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 特别关注

“无愁河”内外的玉公(芳 菲)

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札记(续)
   芳   菲
  
  
   Ⅳ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
   重看陈渠珍生平,仍然离不开一“奇”字。只是,这个“奇”的内涵可能已大大超出当年任乃强先生所指。揣度任先生的“奇”,大抵是两层意思:以行伍之人,写出如此深邃秀丽文字,此为一奇;绝域之地,少人涉猎,陈渠珍不仅涉猎,且遭难得之事、难遇之情,此为二奇。而如今我心里的惊奇和不平静,还关联着如下一些疑问:他究竟是一个脑子里充满“抱残守缺”不合时宜念头的旧式军人,还是一个在时代中脚跟立定、不随波转的修道苦行僧?他毕生的努力,是可以扫进历史废纸篓的无用功,还是仍保有未散发尽的积极能量?他究竟是不东不西、不古不今的半吊子,还是试图兼容东西古今、造福于民的志士?在一个艰难的世事,凭借信仰、感情之力来护卫建设家园的种种努力,值得今天的人们怎么看待呢?
   很难回答。仅以文白之变而言,如果“当代”的力量尚不足以让文言与白话的世界互相打开,这部“非此文不能写此事,非此事不能写此文”的《艽野尘梦》,就只能是掉落进历史深山中的一部奇书,以“现代化”为潜在线索的文学史上不能有它的位置。
   不过,即使不做评价,也无妨罢。古人说:象形会意,有感动就有收获。我不过想说说我的感动。
  
   出生秉受
  
   陈渠珍的一生,历经艰难,其卓尔不群的品德与意志最令人印象深刻。这样的品德与意志,是怎么来的?它是真实的吗?
   陈渠珍曾于民十三年(1924年)任湘西镇守使期间,于治军之余,撰《先考杏圃府君事略》及《仲兄小圃事略》,追叙父兄生平,让人看到了他的所受。
   陈家原祖居麻阳,因祖父陈宏文迷恋医术,拜凤凰名医胡学文为师,才迁居凤凰。祖父个性“慈祥喜施”,只着意于救人医病,若遇贫者来看病,常不收药费诊费,致家庭财产日益空虚。
   祖父去世时,陈渠珍父亲仅十二岁。由祖母许太夫人抚养。许太夫人忧贫中累倒,陈渠珍父亲“躬侍汤药,不弛衣带者半载”。后来从军,在征讨苗民石仲华叛乱中立了功,许太夫人闻讯,喜曰“吾可以见尔翁地下矣”而卒。后太平军起,陈渠珍父亲入曾国藩的湘军,转战广西、湖南、湖北、江苏等省,征战英勇,获授三品武功将军,后以伤病返乡,领抚恤金生活。后来与四儿子一起管理凤凰县的屯谷,“周贫振乏,一切不计”。只管多多地借出,平平地还进,其间的盈亏,都由自己补贴。子女夫人或有烦言,认为应以子孙为念,留下些财物,他总认为不能以自己将来可能的忧患,来做不救济别人眼前痛苦的理由。陈渠珍耳闻目睹,看到周围乡人不论是造船修房、开山填谷、贫穷不能生存,只要向父亲求助,“必人人如其意以反”。乡邻以神庙中“有求必应”之言来称颂父亲。在他管理屯仓八年期间,自己补贴进去的钱达“四千金”。后来因为事情得罪上司,上面借故稽查,父亲倾家还债。以致县里的贫民都哭着登门,怪自己害了他。而父亲“顾怡然”。父亲有句话是:“人遗子孙以财,吾遗子孙以义。”
   这真是现在很难想象的古风了。
   陈渠珍十三岁丧父,由二哥陈开藩兄嫂抚养,教养聘娶,都为他做主。资助他读书深造,为他买书花费几个月的俸禄也不惜。陈开藩性格仁孝忠诚,在护国战争中,北军和黔军鏖战麻阳,凤凰大震,他任城防司令,昼夜巡逻,数月内睫不交合,终于积劳成疾,去世时仅五十五岁。
   我有一个感受,在不知道陈渠珍有这样的祖父、父亲、兄长之前,他在西藏逃亡路上始终不图私利、生死关头以民胞物与为念,自治时颁布诸多扶贫济困的法令,从良心着眼来训练部队和军人……等行为,让我尊敬;知道了他的家传,尊敬慢慢转化为信任。“信任”说起来朴素平淡,但内心却感受这个转化意义重大,难以言表。
  
   入藏
  
   父辈的遗传家教,是陈渠珍的先天之受,西藏之行,则是陈渠珍后天的选择。
   在《艽野尘梦》“总叙”中,陈渠珍曾说到入藏的因果和心理:
  
   余自长沙军校毕业后,任湖南新军第一标队官……其时革命思潮已萌芽于内地,湖南民气尤激昂。革命先进,迭遭失败,知非联络军队不足以颠覆满清,乃设同盟会支部于长沙。予鉴于清政不纲,外侮侵陵,方醉心于政治革命。
  
   晚清末年,有志青年不满现状,“醉心于政治革命”已不罕见,同盟会在军队中已有广泛势力。如果陈渠珍被这样的思潮裹挟,以湘籍人士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特出表现来看,未必不能成就一番事业。
   但陈渠珍接着写到,青年军人加入同盟会后“思想为之一变”,
  
