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 方法与文本

六六作品的叙事伦理与价值悖论(贾艳艳)

贾艳艳

2010年第4期的《收获》上,刊出了六六的长篇新作《心术》,这篇作品聚焦当下中国社会的医患矛盾,不仅延续了令作者声名大噪的《蜗居》中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和谐”而“光明”的主题导向,还使其传播方式由流行文化领域延伸至主流渠道。各地医院纷纷将《心术》作为思想教育素材,由此促发广泛的社会讨论;由六六本人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也备受瞩目;与此相应的,是批评的沉默。事实上,六六以往的作品所引发的,也基本都是文学之外的热议与纷争。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六六的写作及其社会效应无疑构成了一种特例,用“商业性”来对之进行概括未免失于简单,而批评的缺席又导致重重误读,其作品中经由叙事传导出的价值观及其悖论,特别值得探究。

  

一 从《王贵与安娜》到《双面胶》:实用主义为内核的理性崇拜

反观六六的写作历程,试图“换一种角度看问题”,构成了其作品的一贯思路。其创作于2003年的小说《王贵与安娜》(2003年发表于网络,2004年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家庭背景悬殊的王贵与安娜被时代促成的婚姻,被作者写得轻松欢快、充满谐趣,丝毫未有同类题材小说、影视剧中常有的沉重与无奈。小说细致地描写了王贵与安娜婚姻生活中的种种不合拍,从生活习性、兴趣爱好,到个性、心理、气质,安娜与王贵都南辕北辙,从而摩擦不断,由此衍生出充满喜感的戏剧化情境。而决定这部作品的轻喜剧风格的,根本还在于两人价值观由最初的分歧渐渐达成的媾和与统一,即家庭、亲情重于一切。小说后半部,安娜主动放弃了一直梦想得到的爱情,拒绝了少女时代起就情投意合、且有着各种身份光环的恋人刘波,在精神立场上彻底服膺于她世事洞明的母亲。与儿女伦常、夫妻间的相濡以沫相比,爱情显得那么虚无缥缈。如此的情节架构,似乎是一幕中国版的《廊桥遗梦》,而与后者女主人公面临抉择时内心的艰难相比,安娜显然理性、轻松许多,她所谓的爱情理想,不过是一场叶公好龙式的自证。

声称“不上网就不会写小说”的六六,习惯了在“粉丝”的叫好声中写作①,深谙如何让安娜的“爱情至上”、“小资情调”最大程度地迎合、讨喜于受众的心理,既披挂着“现代”的光鲜外衣,又丝毫不曾触犯传统道德律令。然而,刘波与王贵却就此沦为符号与漫画式的人物。作者有意将刘波写成一个理想化的完美恋人,有着不同于王贵的温文尔雅、体贴浪漫,对安娜的爱情也忠贞不渝、无懈可击。然而他的存在,不过为了旁证伦常亲情作为“最高真理”不可撼动的强大。叙事所标举的价值观,因符合传统道德,又呼应了世俗理性,在读者的接受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作者显然对此了然于心,故而安排完美恋人的爱情在它面前显出苍白,甚至以“狐狸骚”对其进行戏谑与嘲讽。随着价值冲突的解决,安娜与王贵顺利走过了婚姻的瓶颈期,所有矛盾轻松化解,向我们展示了“没有爱情的幸福婚姻”。在2008年作者根据原作改编的电视剧版小说《王贵与安娜》的封面,作者写道:“日子啊,只要你相信他会按照你预料的轨迹走,她最终就会按你希望的方向把你送到一个满意的地方。”作者以掌控命运的自信,完成了对原本并不和谐的婚姻的“另一种角度”的改写。

