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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娜•薇依(苏珊•桑塔格 河 西 译)

苏珊•桑塔格 河 西 译

我们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文明社会的文化英雄是反自由主义和反资产阶级的;他们是一群曝光率高、令人着迷而又具有反文明倾向的作家,常常给人一种文化暴力的印象——不仅表现为他们具有个人权威色彩的声音、知识分子的激情,而且表现在他们极度个人化和极度知识分子化的偏执情绪上。偏执狂、疯子、置人格于不顾的人——这就是那些为我们所置身其中的糟糕透顶的文明作证的作家们。首先,这是一个声音问题:由稳健的作家以一种公正无私的口吻发布的观念,几乎不可能得到大众的响应。存在着那么几个时期,其中充斥着互相矛盾的历史经验和知识分子立场,品类是如此芜杂,自我标榜的浪潮震耳欲聋,以致我们听不到中正明智的声音。稳健早已成了妥协、回避、谎言的代名词。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自觉地追求健康的时代,但更是一个认可病态的时代。我们所敬畏的真理是那些与痛苦经验紧密相关的事实。我们衡量真理的标准则根据其受难的程度——而不是以作家文本是否符合真理为判断依据。真理与烈士被划上了等号。

年轻时的克莱斯特对德国文学界的元老歌德佩服得“五体投地”,并因此向他的偶像献上他的作品。然而,他让理性的歌德深为反感的——潜藏于他的戏剧和传奇故事中的病态、歇斯底里、不健康的情感、肆意放纵的苦难意识——却恰恰是我们今天的价值取向。今天,克莱斯特会给我们带来阅读的快感,而歌德则显得有些保守。从某种意义上说,像克尔凯郭尔、尼采、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波德莱尔、兰波、热内这样的作家——当然,还有西蒙娜•薇依——对我们具有权威性,是因为他们病态的外表。病态是他们的基石,使他们变得具有说服力了。

或许在某一个时期,人们并不看重这种真理,而把现实感的强化、想象力的拓展置于首位。一方面,我不怀疑理性的世界观是正确的选择。但问题在于什么才是我们最需要的,是真理吗?对真理的渴望不是恒常不变的,它不会超过人们对睡眠的需求。一种扭曲的观念很可能比真理更具冲击力;或许它能更好地适应变化无常的精神的需要。真理意味着保持一种平衡,但真理的反面——即平衡状态的打破——却并不表明这就是谎言。

因而,我在这里并不想批驳一种流行的观念,而是意欲从当代的艺术和思潮中揭示出隐藏于极端趣味背后的内部动因。抛开一些表面的现象,认识到我们为什么会去阅读和赞美像西蒙娜•薇依这样的作家是必要的。西蒙娜•薇依由于其身后出版的作品集和随笔短章而赢得了成千上万读者的拥趸,但我相信,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真正地分享她的思想。也没有必要去分担西蒙娜•薇依因信仰天主教所承受的痛苦、她未实现的爱,或是去接受她关于上帝的缺席的诺斯替派神学,赞成她弃绝肉身的宗教理想,认同她对罗马文明和犹太人极端不公正的憎恨。类似的状况在克尔凯郭尔和尼采身上同样存在,他们大多数的追随者并没有理解他们,更不会把他们的思想当作信条。我们读着这些尖锐而怪异的言论,是因为他们个人具有权威性,他们堪称严肃的典范,他们献身于自己的真理的强烈意愿,还有——只有很少一些人——是因为他们的“观点”。正如背德者亚西比德追随着苏格拉底的脚步,尽管他既不能够也不愿意改变他的个人命运,却使他的意识深处唤起了一种感动和满足,心中充满着爱;正是以这种方式,敏感的现代读者对某个不为他所有、也不可能为他所有的精神层面致以他的敬意。

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两类人,一类起着表率的作用,另一类却不能;在这群模范之中,他们或者激起我们的效仿之心,或者产生一种距离感,使我们对他们的看法混合着厌恶、怜悯和敬畏的复杂感情。简单地说,这就是英雄和圣徒之间的差别(如果是在美学而不是宗教的意义上使用后一个词的话)。和克莱斯特与克尔凯郭尔的命运相比,西蒙娜•薇依的一生也被荒谬地夸大了,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自我伤害的程度不同。我现在正在思考这样一系列问题:西蒙娜•薇依狂热的禁欲主义生活方式,她对愉悦和幸福的蔑视,她高尚而可笑的政治姿态,她煞费苦心的自我弃绝,她对痛苦不知疲倦的追求;我没有忽略她并不迷人的容貌,她并不出挑的的身材,她的偏头痛,她的肺结核。没有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愿意去效法她对牺牲的奉献精神,也不会希望他的子女或他所爱的人去这样做。然而,只要我们把神圣看得和生活一样重,我们就会被它打动,被它感化。我们在对这样一类模范人物表示敬意时,我们其实也承认了有神秘之物存在于世——而此种神秘之物也正是真理(一种客观真实)的可靠把握的对立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认为现实世界只是表面现象;而真理的部分(不完全)变形,人生中一定程度上的(但不是全部)癫狂、一定程度上的(但不是全部)病态、一定程度上的(但不是全部)弃绝则创造了真理,提供了心理和生理健康以及提高人生境界的另一套标准。

