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 诗与思

念到极致就是怨(铁 舞)

铁   舞
   韩高琦兄:你的《变色龙》是一部长诗,起笔却从细微处入手,大义微妙,“一块鹅卵石翻动着流水”,鹅卵石喻小而圆滑,“但永远翻不过这第一页。不像/斜斜打盹的小鳟鱼——/不像小小浪花激起的百合花的沉思——”前一个“不像”,表示这不是一首没有高度,没有分量的诗;后一个“不像”,百合花的沉思,给诗人的思想平添一份美感。我读到此,仿佛在严肃处,遇到了“小美人”似的。想必韩兄在写作时,跳出“百合花”这个词眼的时候,一定很喜欢吧?“让十三个人中混进一个魔鬼”,此处用典,读者理当注意。“如果此刻少了一个,/真理也无法将他的身份确认。”说明此诗要出示真理。这开首一段没几行,既形象,又有深度,中西文化的汇融及汉字的高度浓缩,堪称深意象的表达。写大诗从细微处入手这是一个很可行的做法。
   “变色龙”是这首诗的核心意象。诗歌的第二段总写变色龙。“让春雷滚动:一条变色龙/由远而近,由远古的某个火车站/来到2003年3月6日上午九点。”我理解,此处变色龙喻指时代,及我们经历的社会变革。但用“远古”来修饰火车站,是何用意,我一时把握不准。“——直通天堂的白色床单。”显然是死亡的象征。诗人的世界观总的来说是悲观的。没有摆脱世界末情绪。“它沿途经过的地方,/有我们熟悉的历史,和不熟悉的亲戚。/它穿过地洞,和阴暗的想法。”下句和上句对,诗人采用现代诗歌中的散对技巧,读来很有咬劲。至于后面写到“把老鼠赶出来,四下乱蹿——/仿佛一把折扇打开,/勾勒了战争的最初形态。”此段写出了变色龙的作用。后面的诗句“一条变色龙静止在自己的体内,/它在它不在的地方爬动着”,是否可以理解为变色龙是社会变革在内心的折射;爬动是韬光养晦啊!
   我把“变色龙”理解成社会变革,不知是否符合你意?但我愿意这么去理解,借此也表达了我对社会变革的看法。以“变色龙”喻指社会变革,其内涵和高度是全新的。你的诗歌第二段可以这么去理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我们看到的新经济的倍速变化造成的未来不确定性,改革本身经受了模式的不成熟和风险的巨大压力。中国是条龙,这条龙是一条立志改革,善于韬光养晦的变色龙,这话看似难听——变色龙这个词,不太符合国人的感情,历来不作为褒义词——但这是事实;在我看来,改革中的中国,这条巨龙,变化莫测,与生物界的变色龙有其同构的相似处。或许你在这里特意使用了反讽的手法?
   这条巨大的变色龙,在你的诗里,幻化为一个个“龙”之外的形象。你以“我”切入,你其实是一个文化人,曾经的岗位是教师,所以你在诗中表达的哀怨就综合了许多文化元素;你是一个诗人,在现实生活中又是上海高架地铁的建设者;你是一个外省人,和许多背井离乡的城市建设者不同,你有比别人更多的诗性乡愁。你说“数年前,我像一枝瘦弱的雏菊被信风感动,(变的开始)/数年前,我就站在九点这个刻度上/承受双重的迷惑和压力,试图把/缥缈无定的信念抓紧?/就像灵魂突然闯进了梅非斯特”——作者接受的教育痕迹及信念,在此暴露;对一朵一枝瘦弱的雏菊寄情是旧时士大夫所为,算是本土传统吧,而梅非斯特是《浮士德》里的魔鬼角色,它在引诱着你吧,而你又毅然决然地接受这种引诱。信风是什么呢?是指社会变革的消息吧,梅非斯特趁势而来,它不在浮士德的书房里,它无处不在。这种中西意象词语的连贯使用,本是你无意识所为,却提供了供人透视的资料。