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 方法与文本

童话与化民成俗——从周作人说到俞愉(刘涛)

童话与化民成俗

——从周作人说到俞愉

刘涛

一、 以童话代小学

童话一词不见于古籍,晚清始见,五四大兴,以迄于今。然而,往而不返,今日我们或许已忘先驱们倡导、鼓吹童话之苦心与用意。别不具论,请先以周作人言之。

周作人提倡童话,鼓吹最为有力,曾作《童话略论》、《童话研究》、《古童话释义》、《儿童的文学》等,曾译王尔德《安乐王子》。周作人何以殷殷如此?一言以蔽之,周作人倡童话,且身体力行,其意在化民成俗。倡导童话为“救救孩子”,“救救孩子”为“救救民族”。按诸古代学制,教育分为小学、大学。周作人欲以童话取代小学,为中华民族重新制礼作乐。从小学到童话,是礼法制度的变更,而非所谓文学形式之变。周作人言:“中国是个奇怪的国度,主张不定,反覆循环,在提倡儿童本位的文学之后会有读经——把某派经典装进儿童歌谣里去的运动发生,这与私塾读《大学》、《中庸》有什么区别。” 周作人欲以“儿童本位的文学”取代儿童“读经”。“儿童本位的文学”是新神,“读经”是旧神,以“儿童本位的文学”取代儿童“读经”就是以新神取代旧神,这关系着城邦最为根本的变化。周作人发现了儿童,言:“此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 周作人欲在这两个极端中走中和之道,故倡“儿童的文学”。一为反对“一笔抹杀,不去理他”,一为反对“拿‘圣经贤传’尽量灌下去”。周作人并非发现了儿童,而是欲将新神引进城邦,以新神的精神重新塑造儿童。周作人又言:“中国向来以为儿童只应该念那经书的,以外并不给预备一点东西,让他们自己去挣扎,止那精神上的饥饿。” 周作人倡导童话意在反对儿童读“经书”、“圣经贤传”,这是大手笔,这是革命。周作人欲为民族和时代的“立法师”,欲重新更定礼制。故周作人一面作文倡导,一面整理家乡童话、歌谣发表,双管齐下,既述又作。

周作人提倡儿童文学的思路,或为梁启超“欲新民必先新小说”思路之变,只是须如此表达“欲新儿童必先新小学,欲新小学,必先以童话代之”。若简单言之,晚清已降,童话取代了小学,小说取代了大学,“圣经贤传”弃之不顾,小说大兴于世,如此整个文教制度完全更新。

周作人倡导儿童文学,可比朱熹之编《小学》。朱熹硕学大儒,于大学之外,尚关注小学,作《四书章句集注》、注《诗经》、《周易》之外,又作《童蒙须知》,《家礼》,编《小学》。朱熹或述或作,《小学》更是网罗前哲嘉言懿行,至于巨细无遗,以为儿童之榜样、模范。朱熹之述作,为“有补风化”,为化民成俗,可视为行素王之事。朱熹分小学与大学,言:“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小学与大学尽管有分疏,然息息相关。在《小学序》中,朱熹又言小学与大学之关系,朱熹言:“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 朱熹又详细规定了儿童在几岁时应该做什么,应该如何做,他说:“凡子始生,若为之求乳母,必择良家妇人稍温谨者。子能食,饲之,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万福、安置。稍有知,则教之以恭敬尊长;有不识尊卑长幼者,则严诃禁之。六岁,教之数与方名。男子始习字;女始习女工之小者。七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诵《孝经》、《论语》虽女子宜颂之。自七岁以下,谓之孺子,早寝晏起,食无时。八岁,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以廉让。男子诵《尚书》,女子不出中门。九岁,男子诵《春秋》及诸史,始为之讲解,使晓义理;女子亦为之讲解《论语》、《孝经》及《列女传》、《女戒》之类,略晓大意。十岁,男子出就外传,居宿于外。诵《诗》、《礼》、《传》,为之讲解,使知仁义礼智信。自是以往,可以读《孟》、《荀》、《杨子》,博观群书。……女子则教以婉娩听从,及女工之大者。” 朱熹真是苦口婆心,从方方面面加以规定,于大处和细节均无遗漏。礼是“软法律”,或是法律的法律,礼规定了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家礼》是朱子立法之作,极深远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

