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 一个作家和一座城市

阿尔及尔:不可战胜的夏天(唐凌洁)

唐凌洁

在急于迈向现代化大都市的路程中,阿尔及尔始终保持着它最独特的标记:白色。这个被高山和海湾环抱的城市,常常沐浴在热蒙蒙的薄雾中,道路随山势上下起伏,交错,相连,涌向海边。大海让人陶醉的味道,以及温和气候灿烂阳光带来的愉悦,也会让人忘记它身为阿尔及利亚的首都所曾经承受的痛与复杂。

英国作家简•莫里斯曾经说:“西方在非洲传教的一个悲哀结果是这片大陆的庸俗化。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断绝了来自其不稳定的遗传习俗的营养,转而填塞了一堆轻率鲁莽、浅尝辄止的教育和基督教信仰。”而在这一轮匆匆赶赴全球化盛筵的潮流中,飞机上运载的中国劳工远比知识分子多,又让许多非洲国家首都呈现出一幅中国县城的面貌,或者喧腾,或者沉默,却大都失焦。

阿尔及尔却是不同的——它的焦点就像阳光和大海一样清晰,但总是有两个。你能在每一次停住脚步的时候发现它们:法式的和阿拉伯式的建筑,马赛式优雅的街巷和庄严肃穆的清真寺,牛仔裤、长风衣的男子和一袭白袍、一巾面纱的妇人……

很多时候,这双重焦点用同样美好的音乐、美食和纪念品向旅行者“献媚”,仿佛如此,便可悄然抹去它曾经暴戾、挣扎的往事。

向左走,向右走

“面对这被水汽团团裹住的大海,我走着,等着,这十二月的阿尔及尔,对于我仍然是一座夏天的城市。我逃离了欧洲的黑夜,逃离了人间的寒冬;然而这座夏天的城市也失去了笑声,只给我一座隆起的、发亮的脊背。晚上,我躲在亮得刺眼的咖啡馆里,从那些认得出却叫不出的人的脸上看出了我的年龄。我只知道他们跟我一起年轻过,而现在已不再年轻。”

1952年底,身心俱疲的阿尔贝•加缪从硝烟弥漫的巴黎返回北非。巴黎的阴冷,战后欧洲政坛的纷争,左右两翼的撕缠,以及与萨特等人的恩怨,让原本就身体状况不佳的他元气大伤。

加缪想起年少气盛的自己第一次离开阿尔及利亚时,在布拉格的一家小旅店里是那样无法抑制地思念阿尔及尔。这座地中海畔阳光照耀下的白色小城,有着令他心驰神往的夏夜,绿光下温柔似水,满眼尽是年轻美丽的姑娘。

这是一座令他魂牵梦绕的城市。在随后的二十年间,加缪从一个幼年丧父,跟随几乎失聪的母亲在贫民区里艰难度日的黑脚法国人后裔,到登临世界文学之巅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对阿尔及尔的复杂情感始终缠绕左右。

此前一年多的时间里,围绕着他的新著《反抗者》一书,加缪与萨特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亲爱的加缪:我们的友谊并不轻松,但我还是感到惋惜。如果您今天断绝了它,无疑是它应该被断绝。使我们接近的事情多,使我们分离的事情少;但是,这少仍嫌太多。友谊也是,有趋向专制的倾向;要么完全一致、要么反目成仇,而无党派者如想象中的党派斗士那样行事。”萨特尖酸刻薄的用词让加缪无以答复,分歧已然公开,两人十年的友谊就此决裂。

之后的八年间,加缪和萨特走向了两条截然相反的跑道,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又有意无意地以反对对方来塑造自我。

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打响之初,加缪为宣扬停战协议四处奔走,主张暴力和恐怖主义只会伤及双方无辜平民,需要被立刻制止。这一观点被萨特、波伏娃等人讥为“荒唐可笑”的伪道德,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场战役原本就发自平民,关乎平民。停战的希望破灭后,解放阵线领导下的穆斯林世界与黑脚法国人之间的中立地带逐渐消失。在冷战的极端政治环境下,加缪选择放弃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向来推崇的革命政治,转而把“走向对话”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注定是一次冒险。

1960年,五十五岁的萨特成为共产主义世界的偶像,反帝反殖民知识分子政治的代言人,卡斯特罗、铁托、赫鲁晓夫等人的座上客。在他为法农的《可怜的天下人》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萨特提出比法农更为激进的革命理论,支持阿尔及利亚人针对白种法国殖民者的暴力斗争。

