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 未定稿

与马可•波罗同行——读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薛忆沩)

与马可•波罗同行

——读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

薛忆沩

对立的宗教:第十座城市

现在,马可•波罗准备将他高贵的听众带进一种新型的城市。他为这一种新型的城市选用了一个含义丰富的形容词,为今天的翻译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个很常用的形容词到底应该翻译成稀薄、细小、单瘦还是脆弱?伊萨伍拉(Isaura)是第一座这样的城市。这座“千井之城”一开始就让马可•波罗捉摸不透。他有点犹豫了。他好像在担心他的叙述会伤害这座城市的健康。他没有勇气去充当“全知的”叙述者。他在第一句话里就使用了被动语态,多少触犯了叙述的禁忌。他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他自己不想对叙述负责,他又不愿意让别人越俎。“被动语态”为他打破了这个僵局:“据说”,伊萨伍拉的底下有一个很深的湖。叙述者的真实身份被这“据说”掩盖起来,而他的声音却转化成了马可•波罗本人的声音。经过这样的整容手术,关于伊萨伍拉的叙述听起来就好像是一种“复述”。

马可•波罗复述道,在这座城市里,不管从什么地方垂直打下一个足够深的洞,都能够抽出清凉的湖水。这座城市的大小与城市地下的湖面的大小完全相等,“看得见”的风景完全由“看不见”的风景来决定。湖水在岩石“钙质的天空下”荡漾,推动着阳光下的所有运动。

对这样一座已经完全“被决定”的城市来说,还有“什么”可以和值得去谈论呢?就像对一个完全被奴役的人一样,我们至少还可以去谈论这座城市的信仰。马可•波罗果然话题一转,他注意到了与伊萨伍拉特殊的生理结构相应,这座城市里也并存着两种对立的宗教。

他仍然没有勇气去充当“全知的”叙述者。他仍然用“据说”将这两种对立的宗教复述出来。“据一些人说”,这座城市的神祗居住在湖的深处。这样的神祗显然是威严、高贵、冷漠、孤傲和不可接近的。它们所代表的宗教一定非常严厉,一定屈从于形形色色的禁忌,一定对世俗生活充满了不满和忧虑;而“据另一些人说”,这座城市的神祗附着在“看不见”的湖水与“看得见”的城市之间所有那些湿漉漉的通道的尽头:从井口到辘轳,从吊桶到滑轮,从水泵的把手到风车的桨片,从螺旋探头的支架台到脚手架顶部的风向标……日常生活中只要有水渍的地方就会有这些神祗的踪迹。这样的神祗肯定是随和、朴实、温情、谦恭和平易近人的。通过连接着湖水与城市的数不清的通道,这些畅快的神祗将欢乐和生命带给了伊萨伍拉。它们所代表的宗教一定非常宽容,一定无所顾忌,一定对世俗生活充满了向往和贪恋。

这前一种宗教是高高在上的宗教,而这后一种宗教却是脚踏实地的宗教。尽管马可•波罗并没有直接在“内容”上对这两种对立的宗教做出价值判断,他却通过“形式”显露了自己的偏好:他复述后一种宗教的句子长度是他复述前一种宗教句子长度的五倍。这种数量上极端的“不对称”在马可•波罗的叙述里极为罕见。它显然是在传达一种信息。这明确的信息使《看不见的城市》的第一部分在一种狂欢节似的气氛中结束。

但是,叙述的目的地通常并不在它结束的地方。接下来,关于伊萨伍拉的叙述还会凭借惯性继续吸引听者的注意。尽管这两种对立的宗教在同一座城市的共存有它深刻的“物质基础”(它与伊萨伍拉天然的特殊生理结构“相对应”),这种“共存”却很难不受一时的精神状况和社会结构的骚扰。也就是说,这两种“对立”的宗教有一天很可能会转变成“对抗”的宗教。就这样,马可•波罗将他的听众带到了想象的绝境。

这种对抗的结果将会是什么?历史的难题可以被处理得像一道简单的数学题。根据简单的形式逻辑,伊萨伍拉能够见证的结果只可能有三种:“弱肉强食”、“两败俱伤”或者“同归于尽”。

但是,也许还会存在一种更为深刻的结果:精神的对抗也许会导致这座城市生理结构的变异。这种变异肯定会损害伊萨伍拉的健康甚至危及它的生命。这种结果也许会让马可•波罗的听众选定关于那个含义丰富的形容词的准确解释:因为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宗教,伊萨伍拉实际上是一座非常“脆弱”的城市。

权威的沉默:第十一座城市

这一次,“那个”旅行者“被邀请”到了又一座与“记忆”相关的城市。除了参观访问以外,旅行者在这座城市还有一项非常敏感的“任务”:他被邀请去审查一些陈旧的明信片。在那些明信片上,他将看到这座城市(或者说是所有的城市)田园诗一般的“往昔”:在现在的公共汽车站的位置,明信片保存的是一只公鸡;在现在的高架桥的位置,明信片保存的是一座露天的乐池;在现在的兵工厂的位置,明信片保存的是两个在白色的遮阳伞底下闲聊的女人。这些由明信片保存下来的景象既是令这座城市自豪的“往昔”,又是令这座城市惋惜的“往昔”。