作为一个“70后”的写作者,六六表现出的对自己秉持的价值观胜券在握般的信心,显然不同于多数“70后”作家笔下弥漫着的不确定感与迷惘感。在一个并不容易达成文化共识的时代,这样的信心缘何而来?六六通过文本传达的,是怎样的价值观?为什么能获得广泛的认同?笔者注意到,在六六风格不一的文本中,贯穿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对理性的崇拜。在其理性崇拜的思想构成中,似乎有伦理理性的动机,更充斥着实用主义的逻辑,六六的写作因而显得十分“合时宜”,有着一种表面的包容力,既不反传统、道德,又肯定对物质、欲望的追求,有着观照现实时的客观、冷静,以及对纠集于矛盾中的不同人物看似不偏不倚的通达理解。

事实上,任何关于社会生活的叙述,都不可能是真正“客观”、“中性”的,所表达的,都是一种对意识形态的主观选择。所谓叙事伦理,探究的正是创作主体在叙事时所秉持的姿态、立场、道德价值判断,以及艺术理念与美学诉求,是对“怎样进行叙事”和“为什么如此叙事”的阐释评价。“叙事伦理学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②优秀的叙事文本,正是由于充分尊重具体而真实的生命感觉,才能由此出发,对既定道德观和现实秩序提出思考与质疑,从而使叙事成为一种具有建构意识和超越品格的文化实践,体现出一种面向历史/未来的道德意识与伦理诉求。

在六六的叙事中,以道德伦理为外壳、实用主义为内核的理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六六对现实“生存智慧”的总结,构成了叙事的文化立场,评判着人物的情感与行为,决定着人物命运的走向。这样的叙事所谋求与呈现的,当然不是对具体生命感觉的拥抱,而是对既有观念的加固,对现实秩序的迎合,不仅毫无超越指向,真正属于心灵与情感层面的精神生活被彻底地放逐了。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与理性相比,一切精神的诉求、浪漫的幻想与盲目的情欲,为何在六六笔下,总是显得面目可疑、虚浮无力,根本不可能获得等量的价值分配,倘若不能自觉地“适可而止”,必然因对理性的违逆而受到叙事安排的命运的惩戒。王贵与安娜在分别遭遇的情感考验面前,正是因为能自觉皈依理性的圭臬,因而迎来欢喜的结局。六六的语言与叙述风格,凸显网络特色与流行文化趣味,活泼、晓畅而又有种自然主义式的直白、露骨,不时突兀地穿插名人的绯闻八卦用以与人物的行为类比,常有机智俏皮、调侃戏谑之语,读来令人莞尔。她的小说描写的婚恋、恩怨,或能在认知层面引发联想与争议,却从来不能令人有丝毫感动,究其原因,正是因为情感的全面退隐,被理性悄然取替。

与安娜、王贵相比,《双面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版)中的人物就没有那么幸运,作为对理性规则的破坏者,他们受到了残酷的惩罚。这部长篇小说有意将笔触对准生活中“不美”的一面,作者对现实“问题”的敏锐嗅觉由此初露端倪。然而这样的“问题”视角,却并非出于现实关怀。作者之所以没有像《王贵与安娜》那样用圆满的结局去终结冲突,仅仅因为她的第一本书《王贵与安娜》反响平平,“不够火爆,我想可能是因为通常是悲剧比较容易留住别人的心,比方说所有美好的爱情都是在最终还没结婚的时候戛然而止了”③。这里,叙事者高高在上,随心所欲地预设人物的命运,叙事的目标,仅仅是如何将悲剧的结局演绎为“合理”。

《双面胶》写一对都市婆媳间的矛盾导致的家庭悲剧,其中的人物关系与故事架构,仿佛是对现代文学名著巴金的《寒夜》所做的当代摹写与呼应。《寒夜》中,抗战后期混乱时世中小人物的悲剧命运,以及两代人之间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冲突,都传达出一种主体自身无法决定的必然性;作者巴金在这个悲剧中寄寓的对人生的深沉、冷峻的思考,通向一种没有答案的追问。而到了六六的《双面胶》中,一切都变得简单明了:女主人公胡丽娟与婆婆之间的争斗,归根结底无非是经济的压力、金钱的纠纷。为了让结局的暴力事件显得不那么刻意,作者通过层层紧逼的对话与情节设计将人物的情绪爆发以及最后的失控铺垫得不乏精彩,却依然改变不了突兀感与人为的闹剧感。传统与现代的价值交锋,在此也让位于地域文化导致的冲突,并且最终都以金钱纠纷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实也正是这一点,让这对婆媳的矛盾,成为某种时代性病灶的写照。然而,作者对此并无充分的警醒与自觉。

