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 方法与文本

如何叙述新中国的历史(刘 涛)

《共和国往事》与《生死疲劳》对读

一 小说如何面对共和国的历史

建国已六十多年波澜壮阔,共和国历尽千辛万苦,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关于这段历史的叙述有官史以及官方文件,比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各个阶段以及诸多重大问题均有定位与说法。这段历史不可避免地进入小说,当小说面对这段历史时,应该如何叙述?存在很多种可能性。小说对这段历史叙述的最终风貌与很多问题有关,关键之处大体有三:一、作者对这段历史的理解,二、官方的理解,三、载体小说本身观念的变化。

作者决定了小说的品质,作者的境界、见识、立场等就决定了小说风貌,有什么样的作者就有什么样的小说。文字本身固然有其传统和历史,但亦须作者本人能够感受到才行,否则终是误打误撞。“作者死了”若理解为“毋我”,即作者不断突破原有格局,不再斤斤局限于自我,那么才有其意义。所以艾略特才写《传统与个人才能》,最大的“个人才能”即是理解并进入传统,否则“我”终究有限。

作者本人对历史的理解其实受制于官方的理解,作者之外尚有作者的作者,除非作者更上一层楼,能达到作者的作者的作者的层次,那么他将跳出这个范围。官方对一段历史定位有其意义,若没有统一的说法,思想会混乱面对已有说法的历史,大体上有几种选择:或者置官方的定位于不顾,另起炉灶;或者完全按照定位去写,不敢越雷池一步;或者折衷一下,既照顾官方的历史,也考虑自己的感受与理解。如果走折衷之路,一旦你对这段历史的理解与官方理解不尽相符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写,何去何从。一旦写这段历史,小说家不可避免地就碰到这个问题。小说家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势必会影响到小说的风貌。

小说本身也会对叙述风貌产生影响,小说的观念决定了小说的形态。《汉书•艺文志》对小说有一个定位:“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晚清之际小说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①,此后小说观念几乎焕然一新。该文题目已标明,其中心问题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何为群治?在当时梁启超的观念中,群治与国治基本上同义。群治亦与“新民”有关,1902年梁启超之“新民”即是使民成为国民。康有为倚重小说,但未将小说与建构民族国家连在一起。梁启超则将小说与国民联系在一起,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小说要承担建构民族国家的责任。建构民族国家是其时最为中心的任务,故小说亦成为“文学之最上乘”。

梁启超尚亲自动手写了一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也是叙述“新中国”的历史。只是梁启超是想象,他想象“我中国全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周年大祝典之日”,诸国来朝,其时孔觉民老先生登台讲演,讲述新中国五十年的历史。梁启超将“希望”从潘多拉的盒子中释放出来,将未来的新中国写出,将未来拉进当下。梁启超如何叙述“新中国五十年的历史”,他写大场面,叙述大历史,他直接写国家,写这个“新中国”如何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建成。在梁启超那里小说已然成为大说,小说成为那一个时代的公共体裁。可是一旦小说回落到其本意,回到“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叙述历史的方式就会发生变化。直接写国家的小说会减少,往往不再直接叙述总体的历史,而是以小见大,以家喻国。下文要讨论的周梅森《共和国往事》与莫言的《生死疲劳》均是以家写国,此一时彼一时,因为小说观念又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承担建构民族国家的大任,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小说又回到了其本意——“街谈巷语,道听途说”。

  

二 行走在刀刃之上

周梅森著作颇丰,现有煌煌十二大卷文集行世。周梅森擅长写主旋律作品,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他曾写过一部小说《共和国往事》,叙述共和国五十年的历史。写主旋律小说,须处理好上文说到的一对关系,即作者本人对历史的理解与官方的定位。二者之间的张力,在周梅森的《共和国往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是如何挣扎,如何纠结,如何小心翼翼,如何矛盾重重。

