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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舖》的高考(程光炜)

1970年代末农村考生的政治经济学

程光炜

一 从“磨桌”与“吃”的问题说起

刘震云短篇小说《塔舖》写的是1970年代末北方农村的一个小镇中学。它的背景取自作家河南老家延津王楼,1973年到甘肃当兵至复员,1978年参加高考的某些生活剪影。“乡下人”和“当兵”,显然是刘震云个人自传中的惨痛经验,他的《新兵连》、《一地鸡毛》和新近的长篇《一句顶一万句》都不忘对这经验极度铺张的叙写。然而刘震云“新写实小说”的文学店铺并非1990年代开张,它的起点应该是1987年的《塔舖》。对底层民众深含同情并夹杂难言隐衷的描写,一直贯穿于他三十年的文学生涯。《塔舖》写的是一群农村复读生集中在公社中学半年拟参加高考,高考是虚写,实写乃是他们的“吃饭”、“生存”和“爱情”。“吃”的问题尤其引起我们对1970年代末农村考生这段“底层记忆”的注意。{1}

在第二节不久,小说就迫不及待地写起“磨桌”吃窝窝头的情形:

中午吃饭时,“磨桌”情绪很不好,从家中带来的馍袋里,掏出一个窝窝头,还没啃完。到了傍晚,竟在宿舍里,扑到地铺上,“呜呜”哭了起来。

“磨桌”之哭是因“换地方”影响睡眠而引起,但“吃”却一直是困扰他的人生问题。在这个农村生活的一角,它掀开了家庭贫富不均的真相,对一个农村中学生的“自尊”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学校伙食极差。同学们家庭都不富裕,从家里带些冷窝窝头,在伙上买块咸菜、买一碗糊糊就着吃。舍得花五分钱买一碗白菜汤,算是改善生活。我们宿舍就‘耗子’家富裕些,常送些好饭菜来。但他总是请同桌的女朋友吃,不让我们沾边。偶尔让尝一尝,也只让我和王全尝,不让‘磨桌’尝。”于是,在生活窘迫的情形中,主人公“我”目睹了令人伤心的一幕:

这秘密终于被我发现了。有天晚自习下课,回到宿舍,又不见“磨桌”……我到厕所解溲,忽然发现厕所墙后有团火,一闪一灭,犹如鬼火。火前有一个人影,伏在地上。天啊,这不是“磨桌”吗!……一会儿,蝉不知烧死了没有、烧熟没有,“磨桌”满有兴味地一个个捡起往嘴里填,接着就满嘴乱嚼起来。……被“发现”的“磨桌”顿时“语无伦次”地说:

“班长,你不吃一个,好香啊!”

我没有答话,也没有吃蝉,但我心里,确实涌出了一股辛酸。……我眼里涌出了泪,上前拉住他,犹如拉住自己的亲兄弟。

刘震云在这里写了一个与“高考”无关的故事,但是他深层次地揭示了一个与农村高考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

改善“吃”的困境,成为小说《塔舖》人物和当时千百万个农村中学生踊跃参加“高考”的历史动力。“吃”在这被赋予了“政治经济学”意义:“乡下人”与“城里人”的“高考”实际本来就被编制在截然不同的“社会等级秩序”里的。这就是“乡下人”参加高考是为解决“吃”的问题的,而“城里人”的“高考”则是为继承家族的“社会阶层”。于是,“高考”就在“城里人”的意义上被输入了“当代青年追求理想”的价值内涵,而且这种认识还被移位到对《塔舖》的评价中:“读着这样的作品,鬼使神差的,我想起一些曾引起广泛影响的、表现了当代某些青年的‘价值真空’状态和灵魂流浪状态的作品,如《毛》、《无主题变奏》等等。尤其是《无主题变奏》,它与《塔舖》形成了精神追求上的尖锐对照。”{2}在1980年代,因为“潘晓人生观讨论”所引发的文学如何表现人生意义的激烈争辩,一直响彻在小说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周围。“女排精神”和“高考”尤其被人们看做“一代人奋起”的时代象征,被社会公众和批评家安置了“人道主义”、“人的觉醒”、“振兴中华”和“从我做起”等等认识性装置。这种认识装置直接影响了很多青年题材小说如《飘逝的花头巾》、《在同一地平线上》、《赤橙黄绿青蓝紫》等的创作,实际也在培养按照这种文学思路去理解文学作品的一代代读者。正是在这里,《塔舖》对“吃”的不愉快的描写被人忘却了。

政治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对这种人性秘密有过深入的观察:

一个地位低下的人远不是任何社会的显要一员。当他留在乡村的时候,他的行为举止可能还有人注意,他也可能不得不注意自己的举止。在这种境地,也只有在这种境地,他可以有所谓丧失人格的问题。但是一旦他进入大城市,他就陷入模糊和黑暗之中。他的行为举止就不会被任何人所注视,因而他也很可能就不再检点。他就会放纵自己,不惜干出各种邪恶的丑事。{3}

吃蝉在中国农村也许并非丑事,当饥饿威胁到人的生命恐怕连“吃人”都不能说完全背离了伦理道德。但对于最初离开乡村走向“城镇”——公社小镇的磨桌来说,一旦耗子摧毁掉他最起码的尊严,那么乡村道德对他行为举止的控制就会不复存在。贫困家庭不能给他“耗子”家里那种“好饭好菜”,于是他便从田野的飞蝉中攫取饭食,一个人躲在厕所一角偷偷享受“物欲”的快感。他把自己人格降低到动物水准的吃蝉行为,恰恰表明他的生存正在遭遇空前的危机。与刘震云的“道德同情”视角不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通过对“人的私利”与“社会经济”关系的敏锐观察和大胆剖析,帮助我们看清了磨桌的“人性秘密”——“吃”使他的人性底线全面崩溃。小说从“磨桌”角度淋漓尽致地展示出1970年代末农村复读生的精神困境,以及被等级意识所挤压的乡村社会危机。由农村进入城市所带来的个人危机实际并没有在刘震云后续的一批小说中平息,《一地鸡毛》中小林对身患重病的小学老师的心理负疚,还在加剧着这种痛苦感受。令读者更触目惊心的,莫过于1990年代后被揭开且数量惊人的刑事案件的嫌疑犯多来自农村低下阶层这种文学之外的事实。亚当•斯密《国富论》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18世纪英国农业/工业化转型期社会各个阶层的深刻观察,显然不仅适用对小说《塔舖》隐秘文本的认识,同样也适用于对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

正像亚当•斯密所说,像磨桌这样的农村青年“留在乡村的时候,他的行为举止可能还有人注意,他也可能不得不注意自己的举止”,他还不至于因为偷吃烧蝉被人撞见。他在农村家里有可能由于“吃”的问题而有“所谓丧失人格的问题”,如向邻居暂借和乞讨都可以暂缓危机,如果没有“城镇”做参照,他也许“不得不注意自己的举止”。对农民子弟在“城镇”遭受的羞辱,我已在对铁凝小说《哦,香雪》中有所分析。{4}这种由吃而引起的“城镇羞辱”对复读农村中学生的精神压力已远远超过了高考本身,他们一边在拚命复习,一边又在为生活而挣扎,形迹犹如自然界的动物,小说就有许多这样的描写。这种描写无疑强化了我们对于小说深层内涵的理解,例如农村的经济关系、吃饭的危机等:

我端菜回教室,发现李爱莲独自在课桌前埋头趴着,也不动弹。我猜想她经济又犯紧张了,便将那菜吃了两口,推给了她。她抬头看着我,眼圈红了,将那菜接了过去。

……

他说我爹来了,来给我送馍,没等上我,便赶夜路回去了。接着他把铺上的一个馍袋给我,我打开馍袋一看,里面竟是几个麦面卷子。这卷子,在家里过年才吃。我不禁心头一热。

……

  

二 王全因割麦“下课”

小说的另一条线索是写王全的“下课”。王全是一名三十多岁的中学复读生。在“我”眼里,他“和我曾是中学同学,当年脑筋最笨、功课最差,现在不知犯了哪根神经,也跟着复习”。但王全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他老婆是个“五大三粗的黑脸妇人”,家里经常“断炊”,“两个孩子饿得‘嗷嗷’叫”,在这种家庭经济状况中即使继续务农,也前途渺茫。所以,面对第二天给自己送馍袋的大孩子,王全参加“高考”的现实逻辑就是:“等爸爸考上了,做了大官,也让你和你妈享两天清福!”

这显然是一个比磨桌更加绝望的“高考复读生”。他的智力、家庭处境都注定了这次“离乡高考”将是一次失败之旅。我翻阅雷达等人的批评文章,批评家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个老实笨拙的农村汉子,因为像他这种“人生道路”实在难以与1980年代“理想化”的文学批评标准接轨。{5}在批评家对他的冷遇中,刘震云却在极力地展现他糟糕的家庭生活:

王全的老婆来了一趟。是个五大三粗的黑脸妇人,厉害得很,进门就点着王全的名字骂,说家里断了炊,两个孩子饿得“嗷嗷”叫,青黄不接的,让他回去找辙。并骂:

“我们娘儿们在家受苦,你在这享清福,美死你了!”