   士气日张,泛驾跅弛之行,不可复制。
  
   泛驾,不服从驾驭;跅弛,放荡不偱规矩。寥寥数语,勾画出当时拥有新思想的年轻人以为世界在我、不可一世的形象。陈渠珍对此议论道:
  
   予既怀古人勿撄人心之戒,以为从此鼓励激撮,清政可复。然偾骄之祸,收拾綦难,则始于救国者,必终于误国。因是,决计解职归里。
  
   既不满现实,却也对张扬革命者所易积累的“偾骄之祸”,生出惕然之心。怀疑这样去救国,最终将误国。这样的思虑中,可见出陈渠珍的个性。
   1931年任湘西镇守使期间,在给《陆军新编三十四师军官教育团第三期毕业同学录》所做序言中,陈渠珍纵论古今,推崇以孔子为代表的春秋战国时人,批评东晋崇尚空谈的风气,寄语年轻军官深长修养,不要落入偾事之讥:
  
   昔者,子使漆雕开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古人之审己,自重如此,其不苟也。闲尝读叶水心《习学纪》云,东晋人才如殷浩者多,当时诸人一前一却,乍进乍退,随潮流所趋,立身不自求定,殆与浪战无异。若春秋战国时人,自己先做一二十年工夫,然后出来,使自不同,嗟乎!人之成就大小,岂不视乎修养之久暂也哉!今之轻浮少年,未更事变,所业短浅,辄敢翘然自异,卑视万有,迨其任事,非鲁莽灭裂,泛驾偾辕,即呆若木鸡,茫无措手,可胜叹乎!……愿益奋其深长之修养,以出校之岁月,补在校之不逮,则其成就之远大,纵未能企及古人,而毋敢自足,毋敢自信,则庶几其免于偾事之讥也欤,诸生勉之哉。
  
   在晚年日记中,记载为两儿讲解《史鉴》,讲到汉灵帝之变,有一段议论也可与之呼应:
  
   太学生之嚣张促成党祸固矣,予因之有感于现代学生之政治运动,真一丘之貉也,可为嗟叹。
  
   将这些不同生命阶段的议论和思想贯穿起来,来观照陈渠珍入藏时的心理——“深慕古人建功绝域”——就不会以轻率来看待了。这不是年轻人好大喜功,轻赴死地,而是他在时代潮流中谋“定”与“信”的选择。不求自定,何以任天下事?“先做一二十年工夫,然后出来”,“人之成就大小,岂不视乎修养之久暂也哉!”
  
   自成都四日而至雅州,风景与内地同,自是以后,气象迥殊。
   山岭陡峻,鸟道羊肠,险同剑阁,而荒过之。(《艽野尘梦》)
  
   当整个中国迎接着从东部沿海而来的力量自我更新时,陈渠珍返身走入雪域西藏,虽谈不上建立奇伟功勋,藏地绝域却以另一时空的能量注入他的人生。见识迥异的山川风物,看到沧海桑田之变(至彝贡……番人云:“二十年前,此地森林甚多,自山崩成海,森林遂大半汩没水中矣”……历历言之,如闻长爪仙人,谈东海三扬尘也),得到藏传佛教的传习,佛家的宇宙观在藏地开阔、富于宗教联想的天地间深植入心——“佛言深心直心广大心,即至善也,即宇宙本体也。故善不与恶对,其相对者,皆人事界之幻象也”——更加上生死路上整整七个月幻灭与希望的重重考验,西原勇敢纯真的生命,以至情参与陈渠珍生命构成之中;知天下之辽阔,历艰险之极境,回到家乡,此人已非原来那人了。
   每每观陈渠珍之后的人生经历,其坚守湘西,将湘西苦心孤诣经营二十年的耐心、勇毅、不随时转的气象,常让人有高山盘踞、深固不拔之感自足下生。
   “他人生的底子是在西藏打下的”,黄永玉先生曾说。陈渠珍在藏两年,经历九死一生,以艽野雪岭一介微尘炼狱般的经历,感应了中国历史上改天换地的变动,并在重重极限考验之下坚持为人。其间壮烈广阔的得失,我等安居小户人恐怕难以凭想象来穷其尽。
   《艽野尘梦》如今通行版本,是以任乃强先生的序和导读作先导。任先生历史地理学的背景,吻合现代人的知识路径,一方面有其长处,而另一方面,则可能会导致对《艽野尘梦》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忽略。若以儒家“知人论事”的文论原则来看,当时《艽野尘梦》的读者中,能让陈渠珍有知音之感的,另有其人。
   在《陈渠珍遗著》所收的《艽野尘梦》中,收录了三种时人所作的序,他们分别是曹典球,陈继训,滕文昭。陈继训是“清赐进士出身度支部主事军饷司司长出使俄国参赞”,他赞陈渠珍“儒而侠者也”,“生平备尝险阻,往往艰贞壁立,千折不挠”,“惊叹其坚毅之操,诚不可及已”。滕文昭是陈渠珍的凤凰同邑,也是同龄朋友,陈渠珍入川时,他便以“人生贵适志耳,远涉风涛胡为”相劝,陈渠珍不为所动。数年后当他读到《艽野尘梦》,再联想二十年来陈渠珍治理湘西的经历,不禁浩叹:“人歌蜀道难,公直坦然处之。盖其毅力坚定,勇气富于侪辈,故能慷慨长往,而不疑不惧也”,说他“驰驱二十年,终不能舍一苦字。别有所持守,曾湘乡谓扎硬寨、打死仗者,属几近之”。
   曹典球身份不详,但列序中第一。摘录一段,看看他的评价:
  
