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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还有没有办法补救(叶扬)

叶扬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复旦外文系英文专业念本科的时候,有两位哈佛教授,曾来学校演讲。一位是比较文学系的哈里 ? 莱文,题目很吸引人,用了个“修辞性疑问句”:文学不是比较又是什么?他在演讲中旁征博引,循循善诱,对于我后来选择攻读比较文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另一位是英文系的美国文学专家丹尼尔 ? 艾伦,他介绍了美国文学研究的新动向,同样也是辩才无碍,引人入胜。

   1983年春天,我开始在哈佛攻读研究生时,莱文和艾伦都已先后退休。哈佛东亚语言文化系有位退休的资深讲师方志彤,是我比较文学系的前辈学长。此人以《三国志》和陆机《文赋》的英译知名于西方汉学界,跟大诗人庞德也是好友。他自视甚高,平生于众多学人之中,只佩服两位:莱文和钱钟书,常说莱文是美国的钱,而钱就是中国的莱文。比较文学系一年之中有几次招待会,不知为什么,总是用的“雪利”酒,我以为在风味上最接近绍兴佳酿。我手里端着酒杯,跟莱文交谈过好几次,不过他右耳听力不好,听他说话时倒还不妨事,到了我答话时,必须要对着他的左耳大声嚷嚷,实在有些费力。

   除了比较文学系所在的“博尔斯顿楼”之外,英文系(全称是英美文学及语言系)所在的“华伦楼”自然也是我常去的地方,后来海伦 ? 范德勒成了我的座师,在通过博士资格考试之后,她跟我的另一位座师宇文所安一起,指导我写论文,华伦楼去得就更为频繁了。不过我刚到哈佛的时候,谁也不认识,因为艾伦曾去复旦演讲过,就到英文系去自我介绍,约定跟他见面。艾伦那时刚退休,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见他,他非常热情,后来我学习、以至生活中有了问题,常常向他请教。他虽然退休了,却忙于主编《美国文库》的工作,系里一直为他保留着办公室。他每天一大早就骑着自行车,从他地处康桥哈佛广场的寓所到华伦楼来“坐班”。他是我读研期间来往最多的师友之一。我的哈佛同窗、也是我的安徽大同乡赵一凡,是在美国文明史项目念的博士,艾伦是他的座师之一,对他也十分关照。

   记得我有次去艾伦那里,问了他一个有关英国诗歌的问题,他招招手,把我带到他隔壁的办公室,给我引见另一位教授,就是大名鼎鼎、专治英国诗歌和文艺批评的沃尔特 ? 杰克逊 ? 贝特。不过那时贝特也已退休,身体好像也不太好,又不像艾伦退休后天天还去办公室,所以虽然见了面,后来还读了他好几部著作,却始终跟他不熟。1985年夏天,我跟一凡分别学完了指定的课程,获得了硕士学位,为了凑个热闹开开眼界,就一起参加了毕业典礼。当时哈佛庆祝毕业典礼的校报特刊上,发表了贝特的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哈佛以英文系为主的文学教学的历史,我读后很喜欢,暑假的时候比较空闲,就随手把它译成了中文,放进了书桌的抽屉,后来完全忘了。

   一晃二十五年过去,前些日子整理旧物时,居然又找到了这篇压在箱底的旧译,想到校园依旧,人事已非,而作者贝特去世,已经十有一载,未免有些感慨。重读此文,对于今天国内的文学教育,尤其是大学里的中文系和比较文学专业,倒有不少相关的联想,这就是此文的来历了。

   有言在先,哈佛虽然声名显赫,但是其经验并非万灵仙丹,充其量,只具参考价值。林语堂的《有不为斋文集》里有一篇小品《哈佛味》,其中引用美国幽默作家罗杰斯的话,调侃哈佛的学生:“哈佛大学之教育并非四年,因为是四年在校,四年离校,共是八年;四年在校使他变成不讲理的人;离校之后,大约又须四年,使之又变成讲理的人,与未入大学时一样。”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历来把自己视作“哈佛人”的,主要是大学的本科生。哈佛的研究生来自五湖四海,往往并不自居其列。我向来把自己视作“复旦人”,对于哈佛,虽然前后待了六年半,却自觉还是校园里一个匆匆的过客,对她还是能有比较冷静的、客观的认识。

在我读研期间的八十年代,哈佛的英文系,正像贝特的文中所调侃的那样,与当时理论重镇耶鲁相比,也许给人比较保守的感觉。座师范德勒向来注重传统的细读,后来成为哈佛历史上破天荒第一位女性的、也是当时英文系唯一的“大学讲座教授”。其他如从事古英语及中古英语研究的阿尔弗雷德、擅长文艺复兴时代英国文学及弥尔顿研究的列瓦尔斯基、专治美国诗歌发展史的柏金斯等人,在方法上都比较崇尚文本的细读或是历史文化背景的研究。