旅行者就像是终于进入了“城堡”的土地测量员。他马上就理解了自己尴尬的处境:他必须测量这座城市从往昔到现今的距离。可是,他既不能够使用他的职业训练带给他的尺度,也不能够使用他的文化修养带给他的眼光。他只能够动用他的“世故”来对这种距离下结论。按照马可•波罗的说法,“如果”旅行者不想让这座城市的居民“不”高兴,他就必须赞扬明信片上的玛伍瑞利娅(Maurilia),他就必须像这座城市的居民一样更加迷恋“往昔”的玛伍瑞利娅。他当然不想让这座城市的居民不高兴,所以他唯一的出路就是改变自己。也就是说,旅行者以权威的身份“被邀请”来完成这项敏感的任务,但是,他只能通过放弃自己的权威才可以顺利地完成任务。到下结论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权威的鉴赏家了。他已经变成了谨慎的厂家:他产出的“结论”必须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甚至他谨慎地对变迁所表达的“惋惜”都代表着消费者的利益。他必须承认“看得见”的繁荣的大都市玛伍瑞利娅丢失了“看不见”的淳朴的小城镇玛伍瑞利娅的魅力,尽管他确信在当时那个小城镇的居民的眼里,玛伍瑞利娅可能根本就不具备任何魅力;尽管他肯定如果这座城市一直保持原样的话,它在现在的居民的眼里可能也同样毫无魅力;尽管他知道其实正是通过新城市的形成以及旧城市的消亡,人们才可能带着怀旧的伤感去回望往昔,去“发现”旧城市原来并不具备的魅力。这是“形成”带来的魅力,这是“创新”带来的魅力,这是“时间”带来的魅力。不幸的是,他只能小心翼翼地将自己不合时宜的“确信”、“肯定”和“知道”放在拘谨的让步从句里。他只能用他的世故来取代他的权威。他只能用权威的沉默去顺应新城市的居民对只能从明信片上看到的旧城市的眷恋。

他必须小心翼翼。他惊人的阅历使他能够洞悉关于“新”城市与“旧”城市的一种更复杂的关系。但是,他同样不能向玛伍瑞利娅的居民们揭示这种极端的关系。这种极端的关系就是“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地点以同样的名字先后建立的不同的城市之间可能没有任何的联系:新城市在诞生的时候不知道旧城市曾经消亡,旧城市在消亡的时候不知道新城市即将诞生。新城市与旧城市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哪怕它们的居民可能存在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使用同样的名字,甚至拥有同样的面孔和同样的口音。这时候,新城市和旧城市之间的对比就完全失去了意义。

在马可•波罗看来,玛伍瑞利娅很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些明信片所呈现的“看不见的”城市也许并不是玛伍瑞利娅从前的样子,而只是一座碰巧也叫做“玛伍瑞利娅”的不同的城市,一座另外的城市。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看不见的”城市与“看得见的”城市被从由时间链接成的等级结构中解放了出来,获得了认知上的自由和平等。记忆突然失去了它企图挽留的对象,它因此也就变得无地自容了。似乎正是因为这样,在《看不见的城市》中,玛伍瑞利娅被设定为是最后一座与“记忆”相关的城市。

旅行者没有将这种更激进的可能性呈现给玛伍瑞利娅的居民。他必须小心翼翼。他没有将这座城市从对往昔的眷恋和陶醉中唤醒。他用权威的沉默给集体的记忆留下了温馨的余地。

但是,玛伍瑞利娅的居民可能永远也不会觉察这个权威的沉默。他们正得意于见多识广的旅行者的认同。他们肯定会将这种认同当成是权威的声音,当成是他们这座城市固有的水准。他们永远也不会想知道这个权威是怎样用痛苦的沉默丢失了他自己的水准。

收藏欲望的博物馆:第十二座城市

在主要是由石头建筑构成的灰色的市中心,那座金属的建筑当然非常晃眼:它肯定是“进入”费朵拉(Fedora)的重要通道。马可•波罗对那座建筑的形式没有什么兴趣,他没有提及它属于什么流派或者它由多少房间组成。他专注于那座建筑的内容。这内容也就是它里面那些房间的共同特征。马可•波罗告诉他的听者,那座建筑的所有房间里都陈列着一只水晶玻璃球。

他将他的听者直接带到了展品的跟前:从每一个水晶玻璃球里面,“你”都看到了一个蓝色的城市。紧接着,他为迷惑不解的听者挑明了展品的意义。这众多的蓝色的城市是一个个“看不见”的费朵拉的缩影。这些费朵拉从来没有变成过“现在”的费朵拉。它们只是在费朵拉居民的想象中存在过和存在着。

一座“看得见”的城市的后面总是存在着无数可能的“看不见”的城市,正像在一部作品最后的版本后面还存在着无数可能的版本或者在现实的配偶后面还存在着无数理想的配偶一样。一座城市可能的存在形式当然是不可穷尽的。但是,所有这些“可能的”存在形式却都经历了一种共同的命运:尽管它们面对的是不同的“现在”,它们却都遭受了“现在”的冷遇。不管它们的趣味和价值是面向过去还是面向未来,它们代表的都是一种根源于欲望的向往。而“现在”与这种向往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差距。

这种差距正是人们为什么要将这种向往制成模型的原因:他们要想用自己的欲望来挑战有形的“现在”就必须将自己无形的欲望用一种具体的形式呈现出来。有趣的是,当这种欲望通过模型被固定下来之后,它所挑战的“现在”却往往又发生了变化。向往中的城市因此失去了它的对手和坐标,因此也就失去了它的实用价值。它所指向的未来只是相对于那种变化之前的“现在”才有它的价值。现在,那种根源于欲望的“未来”还没有来得及变成“现实”却已经变成了“过去”。“现在”在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同时总是迅速地将人们对未来的憧憬转变成历史。

