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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拒绝的反省——安妮宝贝《春宴》(黄德海)

黄德海

因出版勃兴和无序竞争导致的粗鄙化和重口味,早就重创现代人本以式微的品质鉴别能力,优秀小说所应具备的分寸,火候,含混,大都被以市场为旨归的当前写作者迅疾地扔进了历史垃圾箱。为了尽快确立自己在读者中的明朗形象,写作者更加关注的,不是小说的寸心得失,而是自我的特定姿态。姿态展示回避了因无数小说高手实验而累积的写作难度,薄化了因世界的复杂相应而生的厚度,只用重复的方式确立一个可供辨识的符号。安妮宝贝的《春宴》,是一本展示反省姿态的小说。

《春宴》设置的三条线索里,不管是写得最为详尽的周庆长,还是居间的沈信得,甚至所占篇幅最少、以作家身份出现的“我”,都拥有反省的姿态,一则曰:“她旁观和省视生活,不愿在沉沦中失去警醒。”再则曰:“这是命运赐予给人的一次机会。给予休憩、完成以及思省。”并强调,“思省让人获得双倍的时间”。对别人的反驳,则是,“他们唯独说不出真实诚实持有自我反省和警醒的话”。反省是进步的起点,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甚至说,“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春宴》里的人物有着怎样的人生?

周庆长拥有安妮宝贝御用人物的多数特征——头发浓密漆黑,赤足,穿球鞋,喜欢远行,对美痴迷,勤于思考……这一次她来自小城,因与一个男子的婚姻来到上海,后离异。因特立独行而成为优秀记者,但因与主流格格不入转而变身为与写作有关的自由职业者。后与一男子定山有过一段时间的婚姻,又离异。而所有这些都是大故事的小穿插,周庆长的情节主要在她与许清池的情爱纠葛上。许清池事业成功——当然,如安妮模式所愿的,他“照例穿衬衣,黑色西服”,身上有“淡淡古龙水气息”,“形式优美,耐人寻味”。他有妻子一,情人一,却“需要庆长作为四千五百米高山之上的野生鸢尾存在,以此自觉生命没有被商业社会彻底吞没,还留有一丝天清地远的灵性”。顺理成章,他们有过一段时间的红尘颠倒,其间周庆长的思想活动也最为剧烈。更顺理成章的是,许清池毕竟长于平地,终于没有留住那四千五百米高山之上的野生植物。后来,周庆长的婚姻归宿是心理医生宋有仁。这个莫测高深的宋医生,不知为什么让我想起了《围城》里的曹元朗,故作高深却其俗无比。

安妮宝贝御用人物造型道具甚多,居次席的沈信得依然足够分有部分特征——长发,棉布衫,“有时,她独自出门旅行数日”……这个从小被“不读杂志报纸,不看演出展览,抽烟,刺青,喝烈性酒,把香槟威士忌混搭来喝,开快车,服用各种药物,包括镇定剂安眠药抗抑郁药。每年会写一次遗书”,专事织布的奇女人沈贞谅收养的女孩,与养母爱慕同一个以赌博为业、“健壮沉默的男子”琴药,他“穿着蓝色汗衫,粗布裤子,夹趾拖鞋”。后沈贞谅索爱不得而死,琴药患病身亡。沈信得去国外读书,“不算专注学业,但升级都顺利”,又“因为对人的世界的无法信任,她放纵于肉体和药物”,因而最终成长为一个能够充分使用身体语言的女人,会“每一寸肌肤每一个毛孔都在对他发出呼叫:跟我一起联结。让我怀孕。跟我结婚。带我离开”。这个他,是一个叫做Ian的澳大利亚人,沈信得与此人育有一子一女。虽然婚后仍保持着一个大她二十岁的男子和一个小她三岁的女子的身体关系,但当Ian有了婚外情,沈信得毅然离开。最终,这个给“我”写信讲自己故事的女子,与“我”有了一个亲近的夜晚。

周庆长和沈信得虽然所历的生活各异,却也具备极为显明的同质性,即她们各自有一个坚实的内核,并通过这个内核与外界交流,对自我探问。周庆长的内核是感情,“物质和世俗的一面,她没有野心欲望,唯独对感情所注重和维护的要求,是这样一种格格不入的骄傲”。沈信得的内核是身体,“也许她从未轻易信任过人的本身,却信任肉体。它是不附带形式理论的光明的存在。没有权力,没有谎言,没有怀疑,没有惶惑,没有贫乏,没有对抗。只有交付,融合,芳香,天真。情欲被提炼至幽蓝明亮的生命火苗”。

