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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当代文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开端(李公明)

《上海文化》2009年第1期

让当代文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开端

李公明

两年前,国内某报以《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为题,称顾彬教授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等“惊人之语”“炮轰中国文学”。经过多番质疑与回应,按理说“垃圾”风波至此已经澄清,只不过是媒体逮住“当代文学”炒了一把。但是,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判态度依然在他近来一系列的演讲等言说中清晰可见。据报道,顾彬在否认“垃圾”说的同时指出:“迄今为止,21世纪中国文学似乎面临着许多内在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一些中国作家缺乏意志力,不能为他们的艺术忍受磨难,而是去为商业世界服务。这里可以看出顾彬教授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忧虑:商业化消蚀了文学的灵魂和规范。另外,顾彬教授在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时还谈到了有关中国当代文学好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中较有意义的是:一、以1949年为分界线,认为中国作家的语言能力也存在很重要的问题;二、他认为“一般来说,好的作家不可能跟作协保持什么联系”;三、中国当代文学再也没有像鲁迅那样的可以代表中国发出自己声音的作家。

但是,我认为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真正反省应该回到最基本的层面,回到最根本的常识,应该经受真正的切肤之痛。比如,我们为什么要写作?为什么要有这当代文学?合理的答案当然会有很多,但是能够像重锤一样落在我们心坎的恐怕会是这样的回答:乔治•奥威尔在他的《我为什么要写作》(1946年)中说,“西班牙内战和1936 —— 1937年之间的其它事件决定了天平的倾斜,从此我知道了自己站在哪里。我在1936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当然是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我们那个年代里,认为你能避免写这种题材,在我看来几乎是胡说八道。” 那么,我们所经历过的事件难道还不足以决定天平的倾斜吗?我们的文学家又是否知道自己站在哪里?在今天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很不合时宜,但是难道我们真的可以在记忆中抹掉那些事件、那些问题?!

又比如,在今天,“自由”这个词对我们的作家们还具有激动人心的力量吗?“思想专制”这个词还会令他们从心底里感到痛苦和屈辱吗?他们还能以其内心的信念发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深刻裂痕吗?在通行证与墓志铭之间他们会如何或已经如何选择?

反省中国当代文学,我们又如何能离开六十年总体上的风雨苍黄和三十年局部的灯红酒绿—— 如何能离开那个在盲目理想与现实困局之间辗转反侧的中国语境?有思想、有良知的文学家只要登临极目,总会有一点艾青当年那种恻隐的痛苦: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只要我们的文学家还有一点思想的诚实性和道德勇气,任何文学的反省都总会把他或显或隐地引向当代政治的语境。1995年5月1日大江健三郎应邀在哈佛大学东亚系发表了题为《这五十年与我的文学》的演讲,他说:“我的文学是与日本人在过去五十年中所走过的道路密切相关的,而我作为一个作家的立场一直是永远对我周围的环境持批判的态度,但又把日本人民的各种扭曲作为我自身的扭曲来加以接受。”扬—维尔纳•米勒的《另一个国度—— 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以德国作家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于1960年痛苦地吟唱的诗句作为全书引首:“只盼这是一个完全平常的、另一个国度,/ 而不是这个夜与雾的国度,/挤满了灵魂出壳的住户,/ ……只盼是别样的,只盼它还有救,/只盼这里有忠告和慰藉, / 只盼它不是这个荒废的、封了嘴的敌人之国度!”这里同样表达的是90年代以来德国知识分子在历史阴影下精神生活的痛苦。

时下很多文章讨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缺失,但是似乎没有注意到“自我放逐” 的缺失。被迫流亡与自我放逐,这是从19世纪以来人类政治社会馈赠给文学的光荣与梦想,我们也本不缺乏领受的机缘。19世纪的英国流放拜伦、德国流放海涅、法国流放雨果,勃兰兑斯说,流放并没有使他们失去任何影响力。当代文学史当然不应把那些曾在风中流亡的文学忽略不计,害怕的就是我们无法不无骄傲地谈论我们的流亡文学。其实,流放的真实性并不局限和凝固在国境性上。侨居美国的苏联诗人德•博贝舍夫说,“所有人都是流亡者”;波兰流亡作家贡布罗维奇认为:“我觉得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艺术家都应该是、而且在每一种意义上都名副其实的是流亡者”;俄罗斯诗人阿赫玛托娃说:“诗人是流浪的犹太人”;学者艾德华•萨依德希望知识分子能像真正的流亡者那样具有边缘性—— 这些言说都把“流亡者”这个概念放置于思想的空间和心灵的状态中考量,心灵上的流亡与自我放逐正是对日常状态中的非流亡状态的揭露与反叛,是进入当代文学的尖锐与先锋的重要路径。今天我们的评论家们、学者们在谈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是否已经给予了流亡者文学以及自我放逐者文学应有的重视呢?

