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 方法与文本

漫游,以及作为变数的地方性(王 炜)

关于霍香结《地方性知识》

王 炜

大约进入21世纪初始,生于1970和1980年代的汉语言文学作者中隐约发展着一些共同的欲求。对于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思维惯性的不满,也对于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普遍肤浅的文学抒情话语的不满(它们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作者们如同沃格林在《自传性反思》中所言“沉浸于知性上的不诚实”),使年轻的汉语言文学作者产生纠正的冲动。此外,随着出版物的丰富,众多现代诗文作品译本(尤其是小说)带来的启发,使敏感的青年汉语言文学作者亟需进入那种表达层次。但仅从这两个动因来概括产生《地方性知识》这类作品的环境是不够的。其一,《地方性知识》的形上学偏好与乡土/自然观念依然接棒自上世纪80年代;其二,也许是较为内在的原因,一代青年汉语言文学作者受一个共同意向的感召,该意向直说便嫌宏大刺耳、但实为基础与前提,是那种不宜事先宣称、却要在长时段落实、实践过程中去顺带着说出的东西。该意向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提问:“如何表达中国?”这意味着虽然他们中尚有仿写者出入,但本土化实践是共因。

这一代青年汉语言文学作者为进行抱负高远的写作所做的长期准备,各人分而治之的图景,是沉潜不显、令人感动的。可以说,每个人都在自觉修补、尝试建设以往因避重就轻的文学习惯而被悬搁的诸多环节。凡自然界中事物的具体状况,实际事务环境中普通人的处境、行为反应、语言都在其视野观察之内,并不计较和归属标准,但是认真动用这一切。他们虽然积极利用各类学科和经验领域,但积累起来的材料并不被用于“综合”,而是更有可能被用于对语词与事物之间的现有关系作出改动。

由于崇尚对具体现实地域环境、人的行为状况的实际观察接触,向上层运动的作家再次成为向下的、朴素而暗含必要的狡黠的漫游者,并且在“普通的”事物环境中就地取材。霍香结曾把精力投入个人相对散漫、但目的严肃的田野考察活动中,且在此过程中没有因为其内在严肃性而失去想象力和有趣。一次,霍香结对我言及他的两个写作构想,一是写灵渠,完全从修建施工技术、地理学形态上去拓展叙述角度;另一个,是用一种不无滑稽的方式,写一本作者本人像神农氏一样、确确实实去对各种物进行田野考察的博物学小说,并真实地保留考察体验过程中各种反讽喜剧性的细节。在我看来,这颇有为博物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近代学科)敲丧钟的意味。我个人更喜欢这两个构想甚于这本已经完成的《地方性知识》。

如果把越城岭山脉下的村庄“汤厝”仅仅读成又一个“约克纳帕塔法世系”或哈扎尔世界的中国乡土版(这种尝试在上世纪似乎已经透支),尽管有助于读者依稀辨认出其模仿之声,但可能会妨碍对该作品的本土化抱负的体谅理解。况且,作者已在后记中明确陈词:“我们不可能再按照沈从文、福克纳、巴尔扎克、马尔克斯那样来提留地域性,而需要一次实证精神来结束这场盛大的衰败。”

官僚意识与文化落后导致了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性”,并成为有文化的外来者观察与批评的对象。但这些有文化的外来者,或者说,城市中的苏格拉底们,还要面对中国式的乡土柏拉图们的异议论争,后者的地方圣王意识使他们对这些外来游动批评家们半信半疑。尽管一个地区现实是乡土柏拉图们的母体和母题,但是,也是他们希望施行道统教化之地。城乡之争、古今之争、中西之争等“说不尽的话题”,在今天中国的思维环境里仍然在意味盎然地延续。同样,“汤厝”之于霍香结,是一个神圣的价值(“这是最为自然的中国乡野神性空间”,参见书中“新书”词条),不像城市批评家的习惯,视之为可疑。

