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 方法与文本

何谓知识分子(李嘉慧)

从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到中国作家王蒙的《青狐》

萨义德(Edward W. Said)在《知识分子论》中认为:“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而这使得个人被记录在案并无所遁形。知道如何善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两个必要特色。”①中国作家王蒙自言在其作品《青狐》②中,可以“看到历史转折、社会变化和知识分子的反思”③。在小说中,尤其以“杨巨艇”这人物的行为表现,最为切合萨义德所要求的“知识分子为民喉舌,作为公理正义及弱势者/受迫害者的代表,即使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立场及见解;知识分子的言行举止也代表/再现自己的人格、学识与见地”。可是,作者王蒙对他的评价是:“杨巨艇的表现毋宁说失之天真、失之简单。”④由此看来,萨义德与王蒙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存在差异。本文试以《青狐》中“杨巨艇”这一知识分子的角色为分析对象,探求他们之间的差别。

萨义德与王蒙对知识分子的理解

萨义德定义的“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在《青狐》中,“杨巨艇说他相信,现在的中国存在着改革的力量与保守的力量,前者将给中国带来民主、发达、富裕、快乐、自由和现代化;后者则只会带来专制、落后、贫穷、痛苦、压迫和封建大复辟。那么为什么有人还硬是要坚持后者呢?既得利益,保持封建性与保守性符合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保守力量也很强大,以至于中央也常常拿他们没有办法。那么,我们这些精英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教育人民也教育干部,反映人民也反映改革派的呼声。我们就是要捅,要叫,要分析,要转变观念,要更新知识,要冲破条条框框,要干预政治、干预经济、干预党务、干预法律、更要干预人事,要让那些愚蠢的、无知的、呆板的、白痴般的、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物走开,让文明的、智慧的、讲道德更讲现代意识现代方式的新人物……”

由此可见,杨巨艇就是一个如萨义德所认为“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知识分子。在小说中,杨巨艇满腹忧患、视野宏大、言论新潮而激烈,因此吸引了无数精英代表、批评家。可是吊诡之处是,王蒙嘲讽他,“人民需要的是斗争、用自己的手改变命运,而不是需要一篇文字,除非你不但性无能而且社会生活无能”。而实际上在小说中,杨巨艇的确是性无能、社会生活无能、大言欺世乃至自欺的知识分子和空谈家。

女主角“青狐”作为杨巨艇的“仰慕者”,最能凸显作者对这知识分子的看法。就如王蒙所说:“在她的心目中,从外表、形象、气概,她最钟情杨巨艇,但她和杨巨艇没有前途,杨巨艇早已经有了家室,而且杨巨艇分析问题行,其他什么都不行。她和杨巨艇的关系你会觉得是在被嘲笑,在被生活嘲弄,或者是在被作者谋杀。”⑤

最初,青狐“极佩服”杨巨艇,并因他而将自己的笔名由“青姑”改为“青狐”。因为她认为“他讲的所有的词儿都令青姑心颤:民主、人道、智慧、文明、进步、世界、潮流、关怀、爱心、美、一切为了人……这样的词儿令青姑费了老大的劲儿才忍住自己的热泪:原来在我的身旁还有这样的思想、这样的讨论。另一面,他痛斥着愚蠢、粗暴、刚愎、顽固、保守、专制、野蛮、白痴、麻木、卑鄙、凶残……他的话使你相信他就是民主人道智慧文明的化身,他就是愚蠢野蛮专制凶残的掘墓人。当然,做到他所说的一切不是简单的事,但至少他说出来了,证明有人想到了。而她至今还没有听到过”。所以青狐最初觉得“杨巨艇太伟大了,杨巨艇简直像是毛主席!她实在想不出别的形容来了”。  

可是,后来这种仰慕之情透过青狐对他逐渐深入的理解,慢慢便转化为怜惜之情,“杨巨艇每天都沉浸在对于中国的与世界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社会机制、官员作风与士农工学商的命运的研究当中,不就与天才的沙俄海军军官李姆斯基•柯萨科夫的沉浸于音乐一样吗?可爱的与可怜的李姆斯基•柯萨柯夫啊”。因为那时青狐开始觉得,“他是一个天才,他是一个思想家,他是一个斗士,他早就提出来了中国需要民主需要文化需要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需要司法独立等等……然而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的麻烦太多了,我们的国家需要他这样的人为之思考为之操心……但他怎么日子过得这样狼狈?”但是“杨巨艇浑然无觉,大人物大概都是最重视自己的,他们坚信,只有他关心的东西最重要。他旁若无人地兴致勃勃地谈他的新论,猛烈抨击各级领导干部不学无术,缺乏常识,鼠目寸光,草菅人命。他说他碰到的一个乡长不知道什么是作协,竟以为是‘做鞋’”。后来,“青狐和他抬杠,要教训教训他”,这反而最终让青狐“觉得他是那么愚傻和需要照顾”,因为“伟人是不可以亲近的。伟人也绝对不应该亲近任何凡人”。