在第四座与“欲望”相关的城市费朵拉,这种历史就被封存在那一个个水晶玻璃球里面。城市中心唯一的金属建筑就是收藏这些水晶玻璃球的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实际上也就是费朵拉的先辈们“无用的激情”(萨特语)的纪念碑。他们被囚禁在水晶玻璃里的欲望在生生不息的时间里等待着未来居民的走近、注视和沉思,等待着与激荡在注视者心灵中的欲望的相遇和共鸣。这种“现在”与“过去”的私通变成了费朵拉的生活方式以及费朵拉的未来。这座城市与它的居民就是通过这种欲望之间的沟通在改变着对方并且改变着自己。

也就是说,这样一座保存欲望的博物馆并不是这座城市里的一个死角。相反,它是这座城市通向未来的一条出路。根源于欲望的向往虽然从来没有变成过“现在”,却总是占据着“现在”的一个角落,并且借助回忆或者想象的增援,不断策动新的欲望对“现在”进行徒劳的反叛。被封存的欲望仍然像幽灵一样在费朵拉忧郁的未来里徘徊。

这时候,马可•波罗突然更贴近了他的听者。他第一次在他的叙述里直接呼唤他的君主。他告诉这位充满壮志的君主,现实中的费朵拉和想象中的费朵拉都同样是真实的。但是,这还只是问题浅显的一面。问题复杂的一面是,在马可•波罗看来,这两种费朵拉又其实都是假想的。这就好像是说现实中的配偶与想象里的恋人其实都是一种“假设”。现实“假设”了必然性:它接受了太多完全没有必要接受的规则和限制;与它相反,想象“假设”了可能性:向往中的费朵拉以为自己代表着这座城市可能的未来,而实际上,那种未来永远也不可能到来。

这种奇特的看法最后将马可•波罗引向了一个现实的话题。他提醒眼前的君主,说在他值得骄傲的地图上除了可以安置一个“石头的”(实际的)费朵拉,还可以安置无数个“水晶玻璃的”(想象的)费朵拉。也就是说,那“莫非王土”的疆域不仅遍布于“普天之下”,还淤积在君王的神经末梢。欲望和想象会将一个帝国的版图深入神秘莫测的时间,会令一个帝国用非暴力的方式无限扩张。

绝种的差别:第十三座城市

在进入柔依(Zoe)之前,这个旅行者的心中似乎并没有疑惑。他总是去想象那座等待着他的城市是什么样子。他想象城市里的宫殿、城市里的兵营、城市里的磨坊、城市里的剧院、城市里的市场。他的想象建立在他的阅历之上,因为在他经过的所有城市里,不仅仅所有建筑的排列依照着不同的秩序,而且每一座建筑与其它建筑之间都存在着足以将它们彼此区分的差别。这是一种抽象的差别,一种本质的差别。或者说,这是差别本身。这种差别使每一座建筑都变成了一个符号。通过一组被他的阅历精选出来的规则,在进入一座陌生的城市的时候,旅行者可以很敏捷地对呈现在他眼前的符号进行一组演算。紧接着,他马上就能够精确地辨认出宫殿、庙宇以及酒吧、监狱和贫民窟。马可•波罗告诉他的听者,有人认为旅行者的认知过程证实了一个这样的假设:在每个人的头脑中都存在着一个仅仅由“差别”构成的城市。这座“看不见的”城市事实上是所有城市的原型。它是一个先验的认知图式,是“纯粹理性”。所有“看得见的”城市都不过是对它的一种证实。这个有趣的假设几乎动摇了马可•波罗的叙述给他的听者带来的乐趣。

马可•波罗马上用一个否定句将他的听者稳住。他说这并不是柔依的情形。在这第三座与“符号”相关的城市里,“差别”完全消失了。在这座城市里的任何一个位置,你可以是所有的人或者做所有的事情。比如你可以依次是圣人、凡人和小人或者你频繁改变身份,轮流做市长、贪官和囚犯。你不再能够肯定一个具体的场所是教堂还是食堂,是养老院还是研究院,是手术室还是聊天室,是市政厅还是交易所。走进这样一座城市,你就是走进了被哲学家向往了上千年的“无差别境界”。

但是,这位饱经风霜的旅行者突然对眼前的城市充满了疑惑。他注意到城市里任何金字塔的尖顶下面也可以是麻风病院或者宫女的浴室。他已经无法辨认出城市里的任何特征,看得见的柔依掩盖了所有具体的差别,也模糊了旅行者保存在头脑中的那些“看不见的”抽象的“差别”。也就是说,看得见的城市完全覆盖了看不见的城市。行走在这座看得见的城市里,除了疑惑,旅行者不再能够感觉到任何东西。他知道这座消除了所有差别的城市实际上是一种不能再细分的物质:物理反应、化学反应、生理反应或者心理反应对它都不起任何作用。他对这种顽固不化的存在充满了疑惑。

这是第一次,马可•波罗只能够用“问题”来结束他的叙述。他让充满疑惑的旅行者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中那个抽象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存在一座这样的城市?这是一个关于存在的意义的问题。它不可能存在唯一正确的答案。这种抽象的问题展示了旅行者的疑惑的深度。

旅行者的另一个问题比较具体:什么是区别这座城市的里面和外面的界限?或者更具体一点,怎样才能够区别城市里面车轮的辘辘声与城市外面狼群的嚎叫声?这显然是非常情绪化的问题。这是旅行者的明知故问。既然在这座城市里面所有的区别都不存在了,哪里还会存在标记那些区别的界限呢?这种提问只是面对无法理喻的现实,旅行者能够做出的唯一的反抗和人性的反抗。

这位旅行者大概已经意识到了柔依可能就是所有城市的发展方向和终点。只要时间允许,所有的城市都将会变成没有“差别”的国际化的大都市。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将失去自己的身份,所有的生活都将变成平庸的复制品。而对旅行者最大的威胁是,在那种没有差别的未来世界里,“旅行”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他已经无法再“生活在别处”。