周作人反朱熹之道行之,以“儿童文学”代“圣经贤传”。周作人与朱熹方式不同,然立意相同。朱子为经,周子为权;朱子立法,周子破法兼立法。因此,不可以文学家视周作人,而宜以“立法师”视周作人,或宜从“立法”角度理解五四时期时期的文学,亦宜从“立法”角度理解童话。

周作人所立之法影响至今不绝。儿童文学并非仅是文学,而关乎教育。政治的最后在教育里,教育才是最根本的政治。或可言,儿童文学为“诗教”之变,一个民族是否可以养成“温柔敦厚”之“国民性”须靠童话。

二、 述与作

朱熹编《小学》,可谓述也。《小学》分内外篇:内篇分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四篇,外篇分嘉言、善行两篇。朱熹采先哲之言行,汇编成册,作为小学之模范,小学生日日浸染其中,先立乎其大,则不易为小者所夺。亦可言,述即作,因《小学》可以见出朱熹之气魄与关怀。

朱熹述而不作,博采诸经典,编成《小学》,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庄子“重言十七”,皆此思路。述述“重言”,述求“好古”;作则不同,作为推倒重来,另起炉灶。故中国传统学问重注疏,可谓“述而不作”,五四之后,重新“整理国故”,注疏传统逐渐消退,学者可谓作而不述。古今之别,惊心动魄。

就童话而言,亦有述与作的问题,有述童话者,有作童话者。周作人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天然童话亦称民族童话,其对则有人为童话,亦言艺术童话也。天然童话者,自然而成,具人种特色,人为童话则由文人著作,具其个人之特色,适于年长之儿童,故各国多有之。但著作童话,其事甚难,非熟通儿童心理者不能试,非自具儿童心理者不能善也。” “天然童话”述也,“人为童话”作也。周作人或述或译,曾述越中童话,若《吴洞》、《女雀》等,曾译王尔德《安乐王子》。述为中国古已有之之童话,译为外国古已有之的童话。翻译就是述其它文明之“重言”,好其它文明之“古”。翻译可视为新旧神之争,翻译者可视为城邦新神引进者,故五四一代翻译者日出。周作人亦言“著作童话,其事甚难”,盖因“非熟通儿童心理者不能试,非自具儿童心理者不能善也”。周作人所举两条自然成立,然未说中要害。“著作童话”甚难,盖因童话关系重大,不可轻举妄动;“著作童话”亦须先有述之根基,胸有成竹,方敢下笔。

童话或述或作,述是述此前流传之童话,作则是新作童话,重新开辟天地。五四大倡童话,之后,有作者起,其中最富盛名者为叶圣陶。1922年,叶圣陶出版《稻草人》,一时褒贬皆有之。有论者言:叶圣陶“率先示范,从而彻底改变了我国童话界‘言必称丹麦’的历史。” 此诚不虚也。然此风气一开,效者无数,但亦泥沙俱下。

今天的儿童文学,作大于述,作者多于述者。述所述者往往经过时间淘洗,历史检验,不健康者,不必要者,怪力乱神者已洗刷殆尽。以此飨之于儿童,应无大碍。新作者未经历史淘洗即发行出版,成为儿童读物,此中风险颇大。儿童关乎民族将来,如何教育儿童关乎城邦死生存亡,因此朱熹如此大哲,却躬亲小学,周作人欲引进新神,但亦不忘倡导“儿童文学”。柏拉图着眼于城邦之长治久安,为培养城邦卫士,将诗人驱除出理想国,亦是因此。朱熹之《小学》述而不作,或亦因对儿童教育的谨慎,恐其作一旦不妥,贻害无穷。教育、政治事关重大,容不得实验,亦不能纠错,因此审慎、节制应为教育者、从政者之美德,亦应为儿童文学创作者之美德。

