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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愁河”内外的玉公(芳 菲)

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札记
芳   菲

“无愁河”在静静流淌。
每两个月一期,正是静水流深的气象。
我曾写过读书札记《高高朱雀城》,是得到一本“无愁河”自印本缘起的,那是黄永玉先生十多年前的作品。没想到,八十六岁高龄的黄先生在李辉鼓励下,于2010年重新开始,以连载方式继续这部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起初我有担心,怕新作不能再上接早先的理想境界,但两年跟读下来,它仍然每次带来深沉美好的阅读感受。看它所写的,或惊,或愁,或笑,或泪,都神采奕奕,美不胜收,令人流连。连载的方式,正符合“无愁河”流淌的时间性;而与写作相伴随的阅读,让我如站在时间的堤岸上,看着面前流过的这条静静大川,不时生起今夕何夕之感。
深心欢喜“无愁河”,以其山川、风光、人情、言谈音调与我故乡近似,更因为作者安稳庄重的童心,喜悦无缺的性情,能焕发人的神志。本以为我关于“无愁河”的种种感想,大致已于《高高朱雀城》一篇道尽了,之后的人、事虽有新发展,但气象不离其中。不料,一天韩少功读到这篇文章,来信问:“你读过《艽野尘梦》吗?”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艽野尘梦》末尾作者那泪尽声嘶的一声仰天长号蓦然响起,好像光天化日下一明明白白之人、之事忽然显身,而以往却不曾被瞩目过;也好像在光明境界中忽然听到一声愁惨的厉哭。不禁呆了半晌。
“无愁河”中有一个见首不见尾、若隐若现的人物:玉公,亦称大王,老师长,原来便是《艽野尘梦》一书作者陈渠珍。《艽野尘梦》以前虽也读过,却没有细究作者身世,受任乃强先生影响,以一“奇”字目之,只将它作为绝域边塞的传奇,马虎过去,没有把作者与现代中国历史诸人建立起“常”一方面的联系。经此提醒后,找来重读。并于2010年秋在吉首书店淘到由刘萧、鲁岚整理选编的陈渠珍另一重要著作《军人良心论》(含《精神讲话》)。去年,又托友人淘汰搜求,购得两种书,一是由陈渠珍长女陈元吉编辑、列入“湖湘文库”丛书的《陈渠珍遗著》。内中除前述两种专著,还收有陈渠珍任湘西镇守使时的讲话、演词、序记、公文若干,及抗战时僻居四川南川期间的日记七万余字(民国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及晚年书信数封。另一种是由陈元吉之女田俐、田冰、田仃三人合著的《侠骨儒心》,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艽野尘梦》的白话翻译,下编为陈渠珍自藏返湘、治理湘西二十年,政坛上数起数落,抗战期间流落四川,抗战后返乡,再次接任湘西军政大权,一直到1949年11月和平举义进入共和国的经历,合成一特殊的传记小说。
陈渠珍的遗著和有关资料,“由于诸多历史原因……散失严重”(陈元吉语)。如《寥天一庐日记》原有三十多册,现仅保留五册。但几种书绵延读来,虽断简残篇,亦能想知其人也。
不知陈渠珍其人其事读“无愁河”,是一境界;知陈渠珍其人其事而读“无愁河”,是另一境界。

玉公在“无愁河”中头回出现,不显眼,两岁多的狗狗跟着父母年初五上他家去拜年。“老头子高颧骨,留着日本士官头,丹凤眼,黑呢子中山服,嗓子清亮。”狗狗不说话,盯着他那撮八字胡看。谈的不过几句礼数话。但展开来交代的背景好笑,也有点让人敬畏:

老师长有九个老婆,听说有个是从西藏带回来的,不久死了,埋在李子园。啊?不是九个,是十一个?是吗?九个和十一个差不多。莫管它。
老师长管十四个县,有三万多枝枪,好多人马;省里的何键总想打他的主意,怕的就是埋伏在山窝窝里这一股力量。名义上说是“师长“,其实他底下又有好多师长由他管,甚至管到四川、贵州那边去了。
他的公馆不算讲究……这房院的特点是高,占了地势的便宜。周围各山环拱,说风水、战略和权威角度看,都选得不错。
表面上他不大理会山底下的事,其实他像个“大白天”,哪里都照得着,连阴影都管。