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你原本有理想,原本的向往一定不是去城市打工,你可能就是一支雏菊所象征的,你可能就是那个书房里做学问的浮士德;然而,你现在不是,一朵雏菊在风中接受了梅非斯特的邀请,于是——“我辞去公职,/身上仅有的一点勇气走出了一个变相的乞丐。”——注意这个“变相的乞丐”,怨气顿然袭来,我称之为“怨象”,又称之为“变象”;我猜度作者写“变色龙”的原意是写自己,我先前说的把改革喻为一条变色龙,是我读诗时的主观理解,其实“变色龙”的另一层含义一定是作者把自己当做“变色龙”。首先,诗人认为自己是一条龙,一条可以自由的凌空腾飞的龙,有雄心,有壮志,不为一般人所认同;然而变成了“乞丐”,所谓“变相的”,是你的锐眼所识,你其实真的不是乞丐,仅仅“变相乞丐”四字就已经是“怨气冲天”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变色龙”的自我指认,在整首诗里还借着你对周遭事物的观察更充分地折射出来——这样的变象可谓“繁多”,例如:“几只蚂蚁,拎着蛇皮袋”;“一只全身打满草稿的麻雀”;“蚂蟥一样叮在两旁的无证摊贩”,“蝉在主席台上述职”;“我还能从倒挂蝎子的角度进行观望吗”——这些变象,不全是“我”,却是“我”的同类或异类,全可视为变色龙之色,寄予了对民怨的同情。怨自何处?读以下诗句就更明白你是如何同情底层人的命运了:“蚂蚁也有蚂蚁的想法——(注意蚂蚁这个意象)/一粒饭屑是它们集会的场所。/它们高喊口号,手舞足蹈,/微观世界的忙碌与呼声,/——我们为何就听不到?(“我们”两字使诗人跳出来)/阳光的花粉落下来,/静得出奇,像听不出距离的琴房里飘出的一段/练习曲——难以捉摸的命运,/是哪双小天使的手沉浸其中?/她身上的彩衣一定写着一篇南朝的骈文。/以荷花的名义、未来的名义,/以不变应万变的摇曳坐姿。/日渐庞大的镇静之妖像一面镜子,(以上几行特别朦胧,也特别精彩,如何解?)/谁也逃不过它的吓唬和注视。”从这一节看,你本意中的变色龙是指从家乡出走的打工者。是不是这样呢?由此看来,你写《变色龙》无论从主观动机还是客观效果看,都不是为了图说改革是什么,改革中的中国是什么;你是为了表达宣泄处于这样社会里的人群,特别是底层的打工者,他们的生存处境和种种哀怨——你就是他们,他们就是你。我佩服你的不同的抒情、叙事的角度如此自由的转换,文采如此独特。但我要指出的重要的东西不是这些,而是那些文化的经典在现代背景下被你这一位诗人不止一次地呈现于你的笔下,其实形成了一种反讽,这些经典在现实面前多么软弱,多么无力,折射出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
   所以你在诗中透露的另一怨,是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文化之怨。——这首先可以从你的诗歌的词面意义里看出来。“沿着柳烟青青的曲折河岸,(摆不脱的诗情)/宋词的意境在加深——/沿着一道亮丽的岁月之光,/天使的足迹似曾相识——/一只翠鸟弹射在空中,/这飘忽不定的人生后花园,/我奋力追踪。她的速度之快,/上足了发条的阿喀硫斯还是慢了/半拍。同样是白日梦的依据,/一丛淡竹的微笑依稀,/那隐现在窗外断墙处的面庞;/同样是紫藤花的烂漫与忧思,/童年的呼喊浸透了中年的沧桑!/也许,许劭、李昌平可以代替无冕之王,/诗仙可以代替李白,代替酒鬼,/弘一法师可以代替李叔同,/瞧,这三种命运指向同一个归宿:我。