《共和国往事》真是一部大书,六百多页,约三十万字。气魄宏大,欲为共和国五十年立传。小说未避重就轻,立足于现实,亦指向政治。周梅森擅长写“高潮”,往往略顾小说开始和发展,就直奔高潮。写于1987年的中篇小说《国殇》,几乎集中于事件的高潮。二十二军生死攸关,成毁系于一旦,外有敌患,内有纷争。新旧军长交替,权力频频更迭,自然矛盾重重。周梅森将其写得惊心动魄,精彩纷呈。写于1998年的《中国制造》亦有《国殇》的影子,虽是长篇,实只有高潮。作者选择平阳市新旧班子交替之时展开,新旧需要磨合,磨合期自然有矛盾、误会甚至冲突。又是一个大市,除此之外尚千头万绪。又有天灾人祸。矛盾纷繁复杂,冲突接踵而至。短短十几天,故事一直紧张,人物一直亢奋。这部小说有戏剧之风,只是将“三一律”拉长为十几天。《共和国往事》则比较平和,平铺直叙,自1949年起,至1999年终,这是历史的写法。小说以家庭为主线,写了一个家庭,两代党员在共和国背景下的变迁。家国息息相关,家的变迁即可见出国的变迁,家的往事即可见出共和国的往事。

一言“共和国往事”,则会涉及历史解释权的问题。王权对历史的解释自有说法,且会将其推行于天下,形成主导。共和国史自有模式,以小说写共和国史亦有样板,建国后显赫一时的诸多文学即是。王权会形成诸多禁忌,禁忌则意味着此路不通,或者请循既成之路。关于共和国五十年的诸多事件,国内海外有大量作品行世,但均不能通行。周梅森在共和国五十周年之时,写《共和国往事》意义何在?他如何去写共和国五十年的“往事”?这些都是问题。

周梅森生于1956年,只经历过共和国的部分,因此对“共和国往事”的记录则多源于想象。想象有所从来;如何想象亦有规矩。周梅森先生参与了、经历了部分“共和国往事”,故亦可以回忆或者感受。但因为所系甚大,回忆和感受亦不得不有一定规矩和范围。《共和国往事》没有另起炉灶,大体循既成解释而行,周梅森以小说的形式在事后演绎了一番而已。如此说有些过分,周梅森并未完全一边倒,小说中还有挣扎和纠结,但比较微弱。

“行走于刀刃之上”不只周梅森面对过,1950—1980年代的许多作家亦面对过,大而言之,一切认真的作家都面对过。若纯粹一边倒,则成应景文学,时过境迁自会堙没。若无视王权,径行己说,则有杀身之祸、牢狱之灾。若徘徊于、矛盾于王权与历史之间,则不得不通过曲曲折折、隐隐约约的方式达意。这种方式会影响到小说的风貌:表面是应景之制,却微言大义或意在言外。此种矛盾,作家本人未必清楚,或许只是有意无意地带出而已,因此作品风貌可能与其意图不一致。赵树理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多有可观之处,围绕柳青《创业史》主要人物的争论,原因就在此。比如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反面人物“小腿疼”、“吃不饱”最是生动可喜,正面人物则多面目可憎,或呆头呆脑。在《共和国往事》中亦有此种现象。

《共和国往事》涉及几个党员:刘存义、刘胜利等。党员形象自有模式,若看电影则可知,基本人同此面,面同此心。刘存义几乎贯穿于整部小说,刘胜利是其女儿,承续后半段故事。先看刘存义,解放前他是团长,为革命奋不顾身,九死一生;解放后甘为“螺丝钉”,那里需要就被安置到哪里,并且安之若命。解放后刘存义因伤被安置于北京某机关工作,他度日如年,因此找到孙立昆要求调动工作,下到基层煤矿。他说:“政委,我当初可是救过你的命的,今天你难道不该救我一命吗?能够眼睁睁地看着我在机关受罪?人家都说你没人情味,就我不信,我说孙政委最有人情味……”②这段写刘存义与常人思维完全相反:常人走关系、托人情为往高处走,由外面入北京,由基层到机关;刘存义则是往低处走,从北京下到外地,从机关下到基层煤矿,且说这人命关天。后文类似情节比比皆是。刘存义一生没有污点、阴暗、自私,皆是光明正大,正气凛然,大公无私。最终刘存义入矿井救人,被烧伤不治而终。刘存义行为言语确有让人感动之处,但失之于愚,呆板不真实。党员直接联系着马克思主义,但是儒家的影子在其中。大公无私,先人后己,奋不顾身,先天下之忧而忧等,皆为儒家核心价值。刘存义完全具备这些品质,但其言行举止、为人处世却与具此品质者相去甚远,风貌和气魄亦不合。但党员必须有这些品质,因此周梅森不得不将这些品质安放在刘存义身上,但刘存义承担不起,于是人物会失之于愚,且不真实。刘存义的子女们各奔前程,与他渐行渐远,唯有“跨世纪”的党员刘胜利承父业,继父志。民在变,党员不变;时代风气在变,党员风貌不变。刘胜利言行举止与刘存义如出一辙,但亦失之于不真实。