在谈到《双面胶》的创作时,六六说:“其实我的本意原本是想说事物的两面性”,“如果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理解对方就容易产生矛盾,这是我想写《双面胶》的本意。但是在我创作的过程中,发现婆婆与媳妇的关系究竟能不能处好丈夫是个关键,这个丈夫如何能够做一块质量好的双面胶,把两种不同的情感都黏合在自己的身上,这是非常重要的。”④六六显然是在一种实用主义理性框架内,以及经验、技术层面,来认识和把握这一带有普遍性的家庭矛盾的。然而,也正是作者所信奉的理性主义,使小说中的人物沿着封闭的自我逻辑越走越远,在必然的冲突中完全丧失情感交流的能力,最终酿至悲剧。“理性主义在人的方面只涉及——极而言之—— 一些孤立的个人,对这些孤立的个人来说,其他的人是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客体。”⑤较之王贵与安娜,《双面胶》中的李亚平与胡丽娟貌似更为合拍,然而这个新的时代充分自主的婚姻,却是赤裸裸的实用主义理性的产物。小说中胡丽娟的形象,是新一代普通市民阶层的代表,追求享乐,而又注重实际,对自己的利益、得失随时保持着高度灵敏的嗅觉与判断力;绝对自我中心,同时又深谙分寸感的拿捏,熟练掌握着制造温情氛围的“生活技术”。她之所以违抗母命没有“攀高枝”而嫁给了李亚平,是因为后者“听话”、“好用”、“外地人,离父母远”,和“长得帅”。在李亚平父母来之前两人的婚姻生活中,她处于完全的主导地位,对丈夫李亚平得心应手地驾驭,为两人关系营造了表面的和谐。公婆一来,随着平衡被打破,矛盾势在难免。在小说所描写的胡丽娟与李亚平的婚恋生活中,一切皆围绕物欲化的生存和利益展开,即使是那些甜蜜的场景,也完全看不到任何属于心灵的默契与情感的交流,有的只是彼此对于对方的驾驭或妥协中达成的暂时平衡,后来更是将性爱、怀孕都当成相互操控、情感要挟的手段。相比于胡丽娟形象的活灵活现,李亚平的形象大为逊色,从对妻子的百依百顺,到对母亲的一味盲从,人物的心理逻辑被作者过于主观的叙述意图遮蔽,如《王贵与安娜》中的王贵、刘波一样,沦为符号化的情节工具。因为要服务于作者从经验、技术层面出发对矛盾的解释,这一人物形象就被别扭地推到与“质量好的双面胶”相反的极端,甚至让他在母亲的怂恿下失手将妻子殴打致死。六六沿着一贯的理性主义思路,将矛盾与悲剧的结局归因于非理性的冲动制造的祸端。殊不知理性发展到极端,就是极端的非理性。

胡丽娟的形象,事实上是作者依照最有可能阅读自己作品的城市白领、中青年女性群体的特征进行的想象与抽绎,在故事的开始被赋予“给点阳光就灿烂”的性格,叙事对这一人物的偏爱不言而喻。相较于一再以各种理由给小两口生活制造障碍的婆婆,胡丽娟的形象显然更真切自然,在与婆婆的斗法中也易赚取同情,末了却被安排这样的结局,自然不能令人信服。小说《双面胶》在网上发表后,多数读者在跟帖中对结局提出质疑,认为太过残酷,并提到小说让人感到“婆媳确实不能同住”,作者因而不得不重申自己写作的初衷,主张双方都应“换一种角度看问题”。叙事从传统道德观与伦理理性出发为人物安排的命运,凸显出高度主观的叙事逻辑。作者所强调的所谓事物的“两面性”,实则暴露了实用主义的利己原则与伦理理性之间难以弥合的尴尬裂隙。