要说明霍香结笔下的“汤厝”的真理性殊非易事。在霍香结看来,乡土/自然是“本体自身”而不是观看的对象,“汤厝”是第一主体,也是唯一的主人公,由这个词来释放所有别的东西。这个原始的、盘古般的“汤厝”是第一生产力,是首要的、先验的。人们的理解只能是后于“汤厝”的,而不是在理解辨认过程中产生一个名叫“汤厝”的评议对象。这是霍香结的神话:如果我们以为“汤厝”是一个被辨认者,这是错误的,情况其实相反,我们才是那个被辨认的东西——被“汤厝”辨认,在“汤厝”的民俗仪轨、日月草木虫鸟构成的农事诗世界与方言体系的镜子里,看到自己对应的面孔。这是反转过来的:去看的人其实是被看者。在这一关系前提下,霍香结孜孜澄清他的乡土制度,也对看与被看的伦理展开规范。其中还有一丝泰戈尔在南亚现实中试图重建乡村社群生活的理想的回声。在中国西南城市—非城市地区之间两地来回、长大成人的霍香结,同样也是那位站在现代的大门前,随着思想变迁而似乎被遗忘了的东方贤哲的读者。霍香结的乡土/自然并不完全是卢梭式的,以田园画面反对城市社会。乡村成长背景与城市成长背景之间的差异,成为霍香结写作的空间,而并不指向执拗的城乡对立(这在许多中国青年文学作者笔下常见)。此外,虽然在不断书写对地方自然与生活环境的记忆,但霍香结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那种在无数青年文学作者笔下源源不断涌出的自传,或者“圣徒传”。

理解“汤厝”的先验性,才能略解霍香结“大地的肉身形式”一说的端倪。霍香结的大地观念一如“汤厝”,绝对而自足。《地方性知识》基本由两类语体构成,一是真理性质的教义、公式语体,二是夹叙夹议的田野考察笔记。在第二类语体中,“地方”虽然充分圣美,但没有到不可更改的地步,而是一个变化之地,我更喜欢这一层意思:“地方性”是一个变量,是现实事物和语言的种种变数的体现,而不是已经被确定完毕的东西(譬如先验裁决者),不论是赞美的确定还是否定性质的。但在这本书里,霍香结对地方性作为变数的接受程度如何,我们还不能有更多的推测。“乡土地方性”在道统之论的拥护下登基,还是下野到变动中的时代现实之间等候礼失而求,是作者犹豫不决的。既否认“汤厝”是操作的结果,但作为灵魂经典的大位又迟迟未予扶正。

“谢秉勋在竞选村长之前,我们有过一次谈话,他说:‘对那个行政上的化身我没有太多的感情。因为,它不能提供想象空间,甚至连汤厝存在过多久的历史都不能提供最基本的根由,它既没有血也没有肉。我个人对汤厝的感情是起伏的。早先的时候,被一种外在情感左右,诱导我仇恨它的土,它的贫穷。这种自我否定在我的思想中持续了很长时间。至少在我的青少年时期是这样的。到我完完全全离开之后,我才回头审视它的存在。这一去就是二十年。现在我又回来了,它又不能成为我完全赞美的对象。”

这基本上是《地方性知识》蕴涵的现实感的出发点,这使它不能完全成为一种个人的秘教、个人的符号小国。由于思想变迁中理性的介入,霍香结的大地法没有升级到查海生式的暴烈程度。相比前人。霍香结显得温和宽容一些,也许,也犹豫一些,“大地”只是诸意义的消化地,只是语言的消化变动之地,而不是主宰分配者,尽管它具有自然界的严酷和不可逾越,要求人们通过“面对”它,来进行各种自我调整。相对于前人,在霍香结这里,“面对大地”并非面对一种先验的裁决,而是面对一次试验,进行这项试验能够为文学提供新的机会和要素。这要求作者越过各种已经被决定了的形象(譬如前人的大地神话),这样,“大地”仍有可能把理解与表达活动引向一些新的东西。所以,作为文学读者的我们会庆幸地看到,尽管霍香结的写作在真理化的抱负上始终不舍,但在最后时刻,起作用的依然是文学本身的考虑,它最终的形象依然是一本不无矛盾的、彰显个人旨趣的小说作品,而不是一部经文。