同年年初,加缪在车祸中丧生,时年四十六岁。在逝世前,他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巴黎知识分子圈的弃儿。

再见加缪,再见,加缪

在车祸现场一个溅满泥浆的公文包内,加缪的自传体小说《第一个人》的手稿被找到,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他们所反感的,是那个住在他身体里的阿尔及利亚人。”

人们方才明白,令加缪一生挥之不去的情感中心,不是塞纳河左岸的咖啡馆,不是彻夜长谈的战友,不是存在主义或荒谬,而是沐浴在夏季金色阳光下的阿尔及尔童年。

正是这幼年时的贫困和阳光,给了加缪一生受用的心灵财富,并教会他世界虽然充满荒诞但永不绝望。“贫穷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一种不幸:光明在其中播撒着它的财富,甚至我的反抗也被照亮了。”在散文集《反与正》的序言中,他这样写道。

但是那份未完的手稿,和那句“他们所反感的,是那个住在他身体里的阿尔及利亚人”却如同魔咒,暗示着加缪与阿尔及尔的情愫并未就此完结。2010年,加缪逝世的第五十个年头,他的名字再一次登上了阿尔及利亚各大报纸版面,再一次将社会舆论一分为二。只不过今天,令阿尔及利亚人不满的,是那个住在加缪身体里的法国人。

法国激情澎湃地为这位存在主义大师举行纪念活动。先是萨科奇总统高调提议,将加缪改葬先贤祠,安放在雨果、卢梭、伏尔泰等文坛巨匠身旁。最后,这项提议遭到来自加缪家人及法国左派知识分子的双重反对而搁浅。紧接着,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一辆巡演车从巴黎出发,途经五个法国城市和九个阿尔及利亚城市,为沿途观众免费表演加缪的诗歌和戏剧。然而巡演车每到一处,都会在当地引起分歧和波澜。

许多人或许没想到,加缪的名字在阿尔及利亚的课本中少有提及。阿尔及利亚人不会忘记他在独立战争期间的中立立场,因为那等同于叛国和对法国军队的暴行保持沉默。他们更无法忘记他于1957年说过的话:“此时此刻,阿尔及尔的有轨电车上到处放置着炸弹,我的母亲或许就在其中的一辆上。我相信正义,但是在这之前,我要守护我的母亲。”

有人辱骂加缪是殖民者、叛国贼,也有人为他不够激进的政治立场辩护,认为加缪对这场“肮脏的战争”保持着始终如一的人道主义立场。他强调无论哪一方都不应伤及无辜平民的生命,这也成为其呼吁停战的初衷。

有人在《世界报》上刊载文章,质问如果加缪不是一个自大的欧洲中心论主义者,“为何要将解放阵线的阿尔及利亚人称作阿拉伯人?”有人却认为,加缪早早便预见到战争无法改善阿尔及利亚人的贫困处境,反倒使其沦为埃及总统纳赛尔推行的泛阿拉伯主义的一部分,他不忍看到自己美丽的家乡成为纷杂世界局势中的苏联傀儡。

这么多年后,加缪的名字仍能在阿尔及利亚引发如此多的争议,透露出阿尔及利亚社会的矛盾心理。其实,对于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并没有读过加缪,无法辨认出他的雕像,也对他的故事不感兴趣。“这样的争论,只对五十岁或更年长的一代人有意义。”社会学家Abdenasser Djabi说,“年轻人并不熟悉加缪,也不熟悉那场发生在五十年前的战争”。

阿尔及尔正慢慢将他的痕迹洗去:蒂巴萨的古老城垣,卡斯巴庭院的世外桃源,有着冷香凝脂般大腿的姑娘,政府广场上阿拉伯人叫卖着的有橘花香味的冰柠檬水,加缪记忆中那些烘托在阿拉伯市镇白色背景上的画面,现今被一座冰冷的无名烈士纪念碑填满。它形同三片互相倚靠的棕榈叶,俯瞰着城市和湛蓝的海湾,等候众人膜拜。