失宠的“幸福”:第十四座城市

与第一座“脆弱的”城市不同,泽娜碧娅(Zenobia)醒目的地方不是形形色色的管道,而是高高低低的桩子。这座城市的房屋和街道就架构在这些桩子之上。这座被架在空中的城市并没有被“架空”,它具备一个城市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基本设施。在后现代的视野里,如此架构起来的城市好像是一座巨大的游乐场之中的一个很小的角落。

经过这么多的岁月,经过这么多的变迁,已经没有人能够记得是什么样的需要,什么样的欲望或者什么样的指令使泽娜碧娅最早的建设者要将这座城市建设成为这种样子。马可•波罗对这种集体的失忆并没有特别的感叹。他的敏感被另外一种奇迹所吸引。他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被问及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的时候,泽娜碧娅的居民总是会去描述一个结构上与泽娜碧娅类似的城市,也就是一个由桩子上的房屋和悬空的街道构成的城市。在他们看来,只有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生活才可能是幸福的。马可•波罗对泽娜碧娅的居民关于幸福的见解充满了感叹。

流逝的岁月已经给泽娜碧娅添加了太多的附件。这座城市最初的建设方案已经不可能被准确地呈现和诠释。然而,这座城市的“要素”,这座城市最初的构思中就已经携带着的“要素”却从来没有流失。这些“要素”不仅仅凝固在这座城市的基础设施之中,而且还升华到了这座城市的“上层建筑”里面,成为这座城市居民们伦理判断和价值尺度的基准。就是这些“要素”决定了世世代代泽娜碧娅的居民们关于幸福的观念。

那种顽固的观念对旅行者的欲望轻则是一种讥讽,重则是一种挑衅。马可•波罗依然向往旅行,依然向往东方,依然对陌生的世界和未知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欲望。面对这样的讥讽或者挑衅,他的策略似乎与那位被邀请到玛伍瑞利娅的权威一样,也只能是“自我改变”。但是,他没有步那位权威的后尘。他不想让自己沉默,他没有将个性埋没。他注意到,在“脆弱的”泽娜碧娅的顽固的价值观使“幸福”本身已经不再是一种有意义的尺度了,因为根据那种观念,一座城市的生活是否幸福的充分必要条件已经被简化为“是否具备泽娜碧娅所具备的那些要素”。也就是说,当且仅当一座城市具备那些要素的时候,那座城市里的生活才可能是幸福的。他敏感地得出结论:这种苛刻的条件事实上剥夺了所有其它城市的“幸福”。

马可•波罗没有埋没自己的个性。既然“幸福与否”已经不再是对城市进行分类的理想尺度了,他开始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自己的价值观中的基本设置。他选用推动他马不停蹄的“欲望”作为新的分类标准。根据这种标准,他经历过的城市可以被分成两类:一类是与欲望“和谐”相处的城市。这一类城市总是能够不断地用自己的形式或者魅力来充实欲望,来创造欲望;另一类则是与欲望关系“破裂”的城市。这一类城市又被细分为两种极端的类别:一种是“人欲横流”的城市,在那里,欲望“抹杀”了城市;而另一种是“了无生气”的城市,在那里,城市“抹杀”了欲望。

这种新的分类标准似乎也带来了对城市生活的一种不同的看法。根据这种看法,“幸福与否”对人生来说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无条件地保持着生活下去的“欲望”。即使在最不幸的境况之下,这种顽强生活下去的“欲望”都可以而且应该如火如荼。

用“欲望”来代替“幸福”就是用“运动”来代替“静止”。如果“幸福”意味着抵达,“欲望”所代表的就是不断的出发。一个天赋的旅行者只能够将这“不断的出发”当成他的荣誉。对“幸福”的贪恋如果不会“玷污”这种荣誉,至少是会分散对他这种荣誉的专注。

于是,这位抵达泽娜碧娅的旅行者没有向这座城市里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低头。他冷落了固步自封的“幸福”,让它尝到了“失宠”的滋味。他需要继续前进,朝着陌生的东方,朝着陌生的未来。

交换的记忆:第十五座城市

来自不同国家的商人每年都会在这座城市里相聚四次。欧菲米娅(Euphemia)因此成为《看不见的城市》中的第一座与“交易”相关的城市。有趣的是,这四次壮观的交易会都不设“组委会”。它们是根据地球与太阳的相对位置“自然地”形成的。它们分别出现在春分和秋分以及冬至和夏至的那一天。这种与自然的节律相适应的商业活动(或者说与“自然”密切相关的“文明”)当然是欧菲米娅最显眼的特征,是这座城市“看得见”的特征。

因此,我们看见了那一艘停泊在港口的商船:人们从那里卸下了生姜和棉花,又立即用开心果和罂粟籽将货舱塞满;因此,我们还看见了刚刚抵达的骆驼商队:他们卸下了肉豆蔻和葡萄干,马上又在鞍囊里塞满了金色的麦斯林纱匹。这样看来,无论是商船的主人还是骆驼商队的领队,他们来到欧菲米娅的目的好像都只是为了“回家”。他们没有将这座城市当成德丝媲娜(第八座城市),当成他们各自的“荒漠”的边界,当成想象中的新生活的起点。他们来到欧菲米娅的目的好像只是为了“满载而归”。他们好像只是为了“家用”的需要来这里交换商品,而不是为了交换身份或者交换各自的“荒漠”,交换各自下一段的旅程。

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马可•波罗急不可耐地告诉他的听者,商人们来到欧菲米娅的目的其实并“不仅仅”是为了交换商品。听上去,他对“商品”这个词不太友好。他用了一个很冲动的定语从句来限定“商品”。他肯定,能够在欧菲米娅买到的那些商品“同样地”可以在帝国内外的每一个市场上,在“同样的”黄色草席上,在“同样的”凉棚下,用“同样的”砍价技巧不太困难地得到。在同一个句子里,“同样”的四次出现暴露了马可•波罗对“商品”的厌倦甚至反感。

如果生意只是一个幌子或者一个附带的目的,那么,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商人们主要是为了什么才来到了欧菲米娅,而且还要伴随着季节的节律在一年之中“四次”来到欧菲米娅呢?

