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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的完美叙事——贾平凹《古炉》(黄德海)

黄德海

《古炉》写的是毗邻中山的一个被称为古炉的小村子,历代烧瓷。村子里有朱、夜两大姓,另有许多杂姓。跟任何有人的地方一样,村子里演绎着爱恨情仇,不过因为法律、习俗和秩序的力量,趋于极端的行动力量大多被约束在合理的范围内,也使村庄持续着较为平和的日常,虽然并非如乡村乌托邦者想象得那么完美。然而文革来了,先是缓慢,后是激越,约束的力量渐被摧毁,破坏的力量渐强,人心里潜藏的各类怪兽被唤醒,龙蛇起陆,天翻地覆,以朱、夜两姓的争斗为主,怨和恨在无序里被放大,终于演为武斗,窑场被毁,古炉村遂成一片废墟。

正如《古炉》的章次,贾平凹的叙述似时序转换,从容自然,细密周致。在大自然长养的气息里,跟随事件的发展,叙事节奏时而静水深流,时而浪急涛怒,让人莞尔的闲笔疏密错落地穿插其间。村子里所有看似互不相干的鸡零狗碎,都被纳入有效的叙事次序,各安其位,杂而不乱。顺带着,贾平凹的书写掊破了无数人的乡村桃源迷梦,因为村子里的人“落后、简陋、委琐、荒诞、残忍”,“人人病病恹恹,使强用恨,惊惊恐恐,争吵不休”,“一方面极其的自私,一方面不惜生命”。贾平凹也没有刻意展览乡村的落后和愚昧,他要写的其实是所有的人,因为“是他们,也是我们,皆芸芸众生,像河里的泥沙顺流移走,像土地上的庄稼,一茬一茬轮回”。

如果书写只是技术完美度的展示,《古炉》几乎可以秒杀国内的各类小说奖项。然而,对一个写作近四十年的作家来说,技术虽不是最低的标准,却也不是最高的要求。何况,贾平凹也志不在此:“在我的意思里,古炉就是中国的内涵在里头。中国这个英语词,以前在外国人眼里叫做瓷,与其说写这个古炉的村子,实际上想的是中国的事情,写中国的事情,因为瓷暗示的就是中国。而且把那个山叫做中山,也都是从中国这个角度整体出发进行思考的。写的是古炉,其实眼光想的都是整个中国的情况。”

一当把眼光移于整个中国的情况,疑问就来了——对文革这个久而弥痛的民族伤疤,贾平凹如何观测其整体,又如何找到其中微乎其微的突破困局的可能?从这个方向上看,贾平凹《后记》里的话太嫌轻易了:“文革结束了,不管怎样,也不管作什么评价,正如任何一个人类历史的巨大灾难无不是以历史的进步而补偿的一样,没有文革就没有中国人思想上的裂变,没有文革就不可能有以后的整个社会转型的改革。”如果真是这样,那人类尽管放纵自己的邪恶和贪婪,只要耐心等待巨大灾难后的历史补偿即可,根本用不着反思,更用不着如贾平凹自己一样企图寻找原因,探讨责任。

退一步讲,就算认真的思考可以带来补偿方案吧,贾平凹设想的补偿方式又是什么呢?“只有物质之丰富,教育之普及,法制之健全,制度之完备,宗教之提升,才是人类自我控制的办法。”然而这方案不过是言辞的高调,实质却空洞浮泛,像极了官样文章,让人疑窦丛生。寻找人类自我控制的方法,探讨人群的各类改善方案,即使排比再多的好词,如不能一个一个解决逼到眼前的具体问题,都注定无效。

熟知小说的行家不免质疑,小说的所有问题不都应该在小说中解决吗,不是说作者未必是自己作品最好的解说者吗?如此纠缠于作者的现身说法,是公平的吗?那就来看小说。贾平凹说:“古炉村的人们在文革中有他们的小仇小恨,有他们的小利小益,有他们的小幻小想,各人在水里扑腾,却会使水波动,而波动大了,浪头就起,如同过浮桥,谁也并不故意要摆,可人人都在惊慌地走,桥就摆起来,摆得厉害了肯定要翻覆。”《古炉》中,因为各种原因,不主动扑腾,洁身自守,并起到稳定作用的,是三个人物:善人、蚕婆和狗尿苔——这也是贾平凹在后记里特别提出的三个人,并借此提示了三条可能走出困境的路径。