二 《蜗居》:皮相的“现实批判”与价值悖谬

  

对理性的依赖与膜拜,使六六的叙事难以克服由伦理内涵与实用主义的分裂导致的价值悖论,这在写于2007年的小说《蜗居》(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中被演绎出更为暧昧、复杂的情态。这部被作者自得地认为“真正是枝繁叶茂”⑥的作品,集聚了房价飙升、“二奶”/“小三”、贪污腐败诸多现实敏感话题,借助电视传播渠道(2008年由作者本人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基本忠实于小说原著)使其本身成为一个社会“热点”,形成了多重、复合的社会效应,引发了关于道德观、价值观的广泛争议。有论者认为“《蜗居》解构了一个按照传统方式追求个人梦想的成功逻辑”,“实际上是带着观众在一种价值的灰色地带跳舞,而且时而会跨越边界把观众带到黑色的地域”,斥之为“一部黑色的现实主义作品”⑦;与此相反,更有论者根据作品中“小三”与“贪官”的命运结局,认为“就价值取向而言,《蜗居》的主题与传统的道德观念是吻合的,它赞同公平、正义、忠贞等传统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同样体现了一种大众意识形态。从这一点来看,《蜗居》的价值观是正确的,其主题是健康向上的。”⑧认识上的大相径庭,事实上也表明《蜗居》对当代文艺批评构成的挑战。

在《蜗居》的传播中,作品对受众构成的诱导,相当程度上确实来自于它对社会政治事件含沙射影式的隐喻和对男女情欲关系的露骨刻画,由此激发的猜度或联想、猎奇与偷窥,使其对现实问题的聚焦与思考被商业性诱惑和大众文化趣味于悄然无形中偷梁换柱,导致了一些灰色的社会效应,也招致诸多批评与指责,如被相关文化管理部门认为是“靠性,靠荤段子,靠官场腐败,靠炒作来吸引眼球”,“社会影响低俗、负面”{9}的媚俗之作而遭到禁播;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聚焦现实的文本,《蜗居》又迎合、抚慰了普通市民阶层在都市不断飙升的房价与生存压力下积蓄的疲惫、压抑与痛楚,为受众提供了一种在想象中进行宣泄的渠道或出口,因而这部作品也被一些党政管理部门视作了解民生现状的案例与窗口⑩;不乏论者肯定其“直面现实的勇气”,或断定“《蜗居》是一部反映现实生活的好片子,它犀利的视角、写实的情节、经典的台词以及对现实问题鞭辟入理的揭露为它赢得市场增加了筹码”{11}。一部作品能引起如此互相抵牾的矛盾评价与社会效应,实耐人寻味。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作者的理性崇拜及其对叙事的规约,使文本的内在逻辑结构布满裂隙与悖论。矛盾的评价以及歧义丛生的误读,不过是文本内在价值悖论的一种外在投射。

