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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花的秘密(黄德海)

严歌苓《陆犯焉识》
黄德海

去国经年的现代写作者在异国思维里浸染日久,早就不懂得什么近乡情怯,用语言衣锦还乡的他们,面对故国人物,往往会流露出不经意的傲慢。仿佛怕阅读者辨识不出自己显而易见的傲慢,严歌苓在新作《陆犯焉识》的主人公名字上都做了文章——陆焉识、冯婉喻——就算大陆的“陆”不是作者有意为之,“哪里识别得出委婉的讽喻”之意却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如此傲慢的作者,在小说里写出了怎样惊天的秘密?
《陆犯焉识》一个公然的秘密,是关于题材和写作技术的。由于众所周知的现实境遇以及自身畏葸的心理因素,造成了内地作家对不少特殊文学题材的无奈、无助以及(由此引致的)无知,这些题材因禁忌而成为公然废弃的富矿(称这些题材为“富矿”,显然不是为了炫耀)。作为侨民的海外华语作家不必像卓别林《淘金记》的主人公那样历经困苦,就已然由于身份原因坐拥了金山。何况,海外经历让这些写作者见识了新世界,体悟了新概念,确立了新立场,一件陈年的、毫无故事的普通旗袍都能被思考和想象方式焕然一新的作者改出别致的欧美样式,更不用说大部分特殊题材本身就拥有删除不尽的传奇色彩。
严歌苓承认,三十多岁到美国后,自己的脑子被美国文化“大洗牌”,学会了从“新的角度看问题”。而她拥有的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艺术硕士和好莱坞专业编剧的双料头衔,也让我们不得不相信,去国前已在内地出版过三个长篇的作者,其写作技术已获得了西方社会的广泛认可。这个技术娴熟的作者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正因为人在非常的环境中会有层出不穷的意外行为,而所有行为都折射出人格最深处不可看通的秘密,我们才需要小说。”“我总在寻找这个‘特定环境’,以给我的人物充分的表演空间。”这次,严歌苓提取了那些特殊题材中的一个,为人物找到了不可多得的“特定环境”。
《陆犯焉识》写了三个时期——1954年前,1954年至1976年,1976年后。居于叙事核心地位的,是1954年陆焉识因不识时务,在“肃反”中被投入大牢,并因其进一步的不识时务而被判为无期,投入西北荒漠劳动改造,直至文革结束。在某种意义上,严歌苓没有浪费这个题材,小说写了荒漠上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犯人对监管者的行贿,囚徒的凶残和偶尔流露的温情……陆焉识也在此过程中变成了绰号“老几”的老无期,并假装结巴以适应改造,还有一次成功地做了“逃犯”。当然,承认不愿跟读者为难的作者不致让重重苦难阻塞作品的可读性,因而(即使从全书来看)叙事节奏快慢结合,叙事色调或明或暗,始终保持在一个点到即止的分寸上,不致让读者太过压抑或放松。或许,严歌苓早就深谙《人猿泰山》的创造者E.R.巴勒斯的名言,“尽量不使读者动脑筋是一本书畅销的关键”。更重要的,可能是作者根本无意为那场旷日持久的灾难立传或安魂,题材本来就是凑巧送上门来的,只能成为某个鲜明主题的悬浮背景,用完即抛。她更为关注的,始终是那个所谓的“人格最深处不可看通的秘密”。在陆焉识身上,这个秘密是什么?