   大地山河,自开辟至今,所通之道路,所垦之田亩,所建之宫室,皆人类与自然相竞争以成之也。惟其险者,已为前人所辟易,而后之人,仅就其夷者以宴乐而苟安。于是中原沃土,遂成为群饕争食之场。而四裔边陲,则视为无足重轻,相率规避,而不之顾。彼外人者,则往往挟其新锐之气,垂涎域外,日事探险,得寸进尺,未尝告劳。故国势之削弱阽危,其所由来者渐矣!荒远略营近利,此清之所以亡也。环顾天下,如君之赴险趋危,眷恋国土,虽九死而不悔者,能有几人哉?昔张骞使西域,从行者百余人,归途仅存其二,然经时逾十三载;君行仅七阅月,而同人之难,不减张骞。余又知君之中心惨怛,过于乘槎万里者多矣。君智深勇沉,而性情恳挚,卓然有古人之风。
  
   联想清亡未远,曹典球发出“荒远略营近利,此清之所以忘也”沉痛语。他点出人类文明应艰险而创立、而人性多苟安贪图宴乐一对矛盾,将陈渠珍与张骞并举,寓文明拓路人的联想于其中。这是一般讲人情世故、讲个性解放者所不愿也不能涉及的了。
  
   应对时代
  
   文言写成的《艽野尘梦》,和军人身份,往往会让人对陈渠珍有守旧和落后时代的印象,但细读“遗著”中种种,却发现,他不仅有早期加入同盟会的思想经历,更在湘西自治中厉行“共和”的国体原则。他了解湘西多民族的特殊民情,将家族制和议会制结合起来,成立了以家族为选举单位的自治政府,是相当有魄力和胸襟的。
   在《张治中回忆录》中,关于陈渠珍有这样一段记载:
  
   我和陈渠珍在长沙初次会谈时,他纵论湘西一般情况,从他的谈吐中,我发现了耿直忠诚的气质。他讲到他在湘西二十三年的历史以及其中不少的曲折艰难和委屈,归结到“怨尤丛集”,但他一再讲起良心,这里面自然是含蓄了一种精神上的苦楚。我当时想:要是现在能把这一位有着历史、地理、人事渊源的“老统领”请回去,对于糜烂的湘西,该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措施吧?我后来征询他的意见,他保持了很远的距离。他的意思是:离开了湘西以后,雅不愿再回到湘西去。大概“湘西王”这一称号是他引以为深痛的。然而我们以真诚相见,在三个月后,在我的敦促之下,在湘西人民的盼望之下,他接受了省府的决定。
  
   “大概‘湘西王’这一称号是他引以为深痛的”——张治中的这一见证,对理解陈渠珍的人格很关键。至今人们在谈到陈渠珍时,不少人还是习惯用“湘西王”来指称,这个名号,对陈渠珍的精神世界可能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遮蔽和歪曲。陈渠珍接受过现代思想洗礼和传统文化浸润的重要特征被遮蔽了。
   以当时湘西民众反应最为强烈的《教育案》和《慈善案》为例。对教育的理解,陈渠珍便标举了国内新学制的七项标准,认为应使教育:一,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二,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三,谋个性之发展;四,注意国民经济力;五,注重生活教育;六,使教育易于普及;七,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在湘西实施的具体方法上,又包括:限年取消私塾,创办各县幼稚园(“幼稚园是初等教育的基础,关系重大。东西文明各国,无不注意及此……为普及教育起见,又应先设保姆养成所,以储师资”),设立各县儿童游乐园(“仿照英国各都市集中运动场的成例……藉以发展体育”),创办各小学附设平民补习学校(“一般平民没有知识,是民治国家最危险的地方……以后每一个小学校,应当附设一个平民夜学校,使一般年长失学的男女,得吸收少许知识。当教师的,对于劳动界,应当有真挚的扶助。关于种种培植的方法,关于制造建筑的改良,以及消遣娱乐的事项,时时为他讲究。了解他们的辛苦,敬爱他们的人格,使他们相信学校可以作他们的乐场;知道学校是传播文化的利器,于是社会与学校乃无隔膜,方能尽教育的最大职务”),实行巡回教授,分期实行强迫教育(即现所谓“强制义务教育”)等等。将教化作为一切自治的基础和重中之重。同时,辅之以赈灾、救济、育婴、施药、贫民习艺所等慈善项目,陈渠珍以敬爱的情感把湘西当成自己的家庭来经营。《慈善案》中,除了上述一些传统项目外,还专列一条“劳动者地位之维持”,关注当时经济制度下劳动者地位低下的现象,不满劳动者“除得足以维持生活之赁银以外,再没有一点自由幸福的希望”。直有马克思的批判精神。
   在这些措施中,既能看到陈渠珍激发人天良的热切冀望,和“大同世界”的理想,也能见出他对国内国外局势的了解,及对西方文化的借鉴。
   《军人良心论》的基本思想虽来自宋明理学,初读会觉有夫子气,但认真读下去,作者融汇贯通、无一字无体会的切身之感便扑面而来,这是凝聚了陈渠珍当下努力的一部书。尤其是其中对时代思潮的几处直言回应,对我们至今习而不察的一些观念也有针对,读来竟不无悚然。
   如,他反对尊崇个人,认为社会发展的目标不是张扬个性,而是天下得其“平”。
  