人物形象上能见出王权的禁忌,刘存义、刘胜利所关甚大,他们是共和国“往事”的主要承载者。但作者对他们的态度很暧昧,一方面不吝笔墨地渲染他们的优秀品质,几至煽情的地步;另一方面我们又似乎听到作者在背后偷笑,他自己分明感受到了人物的死板和不真实,却无可奈何。另外故事情节的安排也能见出作者暧昧的态度。刘存义入基层煤矿之后,其工作作风与思维方式亦与战场无异,动辄言“这要是在战场上”如何如何。比如面临煤矿事故,刘存义说:“火场就是战场,国家养兵千日,现在是用兵一时,我这不是和你商量,是向你下命令。”(第398页)建国后诸多事故与战争思维有关,战争是要么死,要么活,要么胜利,要么失败,要么战友,要么敌人,要么此,要么彼,要么是,要么非。政治更为复杂,不能以战争思维处之,否则恶果屋出不穷。不管有意无意,作者刻画的正面人物刘存义让我看到了战争思维的负面影响。另有一处,刘胜利的丈夫钱远发生婚外恋,与周清清同居。责任不仅在钱远,亦在刘胜利。且看钱远的抱怨:“打从你当了大官,特别是当了阳山市市长以后,就整个儿卖给市里了,连家也卖给市里了!我是你的电话接线员、生活服务员、来访接待员。这接待员也越当越窝囊,要照顾好你的客人,你们谈工作又要回避。胜利,你知道么?你们谈工作时,我就像个流浪汉似的在街上四处转!”(第603页)好的政治家应该“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切问而近思”,作者一再暗示刘胜利与钱远之间会出问题,刘胜利却视而不见。作者对这个人物态度之暧昧于此体现无遗。刘胜利处处避嫌,母亲、妹妹、丈夫等人的要求一概不理,因此亲人多认为其不近人情。作者意在突出其铁面无私,小说却不觉走入另一极端。举贤不避亲,亦不避嫌,避嫌只是因为内中不足。此正表明人物和作者的“内中不足”。

反面人物中亦有禁忌,若“大奸大坏”,或“十恶不赦”者亦有固定形象,不能越雷池半步。若只是小奸小坏,凡民莫不有之,则无伤大雅。此种反面人物不是英雄,亦无禁忌,因此多活泼可喜。英雄多是拔高,反面人物不必拔高。英雄多须附会品质,反面人物非但不必附会,且为突出其为反面人物尚须描写其与优秀品质相反或者冲突。赵树理的《锻炼锻炼》比较明显,正面人物公而忘私,唯有落后分子、反面人物“小腿疼”、“吃不饱”时刻念及私人。“公而忘私”唯圣人或君子可以匹之,民则不能。庄子论民:“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可谓尽之也。若欲改造民心,只能循民理而行,若将民拔高则民不能担当,表现在小说形象中就是不真实。“小腿疼”、“吃不饱”则是真实的民的形象,民历来如此,因此他们是小说中最放光彩的人物。《共和国往事》亦如此。孙成伟贯穿故事始终。解放前他在天津做律师,坑蒙拐骗无所不为,且与其干娘牟月雯有染,捧戏子,逛妓院,无恶不作。解放后,孙成伟欲依六叔之势入解放军,终未果。后图谋干娘牟月雯之财与其结婚,又篡改六叔介绍信取得白团长信任,并与白团长狼狈为奸贪赃枉法,事发后入狱。由此观之,此人无行,可以定论。但孙成伟这个形象在小说中最为活泼生动,作者笔涉及此,就会汪洋恣肆,毫无顾忌。又有花桂枝,此人为泼妇,大闹矿厂,并使气打了刘存义。作者安排此人是以下见上,以低见高,为了突出刘存义和孙成蕙的高风亮节,最后借其口说:“刘矿长,成蕙,你们党员干部的觉悟和我们群众就是不一样,我……我花桂枝服了!”她虽昙花一现,却活力四射。《共和国往事》中反面人物生动活泼,足见作者之矛盾和纠结。作者尽管依据主流意识形态,界定了何为反面人物,何为正面人物,却未赶尽杀绝,反面人物中亦留下了生机。

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关涉价值判断,合于主流意识形态者为正面人物,悖者为反面人物。若颠覆二者,则意味着颠覆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标准。《共和国往事》则是流露出质疑,但其方式曲折而隐晦。至于周梅森的其他作品,比如《中国制造》,亦是如此。这足见刀刃之难行。作者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的精神状态亦可窥见一斑。周梅森的小说,我觉得没有流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附庸,但其反思力度亦不大。在王权和历史之间,他的平衡不是太好,但亦不是太坏。 

三 满纸荒唐言?