1954年“肃反”之前的陆焉识,循着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流行的套路,才华,以及才华带来的嫉恨;继母,以及继母张罗的婚姻;妻子,以及妻子的柔顺;出轨,以及出轨后的坦然……被捕之前,继母去世;被捕之后,才华再无用武之地,“陆犯焉识”的人生中只剩下了两个关键词——妻子和出轨。没错,这正是作者要写的那个“人格最深处不可看通的秘密”之一。劳教的二十多年,成了陆焉识忏悔的时间长度,他在心里盲写给妻子的信(真实的信因为有人检查,写得更像公文),逃狱,都是为了忏悔自己的出轨,赢回自己曾经弃之若敝屐的妻子的爱。他意识到,那个此前在他眼中几乎一无是处的妻子,原来有“很美很艳的时候,起码她有美得耀眼的瞬间”,“这一切不是当时三十多岁的陆焉识能够解读的,是五十岁、六十岁的陆焉识一点点破译的”。
陆焉识破译的,其实是严歌苓的爱情观,“最最强烈的爱情是被禁锢的爱情,比如贾宝玉和林黛玉,罗密欧和茱丽叶。这种爱情连苦涩都会享受的,而且我觉得爱情在所有的时候都在发生,在最艰苦,沉重的大时代里,爱情都在发生”。不论“最最强烈的爱情”是不是“被禁锢的”,可以肯定的是,爱情确实“所有的时候都在发生”。然而,文学作品书写的爱情,不会发生在“所有的时候”,而是跟所写的“这个时候”在一起的。作为人物的“这个人”与其共生的“这个时候”对抗、争斗、妥协,最终生成精致微妙的样式,如此,才是“这个人”的爱情,也才是爱情所在的“这个时候”,双方各自以对方的成立而生动。但在《陆犯焉识》里,严歌苓却把与陆焉识共生的时代作成了背景,被她抽象出来的“爱情”是唯一重要的东西。于是,这爱情因超脱于时空而没有东西能伤害,却也因为没有温度、气息和疾病,丧失了动人的力量。
单单关注爱情,我们或许小视了严歌苓这部“写得最用心”,“也是最满意”的书,因为作者要写的,是“一个人对感情、对自由的一场近一个世纪的彻悟”。毫无疑问,主人公对“自由”的“彻悟”,是严歌苓要写的另一个“人格最深处不可看通的秘密”。从这个方向上看,“陆犯焉识”的“囚犯”含义就不仅仅是实质上的牢狱之灾,还包括身心不得自由的隐形囚禁。想到这一层,回顾陆焉识的一生,果然,他一直被囚禁在各种有形无形的牢笼之中。家庭,继母以软弱为利器的爱囚禁了他(应该说,在写到旧家庭内部的杯水风波、蜗角争斗时,严歌苓很好地展现了她的才华);爱情,妻子的不遂人意囚禁了他;社会,派系的争斗囚禁了他……仿佛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着陆焉识的一生,疏而不漏。在这样的困窘中,陆焉识如何“彻悟”了“自由”?
从作品来看,所谓的“彻悟”,最终仍然与爱情密切相关——跟发妻冯婉喻一起,陆焉识完成了对自由的认知。这就要讲到小说的第三个时段,1976年之后的故事了。获释的陆焉识有了向妻子忏悔,从而放下压在自己心中二十几年的巨石的可能。就在这时,作品给出了一个琼瑶式的结尾——冯婉喻失去了记忆,她不再认识清醒时宠着、爱着、崇拜着的丈夫了。因为失忆,婉喻的性情也变了,一改往日的端庄、含蓄、隐忍,对看不惯的人和事破口大骂,并在最后的岁月里坚持赤身裸体。妻子去世之后,陆焉识历经二十多年劳教而不改的直言批评社会和政治的习惯让儿子不堪忍受,于是,他又几近被子女囚禁了起来。最终,陆焉识带上自己的衣服和妻子的骨灰,回到了大西北,因为“草地大得随处都是自由”。情形在这里出现了奇异的反转,陆焉识曾经的肉身囚禁之地,变成了他最终的精神自由之所。
这一奇异的反转让我们小心翼翼地猜测,或许作者所谓的自由,是由时间、诿过和逃避提供的,并不具备强悍的生命力。沿着作品提供的线索分析,我们发现,即使陆焉识不“彻悟”,家庭的囚禁也随着继母的去世戛然而止;而社会的囚禁,时代的罪过和无耻者的攻讦是合情合理的借口,作者早就凭此让陆焉识预先摆脱了造成这一不自由的自身原因,也用不到他自己来“彻悟”。就连冯婉喻的失忆,也是作者出于好心给予人物的自由,因为担心婉喻“看见她的丈夫非常地失望”,因而以失忆的方式“让她自由,而且在自由的王国里她有非常美好的感觉就是她在等待,长别离变成了一种挺让她享受的过程”。
不难发现,严歌苓强调的两个核心秘密——爱情和自由,拥有同样的结局,都是作者抽象出来的虚拟普世标准,这抽象的标准仿佛木偶戏里牵动人物的引线,从而让时代、地域、变革都成了为证成这标准而先设的布景。陆建德在《伏尔泰的椰子》中曾写道:“假如他(伏尔泰)要捋起袖子进行基于普世理想的社会实验,带领一批天真汉破坏法国的植被以广种英国椰子和中国椰子,等待他的将是一场生态灾难。”好在文学的破坏性并不真的如此显而易见,手握普世标准的严歌苓,凭借自己搜集材料的功力,挟持题材、人物,仰仗自己久而弥熟的叙事技术,捆扎出了一束尚算得上漂亮的假花。
即使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对写作技术的热衷、对(即使是抽象的、虚拟的)爱情和自由等主题的先期认可,以及由此造成的普遍下降的鉴识能力,这束假花得到了广泛的夸奖或认可,那也是无生命之物制造的虚假狂欢,做不得数,也当不得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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