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 方法与文本

消费主义的流放之地——评王安忆近作《月色撩人》及其他(程德培)

《上海文化》2009年第1期

消费主义的流放之地
——评王安忆近作《月色撩人》及其他

程德培

阿城曾经认为,王安忆是中国小说家里的异数。我想,在连篇累牍关于王安忆的评说之中,没有比阿城的这句话更有效用了,一句开放式的预言总比无数封闭型判断来得灵验。20多年前,当人们还津津乐道于《小鲍庄》寻根式的寓言之时,谁又能料到王安忆会写出《荒山之恋》,而且在半年时间之内又接连推出《小城之恋》和《锦绣谷之恋》。俗称“三恋”的作品是王安忆小说中的异数,尽管王安忆本人对其创作有无数再明白不过的话语。有意思的是在去年,陈晓明回忆道:“大约是1994年秋天,笔者到上海与孙甘露一起到王安忆家里拜望了王安忆。当时谈起她的‘三恋’,正待深入,王安忆把话题一转,给我的感觉王安忆好像不太愿意讨论她的‘三恋’,她自己可能是将其视为‘过渡时期’的作品。” 这是陈晓明在评论小说《新加坡人》中的注释,为其判断“王安忆不能正视欲望,或者说不能有力量地表现男人的真实欲望”提供佐证。判断的软肋在于它经常会封杀作家的变数。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不时地有人议论对“精神之塔”的营造,王安忆的转型,从“淮海路”到“梅家桥”的转变,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的建构,孤独城堡的构建与冲突,文学史中的王安忆等等,可谓议论纷纷、硕果累累,判断之语大有移向终端之势。好了,现在继《启蒙时代》之后又杀出个《月色撩人》。这部多少令人有些不安且又十分重要的作品,究竟是杀了个回马枪还是“下一站”的突围?难说。王安忆的书写在给自己出难题的同时也把难题扔给了阅读。我们一不小心便沦为“途中的镜子”。

《月色撩人》作为小说的构成很简单,写的是都市夜生活,五个各自可以延伸时空场景的人物和他们之间彼此纠葛的故事。夜宴是开场,也是人物的聚集之地。呼玛丽去过日本,子贡在德国呆过,简迟生在俄罗斯经商,提提则来之乡下,而那开设在最时尚的商业广场里的餐馆,老板又是台湾人,他们各自的奔波、处境既是延伸又是如同一张拼图。人物是符号,晚宴便成了符号的狂欢:被透支的青春活力、抽象面具底下的生气、时尚潮流所淹没的个性、后现代的餐桌、辉煌所难以承受的衰微、立体声效果制造的不真实……这暗香浮动的都市夜晚开始拉开了帷幕。巧的是当我在读《月色撩人》的同时也读了毕飞宇的《推拿》,两部小说在结构上有相似之处,每个章节都是人物为主线,不同的是,前者是捉对厮杀,后者则是挨个演绎。

曾有某批评家评议王安忆小说评论中最具价值的两篇文章,南帆的《城市的肖像》为其中之一。城市暂且不说,肖像一说则是《月色撩人》的叙事焦点。我们可以留意,小说开篇人物悉数登场,全然不见人物对话和行为交往,有的只是对脸部观察、感觉、分析与交待。例如简迟生是“全白的头发剃成平顶,于是,显出特别粗壮的脖颈,几乎与腮长在了一起。面部的轮廓还是清晰的,皮肤没有松弛,而是绷紧了。眼睛里也有光,这是双北方人的单睑的长眼,退回到三十年前,这光是相当锐利的,如今却柔和了。”类似的肖像还有呼玛丽、提提和子贡。肖像是凝固的艺术,它在凝聚之时又流动、在定型的同时又变形、既是现时的观察又是过去的档案。肖像是部分真实的策略性表现,作为记录,它们燃发怀旧之情、愿望与竞争,犹如摄影将我们引入他们的个人相集和交际圈。这让我们记取王安忆本人所说的:“生活得太近的障碍……它对我们实在太具体了,具体到有时候只是一种脸型、一种口音、一种气味”,“有种脸型,它很奇怪地唤起我对某一条街道的回忆。” 这些验证脸型重要性的话语多少有些神秘色彩,而今它终于演绎为都市夜生活有序的交往之中无处不见的“交流的迷狂”,到处可见熟悉而平庸的悖论,艺术在模仿生活的同时生活也在模仿艺术。问题在于,肖像的功能通过人转化为被观看的物而使其不知不觉的对象化,这和小说言说的功能是相违背的,当叙事绵延流动的时间属性遭遇看的瞬息即逝时,分析和评说必然登堂入室了。还可以补充的是,生活过于微妙、间接和含蓄,它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种叙述的画外音,人物内心需求的难以言表,充实的表面生活和内心的虚空经常处于对练的状态,这些都需要有一位解释者在旁边。