这几句话,可看成凤凰当时对玉公的一般性舆论,其中的笑谑与善喻,是对一个权威人物的爱昵冲撞。这是1920年代后期的凤凰,这个时间至关重要,这是玉公治理了近十年的湘西凤凰,早十年,晚十年,话可能都不是这么说。
“无愁河”中的玉公,不一定会引起读者多大的注意,因为狗狗和他没有直接浓重的交往,这符合一个幼童与一个当权者的关系(陈渠珍长黄永玉四十二岁),他不过跟着父母去陈家拜访、玩耍(陈渠珍有一名楚姓太太,是黄永玉母亲师范学院的同学)。
但在对玉公的散淡描写中,却有一段特别的情节。
逃命回来的父母,带着狗狗去见玉公,试探凶吉。大人说话,狗狗静静在旁守坐。后来他插话,引起玉公的兴趣。此后有了这样一段交谈和心理活动:

玉公边走边想,这孩子脾气像谁呢?朱雀城有这类型号的人吗?长大能当兵打仗?秘书长?军法官?财政局长?教育局长?进黄埔?进北大?都不像……
“听我问你,狗狗!长大想做什么?”
“我不晓得长大做什么。”
“你可以想想唦!”
“不好想,我长大才想!”
这孩子怪!他究竟代表朱雀哪种人?朱雀人热烈的“仗火”?不像;冷漠的反叛?朱雀从未有过。既不偏处一隅认命,也不坦怀赴难就义,这脾气是内外交汇之物?还是我从未发觉过的朱雀古老根苗?
……

好好体会一下这段描写。说它特别,是因为“无愁河”不大写心理活动,它的写作状态是“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参见《高高朱雀城》),世界出现什么便承认什么。但此处,却出现了一个外来的、而被作者意识到的目光,这便是来自玉公心里的对狗狗的判断和发问。五岁的狗狗,能感觉到玉公心里所想吗?不太可能。那什么时候黄永玉接受到玉公的这一问?不能考证。可以确定的只是,黄永玉八十多岁的时候,他将这个“问”在“无愁河”中写出来,他选择玉公为自己一生最初的发问者。穿过时空,玉公默默投来思虑的目光——
你是谁?你来自哪里?
这是黄永玉所感受的来自陈渠珍的发问,也可以说是自问。不管是哪一种,这样的提问往往都显示一种深切交流的开始。而一个人选择自己一生的发问者,我斗胆猜想,往往也是在选择自己人生答卷的收卷人。
将“无愁河”放在黄永玉与陈渠珍的精神对话中去读,去理解,世界真的不一样了。
现在且将“你是谁?来自哪里?”的提问回向过去,去了解一下这个黄永玉将他选择为收卷人的玉公。

