厚的同情,诱出了我大量的眼泪哟。我很爱怜她,我也很羡慕她的爱人亨利。当我读到亨利上古塔去替她取鸦雏,从古塔的顶上坠下,她张着两手去接受着他的时候,就好象我自己是从凌云山上的古塔顶坠下来了的一样。我想假使有那样爱我的美好的迦茵姑娘,我就从凌云山的塔顶坠下,我就为她而死,也很甘心。{15}

还有冰心,她祖父跟林纾是好朋友,冰心在《我的故乡》一文中也提到,童年时从祖父那里读到《茶花女遗事》,是她以后竭力搜求“林译小说”的开始,也是她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开始{16}。此外如钱钟书、施蛰存,文章里也都提及早年读林译小说作为接触西方文学之初的经历。
《茶花女》这部小说的翻译,影响到创作上的模仿。最近,美国学者胡缨所著的《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有了汉译本,其中提到了三个文本,一是林纾自己写的小说《柳亭亭》,一是徐枕亚的《玉梨魂》,再就是苏曼殊的《碎簪记》,其实远不止此,学习这部小说的仿作是非常多的。林纾除了翻译小说,自己也写了很多长篇短篇的文言小说,有些作品和他的翻译有些关系,比如有一篇《娥绿》,情节便模仿《罗密欧与朱丽叶》,《欧阳浩》则模仿他翻译的大仲马《蟹莲郡主传》,还有几篇写下层社会的短篇,有狄更斯的痕迹。《柳亭亭》写妓女与显贵公子的爱情,开明的显贵父亲不做反对,给予支持,这等于是《茶花女》的大团圆结局版。与此相类似的,还有钟心清《新茶花》、何诹《碎琴楼》,都是从茶花女人物形象的特点上去模仿。徐枕亚的《玉梨魂》(1912),以骈文书信和散文日记写成。夏志清认为是一流的好作品,比后来的新文学作品好;周作人认为小说写得太肉麻,但反映了一些社会问题。故事比较简单:男主角何梦霞,女主角是一寡妇叫白梨影,相思,书信往来。书信由何梦霞学生也就是梨影子鹏郎传递。在封建礼教的重压下,寡妇不可能再嫁。梨影便介绍小姑筠倩与梦霞订婚。但何梦霞仍暗恋梨影,而筠倩也因此郁郁寡欢而夭亡。最后,梨影也染上时疫病故,何梦霞含悲忍痛东渡日本学军事,辛亥革命时回国,在攻战武昌的厮杀中阵亡。写男女在礼教残余势力下只能以牺牲(殉情和殉国)完结故事。小说两人的诗词酬答非常缠绵悱恻,引起很多读者的称赏,一时非常畅销。徐当时刚刚亡妻,前清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据说他女儿因读《玉梨魂》成痴,便辗转求父友人做媒,最终嫁给了徐枕亚作继室。这个小说受到旧派人物的追捧,但其中也有新文学的成分,而且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因此具有新旧混杂的特征,后来这类手法也是在民国以后的通俗小说中反复出现。开篇的倒叙手法,和筠倩死前日记内容的使用,是更高明地从小说技巧上学习《茶花女》{17}。小说结尾,叙事人现身,从知情者那里得到整个故事,其中自称素有东方仲马之名,足见徐枕亚写作时心中的模范是谁了。而徐枕亚的小说抒情风格实际上对后来包括郁达夫一代人在内的许多五四小说家都是影响很大的。胡缨还列举了一部《碎簪记》,作者苏曼殊生平爱吃糖,尤喜茶花女所嗜的一种糖,他写的这部小说连载于很少刊载小说的《新青年》之第二卷。情节上看又是《玉梨魂》一般的二女一男模式,以男子友人的角度为叙事人记述。两个才貌双全的女孩子,莲佩、灵芳,都主动向一位反对袁世凯帝制的进步青年男子庄湜求爱。庄本人倾心于灵芳,而家人则竭力要促成他和莲佩的婚事。最后造成三人相继或自杀或病亡的悲剧。小说与《茶花女》的关系,是主题上的承袭,虽然辛亥革命消除了帝制,但是社会陈腐势力对个性的压抑依然非常严重。
民国初年的言情小说风气非常浓厚,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作家群体开始有明显的分化,比如沈雁冰、刘半农、叶圣陶、鲁迅等人,此前都在属于俗文学重镇的刊物上发表过作品,现在重新对自己的文学创作进行定位。而言情小说渐渐变成了通俗文学的范畴。我们往往用“鸳鸯蝴蝶派”这个名称称呼写言情小说的民国小说家,这个定义不太准确,也多少带有些贬义。实际上这些作家原本是和新文学家中的很多人在同样的刊物发表作品的。五四使得言情小说向俗定位,1940年代,张爱玲、予且、徐訏这些作家出现,言情小说的俗和带有西方文学影响痕迹的新文学的雅,才又有重合的机会。

{1} 原文直译的意思是“由情人供养的女人”。
{2}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第238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3} 《客云庐小说话》卷三,“挥麈拾遗”,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4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4} 杨荫深:《中国文学家列传》,第486页,上海:中华书局,1939年。
{5} 鲁迅:《鲁迅全集》,第9册,第19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6} 《锦香亭》,三妻;《蝴蝶媒》,四妻,一情人;《桃花影》,一妻五妾;《杏花天》男主人公辞官不做,回家纳受十二位夫人,生育一百个儿子。
{7} 胡孟玺:“林琴南轶事”,《福建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04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8} 这几件事都与林纾有直接关系:甲午海战中有不少人是船政学堂出身的,其中有些人与林纾交情不错;而戊戌六君子之一林旭是林纾的密友。
{9} 前揭,《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409页。
{10} 北新书局,1926年。
{11} 1901年连载于包天笑主笔的《励学译编》,1903年由于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单行本。
{12} “《剑底鸳鸯》序”。
{13} 施蛰存曾言西方文学的翻译作品取代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示范地位,便如此列举说:“《茶花女》、《漫郎摄实戈》淘汰了《红楼梦》、《西厢记》”,见氏著:《文艺百话》,第10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14} 周作人:“鲁迅与清末文坛”,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第7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15} 郭沫若:“沫若自传”,《沫若文集》,第6卷,第11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16} 冰心:“我的故乡”,《新编冰心文集》,第3卷,第3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08年。
{17} 另外,两女为一男牺牲的情节也和《迦茵小传》相类,但未必可看成有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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