事情不止是画外音,整个《月色撩人》的撩人之处在于,分析议论四处兼职,拼命打工,人们早已习惯聆听的那种叙事和故事被隐匿、被无意间遗留、被刻意地抹去,也许,这“刻意”之中也掩饰了叙事的不甚了了。从青春的真谛、欲望的城市、世俗的成见、乡下人的耿劲和质朴、人生的价值、幸福的含义、铜臭的实效、本能的普遍原则、时尚的潮流、颓废与积极进取、虚拟与真实的感官的野心勃勃、思想的锐度一直到华丽装饰背后的煎熬和消耗,小说还有什么没有议论过。从《圣经》《诗经》《一千零一夜》《三国》《红楼梦》一直到《变形记》,从北魏石刻的观音到庄周梦蝶的故事,从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到油画《最后的晚餐》的经典引用探讨,小说中俯拾皆是。不是说没有故事,包括呼玛丽和简迟生的青春恋情、提提少年花季的轶闻逸事、子贡在汉堡的生存遭遇等都有故事,但在我读来,它们更像是行为性格的验证、来龙去脉的注释。我有一种感觉,在《月色撩人》之中,阅读似乎成了书写的替身,而故事的丰富性被简约化了,成了若隐若现的背景、后台和暗示,成了阅读的另一种书写。

关于王安忆小说中的议论分析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大凡漫不经心的读者也能看得出。二十年前王安忆对理论的兴趣还只是被人日常谈话所提及。9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以至招来众多评论的不同说法。有人说,“长篇累牍的议论越来越缺乏吸引人,甚至连一些专业评论家和文体研究者对王安忆的作品也失掉了耐心。” 有人认为,“散文式的抒情和分析大量填塞于人物动作的间隙。人们不妨想象,这部小说既是由人物的命运和一系列以城市为主题的散文、随笔连缀而成。王安忆信心十足地投入这种叙述的冒险。她肯定相信,种种机警而精彩的辩析有效地抵消缓慢的故事节奏而导致的沉闷。” 有人则批评说,“王安忆渐渐失去了直接介入当下生活并迅速做出反应的兴趣和能力,她将自己逐渐定位成安坐于书斋里的一个耐心十足的生活素材的精神现象学的分析家。” 批评的法则自然允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在众多的评说之中,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李洁非的那句评论,他认为王安忆的偏好和变化是“将经验的杠杆从叙事的力学关系中摈弃出去,只让自己听命于理性。因此,她愈来愈表现出一个怀疑主义者的倾向。” 王安忆无疑是小说家中最为重视叙事的物质基础的,她不厌其烦地谈论砌起城墙的每一块砖,甚至当面质疑某些作品的人物整日沉湎于消费的花销是从哪里来的。 但她又是乐于探究精神生活的虚空,“这般虚无的美,像一个深渊引人堕落、坠落。”这两股完全不同的叙述力量是如此的不匹配,令人迷惑而又充满刺激,彼此误认而又经常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如同一张拉紧着的相互妨碍的网络。