   不过,到了我快要离开的八十年代末叶,这个情况在英文系已经有所改变,从两性关系和通俗文化角度研究莎士比亚的玛乔丽 ? 伽柏开始崭露头角。跟宇文所安先后被哈佛从耶鲁挖角过来的芭芭拉 ? 约翰逊,原来在罗曼语文系执教,后来学校答应了她自己提出的要求,调入英文系。她是耶鲁理论家保尔 ? 德 ? 曼的的弟子,也是首创解构理论的法国学者德里达的英译者,当时才三十来岁。我记忆中永恒的哈佛风景镜头之一,就是金发披肩、有电影明星长相的约翰逊,牵着她那条大狗,姗姗地在校园的绿荫中走过。

风水轮流转,二十年过去,今天哈佛的英文系,已经取代耶鲁成为理论重镇。九十年代初,约翰逊在兼任“非裔美国文化研究”主任时, 将非裔美国文化专家亨利 ? 路易斯 ? 盖兹招进了哈佛。九十年代中期,已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执教了28年的“新历史主义”首领史蒂芬 ? 格林布拉特,也被哈佛挖角过来。这两位视野广阔、功力深厚的学者,先后加盟,确实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不过,进入本世纪之后,哈佛英文系在重视理论这一点上,也不无求全之毁,比如标举后殖民理论、以行文风格晦涩、混乱而常为人诟病的霍米 ? 巴巴的加入,未免让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跌破眼镜,贝特老先生地下有知,未知当作如何想。令人惋惜的是,当年风姿绰约的约翰逊,因为患上罕见的小脑共济失调症,导致肢体多发性硬化,逐渐丧失了行动和语言的能力,一年之前,已经在康桥的家中去世了。

在作为英语世界一个中坚部分的美国,其大学英文系,相当于包括国内的汉语世界的大学中文系。根据我多年的经验体会,两者之间,在师资、生源、资质、精神风貌等诸多方面,有出奇的相似之处。

   当然,后者的历史比前者要短。贝特教授谈到哈佛英文系一度被“语文学”统治,攻读博士课程的学生,为了掌握多种中古语言而疲于奔命。国内中文系的博士生,好像从来没有受过这个罪。不过正如贝特所指出的,那种好比制造木乃伊的过程,虽然在哈佛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但是时至今日,在包括哈佛在内的美国一流名校,中古的语言文学研究,依然是语文教学中一个合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哈佛,甚至另外设有独立的、与英文系平起平坐的凯尔特语言文化系,专攻中古及现代爱尔兰和威尔士的语言文学。

   联想到国内大学的中文系,即使在北大、南大、复旦这样的中文系重镇,是不是还有人在从事我们自己的特殊古文字(例如甲骨文、金文、西夏文)的研究?如果答案为否,我真为这种会导致严重文化断裂后果的情况扼腕。以英文而言,从《贝奥武甫》的古英语到乔叟《坎特伯雷故事》的中古英语,从莎士比亚到今天,经过的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渐进过程。中文呢?由文言到白话,在五四前后突飞猛进,这种断裂性的巨变,只是不到一个世纪的事,所以文言对于我们今天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古英语和中古英语对于今日的英语世界。国内的中文系以至整个高等教育界,有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呢?王力先生主编、历来几经修订的四卷本《古代汉语》,对于大学文科,至少人文学科的各系,本来都应该是一部必修教材,可是如今不要说一般的大学生了,即使重点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的毕业生,有多少人能够好好掌握这四卷书里的精髓?

我在复旦念本科的时候,文革刚刚过去,最初两届的大学生里,许多是所谓的“老三届”,可谓伏虎藏龙,不过当时的中文系,出了写《伤痕》的和写《秦王李世民》的,很多学生都想当作家,一夜成名,有志于静心作古典文学研究的(比如我的五四中学老同窗王镇远)简直是凤毛麟角。这一点,记得常为我们外文系的同学所讪笑。这种重创作、轻研究的情况,不知今天有了多少改变?

   不过正像贝特所说的那样,创作本来也应当是大学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哈佛英文系历来有大作家来讲课,也出了许多第一流的作家。我读研期间,爱尔兰诗人、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默斯 ? 希尼,就在英文系开课。我在比较文学系,也选修了担任客座教授的墨西哥小说家卡罗斯 ? 富恩特斯为研究生开设的课程“文学中的时间”。我写了一篇评论弗吉利亚 ? 伍尔夫的小说《奥兰多》的期末论文,因为富恩特斯对我青眼有加,后来我在寻找教职时,还请他替我写了一封推荐信。国内的中文系,自然也应该是这样“请进来,走出去”。复旦中文系能够请小说家王安忆女士加盟,实在很有眼光。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也请了我以为散文写得比诗更好的北岛出马。可是在国内的高等学府,这好像还是一个创举和异数。我常纳闷,放着阿城这样一位博学多才的大作家住在北京,北大中文系居然不去三顾茅庐请他出山,未免太短视。此外,我知道贾平凹长年住在“废都”,可是想法设法力邀他客座讲个一年半载的写作课,有何不可?