1882年生于晚清凤凰的陈渠珍,家族中原名陈开琼,九岁丧母,十三岁丧父,由二哥陈开藩抚养成人。七岁读私塾,十四岁转读于聂简堂学馆(聂简堂为凤凰名儒,黄永玉姑公),十六岁就读于芷江明山书院,十七岁考取秀才。自中日甲午海战后,国内变法图强的呼声很高,湖南是新思潮的核心地带,陈渠珍虽按旧例考取了秀才,但也在“废科举、兴时务”的舆论中,阅读了大量时务书籍,明白了列强环伺的危机,产生了投笔从戎、国家兴亡在我的念头与责任。恰好长沙成立湖南武备学堂,他辞家赴省,如愿被录取。经过两年武备学堂的学习,打下了文武兼修的人生基础。期间,他为自己改名“渠珍”,号“玉鍪”。“渠珍”喻珍宝空遗沟渠,“玉鍪”来自古书中“古者有鍪而绻领,以王天下者矣”之语。鍪,武士头盔。
毕业后,陈渠珍加入了刚成立的湖南新军,任教官,后任队官(连长)。受当时革命思想影响,加入了同盟会。在成都带兵时,曾一度因受清廷怀疑,离军返乡。后来赵尔巽调四川,陈渠珍是他的学生,受他器重,又跟他一起随军再度到四川去了。1909年,英军从印度侵犯西藏,达赖逃到北京向清廷求援,清廷派一旅士兵入藏。陈渠珍“慕古人立功绝域之风”,便参加了由晚清边疆重臣赵尔丰带领的入藏军队。赵尔丰此时年已七旬,“须发皆白”,而“胆气绝伦”,“戎装坐马上,寒风吹衣,肌肉毕见,略无瑟缩之状”。
进藏两年半时间内,陈渠珍带兵先后收复现川藏线一带的工布、山南、翠南,进攻波密,完成了任务。于驻扎波密之际,遇辛亥革命发生,清帝逊位。消息通过英文报纸辗转传到西藏后,军中发生内讧,军队被哥老会成员把持,“川人大团结”。陈渠珍不得已率湘西兵卒一百一十五人,觅道青海、甘肃,期冀返乡。高原绝域,人迹罕逢,步行万余里,历时七余月,其间绝食五月,绝火二月,冰天雪地,狼伺于侧。穷途险状,极人世之至艰危,生还之望屡绝。到达西安时一百一十五人仅剩下七人。陪同陈渠珍出生入死、肝胆以对的十九岁藏女西原,也在西安长逝。令陈渠珍“肝肠碎断”(陈渠珍1935年写成记录这段经历的《艽野尘梦》,近年有多个版本刊印)。
经历了这样的生死大难,陈渠珍回到凤凰,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存养,修复身心,经湘西镇守使田应诏数度存招,才于1914年重入军中任事,时年三十二岁。
时序这时已从清到了民国。
湘西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地理环境秀丽险要,汉、苗、土等多民族杂居,特别是军队在当地生活中占有特殊和重要的地位。从清朝开始实行了近两百年的绿营制度,指满清政府在八旗军制之外,以招募当地汉人、平定当地治乱的兵役制度。湘西地处苗汉交界,交哄变乱,起灭无常,加以地理上万山深阻,道路险峻,客兵不利。清政府便于凤凰、永绥、乾城、保靖、古丈等县设置绿营,利用土著,以充屯戍。“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百余年来,相沿不改。”军事与百姓日常生活的渗透和交织,养成了别处所绝难见的生活图景、性格构成。风尚劲直,民情朴厚。
辛亥以后,湘西绿营更名为防军,易刀为枪械,也有外来的杂牌军进入,但基本建制未变。沈从文在自传中曾说:

这地方又名凤凰厅,到民国后便改成了县治,名凤凰县。辛亥革命后,湘西镇守使与辰沅道皆驻节在此地。地方居民不过五六千,驻防各处的正规兵士却有七千。由于环境的不同,直到现在其地绿营兵役制度尚保存不废,为中国绿营军制唯一残留之物。