在这里,我想再一次引用英国著名批评家迈克尔•伍德在探讨当代小说的特征时所说的精彩话语:“仿佛阅读常常溢出它的范围而成为书写,仿佛作者永远是伟大的读者,并且经常是伟大的批评家。”他还进一步指出,当代作家“不把阅读与生活对立起来。他们甚至不挑战也不解构这种对立,他们不说阅读就是生活,也不说生活是一个不敢说出自己名字的文本” 。而90年代以来,王安忆在叙事上自觉与不自觉的探索正体现了这些特征。这些特征表现为:精神阐释蠢蠢欲动、叙事远离规训、经验趋于瓦解、激情是理性的热身、全知型叙述是如何满足局外的体验,诠释之中纳入了气氛的式微,而故事则试图放置到一个更为广袤的空间。当人们热衷于和生活进行故事竞赛的年代,王安忆关心的却是如何认知这个经常和我们捉迷藏的世界,它的昨天与今日。说王安忆不会写当下、不会写都市、不会写东写西的指问,只是一种判断的误区。当判断的价值观已然被生活所吞没,判断又有何价值可言。“虚拟”已成为现实力学关系中的杠杆,叙事的力学关系为什么应停止不变。《月色撩人》令人不安的地方同样表现在“怎么写”和“写什么”之间。

《月色撩人》以其全知的视角力图透析当今都市的夜生活和白日梦:刺激艺术的各种窘境不复存在,物质生存的困境开始烟消云散,新锐的艺术锋芒沦为复制和表演。当那“霓虹灯的哨兵”离我们渐渐远去的时候,风景已速成景观,五个人的命运开始际会于消费主义的复魅之中。于此同时,解剖学和形态学结成了短暂的同盟关系,“解剖学”对简迟生、呼玛丽、潘索、子贡和提提进行分离和认定后,“形态学”开始登场,它试图从他们的过去和现在的纠葛之中清理出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尽管青春和情爱依然是主题。潘索是个享乐者,处在快乐原则之外的东西,寄生于“感官”并释放着永不满足的欲望;简迟生则是快乐原则的化身,总是和平衡、满足相联系;提提是“铁打的真实”,过着十分生动的人生;“子贡漂亮得像个假人”,是个符号、是个中介,在叙事者处境困难之时他又是个替身;而呼玛丽的完美几乎让我们怀疑是叙事者的偏爱在作怪,她更像是一个无法面对自我的造物。

当我们在进行书写时,总有一些东西遗失在外,而另一种阴影却落在字里行间不肯离去,叙述的欲望在于把对象的欲望相互连贯起来,而欲望本身是不相互连贯的。王安忆全知型叙述背后有的则是非常单一主观的布局:一个个详尽分明的履历了然在胸,行为逻辑早已秩序井然,人物交往的命运业已预言在先。这是王安忆的习惯作业,而现在它却被多少有些神神叨叨的叙述所覆盖。潘索是精神是世界观,是80年代的叛逆?简迟生是一种气质,有的只是一股气节,与商场上要讲的实效多少有点悖逆。简迟生的激情已成昨日的记忆,潘索的情欲倒是生逢其时。因为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嗅得见那股子气味:香水、烟草、芝士、外国人的浓重体味;还有那声音,不是明确的什么是什么,而是混沌成一片,就像地声一样自下而上涌起。”提提的世故是天真的,问题是“在她纤巧的小身体里面,藏着连她都不自知的野心”,说她向往超凡脱俗,超凡是真实的,脱俗未必。连生活在艺术世界里的潘索背后都需要房地产利润的滋润,连简迟生这样夹带着“共和国气质”的人也需要俄罗斯经商的剩余价值来度过舒适而放纵的余生。因为这个交际圈只是这个时代网络的一个角落,他们和世界是搭档、镜像,受制于一种想象的共谋。欲望是现代性了不起的悲剧主人公,努力奋斗并且永远达不到目标,纠缠于自己不能为之事。根据某些观点,最高级的欲望是对虚无的疯狂体验,不计后果地想要所有的东西,出人意料地却经常是为卑微的享乐主义和实用主义树立了榜样。