但现在是一个作大于述的时代,只写作不阅读的时代,人人皆有表达欲,人人皆写博客,人人皆欲作老师,于是意见蜂起,众声喧哗。时代风气如此,童话亦难免俗。有志之儿童作家,或应以述代作,多倾听少发言,多读书少写作。

三、 关于俞愉

绕了一个大圈,现在回到俞愉。为了理解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不得不回到五四,搬出周作人,再上溯宋代,拉出朱熹,迂回进入。俞愉以儿童文学家面貌进入文坛,迄今已有多部作品问世,在70年代出生的儿童文学作家中,俞愉是活跃者亦是佼佼者。

俞愉在《牙买加咖啡》、《像葵花一样盛开》、《几何王国的天外来客》三篇作品之前附了一个创作谈,名为《把小说当童话写,把童话当寓言说》。 此文可以见出俞愉对童话和小说的理解,俞愉创作的成就与局限皆可从此看出,其小说、童话之风貌亦能从此得到理解。俞愉的这三篇作品确如其创作谈所言,《牙买加咖啡》、《像葵花一样盛开》是小说写的像童话,《几何王国的天外来客》是童话写的像寓言。下文针对俞愉这三篇作品及创作谈,一一分析。

俞愉说“我是从低幼童话开始走进文坛的,但我不喜欢重复自己,当写多了童话以后,我便想写深沉一点的文字。写啊写,虽然深了,沉了,可是仍摆脱不了童话的影子。也许这是肤浅,也许这是我的稚嫩之处。”这是俞愉自道其写作志向与风格,也就是她所说的“把小说当童话写”。梁启超作《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后,小说成为大说,小道成为大道,小说几乎超载。俞愉将“小说当童话写”,还原了小说,小说成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俞愉所写的小说变轻了,变小了,童话化了。

《牙买加咖啡》写抽屉和豆豆的死别,纯净而忧伤。豆豆的祖上是林中睡美人公主,她说:“王子虽然破解了老巫婆的魔法,但是邪恶的咒语依然留存于公主的血液之中,并一代代地延续下来。现在,我必须每隔两小时喝一杯咖啡,否则就会像老祖宗那样沉沉地睡去。假如我24小时没喝咖啡,那就永远醒不来了。”但在小说中,豆豆最后还是死去了,因为医生不相信抽屉和小P的话,不给豆豆注射咖啡。童话在现实中破碎了,现实终是容不得童话。豆豆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物,抽屉是这个世界的人物,这两个世界不能兼容,亦难沟通。另外一个世界的人物跌落在这个世界中,摔得粉碎。如同白蛇入了人间,尽管力图好好做人,但终是作为异类,被镇于雷峰塔下。俞愉说:“我的很多小说都没有高深的立意,有时只是想讲一个有点忧伤的童话,故事讲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没有想到过要深刻之类的。”《牙买加咖啡》确实“有点忧伤”,然而未必“没有高深的立意”。小说尽管为小道,但依然有可观者,故《汉书•艺文志》于九家之外,不废小说家。豆豆是童话中的人物,但不见容于现实,豆豆亦不能适应现实,不得不藉外力维持生存(两个小时必须喝咖啡,否则会昏迷)。然而不能容忍童话的现实会是怎么样的现实啊。俞愉对现实的批评于此可见一斑。

