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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路尽头拒绝遗忘(任 明)

王周生长篇《生死遗忘》读后

任 明

“生死遗忘”是个铿锵有力、但不那么美妙的组合词——也因此是一个不那么美妙的书名。它过分向读者强调“遗忘”的严重性——如小说中所言,确实攸关生死——赋予它一种生硬的教化意味,却忽略了“遗忘”在真实人生中常常具有的暗淡、无奈、低回的色彩——就像《生死遗忘》中的主人公肖子辰,说“我忘了”、“我不记得了”这句话的人通常不会是在自豪地宣告,而是一位惭愧的负疚者的形象。

以“遗忘”为主题,王周生的长篇小说新作《生死遗忘》展开了一段男女主人公在生命终点与“遗忘”相“搏斗”的故事。这种“搏斗”通常胜负难言,因为被逝者带到另一个世界里的记忆谁也无法看到,我们能看到的是逝者留在这个世界中的记忆——“多少人真情假意,爱过你的美丽……唯独一人爱过你朝圣者的灵魂”般的记忆。写作使这种记忆具有了凝固的形式,使得记忆、故事乃至“遗忘”都进入了与他人共在的公共领域。

故事的主题亘古长新:爱情是什么?是否存在对爱情的不同理解?“性格决定命运”是一句谶语还是一种赞誉?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些亘古长新的疑问与主题,编织着小说的脉络,而如一把尺子般浮现在一切之上的,是“遗忘”。

遗忘以“客体”显示“主体”。除了疾病的侵蚀,所有的“遗忘”都在向我们“显示”自己:我们记住了什么,我们又遗忘了什么。

作者说,遗忘即死亡。一个听起来有点沉重的断言。

  

三代人的爱情

小说涉及三代人的爱情与婚姻:外祖母凌德磬与外公肖子辰,母亲肖莹与父亲魏文彰,第三代魏乐与女同学“小刺猬”。叙事中心是凌德磬与肖子辰之间的爱情与婚姻。这是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的人物,他们的婚姻在大家看来是互补型的:

肖子辰喜欢什么,不顾一切;凌德磬喜欢什么,不露声色。

父亲(肖子辰)喜欢边看边议论,母亲(凌德磬)常常把手放在嘴边,嘘,子辰,你能不能轻点!看完电视新闻,母亲爱听昆剧或苏州评弹,一遍一遍,从来听不厌。父亲躲进房间,看他的英文诗歌或英文小说。……父亲对评弹的不屑,母亲是知道的,可是父亲总是把电视机让给母亲。

确实,凌德磬没有肖子辰的文采,也没有肖子辰狂放的激情,但是,这并不说明她没有肖子辰爱得深。肖子辰喜欢用华丽的词藻把火辣的情感释放得淋漓尽致,凌德磬呢,她喜欢不露声色,再深的感情,也要一点一滴节约着用。

母亲一辈子不求人,父亲一辈子依赖人。父亲若无人依赖,就会无所适从。母亲若要依赖别人,就会精神崩溃。

父亲是自私的,随心所欲,他爱过母亲,可是那爱渐渐变成依赖。而母亲呢,母亲对父亲的感情,真是爱恨交加,恨铁不成钢!

爱恨交加,恨铁不成钢!这句话真是形象表达了人对爱情的无能为力——你爱的人偏偏不爱你,那你也只好爱恨交加,恨铁不成钢!

凌德磬与肖子辰婚姻的终结,源于两人爱情观念以及对爱情要求的不同。对凌德磬来说,“动心”则是触犯了爱情中的“道德”戒条,只有离婚这条路好走;而对肖子辰来说,“动心”与道德无关,“出轨”才与道德有关。这真是一个道德难题,也是一个爱情难题!可以说,不论哪位读者把这道难题摆在自己面前,都不免要踌躇半天,或是痛苦一生!