   理论固然重要,但是即使在今天哈佛的英文系,从范德勒到盖兹和格林布拉特,读者与作品的直接交流、文本的细读,依然是重中之重。优秀的文学理论,能够引导读者从作品的字里行间,发现崭新的内容和心得,然而文学研究的重心,应该还是文学作品本身。用句英文成语来说,只能把马套在前面来拉车子,不能“把车子放到马的前面”。今年春天我回沪期间,曾在母校作了题为《一隅之见: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的英文演讲,其中的核心思想,就可以由这个成语来概括。我在演讲中特别提醒听众,对于那种玩弄术语、忽视文本的有些当代“理论”,要留个神儿,不要像安徒生童话里那个傻皇帝,自以为穿上了新衣服,光着身子,在大街上招摇过市。演讲完了以后,不少听讲的同学留下来围着我,一面对我的观点表示赞同,一面抱怨他们的老师要求他们写论文必须“理论当先”。据我当场询问,其中很多不是外文学院的,而是中文系的研究生。本来大学文科的本科生,根本不应该个个都写论文,而应该按照国外这样,把论文只作为优秀本科生的选项之一。研究生当然应该写,可是国内的文科各系,尤其是中文系,对理论死搬硬套,也就不去说它了,尤有甚者,是不是“把车子放到马的前面” ,本末倒置了呀?

我的博士学位,是在比较文学系颁发的。哈佛的比较文学系,是美国大学同类系科里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她的构成,在美国高校中颇具代表性。首先,她只有研究生的博士课程,学生在成功修完前两年的课程之后,自动被授予硕士学位。其次,她有一个基本的教授班底,其中所有的成员都有双重的头衔,除了他们专长的语言文学的教授头衔之外,另外还同时拥有比较文学教授的头衔。比如座师宇文所安,当时是“中国与比较文学教授”;我上过其研究生课程“文学中的城市”的唐纳德 ? 范杰,是“斯拉夫与比较文学教授”;上文讲到的约翰逊,原来是“罗曼与比较文学教授”,转系之后成了“英文与比较文学教授”,等等。系主任一职,就由这一班拥有双重头衔的教授轮流坐庄。在系里的教员名单上,另有一班被称之为“在比较文学系授课的其他教员”,他们没有双重头衔,在系里的人事决定上也没有投票权,但是经常为系里开课,或是指导研究生。比如我在法国文学领域的座师佩尔 ? 尼克罗格,我在东亚系的另一位老师韩南、以及上文提到的英文系的阿尔弗雷德,都在此列。不过,研究生找自己的指导老师,只要符合研究方向,并不局限于这两套班底,当年我在英国文学方面,请当时仅在英文系授课的范德勒指导,就是一个例子。

   哈佛比较文学系的这个模式,在美国高校中是堪称典范的。当然,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历史相对短暂、或是比较小一些的大学,也有与外文系合并在一起的,我任教的加州大学河滨校区就是如此。在加州大学尔湾校区,比较文学一度与英文合系,这在美国极为罕见;这种架构有很多弊病,往往流于“欧洲中心”的偏向,最终还是分道扬镳了。

哈佛比较文学系研究生第一年的必修课,是一门文学理论的讨论班。除了英文和一门现代“外语”(对我来说当然是中文)都必须达到母语或“接近母语”的水准、并且分别选修一定数额的研究生课程之外,无论研究方向为何,法文、德文都是必修的(达到流利阅读标准、经过考核即可),除此之外,还必须熟谙一门古典语言(希腊、拉丁、希伯来文、梵文、古汉语任选其一)。

我在哈佛开始读研的时候,文理学院的院长,正是以首创“核心课程”而闻名的经济学家亨利 ? 罗索夫斯基。记得在他的主持下,在文理学院就各个学科的研究生取得博士学位平均需要多长时间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是数学需要的时间最短,平均不到五年,而比较文学则需要最长的时间,平均到了八年以上。这并不奇怪。大学本科有念双学士学位的,所谓“双重专业”。我常说比较文学的博士学位就好比研究生课程里的“双重专业”甚至“三重专业”,因为对于所从事的任何一国的语言文学,都必须要能熟练掌握,并且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而不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

我在国内念本科时,比较文学研究在停滞多年之后,刚刚重新起步。三十年过去,比较文学作为国内大学里一个文科专业,好像已经是遍地开花。不过据我所知,所有的比较文学专业,无一例外,都隶属于中文系的管辖之下,这实在是个极不正常的怪现象。因为对于从事比较文学专业的人而言,虽然“国学”的根底非常重要,但是过硬的外语能力,以及对于外国文学的广博知识和深入理解,也是关键的先决条件,而这并非国内大学中文系的强项。后来,熟悉国内高等教育的蒋洪新教授告诉我,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现状,有教育体制上的原因,因为按照教育部的系科安排,“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是划归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之下的众多二级学科之一。