人或许都有自己生命中愿意牢牢抓住的东西,成为人的坚实内核,并以此展现一己的独特与局限,无可厚非,但拒绝欺骗和自我欺骗。而在《春宴》中,这强硬的内核为自省的语调所覆盖。周庆长说,“她需求情感来临,试图以此为意志超越自身局限和破落现实”;沈信得说,“我只是觉得情欲和肉身是健康、清洁、亲密的。它的本质是一种施予和接受”。联系两人的人生路线,当能从这自省的音调里明确地感受到人物明确的拒绝。在可能引起疑问的地方,人物都凭借自省一一堵住,从而把所有可能的的批评都拒之门外。而因为是自辩,也就沾染了欺骗和自我欺骗的病毒,周庆长和沈信得所有经受的困顿,遭受的苦痛,都从可能的正向力量完全变成负面的,由此而可能开启的某些真正的自省空间,也就全被封闭。用于拒绝的自省就这样加固了她们或凭感情或依身体挖掘的幽深洞穴,推开了关爱和善意,处于自我的黑暗里,越陷越深,越缩越小。

照安妮宝贝自己的说法,以“我”的名义出现的线索原是与其他两条等长的,但因为担心篇幅,她把“我”承载的那条线变短了,“我”只成为“那个拉开丝绒帷幕的人”。除了拉开帷幕,“我”也能“说出一些重要的话,这些话貌似和故事没有关系,却是这些故事发生的根源所在”。这根源,关于时代,“我”将其命名为“贫乏”,“它的属性其实是剧盛,势利,冲动,炙热。快马加鞭,横冲直撞。它不是无聊。它是贫乏。这种贫乏,不是缺失物质和科技种种,而是与富足和强势的对照关系相联映衬。贫乏,是一种信仰缺失,在内心缺少公正有力的支撑,得以支撑人公正有力地生活,而不是麻木强韧地生存”。关于人物,“我”写的是边缘人,“所谓的边缘人,在所置身的时代里不合时宜又一意孤行的人,他们是时代的局外人”。不宁唯是,“我”也与周庆长和沈信得有相似的反省姿态:“我心目中的写作,发出声音,显示出危险性,承担对峙、孤立、贬抑、损伤,同时也承担影响、渗透、情感、联结。它不可能是为了表演、歌颂、辩论、标榜、虚饰、攻击。它容忍和覆盖幽暗和光亮的各个层面。它没有评判和断论。没有限制。”

在这个意义上,“我”又与作者安妮宝贝有着某种同质特征,“我通过它(按《春宴》),总结和表达了对时代,对创作,对情感,对人性的一些看法,我不认为有些想法是对的或是值得宣扬的,事实上我想它只是呈现人的共同困惑和探索所在。我们如何与自身,他人,外界相处,如何去对待,观察和反省这些关系,以及如何找到最终的支撑”。“我”与安妮宝贝的陈述,均以自省的面貌出现,也完全具备上述用于拒绝的反省特征,从而就难免落入上述的自辩困境。于是,“我”与安妮宝贝一同沉溺于幽暗的写作洞穴里,不断在自辩设置的坚硬壁垒上敲打,却以为面对的是整个世界。与自辩困境相应,“我”与安妮宝贝都强调生命的密度,“生命最本质的道路,应该是往内在走,增加自己生命的密度,而不是被外界沦陷”,从而“创造,劳作,完善,求知,与人相爱,走向远处”。然而密度是横向的,只是量的累加,不具备开拓或向上的气质,因而与所谓“走向远方”和“往内在走”的开拓和向上意向自相矛盾,只是一种无意义的说辞而已。

于是,我们有必要更正前面的结论,安妮宝贝的小说姿态不是如所显示的那样是自省的,而是拒绝一切的自辩。因这自辩姿态拥有的自省色彩,很多人会误认为安妮宝贝的小说是“贫乏时代”的铁证、“边缘人”的写真。只有剥开自省的外衣,识别出其中的自辩本色,我们才会明白无误地确认,《春宴》所谓的边缘人其实是这个社会的主角,她们强顽,任性,只关注自我却转身把责任推给他人和时代,然后一脸的淡然和无辜。如果我们真的处在一个“贫乏时代”,那么,这些人物和安妮宝贝的小说,一起为建筑这个时代备好了材料,却用自省的姿态为饰,掩盖着自己与这贫乏时代的同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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