这本新译出的西蒙娜•薇依《1934-43年文选》,在文章的选择上显示出了某些边缘性。其中包括一部重要的文论。在这里公开的、名为“人的品格”的作品写于1943年,这一年,她在英国逝世,享年三十四岁(顺便说一句,这篇文章首发于1959年的5月和6月,分两部分刊登在英国杂志《二十世纪》上,当时的标题是“人权的谬误”。由于此文的第一部分遭受了吹毛求疵的批评,第二部分发表时,杂志社为了回应批评,编发了一条社论,称他们决定发表这篇文章是“因为它对于读者来说是一次艰难的旅程”。这篇文章的确谈论了许多英国知识分子的市侩生活,即使是像《二十世纪》这样的优秀刊物也无法为它召集一群热心的、怀着感激之情的听众)。另一篇题为“人类责任论稿”的文论是此书的最后一篇,同样作于她去世的那一年,其中涵纳了西蒙娜•薇依思想中的许多核心命题。这些被保留下来的文章谈论的是历史细节和政治问题:有两篇写郎格多克的文明,一篇写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无产阶级的起义,几篇长文分别就罗马帝国(比较了罗马帝国与希特勒德国之间广泛存在的渊源关系)、对二次世界大战多视角的反思、殖民地问题以及对战后未来的构想等多个论题展开论述。令人感兴趣的是还有一封写给乔治斯•贝纳诺斯的敏感多情的信件。书中最长的论述贯穿于几篇文章之中,使罗马帝国(古代希伯来神权政治)和纳粹德国之间的相似之处逐渐彰显出来。西蒙娜•薇依揭示了犹太人在纳粹迫害下令人不快的沉默,从而得出结论:拿破仑、黎塞留、凯撒和希特勒不过是一丘之貉。她说,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并非其他,只不过是“对民族主义的一种浪漫主义化的命名”而已。她对掌握权力和屈服于高压政治的心理效应的深入研究,以及对历史进化论的严厉批判,使她将各式各样的国家权力与她所指称的“巨大的野兽”等同起来。

读过西蒙娜•薇依的《札记》(两卷本,1959年)和《古代希腊的基督教启示》(1958年)的读者应该会比较熟悉她试图将基督教的独特之处追溯到希腊精神,反对将希伯来作为基督教全然的源头的观点。这些薇依思想的基石——与她对普罗旺斯文明、摩尼教和卡塔尔派异教的推崇是一脉相承的——使她所有的历史学说都蒙上了一层面纱。我不能接受西蒙娜•薇依以诺斯替教义来解读作为历史回声的基督教(其中宗教上的真理问题则另当别论)的观点;我也会因为她在纳粹主义、罗马帝国和以色列之间所进行的报复性比较感到不悦。不偏不倚的立场,行文带上一点幽默感,并不是西蒙娜•薇依这样的作家的优势所在。和吉本一样(两人对罗马帝国的看法却大相径庭),西蒙娜•薇依也是这样一个带有偏见、竭尽全力、容易动感情的历史学者。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她并不总是处在最佳状态,没有一个从根本上怀疑时代更迭和历史变革的人会从历史学家那里得到令他完全满意的答案。但这绝不是要否认这些文论中极富洞察力的精微之处。例如,她指出,由德国向欧洲大陆扩散的希特勒主义和白色人种征服和控制殖民地的方法是一致的(当然,随后她马上补充道:希特勒的方法和殖民主义常规的做法都源于罗马范型)。

这部文集首要的价值很简单:凡是出于西蒙娜•薇依手笔的文字都值得一读。或许这本书与我们最初接触并开始熟悉她的那本《在期待之中》有些不同,但我认为,这是她最好的一部著作。心理上深入而又独特的剖析、神学玄想上的激情和极高的精妙诠释《圣经》的天赋在这里或多或少都有所显现。其实,在这里的西蒙娜•薇依与在她其他著作中西蒙娜•薇依并无二致——她就是那个承受着精神折磨的人,那个被公认为这个痛苦的时代最不妥协而又最为病态的证人之一的人。

这是苏珊•桑塔格发表在《纽约书评》上的第一篇文章(发表日期:1963年2月1日)。在此之前,理查德•里兹将西蒙娜•薇依一些并不太受当时学界关注的文论翻译成英文,交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再次引发了西蒙娜•薇依的阅读热潮。这位只活到三十四岁的法国女人生前几乎是默默无闻,尽管她身体状况一直不佳,却愿意将受难看作一种幸福,甚至情愿去体验重体力劳动对她的身体所造成的重负。她的所有作品都是在去世之后出版的,其思想的尖锐广博,在基督教神秘主义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身后为其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理查德•里兹翻译的文论写于1934至1943年间,正是这九年时间孕育了一位在感知、精神、语言、推理、社会伦理和政治等各个领域都成绩斐然的思想大师,一位终其一生都倾近天主教信仰却拒绝受洗入会的“编制外”圣徒。可惜,就是这样一位哲学家却没有得到桑塔格的同情。桑塔格冷静地发现,薇依、卡夫卡、兰波、热内……正以他们非理性、反文明的姿态而广受好评。在追随这批作家的读者中隐含着一套大众文化心理,即他们其实是在敬畏一种痛苦的经验。并且,桑塔格也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薇依的反犹太主义倾向。作为桑塔格的早期作品,这篇文章已经显示出桑塔格的某些文体风格:犀利、角度新奇,对权威和主流观念嗤之以鼻。

薇依和桑塔格近乎两个极端。薇依躲在马赛多明我会的修道院里热衷于探讨爱、友情、上帝、语言这些纯粹形而上的命题;而桑塔格则喜欢抛头露面,为政治界和文艺界的新闻写些时评,为各种不公正待遇奔走呼号,这恐怕是受她的精神导师福柯影响的结果。不过两人也有相似之处:都在病痛中承受着命运所给予的恩赐。值得一提的是,完成《反对阐释》所有文章时的桑塔格正好三十四岁,也即薇依离开人世的年龄。

此文在收入《反对阐释》时删去了三分之一的文字。此次将全文译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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