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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拯救——纪念《狂人日记》发表九十周年(陈丹青)

《上海文化》2009年第1期

文学与拯救
——纪念《狂人日记》发表九十周年

陈丹青

好几年前,港台大陆三地文学评论家弄了一回活动,是从新小说迄今为止选出100位作家,展示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绩。不消说,鲁迅先生头一名。头一名既是鲁迅,那么头一篇,就是《狂人日记》了。

文学、艺术,要来选人,而且是100名,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评选者的一段话,我记住了:中国的白话文小说起于鲁迅,也在鲁迅手里成熟。

这前一句话,鲁迅自己也说过的。1935年,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言中回顾中国1926年之前的小说,然后写道:“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当仁不让,但是一点不骄傲,不自得。我真喜欢鲁迅这样子说起自己。

这后一句话,鲁迅可能会不吱声。他说自己的创作是因为朋友怂恿,于是拿些“小说模样的东西”去敷衍,又说,文坛太寂寞,大概凤凰之类都休息去,他这样的夜鸟飞出来叫叫,就被注意了。我以为这不是鲁迅装谦虚,而是真话。

1918年鲁迅发表第一篇小说,直到他去世的1936年,总共18年,其间写小说恐怕10年不到,薄薄两本小集子,《呐喊》《彷徨》,规模很有限。从整体看,白话文小说的历史也就这么不到二十年。他在以上同一篇序言中还告诉大家,《狂人日记》受到果戈里同名小说的影响,《药》的结尾也有安特莱夫的影子,鲁迅对自己、对读者,尤其对文学,都很诚实的。他是写过第一本中国小说史的人,知道什么是文学与文学史,知道文学的成熟哪里那么容易,那么快。他做了开路人,但看轻自己,写了一通就罢休了。晚年的《故事新编》,那是无可超越,又深刻,又老辣,可是他也说太“油滑”,好像不当一回事,更没有居功自赏的意思。孙郁先生说鲁迅是个翻译家,很准确,他甘心情愿给新文学铺铺路,垫垫底,并没用太多力气写小说,早就让开身子,等着英雄好汉出来超过他。

九十年过去了。中国现代小说成熟不成熟?有没有好汉超越他?我现在倒是愿意回到《狂人日记》发表时,中国文学大约是怎样一种状况。

1918年,中华民国才成立7年,虽然结束帝制,但整个形态和晚清差不多。文学革命,也就是胡适陈独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刚刚开始,时间大约是1915年。文学史专家或者知道那时中国有没有出现白话文小说,以我的无知,好像没有,有,想必稀少幼稚。照鲁迅的说法,《水浒》《红楼梦》已经精彩地运用白话,但大家知道,那毕竟是“章回小说”。到了临近二十世纪还出现有名的长篇小说叫做《老残游记》,可是《老残游记》的同时,欧洲的狄更斯、哈代、司汤达、福楼拜、托尔斯泰、契柯夫,早已写出了顶顶重要的代表作,叔本华、尼采、克罗齐这些现代思想也被介绍进来,但这些欧洲大人物到二十世纪初叶就先后死了,而在中国,那时还没人以现代的思想、人格来写现代小说。

这时,鲁迅忽然扔出来一篇短短的《狂人日记》,非常前卫,非常摩登——比现在七零后八零后作家前卫得多——所以文人们很吃惊。不久,《孔已己》《药》和《阿Q正传》也发表了,蔡元培就给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写信,说实在是五体投地啊,五体投地!胡适和陈独秀闹文学革命,但没有创作,所以也对鲁迅大佩服,拼命说好,拿来做白话文小说的成绩,打击保守派。诸位想想看,那时哪里有作家协会,鲁迅的正职是教育部佥事,据说相当现在的处长,同时在北师大兼课,并没有名气。署名“巴人”的《阿Q正传》发表后,许多人猜测这位作者到底是谁。今天,要是北师大的老师群,或者教育部官员里又冒出一位小说家,一发表,全国文人吃一惊,那是什么情形?

鲁迅的少年志愿是做医生,并不是弄文学。除了听章太炎讲“小学”,论学历,和在座中文系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相比,简直靠边站。《狂人日记》发表时,鲁迅年龄很不小,37岁,有句话叫做“大器晚成”,鲁迅是超级大器,但其实他很早就“成”了——大家要知道,此前鲁迅已经写得很多,写得很好。他那一代人旧学根底厚,他又全盘吸收当时西方的新知识、新思想,他写作的语言、笔力,一出手就响亮非凡,二十多岁时写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足够显示他卓越的写作天赋。虽然用文言,虽然他几乎忘记这些早期作品,但那样的眼光、笔力、气势,到今天也没人能够写出来。鲁迅是个沉静的人,很早就怀疑、悲观、看破,他没有积极参与文化运动的发起,更没有领袖欲,也没有资料表明他自信有着写小说的天才。他到北京后长期闷在家里抄古碑,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思,并不把自己看成是个人物,但做学问、写文章,从来认真扎实,周作人晚年回忆,说他哥哥做一件事情完全为了自己的兴致,一点没有企图心。在他动笔写新小说时,除了旧学的教养、新学的激励,全中国并没有人可以给予他有关现代文学创作的影响,本土现代文学的前辈、先例、同伙、同志,一个也没有。要说有,也只是从日本的翻译看了一点欧洲小说,就这样子躲在小四合院自己写起来,结果开天辟地:中国古典文学结束了,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了。