鲜活之物永远转瞬即逝,加缪的阿尔及尔亦是如此。剩下纪念碑拖着庞大而不朽的身躯,在阳光普照的地中海苍穹下闷闷不乐。

迷失卡斯巴

两位才华横溢的导演,法国人朱利安•杜威维埃(Julien Duvivier)和意大利人吉奥•庞泰科沃(Gillo Pontecorvo),不约而同地将卡斯巴描绘成了藏匿者的天堂、狩猎人的噩梦。在电影《望乡》中,让•迦本饰演的海明威式硬派英雄贝贝•勒•默果,为逃避法国警方的追捕藏匿于此多年,思念着繁华的巴黎,却又离不开卡斯巴的庇护。他拥有这里,知晓这里的一切,就像他明白若走出去,自己便会像褪去硬壳的甲壳虫一般脆弱不堪。

卡斯巴是阿尔及尔旧城的别称,成片的白色多层建筑,从布拉查利亚群山的缝隙间探出脑袋,在阳光下白得刺眼。它的陡峭,致人眩晕,坐在车里有惊心动魄之感。由于车祸频发,这里的租车行一般不会与年龄小于三十岁、驾龄不到十年的游客做买卖。绝大多数路侧都建有护栏,以防车辆滑落。

相比山下现代化的欧洲新城,这里的建筑多为典型的伊斯兰风格。居民区支着星罗棋布的卫星天线,其中的一些虽有人居住,却裸露着长长的钢筋,形成另一道突兀的风景。原来房子未竣工,便不用交纳房产税,这是居民“合理避税”的招数。在一些楼房的屋顶上,卫星天线甚至与扬声器并排而立:当德国制的扬声器播放着来自清真寺的宣礼声时,被原教旨主义者们称为“恶魔”的卫星天线,却传送着来自法国和西方世界的讯息。

走近它,迷宫般的小巷和死胡同叫人手足无措。沿着卡斯巴古怪而扭曲的街道拾级而上,如同行驶在一条通往天堂的神秘小路,身后的世界瞬间不复存在。柯布西耶曾把卡斯巴的小路比喻为“无名的过道”。这里的规划理念,如此不同于西方城市栅格型的街区和宽阔的林荫大道,却又如此宜居,令柯布西耶惊叹不已。

走到这里,便会明白为何卡斯巴的小巷会成为阿尔及尔游击战的完美舞台、民族解放阵线的大本营。这里迷宫般的街道和错综复杂的地势,不知通往何处的台阶,等候在下一个街角的未知威胁,对于入侵者来说,都是不可穿透的恐惧。

法国军队在全副武装的宗主国殖民者支持下,占据并封锁了主要街道,而游击队员们却在这个白色迷宫中玩起了捉迷藏。他们在要塞的屋顶和起居室之间奔跑,法国人追过来,整个街区便传来野兽般的嚎叫,“滚出去!”恐怖的回声在卡斯巴的楼宇和山谷间回荡,响彻天际。

如此卡斯巴,想要征服它,唯有征服阿尔及尔民众的心。

死亡巴巴罗萨

由开阔的维克图瓦尔大道(Boulevard de la Victoire)拐过一个U型弯,便能看到一座气势恢弘的古城堡,守候着卡斯巴北部边界。与卡斯巴的大多数楼房一样,这片筑有高大围墙的建筑群被石灰岩通体覆盖,只有窗户上的栅栏和大门漆成了黑色。这里是阿尔及利亚的中央监狱,曾经的它有过一个臭名昭著的名字:巴巴罗萨。

五十年前, 巴巴罗萨这扇黑漆漆的大门上,每天早晨都会张贴出死刑告示,有时三张,有时四张。门外随处可见穿着罩袍、头戴头巾的女人,她们是被关押者的妻子或母亲,前来查看亲人的消息。片刻后,其中的一些逐渐散去,另一些会留下来,等待看守宣读拂晓时分被处决的犯人名单,然后静静地接过死者的私人物品。

“那场景极其恐怖。”贾米拉回忆道:“铁门外到处是水,用来冲洗掉地上的血迹。我看到一个老女人,她怀抱着儿子的包裹,一屁股坐在潮湿的地上。她从里面拿出儿子的亚麻衣物,一一亲吻着他的衬衣、梳子、镜子,却没有流下一滴眼泪,甚至没有一声哀鸣。铁门外的阿拉伯女人很少哭泣,在亲友的陪伴下,她们回到家中,为死去的亲人举行祷告仪式。”