/尽管我拥有摇尾乞怜的生活,/尽管我在我不在的地方,闭目养神。”瞧啊,这完全是你的自画像,这是不是你呢?如果把一首诗看成一个白日梦的话,我们解梦的一个技巧就是把做梦人的梦想都看做他自己。至少,在我看来,这首诗的文化人的背景,反证着这样一个事实;这不是一个普通打工者的诗。后面还有这样的诗句:“历史就从这里启蒙:仓颉用三根木柴支起/一堆篝火,映照司马迁的面容/蔡伦的面容,人参/与何首乌的面容,那逶迤在二十四史中的/社稷江山,那份沧桑与安祥,/那消蚀了的黄钟大吕,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历代的风流人物指指点点,就是秉性难移!/而短暂的逗留,/是我们镜中遗忘的形象。/野火与春风,愈演愈烈的一幕,/农村包围城市的一幕,/一再邀请我们投身其中——”这一段的历史感以及文化的智照,显而易见地展示了你的身份。这种身份决定了你发怨的本源——“心底明亮的时辰转动着向日葵的头颅,/“重寻那迷宫似的人生旅程。”/一条变色龙静止在自己的体内,(复叠前面的诗句)/它在它不在的地方爬动着;/我在我不在的地方,寻找着生命的地址——”一个文化人沉落于社会底层,其怨,其愤,自然会有更多的内涵,不同于一个普通农民,更不同于一个经济暴发户。当然,我很难猜度,你之所以下海,未必没怀有财富梦想;甚至我想说,你一定怀有过财富梦。这对你来说,已经冲破了人世传统的藩篱,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常常是那些素质不太高的人释放了人生的能量。1978年以后,中国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事实上先富起来的常常是那些文化素质不高,甚至品质恶劣的人。巨大的反差让我们深思:财富究竟应该聚集在谁的手中?当我们认为金钱是罪恶的时候,金钱当然会亲近另一类人。于是我们在严酷的社会环境中出现了价值的倾斜感和文化的失落感,我们甚至自惭形秽。于是,我们设想,如果哪一天我们的文化人也能够丢掉思想包袱,撕掉面子文化,思想轻松地投入同素质不高者的竞争中,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成为富有者?你就是这样一个撕掉面子文化的人。然而,文化是历史的惯性力,你还会想到李叔同,想到司马迁,其实是一种文化冲撞,转型中的你必定是怀旧的,也必定是一个忍者,又是一个痛者,还是一个可贵者。你在实践一种关于人生智能和成本的探索。你在想,你究竟会收获些什么?
   说到这种文化之怨,我们是否怨到头了呢?我想从你的诗扯开来说说,从网上看到“驴妈”两个字,问办公室的一位同事,这位同事愤怒地说,你说咱们中国怎么啦?到处充斥着这种词语,这算什么文化?我看到一位作家在一篇文章中说,当代青年调皮,就人的性别特征说男人是“010”,女人则是“101”。两个符号进一步简约,可以变成1与0或1与11,而这正是伏羲画卦的原初符码“—”“–”。(见张石山《阅读伏羲》)我佩服张石山真的很有文化;但我在调皮青年身上看到的却是不可救药的文化堕落。我不因为张石山的聪明链接,而要对调皮青年大加赞赏。许多人说的文化之怨可能多指数典忘祖之类,许多人显示的文化底蕴也更多的是笔底有多少文化典故,不错,这些是文化,是由此向后的文化,还有一种文化是由此向前的文化,亦即当下的文化,一种理念,一种信仰,许多人误读了社会文化,游离于社会的实质,游离于社会改革的本质,浅薄地搬出国故,浅薄地把文化定位于一些激动人心的口号,媚俗地把社会文化建设恶意地变成某种产业,这种外化于社会进步,最终会造成社会“风不清,俗不美”,造成“一切向钱看”。