   据说当初划分系科的时候,北京外语教学界的名师李赋宁、王佐良都曾参与其事,他们本来应该对于比较文学这个学科的特殊性不乏了解,可是为什么最后会如此划分,有待考证。我怀疑当时很可能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说得好听些,就是什么“立足本国,放眼世界”,说穿了,在背后作祟的,也许就是一种天朝大国的理念:在中国做比较文学,必须以中国为中心。有人一天到晚批评西方的文学研究“欧洲中心”,可是自己却总是放不下“中国中心”这面虎皮大旗。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国内的比较文学界,长年纠缠在什么“法国比较文学”、“美国比较文学”这种老掉了牙的过时观念里面,放着“中国比较文学”的空炮,殊不知比较文学这个学科本身,归根结底,正是要打破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藩篱。

   这种系科的划分,对于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极为不利。有了教育部的这种条条框框,下面的院校,谁敢越雷池一步?我可以大胆断言,按照现在的体制,由中文系来主导比较文学的教学,这个学科在国内很难出人才、出成果。复旦近年来成立了一些跨系的、独立的研究中心,比如葛兆光兄所主持的文史研究院,但是这样的机构好像并没有招收研究生、授予学位的功能,所以还不是比较文学安身立命之地。坦白讲,这个学科,实在应当置诸与中文系同为一级学科的外国语言文学专业之下,少说也应该由中文系和外文系“共管”。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以为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构建,还是最理想的模式。

   此外,最近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提出了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进行精英化教育的想法,建议制定一个“十年连续性精英培养计划”,招收进来的学生由本科直升硕士、博士。这是个高屋建瓴的建议,不过真正做起来的时候,“魔鬼就在所有的细节里面”。如上所述,若是仅由中文系来主导,效果很值得怀疑。另外,他还提出学生必须掌握两门以上西方现代语言(如英、法、德语),以及一至二门印欧古典语言(如古希腊文、拉丁文和梵文)。这个想法雄心勃勃,但是我以为细节上尚可商榷。

   首先,为什么一定得是西方现代语言呢?为什么忽略了日语?在比较文学方面,中日虽然仅隔一衣带水,文化上却各有特点,在中日文学艺术的交流、比较上,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开拓。其次,以十年时间想让学生打好国学基础,再加上两门现代外语和一门印欧古典语言(那个“以上”和“至二门”可以免谈),也不太现实,很有可能让学生顾此失彼,成为英文里所谓“能作所有行当营生的杰克”,或是中文里的三脚猫。其实,自文艺复兴至今五六百年,古希腊罗马的文艺典籍,虽然我不敢说百分之百,但是至少其中十之八九,都已经有了可靠的英译,绝大部分重要的典籍,甚至有多种译本可以相互比较,所以懂得英文的话,希腊文拉丁文并不是非学不可。倒是因为古代印度人也长于抽象思维,所以古印度的诗学,还是一座有待开发的宝山,能有人专攻梵文,一定不会空手而回。在我看来,能够在这十年里,一方面打好国学的基础,然后在另一方面,至少有一门外语,达到能听、能讲、能写的“母语或接近母语”的水准(换言之,就是不光要能讲得好、而且要能写得漂亮),然后对于这一种外语背后的文化,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能培养出这样的人,不是精英又是什么?

贝特教授在他的文章结尾,给了文学教育极为崇高的地位。他把文学称之为“人类的生活经验的庞大浩瀚的纪录”, 说文学“跟人类的生活一样丰富多彩、变幻莫测”。这使我想到,古今中外,大凡盛世,虽然并不一定就能产生最优秀的文艺作品,但是对于文艺,必定重视。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一朝,以及英国历史上的伊丽莎白和维多利亚两朝,都是很好的例子。以中国历史而言,从汉武帝到唐太宗,从乐府到弘文馆的设立,一直到满清的康雍乾三世对《全唐诗》、《四库全书》的编纂,无一不是如此。

   然而共和国建国六十年来,人文学科却一直没有得到她应有的地位。记得九十年代末,由当时的院长领衔的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来美国访问,到洛杉矶时,我应邀参加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即席作了发言,谈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各自不同的相关范畴,提出中国社会科学院长期将人文学科置诸社会科学之下,是不正常的现象,建议正名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院。记得散会之后,代表团内有几位随行的所长,走过来对我的发言表示赞赏,想来一定是人文学科的。然而十几年过去,中国社科院却一仍旧贯,毫无改变。