王全也不答话,只是伸手拉过一根棍子,将她赶出门。两人像孩子一样,在操场上你追我赶,终于把黑脸妇人赶得一蹦一跳地走了。同学们站在操场边笑,王全扭身回了宿舍。

王全老婆的“农村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与王全的“高考经济学”发生严重冲突,是因为王全的高考经济学是按照“高考”—“离乡”—“做大官”这种公式推演的;而他老婆的农村政治经济学原理则是“割麦”—“解决断炊问题”—“全家人活下去”。在全国上下轰轰烈烈的“高考”浪潮中,王全老婆是在一个很低的历史层次上理解她丈夫的“高考壮举”的,她要时刻面对全家人严酷的生存境况,这是她把高考意义矮化的根本原因。小说在这里埋下一个伏笔。并不是王全和他老婆感情不睦,他和老婆两人在塔舖公社中学操场上大打出手,是家里需要王全回家务农的原因所致。这个情节中实际已经埋下了“王全下课”的逻辑线索。

在我看来,“王全下课”虽是小说的闲笔,却是里面最重要的闲笔之一。

作为对1977、1978年全国“高考”的重要补写,王全的家庭故事也许极大地丰富了那个年代复杂而曲折的内涵。如果说“磨桌”与“吃”的问题暴露出千百万的高考大军是由社会各个阶层且贫富不均的人员组成的话,那么王全老婆为读者算的一笔“割麦账”却把无数个高考失败者的形象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正是她的“农村政治经济学”,交代了王全与高考制度的历史性关系。正如有人精辟指出的:“人对他在他所处的这些关系中的存在的基础认识到了什么程度,也就是他对自己的认识到了什么程度。”{6}王全老婆事实上比王全更淋漓尽致地看清楚了他们全家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地里麦子焦了,你回去割不割?割咱就割,不割就让它龟孙焦在地里!”也就是说,她凭着人的生存本能帮助王全认清楚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和阶级意识,这种意识就是全家只有靠无休止的“劳动”才能维护最基本的生存。他是没有“剩余时间”做“高考”的非分之想的。马克思以他敏锐的社会观察力证明了王全老婆“农村政治经济学”的正确性:“在这里,所以要生产使用价值,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基础,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他要生产具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要生产用来出售的物品、商品。”{7}王全通过“割麦”,留一部分维持全家全年的吃食,再拿一部分出售给国家,使它们具有“交换价值”(实际上,王全割麦也是一种“交换”,他只有“割”,麦子才能通过他的劳动将粮食“交换”到他家里的粮仓中);但是,按照1970年中国北方农村的粮食产量,一般农户除留口粮已所剩无几。它们产生不了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剩余价值”。即使有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所谓“剩余价值”,它也只能依靠农民延长繁重的劳动时间来获得。这是因为,197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农村粮食严重不足,有人发现农民的变相“偷窃”在很多地方已很普遍。{8}连1985年莫言创作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也明目张胆地写到黑孩1970年代偷生产队萝卜的事情。1979年9月国家允许“包产到户”的政策才开始施行,{9}所以《塔舖》写1978年王全放弃高考以超时割麦和其他劳动来换取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更证明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全面危机和即将出现的历史终结。因此,王全在“人民公社”最后阶段的命运必然是:“无论纺纱工人的劳动和珠宝细工的劳动在程度上有多大差别,珠宝细工用来补偿自己的劳动力价值的那一部分劳动,与他用来创造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追加劳动在质上完全没有区别。在这两种场合,剩余价值都只是来源于劳动在量上的剩余,来源于同一个劳动过程——在一种场合是棉纱生产过程,在另一种场合是首饰生产过程——的持续时间的延长。”{10}

在高考结束回家的路上,“我”在田野上看到了用庄稼的使用价值来换取交换价值拚命劳动的王全:

和王全仅分别了一个月,他却大大变了样,再也不像一个复习考试的学生,而像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戴一破草帽,披着脏褂子,满脸胡茬,手中握着一杆鞭。

他每天都要拚命劳作,从小麦、高粱等农作物的使用价值中提取有限的但对于全家来说却非常重要的交换价值。他才三十岁,有的是力气,这就是说可以比四五十岁的农民进一步延长劳作时间,他通过榨取自己的体力来争取一点活着的尊严。王全老婆的“农村政治经济学”终于战胜了王全的“高考政治经济学”,在反映农村高考生活的小说《塔舖》中,学生的“高考”终于逊位于生活逻辑的残酷逼迫。这篇小说告诉读者,在广大农村,少数人的高考是以无数人因“割麦”而放弃高考而终于被逐出1980年代中国社会第一轮竞争为前提的;所以小说结尾写道:“后来,我进了我国北方的一所最高学府。玉阶飞檐,湖畔桃李,莘莘学子。但我的眼前始终浮动着、闪现着塔舖的一切,一切。”因为,“我不敢忘记,我是从那里来的一个农家子弟”。他不会忘记王全临走时和他的那场对话:

“大半年的苦都受了,还差这一个月?!”

他点点头,又吸了一口烟,突然动了感情:“你嫂子在家可受苦了!孩子也受苦了。跟你说实话,为了我考学,我让大孩子都退了小学。我要再考不上,将来怎样对孩子呢?”……

一个普通农妇道出的原来竟是对中国农民“存在的基础”的最深刻的认识。

三 “我”和李爱莲的“爱情故事”

如果在“磨桌”和王全的故事中“我”只是小说的旁观者,那么在与复读女同学李爱莲的“爱情故事”里则成了一个主角。作为小说诸多线索中的主要线索,小说主角与李爱莲的爱情悲欢同样像一面历史镜子反映了1977、1978年“高考”的深刻内涵。

小说首先对复读生李爱莲的家庭经济状况做了社会学调查。李爱莲之所以课余时间“割草”卖钱维持学费,是因为“家中困难,爹多病,下有二弟一妹”,而且父亲酗酒打人,等于全家唯一的全劳力已经丧失;李爱莲把“我”给她的半碗萝卜炖肉拿回家给父亲吃,把读者视线带入了她贫困的家,“三间破茅屋,是土垛,歪七扭八;院子里黑洞洞的,只正房有灯光”。这种“赤贫”的“全景”令人心寒;最后,作品镜头聚焦在李爱莲躺在床上的父亲身上,“屋里墙上的灯台里,放着一盏煤油灯,发着昏黄的光。靠墙的床上,躺着一个干瘦如柴的中年人,铺上满是杂乱的麦秸屑。床前围着几个流鼻涕水的孩子;床头站着一个盘着歪歪扭扭发髻的中年妇女,大概是李爱莲的母亲”。这个绝望家庭的经济状况是1970年代末中国北方农村的真实写照,从中我们可以料知李爱莲的“高考之路”并不平坦。这实际也为“我”与李爱莲的爱情悲剧留下了隐患。

“一个人是富裕还是贫穷,是依据他对人类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所能享受的程度而区分的。”“每样东西的真实价格,就是每样东西对于一个想得到它的人在获得这件东西时所需要付出的劳动和艰辛。每样东西对于已经获得了它的人、要处置它的人或要用它去交换别的东西的人来说,其真实坐标就是它能为他节省多少劳动和艰辛。”{11}亚当•斯密对劳动与生活必需品关系的精确计算和缜密思考,使我们得以对王全和李爱莲这两个“高考贫困生”的家庭经济情况和生存能力做一个比较性考察。虽然为全家人吃饱饭王全要付出“劳动和艰辛”,但是强壮而年轻的他在获得“每样东西”的过程中是可以通过拚命劳动来节省生活艰辛并略有盈余的。而在丧失了父亲这个强壮的男劳力之后,这个只剩下两个女人和三个幼小孩子的家,则需要付出比王全多几倍的劳动和艰辛才能得到“生活必需品”,李爱莲连“我”送她的半碗萝卜炖肉都要拿回家,足见脆弱的家庭经济到了不堪一击的地步。

在1977、1978年的“高考”课堂上,到底坐着多少“同桌的你”,确实是一个连社会学家都难以统计的数字。因此,在我们叙述了诸多生活的沉重后,“我”和李爱莲纯真质朴动人的爱情无疑为黑暗向光明过渡的1980年代增添了些许的亮色:

她是个女生,和悦悦同桌,二十一二年纪,剪发头,对襟红夹袄,正和尚入定一般,看着眼前的书,凝神细声朗读课文。

黑夜茫茫,夜路如蛇。我骑着车,李爱莲坐在后支架上。走了半路,竟是无话。突然,我发现李爱莲在抽抽嗒嗒地呜咽,接着用手抱住了我的腰,把脸贴到我后背上,叫了一声:

“哥……”

这个老实质朴的农村女孩子,却有着惊人的感情和生活忍耐力。她陪我天不亮到大路上等连夜徒步一百八十里去汲县师范为他们借《世界地理》的父亲。她即使为抢救在新乡医院的父亲,以五百元医疗费为代价把自己嫁给王庄爆发户吕奇之后,仍然克制强烈的痛苦隐瞒实情写信鼓励“我”:

哥:

高考就要开始了。我们大半年的心血没有白费,就要看这两天的考试了。但为了照顾我爹,我不能回镇上考了,就在新乡的考场考。哥,亲爱的哥,我们虽不能坐在一个考场上,但我知道,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我想我能考上,我也衷心祝愿我亲爱的哥你也能够考上!