这时候,能够做出选择的,往往是源于性格因素。主人公凌德磬就是一种宁折不弯的刚毅性格。

因为看到柳沁在自己家中对丈夫哭诉的场面,又从丈夫口中逼问出“喜欢”二字,凌德磬毅然做出了“离婚”的选择——暗含“不离,他怎么知道好歹”的惩罚心理。没想到,搬到学校去住的丈夫一个月之后就成了别人的老公,并且婚后过得有滋有味,甜蜜非常。凌德磬从此只能将所有的爱心与情感都奉献给女儿、女婿、外孙以及医院里的病人。并非想做一个爱情与婚姻顾问,也不想对肖子辰或柳沁作自己的道德评判,作者选择以“性格决定命运”来解释整个事件的走向。小说以女婿魏文彰的视角,对凌德磬的性格悲剧做了表述:

这个家最可怜的,其实就是岳母凌德磬。她为人人,人人却不一定为她;她爱人人,人人却只是怕她。做人、做人,人其实哪里是做出来的?这是天性使然。

“天性”使得有的人在爱情中如鱼得水,有的人却只适合“恩情”。这是不同性格在应对社会环境要求时与两性要求之间所发生的错位。同时,爱情作出一副“变幻莫测”的嘴脸,对女性实际上只有“妩媚温柔”一种标准与要求时,才造成所谓“刚毅干练”、“说一不二”的女性在爱情中的流离失所。以今天的观点看来,所谓爱情的“玄妙”,其实正表现了那一代爱情观的贫乏。

这一点,通过小说中对肖莹与魏文彰、魏乐与“小刺猬”之间爱情的描写,无意间表现了出来。

肖莹与魏文彰的婚姻虽然是凌德磬一手安排的,然而,这除了使他们感觉爱情平淡以外,并没有妨碍二人之间相濡以沫、互相体贴的婚姻生活。因为对自己所拥有、所需要的婚姻与生活很明确,在护工杨飞燕对自己表示好感的情况下,魏文彰从心理到身体都拒绝“出轨”,细心呵护、也“保卫”了自己的婚姻。这除了与魏文彰严谨自律的性格有关,也与他和肖莹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默契有关。小说除了描述二人在“蜡烛两头烧”的忙乱中对彼此的歉疚之情,对魏文彰与肖莹之间的情感并没有多少笔墨,然而有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

有一回,读到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一句话:“我在心里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魏文彰拍手叫绝,天堂要是像图书馆那样,爱读书的人,还会怕死吗?

有一天,在一大堆新购进的图书里,肖莹看到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谈艺录》,随便翻了几页,猛然间读到一句话:“我一直在心里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肖莹心里一亮,图书馆!天堂!这才是光芒万丈的字眼哪!职称与之相比,真是俗不可耐!肖莹给自己找到了高雅的退路,她在心里鄙视职称。

可以说,对读书的共同爱好以及性格的淡泊自守是两人情感的坚实基础。“人们对爱的理解各有不同,就会有不同的期盼。爱情,在结了婚的夫妻之间,终将转化成恩和义。明白的人,过完平和宁静的一生;不明白的人,心绪烦乱,永无宁日。”作者忍不住在书中发出这样的感叹。

大学生魏乐与“小刺猬”之间,也是一种互相平等、称得上是“单纯透明”的爱情关系。魏乐不会因为“小刺猬”希望与他见面就放弃去看外婆和父母的计划,也不会因为“小刺猬”的要求就去加入登山队;同样,“小刺猬”也不会因为魏乐觉得登山无聊而放弃登山的计划。“爱情”在他们之间的成长是自由的,不需要太多妥协,也没有因时代风雨而带来的“阴差阳错”——至少暂时没有。

在凌德磬与肖子辰之间,除了个性的差异——“父亲的心从不安分,又不会掩饰自己”——爱情本身就布满了时代所带来的伤痕——也许可以试着指出这一点——并不断受到与他们同样受到时代伤害的人的牵扯。肖子辰的初恋情人汪令嘉就是这样一个令人心痛的、悲哀的记忆;一起在文革中挨批斗的遭遇,也是肖子辰与柳沁惺惺相惜的起点。

一种源于共同历史记忆的悲哀与同情,总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意味。

复杂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复杂的心理与情感需求,也许确实会使“爱情”成为一桩复杂难解的“谜”。据王周生说,曾有朋友因为自身的经历,对她这样感叹:“我这一辈子,不懂得爱情是什么!”王周生自己有时也不免这样想,他们这一代人,好像是不太懂得爱情是什么,因为在该谈恋爱的时候不让谈,后来谈的时候又被附加了太多的外部因素。