   古人说了许多“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的话。其结果也只是平天下一件事。平字的意义,是要天下人各得其平,各安其分,能平则不相争,能安分则不妄动。同西洋人所说的发展,是绝对相反的。因为,此不安分,彼亦不能安分。此求发展,彼亦不能不求发展。人人不安本分,人人争求发展,把良心的公准,完全推到……他的意思以为天地间,只有个体是真实的存在的,极端反对公准。所以就偏重个体的发展,同我们中国杨朱的“为我”主义一般……这种流毒一直传到今日,便造成世界革命的大流血。
  
   如,他批评占据时代主流的物竞天择说,反对把竞争作为求知的目的,鲜明果敢地指出,“人的知识,为的是要了解人生真义需要的,不是为争奇斗胜所需要的”,“人人能够了解人生的真义,趋向才能一致,而无相争相夺的事发生。”“这种知识,才是良知,才是道德”,“如果蔑视良心公准,而偏重个体的主观,在知识以外求知识,这就是大乱的根本……”
   “在知识以外求知识,这就是大乱的根本”——这是陈渠珍对天下动荡不宁所做的哲学思考。
   张扬个性的学说,强调离苦得乐,认为追求快乐是人正当的权利,陈渠珍亦对此做了回应:
  
   从情意方面求来的乐,不是真乐,不能持久,结果,乐极还要生悲。只有“人境不夺”,“苦节危行”,所得的乐,才算真乐……所以人的真乐,要从苦中去求,要从忍字 入手。
  
   可能是感叹随新文学而起的种种恋爱至上主义,他语含沉重:“西洋人未闻大道,原不足责。却是我们中国近来有般自命为学者的人,也吠影吠声地说,恋爱自杀是正当的人生观。不晓得把知识两个字,到底看做甚么一件东西?真可为人心世道一哭。”
   陈渠珍以“天人合一”说来对治“竞争”说。承认“物竞天择”是一种客观现象,但仅是“现象界”一原则,不能当作人类进化的标准;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应了解更真实的宇宙原则而遵循之。他认为人类须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样深刻的认识;良心是“天地之心”,是“寂然不动的道心”;有良心、致良知,是人生的目的,也是求知的要义;“不争”才是宇宙自然原则,而“当仁不让”是“让与争”的唯一界限。“人类进化在互助,不在竞争。”
   在生死存亡的乱世,能有这样的眼光已不易,更难的是陈渠珍作为一方统领,做到了言行相随。
     
   固穷守困
  
   陈渠珍是军人,也是个读书人,自述“经书是读遍了,也涉猎了不少子书”。在诸子中,对老庄别有感情。据陈元吉讲,陈渠珍给家里盖房子,都是土木结构。他对亲友说:“我建房子,只管二十年,子弟有能力就维修,否则就让它倒塌。”门额题为“寥天一庐”,取自庄子“安排而去化,乃入寥天一”。
   1939年,陈渠珍带领家人迁居四川南川,因为薛岳的作梗,他的抚恤金断绝,一切靠手足之力,以平民的身份开始以耕种和纺织谋生。生活是艰苦的。如果说一个人从低处走向高处,考验人,看一个人如何从高处走下低处,更试探人。
   南川期间,陈渠珍靠他在机械方面的天赋,发明了弹花机、灌田机等数种机械,以售出收专利费为生,办起了纺织厂。静坐与记日记,是这个“以王守仁、曾国藩自许的军人”(沈从文语)的日常修身事务。翻看现存的两年日记,有生病,搬家,涨价,钱粮断绝,回家旅费难以筹措等困境,也有发明、读书、教子、静坐等内容。日记中虽也有“六十老龄尚漂泊于异乡,受此困厄”,“暮景逼人,言之愕然”,“念双亲坟茔久缺祭扫,深以为痛”,“天之困我,一何酷耶”等伤感语,但更多的,是坦然应对,是日日不空过的言行。
   1943年元旦,新的一年又开始了,陈渠珍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对入川几年的生活做了回顾和小结:
  