贾米拉的丈夫叶海亚也被处死在狱中,她再也没能见到他的尸体。当局只给了她一张写有一长串数字的纸条,告诉她去El-Alia公墓,找到标有这组编号的墓碑,她的丈夫就埋在那里。这个公墓坐落在阿尔及尔的东南角,距离中心城区大约十五公里。我想象着监狱的运输车就这样载着死者的骨灰,从城市最北面的巴巴罗萨出发,穿过卡斯巴崎岖的山路,穿过大半个阿尔及尔,抵达El-Alia。成排的墓碑,一片惨白,墓碑前,是包裹着白色纱巾的阿尔及利亚女人。

与发生在肯尼亚、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的独立运动一样,历时七年的阿尔及利亚反殖民斗争异常残酷血腥。法国方面死伤人数近七万,而超过一百万阿尔及利亚人死于扣押、酷刑和强制性迁徙。法国人无法面对继海地和越南奠边府之后的又一次军事败北,五万名法国殖民军,加上从法国本土调来增援的五万名军队,向卡斯巴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和盘查。

殖民政府想尽了一切方法。他们将阿尔及利亚人强制分类存档,向他们发放证件。法国摄影师马克•格兰杰(Marc Garanger)曾于1960年在阿尔及利亚服役,他的任务是为阿尔及尔附近村落的居民拍照。他以每天二百人的速度拍摄下大约二千幅肖像。照片中的阿尔及利亚女人坐在室外的凳子上,背靠着一面斑剥的白墙,用空洞的目光凝视着镜头。高傲的凝视中,透着死一般的寂静。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格兰杰写道:“她们被迫揭去面纱,将自己暴露在众人的目光里。直至今日,我仍能回忆起那些女人的脸,那是一种无声的反抗。”

面对此起彼伏的起义和巨大伤亡,法国终于不堪重负。1962年,戴高乐总统决定,让阿尔及利亚人以民主表决的形式来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在这场轰动世界的公民投票中,面对“完全纳入法国”、“在法国统治下维持自治”及“完全独立”三个选项,百分之九十九的阿尔及利亚人将票投给了第三项。

当那当权者用酷刑来压制起义,当阿尔及尔男人用自己的身体作为武器,女人将炸弹藏进长袍,儿童拿起了自制手枪,法国人的战败便已注定。2005年,阿布格莱布监狱(Abu Ghraib)虐囚照片流出,引发巨大的美军人权丑闻和舆论危机时,人们再一次意识到了这一道德悖论。同样深陷伊拉克战争泥潭的五角大楼请指挥官研习这段历史,观看纪录片《阿尔及尔之战》。在邀请函上,人们读到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是怎样赢得了反恐战争,却失去了人心?”

学院咖啡馆

在城市的另一端,地势较为平缓的阿尔及尔新城,生活的聒噪正以另一种节奏铺陈开来。现代化高楼林立,工地随处可见,阳光洒向油漆斑驳的法式公寓大楼,汽车在街道的阴影中徐缓爬行。穆斯林宣礼从扬声器中传出,声音是失真而机械的,仿佛工厂换岗的哨音。

对加缪来说,这里的女人是又一个迷恋阿尔及尔的理由。“那儿的女人十分美丽”,他赞许道,“而观察她们的最好时机,是在四月的某个星期天的早上,坐在Michelet路上的学院咖啡馆(Café des Facultés)里。你可以毫无顾忌地欣赏她们,这也是为什么她们会出现在那里”。

学院咖啡馆曾是民族解放阵线最主要的攻击目标。五十年后,它所在的Michelet路依旧是阿尔及尔最为繁华的街道。两旁的法式白色多层公寓楼靠得如此之近,使人不禁怀疑只需走出那蓝色的铁艺露台,便可以与街对面的邻居握手。只不过路牌上的名字换作了Didouche Mourad—— 一位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中阵亡的领袖。

在Didouche Mourad大街上,还是能注意到不少本土化特色。比如面包铺里,阿尔及利亚特产的三角型油酥糕点是最热卖的甜食。比如这里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可口可乐尚未完全入侵的城市,它的替代品是一种甜到发腻的苏打饮料。

在一个下着毛毛细雨的周五早晨,穆斯林祈祷日,学院咖啡馆里烟雾弥漫,清一色的男人,身着牛仔裤皮上衣,抽着烟,无精打采。街边有几个阿尔及利亚年轻人,套着肥大的棒球衫,牛仔裤从腰际一直垂到臀部,衣着打扮,一举一动,都打上了清晰的美国流行文化烙印。年长一些的本地人,则多是一副欧洲工人阶级打扮:保守的开领T恤、休闲西装裤和深色外套。