在这里我想到顾彬教授提出的作家“外语能力”,他认为其实质是能否“从另外一个语言系统看自己的作品”,因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理解这不仅仅关乎语言,实际上是观看角度与生命体验的差异性问题。但是,一个作家掌握外语的语言学水平并不能完全决定他对异质文化的接受程度。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说他从爱尔兰诗人叶芝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尽管他的英语并不是那么好;他说:“一个文人,即使他清楚意识到那语言障碍有着难以克服的排斥力,也能够从远远超乎他本身的文化中吸取重要的养分。” 但是,仅仅是语言与文化的差异还远远不够,“流放”是另一个更具异质性的“语言系统”。俄罗斯流亡诗人尤•伊瓦斯克的诗句很能说明真正的异质甚至不是界线所能区分的:“难道篱笆外面就是自由,/原野上布满了铁丝网。/ 似乎俄罗斯已不再存在。”不能再简单地以冷战思维看待流亡者的精神世界,它的边缘性与异质性是针对所有的国家、体制、作家机构以及雪原或玫瑰。

政治性的监禁是另一种放逐,是全世界激进主义思想史上公认的思想炼狱,也是文学上的密涅瓦猫头鹰的栖息之地。作为来自精神炼狱的自我审视,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狱中书信为当代文学的精神性生活提供了一种可资参照的维度。“借着写信的机会”,“发展出我看待自身的新眼光,也可以借此审视自己是如何看待人生的基本事情的。”于是他在须经过审查才能送出去的给妻子奥尔嘉的信中讨论了信仰、人生的意义、行为的准则以及必须坚持的立场,这些问题恰好也是当代文学的精神世界的根本问题。他的狱中书简是后极权时代中人类良知的自我质询的哲学文献,同时也是引领文学反思自身的基本准则的思想文献。

苏联的流亡诗人布罗茨基曾认真地探讨过诗歌与政治的关系,他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各种意识形态都怀有敌视诗歌的本能,因为诗歌构成竞争和提出疑问;他主张诗歌应该干涉政治,直到政治停止干涉诗歌;他指出诗歌以注重个性、自由、革新、创造,去反抗政治的服从、稳定、复制、重复。他也敏感地反对张贴意识形态的标签,他所谓的政治常常不是指向某一制度或政府组织,而是更多地指向凌驾于个性和自由之上的、柏拉图所讲的“专制” 。他留给思考诗歌与政治关系的人的名言是:“诗与帝国对立”。于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我是二流时代的公民,我骄傲地 / 承认,我最好的思想全是二流的,/ 我把它们呈献给未来的岁月,/ 作为与窒息进行斗争的经验。/ 我坐在黑暗中。这室内的黑暗 / 并不比室外的黑暗更糟。”其实,俄罗斯伟大的流亡诗人不是以诗歌为政治的利器,而是通过诗歌以美学和伦理学的永恒性干预政治和历史,是属于美学层面上的殉难 。那么我们可以说,“作为与窒息斗争的经验”,流亡诗在当代文学叙事中必然闪烁着锐利而微茫的光,这种光亮,我们的当代文学又有多少呢?

在审视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的时候,如果要试图从中发现一种连贯性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极大地有助于揭露隐秘事物、呈现暧昧朦胧的历史转折之枢轴、探测无孔不入地宰制人们命运的幽黯力量的存在方式—— 如果可以把这些看作是对当代文学的合理期待的话,我想是会很失望的。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期待?我想起福楼拜在回答乔治•桑问他为什么不把见解、评判或抚慰带给他的读者时所说的话:“我总是努力进入事物的灵魂……”。 难道读者不应该期待借助于作家的启迪进入他所面对的那个世界、那种生活的灵魂吗?