   昨晚八时睡,十一时起溲一次,三时半醒,即起生火,气候尚不甚寒。
   予二十八年二月来川,今已五载。携眷远窝数千里外之南川,此梦想所不及也。以生平不善于治生之人,而处此生活高压之下,穷愁交加,亦既三载,更非梦想所及也。予何以处此?亦曰“知天乐命而已”。人惟知名,则穷亦乐,富亦乐,于何云乐?乐天而已。凡予五载来,所处之困厄,在旁观多有为予慨叹者。岂知此五载中得以纵观经史,涵咏有得,著述之书,皆有多种腹稿,一俟到达印江,家中书籍运到,即可克期编出。予历年治兵乡土,则军事倥偬,竟无一日之暇。自开府沅陵,则政务鞅掌,则恒夜以继日,长此不改,则诸子无法自课,结果将不堪言。近自土桥起,即专意课督大小两儿,文字日进不已。援经讲史,亦自得益不少。此二幸事也。吾人苟无一定之趋向,但求身前之富贵,则以予之才能,焉往而不利?顾以没世而名不彰,此与草木何殊也?予入川时即下最大决心,必求身死之后,有不死之精神,不与此身而俱埋黄壤,故除殚心著述垂诸久远而外,更究心纺织,精研机械,所幸有志竟成。纺织既有不少之新发明,而机械更有新兴之创作。此又一幸事也。凡此不幸中之幸事,而局外人乌从而知之?而予心不但不觉其苦,反觉兴味勃然。此乐岂世俗、富贵、利禄所能易耶!予亦念及此,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知老之将至也。

  
   流离四川,是他从官位上下来的日子,却也是他发愿求不死的日子;是他“穷愁交加”、身外之物尽失的日子,却也是他“涵咏有得”、身内之乐日增的日子;他历数不幸中的幸事:可读书,可著述,可教儿,可发明……竟“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知老之将至”。看此情此景,再读“良心论”,似乎十多年前他早为这样的遭遇做好了准备:“做官是替众人负责任,不是为我求荣华。所以,做官时,只知有人,不知有我。官来听其自来,不必推卸。官去听其自去,不必留恋。”“富贵福泽,不过是厚吾所生。与人有甚么关系呢?贫贱忧戚,都是玉汝于成,又与人有甚么关系呢?”他是实实在在践行了他的话——“要知人生自有‘天爵’之可贵,决不可蝇营狗苟地去求人爵”。
   困,德之辨也。低处的陈渠珍,再次显示了不平凡的意志品德。
  
   善终
  
   陈渠珍于1935年于长沙赋闲期间,曾拜访过当时有名的精于命相的吴竟成,吴竟成给了触动他心头大痛的判语:“怪哉!此命打不死,杀不死,骂不死,穷不死,饿不死,跑不死,累不死,苦不死,气不死。”无一不中陈渠珍心头肯綮。
   九不死固然说来一一都是痛,但毕竟命悬一线而终不死,就像卦辞所说的“贞疾,恒不死”。张文江老师解释为“只要有一点是对头的,那口气就不会断”。
   陈渠珍经历了清朝、民国、共和三个激烈变化的朝代,三朝为官,且是刀尖上行走的军人生涯,不依附任何一方势力,审时度势,带领乡梓自强,能够终获平安,殊大不易。带领凤凰和平举义,是陈渠珍人生棋局上落下的最后一颗子,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也保住了湘西的平安。想他的思虑中,必是以后者为大,这是他一生贞吉不死的关键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是“那一点对头处”?也值得人思量。
   凤凰有一个传说,说陈渠珍在北京被任命为政协委员后,苗区发生叛乱,被解放军大战攻破后,苗民首领龙飞自杀。陈渠珍梦到血淋淋的龙飞来到自己面前,说:“大哥,还是你狠!”陈渠珍凄然道:“我不过比你多混了一副棺材板,你在前面等我,我随后就来。”说完惊醒。
   这一副棺材板,就是陈渠珍的上出之处了,虽然表达得颇为凄凉。
   ——“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的这个话,用在陈渠珍身上不为过吧!
   钱基博先生抗战期间避居湖南,曾作《近百年湖南学风》,标举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十几位为代表的湘籍人士好学深思、辅世长民的突出品德。他赞美湖南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宏识孤怀,涵今茹古。其中这个表达——“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不仅也让人联想陈渠珍,还愕然联想起陈寅恪先生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王国维先生身上的最初表达。思想的独立与自由,一而再地,出现在一批有浓重传统文化色彩的人士身上。
  