陈渠珍入军任事后,从组织成立教官团入手,整顿军队。当时在军中任一名小文书的沈从文见证,自从陈渠珍上任后,“力图自强,日有振作”。过了两年再看这个军队,“一切可完全变了”。“枪械,纪律,完全不同过去那么马虎,每个兵士仿佛十分自重,每个军官皆服装整齐凸着胸脯在街上走路……军队印象使我十分感动。”“那指挥官虽自行伍出身,一派文雅的风度,却使人看不出他的本来面目,笔下既异常敏捷,做事又富有经验,好些日子听别人说到他时就使我十分倾心。”   
经过六年实践,1920年陈渠珍从田应诏手中接过湘西军政大权,任湘西镇守使,开始全面治理湘西。
从1914年到军中任事,到1934年交出兵权到长沙任闲职,这二十年,是陈渠珍戮力奋斗,在乱世中为湘西拚打来一段好时光。
满清灭亡后二十多年,中国政坛极度混乱、各地军阀混战。湘西的地理位置,并非所谓“兵家必争之地”,它的小,本可让它在一个大局面中被忽略。但当神州赤县全面烽火四起,南(广州)北(北京)对立,东(中原)西(云南)对立,它却成了大军过境常要扫荡和践踏到的地方。湖南的腹部位置,又让湖南政坛上的势力变换如走马(谭延闿、汤芗铭、谭浩明、程潜、唐生智、何键……)。而湘西,就成了草芥般的战场。一个又一个仗在附近开打,地方打穷了不说,每仗下来还有散兵游勇,占山为匪,造成湘西匪患层出。陈渠珍殚精竭虑所做的,就是力争不让湘西子弟为各方做无谓的牺牲,也力保湘西不成为各方的战场。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成立护国军。贵州响应,成立护国黔军,讨伐袁世凯,向湖南挺进;袁世凯派遣第六师中将师长马继增率部来湘西堵截;仗要在湘西打,湘西本地的力量也成为双方要争取的对象。陈渠珍深感力量渺小,乡民贫弱,向田应诏献计中立。结果从战场上捡来了枪支几千,子弹几万发,没有损失一枪一卒。
1917-1918,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讨伐北方黎元洪政府,开始第二次南北战争;南北战争的结果,政局上是使湖南落入北洋军阀张敬尧的手里,底下,是大批军械散落民间,有的沦入流氓、散勇之手,湘西匪患成灾。
1920年,赵恒惕被广东军政府任命为湖南总司令,成为驱张战争的主要功臣。当时湖南境内湘军大致分为谭延闿、程潜、赵恒惕三派,赵的实力最强大。他为了能从北洋政府手中获得独立,采用熊希龄提出的设想,提倡联省自治来结束湖南军阀割据的局面。陈渠珍认同这个主张,于是一方面剿匪(剿抚并用,打小灭新,敲山震虎,对大股的土匪尽量收编),一方面热心地筹划起了湘西自治。他的战略,是尽可能让湘西变成世外桃源,变成《礼运·大同篇》中的世界。
据《侠骨儒心》及美国学者金介甫的《沈从文传》记载,陈渠珍曾派人考察过阎锡山的山西自治,南京陶行知的燕子矶小学及晓庄师范学校等,邀请易培基、梁漱溟、李云杭等来湘西协助自治,其中多少强调了山西自治对陈渠珍的影响。但从陈渠珍留下的第一手资料看,阎锡山对他起到的应是外在的参考作用,更大和直接的影响,应该来自早年在川藏时期耳闻亲见赵尔丰的施为,埋下了种子。
陈渠珍曾著数万言的《赵尔丰轶事》,为赵尔丰在川藏的作为立传。“改西康为行省,杜外人窥伺”,“平康三策,拓地三千余里”,政治、经济、文化、交通诸大政,皆纲举目张,种牛痘、办教育,优待学生,“一时风行草偃,番人子女争以求学为荣……”他赞美赵尔丰:“虽清祚已终,大功未蒇,而其创造精神之伟大,有足令人惊叹者。”对比那些抱“人生几何,幸勿自苦”观念的官吏,陈渠珍发出“判若云泥”的感叹。
湘西自治着力于四方面:教育、慈善、实业、团务,正可看出赵尔丰的影子。
《陈渠珍遗著》中收录陈渠珍湘西自治时期公文若干,原以为此举怪哉,疑其充数,担心读来味如嚼蜡,没想却遭遇“与家乡父老秉烛夜谈”(黄永玉形容沈从文《长河》语)般的诚恳风味。
民十一年十月(1922年10月),陈渠珍颁《颁发乡自治真义的训令》,讲国家的局面,世界的趋势,和湘西的处境,提出“自治”乃救治之道:

共和肇始,岁逾十年,祸乱相寻,讫无休息,言治之流,各标一义,此尚集权,彼尊分治,纷纭纠结,无术调停。迹其谬误,二者为均,一重中央,一在各省。地点虽殊,官司则一。岂知共和关键首在庶民,庶民集合始乎乡党,今但欲以官为理,以上相陵,揆诸国体,已极乖戾,矧今时局又渐有异,人民觉悟所在皆然,若不因势利导,必耳昌言自决,迨其勃发,益难施功。

从这个训令中看,陈渠珍是了解世界局势的,且对于“共和”国体有自己深切的认识——“共和关键首在庶民”。他抛开“中央”、“地方”这些利益集团,直接授权于民,强调一切从民出发,才能“基础既固”,“国是自定”,也才能从政争的乱象中求得自救之道。他说:

本统领身列戎行,巡防此境,既不愿卷入政争,又不忍膜视民命,远察大势,近体俗情,回环审度,冀明机要,结果所知,实未有如乡自治之为最急……

以湘西之穷,之乱,之未“开化”,陈渠珍却敢于信任百姓,做自治的鼓励,让人感慨。
民十二年五月(1923年5月),又颁布《颁发乡自治白话通告的训令并通告十县父老办乡自治书》。陈渠珍先说:“吾国数千年来,人民屈服于官治淫威之下,久已失自动能力。今欲促成人民自动,必先使人民了解自治真义……”训令县令及开明士绅,希望他们务必让人民了解自治真义,无论偏陬僻壤,乡愚妇孺,都须去逐日逐处认真宣讲。
同时,他以白话写成《通告十县父老办乡自治书》,以胡适之倡导的“明明白白说话”的白话写来,讲对自治的理解、倡导,情意真挚,苦口婆心。忍不住想抄录得长一些:

我们防区十县地方,连年以来兵灾、匪患、水旱、虫荒,人民所受的痛苦,真是一言难尽。本统领驻防以来,虽尽力维持,认真剿匪,但大股土匪已平,小股土匪仍然不免。过细推究起来,都是由于人民太无职业,以致谋生无路,饥寒相迫。又加以智识太浅陋了,只顾一时之利,不顾地方之害,也就糊糊涂涂同着一般坏人去打夥行劫……我们要想一个塞源培本的方法,使地方人民安土乐生,无盗匪滋扰,就只有办乡自治一个法子……世间断没有历任都得好官的道理……所以官府是万不可靠,乡自治是一定要办的……你们看现在带兵的人,多是拿着军队来争自己的权利,毫无顾念地方的心思。本统领因为是十县的公民,所以任劳任怨,贴钱替地方筹办乡自治,为十县谋永久的福利。人人都有个良心的,你们这几年所受的兵灾、匪灾、同官府的苛虐,都是知道的……常言道求人不如求己……人民既是自己有了权,又何事不可办!只要不侵官府的权,凡是教育、实业、慈善、团务各项,都可以万众一心,努力去办。有办不去的地方,本统领便尽力来帮助你们。总而言之,你们要想地方无土匪,人有衣穿,有饭吃,有屋住,就要办自治。若是……存着一种依赖的性质,如今太平日子是遥遥无期的。只怕自今以后,你们的生活一天艰难一天,地方的土匪也就一天利害一天。到了那时,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悔就迟了。我这几年,为地方的事心血也用尽了,嘴唇也说破了。我十县的父老兄弟姊妹,大家如果再不猛省,再不努力,错过这种机会,我也就无法救护你们了!

《陈渠珍遗著》中现收录公文六十三件,事不分巨细皆有,重要的有以上列举关于“自治真义”的解说,关于筹办教育、慈善、实业、团务四大要案说明;细的如《修理街道、沟渠的训令》、《禁止乡长私设法庭受理民事诉讼的训令》、《有关学习经费、小学之推广等问题的训令》、《成绩优异、家境贫寒之学生准免交学费的指令》、《议长、议员非先行辞职不得被选任其他公职的训令》、《困难农民欠债可以延息的告示》……多有人情。
这一时期,陈渠珍一面在地方上进行自治的各项建设,湘西出现了升平景象;另一方面他总结多年来带兵和人生经历,进行军队建设,著《军人良心论》。若说《艽野尘梦》是一奇书,《军人良心论》亦是一奇书,虽然全书以“军人”冠名,是一本军人的教科书,却大部分不涉军事,只于良心一节,于身心修养之道,用白话反复详说。全书主体部分以问答构成,共一百八十一问。从“天地为甚么生人生”开始,自天地,到人生,到人心,到军人修养,环环相扣:人是含有甚么目的而生的呢?衣食住用的生活,何以还不算稳固?何谓因果?何谓损益?何谓恒久、至诚、自然?“我执”的害是怎样?良心是甚么?军人的良心,要如何才能发挥出来?……如果说《艽野尘梦》是情感之书,《军人良心论》则是信仰之书。陈渠珍在其中梳理表达了自己的宇宙观、知识论、伦理观和军队建设理论。他的军队理论在“人民军队”理论提出之前,有相近之处,更有肝胆肺腑历历在前的真率:“有良心的人拿枪,才是军人。没有良心的人拿枪,便是土匪……军人存心是处处求人民利益,不顾自己牺牲的。土匪存心,是处处求自己利益,不顾别人痛苦的。”“军人的武器不是枪”,而是“良心”,军人靠什么来保护人民?也是“良心”。“如果人民有甚么痛不了的事,就要舍命去救他,才能成仁,才算是军人。”

