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 文学史

空间公共领域与时间公共领域——论潜在写作(刘 涛)

刘 涛

“潜在写作”这一概念从提出到今天,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提出阶段、争论阶段、刘志荣《潜在写作1949—1976》出版阶段。“潜在写作”这一概念由陈思和在1998年提出,其后诸多学者比如刘志荣、何向阳等纷纷加入这一研究领域,并写出扎实的研究论文。之后“潜在写作”这一思路融入具体的文学史写作之中,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与以往文学史风貌迥异,该书在1999年出版后,曾引起较大争论,学者们围绕着“潜在写作”等问题展开过广泛地讨论。本文拟梳理“潜在写作”发展的三个阶段,并略作分析、评论。

  

一 潜在写作的提出

“潜在写作”是陈思和“重写文学史”思路的延续与延伸。

1998年,陈思和发表长篇论文《试论无名书》,讨论无名氏在文学史中的意义。在这篇论文中,陈思和提出了“潜在创作”这一概念。无名氏在既定的文学史框架中很难归类,显得非常特殊,因此若能在文学史上为无名氏恰当定位,就不得不修正文学史的框架。陈思和说:“所谓‘潜在创作’,指的是许多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力的作家,在哑声的年代里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挚爱和创作热情,他们写了许多在当时环境下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潜在创作’的对立概念是公开发表的文学创作,在那些公开发表的创作相当贫乏的年代里,不能否认潜在创作实际上标志一个时代的真正的文学水平。”{1}

1999年,陈思和在“无名论坛”《主持人的话》中说:“本专栏第一期发表的《试论〈无名书〉》中,我提出了当代文学史上存在着‘潜在创作’的现象,文章发表后有不少朋友对这个现象感到兴趣,并且提出了进一步的意见。如张新颖建议我将‘潜在创作’改为‘潜在写作’,理由是许多书信日记随笔等作品在当时并不是以创作为动机的,因而它们不是带有虚构性的作品。这个建议很好,由‘创作’到‘写作’,我们对这一类文学史现象的概括就更广泛,也更有普遍性。”{2}“潜在创作”确实显得比较局限,改为“潜在写作”后其应用范围就扩大了,能够更好地解释文学史现象。至此,“潜在写作”这一概念就正式提出来了。

还是在1999年,陈思和又发表了论文《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此文可以视为“潜在写作”的理论宣言书。这一论文以“抽屉”为譬,全面分析了“潜在写作”的内涵、类别、意义及其要解决的问题等。陈思和说:“现在提出‘潜在创作’ 现象就是把这些作品还原到它们的创作年代来考察,尽管没有公开发表因而也没有产生客观影响,但它们同样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严肃思考,是那个时代精神现象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有机组成。重视这种已经存在的文学现象,才能真正展示时代精神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文学史著作研究潜在写作现象,也同样以还原某些特殊时代的文学的丰富性与多元性为目的……当引入潜在写作以后,文学史所展示的精神现象出现了不可想象的丰富性。一个时代的精神现象不可能以单一的思想理论形态来展示,也不可能以正反两极的二元对立模式来展示,它应该是一种多元的生命感受世界方式的共生状态,各种生命现象及其欲望的互相冲突和融合的过程异常复杂,时代精神应该包容并反映这种复杂状态而不是净化它。”③

“潜在写作”提出后,很多学者纷纷撰文响应、参与,刘志荣、何向阳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年刘志荣发表过《如水的旅程——论1958-1976年唐湜的“潜在写作”》、《地火在运行──张中晓与〈无梦楼随笔〉》、《现代焦虑的精神超越:论〈无名书〉》、《特殊年代的精神活动——“胡风集团”作家的潜在写作》、《1949年后沈从文书信的文学与精神意义》等文章,皆是围绕着“潜在写作”这一主题展开。何向阳曾撰写过三万字的长文《曾卓的潜在写作:一九五五— 一九七六》{4},研究了曾卓的潜在写作。

“潜在写作”勾勒出一个新的文学谱系,陈思和作“知识考古”,让这些被压抑者、潜在者“重见天日”,进入公共视野,浮出历史地表。

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及与之有关的争论

早在1988年,陈思和与王晓明联袂在《上海文论》开设了“重写文学史”栏目,一时引起热烈讨论。这个栏目“重新研究、评估中国新文学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现象”,“开设这个栏目,希望能刺激文学批评气氛的活跃,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激发起人们重新思考昨天的兴趣和热情。自然目的是为了今天”。{5}“重写文学史”提出以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变了以往文学史研究的范式,在今天几乎已经成为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日常语言。

“重写文学史”的成果千呼万唤始出来,一直到1999年,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较之此前的当代文学史风貌迥异。