  
   Ⅴ
  
   该回到“无愁河”中来了。
   “无愁河”是小说,不是史;但它又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与“史”有很大关联。黄永玉先生曾说:“百分之九十都是真的!”(另外百分之十是笔墨,那是作家气性所在,不用历史的真实性来衡量)
   了解了陈渠珍,对“无愁河”“史”的这一面会有更清晰的认识。如仅把它当小说读,玉公这个人物似乎无足轻重;有了陈渠珍再去看,看到他的影子原来在在处处:狗狗被王伯带入木里避难,背景就是1927年何键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陈渠珍跟着在湘西也捕杀共产党,致狗狗父母双双逃亡;事后陈渠珍有些后悔,一年多后“王顾左右”,慢慢解禁,狗狗才回到朱雀;狗狗上的那些精彩的学堂是陈渠珍搞湘西自治、湘西呈现教育曙光后的成果;父亲提了一个火腿去为狗狗拜来的武术师傅,是陈渠珍从南京请来为军官团上课的形意拳名师朱国福(此人曾在中央国术馆任教官);狗狗曾和同学去郊外李子园偷李子,那是陈渠珍为纪念西原建的;狗狗后来进的实验小学,也是陈渠珍为那个抓起来不知如何处理的共产党员而想出的一个“开明”点子……
   黄永玉1924-1936年在凤凰度过的童年,基本相应了陈渠珍的湘西自治。
   除了狗狗的生命节奏,“无愁河”中还隐隐有另一个节奏,那是从外面世界传来的。比如北伐、“九一八”。北伐时,玉公在朱雀街上搞游行,弄得热热闹闹,表明自己从来不是“北洋”——“无愁河”作者笑说——“又何尝是南洋西洋东洋?”“九一八”后,玉公“像只慢慢在苍苔上游徙的带壳蜗牛。脑门顶四根触角一下这边、一下那边地探索,一下又收缩回去……有如下棋。不是蒋介石、何键将他的军,是日本的隔山炮让他不便动弹……”田应诏将湘西军政大权交给陈渠珍的事发生在狗狗出生之前,但后来黄先生借写田应诏照应了那段史,写得很美,禅让。
   凤凰的历史不仅系于陈渠珍,还要深远、广阔些,“无愁河”中也有涉猎。若以对待陈渠珍的方式再去追寻其他一些历史线索,应还有更多收获。
   可是,了解了凤凰的历史,又如何呢?它不过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城……
   真是不能小看凤凰啊。近百年中国大浪淘沙,恐怕只留下这一个小、精彩、顽强的奇迹。它是真实的,又已成为一个充满联想、富于启示的文学形象。它先因沈从文先生闻名,半个多世纪后,又通过《往日,故乡的情话》、《一路唱回故乡》等出现,以“中国最美的两个小城之一”而成为广为人知的旅游胜地。它在“无愁河”中,更是前所未有地以长卷的力量,被工笔兼写意地描绘。尚无其他地方,能在这一段时期内,经历种种毁灭人、改变人的因素,一直以正面的力量、美好的形象和鲜活的生命存在,捕虏两代写作者的心。沈从文先生、黄永玉先生满怀爱与深情的反复咏唱,恐只有屈子的歌哭可比拟。
   张治中曾于1938年6月赴湘西考察,为陈渠珍的苦心经营、内外兼修,留下同代人惊鸿一瞥般宝贵的旁证:
  
   市廛中饶有中原风味。房舍整齐宏伟,为所经各县冠。玉鍪先生居此数十年,其仁爱侠义之风,在民间构成坚强之信仰。
   “在民间构成坚强之信仰”一句,最堪玩味。凤凰的历史不仅是“史”,更是“信仰”。
   近现代凤凰出的人物不少,陈渠珍、沈从文、黄永玉因“爱凤凰”爱得特别,所以与凤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持续的、强烈的爱背后只有一个答案:和屈子一样,因为对这个文明积累的成就、达到的高度有认识体会,所以爱得不离不弃。某种角度可以说,陈、沈、黄是三位一体的,他们互相构成我们更好理解他们的道路,也共同构成理解凤凰独特文明和文明成就的道路。
   具体看看“无愁河”在观念上和陈渠珍的很多呼应。
   陈渠珍将人生的内容分为“衣、食、住、用、乐”五方面(《军人良心论》);“乐”不是享乐,而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之“乐”,陈渠珍解释为“自然相安”。这种观念,反复在“无愁河”中出现,黄先生说:“文化,就是让人过日子!”“无愁河”虽然包含一股奇气,但它是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多见的以日常生活为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四大名著中只有红楼才写日常生活,而红楼的日常生活是残缺的,没有生产劳动),几乎样样贴着“衣食住用”展开,作家笔底含着情趣,写手艺人、农人、猎人、保姆、更夫、厨子、渔夫、当兵的、染布的、老人、醉人、教师、采药的,写伙伴,写父子,写师生,写同事,写来往行人,写杜鹃、桃花、鹭鸶、狗,写河、写山、写雨、写路、写井、写春风……在“自然相安”的“乐”中,还有“乐感万物”的呼吸往来。这呼吸往来,是“无愁河”中最值得静静体会的妙处。多数作家写小说,把命运、情节、悬念当动力,“无愁河”的动力是人天之间的呼吸。
   陈渠珍将人群分为治国、护国、生产三种阶级。这虽然是借用西人的划分,但应用到凤凰来,有特别的意义。在绿营军制度实行的凤凰,在“因为小,所以文化凝聚得格外坚实”的凤凰,这与其说是阶级的划分,不如说是对人三种原始天责的直观。生产、护国、治国的人,都在耳目接触的范围内;生产、护国、治国,是人以社会形式生存须承担的天责。因这样的领悟,凤凰人的人生是从“职责”,而不是从“权利”开始的。在以“职责”来联系人与世界关系的人生中,人是爱的源泉和主体;而以权利来联系人与世界关系的人生中,人实际上只是爱的客体。
   由于特殊的际遇,陈渠珍一生经历了三种身份,体验了不同的社会角色和情感,也承担了完整的人之责。虽然沈从文先生、黄永玉先生都缺“治国”一项,不如他(一般文人之流,离他们更远),但“护国”与“生产”的责任、情感,却深沉地体现在两位作家的作品中。他们笔下最优美的形象,都是劳动者和士兵的形象。“无愁河”中母豹子一般的王伯,老树根般沉默而灵巧能干的苗人隆庆,严厉得不近人情、又极尽人情的爷爷……令人难以忘怀。黄永玉先生的故园之爱中,有一种雄强的气质表达,有时候我想,这是否也是“护国者”身份寄予人的要求?你即使流离失所,你即使漂流万里,你还是必须回来守卫你的家乡!(凤凰的尚武精神,须从“护国者”这个天责中去认识,才更准确,以这样的认识去看黄永玉为沈从文先生写的墓志:“一个战士如果不是战死战场,便是回到家乡”,也更落实)
   陈渠珍讲“勤”。“一个人要晓得,从早到晚,从生到死,总要劳动,总要做事”,“古人说:‘民生在勤。’就是说人生天地间,定要做一番有益于人类的事业,才能尽人的天职,全自己的人格。因为一人之需用,百工为之备”。“生活必须勤苦,勤苦不必富贵,这是存养法。”沈从文1918-1920年间在陈渠珍身边任文书,曾见识过他勤勉好学的生机:“天未亮时起身,半夜里还不睡觉。他自奉常常同个下级军官一样,在某一方面来说,他还天真烂漫,甚么是好的他就去学习,去理解”。“无愁河”中有各种人,对疯子、弱智都有怜爱的描写,独没有懒人的位置,“懒”是不被原谅的。看“一天到晚在她的坛坛罐罐中打转”的婆,忙得多有趣。还有耍布袋戏的那对老夫妻。“民生在勤”的精神,濡透了“无愁河”的世界。沈从文先生、黄永玉先生,也称得上一生勤奋,颠沛流离不改其志了。
   《艽野尘梦》自序中,陈渠珍开篇即说:
  