我曾经私下说过,在小说的取材上王安忆是个“索隐派”,她小说中的某些点我们总能找到其再真实不过的起源和出处。从大楼商厦中的餐厅、欧陆风格小楼的夜宴、城市嶙峋建筑群中的一个犄角上的画廊的行为艺术、和地铁共享繁荣的私人文化书店、领事馆举办的独立日庆祝酒会、苏州河沿岸的设计室、还是“万紫千红”夜总会等都是有迹可寻、有案可查的。问题不在捕风捉影的材料,而是在于浮想联翩的与众不同。况且,青春爱情和男性角色都是王安忆所并不擅长和经常回避的东西。如同作者所言:“性没有那么多资源的。并且爱情这个题材也很难挖掘的,你必须从它开始或从它出发去说别的事情。它本身内涵很有限的,尤其和身体、本能有关系的那部分。” 《月色撩人》是招险棋,险中取胜是它的出路。想要物化一种精神的存在,想要在消费的时代让“精神”和“物质”和睦相处,谈何容易。小说自然使人们想起作者的另一部小说的名字“乌托邦诗篇”。如果说《启蒙时代》是一次思想的交锋、一幕思想剧或者一个思想故事,那么《月色撩人》则很像都市夜幕之中的八幕假面戏剧,夜幕需要借助光源,在消费主义的助力下,时尚交际的滤器似音乐,又似在不同频道之间变换的电视话语的流动,利用分析话语的衣橱迅速换装。

《月色撩人》令人不安之处还在于其靠近眼下和谋略远离的混杂,我们经常被困在一种理想和一个消费主义的世界之间,前者引人注目但越来越不在场,后者在场但价值已然失去。我们必须同时认可和冷落那个世界,采取同时即赞同又反对的方式。在都市夜生活那不为人所见的底部,确实有着一种悲剧性的自我损毁。使人困惑的地方是,小说中被描述的人与物,有时像是破裂的必然,有时又像是人为制造的偶然。我们幸福地向前生活,但却悲剧性地回顾过去,我们沉浸于物质消耗的商品之中,但却戏剧性探讨精神与艺术,要想获得话语权,精神必须自律、经历迷失和分解,从而根据一种当代基调排练屈从于反面。幸福过于简单了,于是只能沦为童话的尾声;当代艺术过于奢侈了,于是需要利润的剩余;精神过于虚无了,唯有在欲望之中扎根;充满活力的青春过于执着了,毅然决然地投身一切以交换为原则的圈子之中……由消耗、颓废、时尚、文化的物质化,商品化的肉身为菜肴这个消费主义的盛宴之中,我们必须认识一个反讽的故事,如同有先锋的地方,我们总可以找到后卫。透过形而上的叙事周旋,笑声已黯然失声,欲望的交换法则在叙事者自信的目光之下转向现实主义的福地,叙事的经营进入商品流通的领域,但却并不清楚这些关系正通往着一种自己完全不能把握的他性。我们只有射进自己的内壁才能遭遇这世界,我们只有超出自己的脑袋,才能看见外边还有什么东西。

小说人物最重要的地方在于,他们的需要对我们而言是否真实,我们是否能够想象他们的人生。《月色撩人》叙述不同年代的青春故事及情与欲各自不同的流露。“简迟生的时代什么都匮乏,只有青春,以及青春的不可及的空想富足,而今天,什么都是过剩,大把大把地挥霍着,相形之下,青春便显得短暂而且仓促。”禁欲对青春而言是一种根本就没有兑现承诺的岁月,失去消耗功能的虚假意识决定了这么一种多情善感。激情多半来自对禁果的尝试欲,既是这种禁欲的产物,又被这种禁止所公然废弃。然而放纵又是一个好事之徒,它迎合商业世界吞并八荒的胃口,通过过渡的张扬而自毁家园。青春的了无踪影和变形失身如同一对孪生姐妹,自我的认同只能埋入话语的深处。当王安忆自称此小说写的是青春与爱情时 ,我们看到的只是它的反题。一部作品之所以有力量,难道不正在它能够摆脱作者的意图,能够挫败人们真心诚意为它安排的计划吗?真实的效果恰恰来之于它不喜欢和某种判断对接。空想是富裕的接生婆,此等富裕全因它从来不和消费对接。本雅明在其《单向街》中倒有相反的告诫:“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警告人们说,千万不要饿着肚子复述你做过的梦。”