中国当代作家当中,从1980年代一直写到现在,且时有佳构者为数不多,但莫言是其中之一。《生死疲劳》出版于2006年,也写共和国五十年的历史。

《生死疲劳》小说形式一变,中国、西方、古典、现代集于一身。小说成了大杂烩:章回小说体,现代白话文,六道轮回,复调叙述,元小说等等。《生死疲劳》体例和形式诚然一变,但形式何以如此?莫言只是形式创新抑或别有怀抱?

《生死疲劳》从“1950年1月1日讲起”,直至新世纪,前后算来共有五十年。1950年是一个关键时间,若以1949年为新旧之界,1950则是处于新旧之交。周梅森《共和国往事》,写共和国五十年风风雨雨。两位作家处理同一段时间,方式截然不同。莫言将小说名为《生死疲劳》,典出《八大人觉经》;周梅森宏大叙事,直接命名为《共和国往事》。

要叙述这五十年的历史很困难,其中处处禁忌。莫言《生死疲劳》中这种心理亦存在,但很轻微,故莫言放得开,小说依旧狂放,无拘无束,野性十足。

《共和国往事》似历史,《生死疲劳》是典型的小说。撇开西方小说概念不谈,中国小说家出于“稗官”,是野史。正史事关重大,马虎不得,且唯史官有资格作史。孔子作《春秋》后言,知我,罪我皆在《春秋》。孟子言“春秋王者之事也”,孔子“素王”与现实中的王,二者有冲突。司马迁称《春秋》为“礼仪之大经”,礼是对王权的限制。《春秋》与王权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完全依附于王权,唯其是瞻者有之,古文经学之兴与流行,于此有关;置王权不理,则有性命之虞或灭顶之灾。近代小说大兴,与经学逐渐沦为“统治者的工具”有关。刘向《汉书•艺文志》,小说排在“十家”,虽不为重视,然亦不可去。不为重视,即意味着被化为统治工具的程度轻,污染亦浅,于是学人纷纷从小说中寻找资源。康有为尚从今文经学入手从政,梁启超则倡小说,鲁迅等和之,小说大兴。以历史面貌出现的《共和国往事》必然矛盾重重:既想发言,又吞吞吐吐。稗官则不同,稗官采风于民间。民间所作,“刍荛狂夫之议也”,其间“或一言可采”而已。《艺文志》未谈言者如何,但《诗大序》言“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小说禁忌较少。小说污染较轻,禁忌又少,故政治容易隐藏在小说之中,借小说发之。理解20世纪思想史,应该理解小说。

无论历史或小说,与政治均有千丝万缕之联系,所谓“纯文学”之谈自欺欺人而已。我们必须在政治和小说关系这个前提之下阅读《生死疲劳》。作者以小说的形式反思历史,这就涉及了政治。政治的禁忌无论何时都存在,如何避开禁忌,又可以有所反思,这是所有作家都得面对的问题。莫言的策略是去政治化,将政治隐藏到小说之中,于是刻意强调《生死疲劳》是小说,刻意突出小说的诸多技巧。

在讲述1958年时,叙述者忍不住跳出来说:“作为一头驴,一个单干户饲养的驴,在1958年这个特殊的年代里,有一些颇为传奇的经历,这里我想说的,也是你想听的吧?我们尽量地不谈政治,但假如我还是涉及到了政治,那就请你原谅。”③上下文均以“我”叙述,突兀地出现一个“我们”,“我们”指谁?叙述者们抑或叙述者和读者?若指叙述者们,这则是几个叙述者(西门闹、驴子、牛、猪,狗,猴,大头婴儿蓝千岁,莫言)不言而喻达成的共识:“不谈政治”。若指叙述者和读者,则是他们之间达成的共识,如同当年北京茶馆中贴着的“莫谈国事”。抑或谈到政治,“我”就会胆怯,须将“我”藏在“我们”之中,于是横生一个“我们”。无论如何,这个“我们”很奇怪。“尽量不谈政治”,因知政治的禁忌;“假如我还是涉及到了政治”,因为不可能不谈及政治,甚至大而言之《生死疲劳》本身就涉及政治。莫言的这篇小说可以在“尽量不谈政治”和“假如我还是涉及到了政治”,二者之间的张力中得到理解。“尽量不谈政治”则会处处回避政治,或者有所隐藏;政治回避不掉,躲藏就是显现。