直到最后,青狐得知杨巨艇是性无能时,她对他的怜惜之情又再转化为如同母爱的疼爱和帮助,“我喜欢你,巨艇……所有的巨人都是孩子。所有的孩子都需要照顾、关怀、爱”。所以当国内出现了对杨巨艇的不利消息之时,“青狐在回国途中接受了某西方媒体的采访,为杨巨艇鸣冤叫屈,大骂‘迫害杨巨艇,扼杀言路’的当局有关部门”。对此,作者王蒙直说:“所谓像杨巨艇这样的伟人,所以讲那么多的大话,也和他的这种心理上的失望与自卑有关。既撕去了杨巨艇脑袋上的光环,也轻轻地把他放到了一个实在的土地上,对杨巨艇不是一个坏事。不能说我这样写杨巨艇就是对杨巨艇无情的打击。你不把他看作神明,就不会把他的一切人间的尴尬看成丑行罪恶。”⑥

在《青狐》里具有较强反思和分析能力,作为“智者”角色的“钱文”和“王模楷”,如作者所形容的是“对周围冷静观察的态度”,好像“什么都能看明白、永远不会上当的”⑦,对杨巨艇这种“知识分子”的言行举止,作出了尖锐深刻的分析评价。在小说中,钱文认为“杨巨艇现在如日中天,给人以‘先生不出,如苍生何’的感觉……就这么说说,中国就‘民主’啦?”王模楷认为:“社会根本没有让知识分子铆足了劲广开言路的承受力。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又都那么急迫而且粗放,全民的急迫和粗放。现在,哪儿还有踏踏实实做事做学问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精英们却动不动犯傻,动不动批判那个不应该批判的,追求那个不可能实现的,丢掉那个好不容易积淀的。他们祟尚大言,赞叹乖戾,轻蔑常识,向往爆破,勇于内斗,与人为恶。他们动不动煽情,动不动亮相。”所以钱文领会到“杨巨艇在被剥夺了发言权的日子里,提起他来还有点像一个圣徒、一个烈士、一尊庄严的石像,现在呢?我的天,他的那些漂亮的大话对于一个经历了一切了解一切的人来说是不是太廉价了?”

所以,故事中的高级老领导、丈夫白有光当官的紫罗兰和钱文等人,都如王模楷所说的,认为“杨巨艇是一符号,是一道交通黄线,是信口开河、胡抡猛砍亦即言论自由的一个标志,是人民群众的某种逆反心理的一扇宣泄阀门,只要杨巨艇好好地存活着人五人六着,防民口防大川的事情就不会搞得太过分。如果各种胡说八道都被容忍了,那么苦味的真理,超前的想象同大胆的创新……种种有价值的东西,也就不那么容易被命名为奇谈怪论或猖狂进攻而被扼杀了”。据此,王蒙解释说:“《青狐》只是在一个特定的角度下,部分地代表了我对那样一个年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正视和反思。历史总是给人以遮蔽,后辈只看到某个人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看不到他当时的尴尬与慌乱。我们常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雪亮是有条件的,一是群众知情,二是群众成熟。有时某个人会被群众当成包公,当成救世主,他也被自己的光环遮蔽着。把历史的遮蔽去掉来看人是一种成熟,一种智慧。同时我也不认为我这么写书中人物就被完全否定了。我们太习惯于把人看成圣徒或懦夫,这种极端主义的思想方法不承认有中间状态。我认为我们今天的读者已经有可能理解不那么黑、也不那么白的灰色地带了。”⑧

与此同时,王蒙对杨巨艇这一“知识分子”故事情节的设计描写,也恰恰印证了他所说的“他(杨巨艇)早就是一个理论家,喜欢分析问题,但是他有这么大的影响,他自己所想不到的。比如说我在第六章当中写老百姓给杨巨艇跪下来,这只能给杨巨艇出难题,这其实是杨巨艇的灾难⑨”。因为“人们认为美具有一种危险。正像善、热情、真诚、道德、正义、信仰以至于天才,愈是最可贵最有价值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下越有可能是危险的”。所以,在小说中,“有的人一见杨巨艇先是双膝扑通跪倒在地,有的搂着杨巨艇号啕大哭,有的要求认杨巨艇作干爸爸干爷爷”之时,杨巨艇只可“喟然叹息,中国的上通下达的管道还是太不够了呀,中国的冤假错案还是太多了啊,而像他这样的急公好义、仗义执言、为民奔走的斗士又是太少了啊!”虽然“他忙碌,他焦头烂额,他干着急,但内心里还是有一种满足,一种道义上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感觉”。