阿尔茨海默症与记忆

爱情,成为一辈子只爱过肖子辰一个男人的凌德磬的坟墓,早早地将她心灵的一部分埋葬,只是,埋葬不等于遗忘。

当得知柳沁去世以后肖子辰患了阿尔茨海默症、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凌德磬决定让他搬回来住,自己帮女儿分担照顾他的责任。然而,阿尔茨海默症——作者在小说中表达了对将阿尔茨海默症称作“老年痴呆症”的反感,认为这是对病人的不尊重——这一常常表现为“记忆丧失”的疾病,竟也会以残留的记忆来伤人。一天,肖子辰突然从家中出走,凌德磬和女儿、女婿找到他的时候,他抱着柳沁的照片,蜷缩在自己家的床上睡得正香甜。

照片背面有缱绻的诗句:“寻找一条合适的路,你等我。”

打击是毁灭性的。回家以后,凌德磬将一直珍藏的她和肖子辰之间的情书付之一炬。当黑色的烟灰被冲进马桶的时候,她感觉就好像是为自己熬了一盆又一盆的孟婆汤。

一封接着一封,信变成了火焰,变成黑色的烟灰,在浴缸四周飞舞。木盆里的水,越来越黑,凌德磬把黑色的水倒进抽水马桶,一盆又一盆,哗啦啦,马桶里的水,抽了一次又一次。凌德磬忽然觉得这一盆盆黑水,像戏曲故事里忘却人间一切恩怨的孟婆汤。只不过,这种在阴间必须喝了才能遗忘的汤,在人间,凌德磬只需将它倒掉。

如果说人在“喝”孟婆汤的时候也有“心情纷纭”的话,凌德磬此刻的心情却是干脆的:“凌德磬这辈子,只爱过一个男人;而这一个男人,却爱过不止一个女人。人与人之间何以差别如此之大,这与性别无关,与荷尔蒙无关,却与人的秉性有关。她不想追究,只想了断。她将卸下这个令她一辈子不得安宁的包袱,轻轻松松走完最后的路。”

“孟婆汤”是这部小说的一个主要意象,象征着想忘而忘不了爱的记忆与痛苦的女主人公的心理需求。现实中,想忘而忘不了的人并没有孟婆汤,对“遗忘”并没有祈求的肖子辰却被阿尔茨海默症侵蚀了记忆。

记忆就像一棵大树。对于肖子辰来说,那些遥远的往事,是他记忆树上一根根经历过风雨的枝干,苍劲傲岸,不会轻易折断。近前的人和事,是记忆树上一片片嫩叶,一经风吹雨打,就会落下。这些落下的记忆碎片,就是遗忘。

作者通过细致的笔触,描写了“遗忘”对一位老人生命的解构:肖子辰喊凌德磬“妈妈”;时不时从他口中蹦出的“磬”——凌德磬听了温馨满怀——实际上是在喊另一个女人“沁”。

不能“遗忘”的人总是被“遗忘”所伤害。作者说,痛苦的是目睹遗忘。

因为遗忘在人类文化中,被赋予了太多意蕴。

“记忆是生命,遗忘即死亡。在记忆与遗忘之间,我们寻找自己。”作者为这部小说写的“题记”,表达了一种将“记忆”与“生命”连接在一起的人类世界的“约定俗成”。中国民间流传的“孟婆汤”的故事以及西方神话中的“忘川”(Lethe),是这种“约定俗成”深入人类文明、文化源头的表现。“记忆”代表的是前世与今生的区别;喝了让人遗忘的孟婆汤,就可以重新做人,开始新的一生。可以说,摒弃记忆的生命,已不再是同一个生命。