《生死疲劳》是对共和国五十年的记录,记录其实就是阐释,阐释即会涉及阐释权和阐释方式的冲突。但《生死疲劳》是小说,小说而已。尤其“纯文学”说法日益深入人心之后,文学似乎只关乎审美,于是文学更是撇清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于是政治可以隐藏到小说中。小说多荒诞不经,谈狐说鬼,为了强调《生死疲劳》只是“荒唐言”,于是六道轮回来了,魔幻现实来了,想象来了,奇闻异事来了等等。西门闹托生成驴子、牛、猪,狗,猴,大头婴儿蓝千岁;阴阳不隔,西门闹游走到阴阳两界,见阎王,见众生;人畜不分,人化为畜,畜化为人。为了强调这只是小说,于是各种小说技巧玩遍:复调叙述,元小说,章回体小说的标题等等。《生死疲劳》的“荒唐言”和小说技巧非常突出,我觉得在政治和小说关系的基础上方能理解作者用心之良苦。

按一般理解,政治是天下大事,但是《生死疲劳》只是写一个家族的变迁史。以西门闹为起始,中间千头万绪,人事纷纭,但都与西门家有关。西门闹身后,托生的驴、牛、猪、狗,猴,西门闹的妻妾们,西门闹的儿子们,西门闹的孙子们分别登上历史的舞台。巴金将《激流》改名为《家》,并将故事限定在高家内部,于是这部小说得以流传。巴金不能直接批评国民党政府,于是将小说降格到家庭,骂自己的爷爷。这即是巴金的隐藏,读者对这个隐喻都心领神会,于是这部小说往往被解释为“反封建”等主题,很少就事论事。政治是天下大事,“小说”(“说”作动词)家庭,总与政治无涉吧。《生死疲劳》即是如此,只写家族内部成员几代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恩怨、纠纷等。周梅森的《共和国往事》亦是落实于家庭,以家喻国。家国息息相关,《大学》有对个人、家、国和天下关系的系统论述。《大学》又言“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故汉语国家、家国联用。《共和国往事》是放射型的,因为意本来就不在家中,于是家丁兴旺,前仆后继。《生死疲劳》则是收缩型,虽然意不在家中,但是需要收缩到家中,于是西门闹的子孙们好戏不断,但终于纷纷死去,落得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共和国往事》和《生死疲劳》中的家,其实都是背景,前景是国。《共和国往事》唯恐人不知其意在国,于是大肆扩展,由家入国;《生死疲劳》唯恐人知其意在国,于是尽量宣扬家本身,将家庭故事演绎得热热闹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突出这二者,莫言似乎在强调《生死疲劳》只是一部小说而已。《生死疲劳》满纸荒唐言,但是背后却有“一把辛酸泪”。《生死疲劳》是莫言的“寓言”,意不在寓言本身,亦“藉外论之”。莫言将“六道轮回”引入小说叙述,以动物视角看世界,这即是“藉外论之”。奥威尔有一本书叫《动物庄园》。我高中的时候读不懂,以为是寓言,好玩而已。及至后来读了《1984》,才觉得,这不仅仅是寓言,动物只是奥威尔的“藉外论之”,奥威尔意在政治。若直接谈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肯定有诸般禁忌,于是奥威尔借动物而谈。如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冲突,以及无产阶级内部的冲突和问题就化为:动物们和农场主琼斯先生的冲突,猪和其他动物的冲突,猪之间的冲突,其他动物之间的冲突。有好事者曾一一考证,称《动物农场》中每个人和动物均有所指。④诚哉斯言。《生死疲劳》可以与《动物农场》对着读,两位作者的用心或有相通之处,只是《生死疲劳》藏得更深,更像小说。