他们是为了令人难忘的夜晚而来的: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市场的四周会升起一堆又一堆的篝火。远道而来的商人们围坐在这些迷人的篝火旁,开始讲述他们各自的传奇。他们是为了这令人难忘的聚会而来的。漂浮在马可•波罗脑海上的是每一个传奇之中都重复出现的这些关键字:“狼群”、“姐妹”、“财宝”、“战斗”、“无赖”以及“恋人”。这些关键字总是会激起在场的每一个商人记忆的涟漪。他们是为了这令人难忘的记忆而来的:这种记忆不仅仅是对自己的传奇的记忆,更是对别人的传奇的记忆。因为(也许应该说“因此”)每一个关键字上都吸附着有无数的传奇,形形色色的传奇。这些传奇互相穿梭和交错,互相映射和吸收,它们构成了“看不见”的欧菲米娅。这些孤独的商人们就是为了这些令人难忘的传奇而来的。

但是,马可•波罗和他的听者都知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迷人的聚会总会要结束。这些孤独的商人们总是要离去。这是意味深长的离去。因为在从欧菲米娅“回家”的路上,不管是在驼背上摇晃的商人还是在甲板上颠簸的商人都没有去盘算他们的亏损或者收益。相反,摇晃和颠簸再一次唤醒了重叠在商人们记忆之中的传奇。他们开始在记忆中一个接一个地审读那些传奇。他们惊奇地发现自己遭遇过的狼群变成了另外的狼群,自己疼爱过的恋人变成了别人的恋人,而自己寻找过的财宝变成了其它的财宝。他们惊奇地发现在他们刚刚离开的这座与“交易”相关的城市里,他们交换的不仅仅是“商品”,更为重要地,他们还交换了彼此的“记忆”。通过这种交换,他们自己的传奇变成了他人的传奇,而他人的传奇变成了他们自己的传奇。他们将带着这种交换来的记忆去继续自己的生活,去面对自己的未来。

但是,携带着他人的记忆,他们还能够继续自己的生活吗?他们还能够面对自己的未来吗?

女人的背影:第十六座城市

兴建佐贝依德(Zobeide)是为了一个女人的背影,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为了“再现”那个女人的背影。那是一个裸露的女人。那是一个激起了所有男人的欲望的女人。她出现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的所有男人们的那个共同的梦境之中。她在他们的梦中奔跑。她在他们梦中的那座城市里奔跑。做梦的人看见了她飘荡的长发和她裸露的背影。他在被夜色笼罩的街道上尾随着她扣人心弦的背影。遗憾的是,经过那么多的转折和希望,那个始终没有露面的女人最后还是消失了,消失在梦的尽头。

从这充满欲望和惆怅的梦中惊醒,所有做梦的人都出发去寻找伫立在梦中的那座城市。当然,他们没有找到。他们不可能找到。那是一座不存在的城市。可是,他们想去寻找在那里消失的那个女人的背影,而且想要永远留住那个背影。于是,这些做同一个梦的人根据对梦的记忆兴建了佐贝依德,这最后一座与“欲望”相关的城市。他们根据各自在梦中尾随那个裸露的背影时的线路铺设城市的街道。因此,佐贝依德的街道看上去就像是一堆纠缠不休的乱麻。而在那个诱人的“逃犯”最后逃脱的地方,他们却没有去反映梦中的“真实”:他们求助理性,重新布置了空间和城墙,想以此来弥补梦中的漏洞。他们想借助理性的力量来放纵欲望的贪婪。经过这种理性的重建,他们肯定那个女人的背影不可能再从它从前消失的地方消失。

这些做梦的人就在自己兴建的城市里住下了。日复一日,他们耐心地等待着夜幕降临;年复一年,他们焦急地期待着那个女人的背影的再现。可是,他们中间没有任何人再能够看见那个女人的背影了,不管他们是温情地凝视着眼前的街道,还是纵情地搜索着梦中的黑夜。他们没有去反省理性。他们没有意识到对梦的违背是他们自己致命的过失,是他们兴建的城市最根本的缺陷。那个在所有男人的梦中奔跑的女人是绝对的自由,无限的自由。她的“出路”是她的“出现”的必要条件。如果不能够从欲望中逃脱,那个女人就不会进入欲望的视野。如果不能够从梦的尽头消失,那个女人就会从所有的梦中消失。无限的自由永远也不会成为理性的猎物。

令人心灰意冷的等待和期盼终于将欲望窒息了。城市里目的性极为明确的街道渐渐失去了与自己极为明确的目的的联系。它不再能够激发那些做梦的人原始的冲动和丰富的想象。最后,做梦的人不再做梦。他们将这些街道当成了只是去“上班的”路。他们忘记了这些街道与他们充满欲望的梦之间的血缘关系。而这种血缘关系代表着他们生活的意义。他们生活的意义就是去追寻理想的背影,去追寻不可能追到的真的美和美的真。他们的生活之所以有意义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梦,一个永远不会与现实“成交”的梦。