除了欧洲游客,这里的娱乐场所少有女人出现。偶尔,两三个头戴面纱、身裹黑罩袍的阿拉伯女人提着购物袋,从门前匆匆而过。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她们便从专属于男人的夜色中消散得无影无踪。

在阿尔及尔,七成左右的律师和六成左右的法官为女性。女大学生在校园内占据了半数以上的比例,高等教育为她们创造了更多走出家庭,融入社会的机会。但有趣的是,比起上一代人,年轻的阿尔及尔女人更为虔诚,却也同时更为现代。她们用传统伊斯兰长袍包裹全身,做祷告,去清真寺,也与男同事们一起上班,呈现出一个复杂的矛盾体。

现代化之梦

一家杂货店内,整洁的货架上摆放着各种印有阿拉伯文的跨国品牌。柜台上有一只透明的CD盒,里面塞满了手机SIM卡。在这里的任何一家小店,无需证件,只要支付一千第纳尔(约合一百元人民币)的话费,便可以得到一个号码。这个拥有三千万人口的北非国家,是目前全球移动通信市场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主要有三家移动电话运营商,分别为国有的Mobilis,来自埃及的集团公司Djezzy,和科威特-卡塔尔的阿拉伯通信业大亨Wataniya。三大公司竞争非常激烈,广告到处都是。

店主是一个典型的阿拉伯男人,开朗健谈,甚至有点殷勤过度。他正用发音生硬的英语兴高采烈地与一位美国游客聊天。“奥巴马,好样的!”他竖起右手拇指,大声说,顿了顿又补充道:“布什,罪犯!”美国人颇为赞同地点头,然后他们像两个久未重逢的老朋友般握手告别。

美国是阿尔及利亚最大的外贸合作伙伴和天然气消费国。1986年国际油价暴跌后,阿尔及利亚的命运,便如同油价般跌宕起伏。回忆起当时的经济危机和农副产品紧缺,阿尔及尔人会告诉你这样一则笑话:一个摩洛哥人感到身体不适,来到医院看病。一番检查后,医生告诫他:“你不能再碰咖啡、茶、糖、肉、巧克力和西红柿了。”摩洛哥人回答:“你为什么不直接建议我搬去阿尔及利亚?”而现在,经历了2000年后的十年高油价,城里最令人羡慕的工作,莫过于在国家石油公司Sonatrach觅得一个管理层职位。

但是经历了1990年代灰暗的十年内战后,阿尔及尔社会开始呈现两极分化。石油与天然气价格的飙升,给阿尔及利亚带来了大笔现金。主干道上,时常塞满了成群的新车,暗示着个人资产的膨胀。但是无需走太远,你便能看到无所事事的人们。

一年前,从布迈丁总统时代便已开始的争议终于有了定论:为了更好地与国际经济活动接轨,新政策将保持了三十多年的星期四-星期五休息制度,调整至星期五-星期六。邻国摩洛哥和突尼斯,则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实施与西方一致的星期六-星期日双休日。

这一决议引发了伊斯兰宗教领袖的强烈抗议,不过对聚集着众多涉外业务部门和外资企业的阿尔及尔来说,这是一个期盼已久的好消息。改变不仅关系到宗教实践,也预示着重商的政治倾向,这意味着对外贸易将变得更加流畅高效,也将有效拉动内需。“如此一来,我就可以周五去清真寺祷告,周六与朋友出游、踢球或是阅读。”一位阿尔及尔大学的学生告诉我:“虽然古兰经鼓励穆斯林们在祷告的后一天努力工作。”

古老的阿尔及尔正做着现代化大都会的梦,只是同许多非洲国家一样,这梦想饱受着战争与政治摧残。现代文明的到来,曾如此残暴地支解了这片土地,带走了数百万条生命。这梦想里允诺的捷径与繁荣,能否轻轻掩去历史的冲突与伤痕?何况有人会列举种种证据,来预测那未来会是如何的一场梦魇。

在这个东方与西方的十字路口,尼斯的身体、纽约的性格和阿拉伯的魂魄交融、重合。甚至于,非洲的鼓点和法国的香颂正在被更多的噪音所淹没。来自世界各地的淘金者、电话、互联网、航班、旅馆、超市、啤酒、可乐、咖啡、公路、争吵、交易、合同。生根发芽,田园芜杂。但是阳光也不断穿过人们焦躁的心,停在纷扰的历史缝隙中,就像加缪回忆这片故土时所说的,“在隆冬,我终于知道了在我的内心里,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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