《蜗居》中,六六以房子为“问题”的聚焦点,针对现代都市生活中的物欲诱惑,试图告诫人们“不能走捷径”{12},而要自食其力、脚踏实地奋斗才能真正扎根大都市。叙事通过命运的奖惩,让海萍、海藻姐妹分别成为艰苦“奋斗”与“走捷径”两种道路的代表:前者最终成为命运的主宰,家庭、事业双丰收;后者则由于经不起“捷径”的诱惑,成为市长秘书、有妇之夫宋思明的“职业二奶”,最终付出惨痛代价。然而,细究起来,海萍的所谓“自主奋斗”处处捉襟见肘,每每受惠于妹妹海藻与宋思明的不伦关系,凡遇挫折无不是在宋思明的帮助下才得以摆脱窘境、转危为安。与海藻的软弱、被动形成对比,海萍理性、果决,自我中心,目标明确。为了买房,她周密地计算着每天的生活,毫无愧疚地榨干所有亲人的有限资源,以尖牙利齿的方式对待任何影响自己赚钱的行为。丈夫苏淳被她逼得偷偷去借高利贷,甚至因接私活赚外快而险些入狱。因为没有房子,海萍夫妇不得不把孩子寄放在父母那里,忍受着骨肉分离、亲情疏离的痛苦,海萍对买房的狂热及其自私与偏执,由此被赋予了充分的合理性。叙事借海萍这一形象所传达出的理性主义价值观以经济自主原则为基础,其强悍之处在于,它将经济、情感与伦理混为一谈,统统纳入理性的计算和规划,自我保全成为最高的行为准则,结局的成败是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在电视剧的结尾,六六特意安排海萍对大难过后的海藻进行了一番教导,告诫妹妹要“永远坚持价值投资的理念”,因为“投机的风险永远要大于投资”,投机虽可能短期获利,但也可能“全盘皆输”,而“投资不一样,投资是只要你坚持物有所值,最终它会增值并硕果累累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人竟被赚钱动机所左右,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在经济上获利不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了”{13}。之所以不能“投机”,只是因为“风险”的存在,在以获利为人生目标的设定中,道德伦理既没有获得独立的位置,也不曾构成一种必须遵守的原则或底线。因而,在海藻走上“职业二奶”的过程中,海萍由于享受着宋思明带来的恩惠,默许了海藻的选择。至于情感,海萍更是毫不留情地对之进行了嘲讽:“爱情那都是男人骗女人的把戏。什么‘把我的心交给你,你会永远拥有我’,那都是一穷二白的穷光蛋的障眼术。他那是什么都没有了,就说点甜言蜜语。男人若真爱一个女人,先拍上一摞票子,再奉上一幢房子,将来即使没有男人,你的身体还有着落。”诸如此类的反面教诲,以及她与苏淳“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婚姻示范,撕碎了海藻对爱情和婚姻的理想,为其日后的选择埋下伏笔。

吊诡的是,恰恰是这个随波逐流的妹妹, 不贪恋物质而又重视情感,“别说海萍只是要钱了,就是要命,海藻也舍得给”。正是为了帮姐姐筹措房款,海藻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找宋思明借钱,一次次地扮演姐姐苦难的解救者。而当她背弃恋人小贝,投向宋思明的怀抱, 才彻底完成了对资本逻辑的臣服和对实用主义理性的膜拜。因而她的堕落,与海萍的偏执一样,都是理性主义的非理性存在,区别只在于,她的动机中多少掺杂着情感成分——正是由于对姐姐海萍的爱,以及与宋思明关系中包含的情感——才让她没能“自我保全”。正如叙事将海萍的自私赋予正当性一样,小说对海藻一步步走向堕落的过程也设计、铺垫得合情合理,竟像是一场“必须如此”的辩护。就连海藻的母亲在得知女儿做“二奶”后,也只是悔恨自己没钱,没给女儿幸福的童年,在看到女儿的豪宅后默认了女儿的选择。于是,“生命之价越攀越高,背叛之价则越跌越低。不可抵御的活下来的冲动把道德的审慎推到一边,随之而去的还有人的尊严。在为生存而遍起的争夺中,自我保全的价值戴上了不可置疑的选择合法性的王冠。为自我保全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在最终的结局危如累卵时,所有的手段都似乎可以自圆其说”{14}。