“看不见的”城市里的诱惑一直没有能够在“看得见的”城市里再现。这冷漠的事实使佐贝依德最早的一批居民变得庸庸碌碌。这些城市的建设者忘记了他们兴建的这座城市的来历。这意味着他们不仅仅与自己的欲望失去了联系,也失去了理解别人的欲望的坐标。当新的一批做梦的人兴奋地来到佐贝依德的时候,他们不理解他们的兴奋。新的一批做梦的人因为找到了与自己梦中的城市相似的城市而兴奋。他们对眼前的街道又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使它们与自己梦中的街道更加接近。不过同样地,他们还是没有在梦中那个女人的背影消失的地方宽容地为“绝对的自由”留下一条出路。

这个雷同的细节使马可•波罗没有必要再去叙述这新一批居民将来的变化。他用最后一句话表达了佐贝依德最早的居民对新居民的费解。在过来人的眼里,他们自己兴建的城市其实是一个“丑陋的”城市,是一个吞噬了美感和欲望的陷阱。他们在这座为了让自己梦想成真的城市里丢掉了自己的梦想。那么,何必当初呢?当初为什么要建成一座这样的城市呢?

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当初的懊悔变成了对现在的冷漠:他们不理解新一代的居民为什么会走进这样一座“丑陋的”城市,这样一座陷阱般的城市。这种代与代之间的“不理解”将要导致历史的断裂。

语言的谎言:第十七座城市

在这座充满了谎言的城市里,第一人称单数一共出现了二十次。这频繁的出现使“我”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冲突。“我”必须在经验和符号之间做出冷静的选择。那些含辛茹苦地积累起来的生活经验突然变得毫无用处了。在这座城市里,只有相信符号的误导和跟随符号的误导,才可能找到生活的正确方向。

海琶提亚(Hypatia)是第四座与“符号”相关的城市,也是到目前为止马可•波罗叙述的最长的城市。这座城市首先将倒影在泻湖中的木兰花园呈现在旅行者的眼前。然后,它引诱他沿着树篱行走。旅行者自然窥见了正在树篱后面沐浴的年轻漂亮的女人。但是,他同时也看到了深藏在泻湖底部的那些自杀者的尸体:螃蟹正在噬咬那些死者的眼睛,海草正在纠绕那些死者的头发。

以第一人称单数形式出现的旅行者首先肯定是受惊了。接着,他马上又有了一种受骗的感觉。他决定上访。他朝苏丹的宫殿走去。他想为那些蒙冤而死的人讨回公道。他沿着斑岩石的台阶一直走到了宫殿的入口,又很快穿过六座带有喷泉池的庭园来到了正殿的大门。但是,他再一次受惊和受骗了:这座城市最高的穹顶底下竟不是苏丹听政的地方。透过挡住了去路的铁栅栏,这位仍然相信正义的旅行者看到的是那些脚带着镣铐的囚犯们:他们正将玄武岩的石块从大地深处的采石场里背上来。

迷惘的旅行者知道他只能去求助哲学家了。他迷惘地走进了收藏“符号”的图书馆。可是他还是受惊了,因为他发现哲学家并没有如他想象的那样坐在犊皮和纸莎草纸的经卷中间。一个正坐在草席上吸食鸦片的少年将旅行者的视线引向了图书馆的花园。花园好像是一个“儿童乐园”,里面散乱着供孩子们游戏的陀螺、秋千和九柱戏的木柱。返朴归真的哲学家坐在花园的草地上,与“文字”没有关系。他无疑是一位东方的智者。

马可•波罗在叙述中省去了“我”提出的问题。他直接给出的是哲学家的回答。哲学家回答说:“符号构成了语言,但不是你以为你已经熟悉的那一种。”这很像是一位禅师说出浅显的偈语。

颇具慧根的旅行者从这回答里顿悟到了问题的关键:他必须放弃从以往的生活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解码逻辑。也就是说,只有从那种逻辑中解放出来,他才可能理解海琶提亚的语言。事实上,海琶提亚呈现出来的符号是一种“说谎”的符号。由这种符号构成的语言是说谎的语言。只有通过这种说谎的语言,他才可能体会这座城市的真实,他才可能进入“看不见的”海琶提亚。

于是,旅行者这样来理解和使用海琶提亚的语言:当他需要音乐的刺激或者滋养的时候,他知道他应该去墓地。这个城市的音乐家们都躲藏在穴墓里。笛声和琴声在坟墓与坟墓之间颤抖和波动。而当他听到了骏马的嘶鸣以及马鞭的抽响,他感到的是性欲的颤栗,因为这座城市里最漂亮的女人只出现在马厩里面或者跑马场上。她们上马的动作,她们裸露的大腿以及她们小腿上的护胫都散发出难以抵制的诱惑。那些敢于走近她们的陌生人马上会被她们惊天动地的激情所顺服。她们会将他们推倒到干草或者锯屑堆上,用她们已经挺拔的乳头压住他们风尘仆仆的身体。

在已经厌倦了海琶提亚的那一天,根据他对这座城市语言的理解,旅行者不是下到港口去等待,而是爬上了要塞的尖顶。他知道他应该在那里等待过路的船只。很明显,他正在等待的是离他的世纪还过于遥远的“飞艇”。如果他在爬上要塞的尖顶之前还没有失去理智的话,这种等待最后也很可能让他陷入不可逆转的疯狂。

一个接踵而至的问题拯救了他。他刚刚开始等待就对这种等待产生了疑问。他的问题是:飞艇果然会从这里经过吗?既然他的等待是建立在他对谎言的理解之上,他有理由这样怀疑。而他的问题将他迅速带进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世界上没有不说谎的语言。也就是说,说谎的语言本身也在经受“谎言”的欺骗。这条真理确保了旅行者思维的清醒。他可能很快就会意识到他不应该在要塞的尖顶上等待能够将他接走的飞艇。对他已经习惯了的这种充满了谎言的语言来说,它最后的那个语句一定是“对谎言的说谎”。正是这种“对谎言的说谎”能够将他带离谎言。是的,他意识到他应该去码头等待能够将他接走的船只,而不是在要塞的尖顶上等待荒诞的飞艇。他从母语中习得的逻辑会为他打开通向下一座城市的行程。