爱莲

李爱莲为换取为爹治病的“生活必需品”,违心地将自己“卖”给了吕奇。但是,陷入命运绝境的她,仍然在全心爱着并支持着在考场拚命奋斗的“我”。小说写到这里,支撑着它的“农村政治经济学”终于让位于贫困人们在苦难年代崇高的精神追求,“高考”、“爱”在这里为我们深刻诠释了这一代人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这一描写超越了小镇塔舖贫困复读生在艰辛中挣扎和奋斗的层次,使人对苦难年代产生了更为温暖的回忆,这也是小说《塔舖》最最动人的地方。不到三十岁的刘震云,已经在小说创作里显示了他不同寻常的观察力和艺术表现力。这正如吕西安•戈尔德曼在他的《论小说的社会学》里指出的那样,“小说必然同时是一部传记和一部社会编年史”,“文学社会学的大部分著作,的确在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和使它们得以产生的这个或那个社会集团的集体意识之间确立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刘震云用他的小说去书写并忠实记录“农村高考人”的生活历史和切身经验。然而,他又不是一味陷于这种经验而在那里滥情,因为“小说家应该超越他的主人公们的意识,而且这种超越从美学上说是小说创作的组成部分”。{12}

但我不得不回到马克思著名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理论,用它来考察1977、1978年乃至后来很多年的“中国式高考”也许并不是没有针对性的。据说1977年12月全国有五百四十万人参加高考,录取二十七万人,仅有百分之五的人走进大学殿堂并改变了命运。被淘汰的部分城市青年顶替父母进入工厂,或被街道企业吸收,农村青年则重新扛起锄头继续务农(1978年虽有一点扩招,但情形与前一年大致相同)。考上大学的学生意味着已经获得将来进入社会精英阶层的预选资格。1977年考上北大中文系,后来一直做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著名作家陈建功回忆道:“1977年深秋的一个清早,天还未亮,我们矿上用一辆大卡车,将我们这些参加高考的矿工拉去考试。那时天气已经很冷了,我看见寒星还在天上闪着,山路非常崎岖,卡车似乎开了近一个小时,才到了一个特别衰败破烂的院子,这是一所学校。我们都知道,决定我们命运的时刻到了。”虽然落榜但最终在北京一家杂志做编辑的诗人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北大荒年代的知青诗人),未能上大学始终是他很深的心结:“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我的能力比他们强多了!你们看重文凭,我偏不要文凭!”“现在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上大学的心理障碍不存在了,经济上的困难也不大”,“或许只好等退休之后,再去上老年大学,以圆我今生之梦。”一位名叫白天德的山西庄稼汉,因考上师范学院被人冒名顶替被迫务农,多年后身患绝症的他给《山西青年》杂志写信说:

我已是一个身患绝症,早已把遗书锁在抽屉里的垂危病人,就连这篇短文也是我耗费了许多精力才完成的。……我无视目前沸沸扬扬的“下岗择业”,因为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运用全部的精力来应付死神的侵袭。{13}

这不是一个孤例。如果选择几个农村村落和城市街道做一个当年“落榜生”的社会调查,全面把握他们之后职业、生活和家庭经济状况,将会对我们的社会问题讨论以强有力的支持。从以上材料分析,陈建功因为高考而由一名矿工走上社会高层,郭小林由于出生北京和家庭背景也基本如愿以偿,白天德因落榜则逐渐坠入社会底层。像白天德这样的农村落榜生,他们的子弟后来都成为“世袭农民”,他们或者下一代在1990年代以后,大概就出现在奔赴南方和各个城市的千千万万的“农民工”大军中,二十多年后仍在承受因父辈高考失利而付出的代价。“高考,关系到一个农村孩子一生的命运。”{14}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刻揭示,在1977年启动的“中国高考史”中得到了应验,对小说《塔舖》的理解不能不放在这种历史架构之中。脱离了这种架构就很难理解《塔舖》中“磨桌”、王全和李爱莲这样具体的命运,很难理解作为当年高考之一员的作家刘震云为什么会写出这篇小说。

天是黑的,星是明的。密密麻麻的星,在无边无际的夜空闪烁。天是那么深邃,那么遥远。我第一天发现,我们头顶的天空,是那么崇高,那么宽广,那么仁慈,那么美丽。我听见身边李爱莲的呼吸声,知道她也在看夜空。

我们没有说话。

起风了。夜风有些冷。但我们一动不动。

突然,李爱莲小声说话:“哥,你说,我们能考上吗?”

我坚定地回答:“能,一定能!”

“你怎么知道?”

“我看这天空和星星就知道。”

她笑了:“你就会混说。”

又静了,不说话,望星空。

许久,她又问,这次声音有些发颤:“要是万一你考上我没考上呢?”

我也忽然想到这问题,身上不由得一颤。但我坚定地答:“那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

回答有一些无力。这是女主人公的一个不祥的预感,这个看似虚无缥缈的预感却证实了一个结结实实的真理:“我”和李爱莲因“高考”而萌生的爱情将就此终结。任何一个人“拥有户口”和另一个人“不拥有户口”,都将使两个人从此天各一方,人事两隔。当然也可能有别的例外。这种“高考故事”在我1978年就读的大学里比比皆是,令人伤心落泪,但也是寻常传闻。“高考”——“户籍制度”——“进入社会中上层”这种政治经济学的认识结构和知识谱系,被插入到小说的叙述当中,它成为“我”和李爱莲无法逾越的历史障碍。但这种政治经济学知识并不妨碍我们进一步去细读小说,没有知识介入的文学阅读可能只是一种审美阅读,而不是具有深度的历史阅读。历史阅读如果作为观察小说的一个窗口,我们就能把我们的审美感受、知识清理和全部生活经验包括其中。

这篇小说所具有的情感深度和历史深度就是,它是一篇“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而重叙当年的小说,因为它从这里连带出了我们这代人的“高考史”,连带出也许永远都不能轻易忘记的个人记忆。只有“永远不会忘记”,无论作家、读者还是后来的研究者,才能通过阅读整理自己,整理历史本身。

四 农村高考与人口迁移

第三部分的小说叙述为我们的研究带出了一个小说中的“户籍”和“人口迁移”问题。在当代中国,尤其是国家直接安排大学生就业的1990年代中期以前,“高考”成功对农村考生来说就意味获得“城市户口”,完成身份转型。所以,每年的高考背后不仅意味着很多农村大学生合法地进入城市,而且也是一次次历史性的“人口迁移”。

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大多跟战争、灾荒、拓垦边地、社会发展等政治和经济密切相关。如前文所述,当代社会越来越严密的“城乡二元结构”虽然以强迫手段获得了暂时的历史平静,但也导致农村社会的长期贫困和经济滞后状态,所以社会一旦发展,就会迅速促进社会结构的震荡、重组,推动人口迁移的浪潮。新时期小说中王蒙的《夜的眼》、路遥的《人生》、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和贾平凹的《浮躁》等等,都揭示了老干部平反“归来”、“知青返城”和农民重新进程的现实生活。“参军”、“高考”、“招工”、“经商”和“务农”成为1980年代以来人口迁移的主要标志。社会学教授张静认为每逢历史发生转折,“身份重建”就成为每个社会成员必然的选择:“‘社会身份’一向是社会学关注的主题,这不仅因为它的现实存在——在每一个社会中,都可以观察到社会身份的存在,人们总是试图流动到更高的社会身份位置上去。”{15}强大的社会浪潮和人的生存本能,使人每遇一次历史机会都会紧抓时机而毫不迟疑。

离高考还剩两个月,这时传来一个消息,说还要考世界地理。塔舖中学一片慌乱,“同学们都变得自私起来,找到资料的,对没找到的保密,唯恐在高考中多一个竞争对手”。小说中的考生在关键时候暴露出自私的本能,但当“我”因无材料而陷入惊慌时,“我”爹站了出来,他自告奋勇要到“一百八十里”外的汲县亲戚家为儿子借《世界地理》。这个一辈子生活在乡村的老农非常明白,“高考成功”将意味着儿子从此离开苦难的农耕生活,“迁移”到“城市”里去。爹毫不迟疑地采取了行动:

爹满有信心地说:“我年轻的时候,一天一夜走过二百三。”说完,一撅一撅地动了身。我忙追上去,把馍袋塞给他。他看着我,被胡茬包围的嘴笑了笑,从里面掏出四个馍,说:“放心。我明天晚上准赶回来。”我眼中不禁冒出了泪。

一天没有消息。第二天晚上“我”和李爱莲偷偷溜出学校,到二里地外的大路上接爹,仍无踪影。小说省去了爹一天一夜奔波的无尽艰辛,这个故意隐去的情节就隐身在图书馆馆藏的大批涉及农村、农业和农民历史与现状的书籍中,它们作为深邃而沉重的历史背景给了《塔舖》难以想象的深广度。到次日清晨,经过长途跋涉也许丝毫都没有停歇的爹终于回来,“天色渐渐亮了,东方现出一抹红霞。忽然,天的尽头,跌跌撞撞走来了一个人影”。小说以难过、辛酸和令人激动的笔调写到父子俩的重新见面:

爹看着我们兴奋的样子,只“嘿嘿”地笑。这时我发现,爹的鞋帮已开了裂,裂口处,洇出一片殷红殷红的东西。我忙把爹的鞋扒下来,发现那满是脏土和皱皮的脚上,密密麻麻排满了血泡,有的已经破了,那是一只血脚!

“爹!”我惊叫。却是哭声。

爹仍在笑,把脚缩回去:“没啥,没啥。”

李爱莲眼中也涌出了泪:“大伯,难为您了。”

我说:“您都六十五了。”

没人知道这一天一夜里,一个六十五岁的农村老人奔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在想什么,怎么走过来的,是什么在支持他完成一个伟大的行动。这种极其丰富复杂的意识不是“高考成功”、“进城”就能叙述得清楚的,对于一个识字不多或许不识字的老人来说,这是他意识深处的一个“黑箱”。《塔舖》在王全退学回家和我与李爱莲爱情悲剧之间,又为我们插入了一个叙述的高潮,这就是1978年小镇塔舖的“高考”远远超越了恢复高考的意义,它以极其节省的方式浓缩和帮助读者深刻观察到“高考”背后农村“人口迁移”的历史问题。

小说主人公“我”爹在“长途借书”的路上,显然不具有经济学家清醒的历史反省意识。“胡星斗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通过对居民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人口登记,以法律的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人口的正常流动,成为如今中国社会严重的二元结构、城乡隔离的始作俑者。目前世界各国虽然也有‘人口登记’、‘人号’、‘社会保障号’、身份证、公民档案甚至‘户籍’等管理措施,但极少存在城乡二元户口安排及城乡严重隔离的制度。虽然经济学家刘易斯早就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的问题,并对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他们恐怕谁也没有想到中国的二元结构是以官方文件、法律和制度的形式被固定下来的。”他进一步尖锐地批判道:“在中国,二元户籍制度衍生出二元就业制度、二元医疗制度、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二元电力制度、二元土地制度、二元人才制度、二元组织制度(城市有工会,农村却没有农会)、二元国有资产制度(‘国有资产’、‘全民所有制’竟然没有农民的分),而且,农民在政府服务、基础设施、生产资料供给、粮食销售、燃料、住宅等方面都处于劣势。”{16}1978年初夏,一头大汗地奔走在一百八十里乡间路上的“我”爹,心里装着的只有让儿子赶快拿到《世界地理》这件事。他像王全老婆和千千万万个农民一样,心里只有这么一本“农村政治经济学”的账:一、通过《世界地理》这本书,儿子可能离“高考成功”更近了一步;二、唯有儿子高考成功,他才能脱下农民的衣服,以“城里人”的“身份”享受城市各种制度资源;三、儿子的工资将成为全家人的“经济来源”,用于父母“养老”、兄弟姊妹家境变化和后代人的社会升迁。因为,在1970年代、1980年代、1990年代,无数个“农家子弟”都意识到无法抵抗和改变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历史的状况,唯有“高考”成为他们“迁出农村”的唯一机会。在这一历史间隙里,有的人抓住了机会;有的人在机会面前却失去了一切;这种故事至今还在我们生活里上演,这就是为什么小说《塔舖》仍然能给人震动的原因。

在我看来,文学批评家没有给小说《塔舖》更准确的历史性的评价,给今天的读者和研究者以启发,是因为在那个年代人们仅仅在“文学”的范围内想问题;而不像政治经济学家那样,在与文学人物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的知识里想问题,他们对问题的思考极大地扩展了小说里原本存在、而被文学批评家一直漠视的丰富的文本内容。于是,在文学批评“缺席”的情况下,我被迫引入了社会学批评、政治经济学批评的观察视野和知识,引入了他们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和批判力量。从这个角度看,围绕小说而开展的“文学批评”我觉得不一定都来自职业文学批评家,出现在小说诞生年代前后的所有有用的社会学批评、政治经济学批评,在我看来也都应该划入“文学批评”的范畴。因为社会学批评和政治经济学批评补偿了文学批评的缺憾,充分丰富了我们对刘震云短篇小说《塔舖》的理解。我意识到,在这篇小说周围,有一个文学、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共同组成的“文学批评”的立体架构。这是我在尝试解读小说《塔舖》时意识到的一个问题。

{1}最近几年,我经常在开会和外出场合听到一些专业同行谈到他们二三十年前,住在小镇或县城中学准备高考时就着咸菜吃家里带来的窝窝头、玉米馒头的不愉快人生经历。对处在长身体年纪的孩子来说,他们多年后进城进入“成功人士”社会阶层再“回望”这段历史时,无疑是痛苦的、不堪回首的。这种经验对我们这些在“城里”长大的人,一般都很难理解。所以,某种程度上,刘震云这篇小说写的是“农村一代”的共同历史,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2}雷达:《追寻灵魂之故乡——〈塔舖〉与〈无主题变奏〉之比较》,《文学自由谈》1988年第3期。

{3}(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第748页,谢祖钧译,孟晋校,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

{4}见本人刚完成的拙作《香雪们的“1980年代”——小说〈哦,香雪〉和文学批评所折射的当时中国农村之一角》。在这篇文章里,我对主人公香雪因为没有公社中学女同学那种“带磁铁”的“铅笔盒”而被人嘲笑的故事,以及她的心理状态都做了社会学分析。

{5}在雷达《追寻灵魂之故乡——〈塔舖〉与〈无主题变奏〉之比较》一文中(《文学自由谈》1988年第3期),批评家对王全只字不提,表明这种失败的农村人物并不是他“理想化”的批评对象。

{6}(匈牙利)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辩证法的研究》,第274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

{7}(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217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

{8}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第433、434页,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1970年代中期后,“家庭本位的价值观与集体本位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还以直接的方式影响生产集体经济,主要表现为农户的‘化公为私’的行为。化公为私的手法五花八门,概而述之,可分为借、拿、占、偷四类。”“例如在陈家场,每次生产队喷完药水以后,参加除虫劳动的农民都可以把留在喷雾器里的药水拿回家,到自留地除虫。人人都可以如此去拿,公开地、大模大样地拿,谁也不把这样的拿当作偷。”“我们经常会听到各种某某人偷了生产队的什么东西的传闻,从挖几个番薯、拔几棵黄豆,一直到偷生产队的砖头、瓦片,锯生产队的树木,等等。”

{9}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第448页,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该书写道:“中央的政策于1979年9月开始松动。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规定,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地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可以包产到户。

{10}(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230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

{11}(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第25页,谢祖钧译,孟晋校,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

{12}(法)吕西安•戈尔德曼:《论小说的社会学》,第7、13页,吴岳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13}参见何建明长篇报告文学:《高考报告》,22、35、206页,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

{14}引自《罗彩霞走出法庭后流泪 称希望事情就此结束》一文,2010-8-16《人民网•人民日报》。“恢复高考”二十几年后,2004年发生在湖南省邵东一中的罗彩霞高考被人以同名顶替录取的“事件”,仍在第一时间上网并震惊全国。这篇报道写道:“2004年9月,时任湖南省隆回县公安局政委的王峥嵘,伪造了罗彩霞的户口迁移证等证件,王佳俊冒用罗彩霞之名被贵州师范大学录取。”最后“事件”以“2009年10月,王峥嵘以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和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4年”、其子女被学校退学等处罚而告结束。在这篇文章中,我注意到无论罗彩霞的“维权”还是网友的争议,都围绕着“户口迁移证”、“毕业证、学位证、教师资格证”而进行,说明“高考”与“社会身份”的紧密联系。“高考”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15}张静:《身份认同研究——观念、态度、理据•引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6}杨豪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大迁徙》,第220、221页,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