2004年,座师范德勒膺选去首都华盛顿,作该年度的“杰弗逊讲演”。自1972年以来,担任这个一年一度、由国家人文基金赞助的演讲的主讲人,从首届的莱昂尼尔 ? 特里林到今年的史景迁,从1977年的索尔 ? 贝娄到1996年的托尼 ? 莫里森,从2001年的亚瑟 ? 米勒到2008年的约翰 ? 厄普代克,向来是美国联邦政府给予人文学科杰出人士的最高荣誉。有“最为精细的细读者”之誉的范德勒,自然也是当之无愧。在题为《大洋、鸟和学者》的演说中,她运用对于美国诗人斯蒂文斯三首小诗的细读,为文学艺术教育请命。在这篇演说里,她对于在人文学科中侧重哲学与历史的倾向提出了批评,石破天惊地提出,人文学科的核心教材,不应该是历史学家或是哲学家的文本,而应当是人类审美的努力的产物— 文学和艺术(包括绘画、雕塑、音乐和舞蹈),这是因为,人们通常记住任何一种文化,主要是通过这种文化里的文学艺术作品而达成的。

说得太好了。举个例子来说,我虽然大学念的是英文本科,后来在比较文学做的主要是中、英、法三国诗歌与诗学的比较研究,但是我这一代人,却是受着俄罗斯文化的熏陶长大的,对于我们来说,俄罗斯文化,不是由她的经济、政治所代表的,而是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契诃夫,是列宾,是柴科夫斯基、斯克里亚宾和拉赫玛尼洛夫。

   相对而言,我觉得我们的三千年文化,放到历史长河里来看,就是屈原、陶渊明、杜甫和苏东坡,是《兰亭序》和《祭侄文稿》,是《韩熙载夜宴》、《关山行旅》和《清明上河图》,是青铜器、唐三彩和青花瓷,也是长城、始皇陵兵马俑、云冈和龙门。在这些文学艺术作品中,记录着我们三千年的七情六欲,三千年的梦。

   近年回国期间,听很多同行、朋友埋怨,在国内这个浮躁、媚俗、人欲横流、急功好利的社会里,在通俗文化有压倒众生之势的情况下,一代又一代新人,正在慢慢变成王朔笔下不会做梦、不会被触痛、在现实生活中毫无情趣的“橡皮人”。最近还见到“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在全球21个颇具代表性的国家所作的调查,结果是:虽然我们中国的孩子的计算能力在其中排名第一,然而创造力却排名倒数第五,想象力则更惨:倒数第一!

   还有没有补救的办法?

   我势单力薄,人微言轻,更不消说还是从海外“隔岸观火”,不过还是想借《上海文化》这一角宝地,大声疾呼一下:没错,强国必先强教,而若欲强教,必须首先让文学艺术教育在整个人文学科、特别是在国内起步伊始的通识教育中,占有核心的地位。大力提高文学艺术教育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应有的崇高地位,如今该是时候了。

[附录]

哈佛的多元文学传统

[美] 沃尔特 ? 杰克逊 ? 贝特(1918-99)著 叶扬译

   约翰 ? 芬利 1 说过:“爱上哈佛,好比爱上自由神像,你不可能用双手合抱住她。”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哈佛,也同样适用于其中的一个部分 — 哈佛的文学教育。

首先,人们总是会意识到,其中有一个光辉灿烂的过去 — 那一长串令人肃然起敬的作家和学者的名字 — 尤其是在最近的150年以内。这段光荣历史对于今天所起的作用,不像某些别的传统那样,会对现在造成压迫、使之不敢越雷池一步,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恰恰相反, 她所发挥的作用,是一种鼓励和挑战。她之所以能够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本身所具有的巨大的多样性。每一个特殊的传统都会有相应的反传统,这种合流汇聚而形成的多样性,却总是倾向于解放、而不是束缚,个人的期望与努力。她把我们从在每一个特定时期内暂时占上风的那种专制中解放出来,并且提醒我们,无论在任何时刻,都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到处都是死胡同,相反,随时随地,条条大路都向我们敞开。

在最初的150年内,哈佛的文学教育,和其它任何地方一样,就是教授们对希腊和拉丁经典的细读,偶尔还会加上希伯来文的学习。兹后,到了18世纪后期,哈佛跟着几所苏格兰的大学的榜样,远在牛津、剑桥起而仿效之前,引进了一种意义更为广泛的新概念—“修辞学”,开始了介绍英国文学的课程,其重点也在于写作和阅读的风格。“博尔斯顿修辞与演讲讲座教授”这一教职的设立(1772)反映了这一进展。19世纪上半叶,当爱默生 2 和梭罗 3 在哈佛攻读的时候,乔治 ? 蒂克诺 4、 朗费罗 5 和詹姆斯 ? 拉塞尔 ? 洛威尔 6 先后就任新设立的史密斯现代文学讲座教授。在这三位人物的领导之下,以外语讲授的现代欧洲文学教育几乎立即就诞生了。