清晨的歌唱:第十六座城市

看得见的阿米拉(Armilla)为什么会是眼前的这个样子,“我”并不知道。与关于海琶提亚的叙述形成强烈的对比,在关于阿米拉的叙述里,第一人称单数只出现了两次。当它第二次出现的时候,“我”对看得见的阿米拉已经有了自己的解释。

但是一开始,“我”并不知道眼前的这座“脆弱”的城市究竟是一座未完成的城市还是一座已经被捣毁的城市,或者说究竟是一座在有人入住之前就已经被抛弃的城市还是一座在人们入住一段时间之后才被抛弃的城市。出现在他眼前的这座“城市”是由直立和平卧的水管构成的。在这些水管的尽头,各种各样的龙头和喷嘴以及像“依然悬挂在枝桠上的熟透的果子”一样的浴缸和盥洗盆呈现出了生活的“欲望”(如果它是一座未完成的城市)或者生活的“痕迹”(如果它是一座被捣毁的城市)。这座城市没有墙壁也没有地板。它的每一个角落都裸露在阳光之下,它有最充分的“采光”。

与其说这是一座城市,还不如说这是一座“水管的森林”。面对眼前的景象,“我”很自然地在两种更细节的猜测之间犹豫:这究竟是一片水管工已经撤走而泥瓦匠还没有进驻的闲置的工地呢,还是一座经受过地震的猛烈袭击或者白蚁的疯狂进攻之后的城市留下来的遗迹?

这种犹豫丝毫没有动摇“我”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他肯定,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阿米拉都不应该被看成是“废墟”。未完成的城市自然充满了希望,因为它面向未来,面向将来的完成。而灾难之后的遗迹也同样没有颓废的导向,因为它显示出了这座城市供水系统(也就是这座城市的生命线)的坚固:这“脆弱的”城市在体质上并不脆弱。

更重要的是,马可•波罗引导他的听者“瞥见”了这座坚不可摧的城市里不可摧毁的美:只要“你”抬起头,“你”就会瞥见了那些在露天的浴缸里或者喷头下尽情享受着阳光和沐浴的女人。散射的水花和飞溅的泡沫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就像是在“水管的森林”里回荡着的音符。紧接着,他还让他的听者捕捉到了这些女人们出浴时的媚态:她们优雅地擦干身体上的水渍。她们优雅地往身体上喷洒香水。她们优雅地坐下来,对着也许有点倾斜的镜子优雅地梳理起她们优雅的长发。不管天灾人祸是怎样地摧毁了这些女人们生活的环境,她们都要用不可摧毁的从容和美感来继续楚楚动人的生活。

这究竟是幻觉还是实景?这究竟是人间还是仙境?这些与清纯的流水情同手足的女人们让叙述者第二次以“我”的身份在叙述的过程中出现。这一次,他带来了他自己关于阿米拉的解释。他解释说,在阿米拉的水管中流淌着的水是由水仙们掌管的。这些精灵向往新的世界:她们喜欢在新的游戏中愉悦同伴,她们喜欢在新的镜子里自我陶醉。她们喜欢所有新奇的享受流水的方式。根据这种解释,“看不见的”阿米拉既不是实际的人间,也不是飘渺的仙境,而是“天”与“人”的融合,是人间的仙境。

这种解释缓解了马可•波罗对“看得见的”阿米拉的疑惑和犹豫。也许阿米拉就是一个遗迹:水仙们美丽的狂欢使人类自惭形秽也无地自容。他们不再是这座城市的居民了。他们变成了这座城市不可摧毁的美的偷窥者;也许阿米拉只是一片工地:人类想用这新建的城市来表达对自己破坏环境(滥用水资源)的忏悔,并且为遭受污染的水仙们提供一片清新而享乐的天地。在这种意义上,这座“脆弱”的城市就像是人类献给水仙们的供品。

现在,去追究阿米拉为什么是眼前这个样子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也就是说,原因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已经清楚地知道了结果。这清楚的结果就是:在阿米拉,水仙们现在生活得非常满足,因为马可•波罗与他的听者一起听到了她们满足的歌声。在所有的清晨,水仙们都会用清纯的歌声去迎接阿米拉的光明。她们用歌唱来表现她们对“供品”的满足。

这清晨的歌唱使马可•波罗对接下来的旅程充满了向往。

与马可•波罗同行

——读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

薛忆沩

对立的宗教:第十座城市

现在,马可•波罗准备将他高贵的听众带进一种新型的城市。他为这一种新型的城市选用了一个含义丰富的形容词,为今天的翻译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个很常用的形容词到底应该翻译成稀薄、细小、单瘦还是脆弱?伊萨伍拉(Isaura)是第一座这样的城市。这座“千井之城”一开始就让马可•波罗捉摸不透。他有点犹豫了。他好像在担心他的叙述会伤害这座城市的健康。他没有勇气去充当“全知的”叙述者。他在第一句话里就使用了被动语态,多少触犯了叙述的禁忌。他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他自己不想对叙述负责,他又不愿意让别人越俎。“被动语态”为他打破了这个僵局:“据说”,伊萨伍拉的底下有一个很深的湖。叙述者的真实身份被这“据说”掩盖起来,而他的声音却转化成了马可•波罗本人的声音。经过这样的整容手术,关于伊萨伍拉的叙述听起来就好像是一种“复述”。