1970年代末农村考生的政治经济学

程光炜

一 从“磨桌”与“吃”的问题说起

刘震云短篇小说《塔舖》写的是1970年代末北方农村的一个小镇中学。它的背景取自作家河南老家延津王楼,1973年到甘肃当兵至复员,1978年参加高考的某些生活剪影。“乡下人”和“当兵”,显然是刘震云个人自传中的惨痛经验,他的《新兵连》、《一地鸡毛》和新近的长篇《一句顶一万句》都不忘对这经验极度铺张的叙写。然而刘震云“新写实小说”的文学店铺并非1990年代开张,它的起点应该是1987年的《塔舖》。对底层民众深含同情并夹杂难言隐衷的描写,一直贯穿于他三十年的文学生涯。《塔舖》写的是一群农村复读生集中在公社中学半年拟参加高考,高考是虚写,实写乃是他们的“吃饭”、“生存”和“爱情”。“吃”的问题尤其引起我们对1970年代末农村考生这段“底层记忆”的注意。{1}

在第二节不久,小说就迫不及待地写起“磨桌”吃窝窝头的情形:

中午吃饭时,“磨桌”情绪很不好,从家中带来的馍袋里,掏出一个窝窝头,还没啃完。到了傍晚,竟在宿舍里,扑到地铺上,“呜呜”哭了起来。

“磨桌”之哭是因“换地方”影响睡眠而引起,但“吃”却一直是困扰他的人生问题。在这个农村生活的一角,它掀开了家庭贫富不均的真相,对一个农村中学生的“自尊”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学校伙食极差。同学们家庭都不富裕,从家里带些冷窝窝头,在伙上买块咸菜、买一碗糊糊就着吃。舍得花五分钱买一碗白菜汤,算是改善生活。我们宿舍就‘耗子’家富裕些,常送些好饭菜来。但他总是请同桌的女朋友吃,不让我们沾边。偶尔让尝一尝,也只让我和王全尝,不让‘磨桌’尝。”于是,在生活窘迫的情形中,主人公“我”目睹了令人伤心的一幕:

这秘密终于被我发现了。有天晚自习下课,回到宿舍,又不见“磨桌”……我到厕所解溲,忽然发现厕所墙后有团火,一闪一灭,犹如鬼火。火前有一个人影,伏在地上。天啊,这不是“磨桌”吗!……一会儿,蝉不知烧死了没有、烧熟没有,“磨桌”满有兴味地一个个捡起往嘴里填,接着就满嘴乱嚼起来。……被“发现”的“磨桌”顿时“语无伦次”地说:

“班长,你不吃一个,好香啊!”

我没有答话,也没有吃蝉,但我心里,确实涌出了一股辛酸。……我眼里涌出了泪,上前拉住他,犹如拉住自己的亲兄弟。

刘震云在这里写了一个与“高考”无关的故事,但是他深层次地揭示了一个与农村高考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

改善“吃”的困境,成为小说《塔舖》人物和当时千百万个农村中学生踊跃参加“高考”的历史动力。“吃”在这被赋予了“政治经济学”意义:“乡下人”与“城里人”的“高考”实际本来就被编制在截然不同的“社会等级秩序”里的。这就是“乡下人”参加高考是为解决“吃”的问题的,而“城里人”的“高考”则是为继承家族的“社会阶层”。于是,“高考”就在“城里人”的意义上被输入了“当代青年追求理想”的价值内涵,而且这种认识还被移位到对《塔舖》的评价中:“读着这样的作品,鬼使神差的,我想起一些曾引起广泛影响的、表现了当代某些青年的‘价值真空’状态和灵魂流浪状态的作品,如《毛》、《无主题变奏》等等。尤其是《无主题变奏》,它与《塔舖》形成了精神追求上的尖锐对照。”{2}在1980年代,因为“潘晓人生观讨论”所引发的文学如何表现人生意义的激烈争辩,一直响彻在小说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周围。“女排精神”和“高考”尤其被人们看做“一代人奋起”的时代象征,被社会公众和批评家安置了“人道主义”、“人的觉醒”、“振兴中华”和“从我做起”等等认识性装置。这种认识装置直接影响了很多青年题材小说如《飘逝的花头巾》、《在同一地平线上》、《赤橙黄绿青蓝紫》等的创作,实际也在培养按照这种文学思路去理解文学作品的一代代读者。正是在这里,《塔舖》对“吃”的不愉快的描写被人忘却了。

政治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对这种人性秘密有过深入的观察:

一个地位低下的人远不是任何社会的显要一员。当他留在乡村的时候,他的行为举止可能还有人注意,他也可能不得不注意自己的举止。在这种境地,也只有在这种境地,他可以有所谓丧失人格的问题。但是一旦他进入大城市,他就陷入模糊和黑暗之中。他的行为举止就不会被任何人所注视,因而他也很可能就不再检点。他就会放纵自己,不惜干出各种邪恶的丑事。{3}

吃蝉在中国农村也许并非丑事,当饥饿威胁到人的生命恐怕连“吃人”都不能说完全背离了伦理道德。但对于最初离开乡村走向“城镇”——公社小镇的磨桌来说,一旦耗子摧毁掉他最起码的尊严,那么乡村道德对他行为举止的控制就会不复存在。贫困家庭不能给他“耗子”家里那种“好饭好菜”,于是他便从田野的飞蝉中攫取饭食,一个人躲在厕所一角偷偷享受“物欲”的快感。他把自己人格降低到动物水准的吃蝉行为,恰恰表明他的生存正在遭遇空前的危机。与刘震云的“道德同情”视角不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通过对“人的私利”与“社会经济”关系的敏锐观察和大胆剖析,帮助我们看清了磨桌的“人性秘密”——“吃”使他的人性底线全面崩溃。小说从“磨桌”角度淋漓尽致地展示出1970年代末农村复读生的精神困境,以及被等级意识所挤压的乡村社会危机。由农村进入城市所带来的个人危机实际并没有在刘震云后续的一批小说中平息,《一地鸡毛》中小林对身患重病的小学老师的心理负疚,还在加剧着这种痛苦感受。令读者更触目惊心的,莫过于1990年代后被揭开且数量惊人的刑事案件的嫌疑犯多来自农村低下阶层这种文学之外的事实。亚当•斯密《国富论》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18世纪英国农业/工业化转型期社会各个阶层的深刻观察,显然不仅适用对小说《塔舖》隐秘文本的认识,同样也适用于对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

正像亚当•斯密所说,像磨桌这样的农村青年“留在乡村的时候,他的行为举止可能还有人注意,他也可能不得不注意自己的举止”,他还不至于因为偷吃烧蝉被人撞见。他在农村家里有可能由于“吃”的问题而有“所谓丧失人格的问题”,如向邻居暂借和乞讨都可以暂缓危机,如果没有“城镇”做参照,他也许“不得不注意自己的举止”。对农民子弟在“城镇”遭受的羞辱,我已在对铁凝小说《哦,香雪》中有所分析。{4}这种由吃而引起的“城镇羞辱”对复读农村中学生的精神压力已远远超过了高考本身,他们一边在拚命复习,一边又在为生活而挣扎,形迹犹如自然界的动物,小说就有许多这样的描写。这种描写无疑强化了我们对于小说深层内涵的理解,例如农村的经济关系、吃饭的危机等:

我端菜回教室,发现李爱莲独自在课桌前埋头趴着,也不动弹。我猜想她经济又犯紧张了,便将那菜吃了两口,推给了她。她抬头看着我,眼圈红了,将那菜接了过去。

……

他说我爹来了,来给我送馍,没等上我,便赶夜路回去了。接着他把铺上的一个馍袋给我,我打开馍袋一看,里面竟是几个麦面卷子。这卷子,在家里过年才吃。我不禁心头一热。

……

  

二 王全因割麦“下课”

小说的另一条线索是写王全的“下课”。王全是一名三十多岁的中学复读生。在“我”眼里,他“和我曾是中学同学,当年脑筋最笨、功课最差,现在不知犯了哪根神经,也跟着复习”。但王全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他老婆是个“五大三粗的黑脸妇人”,家里经常“断炊”,“两个孩子饿得‘嗷嗷’叫”,在这种家庭经济状况中即使继续务农,也前途渺茫。所以,面对第二天给自己送馍袋的大孩子,王全参加“高考”的现实逻辑就是:“等爸爸考上了,做了大官,也让你和你妈享两天清福!”

这显然是一个比磨桌更加绝望的“高考复读生”。他的智力、家庭处境都注定了这次“离乡高考”将是一次失败之旅。我翻阅雷达等人的批评文章,批评家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个老实笨拙的农村汉子,因为像他这种“人生道路”实在难以与1980年代“理想化”的文学批评标准接轨。{5}在批评家对他的冷遇中,刘震云却在极力地展现他糟糕的家庭生活:

王全的老婆来了一趟。是个五大三粗的黑脸妇人,厉害得很,进门就点着王全的名字骂,说家里断了炊,两个孩子饿得“嗷嗷”叫,青黄不接的,让他回去找辙。并骂:

“我们娘儿们在家受苦,你在这享清福,美死你了!”