   大地河山,一虚妄境界耳,非宇宙真实之本体也。
  
   愈了解陈渠珍,愈了解这不是一句伤春悲秋的虚妄话,陈渠珍一生情感与良知所立足的,是对“真实宇宙”的体悟。
   有了对非现象界、不建立在六根之上的“真实宇宙”的体悟,才有相应的天地之心。
   “无愁河”,把“天地良心”这几个字变得一点也不玄虚,太婆身上有,王伯身上有,幺舅身上有,幺舅娘身上有……一边做事一边体会,就在百姓日用中。黄先生有时把它表达为“分寸”,朱雀人晓得分寸。外来卖艺人要钱要得过分了,被不知名的人教训。什么都不要过分,不要耍聪明,有学问的人都有修养,不露。因为战争,“这二三百年来牺牲在外的子弟太多,所以穷;穷则傲。耳朵和眼睛容不下轻浮”。得意不忘形,悲痛也不失态。抗战初期,嘉善一役,一二八师全是朱雀子弟,整个师剩下不到百八十。“全城的孤儿寡母”。黄先生只写了这一句:“朱雀城那时的空寂荒凉,连哭声都深感稀罕”。狗狗十岁了,在两个表妹面前心跳,他自顾自给自己解释:“我清清楚楚,我之所以喜欢她们是因为我是公的,她们是母的。动物是按这种规矩办事的,冇值得什么大惊小怪”,呵,这也是分寸,是教养。 “无愁河”的欢喜面貌下,有坚固不移的道德担当。为什么?就因为一个个、一代代朱雀人的生活、牺牲、奋斗,都是在那样一个“宇宙”中。
   有这么一段玉公的描述:
  
   夜晚西门坡公馆里,玉公大部分时间一个人睡在会客厅左手边卧室,床边上有张沙发靠椅,沙发后一排书柜,有普通的《六法全书》,《辞源》,《辞海》,《康熙字典》,《六书通》,《四库备要》,《步兵操典》,“四书五经”,曾国藩,王船山,唐诗宋词杂七杂八的集子;几部佛学经典之外,还有几册属于罕有的刻本,周围幕僚不知哪里弄来讨好他的,翻一翻,记下名字就搁进柜子里了。若果有外来文士客人谈起刻本掌故时没有涉及他的所藏,心中油然抖擞出一点欢喜,浮现出庄重的笑容令客人不知就里。
   不收藏古董字画,不搞轻薄的文人游戏,料理军务之外,就是读书。世人知道他是个勇猛的武士,不知他是个饱览群书的文人,有哲理修养而蹩处山乡的雅士,历经沧桑的苦行者。
   ……
  