“遗忘”有一种与人的生命相悖的否定性。

对记忆的重要价值,小说中还有一种诗意的表达:“记忆是约会之地。”“记忆,成了肖子辰和柳沁相会的独特空间;记忆,成了他与她交流的唯一形式。除了记忆,他俩怎么可能再相见?除了记忆,他俩怎么可能再说话?正是记忆,才让他觉得她还活着!”记忆不仅是生者与生者之间的连接,也是生者与死者之间的约定。生者藉共同记忆而交流,死者藉生者对自己的记忆而使自己的存在不至于成为虚空。也许正因为“记忆”的种种重要性,小说主人公对种种形式的“遗忘”耿耿于怀。“个人的遗忘或许是小事,可是,如果一个民族的遗忘,那可是大事。”“那些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件,那些动乱年月的悲惨情景,我们闭口不谈,或者在书中一笔带过。为什么我们要回避曾经有过的痛苦?为什么要强迫我们遗忘?如果说,个人的遗忘,是衰老,是疾病,那么集体的遗忘呢,难道不是衰老的象征?”

这些有点直白的比喻、有点“天真”而直白的疑问,使得小说在这里一下子由“故事”跳到“现实”,急促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实。作者为什么要如此明显地把现实“夹带”到故事中呢?

答案可能只有一个:因为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她自己、他们那一代人的化身——虽然小说中的凌德磬从年龄来讲,要比作者大上一辈。“世界上有许多事可以遗忘,永不提及,比如她和肖子辰,那是个人情感纠葛。可是世界上另有一些事,永远不能遗忘,比如令嘉的生与死。这不是一个人的生与死,这是一个民族的生与死。这段民族的历史,一旦被遗忘,发生在令嘉身上的灾难,还会在其他人身上重现。这样的遗忘,就是死亡。”“故事”可以是别人的、是上一辈的,却是真实发生过的。

在徐贲那本名为《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的书中,封底写着这样一段话,作为对所提问题的“自问自答”:

人以人性道德的理由来记忆。哪怕对那些与我们只有浅淡关系的人们,我们也与他们因人性道德的记忆而联系在一起。藉由人类共同创伤的记忆,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能够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大责任,警惕袖手旁观的冷漠。

这恰好回答了七十七岁、作为历史风雨见证人的凌德磬,为什么不能平静地接受他人、乃至整个社会对“往事”的“遗忘”。“遗忘”割裂了人们的记忆,使整个社会失去了一个藉由共同记忆而总结教训、达成新的共识、共同前进的机会。“遗忘”,不仅与个体的生命力相悖,也与整个文明历史的生命力相悖。

2010年9月,被人称为中国“法学界的良心”、八十一岁的法学家江平出版了口述自传《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讲述自己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时代风雨中的心灵史。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为“人活着而写自传”有点不安,然而还是觉得民族经历的风雨值得记录:“我觉得我们应该鼓励、提倡,特别是经历了各种磨难和波折的人,多写一些回忆录,多写一些历史的真实情况。读者只有经过这样一个比较,才能真正吸取我们的历史教训。”

小说中拒绝“遗忘”的凌德磬没有这样为历史做出“见证”,然而她以自身的牺牲,让别人“见证”了自己的高尚品格:失忆的肖子辰做水潽蛋时导致煤气泄漏,因中风而瘫痪在床的凌德磬用尽自己最后一丝力气,为肖子辰关上了阻挡煤气的门,自己却倒在炉灶前再也没有起来。“凌德磬对这个世界,已经毫无用处,可是肖子辰还有用。他能唱歌,能背诵诗歌,能教魏乐英文,肖子辰应该活着!”怀抱对人生最清醒的感觉,凌德磬舍身而去。

可以说,凌德磬刚毅、讲求奉献的性格虽然不能使自己拥有美好的爱情,却使她毫不犹豫地把握住了人生旅途的终点,让生命在一种最清醒的记忆、最美好的情感中结束。“能把握人生终点的人有福!”作者在小说中忍不住赞叹!