在陈渠珍专心建设与著述之际,外面的世界并未安宁。“革命快二十年了,国家还是一团乱麻。”
1925年,北伐战事又起。川军借道北伐,因孙中山逝世中止,于是发生了川军滞留湘西与四川交界地的局面,给地方造成沉重给养负担,民怨载道。后来省府发来堵剿令。结果,一些地方川军取胜,洗劫空城,一些地方陈渠珍部队苦战获胜,但多年苦心经营的建设成果遭到破坏,商店、工厂这些他精心维护的核心群体损失惨重
1926年,北伐军再度从广州出发,分左中右三路推进。与黔川接壤的湘西,又有被借道或被重兵驻扎的可能,如果再打一仗,所有的经济基础会被完全打烂,拿什么来搞自治?
1927年“4·12”,因蒋介石发动政变,北伐遭到挫折,同时,也使湘系三派卷入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之中。陈渠珍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独立十九师师长。
一个月之后,何键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捕杀共产党,接替唐生智任湖南省主席,将湖南置于白色恐怖之中。此后,共产党从国民党中分离出来,成立红军,进入湘西永、桑边区,陈渠珍又多了一方需要对付的力量。这期间,陈渠珍和贺龙打了交道。因陈渠珍的核心价值是湘西的和平与建设,所以对剿共一事,既不愿牺牲惨重去赢取胜利,对对方也没有深仇大恨去痛下杀手。因此,与贺龙似乎建立了一种惺惺相惜的英雄默契。有“剿共不剿贺”之说。几次冲突,让红军退入洪湖。后来红军主力撤退入贵州时,取道湘西,何键再次令陈渠珍阻击,也是冀图消耗陈的兵力。

由于“剿共不力”,更因何键对这个不乖驯的湘西统领常思剪除,终于在1934年,陈渠珍为湘西和平大局计,与何键达成协议,一面保部下顾家齐继任,一面辞职移居长沙,任省府委员的闲职。时年五十二岁。
在长沙的一年多时间,陈渠珍回顾生平,写下了记录西藏之行的《艽野尘梦》(附篇《亡姬西原、琼林合葬墓志》、《赵尔丰轶事》、《西藏见闻杂记》)。这期间,他也曾接到贺龙从延安的来信。
陈渠珍多年来厕身军政界,却“未参加任何党派”。他的个性、不愿牺牲湘西的立场和治军有方的实力,让他与中央政府历任湘事主管关系紧张,似乎是官场中的情理之事。但1936年张治中接替何键任湖南省主席,与陈渠珍“不知怎的竟一见如故”,那种管鲍之交,才真正让人动心感叹,恬淡无私的品格是为上者一种多么宝贵的盛德。张治中信任陈渠珍对湘西的了解、珍惜和治理能力,充分肯定他在湘西做出的成绩,任命他重掌湘西行署,收拾自他离开后苗民起义和匪患频仍的湘西局面。
陈渠珍回去后一边安定叛乱,随中日战事起,又协助张治中收留安顿内迁人员,并特别提出收留教育文化界力量,冀图为湘西造福。至今在吉首还有国立八中的旧址及纪念碑。朱镕基及夫人劳拉都曾在这里读书学习。
长沙大火后,张治中调重庆,薛岳继任。薛岳个性轻浮暴躁,且听信何键,对陈渠珍有成见,致陈渠珍对前途绝望,在张治中安排下赴重庆见蒋介石。但他个性清高耿介,有乡野气,认为一官半职非自己所求,不肯和诸大人物周旋,终于辞去了本兼各职,回归一介布衣。为避薛岳加害,又迁居四川南川,于乡间从事耕种纺织,离乡背井一住就是六年。
1945年7月日本投降、薛岳离开湖南,陈渠珍才回到老家凤凰。这时他已六十三岁。
回凤凰三年多,陈渠珍带领一家人勉力从事农业生产。他当时一家共十七口,加上亲戚故旧多年住在他家的还有七口,吃饭也是大问题。大局仍然动荡不宁,1949年湘西麻阳张玉琳闹匪患,一时各县匪患都起来趁机作乱,湖南主席程潜又派人来凤凰,请陈渠珍一定要出来担任沅陵行署。在此后短暂的时期,他一面控制了匪患,同时接受了共产党方面派来人员的劝说,一面接洽苗区领袖,办妥了为大军入黔让道之事,并于11月宣布和平起义。
时序由民国进入了共和。
1950年4月,陈渠珍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同年6月,他被特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之后却又差点被杀头(建国初曾杀过两批“不安定”力量,沈从文大哥沈荃即在这第二批中被枪毙),被毛泽东批示保下来,中共中央1951年1月5日关于陈渠珍的指示中说:“……对他的处理应取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处理致使我们陷入被动。”
1952年2月于长沙病故。终年七十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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