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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滩之书(林国荣)

读姚伟小说《尼禄王》

林国荣

在神圣的尤里乌斯死后,由十二凯撒的统治所构成的这段罗马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便成为了对一个人的惊人言行的记录,这个人就是尼禄。

像塔西佗、普林尼这样仍然禀有共和派精神的贵族精英分子,不可避免地将这段时期刻画为几乎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混乱,历史叙述在他们的头脑中真正成为了“贵族政治的永恒墓地”,也可以说是一块藏满了死狗的墓地。一度充斥着反叛和喧嚣的共和精神同坚忍、冷漠的斯多亚精神之间的奇特联合,引导共和派精英将目光远离帝都罗马,转而观察帝国之下的“罗马和平”所带来的肃穆景象以及自然,仿佛人世间真的流淌着稳定而积极的自然规律,仿佛一切的邪恶和违反常态之事都势必瓦解,重新将其力量汇入自然的根基当中;在自然的映衬之下,即便沉静如塔西佗的作品也不免成为一部召唤罪人进行忏悔的先知预言式的愤怒叫喊,在描绘提比略时期的黑暗与痛苦方面,塔西佗同时也是在描绘人类事物当中长存的恐惧与希望、情感与狂暴,无可抗拒的真实性和想象力并重其间,激越和悲悯中倾泻而出的言辞的壮美和力量,恐怕只有古犹太教中的最伟大先知可与之媲美。

在某种意义上,塔西佗乃是此一时期罗马精神即将实施重大转变的集中代表;他既不同情旧秩序,也不同情新秩序,相反,他以及他所代表的罗马精英阶层在希腊文明的残酷洗礼之下,开始整体性地有意识遗忘并放弃往日里以政治才华著称于世的古老民族,将这个民族历经数百年之久积累起来的庞大政治经验视为无足轻重的过眼云烟,并转而提出异常严厉的要求,要求人类从无聊的政治党争中走出来,注视发生在人类灵魂内部的剧烈斗争。此一潮流之转变蕴含着难以尽数的力量,要等到一千五百年之后才有人斗胆说出“爱国家胜于爱灵魂”这样的话,真正的逆转则还要再等三个世纪。

只有理解到以上所述,才能为理解尼禄搭建一座平台。在将现实的政治斗争转化为灵魂以及激情的内部斗争方面,尼禄完全称得上是埋葬在死狗之地下面的杰出人物。像当年的西皮奥那样,尼禄再次表明伟人之躯往往并非葬身圣山之丘,而是寻常可见的瓦砾堆下。为了活在这个世上,“只需要小小的一点艺术”,这是尼禄最忠实的自我刻画,也是古典文明从小城邦的残酷钳制和暴政的自然循环中终于摆脱出来之后,发出的第一声喟叹和达到顶峰的标志。对于罗马宫廷来说,尼禄是个残忍且嗜血之人,对于共和派,他是生死仇敌和叛徒,对于帝国的精英阶层,他情感上的狂热则证明了他是非理性的黑暗之王;罗马平民时而崇拜他,时而欲杀之而后快,他的艺术才华将领袖与群众之间历来的危险、善变而复杂的微妙关系演绎到了无以复加的精微之境。兰克曾慨叹马基雅维利笔下的博尔吉亚“原来罪恶也有艺术的典范”,但就罪恶本身而言,博尔吉亚应当以尼禄为师,尼禄为艺术而艺术,博尔吉亚则并未超出纯粹手段的范围。一种被尼禄奉为神圣的意志贯穿在罪恶当中,使尼禄将罪恶推向了绝对之境,并致使尼禄在临死之时因为“既找不到敌人,也找不到敌人”而感到恐惧;然而,我们应当原谅尼禄,即便耶稣也一度因为承受不起神圣意志的重压而感受到基于“人性”的哀伤、怀疑和动摇。