当年鲁迅先生说:长城是“伟大而可诅咒的”,这何尝不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发出的一声浩叹?有人在写长城的时候,这样引用。我们曾经拥有过伟大而可诅咒的文化,今天我们是否还拥有“伟大而可诅咒”的文化呢?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任务是艰巨的,我们具有文化延续和文化前瞻的双重使命。
   诗中的怨,总是联系着愤;这种愤也许可以被看作这首诗对眼下呈现的经济大潮的犀利的文化批判。“放眼城市中心的广场,怀孕的鸽子讲着英语,神气活现。/一根喷泉在高高地撒尿,把活力炫耀?/而不修边幅的生活区,/楼价与楼层日日在攀比。(日常的隐语)/一觉醒来,随着太阳瞳孔的扩散,/想不到会有那么多的人被安排在/一个单元,成为邻居,/你我低头不见抬头见,/但老死不相往来,我不知道你是叫老王、老张还是老李,/你也不知道我叫韩高琦,(混沌的社会关系图)/集体无意识的孤独,/如蠢动着的蛆虫,(蛆虫,又一个变象)/在彼此的混淆中壮大阴谋。/看不见的东西更复杂,更糟糕,/一个人在暗自嘲笑另一个人,/柳暗花明,正在实施的4050工程,中年人的黄昏,/一座桥塌陷在正午——/遭殃的是两岸的居民,/他们无辜的生活又多了一条奔波的理由。(世象)//中年人的黄昏,/萤火虫亮起尾部的红灯,/历史在这里停步不前。腐草因此背上了罪名——如果/用钱来洗涮,四周就会鸦雀无声!/你这么流行,左右逢源,势如破竹,/你是看得见的鬼,你是看不见的人,/你是寄生在我身上的病灶,/这里,或那里:金谷园别馆,/海关旁的红楼,/帝国银行的下水道,/建设南大街某号,政体中的原罪部位, /当代和珅,死而复生。/ 一面镜子/碎了,那么无数的钻石就会散落在地。/耗子歌手尖锐的嗓音划破——/利剑出鞘!她究竟是谁?/她没错,她仅仅是个歌手,/而她的先生,两条蛞蝓趴在他的上唇,/一个十足的官僚主义者,/他在蜜蜂的注视下偷吃樱桃/和葡萄酒,剩下最后一口气,还给自己。/也许问题多了就不成其为问题,/就像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在一年四季的走廊里,/春、夏、秋、冬四姐妹互换服饰,/走着猫步,你都搞不清她们倒底谁是谁!”你的这些诗句可以说是集中笔力表达对社会的愤怨。我大段的引录,活脱脱看出一个愤怒的诗人来,也活脱脱说出我们共同的心声来。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诗歌一定是诗人公开的秘密,就好像有人说长城是中国先人最公开的心理一样。一种愤怒不可遏制的时候,就要找到一种宣泄口。
   全诗有一个精彩的戏仿“口水”段子的叙述是对泥沙俱下的描写,这儿我采用全分行的引录,因为只有分行才有可能把它们看成诗,因为“诗就是一种押了韵或分了行的有意义的文字”(辜正坤语)。
  
   泥沙俱下的时代潮流,妙在鱼龙混杂。(此处一个“妙”字用得好)
   我们志趣相投,天生这副德性。
   我们靠吃文化拼出一个新世界!餐桌就是
   谈判桌,就是合同与订单。
   地上,除了四条腿的桌子不吃,
   凡有腿的都吃;天上,
   除了飞机不吃,会飞的都吃。
   甲鱼、鲈鱼、鲑鱼、大黄鱼因为养殖     而身价大跌!