善人常给村人“说病”(类似于现在的心理治疗),说的是纲常伦理,因果报应,性命之学,在过去是被称为“劝人方”的。善人也儒,也释,也道,其源在自唐代开始确立的三教合一的道教。但因三教合一的道教至小说的时代早已没有发展,因此善人能讲的也不过是旧话。当然,旧话仍有其功效,在小说中,这些说辞除了慰藉人心,并有安魂伏鬼的功能。然而鬼易伏,人难医,善人能安顿和平抚的,不过是村人浅层的心理浮沫,稍涉深入即功效全失。这固然因为村人冥顽不灵,也与善人的“说病”不能直抵要害有关。类似的“劝人方”固然有查漏补缺之效,但终于抵不住社会的大风浪。于是,在古炉村疾风骤雨的当口,善人自焚。灾难并未止息,善人只用自己的死完成了躲避而已。

因为丈夫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并于1949年去了台湾,蚕婆成了伪军属,被划为阶级敌人。凭着自己治病、驱病、招魂的本领,蚕婆在各方斗争的夹缝里获得生存的空间。虽然每次“学习会”上都要陪站,物资分配时也受人欺负,总算还能艰难度日。有意思的是,蚕婆还是个艺术家,能剪纸、画画,神乎其技:“她画着的习惯是盯着要画的地方,仿佛那里有什么可以见到的原形似的,然后用树棍或瓦片就从那儿牵出条狗来,拉出只鸡来。”蚕婆的剪纸也并不只为了供人欣赏,她也常剪五毒以驱灾,曾剪石狮子以救风水。蚕婆的这些本事——能治病,善通神,会艺术,正是古代巫的遗风。举凡专门研究所谓的古代的巫能沟通人神,巫医同源,艺术起源于巫,在在可以看出蚕婆身上巫的影子。然而在起源意义上,每逢“大瘟疫,久旱不雨,敌人来犯,巫又是一族的领袖,千百只眼睛等着他”,“若遇节令,大收获,产子等等,也都要真诚地祷谢”(阿城《闲话闲说》),这才能引人相信,危急时有效验,涣散时聚能量。而蚕婆其时的巫,早已被剥去了神圣的花衮,因此只能在人堆里做点应景的工作,用抽空了神圣色彩的艺术安顿自己都嫌艰难,要凭此走出当时中国的大困局,实在是勉为其难了。

狗尿苔是蚕婆捡来的孙子,因为蚕婆的身份,他随时可能被戴上四类分子的帽子。有点魔幻的是,狗尿苔个头矮,并且仿佛永远长不高。况且,已解人事的狗尿苔学会了八面玲珑,知道拎着根火绳到处给人点烟,从而赢得别人的好感,因而在历来的争斗中也未受到太多的冲击。更重要的是,后来狗尿苔做梦学会了一种逃避方式,并遵此安然度过此后的劫波:“他的身子紧缩后就慢慢地静静地伏了下来,伏在了路边的一个石头旁。这情景就像空中飞下来的一只鸟,翅膀展着落下来,然后收拢了翅膀,一动不动,悄然无声。他感觉追打他的人看不见了他。”这一躲避方式,正是中国历来所谓的“隐”,而狗尿苔,学的是所谓“隐士”。然而“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鲁迅《隐士》),只静静地躲避而已。这样的躲避与人无害,却也没能提示走出困局的可能。

不管是道,是巫,是隐,都是返古路线,只是这“古”失却了当时的鲜烈与能量,毫无成功可能,《中庸》所谓,“生乎今之世,反乎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也”。据说,狗尿苔身上有贾平凹的影子,那么,四十年后的狗尿苔,就是现在贾平凹了。前面谈到的贾平凹自己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就是长大后的狗尿苔所能提出的?于是,小说提示的三条可能路径和贾平凹设想的方案,都被立上了“此路不通”的标牌。这走不出的困局,也恰恰是贾平凹的困局。如此,再完美的叙事,都是无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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