然而,何谓“人性”?人性不过是17世纪宗教战争结束之后,欧洲精英阶层以“理性”之名对人类生活中的常态元素所作的抽离和汇总,这一抽离和汇总正式稳固并扎根在18世纪以来的经济学体系当中,以和平、统一性、秩序和可解释性为基础和诉求。此种模式将理性态度、确定性、安全以及幸福相继归入人类生活的上层领域,将历史中断裂的、绝对的以及虚无的力量和元素归入下层领域,这一领域中生活着无产阶级或者贱民阶层,情感当中的深层之物和一切因丧失统一性而无法解释之物都沦为非理性的过时和原始之物,作为人类文明史的“史前史”而被驱赶到历史解释范围之外的虚无之地和流放之地。对此,以学术机构的“假定知识”之权威为支撑的史学教授和文学教授们只需说一声“斯人已逝”,便可避免承认“权威即知识”这一所有学术作品的效力和权力保证的绝对虚无的前提。

《尼禄王》再现了一个“绝对罪恶”的形象。在这部作品中,尼禄的亡灵如同死于人类知识计谋的哈姆雷特的父亲那样,再现人间,他要求复仇,这一要求逐渐展现为统领全部人类生活悲剧情节的至高法则。《尼禄王》将罪恶呈现为高贵和美,罪恶也自有其高贵和美,正如弥尔顿笔下的魔王撒旦那样。他以不死亡灵的形象出现在人类的历史经验当中,既勾魂摄魄,又令人不安;永恒的罪恶走出无故遗忘的荫谷,一个不同的世界随着尼禄突然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个世界无疑存在过,但我们却不知道如何解释;我们原以为过去的历史尽管存在表面上的断裂,但也始终存在某种深层的统一,这种统一性乃是历史解释所必须的。《尼禄王》则借助“绝对罪恶”这一形象而提出了历史当中的绝对断层的可能性问题;它实实在在地指出:曾经有不同的事情发生过,面对这些事情,我们根本无法像习惯作法那样,可以找到一种内在的精神和延续性原则来作为外在世界和外在事件的支撑。《尼禄王》强迫我们游荡在尼禄不死亡灵的周围,贪婪地撷取并吮吸着亡灵那流逝已久的言辞,然而,在那些完全无理性可言的残余当中,我们究竟要审视什么?《尼禄王》创造了一个流放的荒芜世界,罪恶作为美的最高原则统治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与温和的文明无关,与雅致的伦理也无关,不管这种伦理是亚里士多德的,还是耶稣基督的,这是一个我们既无法了解,也不愿走进的世界。我们就像苏维托尼乌斯那样,不断重复着尼禄简洁、刻骨而又不失华美的片片言辞和罪恶行动,不断为其中的魔力所吸引,制造出种种欲意置身其中的梦境;不过,一旦合上书本,我们终将发现那势必是一个渐行渐远的世界,在亡灵停下的地方,也正是历史解释开始划定边界并确立“假定知识”之权威地位的地方。几乎不再会有人会像米什莱那样,认为“复活”过去的正当方法是借助心灵深处的热望和情感,让亡灵复活并开口和行动,相反,对于依靠体制的权威来确立“假定知识”之虚无权威的史学和文学教授们来说,“复活”过去并非可能之举,更非明智之举,这会威胁并扰乱理性的秩序。毫无疑问,《尼禄王》所展示的激情和热力的世界不会为今天学术体制赖以为生的“社会理性”和权力体制所容;一种传自18世纪启蒙时代的权利和义务观念、以及传自19世纪的个人主义的进步伦理观,在今天融合为一种不可逾越的残酷的神圣意志贯穿其中,“事实”的范围已经划定,无可更改,是否符合“事实”当然就取决于是否符合此种神圣意志所划定的“社会规则”。我们发现,即便直到斯宾诺莎和霍布斯的时代,激情的力量依然能够得到承认,并附有组织社会生活之责,而康德则决定性地将人类生活的根基转换为一种知性的自主和绝对的自律。相反,《尼禄王》的要义则并不在于人类的罪恶,罪恶毕竟是人类生活的基础事实,而且在罪恶这方面,尼禄的所做所为当然要较之麦克白或者哈姆雷特差得很远,假如尼禄知道宇宙中还存在但丁所描绘的地狱,他也大可不必为自己一生的罪恶而遭受噩梦之苦;《尼禄王》的真正要义在于再现一个理性取决于冲动、自由取决于激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以其完整无缺的真实性呈现在世人眼前。正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凭借辉煌的文学形式彻底揭去政治的神秘面纱,决定性地否决了黑格尔关于政治可以融合社会整体的观念,并将日常政治的卑鄙面目公之于世那样,《尼禄王》也同样击碎了“社会理性”及其经济学规则可以依据统一性原则来组织社会生活并掩饰斗争的幻像。