汉语言文学流传着这样的情怀:把现实还原为自然。这一还原法则,被无数具有地方小城镇、农村成长背景的青年作者们继承。在过去二十年中,可以看到人们对社会学方法的热衷,这容易被解释为因为人们对情绪化的形容词和解释厌倦了,对“知识”厌倦了(或无力认识),需要一种新的事实感,或者“务实”。但悖论是,往往正是“务实”这一工具在产生一个平整平均的假象,问题仍未得到认识。人们借用或误用社会学,把情绪寄托到对事情与环境的“纪录”中,以求达成一种重要的东西——在每个不同地域重复“重要的理念”、“重要的价值”,这些,都以责任或风气的方式,被推行在人们对一个个地区的辨认和利用中。

中国深处的一个个省份、一个个欠发达的地区仍是模糊区域。年轻的社会学爱好者奔赴各地,想了解这些地区的特点和弱点,了解其含量与可能性。然后他们发现,人们并不希望有的现实成为一切人的现实。于是,不得不先正视这种模糊:你不能真正地说出一个地区,不能真正说出一个城镇、村庄或者“群落”。你不得不学习在这种模糊性或限度内工作,并且做好准备:一个地区并不如事先想象,有种种显著、充实的形象和意义。而且不得不理解“模糊”给一个地区带来的平静安全,虽然它阻碍表达。模糊是它的秩序,有时候是它的尊严。而且,指出了主导一个地区的模糊性和习惯之后,会不会产生另一种话语的占有。改写对一个地区的表达,可能只是为了重新占有它。这和之前的占有可能没什么不同。除此之外,人们还会说,不是一切都需要被说出,不是什么都需要“清晰和准确”。

同前人的大地神话有所不同,在《地方性知识》中,大地正义具有一种中国语境中的时代性,一种现实主义视野。霍香结梳理的“汤厝”村治史,可以看作近现代中国乡村史的标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这部小小编年史:从1949—1953年间,“汤厝”承国民党建制,村庄为互助组形式,下面是各居民区。此后,原来的村改为乡,设立乡长与农会主席,实际上称作小乡。在1955—1956年间,“汤厝”进入一个由初级合作社为外观的“混合阶段”,由“上面”派下来的工作组做人们的思想工作,证求各居民区意见,加入合作社。全互助组都加入的,则称之为高级合作社。至此,“汤厝”先后经历了小社、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这样的阶段。但是,高级合作社尚不是人民公社形式,经济基础和劳动方式还未发生变化,粮食还没有平调。1957年,“汤厝”进入供销社时代,这也是著名的“反右”时期。紧接着,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时代轰然而至,人们高举“三面红旗”大炼钢铁,这也是比较典型的合作社时期(“这三年是较为激烈的”,书中村民语)。

在1960—1966年间,《地方性知识》中这样说,“汤厝”是“空白记忆”。然后,1966—1978年——“特殊年代”。1980年代,区改为乡或镇,在“汤厝”,干部的职称由上级任命本村村民担任,直接对乡里负责。再从1996年至今,“汤厝”进入村民自治时期,实行直接选举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前卫的改革方案”——《地方性知识》这样评价。

作者把大量的注意力和评议重心,放在了这一小小的编年史涵盖的时空范围,在这些篇目里,话语的兴奋点往往不由自主越出之前预设的社会学、地理学范围,并走向一种政治学视野。在这些时刻,“这最为自然的中国乡野神性空间”似乎也暂时沉寂了,让位于现实社会的变动世界。这仿佛说明,语言与材料的现实性,往往会偏离作者主观的深意。在“电视与乡村”、“农民的江山”(与农村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的口述史)、“族谱上的河”(涉及一个地方的农村结社史)、“摊尸”等条目中,所有的话语都指向一条变化中的权力风景线,政治对一个地方的书写得到了细致微观的呈现,并未被“汤厝真理教”视为“非本质的”和“非自然的”而剪裁不计,这使得《地方性知识》中的众多表达意图仿佛是指向同一个真相的证词。霍香结说:“我就在这样一个多维空间中打转,寻找互证关系,最后全是证词”,书中汇集的词和词之间建立起一种彼此支持、彼此为证的关系,以完成一个主动说明的动作。这一主动说明,针对权力在“汤厝”留下的种种印记。不过,我们不能急于就把《地方性知识》读成一份关于现实权力对一个地方所起的作用的证词,因为那个原始的、第一原告依然是“汤厝”,而不是某个人,霍香结将此称之为“汤厝”的“原始针对性”。这里,在先后秩序上依然是反转的:“汤厝”的第一证词在先,然后,才是人与事的证据。