《像葵花一样盛开》写中学生的生存状态。故事发生在暑假,若以弗洛伊德术语言之,暑假是潜意识占主导的时期,关乎本我,上课时为压抑时期,关乎超我。故事情节简单,大意如此:程雨露被误认为菲儿,此后程雨露与菲儿的女朋友和男朋友有所交往。其实,程雨露就是菲儿,菲儿就是程雨露,只是程雨露处于非假期状态,关乎超我,菲儿处于暑假状态,关乎本我。故事从剪头发开始,程雨露的“头发已经是n年保持同一式样了,总是乌黑光滑的长发垂在脸颊两边,像乌鸦收拢的两只翅膀,真有些厌倦了。”大而言之,发式是风俗之象,清初、清末,蓄发、剪发皆关乎政治,关乎移风易俗。头发对时代的感应最为敏感,发式之变就是民族根本变化之象。小而言之,发式是心象。程雨露正值少年,理应意气风发,生活多彩多姿,但其呆板的发式暴露了其呆板而无生气的生活,程雨露的发式“n年保持同一式样”。程雨露被误认为菲儿之后,发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说写道:“一头细碎的短发根根直竖,活脱脱就是一个‘李宇春’。”不仅如此,程雨露还被染发,“刚染完的几天是青草的颜色,然后慢慢变成浅黄色,再是橘黄色,然后就是火红的向日葵色,接着是棕褐色、灰褐色、黑褐色,最后转变为黑色。”程雨露变发式、染发,是本我的出场,超我的放逐。青春本应该“像葵花一样盛开”,本应该色彩斑斓,阴晴不定。然而实际上,程雨露是活人,菲儿是死人,菲儿只能在暑假重生。暑假一结束,程雨露复为程雨露,菲儿则消隐。小说写道:“开学的前一天晚上,在睡梦中,我心中的那个精灵——菲儿,从我的身体里跳起来,她自言自语:‘看样子她睡得很深,也许她的心里已经没有一丁点儿爱和留恋。看样子她睡得很浅,根本还没有找到梦的门……’”情节并不曲折的一个小说,写尽中学生的生存状态。

《几何王国的天外来客》是童话。俞愉说:“写小说的时候,我总是往浅了写,可是写童话的时候,我却不满足写那些浅显的小狗叫小猫跳,总是想要往深了说。于是有了《几何王国的天外来客》,这个故事有点像寓言,我们人类其实就像那些生活在平面上的几何图形,整天在一张白纸上忙忙碌碌,却永远也看不清立体的、多维的世界和宇宙。”这就是俞愉说的“把童话当寓言说”。“把小说当童话写”是感于小说之重,欲轻之;“把童话当寓言说”是感于童话之轻,欲重之。小说、童话轻重到底应如何权衡,这是俞愉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俞愉之所以有此问题,是因为她被小说、童话、寓言这些概念障住,一时不得解脱,故有是言。

《几何王国的天外来客》确实写得“像寓言”,盖有寓意在其中也。庄子言,寓言“藉外论之”,俞愉亦“藉外论之”。这篇童话野心勃勃,要写一个王国的总体情况。浅言之,这是政治寓言,类似奥威尔《动物农场》。据说,《动物农场》中的角色可与现实人物一一对应,《几何亡国的天外来客》尽管没有那么具体,但阶级对立、压迫严重、矛盾激化的寓意十分明显。小说写道:“圆形是几何王国里的贵族,他们整天无所事事地四处遛达,看到不顺眼的事便不问青红皂白地滚过去,将别的图形压在身子底下,直到把他们压得扁扁的,圆形才趾高气昂地离开。”想做圆形的正方形被碾成细细的长条,终于成为贵族的盘中餐,这就是其它图形的命运。深言之,此为人类处境之写照。马尔库塞有本书叫《单面人》,其实即写此。工业社会使人逐渐平面化,单面化,如此自然不能理解立体与多维的世界。单面是现代人的基本处境,扁平是现代人的基本性格。在这个童话中,天外来客忽现,但几何王国不能理解“立体的圆球”,小说写道:“生活在平面上的他们是永远也搞不清楚的,那个小黑点,哦,不,小圆圈,不对,大圆圈——其实他的真正身份是一个立体的圆球形。他在广场落脚后,慢慢地穿过了几何王国这张平面的白纸,直到最后渐渐消失。”《几何王国的天外来客》“藉外论之”,以童话的形式,热闹而好玩的场面,说了很深的道理。