正如席勒所说:“在诗里获得永生的人,势必在生命里沉沦。”正是亡灵激发了诗才的迸发,“假定知识”的死亡则决定了亡灵的复活,这正是《尼禄王》得以成立的依据。《尼禄王》正是以这种只有《圣经》中才会出现的火与力取代了作为现代学术机器之绝对基础的“知识的虚无”。尼禄也正是凭借天赋中类似的火与力的激情力量,在执政伊始就展开了同以元老院为力量中枢的罗马贵族阶层的殊死搏斗。奥古斯都大帝曾以怎样的恳求和真挚的情感力求得到元老的合作,尼禄则第一个毫不妥协地将元老视为不共戴天之敌,毫不掩饰愤怒和嘲讽地通过一项法律拟制将一匹马任命为元老。在这方面,尼禄无疑具备后世蒙森这样的人杰才会具备的特出的政治眼光,正如同蒙森肆意讥笑虚伪、自私且无能的西塞罗和庞培那样,尼禄也将共和的历史视为一部注定以残酷的寡头制而曲终人散的人间闹剧,其根本教训则在于证明共和式的元老院只有铸就残忍而自私的圣经,而无力统治人民。正如同蒙森所论:“自然规律是,最微小的有机体远胜过最精巧的机械,按照同一规律,任何给予大多数人以自决余地的不完善的宪法,也无限地胜过最合于上流社会之人道但却最奇异的独断;因为一个是活的,而另一个是死的。”尼禄的政治天赋使他一开始就看清并无法容忍由帝国元首制同残酷而自私的元老院制度的机械融合而造成的这架罗马怪物装置。无论就帝国的政治形势而论,还是就尼禄自身的性格而论,“以血止血”都是唯一的抉择。古典的城邦文明在经历了数个世纪之久炽热白昼的煎熬之后,终于在尼禄时代迎来了帝国文明和帝国和平的凉爽黄昏,但帝国元首和元老院之间致命的政治均势致命地威胁着这个宁静的黄昏,不管尼禄极度敏感的艺术气质如何懂得契合并欣赏这样的宁静,他天赋中的火与力都促使他向那个均势发起挑战,并开启通往戴克里先君主制的道路。

很难琢磨这个谜一般的人物的内心所想,但蒙塔朗贝尔的一番话未必不适合拿来刻画尼禄此刻的政治思考,他身上毕竟涌动着凯撒的鲜血:“我对于毁坏了的机构倒没有什么惋惜,但是我深深地痛惜那曾经使它们生气勃勃的神圣精神的丧失。过去人人都懂得他应该信仰什么,他能够知道什么,他应该看待所有那些有关生活和命运的问题,这些问题正是今天苦恼的根源。当时有一种非常健全的道德,是以抵消社会肌体的弊病。我相信,人类总有一天会要求离开它现在所陷入的凄凉的荒野,它将请求再听听它婴儿时代的歌声,再把它饥渴的嘴唇凑到母亲的胸怀。”这似乎是对维吉尔诗歌的隐秘回应,一个新人的诞生将把罗马抛入涅槃和新生的宇宙梦幻当中,帝国和平之黄昏的到来激起了很多人的强烈想象,尼禄自然也包括其中,帝国的到来使人们在长期的心灵动荡之后一下子跌入寂静的忧郁当中,与之伴随的则是在各方面都展现出来的无穷希望感。斗争与梦想的硬性混合、幻灭与希望的直接交替、现实与热望的进进退退,终于在无可比拟的尼禄身上找到了集中的反映和解释。在帝都罗马,公众生活如同赌博,可以任意把玩,但赌注却是要增加百倍;任何稍微大一点的行动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人们相应地推崇自由而不可能构筑防范措施,因为任何的防范都既无可能,又会招致筹码的大幅度缩水。这一切都要求可怕的决断。除了法国大革命之外,也确实再难找到一个可与尼禄时代等量齐观的时代,如此有利并有助于培育并展示人类生活当中的狂热和危险、以及与之相伴的无穷的潜在力量。也许苏格拉底可视为雅典人的光荣,但雅典人却不能容忍与他共处;尼禄却通过激情以及对罪恶的纯粹艺术化的展示,彻底搅动了罗马社会以财富和权力为基础而构筑的平静而凝固的社会分层,他想必没有接受希腊文明在没落阶段关于灵魂不死和个人的特殊报应之说,在这方面他表现出对罗马人祖先的特别忠诚,他也因此为自身能量的释放找到了出路,那就是对罪恶的公开的艺术化展示。也许一位完美无缺的圣哲,如苏格拉底或者塞涅卡那样,当然会教导人们不必为了得到回报而行善,并积极寻求退隐,但问题的核心却关系都世界、生活及其命运。激发众人激情之物是必须的,其要义远在哲学之上,正是因此,才会需要摩西的雷鸣与燃烧的荆棘、约伯的旋风和愤怒、希腊哲人的神谕,即便苏格拉底或帕斯卡也需要作为幻象的守护神。