   海红斑、东星斑、老鼠斑也够不上刺激。
   扇贝王、花螺、皇帝蟹早已不稀奇。
   澳洲大龙虾、美洲象拔蚌、
   南海三头鲍、日本大排翅对减肥
   不利!——所以要让蛇游进餐馆,
   引诱三寸不烂之舌——再把
   田鼠大妈(远在陶渊明的三分薄田里),(不是用典的用典)
   穿山甲武士,
   猴子祖爷,
   白鹤仙翁,
   果子狸居士,
   红雉鸡帅哥,
   孔雀公主,
   娃娃鱼顽童……
   ——请上菜单的贵族位置。
  
   这比愤怒的叙事还愤怒的叙事,我称其为段子,不是在一般诗的意义上,因其有强烈地POP和嘲讽元素。从诗的角度看,这些句子不能算是诗语。我有一种意见是,口语向下就是口水,向上就是诗语。这份菜单十分口水,符合菜单的身份,你要把它写得非常诗语化,也没有什么必要。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其精致性在这里荡然无存。——但其意义,一种口水的意义,在这里也表现得恰到好处。我们现在批评口水诗,期望诗应该像个诗,我很赞同。有人说,有些口水诗写得一塌糊涂,这话是否还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还有些口水诗写得可以。我认为,诗要是沦为口水,就不是诗。要我说,许多分行文字不是诗,是口水。但并不排除“口水”的东西,要被利用得好,也能助诗一臂之力。你这个段子,可谓一个例证。不知道,我这样说,你是否高兴?在叙事意义上看,这是一段戏仿,犹如现代画家的拼贴,和诗语并置,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的扭曲和异化。又想起了老夫子的另一句话:诗可以观——观社会风俗,《变色龙》的风俗意义,在我看来,还没有人领会到。我们社会没有“采诗官”,要不然,我会推荐他们一看。写到这里,我还想说一说,你的诗里有强烈的末世感。在现代诗理论里,末世感总和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性又与丑陋的美学联系在一起;你的诗和波德莱尔那种诗有所不同,波德莱尔有很多梦的成分,你是直指现实,从审美角度看,你更多的是现实主义,尽管你浪漫地采用诗的形式,但还是现实主义,这是否构成了“现代性”与“中国性”之间的潜在矛盾呢?你的现代性表现为“直接”、“实际”,现实的层面压倒了隐喻的层面。从这点来看,你的诗有其胜处,也有其不足——意象运作不够充分;破碎的修辞技法也会带来艺术整体本身的张力的破坏。好在你的气场很好,大的方面没有被破坏。我这样的评介也许并不到位,甚至我自己还在质疑自己:我这样说行吗?能说服你吗?正在这样想的时候,恰好又读到一个材料,是关于中西诗歌的两种自由观的问题。在此我不妨把那些话引述一下:
  
   中国诗学因其群体本位,追求情感的节制与中和的美,如《论语》说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礼记》说的“温柔敦厚”,《毛诗大序》说的“发乎情,止乎于礼义”。
   西方诗学因其个人本位,追求情感的奔放与个性的张扬,如华兹华斯说的“强烈情感的自然涌流”,狄德罗说的“仿佛碰到了一次大地震”。
   东方诗神把个人情感和意志融入大化之中,把人引向顿悟和澄明,往往达到无我之境,悲喜两忘。
   西方诗神把人引向生命冲动的充分释放,因此西方诗人不但不会无我,还常常会表现大喜大悲。
  
   ——以上话语采自翻译家飞白的《迷狂与禅境——诗海游踪之八》,见2011年第4期《名作欣赏》。借一副“眼镜”再来看看你的诗,如果把你的诗放到中国诗学的语境中去打量,显然不属于典型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是肯定的,但说“止乎于礼义”则不确,你竭力在张扬、批判,根本不会“温柔敦厚”,但时不时又有点“敦厚”,还保持着相当的“群体本位”,从这一点来说,你依然没有摆脱传统语境。把你的诗放到西方诗学的语境中去考量,我倒是看到了你尽量地在释放自己的生命冲动,但你的释放又不完全是“个我”,“群体本位”一直在牵制着你的“个体本位”,在“天地人”和“人和人”的十字架上,你大量的笔墨花在“人和人”横向思考上,少了点“天地人”的垂直思维。一个“21世纪的屈原”,他,或该有怀才不遇的抗争,或该有时命不蹇的感叹,或该有对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表露,这一些在你的诗里或该有更宽广的揭示;作为一首大诗,已经初显端倪。我认为在中国诗坛上应该出现的不仅是一个“21世纪的屈原”,还是一个诗歌中的“尤利西斯”,这就要求在诗歌的艺术性上,无论抒情主人公的本真的抒情层面,还是戏仿的叙事层面,诗歌文本应该做到的是,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如何更加深刻揭示出现代社会精神世界的荒诞与迷茫,更其可贵的是要让人们看到发生在其间的进步,唯其如此,才能区别于一个古代诗人和一个西方作家,唯其如此才能成就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大气魄的中国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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