   我为何说知道陈渠珍其人其事读“无愁河”是一境界,不知道陈渠珍其人其事读“无愁河”是另一境界?
   一来,是看到那条宛转长河的来历,看到“无愁河”“史”的成分。“无愁河”虽然才写到十岁,柔和得很,还小苗儿露珠儿一样,但可以放到一个文明的命运中去看;
   二来,是看到两种境界的转换,黄先生对“史”入其内又出其外的超越。
   陈渠珍左支右绌维护湘西平安,辛苦平衡各方力量,“无愁河”中我们听到的却是无邪的童音——“我们小学时就学拳术、搏击、打枪放炮、单双杠、‘打野外’,自学骑马,是一种严格的学业规定,不许不及格。为的是长大了,谁来湘西就打谁”。
   父亲逃命回来,幺舅来望他,发了些陈渠珍的怨气,说:“他这位老人家不像蒋介石有三民主义,共产党有共产主义;凭自己一个时候的好恶,阴晴圆缺,只有主意没有主义,什么时候变卦,哪个都不晓得。”父亲却说:“他有他儒雅的一面,不能忘记他是个大文人。军阀混战,湘西偏安了二三十年也不容易……”想一想,说这个话的人刚从外面逃亡了两年回来,差点丢了性命,却一点也不记恨造成这个局面的人。而因此在木里住了两年的狗狗,更是一辈子感恩。
   陈渠珍经历的血腥和武力,在“无愁河”中变为春风和雨露。
   这就是那百分之十的功夫了。
   作家的个性、人格,“无愁河”的艺术魅力,在百分之九十史的衬托下,能看得格外清楚。“无愁河”是无邪的。“狗狗两岁多,颇能自恃,可以!”爷爷眼睛厉害,给了狗狗最初的判语。无邪,便来自于这“自恃”。能自重,有“自”可“恃”,才好恶皆得其实,遇物演化出清新健朗、又厚重得体的风格。一方面,对人,对事,对自然,都那么心心相映地爱着——“序子很开心这世界自古留到今天的东西。树呀!庙呀!面呀!包子呀!天呀!云呀!星星呀!雨呀!雪呀!桃子呀!李子呀!萼梨呀!爷爷呀!婆呀!”同时,也剔除,也猛厉,也摧毁,无可非议,看他咬左唯一的那一口!
   凤凰的生命,从陈渠珍,沈从文,到了黄永玉。
   陈渠珍和沈从文,分别有自己显和隐的两段生命。陈渠珍“显”的生命,大致完成于《艽野尘梦》,结尾“天胡不吊,厄我至此。予又不禁仰天长号,泪尽声嘶也”的悲恸,呼应着他永别凤凰的悲恸;沈从文“显”的生命,大致完成于《边城》,在“这个人也许永远都不回来,也许‘明天’就回来”的朦胧委屈希望中。以后,陈渠珍的日记,沈从文的文物研究,都以“隐”的方式延续着他们各自的生命,含护着一股生气不灭。
   到黄永玉,到黄永玉晚年,通过一生的努力,完成了转换。那些悲怆之象,不清晰的希望之象,转换成“一路唱回故乡”、“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光明象。像一点点蔓延到天涯的青草,郁积在《艽野尘梦》中的那股生气,被一代代人,带出来,活了。
   “无愁河”是一部许诺人可以永葆童年之美、童年之力的书。
   我读它,常生欢喜心,仿佛借黄先生的眼睛看到:世界的本来面目,不是苦,是喜悦的。入于“史”内,知道苦还是苦,甚至很苦,急管繁弦,岸高水急。但因还保有那一点童年的力,保有那一点童年的爱,尚能出于“史”外,让苦变成甜,让艰辛孕育出希望。出入于“史”的内外,晓得“无愁河”的喜悦来得如何不易,如何庄严了。
   “故人星散尽,我亦等轻尘”。在写到陈哈哈的崽长大在四平阵亡后,黄先生引了这句诗。伤痛藏得很深,表达得很轻。
   他独力承担。
  
   Ⅵ
  
   陈渠珍日记有一个特点,多是从夜里的事开始记起。
   如:
  
   早二时醒,久不成眠,即起床。月色犹明,照耀山溪,清辉可爱。
  
   如:
  
   昨晚初睡约半时,即被隔壁房东敲门惊醒,又约闻其夫妇交谈声,又闻其夫人入厨房治食而入室,闻细碎声,似嚼食又似吸烟,皆不甚可辨。予遂不能成寐。至十一时半,始朦胧睡去。一时半,又起溲,再睡至三时四十分钟醒即起,升火,静坐。
  
     又如: 
  
   昨三时半起,漱便毕,天已大明。移时,旭日东升,天清气煦,树头好鸟矫唱不已,农人荷锄归来,此正农家早餐之时,想见其披星戴月而出,勤劳可知矣。
  
   这样的起笔,让他的日记有一股稀罕的气象。如带人进入广大静谧的夜,看到大地沉睡,而生机已静静开始忙碌的情景。
   其中,我格外喜欢这样一则:(民三十一年六月初六)
  
   昨日午间微雨,不久即住。然遍观此地四周则无处不大雨,故至晚暑气渐退,睡甚安,至十二时半而醒。两儿苦臭虫,同起搜捕,予亦醒,而为之煎药。梅玉因六女痱疮,辗转不能成寐,亦起至楼上取茶。于是,剔灯加油,家人皆起,笑语盈室,宛如白昼,推开窗棂觉凉风习习可爱。既而取《俞曲园集》读之,时诸人已睡静。予坐至两时半,东方既白,凭窗远眺,见天际层云起处,朝霞上升,晨风清兴,别绕兴趣。此等风味,余一生领略独多,由是自幸矣!
  
   读这则日记,我好像置身无边的安静之中。
   生活清贫而和谐,动人;对黎明的欣赏、迎接,尤其动人。陈渠珍一生以勤修身,晨兴宿寐,衣不解带,常能看到天亮日出光景。东方既白,推窗见晨风清兴,他说“此等风味,余一生领略独多,由是自幸矣”。真是动人上再加一点动人,似比“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更上一层。
   安静中隐隐有什么气息袭来。那就是黎明的气息吧。就是贯穿在陈、沈、黄身上,那一脉相承的气息吧!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