这真是不可思议。明代的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有历代的话本,清朝的曹雪芹写《红楼梦》,毕竟前面有过《金瓶梅》。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自称受到普希金影响,而普希金写《别尔金小说集》时,前面没有人指引他。这种罕见的才华,无法解释。今天看,鲁迅的初作还是不可更动,不可商量。它可能单薄,但是完满,一上来就有自己的文体,深沉锋利,这种文体不是说还要怎样锤炼、生长,它已经是典范。我们不会说:一朵花得开那么几次才慢慢像一朵花,真的玫瑰,一开开来就是玫瑰,鲁迅的小说就是这样子。

后来的张恨水、老舍、曹禺、沈从文、张爱玲,论文学才华,都不得了,一上来就有自己的面孔,很快相对成熟;论题材、界面、规模、样式,也比鲁迅有拓展。但很难想象在他们出道之前,中国没有一个鲁迅。解放后,三十年左右几乎没有纯正的小说,八十年代才出一大批新作家,总算在文学断层这一端长出不少苗,但早期作品那种幼稚、贫薄、先天不足,和民国文学才子没办法比较,更难和鲁迅项背而望——17世纪的曹雪芹超越了15世纪左右的罗贯中和冯梦龙,20世纪的鲁迅,又以白话文小说一举超越了古典章回小说,现在九十年过去了,其间千万篇小说,论文体和语言、论成熟感、论扭转时代的力度、论经典性,可能仍然不容易超越鲁迅。但不论如何,过去二十多年毕竟兴起了大规模文学实践,许多好小说诞生了,而从几代作家望过去,在起点上,站着一位瘦弱的鲁迅。今天,我们的文学视野早已超越鲁迅,我们有理由以新的制高点、新的复杂感,看待鲁迅,但不论怎样议论鲁迅,我猜,弄文学的人都会拿他没办法。

接下来,要说《狂人日记》中那两句有名的话:“吃人”和“救救孩子”。

这两句狂人的狂话,是小说的语言,是文学的语言,可是它说出后,迅速在历史狂飙中迷失,不再被看作文学。历史也像发狂一般,再三再四以可怕的方式,听从并实行了这两句狂话,同时反过来对它施行深刻的讽刺与侮辱。鲁迅生前就领教了这历史的捉弄,从《狂人日记》发表直到去世,鲁迅始终敏锐地认识到时代不断在翻脸,今天来看,这历史的恶毒,是《狂人日记》始料未及的报应。

“吃人的社会”、“救救孩子”,为1918年前后新文化运动的“反礼教”命题,做了最为精炼、凶狠的概括,震聋发馈,大慈大悲,极度形象,极度夸张。前一句话,指两千年旧文化,后一句话,在鲁迅个人是出于绝望与希冀,在历史层面,直接指向革命:革命,在文的一面启动了鲁迅那代人倡导的“改造国民性”,在武的一面对应了当时的暴力统治。九十年后,如果仍以形象夸张的方式引用鲁迅前一句话,他所憎恶的“吃人”社会完全被推翻、征服、消灭,“吃人”的性质变了没有呢?变了,变成另一人群吃人,或者被吃,换成另一方式吃人,或者被吃。而“救救孩子”这句话,就是“救中国”的意思,当时说出口,就隐含大问题:谁来救孩子?怎么救法?能不能救得起?

袁世凯的君主立宪,是一种救法,失败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一种救法,失败了;蒋介石的“训政”是一种救法,失败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一种救法,大功告成,后来又遇到问题了,历史地看,目前正在成功的路途中——现在,让我们改动鲁迅那可怕的说法吧!将“吃人”与“被吃”改为“治人”和“治于人”,再或者,改成“整人”与“被整”、“骗人”或“被骗”……都可以,然后来看看今天的中国,“治人”与“治于人”、“整人”与“被整”、“骗人”或“被骗”……仍然到处可见。但是,不再有人跳出来大叫:“救救孩子”。千千万万孩子们早已被告知,或早已认定被“救”了起来,预备长大了“治人”或“治于人”,“骗人”或者“被骗”……总之,一个空前富强的中国正在崛起,和鲁迅那个被瓜分给欺负的旧中国,不能比了;一个人人平等人人有尊严的中国,暂时还没出现,和鲁迅目击的中国,还可以有得比。