这种至善的生命力,是命运,也是一种境界,它使“性格决定命运”不是谶语,而是褒扬。

“你爱我身上每一件不可爱的事”

《生死遗忘》中所描写的三代人,都是知识分子的身份。作者借助他们的身份,表达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及对知识分子身份与命运的反省。在这部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中,住房问题、老龄化社会问题、城乡差别问题、医疗体制问题、护工的社会福利问题、医院与学校等机构实行考核指标管理体制所存在的问题等,都被进行了表现与思考。对这些不一定与每个人相关、但却与整个社会运作水平相关的问题的关注,使得这部小说带有浓厚的知识分子色彩。

问题很多。每一个在现实中曾涉足这一领域的人都会感同身受:譬如魏文彰错过了买房的“最佳时机”、变得“再也没有能力买房”的悲哀、肖莹在照顾父母过程中累得病倒并错过了职称考试与晋升机会的“中年危机”;譬如学校对研究生毕业发论文数量的硬性规定;譬如医院里的红包现象、玩忽职守现象、对病人“过度检查”以完成创收指标的现象;譬如医院护工的福利与劳动保障问题;譬如像鸿沟一样存在的城乡差距问题……这些问题如万花筒的彩色玻璃片一般在小说中闪现,令一些片段读起来更像是知识分子的社会学笔记以及心路历程。

只不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位,而是三代人。

在小说中,代表作者检讨自身、追问知识分子责任的,是社会学教授魏文彰。

他这个社会学教授,研究过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课题,却不会到保姆介绍所找一个保姆;他参加过医疗体系改革的调研,却不知该如何陪岳父看一次病,摸不清医院看病的路数。

魏文彰,这个社会学教授,觉得自己很可笑。他与研究生讨论那个关于护工制度“终结”的课题,毫无感性认识,他的指导轻飘飘的,还以为自己为学生拨正研究的方向了呢!这种没血没肉的研究,没有也罢。这种调查研究,只是为论文数量增加了垃圾。只有把她们中的每一个,当作自己的姐妹,走近她们,了解她们的内心,体恤她们的苦闷,才能扎扎实实为政府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为护工们建立良好的工作环境。

“你爱我身上每一件不可爱的事”。小说中用来表达爱情的诗句,也可以用来表达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只不过这里的“爱”,并非恋人之间的怜爱、钟爱,而是一种融合了关怀与责任的忧思、关注。

对女护工杨飞燕的美的赞叹、对清晨四点半送奶人的人生感受、对主人公所住的公寓楼的描写,体现了这种忧思所具有的醇厚的“惜物爱人”的特点。作者这样描写凌德磬住了一辈子的“皮尔斯公寓”——解放后改名为“普世公寓”——在岁月中的变化:

上世纪30年代,当九层楼高的皮尔斯公寓耸立在乍浦路桥北岸时,周边高高低低的建筑全都矮了下去。红棕色外墙在眼光下闪着耀眼的金光,公寓像一匹红鬃毛的烈马,傲然挺立在苏州河畔。

不知不觉中,当初在上海滩辉煌一时的这座公寓,终于老了,像个老掉牙的贵妇人,一扫往日的雍容华贵,剩下干瘪的躯壳。这躯壳,衰老归衰老,风骨犹在。

初夏的阳光青睐这座城市新建的高楼,她们原本就岿然屹立,如今在阳光下又熠熠生辉。普世公寓与周边鳞次节比的旧屋陋房,蜷缩在高楼间的阴影里,沉静而抑郁。

凝神静望、心无旁骛的细致感受,传达的是对人、对物的尊重与怜惜。

小说中隐约可见新中国成立后三代知识分子的身影。第一代知识分子,是解放前开始上大学、解放后毕业成家的凌德磬、肖子辰以及凌德磬的大学同学、在文革中被折磨致死的汪令嘉。新中国成立后,怀着一腔热血从海外归来报国的汪令嘉是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惨痛典型:“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一波去了一波来,汪令嘉回国的全部热情,转化成对党不断表忠心的虔诚。可汪令嘉还是不断被怀疑,被批判,被逼着做交代。她能交代什么呢?她带回来的是一颗赤子之心,她能交代的也是一颗赤子之心。‘文革’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个有关她‘特嫌’的幽灵,悄悄地在汪令嘉头上盘旋,令她精神崩溃。”在不断的政治运动的折磨中,曾是美丽少女的汪令嘉患了精神分裂症,“令嘉的记忆,被政治运动一次次洗刷,对过去的恋情,已被强迫遗忘;令嘉的脑海,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时时刻刻念叨组织和党,她每天想听的,只有党的声音与组织的指示。”在这种状态中,令嘉年仅三十九岁就撒手人寰。