俞愉不论写小说还是写童话,其背后均有一个参照系,这就是童话。童话是理解俞愉的关键,童话是俞愉的根蒂和症结,俞愉自己也说“摆脱不了童话的影子”。若单以文学的一种题材或样式来理解童话,未必中其肯肇。若能理解朱熹编《小学》之用心,若能理解周作人提倡儿童文学的苦心,若能理解童话是小学之变,若能理解童话与化民成俗之关系,作者境界自然一变。若能理解且能躬亲于此的儿童文学家,其人能更上一层楼,其作品亦会随之两样。因此,朱熹、周作人尽管有儿童文学家的举措与关怀,但不得以儿童文学家视朱熹和周作人,盖因儿童文学这个小庙容不下他们。但俞愉可以儿童文学家视之,因为俞愉未入朱熹、周作人之范围。俞愉说:“我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我是一个为儿童而写作的人。”这是俞愉的自我定位与期许,其作品的程度与风貌均与其期许相关。人的成就不会超越其志向。俞愉对童话的理解,限制了俞愉的提升,亦局限了其作品。

如果俞愉能够打开对童话的理解,如果俞愉能够接通古人,其作品程度与风貌将一变,这未必关乎写作技巧与写作模式。以《庄子》例之,该书多处可以当作童话来读,但是这不仅仅是童话。庄书可视为童话者,皆是庄子方便法门,须知庄子背后的用意。庄书打通了童话的下端与上端,因此以童话现身与否无所谓,故其读者可以是儿童,可以是老人。若能读懂庄书者,即使老人亦不会失“赤子之心”,故老人亦是儿童。俞愉的童话没有打通下端和上端,因此在她的意识中,童话、小说、寓言都是有分疏的概念,因此才会说“把小说当童话写,把童话当寓言说”。俞愉过于纠缠于名相,未见名相背后之实。如果俞愉能够破掉其“童话”相,能打通童话的上端和下端,那小说、童话、寓言皆无分疏,不必某像某,某似某。若能入此境,随手所写,是童话也不是童话,不是童话也是童话。《庄子》小说乎?童话乎?寓言乎?

若欲破除童话这个名象,我觉得应先在述上用力,不必急于作。欲在作上开花,须在述上浇水,作即在述里。童话、小说、寓言皆是现代性的概念,于无意识中我们陷入其圈套。若欲出此圈套,若欲窥破时代洞穴,则须回到古典。有朝一日,若能豁然开朗,作品将更上一层楼。

另外,透过这三篇作品,我们可以大致解析出俞愉的精神谱系。俞愉引用或提到的作品除经典童话,如《睡美人》、《小王子》等,尚有大量流行的元素,如光良《童话》、“轻舞飞扬”(《第一次亲密接触》)、李宇春等。作者引用的东西就是作者念兹在兹的东西。作品中所涉及到的经典童话作品是俞愉上达之范围,流行元素是俞愉下达之范围。上达与下达的范围即是作者的视域,作者总体之象于此可显露无遗。俞愉上达不够高,下达不够深,故其作品较轻。若欲作品更好,须更上达,更下达,如此人才能打开,视域与境界才能扩大。欲写童话,功夫在童话外。

我们这个时代,以童话为小学,以小说为大学,而且童话与小说皆往而不返。这样的教化制度培养起来的人不复以士为志,分量亦减轻,这个王国即将成为“几何王国”。犹记当年唐德刚插班入小学读书,抱怨道,我已能背诵《项羽本纪》等《史记》诸多篇章,然现在却让我读什么“大狗叫,小狗跳”之类。五四的那次转身,是方便法门,是权,然而至今我们民族之身尚未转回,尚未由权走回经,亦未由童话走回小学,也未由小说走回大学。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