不管怎么说,由于证词气质的存在,也因为大地正义的现实性,霍香结的“汤厝”并没有成为变动的反动面,成为长治久安的意识形态或者“永恒实体”,而是恰好走进了它不那么情愿的由变数构成的现实世界。

霍香结说:“我使用的形式只有一个目的——‘我’不能存在。我所说的一切始终只是为了一个词的存在:汤厝。是汤厝这个概念实体。汤厝是‘大地’这个词所迁延出的概念实体。”

在《地方性知识》的最后部分里,第一人称叙述者来到“汤厝”,希望更新他的语言,重新领会语言的新意和责任。在这里,有他关切的事物供他认识:地表、物种、人的生存活动、现实的不均衡存在,这里是中国的缩影并且是一个奇怪的缩影。他同这些事物碰撞,有所理解,也表现愚蠢。他曝露在这里。他走得越远,越感到个人的力量虚弱。他想做一个“自然的人”,但“自然”也显得异常困难。“自然”并非行为和交往中的恰当合理性,也非基于野外田园风光的情绪领域,这个“自然”也许更接近于霍布斯笔下那个并不安全、并不和睦的自然状态。他惯性中的知识、方法和侥幸,都暴露出盲目任意和轻浮的面目。他所猜想的也往往和这里的事实不相一致。

由于现代人各种政治的、商业的世俗利用,在一个个欠发达的地区,产生了一种地域文化的新的传奇化,这种新的传奇化,已经很大地不同于这些地方旧有的文化遗产所能提供的内容。也许在今天,一个作家的工作,也包括克服一个地方的新传奇化。霍香结对“汤厝”各种代表人物和村治史的记述,有助于祛除那种在一个地域、在一些人们头脑中的,被使用于文化想象的迷狂意识。尽管由于对“这最为自然的中国乡野神性空间”的深深同情,使霍香结没有选择致力于更多的批评。他在表达“神性空间”时,显得缺少在表达现实人物的命运和村庄政治时洋溢的清晰和力度。也许,“这最为自然的中国乡野神性空间”仍然是一个有很多人居住的家,或者,也是作者的家,是一个人的情绪、弱点和混乱的来源。

但是,当一个地方流动着超出了“地域性”的,一种普遍的、坏的现实时,又该怎样?我们在现实生活游历中不乏这样的体会,一个地方往往只喜欢他人来赞美,不需要他人来认识、怀疑并说出真话。“族人们”,不喜欢“别人”用警觉的眼睛冒犯自己的家。外来的观察者和询问者,则像一个侦探,或者说,“意义”的侦探。家的自闭意识,也许是亚洲世界的一个特征,是我们的特征?

当古代漫游者面对那个代表地方力量的独眼巨人时,他可以回答说他名叫“无人”。此时此刻,在“汤厝”的地方现实中,年轻的中国漫游者被一种神秘的大地法辨别、观看和固定,他的存在变得微弱,并且没有一个巨人需要他回答。可是,当他面对一种来自地区现实的巨大的隐形力量时,他依然使用那种古老的狡黠,回答说“我也是无人”。他不能真正地说出一切但是他尝试。人们以一个软弱的身躯投入世界,与此伴随的是对蠢行的忧虑,对被损害和被磨灭的恐惧。人们准备接受、并且已经在接受的损害磨灭,也并不在人们预设的意义中到来。漫游者意识到,他的理解和存在应该接受更多来自大地的斥责,他始终只能作为一种试验器具,处在对现实的不停探询,意义的不断发生和空缺中。在变动中的地方知识中,漫游者所接受的教育意味深长:“我”是什么?什么是我的“知识”?这使他的道路将区别于“知识就是力量”这一现代性之因,并由此寻觅回归华夏道山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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