汪令嘉不仅是凌德磬与肖子辰两人之间的共同记忆,也是很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共同记忆,然而事实是,共同记忆已被湮没,“酸甜苦辣,无人可倾诉,她(凌德磬)感到异常寂寞。”无可诉说——年轻一代甚至不知道——在亲历者与其他人之间造成一种心灵阻碍,使亲历者对“遗忘”所造成的伤害感受尤深。

在那场文化革命的灾难中幸存下来的凌德磬与肖子辰,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只要为别人服务,凌德磬就开心。”秉承“医者父母心”理念的她,在别人眼里虽然聪明能干,却过于强悍,说一不二;在女儿、女婿心中,对她的感觉是“尊重”大于“喜欢”。而英语说得比中文好、幽默风趣、懂得享受生活的肖子辰却深得女儿、女婿与外孙的“偏爱”。魏乐很快喜欢上了突然归家的外公:“外公太有趣了!外公知识丰富,外公随和风趣。”

“英语是肖子辰一生的喜爱,它不仅是一种语言,而是这种语言所表达的全部文化。”作者以肖子辰这一人物,刻画了一个被西方文化所浸染的知识分子形象。肖子辰曾经因为在英语课上从头到尾讲英语而在“文革”中遭批斗。“文革”结束以后外语热了起来,然而“他还没有好好发挥,就退休了”。

如果说,老一辈知识分子早期所受的教育在他们人生轨迹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肖莹与魏文彰这一代知识分子,则代表了在“顺从”伦理中长大的中年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变中,退守自身的无奈与淡然。

肖莹对保姆小江的渎职,一再忍让、提醒得不到任何回报,最后发现自己的雇佣被小江用作“休养生息”的机会;魏文彰对时下形形色色的服务场所的良莠无从辨别,只好采取一概拒绝、排斥的态度。可以说,对当代中国广阔的生活现实,他们只能报之以书斋里的宁静。

相比之下,魏乐与“小刺猬”这一代则是充满活力、勇于面对自我与社会的新一代形象——称他们为知识分子尚早,但不应忘记的是,一代代知识分子也是从他们这样的年纪成长起来的。他们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中,勇于寻找自身的理想与价值。小刺猬对“生活”与“活着”的思考,魏乐去沂蒙山考察归来后的思考与改变,都说明了这一点。

那么,在老一代与新一代知识分子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传承关系?从《生死遗忘》中可以看出,传承与教育并非来自洋洋洒洒的理论文章,也并非来自“振臂一挥,应者云集”的壮语与豪情,而是来自日常生活中的言传与身教、辩论与讨论、对经验的分享。肖子辰良好的语言与艺术修养、凌德磬对老区人民的牵挂、魏文彰对历史问题的关注、肖莹在重重压力下在儿子面前的“崩溃”,丰富了年轻的魏乐对历史与人生的认识。

结语:在长路尽头拒绝遗忘

这部小说中对“孟婆”的描述,颇有几分隐喻知识分子形象的意味:“孟婆的职责是让人遗忘,可她自己却将记忆收藏,让她一个人承担人类记忆的功能。”为了让他人能够获得新生,孟婆一个人承担了记忆的重担。那么,对知识分子来说,为了让一个社会能够开始新的生活,是不是也应该由知识分子担负起“承担社会记忆”的重担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尤其人类历史与社会生活中——并不存在投胎转世般的“新生”。社会永远是累积发展的。民族历史记忆的重担,谁也无法独力承担。整个社会更应该坚决拒绝任何试图蒙蔽、遮掩历史记忆的企图。因为,作为共同历史的承担者、亲历者,只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记忆”而非“遗忘”,整个社会才越有可能达成共识——而非互相否认——才能在新的基础上进行整合,继续前进。

这也是为什么在小说中作者会有这样的表达:“教育的任务,不是光传授知识,而是要传授责任。”

责任意味着拒绝“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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