回到鲁迅。当初他既是呼喊“救救孩子”,必定和他的五四同志们一样,以为自己应该救孩子,而文学能够救孩子。与《狂人日记》对应,他在散文《我们怎样做父亲》另有一句著名的话:“掮起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光明里去。”是的,旧式婚姻,可诅咒的古文,同乡秋瑾的死亡,鲁庄百姓的愚昧,都是鲁迅身受或目击的“黑暗”。但他自己的事好办:他书写白话文,他为了恋爱出走,但在此后的现实中,在他曾热爱并为之辩护的中华民国,他很快发现“放到光明里去”的孩子,照样是一个死——1926年,刘和珍与许多同学被军阀镇压,他说那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1931年柔石和他的同党被国民政府枪毙,他说他被“层层淤积”的血“埋得不能呼吸”;1933年瞿秋白被害,鲁迅不再写文章,书信中说起,也异常冷静。他不再叫喊,他变得比1918年更绝望,因为在他年轻时,目击的只是同龄人的死亡——要知道,在三十年代丧命的青年,都比他小20多岁,可以做他的孩子。而30多岁讨论怎样做父亲的那个鲁迅,那时快50岁了,中年得子,真的做了父亲,但这位父亲很清楚,除了好好养大周海婴,其他千千万万孩子,他根本救不起。

不久鲁迅死了。“救救孩子”这句话跟着他的小说留下来,变成一道符咒,凡是怀抱救国心的青年记得这句话,相信这句话。可是别家的孩子不说,单是鲁迅家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一旦遭遇麻烦,别说没人救,连自救也不能。而鲁迅当年是可以自救的:他和许广平先生恋爱,走去广州上海,过日子,生孩子,除了寻求母亲和原配的谅解,不必任何人同意。

但鲁迅身后,在光明中奔跑的一代一代中国孩子,胸怀正义、勇气和血性,继续慷慨激昂,救中国。无论是胡风还是储安平,是张志新还是林昭,是六七十年代的红卫兵还是老知青……都自以为是在“救中国”。结果呢,连自救也休想:等到他们闯了祸,或被认为闯了祸,将要流放、枪毙,全中国没有人能够救他们,也没有人胆敢救他们——很好,最近二十年,孩子们学乖了。什么都可以做:跳舞、唱歌、吸毒、堕胎、考试、升学、入党、赚钱……都没关系,都很好,但千万不要救中国,千万别去闹革命。是的,是你们,在座的孩子们,总算被迫或者主动摆脱了九十年来救国与被救的轮回,人人做个乖孩子,学会顾自己。

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大讽刺、大失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伟大寓言,被孩子们彻底抛弃了;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大还俗、大胜利:革命与改良、文化与制度、文学与拯救,终于被看成是两回事。

但九十年前大部分的中国读书人,包括鲁迅,渴望革命,不信任改良;热衷于文化争论,以为制度的确立还在其次,还在其后;而那时的先锋文学,有意唤起、并直接刺激国家民族的拯救意识和拯救行动。文学革命的发起者陈独秀后来自任新党的领袖,文学革命的杰出创作者鲁迅,成为革命者的精神资源。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说:“我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而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都是鲁迅的崇拜者。他们不清楚鲁迅晚年对左联的深刻失望,就像鲁迅不知道日后的延安发生了什么;日后的延安,那些未被延安整风的青年又哪里想到后来进城做了大官,或大右派,而毛泽东自己也未必想到解放后自己对鲁迅也会坦然说出另外一番言语。反正,当鲁迅1936年去世之际,梦想自救与救国的青年,正打算上路,奔赴延安——这一切,在政治思想政治实践的一面,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俄,在文学的一面,则可以追溯到鲁迅的小说,追溯到1918年问世的《狂人日记》,追溯到其中那句呼喊:“救救孩子”。

文学能不能拯救国家?如果能,过去九十年被称作拯救的巨大成绩单,我们看见了。如果不能够,九十年过去,应该怎样看待鲁迅?怎样看待文学?没有疑问,《狂人日记》是一篇卓越的小说,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山之作。今天,《狂人日记》的犀利与才华仍然令人惊异,但历史高高抬举这篇很短的小说,并不仅仅因为才华,而是它恶毒的挑衅,以至它的影响远远超过鲁迅能够达到的想象。在鲁迅的时代,有过一些试图将文学与拯救审慎划分的小说实践,但很少有人听取。在我们的时代,仍然有一些试图将文学引向拯救的热情作品,也很少有人听取。怎么会呢?我们可以想想。所谓“文学”这个概念,其实来自西方,“拯救”的概念,同样来自西方,来自基督教,一如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来自欧洲。是什么,使这些概念居然在60年前的中国成为现实?

我没有能力回答。我不愿意说,文学只是文学,文学必须纯粹,不,我确信伟大的文学拯救人心;我也不愿意说,文学理应背负拯救的使命,煽动革命,救国救民,所谓启蒙也决不单单是文学的事情。我不知道别的国家有哪一篇小说会发生《狂人日记》这样的影响,但我看见,一场文学革命,一篇小说,一句话,在中国历史中曾经发生了怎样的后果。

文学是可怕的。才华尤其可怕。鲁迅赋有这种才华,而且和九十年前的历史遭遇了。这就是我现在尚待清理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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