就英文课程而言,除了传统的“修辞学”教学和我们今天称之为“英语作文”的课程之外,还被从德国的大学所引进的进口货所补充。这种进口货就是被称之为“语文学”的专业化的新课程 — 语言词汇的历史,尤其是从中世纪所遗留下来的材料中所存在的那些语言词汇。在哈佛引进中古语言文学的中坚人物是弗朗西斯 ? 詹姆斯 ? 蔡尔德 7 。时至今日,此人仍然以他的《英格兰和苏格兰民谣集》知名于世。由于这种专业化的课程听来似乎非常“科学”而“严密”,所以到了19世纪90年代,它成为新近设立、同样也是从德国引进的哲学博士学位所要求的文学课程之中最为显赫的形式 8 。哈佛对于语文学的推进,在整个英语世界一马当先,超过其中任何其它的大学。 迟至20世纪30年代,哈佛英文系的博士必须熟练掌握好几门中古语言 — 盎格鲁撒克逊语、中古英语和中古苏格兰语、哥特语、古挪威语、斯堪的纳维亚语、古法语。遥想当年,我面对着这一整套中古语文学课程,几乎没有任何时间从事于其它课业的时候,非常赞赏曾任哈佛英文教授、后来当上史密斯学院校长的威廉 ? 艾伦 ? 尼尔森 9 所说过的一句话:“埃及人做一个木乃伊,只需要五个星期的时间,而哈佛英文系博士课程做的是同样的事,却需要五年。”

哈佛的文学课程在近代接近于一种一元化的正统,上文所述在其历史中是唯一的先例,不过应该承认,它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即使在这种情形甚嚣尘上的时代,也有几点应该在这里指出。第一,上文所说的那种课程,完全局限于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而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他们的大学生,却不受其限。当时在哈佛攻读的,从罗伯特 ? 弗罗斯特 10 到 托 ? 斯 ? 艾略特 11 ,爱 ? 埃 ? 卡明斯 12 和华莱士 ? 斯蒂文斯 13,从尤金 ? 奥尼尔 14 到罗伯特 ? 洛威尔 15 ;这种课程完全没有影响到这个灿若群星的作家群体未来的前程。

第二点,当时在文科各系,至少有半数以上的教授,兴高采烈地运用其它的文学研究方法。不仅如此,哈佛还成为向“日耳曼语文学”宣战的一系列文学研究方法的温床,在这一点上,哈佛比起国内任何其它的院校,毫无逊色。这些方法之一,就是欧文 ? 白璧德 16 所宣讲的、丰富多彩的“新人文主义”。白璧德面对日耳曼语文学的顽固堡垒,以战士的姿态拥护古典的“人文主义”理想,探讨文学与永恒的道德价值之间的关系,在整整三十年的时间里,倾倒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正如托 ? 斯 ? 艾略特和其他很多人所指出过的,白璧德让他的学生们认识到,作为人类的经验的伟大纪录的文学,是整个人类的生活的核心部分之一。

三十年代,对于人类的意识的历史的研究,在弗 ? 奥 ? 马蒂森 17 和佩里 ? 米勒 18 的倡导之下,在哈佛蔚然成风,而白璧德也是其拓荒者之一。把注意力集中在风格与结构上的新批评派,则被艾 ? 阿 ? 理查兹 19 吸收进来。这位“新批评派”的教父,是三十年代开始来到哈佛任教的。到了五十年代,中古语文学的专制已经好像道格拉斯 ? 范朋克 20 和玛丽 ? 璧克馥 21 的电影一样的遥远了。不过哈佛依然是中古研究的重镇之一,过去25年中,国内大约三分之一的中古研究专家,仍然是在这儿培养出来的,而中古研究也已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合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时至今日,对于批评理论重新勃起的兴趣如火如荼之际,哈佛因为没有完全向这种兴趣低头、并且将其视作正统,有时被目为老朽。不过想到有不少当代的理论家,其事业正是在哈佛肇始发端,未免令人忍俊不禁。罗门 ? 雅可布森 22 当年将“结构主义”引进哈佛的时候,它在大多数其它的地方,至多只不过是一个名词而已。诺姆 ? 乔姆斯基 23 开始创建他的理论的时候,只是我们这里一位初级的研究员。半数以上的耶鲁理论家是在哈佛受的教育,而其中有一位,则是从哈佛的某位教授那里获得了他的核心主题而未予承认,并且将之推向极端 24 。与此同时,约翰 ? 阿什伯里 25 、弗兰克 ? 奥哈拉 26、诺门 ? 梅勒 27 和约翰 ? 厄普代克 28 这些第一流的作家也在这里攻读,尽管他们各自的想象世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迥然不同的。与别处相比,写作课程在我们这里是教学中一个更为重要的部分,为我们开课的包括阿切博尔德 ? 麦克利什 29 ,罗伯特 ? 洛威尔,伊丽莎白 ? 毕晓普 30 ,门罗 ? 恩格尔 31 ,还有大概是当今英语世界首屈一指的诗人,辛默斯 ? 希尼 32 。