王全也不答话,只是伸手拉过一根棍子,将她赶出门。两人像孩子一样,在操场上你追我赶,终于把黑脸妇人赶得一蹦一跳地走了。同学们站在操场边笑,王全扭身回了宿舍。

王全老婆的“农村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与王全的“高考经济学”发生严重冲突,是因为王全的高考经济学是按照“高考”—“离乡”—“做大官”这种公式推演的;而他老婆的农村政治经济学原理则是“割麦”—“解决断炊问题”—“全家人活下去”。在全国上下轰轰烈烈的“高考”浪潮中,王全老婆是在一个很低的历史层次上理解她丈夫的“高考壮举”的,她要时刻面对全家人严酷的生存境况,这是她把高考意义矮化的根本原因。小说在这里埋下一个伏笔。并不是王全和他老婆感情不睦,他和老婆两人在塔舖公社中学操场上大打出手,是家里需要王全回家务农的原因所致。这个情节中实际已经埋下了“王全下课”的逻辑线索。

在我看来,“王全下课”虽是小说的闲笔,却是里面最重要的闲笔之一。

作为对1977、1978年全国“高考”的重要补写,王全的家庭故事也许极大地丰富了那个年代复杂而曲折的内涵。如果说“磨桌”与“吃”的问题暴露出千百万的高考大军是由社会各个阶层且贫富不均的人员组成的话,那么王全老婆为读者算的一笔“割麦账”却把无数个高考失败者的形象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正是她的“农村政治经济学”,交代了王全与高考制度的历史性关系。正如有人精辟指出的:“人对他在他所处的这些关系中的存在的基础认识到了什么程度,也就是他对自己的认识到了什么程度。”{6}王全老婆事实上比王全更淋漓尽致地看清楚了他们全家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地里麦子焦了,你回去割不割?割咱就割,不割就让它龟孙焦在地里!”也就是说,她凭着人的生存本能帮助王全认清楚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和阶级意识,这种意识就是全家只有靠无休止的“劳动”才能维护最基本的生存。他是没有“剩余时间”做“高考”的非分之想的。马克思以他敏锐的社会观察力证明了王全老婆“农村政治经济学”的正确性:“在这里,所以要生产使用价值,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基础,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他要生产具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要生产用来出售的物品、商品。”{7}王全通过“割麦”,留一部分维持全家全年的吃食,再拿一部分出售给国家,使它们具有“交换价值”(实际上,王全割麦也是一种“交换”,他只有“割”,麦子才能通过他的劳动将粮食“交换”到他家里的粮仓中);但是,按照1970年中国北方农村的粮食产量,一般农户除留口粮已所剩无几。它们产生不了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剩余价值”。即使有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所谓“剩余价值”,它也只能依靠农民延长繁重的劳动时间来获得。这是因为,197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农村粮食严重不足,有人发现农民的变相“偷窃”在很多地方已很普遍。{8}连1985年莫言创作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也明目张胆地写到黑孩1970年代偷生产队萝卜的事情。1979年9月国家允许“包产到户”的政策才开始施行,{9}所以《塔舖》写1978年王全放弃高考以超时割麦和其他劳动来换取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更证明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全面危机和即将出现的历史终结。因此,王全在“人民公社”最后阶段的命运必然是:“无论纺纱工人的劳动和珠宝细工的劳动在程度上有多大差别,珠宝细工用来补偿自己的劳动力价值的那一部分劳动,与他用来创造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追加劳动在质上完全没有区别。在这两种场合,剩余价值都只是来源于劳动在量上的剩余,来源于同一个劳动过程——在一种场合是棉纱生产过程,在另一种场合是首饰生产过程——的持续时间的延长。”{10}

在高考结束回家的路上,“我”在田野上看到了用庄稼的使用价值来换取交换价值拚命劳动的王全:

和王全仅分别了一个月,他却大大变了样,再也不像一个复习考试的学生,而像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戴一破草帽,披着脏褂子,满脸胡茬,手中握着一杆鞭。

他每天都要拚命劳作,从小麦、高粱等农作物的使用价值中提取有限的但对于全家来说却非常重要的交换价值。他才三十岁,有的是力气,这就是说可以比四五十岁的农民进一步延长劳作时间,他通过榨取自己的体力来争取一点活着的尊严。王全老婆的“农村政治经济学”终于战胜了王全的“高考政治经济学”,在反映农村高考生活的小说《塔舖》中,学生的“高考”终于逊位于生活逻辑的残酷逼迫。这篇小说告诉读者,在广大农村,少数人的高考是以无数人因“割麦”而放弃高考而终于被逐出1980年代中国社会第一轮竞争为前提的;所以小说结尾写道:“后来,我进了我国北方的一所最高学府。玉阶飞檐,湖畔桃李,莘莘学子。但我的眼前始终浮动着、闪现着塔舖的一切,一切。”因为,“我不敢忘记,我是从那里来的一个农家子弟”。他不会忘记王全临走时和他的那场对话:

“大半年的苦都受了,还差这一个月?!”

他点点头,又吸了一口烟,突然动了感情:“你嫂子在家可受苦了!孩子也受苦了。跟你说实话,为了我考学,我让大孩子都退了小学。我要再考不上,将来怎样对孩子呢?”……

一个普通农妇道出的原来竟是对中国农民“存在的基础”的最深刻的认识。

三 “我”和李爱莲的“爱情故事”

如果在“磨桌”和王全的故事中“我”只是小说的旁观者,那么在与复读女同学李爱莲的“爱情故事”里则成了一个主角。作为小说诸多线索中的主要线索,小说主角与李爱莲的爱情悲欢同样像一面历史镜子反映了1977、1978年“高考”的深刻内涵。

小说首先对复读生李爱莲的家庭经济状况做了社会学调查。李爱莲之所以课余时间“割草”卖钱维持学费,是因为“家中困难,爹多病,下有二弟一妹”,而且父亲酗酒打人,等于全家唯一的全劳力已经丧失;李爱莲把“我”给她的半碗萝卜炖肉拿回家给父亲吃,把读者视线带入了她贫困的家,“三间破茅屋,是土垛,歪七扭八;院子里黑洞洞的,只正房有灯光”。这种“赤贫”的“全景”令人心寒;最后,作品镜头聚焦在李爱莲躺在床上的父亲身上,“屋里墙上的灯台里,放着一盏煤油灯,发着昏黄的光。靠墙的床上,躺着一个干瘦如柴的中年人,铺上满是杂乱的麦秸屑。床前围着几个流鼻涕水的孩子;床头站着一个盘着歪歪扭扭发髻的中年妇女,大概是李爱莲的母亲”。这个绝望家庭的经济状况是1970年代末中国北方农村的真实写照,从中我们可以料知李爱莲的“高考之路”并不平坦。这实际也为“我”与李爱莲的爱情悲剧留下了隐患。

“一个人是富裕还是贫穷,是依据他对人类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所能享受的程度而区分的。”“每样东西的真实价格,就是每样东西对于一个想得到它的人在获得这件东西时所需要付出的劳动和艰辛。每样东西对于已经获得了它的人、要处置它的人或要用它去交换别的东西的人来说,其真实坐标就是它能为他节省多少劳动和艰辛。”{11}亚当•斯密对劳动与生活必需品关系的精确计算和缜密思考,使我们得以对王全和李爱莲这两个“高考贫困生”的家庭经济情况和生存能力做一个比较性考察。虽然为全家人吃饱饭王全要付出“劳动和艰辛”,但是强壮而年轻的他在获得“每样东西”的过程中是可以通过拚命劳动来节省生活艰辛并略有盈余的。而在丧失了父亲这个强壮的男劳力之后,这个只剩下两个女人和三个幼小孩子的家,则需要付出比王全多几倍的劳动和艰辛才能得到“生活必需品”,李爱莲连“我”送她的半碗萝卜炖肉都要拿回家,足见脆弱的家庭经济到了不堪一击的地步。

在1977、1978年的“高考”课堂上,到底坐着多少“同桌的你”,确实是一个连社会学家都难以统计的数字。因此,在我们叙述了诸多生活的沉重后,“我”和李爱莲纯真质朴动人的爱情无疑为黑暗向光明过渡的1980年代增添了些许的亮色:

她是个女生,和悦悦同桌,二十一二年纪,剪发头,对襟红夹袄,正和尚入定一般,看着眼前的书,凝神细声朗读课文。

黑夜茫茫,夜路如蛇。我骑着车,李爱莲坐在后支架上。走了半路,竟是无话。突然,我发现李爱莲在抽抽嗒嗒地呜咽,接着用手抱住了我的腰,把脸贴到我后背上,叫了一声:

“哥……”

这个老实质朴的农村女孩子,却有着惊人的感情和生活忍耐力。她陪我天不亮到大路上等连夜徒步一百八十里去汲县师范为他们借《世界地理》的父亲。她即使为抢救在新乡医院的父亲,以五百元医疗费为代价把自己嫁给王庄爆发户吕奇之后,仍然克制强烈的痛苦隐瞒实情写信鼓励“我”:

哥:

高考就要开始了。我们大半年的心血没有白费,就要看这两天的考试了。但为了照顾我爹,我不能回镇上考了,就在新乡的考场考。哥,亲爱的哥,我们虽不能坐在一个考场上,但我知道,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我想我能考上,我也衷心祝愿我亲爱的哥你也能够考上!