可是,事实上杨巨艇“没有兴趣去核对鸡毛蒜皮的所谓事实……他的重点不在金秀梅与李二嫂之争上,金秀梅与李二嫂全死了对中国没有任何影响。他关注的是整个中国,是中国的十二亿人!具体细节你说错了就错了好了,然而这能改变问题的性质,事件的性质,国家命运所系的关键问题的性质吗?”其实,杨巨艇一直也跟外国人有频繁的接触,多是谈论中国的国家大事,到晚年更以出访国外为其主要工作收入来源,并以为将一套巨大的命题贯穿下去,社会就会改变的思维模式仍然牢不可破。这就如青狐讽刺的:“他们这些与外宾一起吃好饭说废话(叫做外事)的中国人们……就在这样高雅的地方,在漂亮的女与英俊的男服务员们无微不至的服务下,按照革命的分工,以清洁无尘亦无汗的身手,讨论中国,讨论文革,讨论改革开放,讨论拯救中国也拯救人类的良方。讨论文学艺术文化真理人道革命民主人权和由他们代表的良知。”

从上文可见,萨义德跟王蒙对知识分子的理解确实存在很大差异。《青狐》中的“杨巨艇”正切合了萨义德认定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关切的是知识和自由”,而且“吸引我的就是一种反对的精神(a spirit in opposition), 而不是调适(accommodation)的精神,因为知识分子生活的浪漫、兴趣及挑战在于对现况提出异议,面对为乏人代表的弱势团体奋斗的不公平处境”。可是,小说中的“王模楷”对这种“知识分子”,却直斥为“西欧北美,知识分子精英聪明得很,大学里什么妙论高论超前之论都有,哈佛大学的费正清50年代就提出来,美国应该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他们的老百姓确实真有点傻的,头脑太简单了”。因为“理想永远不可能与现实划上等号。理想实现不了,是空想。理想实现了,也就开始走形。理想主义富有批判性。现实主义富有建设性。一百五十年过去了,中国,批判的锐气远远胜过了建设的实干。由于我们广开言路还开阔得不够,大炮牛皮就很容易成为英雄……在一个法制国家,在一个人们的名誉权受到保护的国家,指名道姓一骂一片,根本不可能。一切的冤屈、不义、犯罪当然只能依靠法律解决,怎么能设想找一名著作人替你写文章申冤呢?”

  

萨义德的知识分子VS王蒙的知识分子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译者序:“书中的另一重涵义则是透过这些而代表/再现出萨义德。由于中译难以兼顾这些涵义,只得勉强译为《知识分子论》,取其中译可能衍生的另一些意思:‘知识分子本身的论述’以及‘有关知识分子的论述’:就本书而言,更是‘知识分子讨论知识分子的论述’,而在此代表/再现中,其实更代表/再现了萨义德。”所以,萨义德在书中定义的“知识分子”带有浓厚的个人背景色彩。这意味着萨义德长期在西方世界生活,他的西方思想文化理应大大占据了原有的民族文化素养和思维模式。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在西方却总是因自身固有的东方民族血统而能以“他者”的身份获得“生存”空间;反而当他面对真正的东方时,却又无法摆脱他已深深置身其中的西方文化影响。所以,萨义德便不得不面临两难的局面,如他所说的“学院世界是个竞争的场域(a site of contest),人们试着把意见不合的人甩到一旁,让自己高高在上。那在我看来是对学术探索的砍伤,因为学术探索的本质不是尝试以独尊一家、打压其他的方式来解决所有竞争,而是尝试借着我所谓的‘知识工作’(intellectual work),研究、讨论的知识过程等等来包容,并且防范窄化、例行化──自己一旦上了竹筏,就使劲把其他人全推下去”。

萨义德作为有着东方或第三世界民族血统的知识分子精英,与真正西方的主流理论家显得格格不入,因而无时无刻不试图向居于“中心”地位的西方主流文化发起进攻,试图寻找契机步入“中心”。所以,萨义德只好强调“把知识分子刻划成流亡者和边缘人(exile and marginal),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以求“使自己的认同和自己的文化、社会、历史的真实情况与其他的认同、文化、民族的现实调和一致。如果只是一味偏好已经是自己的东西,是永远做不到这一点的──大吹大擂‘我们的’文化荣耀或‘我们的’历史胜利是不值得知识分子花费气力的”。