还有,简迟生的青春岁月之所以耐用,全赖于它是小说中回顾的延伸和记忆的残余。其实,生逢其时的青春角色是提提和提提们,“提提缺乏细腻的感情,但却有足够的世故,懂得世态炎凉……”那是因为早在少年时代,她便透支了青春,“谈情说爱”一早便成了她的精神活力。“从少女到女人的蜕变过于仓猝”使其面对现代性的消费主义的享乐、冷酷无情的商品话语时,利比多的身体受制于利益而又无师自通,谙知其道,所以一眼“便知这城市的软肋,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驾驭的” 。在消费主义主导的时代,我们既无法道成肉身,也无法肉身成道。骑马者想去骑马者想去的地方,结果一不小心把马引向了它想去的地方。提提成了男人们的收集和赠礼,同样男人也是提提追逐和征服的对象,冷漠的男人如何面对贪婪的女人,或者情况刚刚相反。这是身体、实践以至故事都无法摆脱的网络,在消费主义的流放之地,人们在控制商品的同时也在使自身商品化。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叙事者的心存不甘,提提的身上又增加一些其他成因,诸如“乡下人的耿劲,是这摩登世界的质朴”、“特立独行的个性是她方向”、“像提提这样的新人,没有世俗的成见”、“喜欢他们飞扬的或者颓丧的原因全为她所不懂,这不懂的东西有一个命名,就是艺术,她喜欢艺术”、“她的世故是天真的,另有一种纯情”……这些成因,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可以想象的,有些则是有着明显痕迹的刻意,可能是为得“这个小姑娘将要发生故事”,也可能为得张开这物质与精神、存在与虚无的叙事围场。

小说结尾的场景在夜总会,这是简迟生经常去的地方,也是这城市活动身体的匿名场所:“歌手更换很频繁,无论是谁,都是年轻的、盛开的、精力充沛、全力以赴,外乡来的女孩子,在简迟生的眼睛里,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是叫提提。”在这里,青春之活力包含在假象之中,本质上它是转瞬即逝,注定要衰败的。然而因其前赴后继的更替,便成就了另一种景观。这景观充斥着隐喻,诚如本雅明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指出的那样:“拜物教是商品的真伪识别印记,正像寓言是比喻的真伪识别印记一样。在丧失了灵魂,但仍有益于欢娱的身体中,比喻与商品结合起了。” 我们的对象环境越来越肆无忌惮地采用“交换”这种形式,商品的自我认同在夜生活的欢庆之中得以实现。而小说中的解读和分析更像是光色背影之下一种声色俱厉的辨术。激情既是一种记录又是一种狂乱,既是无情的命运又是一种无目标的情绪,有时它确实难以驾驭和不可捉摸,而更多的时候是你毫无防备的闯入者,表现为异己和他者的破坏之力。值得注意的是,世俗的戏谑和虔诚的作家在使用激情这个词时表达的意义有着根本的不同。

在一个符号化的叙述体系之中,提提也难逃符号化的厄运。这种当下的青春生活,“一方面是不稳定的漂泊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是千篇一律的打工”,“一方面相信命运,另一方面又相信事在人为。”当下的青春和记忆中的各种各样的青春相逢,既是差异又是彼此的补充,既是无法缝补的裂痕,又是彼此可以辉映的镜像。在这个虚构的世界之中,他们在记忆之中各奔东西,在“万紫千红”的夜色之中杂然共处,每个人都希望表现出他本身不属于的年龄、岁月和阶层,并以巨大的努力去实现这一目标。也许,他们并不知道,制造所有这一切的背后巨手,也并不清楚月色之上,到处是“消费主义”的广告代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见的只是一场假面舞会,一场令人赏心悦目的木偶剧、皮影戏。