“潜在写作”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关键词之一,“潜在写作”的思路与成果部分体现在此编中。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陈思和如此界定“潜在写作”:“这个词是为了说明当代文学创作的复杂性,即有许多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利的作家在哑声的时代里,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挚爱和创作的热情,他们写作了许多在当时客观环境下不能发表的文学作品。……潜在写作与公开发表的创作一起构成了时代文学的整体,使当代文学史传统观念得以改变。这也是‘多层面’文学的具体内涵。”{6}该书的第八章《对时代的多层面思考》、第九章《“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集中体现了“潜在写作”的思路。第八章展现了“时代的多面”,“潜在写作”引入之后“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文化的另一面,使之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度与深度,并使得我们通常对那个时代的文学容易产生的浅薄、轻浮的印象发生改变”。{7}第九章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提出了“民间隐形结构”,发掘样板戏中的民间潜在因素,发掘了“地下”文学与潜在写作。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出版不久,即引起了争论。李扬在《当代文学史写作:原则、方法与可能性——从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谈起》一文中批评了此书,尤其质疑了“潜在写作”这一概念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李扬颇为感慨,他说,因为“重写”云云,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不断缩水,在文学史中的比重越来越少,而左翼文学本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和政治传统。李扬的策略非常有意思,他主要通过质疑‘潜在写作’史料问题质疑了这个概念的合法性。李扬说:“应当承认,‘潜在写作’的进入的确使我们看到了一部面目一新的当代文学史。然而,我们在领略‘潜在写作’给文学史带来的生机时,也同时面临着这种新的文学史方法带来的新的问题,尤其是这种方式对文学史写作的一些基本原则所产生的挑战。由于‘潜在写作’都是在‘文革’后才获得正式出版的机会,因此这些作品的创作时间极难辨认。《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按照‘作品的创作时间而不是发表时间’来进行认定,也就是说按照这些作品正式出版时标识的创作时间来确定其文学史意义,显然过于简略地处理了这个对文学史写作而言非常重要的问题。”{12}李扬首先承认了“潜在写作”的提出有其意义,但是其忧虑主要集中在这个概念对文学史的一些基本原则产生挑战,可是他的质疑却落实在史料的真实性这个问题上。李扬选择这样的策略,或许出于这样的考虑: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总体右转,批评极左、文革大体上是政治正确,因此如果明确地为这段历史和文学辩护就显得不合时宜;二、如果将批评落实到史料上,这些基本原则之争就变成了纯粹学术之争,这样的争论就会比较妥当;而且按照逻辑,假如基本的史料都有问题,那么后面的立论无论多么高明就都站不住脚了。其后,李润霞承袭李扬这一思路,也曾作文《“潜在写作”研究中的史料问题》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史料问题。{9}但李扬的批评尽管落实到史料上,但有弦外之音,而李润霞的批评就完全落实到了史料问题上。

李扬的批评文章发表不久,王光东和刘志荣就合作了一篇《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新思路及其可行性———对于两个理论问题的再思考》进行了回应。既然李扬对“潜在写作”的质疑集中在史料问题,那么回应也只就事论事,回应了史料真实性的问题:“因为‘潜在写作’的特殊写作方式与保存方式,研究者对之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因此因噎废食,否定‘潜在写作’研究的可行性,则是没有必要的。事实上从我们现在搜集的材料来看,大部分‘潜在写作’是可信的。即使撇开在发表时有可能经过大修改的作品不谈,仅仅从确凿无疑的材料和仅有少许改动的作品出发,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中国当代文学中50至70年代的‘潜在写作’现象是绵延不绝的、也贯穿了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选取的‘潜在写作’材料,除极个别存疑者之外,都属于这类确凿无疑或者经过少量修改、整体上比较可信的材料,将之整合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之中,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即使从严谨的学术态度出发,对某些材料的真伪持存疑的态度,但毕竟,确凿无疑的材料为数不少,可以支撑起‘潜在写作’的研究框架。对于改动较大的作品,确实存在一个‘版本’问题,但也不是毫无线索可循,这需要研究者对较早的手稿、抄件、版本的寻访与发掘。‘潜在写作’的研究提上议事日程并没有多久,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严谨务实的研究者的参与这项工作,能够使之更为切实可靠。”⑩

刘志荣确实严肃认真地对待了李扬的批评,其《潜在写作1949-1976》出版后,在后记中作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潜在写作“曾引起一些学者的质疑”,可见作者“如履薄冰”之感。作者亦在正文中以“附注”的形式介绍了潜在写作所涉及的文本。在这些附注中,作者屡次说:“尽管原稿与发表的定稿文字有较大差别,但基本的情境、意象和感情却相当一致。”原稿与发表稿尽管文字有所出入,但因基本意象与情境稳定,故并不影响一首诗的品质,亦不改变一首诗的根本意义。

三 刘志荣的《潜在写作1949-1976》

刘志荣在上一个世纪末就以“潜在写作”为题,写出了博士论文,部分章节在“潜在写作”争论颇盛之时已经发表,当时颇得学界好评。作者五年成稿,可是出版却拖了下来,直到2007年,该书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刘志荣不喜欢跟风,《潜在写作1949—1976》出版后,学界寂然无声,评论者寥寥无几。学术界就是这样喜新厌旧,新的话题一个接着一个涌现,旧的话题一个接着一个地遗忘,意见迭出,大家似乎都忘记了上个世纪末曾有过关于“潜在写作”的一场争论。