在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可以更多地谈其它国度的文学?实际上这就是“拷问”的通常方式:当我们无法更具体地触及某些最痛苦的事件与状况,当我们知道许多所谓的具体个案只是学者们逃避重压而苟且偷生的选择,当我们明白与大是大非的立场相比那些貌似专业的文本分析其实只是鸡零狗碎的聪明,我们就有了迂回、但重拳出击的理由。

赫尔曼•布洛赫说,要理解,就必须比较;必须让身份去经受对比的考验 。那么,让我们的当代文学家以其相对应的身份与历史环境去接受比较的考验吧。幸好,在世界当代文学中,我们并不是没有伟大的作品作为拷问灵魂的参照。如索尔仁尼琴献给这个苦难的世界最诚实和最尖锐的见证《古拉格群岛》,这部140万字的巨著就像一座多音调、多角度和多元风格的宏伟大厦,历史、苦难、良知、勇气等等概念在这里不是廉价的、浅薄的标签,而是在每一个搜捕之夜、每一间牢房、每一阵无耻的掌声中一点一滴地铸炼出来的。我们需要的当代文学也应如是:它以文字和故事揭发和思考专制极权对人的尊严的摧残是如何的无孔不入;它让读者学会倾听这个时代的内心最痛苦的心音和最隐秘的自语;它让读者体会和培养反抗的勇气和坚韧的精神—— 只有这样,当代文学才能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资源。而且,只有这样,当代文学在代表一个饱经苦难的民族的时候才不再是沉默的:它具有了在阁楼里或广场上高声朗读的可能;只有这样,它才更有可能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开端。

让当代文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开端!“和往常一样,那天的起床钟也在早上五点钟就响了。在工作人员的住处旁边挂着一段铁轨,他们就用铁锤敲打铁轨,叫醒所有人……。”在莫斯科,一位名叫恰利杰的中学生在当时朗读着《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而且录音;后来他说:“我记得大家都非常激动。我把整个小说都录在了磁带上,给我的每一个朋友听。那可能是我的作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生活的开端。”这部中篇小说于1962年11月发表在苏联《新世界》杂志上,成为了许多苏联人的新的生活方式的开端。我们要拷问自己的正是:有那部作品曾经成为了那样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开端?!

当代文学将会开启何种生活?法国学者布迪厄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应该把知识生活的逻辑延伸到公共生活,以反抗政治的逻辑。这里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当代文学的精神世界的逻辑问题—— 文学对人的灵魂的影响既是应该在逻辑上得到承认与生发的问题,同时也应该把当代文学的情感逻辑延伸到公共生活之中。在当下的中国政治语境中,逻辑学的地位还远未得到尊重,所有源自权力的大言不惭、指鹿为马、文过饰非等等在实质上都是反知识的逻辑、反常识的逻辑;而在当代文学中,思辩与批判、情感与气质都是具有异质性的力量、反权力的力量。因此,以思想的逻辑对抗权力的逻辑、以情感的逻辑对抗功利的逻辑—— 这些都是当代文学可以开启的精神生活。于是,我们的拷问就从文学转移到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人生之间的地带。在这里今天普遍流行的是虚无主义的思潮,但是,生活仍然在幽黯中充满了期待。任何人都无权要求当代文学一定要干预生活、开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但同时,生活与苦难对于以思想与情感的挖掘与表达为志业的当代写作者所抱有的期待也是任何人也无权蔑视的——你可以在苦难面前闭上眼睛,但你不可以嘲笑那些在黑暗中睁大的、被灼痛的眼睛。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反对把文学看作是政治的女佣人、反对文学的功利主义,但是他不得不承认:“文学与政治从来就不是相互排斥的对立体:我写作的语言患了政治病;我写作的国家沉重地承担着政治的后果;我作品的读者,跟我作者一样,都带有政治的烙印:寻找脱离政治的田园生活将不会有多大的意义。” 因此他才会说:“又是奥斯威辛!总是奥斯威辛!还有没有完?还没有结束?我希望:没有。” 在智利伟大的诗人聂鲁达的葬礼上,人们背诵着他的诗句:“兄弟,跟我一起诞生吧……请来看这遍地流淌的鲜血”。然后,再读读傅雷在罗曼•罗兰《贝多芬传》的译者序中的这段话吧:“…… 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这是我15年来与日俱增的信念。”这难道不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拷问吗?

当然,没有人会再要求文学成为政治的传声筒,尽管文学所揭示的人类的困境毫无疑问会充满了政治的因素。米兰•昆德拉曾以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小说《人羊》说明如何在政治之上覆盖一层朦胧的阴影,从而使光线聚集在存在之谜之上—— 在他看来,把文学简化为一个政治文本是没有文学价值的,因为小说只为“惟有小说能说的东西”服务。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讨论中,人们还喜欢讨论如何才能培养出堪称为大师的作家。是啊,在黑夜中,谁还能登上文学的峰巅? 以我们今天身受的体验和坚执的准绳来看,这个问题属于“大是大非”的问题。19世纪初叶,伦敦的诗人济慈是这样回答的∶“谁也达不到这个顶峰/除了那些把世界的苦难/当作苦难,而且日夜不安的人。”这也是我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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