与之相反,王蒙的《青狐》却呈现了有别于萨义德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在小说中, 当官的白有光早就说过:“那些个自命清高,那些个洁身自好,那些个高腔高调,那些个疏远领导的吃屎分子(早在三十多年前,他上训练班的时候,大家就学着一位山东籍的领导,把知识分子称为‘乞喜’即‘吃屎’分子),不仅是书读得愈多愈蠢的不可救药的呆鸟,而且干脆说那是一些个资产阶级”。对王蒙而言,中国从“90年代到今天,我们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蓝图,而是很具体的东西,比如市场经济、人均收入、香港自由行、出国的便利、媒体发展等等。在预期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又发现了许多新问题,比如腐败、商业化侵害精神生活等等。但人们面对的是切实的生活,有人对此不满,怀念浪漫性、期许性、愿望性的80年代,但有一点,不管怎么怀念,不管怎么诅咒不良现象,任何人都不可能让社会倒退回去了。”⑩所以,作者强调“在《青狐》中更多的是让你看到一些现实的人,他们也有私心,也有自己的欲望,他们有过压抑也有过扭曲,有过反弹也有过放肆。如果许多人能正视自身,清醒地知道自己并非圣明、并非悲情候补烈士、并非耶稣基督,也许这个世界相对和谐一些”{11}。事实上,王蒙从1980年代复出的知识分子精英身上确实发现了人的苏醒,但他在发现善的苏醒同时,又更多地发现了恶的苏醒和流行,更多地发现了所谓苏醒了的人的可悲、可鄙与可怕。小说中的“杨巨艇”其实只是一个自命清高、脱离现实生活和不切实际的“知识分子”,就如王模楷所说的“他们有点儿自以为是,也是有点儿简单化”。

由此可见,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所关注的问题,到王蒙《青狐》中呈现的知识分子形象,实际上跟他们各自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历史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两者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也截然不同。

结论

就此,本文试图从萨义德和王蒙对知识分子不同的理解中,寻找一种两全其美的方法,为现今所谓的“知识分子”提供一道出口。对王蒙来说,他认为在权力的社会中,知识分子既能扮演社会良心的角色,也能充当统治意识形态的监守人和统治权力的帮凶。知识分子之所以对强权特别有用,正是因为他们具有那种传统的智者权威。但在现今全球化的社会里,知识分子的知识和技能不过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多种多样的生存手段之一,并不具有特别尊贵的意义。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作为社会精英的身份,失去特殊优越的“代言人”地位,如真理、历史、国家、意识形态或者民族等概念意义。作者在小说中正道出现今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人文价值地位上,不断走向“自我萎缩”的真实存活处境。这就如在小说中批评他们“既是好同志,又是独立自由知识分子,既有博士学位,又有局级(职别级别)待遇,既给下属干部用中文讲社会主义、三个代表,又用英语给外来宾客讲human rights、democracy、law system & post modern(人权、民主、法制与后现代),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体用互补、声东击西、郢书燕说,端的十分了得”。实际上,王蒙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正好反映了现今学院知识话语的独特存在和生产方式。

为了抗衡现今这个大众化、世俗化和消费主义的大时代,知识分子可能只有坚持“自我启蒙”的“自我放逐”道路,以个人的批判精神和自省意识为其身份,让反思的批判成为“纯批判”。这就是萨义德强调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流亡者”的“双重视角”(double perspective),这“意味着一种观念或经验总是对照着另一种观念或经验,因而使得二者有时以新颖、不可预测的方式出现:从这种并置中,得到更好、甚至更普遍的有关如何思考的看法”。知识分子不应该是社会运动的怂恿和趋潮,不作救世的精神导师,不进入街头政治。反之,知识分子应该以旁观者清的“边缘人”自居,在精神上走向“自我启蒙”之路,只将自己的反思批判学说留存在学院和文本之中,这才是一条不媚俗的“自救”出路。这就如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慷慨激昂、高谈阔论其所谓的“知识分子”之时,书后附录的访谈录却也只得无奈承认“我谈论的是知识工作……学院‘不是’解决社会─政治的紧张状态的地方……但学院是‘了解’它们的地方,了解它们的根源,了解它们的进行方式,其中相关的是知识过程”。因此,在这个迷乱而骚动的21世纪,知识分子这种澄静的声音也有其存在的空间和价值。

{1}全文所有关于萨义德言论的引文,皆出自其《知识分子论》一书,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

{2}全文所有关于王蒙小说《青狐》的引文,皆出自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3}{7}{8}{10}见新华网转载《北京青年报》于2004年2月5日题为《古稀王蒙辣笔摧花》的采访报导。

{4}{9}{11}见新华网转载《新民晚报》于2004年1月30日题为《历史•人•欲望与文学──关于《青狐》的对话》的采访报导。

{5}{6}见新华网转载《文汇报》于2003年12月22日题为《王蒙父子说〈青狐〉》的采访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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