宋思明的形象,最集中呈示了理性崇拜对叙事的控制所导致的价值悖论。他所做的一切,包括跟海藻的婚外情,无不是在谋求现实压抑中对自我的补偿,这与绝对自我中心的实用主义理性的价值观毫无二致。因而也就不难理解这个以“权钱勾结”操纵着大型资本的、“包二奶”的“贪官”,为何竟能于作者的笔下产生爱情与美学的光环,流露出颇具感染力的魅力与风采。认为宋思明对海藻是真爱的观点,至少忽略了这样一个细节:宋思明误以为海藻还是“处女”,因而为之狂喜,从此才开始珍视海藻——这里,仍是对自己从没拥有过“处女”的遗憾的补偿,对妻子嫁给自己时已不是“处女”的耿耿于怀,以及将女人视为“物”的占有欲。理性主义的逻辑运演,使叙事必得为宋思明对海藻的特殊迷恋找到充分的理由,这也使得小说对宋思明与海藻的塑造,有着某种还原现实的笔力。

在叙述的过程中,伦理的内涵由于与自我中心的原则不符而被完全剥离,到了结尾,却又以仓促、刻意的悲剧结局,进行“惩恶扬善”的老调重弹和对道德高地的回归,掩饰价值判断上的内在悖谬与力不从心。如此对于“现实合理性”的详尽辩护,仅仅通过命运的突转,来完成皮相的“现实批判”,自然毫无说服力。这就难怪一些年轻的网友看了《蜗居》之后不但没有受到教谕,反而促发“想当‘小三’的冲动”。在《蜗居》传播过程中还引发了诸多被模糊了焦点的、关于细枝末节的争议,如网友关于“宋思明与海藻是否真爱”、“宋思明与小贝谁更值得爱”、“‘原配’与‘小三’哪个更惨”……这样的讨论,事实上仍暴露出实用主义价值观与道德伦理之间无法融合的参差裂隙,亦表明六六在叙事中运用的“命运惩戒法”,根本没有起到道德警示作用。这类问题的提出本身,印证了实用主义逻辑在今日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大行其道,以及传统伦理道德所遭遇的严峻挑战。

三 《心术》及其他:牵强的“理想主义”与主观化的命运逻辑

  

针对《蜗居》受到的批评,六六回应道:“我的描述只是还原生活”{15}。但在2010年的《心术》中,六六显然想要对《蜗居》导致的不良效应主动予以反拨,开始在对医患关系的描写中表达一种建构的意向,通过讲述几个年轻医生为坚守职业理想所经受的严峻考验,呼吁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信任。作者称,为写这篇小说,曾驻扎上海某大医院观察、体验了大半年,其努力值得嘉许。《心术》采用了一名脑外科医生郑艾平的日记体,间杂以作者六六的网络博客及网友跟帖,互文性地阐发着“换一种角度看问题”的宗旨。不得不说,这样的主题先行加碎片式的填充,除了增强社会纪实感,凸显作者“在场”的当下性,也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文学性”,即经验转变为文字过程中的审美想象与独特感悟,像是一部站在医生立场撰写的“医院见闻备忘录”。

如果说在此前的《双面胶》、《蜗居》中,令人物堕入困境的缘由,多少有自身的认知、行为及人格缺陷的因素,那么《心术》则将对医患矛盾根源的揭示完全推向“外部”(城市、社会)与“他者”(病患)。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如脑外科医生郑艾平及其大师兄刘曦、二师兄霍思邈都带有不同程度的理想化色彩。对理想的坚守,使他们克服了来自病人的不信任、“病闹”们的胡搅蛮缠、医疗纠纷败诉的打击以及自我精力高度透支的危难处境。这几个平面化、概念化的人物显然远没有达到宋思明、胡丽娟那样的质感,几乎令人掩卷即忘,暴露出六六叙事的软肋——只能沿着先入为主的、封闭的“自我”逻辑描写人物、铺设情节——正是因此,作者苦恼于自己的写作只能“单线铺叙”{16}。在六六的文本中,越是描写那些满脑子实用主义逻辑、自我中心的人物,叙事就越能沉入、贴近其内在的逻辑;只在结尾借助局势突变、命运逆转,便体现了所谓伦理的力量,将伦理视为一种外在化的命运制约,完成其劝谕或“批判”。而当描写《心术》中这些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时,理想本身所带有的“为他”性,与理性主义的“自我至上”的矛盾,是如此不可调和,作者于是只能通过“旁观者”的角度,生硬地进行着调度与拼接。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六六的叙述只能以旁观式的、七嘴八舌的网络博客与跟帖,勉强连缀起由日记文体承载的碎片化经验。