《生死疲劳》的背后有“一把辛酸泪”,但是这把辛酸泪隐隐约约,似有若无。作者似乎要以另外的东西去超越这把辛酸泪,但似乎亦是在嘲讽这所谓的超越。

小说开篇有如下的话:“佛说: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小说题名即出于此,这几句话出自《八大人觉经》之二。这句话的总纲是“觉知多欲为苦”,莫言所引的这两句话是对总纲的具体解释。佛说此经的缘起是:阿那律尊者问佛,“出家接近社会作弘法立生”的弟子如何觉悟,佛因此说此经。莫言所引两句与此经缘起和总体关联不大,只是“断章取义”而已。这话为《生死疲劳》定了基调,似乎《生死疲劳》这一部小说即是为了演绎这两句话。小说中西门闹的政治和个人恩怨、爱恨、纠结,以及之后其子孙的恩怨爱恨皆因欲而起。若“少欲无为”则会“身心自在”。小说《生死疲劳》有了佛家告诫“戒欲”之意,正如《金瓶梅》宣说意在“戒淫”。

《八大人觉经》这句话不仅悬在小说之首,且佛教“六道轮回”观念进入了小说叙述结构。西门闹转生为驴、牛、猪、狗、猴、大头婴儿蓝千岁。小说相应分为五部:第一部《驴折腾》,第二部《牛犟劲》,第三部《猪撒欢》,第四部《狗精神》,第五部《结局与开端》。西门闹六次转生,尽管不屈不饶,但其复仇欲望越来越降低。“折腾”、“犟劲”、“撒欢”、“精神”均指这种动物闹腾时的精神状态。驴子野性十足,踢伤仇人,半夜为情出走,智勇双全,何等折腾;牛顶人耕田,何等“犟劲”;猪撒欢使性,威风凛凛,称王称霸,足智多谋;狗忠心耿耿,称霸于县城,何等“精神”。且驴子、牛、猪、狗,之中均有西门闹“闹”的精神在,且它们都有独立意识,既作为主角参与故事,亦作为小说叙述者出现。但是“闹”的精神和人的意识逐渐削弱,至猴子,则完全没有了独立意识,小说只是将猴子一笔带过,随即转入蓝千岁。也就是说,轮回中的西门闹复仇精神越来越淡;动物中的人性越来越少。

这其中起作用的即是孟婆汤。孟婆汤要消灭记忆。“孟婆汤”的隐喻因为这五十年的诸多事情,常为人所用。杨绛有散文集名为《将饮茶》,茶即指“孟婆茶”,杨绛意在反抗遗忘。西门闹由闹转为悄无声息,则因为遗忘。“孟婆茶”这一隐喻在杨绛散文中是负面形象,在莫言《生死疲劳》中则很含混。似乎是正面,似乎又是负面,很难说。小说所引的“生死疲劳,从贪欲起”为小说定了基调,似乎孟婆汤是解脱之方,将人从欲望中拯救出来。小说中有一段阎王和西门闹的对话,阎王说:“这个世界上,怀有仇恨的人太多太多了,我们不愿意让怀有仇恨的灵魂,再转生为人,但总有怀有仇恨的灵魂漏网。”西门闹说:“我已经没有仇恨了,大王!”阎王说:“不,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得出还有一些仇恨的残渣在闪烁。我将让你在畜生道里再轮回一次,但这次是灵长类,离人类已经很近了,坦白地说,是一只猴子,时间很短,只有两年。希望你在这两年里,把所有的仇恨发泄干净,然后,便是你重新做人的时辰。”(512—513页)很难辨别莫言对阎王这一番话所持的态度,阎王是大慈大悲,抑或是反讽。慈悲为消泯恩仇,超越欲世界;反讽则另有所指。莫言在一次访谈中谈起六道轮回时,态度亦含混。他说:“我写这部小说的真实的意图是我认为六道轮回就是时间,轮回来轮回去,在时间的长河里,面对生死,给一个人提供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当每一个人经过生死考验的时候,这个人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当时极左的路线之下,被枪毙的这个人带着很深的怨恨,在生生死死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在时间的长河里面,让他有一次次面对生死,面对生命的机会,最后重新转世为人。我想这是一个隐喻,或者是带有某种象征性的东西。”⑤

莫言在此的态度比较复杂。我们很难分清,莫言真要以佛教超越恩仇、政治,转入寂灭无为,还是引入佛教观念是他的又一次隐藏。如果是后者,那莫言藏得很深,亦很高明。

{1}参见《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文集》第二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758—760页。

{2}见周梅森:《共和国往事》,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88页。此后涉及的引文不只在随文标页码。

{3}莫言《生死疲劳》69页,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此后涉及小说原文只随文标页码。

{4}见李零《读〈动物农场(一)〉》,载《读书》2008年7月号。

{5}见《莫言聊天实录》,http://book.sina.com.cn/author/subject/2006-03-15/170119801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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