早在1910年,日后最负盛名的哈佛文学教授之一的布利斯 ? 佩里 33 刚刚加入英文系。他首次参加系里的会议就大吃一惊。在此之前,他曾经在德国攻读,在普林斯顿任教,还担任过《大西洋月刊》的主编,可是我们的英文系却让他大开了眼界。散会的时候,他不禁想起有次爱默生演讲后,听众里一位老太太对他的演讲所作的评论:“除了上帝之外,它跟任何其它的东西都没有丝毫的关联。”三十年之后,佩里在他的自传《快乐的教学生涯》里提到这件往事,觉得那句话依然是千真万确的。我希望这句话永远是千真万确的。34

这是因为,我们所称之为“文学”的,是人类的生活经验的庞大浩瀚的纪录,她跟人类的生活一样丰富多彩、变幻莫测。毫无疑问,她的主题就像是一片巨大的影子,驶入历史、哲学、甚至科学的领域。除此之外,还应该替她添加上她所独有的一些特质:反应、情感 — 希望、恐惧、欲望、仇恨、野心、理想 — 凡此种种,让我们在这个行星上成为有生命的灵长。正如罗伯特 ? 弗罗斯特在讨论政治(同样也是一个开放的主题)与诗歌之间的区别时所说的,社会学和政治学所涉及的是人间的不平和抱怨,而诗歌所抒发的则是人类的悲哀。

人类的生活经验,对于作为有意识的生命的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文学能够、应该给予我们什么?这个问题像是一扇永远敞开的大门。无论在任何时代,就我个人认为是最最崇高的、在文学中能够包罗大多数其它途径的研究方法而言,那更是一扇敞开的大门。那种方法就是,让学生更加接近伟大的人类精神的表现 — 凡是文学大师,总是能够让他们自己的经验在作品中得到充分而有力的表现,能够帮助我们满足我们的需要,让我们得以认识人类的潜力,为我们提供榜样和范例,并且让我们对于在个人经历中饱经考验的价值观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这些作品,作为人类精神的伟大表现,是我们在精神上不可或缺的朋友。若是没有了这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行星上作短暂停留的期间会感到无依无靠,很容易受到伤害。尤其是在今天,当人类很有可能正在进入一个罕见的重大转折期的时候,我们需要、也必须珍重,我们所能够得到的每一位朋友。

[原载于《哈佛大学公报》第80卷第38期,1985年6月6日,“毕业典礼特刊”]

译者注

1 教育家芬利 (John Finley, 1863-1940)于1925年曾应优等生联谊会( Phi Beta Kappa )之邀在哈佛作演讲。

2 爱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1803-82) 于1821年毕业于哈佛,1825年又入哈佛神学院攻读,1870年开始在哈佛讲课。

3 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 1817-62)于1837年毕业于哈佛。他对在哈佛受的教育并无好感,曾经说过在哈佛学的“全是枝节,没有一点根基”。

4 蒂克诺(George Ticknor, 1791-1871),作家,1819-35年在哈佛执教。

5 诗人朗费罗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1807-82)于1836-54年曾在哈佛执教。

6 诗人、外交家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 1819-91)于1838年毕业于哈佛,1854-86年在哈佛任教职,但1876年起即辍教。

7 语文学家蔡尔德(Francis James Child, 1825-96)于1846年毕业于哈佛数学系,留校任数学教员,1848年又任政治经济学、历史和英文教员,后去德国哥廷根及洪堡大学深造。回国后,1851年,年仅26岁的他在哈佛就任“博尔斯顿修辞与演讲讲座教授”,1876年起转任哈佛新设立的第一个“英国文学教授”;译者在哈佛攻读研究生期间,就住在校园内法学院地区以他命名的“蔡尔德楼”(Child Hall),当时的同楼学友,还有赵一凡和德国学者罗泰。

8 现当代文学批评常以“科学”(scientific)一词标榜自己的学说,作者此处语带诙谐。

9 尼尔森(William Allan Neilson,1869-1946),出生于苏格兰的美国教育家,曾主持编辑《韦伯斯特新国际大词典》(第二版),1900-04年,1906-17年两度在哈佛执教,1917-39年任史密斯学院校长。

10 诗人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于1897年进入哈佛攻读古典文学,两年之后肄业,改经营农场为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回哈佛开课。

11 诗人、批评家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于1910年毕业于哈佛,留校任哲学教员一年。1927年入英国国籍。1932年回哈佛任教授。194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2 诗人卡明斯(e. e. cummings,1894-1962)于1915年毕业于哈佛,次年又获硕士学位,五十年代曾在哈佛讲学。

13 诗人斯蒂文斯(Wallace Stevens,1879-1955)于1897-1900年曾以不攻读学位的特殊身份在哈佛法学院学习。

14 剧作家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于1914-15年在哈佛参加著名创作课教员贝克(George Pierce Baker,1866-1935)的“47讲习班”,学习剧本写作与排练。