小说《心术》中,每当作者试图站在人物的理想主义立场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时,叙事的语义指向就会变得矛盾、游移,不时回落于对“现实合理性”的辩护。譬如小说中,年轻的医生郑艾平(“我”)面对生存、买房的压力与种种物质诱惑生出的复杂感受:艳羡着“开‘法拉利’车和住豪宅”的富人;感叹着自己微薄的收入和“但凡老实工作的,也就混个温饱”的现状;似乎流露出的些许不满转而又化为不甘心的跃跃欲试。小说写道:“每个人都有追求美好的权利。所以每个人在这个城市里,都在尽力实现利润最大化。”——如果以为这是作者在批判现实,显然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误读,这不过是“我”在表达致富愿望的正当性。“我”期待着早日出师,好有资本“劫富济贫”,“合理地”收取“红包”;再转而又意识到自己这么想是对最初理想的背叛;却又并不为此而烦恼,于是不了了之。接下来就是一系列关于买房子的实际谋划,因为“得按这个城市的步调行进,否则你就被淘汰”。在作者假借人物表达的对城市爱恨交加的情绪中,能明显感到一种旁观者的游离,毫无切肤的生存之痛,更缺失批判视野。因而,这些漂浮在表层的意识碎片,根本不可能提供一种对现实的有力思考,沦为一种泛泛概说的时世感叹,以及欲改变现状而又无从下手的茫然、无奈。小说所宣扬的“理想主义”,因而也掉入一种悖论化的情境,与《蜗居》、《双面胶》中目标明确、野心勃勃的个人主义者相比,凸显出因缺乏可靠精神支撑的牵强、无力,除了借助医院工作与会议的情节直接进行概念的说教,就只好还要依靠叙事为几个主要人物安排的命运赏赐。小说结尾部分,叙事为三位医生一一安排了奖励:大师兄刘曦的医术仁心让他好人有好报,急需换肾的女儿终于得到了肾源;曾被演艺圈女友离弃的二师兄霍思邈,与护士美小护在共度难关的彼此扶持中收获了爱情;而老三郑艾平的身边,也降临了一个令他为之心动的可爱姑娘。于是,人物获得继续传递“信念,希望,爱”的动力。

在该书的读者见面会上,有读者对站在医生立场来写医患矛盾表达了质疑,认为有美化医护人员之嫌,六六对此回应道:“揭黑幕,骂医生,对我而言是件容易的事,而且很能吸引眼球。但结果是,我们越发怀疑这世界的真诚。”{17}然而,倘若还原与建构,从写作到接受,都难以摆脱“揭黑”或“美化”的取向,“事实”本身的肌理无足轻重,所谓“另一种角度”不过是作者主观、随机意图的衍生之物,那么这样的写作,除了提供一个文化消费品,究竟有多少认识与反思现实的意义?