《潜在写作1949—1976》分为四编,皇皇近五十万言。刘志荣借助中西方思想资源,将“潜在写作”观念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上钩下联,左牵右搭,卒成一系统,终成一大书。本书也是“重写文学史”扎扎实实的成果,勾勒出了1949—1976年潜在写作的大体轮廓,此书当之无愧展现了其时文学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对单一的文学模式提出了挑战,释放了被压抑的文学与被压抑了的主体精神,这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思路的延续。

《潜在写作1949—1976》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关系的角度入手,选择的年代是1949—1976,恰是社会最为单面化的时期。尽管“潜在写作”在文学史与精神史上具有普遍意义,且不局限于中国,但中国的这个年代潜在写作现象尤为突出,因为1949—1976年中国的公共领域确实日益扩张,私人领域日益缩小并政治化。在此环境之下,文学不能通过正当的文学流通渠道得以传播,私人领域的一面得不到伸张,故与私人领域相关的文学可能由显转化为潜,由地上转为地下。作家主体性不能在显的层面得以保持,却可能在潜的层面得以实现。

1949—1976年意识形态不断僭越,结果就是公共领域不断变异,直至完全被意识形态占据。相应地,私人领域不断受到挤压,故不得不由地上转为地下,由显在转为潜在。意识形态化了的公共领域既已僭越,私人领域不得不有所隐藏,不得不从地上转到地下,主体性或隐藏在公共领域之中,或脱离公共领域成为私人话语。这个时代的潜在写作多属于后者,故潜在写作文本多是书信、日记等,比如《从文家书》,只是私人性文字,不求发表;但亦有后者,比如赵树理1950年代的一些小说。对此陈思和提出“隐形结构”这一概念,并有精彩的解读,但这点刘志荣的《潜在写作1949—1976》涉及较少。其实,潜在写作不仅仅在意识形态化了的公共领域之外,亦在这个领域之内,只是其时的作者本人尚未意识到而已。

《潜在写作1949—1976》分为四编:一是被边缘化的文学路向的延续,主要讨论沈从文、无名氏与穆旦被边缘化之后的潜在写作,这类作家很多,作者选择了几位有代表性的人物;二是从现实战斗精神到现代反抗意识,主要讨论“胡风集团”的潜在写作,因为政治原因,这一批作家受到不公正待遇,处于极其艰难的生存环境之中,故其潜在写作极具典型意义;三是民间意识、文人心态与文学精神,主要讨论作家与民间的关系,民间一直受到庙堂与广场的双重规训,故民间不得不由显转隐;四是“共名”时代的个人觉醒,主要讨论个人与时代的疏离、分裂和反抗,强调了意识形态高压之下主体的丰富性与精神的力量。作者讨论范围之广,视野之宏大,足见其功力与功夫。这些作家或被公共领域排除,被边缘化,或是自觉疏离公共领域,作者将他们一一挖掘出来,形成一个新的文学史谱系。

“潜在写作”挖掘了被意识形态压抑了的文学与精神,但如此容易导致一个危险:即凡是被压抑了的文学就是好的文学,未被压抑的文学肯定不会是好的文学。这些年张爱玲的升温,贬鲁迅之风的强劲,都可以见出此思维之端倪。然而我们可以问如下问题:被压抑了的文学是否就比未被压抑的文学要好?被压抑了的文学被挖掘之后是否就能长存?这些年我们的眼光总是盯紧了被压抑那个部分,所谓“浮出历史地表”、“被压抑的现代性”等,皆是此思路。

意识形态只能是空间的筛选,一部分好的文学可能真与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于是被空间公共领域排斥,暂时被淘汰;但大浪淘沙,时间自有筛选,即使被意识形态淘汰了的文学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尚有可能复出,被意识形态看中的文学亦可能被时间淘汰,但被意识形态看中的文学中亦不乏佳作,依然可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其实,公共领域不可能被压抑,即使空间意义上的公共领域能被暂时压抑,时间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依然存在,且一直存在着。但是能进入时间公共领域者寥若晨星,这个公共领域和压抑与否关系不大,在时间公共领域之中没有压抑,在时间公共领域之中没有潜在写作。

后现代思想背景之下,学者们日益热衷于打捞与挖掘,要翻遍每一个角落,寻找被压抑者。漏网之鱼可能是大鱼,亦可能是小鱼。作者的工作或许可以因其本身的力气和能量使这些被压抑了的作家立足一时,但未必长久,因为最终须取决于这些作家本身的能量。意识形态的筛选只是初级的,上面尚有时间的筛选,人力对于时间的筛选无能为力。

{1} 陈思和:《试论无名书》,《当代作家评论》 1998 年第6 期。

{2} 陈思和:《主持人的话》,《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3期。

{3} 陈思和:《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

{4} 此文发表的时候有删节,见《主持人的话》,《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4期。

{5} 陈思和、王晓明:《主持人的话》,见《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

{6}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12页

{7}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149页

{8} 李扬:《当代文学史写作:原则、方法与可能性——从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谈起》,见《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

{9} 参见李润霞:《“潜在写作”研究中的史料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

{10} 王光东、刘志荣:《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新思路及其可行性——对于两个理论问题的再思考》,《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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