爱莲

李爱莲为换取为爹治病的“生活必需品”,违心地将自己“卖”给了吕奇。但是,陷入命运绝境的她,仍然在全心爱着并支持着在考场拚命奋斗的“我”。小说写到这里,支撑着它的“农村政治经济学”终于让位于贫困人们在苦难年代崇高的精神追求,“高考”、“爱”在这里为我们深刻诠释了这一代人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这一描写超越了小镇塔舖贫困复读生在艰辛中挣扎和奋斗的层次,使人对苦难年代产生了更为温暖的回忆,这也是小说《塔舖》最最动人的地方。不到三十岁的刘震云,已经在小说创作里显示了他不同寻常的观察力和艺术表现力。这正如吕西安•戈尔德曼在他的《论小说的社会学》里指出的那样,“小说必然同时是一部传记和一部社会编年史”,“文学社会学的大部分著作,的确在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和使它们得以产生的这个或那个社会集团的集体意识之间确立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刘震云用他的小说去书写并忠实记录“农村高考人”的生活历史和切身经验。然而,他又不是一味陷于这种经验而在那里滥情,因为“小说家应该超越他的主人公们的意识,而且这种超越从美学上说是小说创作的组成部分”。{12}

但我不得不回到马克思著名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理论,用它来考察1977、1978年乃至后来很多年的“中国式高考”也许并不是没有针对性的。据说1977年12月全国有五百四十万人参加高考,录取二十七万人,仅有百分之五的人走进大学殿堂并改变了命运。被淘汰的部分城市青年顶替父母进入工厂,或被街道企业吸收,农村青年则重新扛起锄头继续务农(1978年虽有一点扩招,但情形与前一年大致相同)。考上大学的学生意味着已经获得将来进入社会精英阶层的预选资格。1977年考上北大中文系,后来一直做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著名作家陈建功回忆道:“1977年深秋的一个清早,天还未亮,我们矿上用一辆大卡车,将我们这些参加高考的矿工拉去考试。那时天气已经很冷了,我看见寒星还在天上闪着,山路非常崎岖,卡车似乎开了近一个小时,才到了一个特别衰败破烂的院子,这是一所学校。我们都知道,决定我们命运的时刻到了。”虽然落榜但最终在北京一家杂志做编辑的诗人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北大荒年代的知青诗人),未能上大学始终是他很深的心结:“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我的能力比他们强多了!你们看重文凭,我偏不要文凭!”“现在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上大学的心理障碍不存在了,经济上的困难也不大”,“或许只好等退休之后,再去上老年大学,以圆我今生之梦。”一位名叫白天德的山西庄稼汉,因考上师范学院被人冒名顶替被迫务农,多年后身患绝症的他给《山西青年》杂志写信说:

我已是一个身患绝症,早已把遗书锁在抽屉里的垂危病人,就连这篇短文也是我耗费了许多精力才完成的。……我无视目前沸沸扬扬的“下岗择业”,因为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运用全部的精力来应付死神的侵袭。{13}

这不是一个孤例。如果选择几个农村村落和城市街道做一个当年“落榜生”的社会调查,全面把握他们之后职业、生活和家庭经济状况,将会对我们的社会问题讨论以强有力的支持。从以上材料分析,陈建功因为高考而由一名矿工走上社会高层,郭小林由于出生北京和家庭背景也基本如愿以偿,白天德因落榜则逐渐坠入社会底层。像白天德这样的农村落榜生,他们的子弟后来都成为“世袭农民”,他们或者下一代在1990年代以后,大概就出现在奔赴南方和各个城市的千千万万的“农民工”大军中,二十多年后仍在承受因父辈高考失利而付出的代价。“高考,关系到一个农村孩子一生的命运。”{14}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刻揭示,在1977年启动的“中国高考史”中得到了应验,对小说《塔舖》的理解不能不放在这种历史架构之中。脱离了这种架构就很难理解《塔舖》中“磨桌”、王全和李爱莲这样具体的命运,很难理解作为当年高考之一员的作家刘震云为什么会写出这篇小说。

天是黑的,星是明的。密密麻麻的星,在无边无际的夜空闪烁。天是那么深邃,那么遥远。我第一天发现,我们头顶的天空,是那么崇高,那么宽广,那么仁慈,那么美丽。我听见身边李爱莲的呼吸声,知道她也在看夜空。

我们没有说话。

起风了。夜风有些冷。但我们一动不动。

突然,李爱莲小声说话:“哥,你说,我们能考上吗?”

我坚定地回答:“能,一定能!”

“你怎么知道?”

“我看这天空和星星就知道。”

她笑了:“你就会混说。”

又静了,不说话,望星空。

许久,她又问,这次声音有些发颤:“要是万一你考上我没考上呢?”

我也忽然想到这问题,身上不由得一颤。但我坚定地答:“那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

回答有一些无力。这是女主人公的一个不祥的预感,这个看似虚无缥缈的预感却证实了一个结结实实的真理:“我”和李爱莲因“高考”而萌生的爱情将就此终结。任何一个人“拥有户口”和另一个人“不拥有户口”,都将使两个人从此天各一方,人事两隔。当然也可能有别的例外。这种“高考故事”在我1978年就读的大学里比比皆是,令人伤心落泪,但也是寻常传闻。“高考”——“户籍制度”——“进入社会中上层”这种政治经济学的认识结构和知识谱系,被插入到小说的叙述当中,它成为“我”和李爱莲无法逾越的历史障碍。但这种政治经济学知识并不妨碍我们进一步去细读小说,没有知识介入的文学阅读可能只是一种审美阅读,而不是具有深度的历史阅读。历史阅读如果作为观察小说的一个窗口,我们就能把我们的审美感受、知识清理和全部生活经验包括其中。

这篇小说所具有的情感深度和历史深度就是,它是一篇“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而重叙当年的小说,因为它从这里连带出了我们这代人的“高考史”,连带出也许永远都不能轻易忘记的个人记忆。只有“永远不会忘记”,无论作家、读者还是后来的研究者,才能通过阅读整理自己,整理历史本身。

四 农村高考与人口迁移

第三部分的小说叙述为我们的研究带出了一个小说中的“户籍”和“人口迁移”问题。在当代中国,尤其是国家直接安排大学生就业的1990年代中期以前,“高考”成功对农村考生来说就意味获得“城市户口”,完成身份转型。所以,每年的高考背后不仅意味着很多农村大学生合法地进入城市,而且也是一次次历史性的“人口迁移”。

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大多跟战争、灾荒、拓垦边地、社会发展等政治和经济密切相关。如前文所述,当代社会越来越严密的“城乡二元结构”虽然以强迫手段获得了暂时的历史平静,但也导致农村社会的长期贫困和经济滞后状态,所以社会一旦发展,就会迅速促进社会结构的震荡、重组,推动人口迁移的浪潮。新时期小说中王蒙的《夜的眼》、路遥的《人生》、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和贾平凹的《浮躁》等等,都揭示了老干部平反“归来”、“知青返城”和农民重新进程的现实生活。“参军”、“高考”、“招工”、“经商”和“务农”成为1980年代以来人口迁移的主要标志。社会学教授张静认为每逢历史发生转折,“身份重建”就成为每个社会成员必然的选择:“‘社会身份’一向是社会学关注的主题,这不仅因为它的现实存在——在每一个社会中,都可以观察到社会身份的存在,人们总是试图流动到更高的社会身份位置上去。”{15}强大的社会浪潮和人的生存本能,使人每遇一次历史机会都会紧抓时机而毫不迟疑。

离高考还剩两个月,这时传来一个消息,说还要考世界地理。塔舖中学一片慌乱,“同学们都变得自私起来,找到资料的,对没找到的保密,唯恐在高考中多一个竞争对手”。小说中的考生在关键时候暴露出自私的本能,但当“我”因无材料而陷入惊慌时,“我”爹站了出来,他自告奋勇要到“一百八十里”外的汲县亲戚家为儿子借《世界地理》。这个一辈子生活在乡村的老农非常明白,“高考成功”将意味着儿子从此离开苦难的农耕生活,“迁移”到“城市”里去。爹毫不迟疑地采取了行动:

爹满有信心地说:“我年轻的时候,一天一夜走过二百三。”说完,一撅一撅地动了身。我忙追上去,把馍袋塞给他。他看着我,被胡茬包围的嘴笑了笑,从里面掏出四个馍,说:“放心。我明天晚上准赶回来。”我眼中不禁冒出了泪。

一天没有消息。第二天晚上“我”和李爱莲偷偷溜出学校,到二里地外的大路上接爹,仍无踪影。小说省去了爹一天一夜奔波的无尽艰辛,这个故意隐去的情节就隐身在图书馆馆藏的大批涉及农村、农业和农民历史与现状的书籍中,它们作为深邃而沉重的历史背景给了《塔舖》难以想象的深广度。到次日清晨,经过长途跋涉也许丝毫都没有停歇的爹终于回来,“天色渐渐亮了,东方现出一抹红霞。忽然,天的尽头,跌跌撞撞走来了一个人影”。小说以难过、辛酸和令人激动的笔调写到父子俩的重新见面:

爹看着我们兴奋的样子,只“嘿嘿”地笑。这时我发现,爹的鞋帮已开了裂,裂口处,洇出一片殷红殷红的东西。我忙把爹的鞋扒下来,发现那满是脏土和皱皮的脚上,密密麻麻排满了血泡,有的已经破了,那是一只血脚!

“爹!”我惊叫。却是哭声。

爹仍在笑,把脚缩回去:“没啥,没啥。”

李爱莲眼中也涌出了泪:“大伯,难为您了。”

我说:“您都六十五了。”

没人知道这一天一夜里,一个六十五岁的农村老人奔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在想什么,怎么走过来的,是什么在支持他完成一个伟大的行动。这种极其丰富复杂的意识不是“高考成功”、“进城”就能叙述得清楚的,对于一个识字不多或许不识字的老人来说,这是他意识深处的一个“黑箱”。《塔舖》在王全退学回家和我与李爱莲爱情悲剧之间,又为我们插入了一个叙述的高潮,这就是1978年小镇塔舖的“高考”远远超越了恢复高考的意义,它以极其节省的方式浓缩和帮助读者深刻观察到“高考”背后农村“人口迁移”的历史问题。

小说主人公“我”爹在“长途借书”的路上,显然不具有经济学家清醒的历史反省意识。“胡星斗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通过对居民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人口登记,以法律的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人口的正常流动,成为如今中国社会严重的二元结构、城乡隔离的始作俑者。目前世界各国虽然也有‘人口登记’、‘人号’、‘社会保障号’、身份证、公民档案甚至‘户籍’等管理措施,但极少存在城乡二元户口安排及城乡严重隔离的制度。虽然经济学家刘易斯早就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的问题,并对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他们恐怕谁也没有想到中国的二元结构是以官方文件、法律和制度的形式被固定下来的。”他进一步尖锐地批判道:“在中国,二元户籍制度衍生出二元就业制度、二元医疗制度、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二元电力制度、二元土地制度、二元人才制度、二元组织制度(城市有工会,农村却没有农会)、二元国有资产制度(‘国有资产’、‘全民所有制’竟然没有农民的分),而且,农民在政府服务、基础设施、生产资料供给、粮食销售、燃料、住宅等方面都处于劣势。”{16}1978年初夏,一头大汗地奔走在一百八十里乡间路上的“我”爹,心里装着的只有让儿子赶快拿到《世界地理》这件事。他像王全老婆和千千万万个农民一样,心里只有这么一本“农村政治经济学”的账:一、通过《世界地理》这本书,儿子可能离“高考成功”更近了一步;二、唯有儿子高考成功,他才能脱下农民的衣服,以“城里人”的“身份”享受城市各种制度资源;三、儿子的工资将成为全家人的“经济来源”,用于父母“养老”、兄弟姊妹家境变化和后代人的社会升迁。因为,在1970年代、1980年代、1990年代,无数个“农家子弟”都意识到无法抵抗和改变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历史的状况,唯有“高考”成为他们“迁出农村”的唯一机会。在这一历史间隙里,有的人抓住了机会;有的人在机会面前却失去了一切;这种故事至今还在我们生活里上演,这就是为什么小说《塔舖》仍然能给人震动的原因。

在我看来,文学批评家没有给小说《塔舖》更准确的历史性的评价,给今天的读者和研究者以启发,是因为在那个年代人们仅仅在“文学”的范围内想问题;而不像政治经济学家那样,在与文学人物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的知识里想问题,他们对问题的思考极大地扩展了小说里原本存在、而被文学批评家一直漠视的丰富的文本内容。于是,在文学批评“缺席”的情况下,我被迫引入了社会学批评、政治经济学批评的观察视野和知识,引入了他们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和批判力量。从这个角度看,围绕小说而开展的“文学批评”我觉得不一定都来自职业文学批评家,出现在小说诞生年代前后的所有有用的社会学批评、政治经济学批评,在我看来也都应该划入“文学批评”的范畴。因为社会学批评和政治经济学批评补偿了文学批评的缺憾,充分丰富了我们对刘震云短篇小说《塔舖》的理解。我意识到,在这篇小说周围,有一个文学、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共同组成的“文学批评”的立体架构。这是我在尝试解读小说《塔舖》时意识到的一个问题。

{1}最近几年,我经常在开会和外出场合听到一些专业同行谈到他们二三十年前,住在小镇或县城中学准备高考时就着咸菜吃家里带来的窝窝头、玉米馒头的不愉快人生经历。对处在长身体年纪的孩子来说,他们多年后进城进入“成功人士”社会阶层再“回望”这段历史时,无疑是痛苦的、不堪回首的。这种经验对我们这些在“城里”长大的人,一般都很难理解。所以,某种程度上,刘震云这篇小说写的是“农村一代”的共同历史,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2}雷达:《追寻灵魂之故乡——〈塔舖〉与〈无主题变奏〉之比较》,《文学自由谈》1988年第3期。

{3}(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第748页,谢祖钧译,孟晋校,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

{4}见本人刚完成的拙作《香雪们的“1980年代”——小说〈哦,香雪〉和文学批评所折射的当时中国农村之一角》。在这篇文章里,我对主人公香雪因为没有公社中学女同学那种“带磁铁”的“铅笔盒”而被人嘲笑的故事,以及她的心理状态都做了社会学分析。

{5}在雷达《追寻灵魂之故乡——〈塔舖〉与〈无主题变奏〉之比较》一文中(《文学自由谈》1988年第3期),批评家对王全只字不提,表明这种失败的农村人物并不是他“理想化”的批评对象。

{6}(匈牙利)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辩证法的研究》,第274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

{7}(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217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

{8}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第433、434页,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1970年代中期后,“家庭本位的价值观与集体本位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还以直接的方式影响生产集体经济,主要表现为农户的‘化公为私’的行为。化公为私的手法五花八门,概而述之,可分为借、拿、占、偷四类。”“例如在陈家场,每次生产队喷完药水以后,参加除虫劳动的农民都可以把留在喷雾器里的药水拿回家,到自留地除虫。人人都可以如此去拿,公开地、大模大样地拿,谁也不把这样的拿当作偷。”“我们经常会听到各种某某人偷了生产队的什么东西的传闻,从挖几个番薯、拔几棵黄豆,一直到偷生产队的砖头、瓦片,锯生产队的树木,等等。”

{9}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第448页,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该书写道:“中央的政策于1979年9月开始松动。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规定,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地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可以包产到户。

{10}(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230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

{11}(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第25页,谢祖钧译,孟晋校,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

{12}(法)吕西安•戈尔德曼:《论小说的社会学》,第7、13页,吴岳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13}参见何建明长篇报告文学:《高考报告》,22、35、206页,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

{14}引自《罗彩霞走出法庭后流泪 称希望事情就此结束》一文,2010-8-16《人民网•人民日报》。“恢复高考”二十几年后,2004年发生在湖南省邵东一中的罗彩霞高考被人以同名顶替录取的“事件”,仍在第一时间上网并震惊全国。这篇报道写道:“2004年9月,时任湖南省隆回县公安局政委的王峥嵘,伪造了罗彩霞的户口迁移证等证件,王佳俊冒用罗彩霞之名被贵州师范大学录取。”最后“事件”以“2009年10月,王峥嵘以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和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4年”、其子女被学校退学等处罚而告结束。在这篇文章中,我注意到无论罗彩霞的“维权”还是网友的争议,都围绕着“户口迁移证”、“毕业证、学位证、教师资格证”而进行,说明“高考”与“社会身份”的紧密联系。“高考”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15}张静:《身份认同研究——观念、态度、理据•引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6}杨豪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大迁徙》,第220、221页,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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