五人之中,子贡是个耐人寻味的角色,如同他的名字和孔子的弟子同名,脑中残留的都是德国汉堡的记民;如同他的美貌:“一个男人如此的美艳是令人不安的。没有性别,无法看出年龄的尤物……一个男人如此夺目,多少有点浪费,简直是暴殄天物。”我在前面说过《月色撩人》是全知型叙述,这解决了其对世俗生活的认知诉求,都市背景的描述 、各色人等内心的模拟和分析和不同形象历史延伸的介绍,特别是议论、分析、精神探讨的兼容性结构。但这只是基本上解决。还有些技术性问题有待处理,比如提提是如何离开潘索又走进简迟生,又如何去私营书店打工又住进浦东的公寓等等,于是一个中介型的人物子贡诞生了,又比如,四、五个人物的小说,那么多场次的对话,有些是叙事者特别偏爱难以割舍,而其他人又无法匹配,怎么办?于是作为替身的子贡又出现了。可以说,子贡是小说中最不可思议又最不可或缺的人物。何况,他在德国汉堡的经历和记忆又是小说探讨现代性所精心布下的参照之物。

王安忆是叙事艺术的兼容大师,互不相容甚至彼此对立的叙事手段她都懂得兼容。同时王安忆认识论上的兼容论者,面对毁坏扭曲,确切的分别和截然的对立,她都能在想象中建筑虚拟的共同体。王安忆本质上不是一个先锋派,先锋派在阐释其否定美学上从来是立场坚定,要么否定,要么肯定。真理是谎言,伦理散发着恶臭,优美则是粪便,而且这些理所当然都是正确的。和这些极端美学不同,王安忆则谐和叙事的制造者,她相信理解和共处,反悲剧的轻快,从不和时间决裂,相反,流逝的东西经其组合总能重新凸现,有的只是怀疑和淡淡的悲戚,她经常谈论精神理性,唯独不涉及终极目的,诸如毁灭与死亡。郜元宝曾经在其《王安忆:感觉穿上了思想的外衣》一文中不无尖刻地指出,王安忆“过高地估计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性,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对别人的理解的可能性,而忽略了以至可怕地无视了人与人之间巨大的隔膜和不可沟通性。” 当然这样的批评也表露出批评家对于理解的自信。不管怎样,指出这一点是可贵,那么长时间以来那么多批评文章几乎很少有人关注这一问题。

理解与沟通是人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不可沟通性也是希望理解与沟通的理由。但给隔膜、裂痕盖上一层虚幻的面纱却是没有理由的。在一个没有缝隙,没有矛盾的整体之中到底有多少东西是有价值的,又有多少东西被妖魔化、天使化了。过度扩张的整体到头来遮蔽的是被击败、被收编、被粉碎或者被变形的东西。作为形象的潘索多少有些怪异,其实潘索根本上是一个矛盾体,充满着难以修复的裂痕。“他在八十年代对传统的激烈反叛,正好能够用于土崩瓦解的今天,承当权威的角色”、“潘索的思想游戏是在虚拟的前提下发生,可是它又必须依仗现实的物质形式”、“他体验到了思想的黑暗。怎么解决呢?就是回到感性的最表层——官能中来。”总之,“他是思想者的同时,还是一个感官主义者”,他将叛逆演绎为话语权,通过虚无的形式显示其认知的无所不能。不管怎么解释,我们都能隐约地感到,快感已经重新返回,折磨着长期的清教主义的激进主义。后现代主义也不再是一个引进和翻译名词,它在经济激进主义的骚动中悄然浮现,时隐时现于高楼大厦的辉煌之中,阴影背后。