除了这几部长篇,六六2009年还曾出版短篇小说集《浮世绘》(中国妇女出版社2009年出版,2011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更名为《苏小姐的婚事》再版),据六六自称是早年的作品,写都市白领女性的职场与婚恋生活,充斥着时尚元素与实用标签,甚至直接以“剩女”的流行意识形态符号来设定人物的心理和行为逻辑。在谈到这部小说集的写作动机时,六六这样说:“婚姻就像开拓市场一样,要怎样建立客户关系,实现利益最大化,如果你这样去考虑了,生活就无往不胜了。”{18}短篇《苏小姐的婚事》中,高学历大龄“剩女”苏小姐费尽心力地想要把自己嫁出去,“立志要把经营婚姻像经营事业一样”,将婚姻视作“一项系统工程,一步不周到,都有可能全盘皆输”,为了迎合、取悦对方而不惜失去“自我”,其最终实现的婚姻当然只能是被对方利用、榨取钱财的形式空壳。《天天浮世绘》中的年轻白领豆苗,没有接受富商的一夜情,而与司机小黑皮甜蜜苟且,不是因为不愿意出卖自己,而只是因为深谙没有婚姻允诺的出卖,只会令自己贬值,怕“批发不成变零售,越来越卖不出去”,而淳朴的小黑皮则处处以她为中心,没有非分之想,所以“小黑皮比巨贾好”。这部令作者洋洋自得的小说集,以实用主义思维对“资本”时代的勾勒,活脱脱是对“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极端演绎,热闹时尚的背后是灵魂的退场。

纵观六六的叙事文本,从《王贵与安娜》到《心术》,尽管也渐渐形成试图介入现实的“问题”视角,甚或生发出作为“专业作家”的责任意识与建构意图,但其理性主义的思维定式,使其迄今为止的写作止步于对现象的“另类”演绎,完全不具备对实用主义的反思和批判现实的能力。六六通过写作向我们呈示的,是一种高度“一体化”的精神现实,以及一种与之背道而驰的主观化的命运逻辑。米兰•昆德拉说:“小说的存在理由是要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保护我们不至于坠入‘对存在的遗忘’”,“一个建立在唯一真理上的世界,与小说暧昧、相对的世界,各自是由完全不同的物质构成的。”{19}任何时代,有价值的文学写作,所真正应当关心的,不是世俗的成败,不是如何实现“利润最大化”,而永远与对人性与现实的反思有关,与心灵世界、精神生活的开掘有关,是在对社会生活的叙述中打开独特的生命感觉,拥抱真切的灵魂。

{1} 舒晋瑜:《六六:不上网就不会写小说》,《中华读书报》2007年12月26日。

{2}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3} 参见新浪网读书频道:“六六聊天实录:双面胶是说事物的两面性”, http://book.sina.com.cn/author/subject/2006-07-25/1707203305.shtml ,2006年07月25日。

{4} 参见新浪网读书频道:“六六聊天实录:双面胶是说事物的两面性”, http://book.sina.com.cn/author/subject/2006-07-25/1707203305.shtml ,2006年07月25日。

{5} 吕西安•戈德曼:《隐蔽的上帝》,蔡鸿浜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6} 参见舒晋瑜:《六六:不上网就不会写小说》,《中华读书报》2007年12月16日。

{7} 贾磊磊:《问题作品的消极快感与当代中国现实社会的心理裂变》,《艺术百家》2010年第2期。

{8} 严红兰:《大众文化的范本——电视剧〈蜗居〉的文化解读》,《电影评介》2010年第5期。

{9} 参见新华网娱乐频道:“广电总局:卫视播剧限30集 《蜗居》 被批低俗”, http://news.xinhuanet.com/ent/2009-12/11/content_12628385.htm ,2009年12月11日。

{10} 参见贾华斐:《俞正声:推荐干部看 〈蜗居〉 调房价还有政策》,《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3月8日。

{11} 陈正懿:《透示〈蜗居〉的热播与热议》,《新闻世界》2010年第3期。

{12} 参见李光敏:《编剧六六谈〈蜗居〉:“女人不能走捷径”》,《环球人物》2009年第12期。

{13}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 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14} 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页。

{15} 徐梅:《六六:把梦想干掉》,《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12期。

{16} 参见新浪网读书频道:“六六聊天实录:双面胶是说事物的两面性”, http://book.sina.com.cn/author/subject/2006-07-25/1707203305.shtml,2006年07月25日。

{17} 陈竞:《六六:揭黑不是作家的本质》,《文学报》2010年8月19日。

{18} 于海军:《六六开启“后职场小说时代”》,《生活新报》2011年3月27日。

{19}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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