正是因此,尼禄十足地厌恶那种柏拉图式的或者塞涅卡式的说教,就人类道德的更改而言,实践和行动才是一切,即便罪恶,也只有它在世界上实现时才能充分体现其价值;在《尼禄王》的故事中,堕落者、罪犯、娼妓一贯地被赋予较之一贯正直者更多的爱的特权,罪恶的艺术是双方进行爱欲沟通的桥梁;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首先理解到,在围绕着尼禄的罗马宫廷,豢养着难以尽数的靠政治为生的人,也就是所谓的罗马的精英阶层,这个阶层身无热情,并且唯恐别人有所热望,因为既定的一切正是他们的获利之所;这个伊壁鸠鲁、斯多亚式的精英阶层所希望的只是平静;他们功利主义的道德和政治行为以及冷漠的怀疑论生活态度无疑触怒了满腔热火的尼禄。他要以昭彰的罪恶艺术揭示出罗马社会的虚无和罪恶。我们就此必须问一问,假如尼禄是一个奥古斯都式的人物,以严谨的治国态度而自奉为妥协的治国者,在他根本无法控制的时事潮流沉浮一生,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得到什么?将会失去什么?尼禄作为“绝对罪恶”的艺术化身,至少向罗马公民宣布了帝国并非一切。较之罪恶的尼禄,高尚的马克·奥勒留并未对这个世界发挥持续的影响,一本可爱的修身之书、一个不懂罪恶艺术但强施罪恶的儿子和一个破败的国家就是这个圣者留给这个世界的可怜遗物,即便这些物品,也完全处于他的平静思考之外;在黄金般的安东尼王朝,人们逐渐开始懂得在一些高尚的哲人头顶加上原本不存在的宗教光环,他们赋予普罗提诺之辈的沉思以禁欲和圣徒的德性,并以此来确立他们的某种超自然能力,这是必然的,但较之尼禄以自身的鲜血而加以献祭的公开的罪恶艺术,则显示出百倍的低贱和胆怯。在此意义上,可将《尼禄王》理解为针对偏下而暴烈的古典文明的一次革命性的突破,是平民和卑贱者所见证和理解之美的第一次兴起;这个突破口一旦决定性地在尼禄罪恶鲜血所揭示的古代贵族社会的躯体上打开,那么这个冷酷社会的一切都将成为过去。

作为结束,提及《鲁滨逊漂流记》中主人公的所做所为也许正是题中之义。当鲁滨逊依照笛卡尔式的或者清教徒式的理性工作程序,为凌乱的岛屿赋予某种“经济秩序”的时候,他为这种工作的福音而感到自信和自豪:“这是我的工作,我在执行,在创造。”然而,他也恰在此时发现了“海滩上清晰的赤脚足迹”;这显然来自全然陌生之物,鲁滨逊也因此而被抛入恐惧和噩梦之中,并开始准备“斗争”;鲁滨逊也由此承认在秩序井然的孤岛之外,存在一个茫无边际的、绝对陌生的世界;发现脚印的“海滩”正是两者的分界所在。史学教授和文学教授们势必会认为那些陌生之物既然已经走过,便不会再回来了,这便是现代学术及其权威体制成立的虚无前提,《尼禄王》则是一本“海滩”之书,它放在那片海滩之上,等待并迎接陌生人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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