15 诗人洛威尔(Robert Lowell,1917-77)于1935-37年在哈佛攻读,后转学。1963-64年曾在哈佛讲课。

16 文学批评家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于1894-1933年在哈佛任法国文学教授。我国前辈学者梅光迪(1890-1945)、吴宓(1894-1977)、梁实秋(1903-87)在哈佛攻读时都曾受过他的教益。艾略特也曾是他的学生。

17 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马蒂森(Francis Otto Matthiessen,1902-50)于1926年在哈佛获博士学位,1929-50年在哈佛执教,曾任大学本科“历史与文学”项目主任,在其同性恋伴侣逝世之后,情绪低落,后来跳楼自杀。2009年6月,哈佛大学宣布,以哈佛同性恋者联谊会的150万元美金捐款,设立“弗 ? 奥 ? 马蒂森性别与性欲研究讲座访问教授”的职位。

18 历史学家米勒(Perry Miller,1905-63)于1931年起在哈佛任教,1942年辞职从军,二战结束之后又回到哈佛,由1960年起,担任“鲍威尔 ? 卡伯特美国文学讲座教授”。

19 理查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1893-1979),英国文学批评家,“新批评派”巨擘,1929-30年,曾任清华大学客座教授,1944年以后长期在哈佛执教,1963年退休。1979年初夏,译者在复旦外文系读本科生时,86岁高龄的理查兹曾来复旦演讲。他在访华期间病倒,回国后未久即在剑桥家中去世。译者在哈佛的座师范德勒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曾旁听理查兹的课程,在他去世之后,于《波士顿评论》1981年4月号中,发表了一篇文情并茂的回忆文字,生动地描写了这位一代名师的丰采。

20 范朋克(Douglas Fairbanks,1883-1939),美国早期电影演员,好莱坞的武侠明星。中国观众称之为“老范朋克”,以别于与之同名的儿子“小范朋克”(1909-2000)。

21 璧克馥(Mary Pickford,1893-1979),出生于加拿大的美国电影演员,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红极一时。

22 雅可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俄罗斯语言学家、文学批评家,1920年去捷克,成为“布拉格学派”的中坚人物,二战前夕经过北欧诸国辗转逃亡到美国,1949年以后在哈佛担任“塞缪尔 ? 哈泽德 ? 克罗斯斯拉夫语言文学及语言学讲座教授”,1967年退休,1952年加入美国国籍。

23 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年生),语言学家、政治活动家,现任麻省理工学院“学院讲座教授”。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膺选为期四年的哈佛大学“初级研究员”(Junior Fellow)。

24 作者在这里抨击的是现任耶鲁大学“大学讲座教授”的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年生),作者认为其1973年的成名著作《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我国有2006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徐文博译本)袭取了作者1970年的名著《过去的负担与英国诗人》,二人从此反目,这是美国学界一件有名的公案。参见译者《文学批评家艾略特》(《东方早报 ? 上海书评》第15期第10页,2008年10月19日);盛韵《叶扬谈美国学界的学术伦理》(同上第89期第2页,2010年5月9日)。

25 诗人阿什伯里(John Ashbery,1927年生)于1949年撰写评论英国诗人奥登的论文,以优等生荣誉(Cum Laude)获哈佛英文系文学士学位。

26 诗人、作家、艺术评论家奥哈拉(Frank O’Hara,1926-66)于1950年获哈佛英文系文学士学位。

27 小说家梅勒(Norman Mailer,1923-2007)于1939年入哈佛攻读航空工程,1943年毕业。

28 小说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32-2009)于1950年获得全额奖学金进入哈佛攻读,1954年以最高荣誉奖(Summa Cum Laude)毕业于英文系。

29 诗人、作家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1892-1982)自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入哈佛法学院,1919年获法学士学位,1949年就任哈佛“博尔斯顿修辞与演讲讲座教授”,1962年退休。

30 诗人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1911-79)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在哈佛任教七年,每年秋季学期开课。

31 作家恩格尔(Monroe Engell,1921年生)于1942年毕业于哈佛,上世纪五十年代起,长期在哈佛英文系主持写作课程。

32 爱尔兰诗人希尼(Seamus Heaney, 1939年生)于1981年到哈佛任客座教授,1985-97年任“博尔斯顿修辞与演讲讲座教授”,199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译者读研期间,希尼在哈佛开设大学本科生诗歌课程。有些教授允许研究生选修本科生课程,以期末长篇论文代替本科生的一应作业要求,译者与几位研究生同学试图选修该课时,希尼以从未带过研究生为理由婉言谢绝。

33 文学批评家佩里(Bliss Perry,1860-1954)于1907-30年在哈佛执教。

34 古希腊有个说法,认为诗人是神的传声筒,这种说法在西方沿袭下来,作为基督徒,那位听众认为爱默生就像上帝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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