当某些人还在津津乐道于小说的生活化时,需知生活某种程度上开始被小说化了。它经常被当作一个可能的而不是实际的世界加以对待,把彼此都间离到一定的距离以外,试图帮助我们可以理解它的历史逻辑中的某些东西。我们难以否认的一个事实是,生活中的现实也罢,虚构中的事实也罢,总有不少替代性的经验和假设的感觉充斥其中,真伪并不是截然分明,有时候,它更像是一场鬼鬼祟祟的猫鼠游戏。在潘索身上的沉沦和浮现纠缠不清,但兑换是硬道理,逃避也是便捷之道;简迟生是记忆的符号,青春业已逝去,剩下的则是“疤痕”和年龄的印记,补偿则是虚构中的现实;呼玛丽是个透明之物,她什么都清楚什么都明白,而自己过得只是不明不白的生活,叙事者过度的溺爱去除了她内在的矛盾,而外表的形象付出的则是苍白的代价。在呼玛丽的身上不自觉应验了一句话,如果知道你病态地不能对一个人说句不好的话,那么我们也不会为你对他的高度评价感到特别高兴。即便如此,呼玛丽还是一种镜子的符号,她可以特别显眼,但经常摄取的是别人的影像,而自己则无法反射自己。相比之下,子贡更似不食人间烟火的游魂,他适合于在都市的夜生活之中做任何人的“陪练”,除了在德国汉堡那段实在的记忆外,他整个就是一个漂浮之物。说子贡和提提“其实正是一对,有着相同的质:结实、柔韧、厚颜、无耻,所以合得来。”但在这座城市中,唯有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是没有欲望的。真是妙语。因为这是一个讲究“差异”和以“互换”为准则的时代。倘若相同之物能交换,倒是应验了维特根斯坦经常嘲讽的自我陶醉,将钱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并相信自己是做了一次金融交易。当然,在这“月色”之中,还有一个无处不在的角色即消费主义,“消费”是完美的隐喻工具,是最典型的中介物,其本身貌似公允、不偏不倚、单调苍白,与特殊利益保持着一种客观关系,远离一切特殊的意图。

总的来说,《月色撩人》并不是对生活的平庸记录和平面拍摄,相反,小说中充溢着另一种激情,叙事者热衷于形而上的迷恋,心理和精神的投射。整部小说精心设计的人物之间不下6次以上的严肃讨论,话语涉及几乎全部关于人生与艺术的话题,还有两次关于魔术师的故事便是证明。对这些精神探讨,我时有疑惑,不是为的小说的叙事价值。问题在于,小说对中心和边缘的携手并进持有清醒意识,对它们间的融会共处始终保持高涨的兴趣,而对其不相容的一切则不闻不问,对其无法缝合的对抗、冲突、裂缝则熟视无睹,哪怕是一点脆弱的悲观主义也少见。虚无可以无处不在,但它肯定不是什么包治百病的妙丹灵药。有时物质性很简单,身体就是身体,消费就是消费,商品化肉身体现的则是商品无限扩张的欲望和无限权威。奢华宴会、招待会、画廊交际会、夜总会或购物中心的认识论在侵蚀、削减主流意识的同时,也是对消费主义的臣服。在有规律的每天“八小时”看电视玩游戏网络杂耍中成长起来的人肯定是另一类的锻造,“高科技”在改变我们生活的同时也是其自身的异化。

小说的认知可以说到怀疑论为止。这也是王安忆的探索之路中走得最远的一次,也是其“兼容”工程最为复杂的一次。最值得怀疑的是潘索与呼玛丽之间真实与虚无的争论,明明裂痕日益扩大,疑惑无法止步,反到被认为是说到真相了。有关轮回的言说,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无穷的生生息息之中,有一些特别不谐和的因子,破坏着既定的秩序,硬行穿越,为了它们格外强烈,强烈到野蛮,有违人道的欲望,开辟出自己的生息通道。你根本找不到它们的踪迹,那是太古怪、太古怪的运动,但肯定不是灵异,而是有着实体,却是错踪,所以就混淆着视听。我们的视听被尖锐地割裂。”好一个“我们的视听被割裂了。”对我而言,此部小说真正的撩人之处莫过于此。

文章至此,已是凌晨3点,唯有书桌和灯光是我的夜色,外面下着雨。我突然想起塞缪尔•贝克特在《莫莉》中的结尾:“现在是半夜,大雨正敲击着窗户。现在不是半夜,没有下雨。”特里•伊格尔顿曾这样评述这个结尾说,作者“淋漓尽致地揭示了他表示的虚拟性,揭示了文本是生产伪陈述的一部机器。正是在文本的这种两面派做法中,在戏仿中提升为次级力的过程中,文学作品才可以对意识形态进行生产性操作。” 因为,当我们说,《月色撩人》是一部虚构的作品,《月色撩人》是一部真实的作品;当我们说王安忆的小说“是感觉穿上思想的外衣”,王安忆的小说是“思想穿上感觉的外衣”时,这不仅仅是采取一个立场的问题,而是发现立场本身的实质东西。我想,这也许是读完小说后脑中挥之不去的剩余感受。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