马可•波罗复述道,在这座城市里,不管从什么地方垂直打下一个足够深的洞,都能够抽出清凉的湖水。这座城市的大小与城市地下的湖面的大小完全相等,“看得见”的风景完全由“看不见”的风景来决定。湖水在岩石“钙质的天空下”荡漾,推动着阳光下的所有运动。

对这样一座已经完全“被决定”的城市来说,还有“什么”可以和值得去谈论呢?就像对一个完全被奴役的人一样,我们至少还可以去谈论这座城市的信仰。马可•波罗果然话题一转,他注意到了与伊萨伍拉特殊的生理结构相应,这座城市里也并存着两种对立的宗教。

他仍然没有勇气去充当“全知的”叙述者。他仍然用“据说”将这两种对立的宗教复述出来。“据一些人说”,这座城市的神祗居住在湖的深处。这样的神祗显然是威严、高贵、冷漠、孤傲和不可接近的。它们所代表的宗教一定非常严厉,一定屈从于形形色色的禁忌,一定对世俗生活充满了不满和忧虑;而“据另一些人说”,这座城市的神祗附着在“看不见”的湖水与“看得见”的城市之间所有那些湿漉漉的通道的尽头:从井口到辘轳,从吊桶到滑轮,从水泵的把手到风车的桨片,从螺旋探头的支架台到脚手架顶部的风向标……日常生活中只要有水渍的地方就会有这些神祗的踪迹。这样的神祗肯定是随和、朴实、温情、谦恭和平易近人的。通过连接着湖水与城市的数不清的通道,这些畅快的神祗将欢乐和生命带给了伊萨伍拉。它们所代表的宗教一定非常宽容,一定无所顾忌,一定对世俗生活充满了向往和贪恋。

这前一种宗教是高高在上的宗教,而这后一种宗教却是脚踏实地的宗教。尽管马可•波罗并没有直接在“内容”上对这两种对立的宗教做出价值判断,他却通过“形式”显露了自己的偏好:他复述后一种宗教的句子长度是他复述前一种宗教句子长度的五倍。这种数量上极端的“不对称”在马可•波罗的叙述里极为罕见。它显然是在传达一种信息。这明确的信息使《看不见的城市》的第一部分在一种狂欢节似的气氛中结束。

但是,叙述的目的地通常并不在它结束的地方。接下来,关于伊萨伍拉的叙述还会凭借惯性继续吸引听者的注意。尽管这两种对立的宗教在同一座城市的共存有它深刻的“物质基础”(它与伊萨伍拉天然的特殊生理结构“相对应”),这种“共存”却很难不受一时的精神状况和社会结构的骚扰。也就是说,这两种“对立”的宗教有一天很可能会转变成“对抗”的宗教。就这样,马可•波罗将他的听众带到了想象的绝境。

这种对抗的结果将会是什么?历史的难题可以被处理得像一道简单的数学题。根据简单的形式逻辑,伊萨伍拉能够见证的结果只可能有三种:“弱肉强食”、“两败俱伤”或者“同归于尽”。

但是,也许还会存在一种更为深刻的结果:精神的对抗也许会导致这座城市生理结构的变异。这种变异肯定会损害伊萨伍拉的健康甚至危及它的生命。这种结果也许会让马可•波罗的听众选定关于那个含义丰富的形容词的准确解释:因为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宗教,伊萨伍拉实际上是一座非常“脆弱”的城市。

权威的沉默:第十一座城市

这一次,“那个”旅行者“被邀请”到了又一座与“记忆”相关的城市。除了参观访问以外,旅行者在这座城市还有一项非常敏感的“任务”:他被邀请去审查一些陈旧的明信片。在那些明信片上,他将看到这座城市(或者说是所有的城市)田园诗一般的“往昔”:在现在的公共汽车站的位置,明信片保存的是一只公鸡;在现在的高架桥的位置,明信片保存的是一座露天的乐池;在现在的兵工厂的位置,明信片保存的是两个在白色的遮阳伞底下闲聊的女人。这些由明信片保存下来的景象既是令这座城市自豪的“往昔”,又是令这座城市惋惜的“往昔”。

旅行者就像是终于进入了“城堡”的土地测量员。他马上就理解了自己尴尬的处境:他必须测量这座城市从往昔到现今的距离。可是,他既不能够使用他的职业训练带给他的尺度,也不能够使用他的文化修养带给他的眼光。他只能够动用他的“世故”来对这种距离下结论。按照马可•波罗的说法,“如果”旅行者不想让这座城市的居民“不”高兴,他就必须赞扬明信片上的玛伍瑞利娅(Maurilia),他就必须像这座城市的居民一样更加迷恋“往昔”的玛伍瑞利娅。他当然不想让这座城市的居民不高兴,所以他唯一的出路就是改变自己。也就是说,旅行者以权威的身份“被邀请”来完成这项敏感的任务,但是,他只能通过放弃自己的权威才可以顺利地完成任务。到下结论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权威的鉴赏家了。他已经变成了谨慎的厂家:他产出的“结论”必须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甚至他谨慎地对变迁所表达的“惋惜”都代表着消费者的利益。他必须承认“看得见”的繁荣的大都市玛伍瑞利娅丢失了“看不见”的淳朴的小城镇玛伍瑞利娅的魅力,尽管他确信在当时那个小城镇的居民的眼里,玛伍瑞利娅可能根本就不具备任何魅力;尽管他肯定如果这座城市一直保持原样的话,它在现在的居民的眼里可能也同样毫无魅力;尽管他知道其实正是通过新城市的形成以及旧城市的消亡,人们才可能带着怀旧的伤感去回望往昔,去“发现”旧城市原来并不具备的魅力。这是“形成”带来的魅力,这是“创新”带来的魅力,这是“时间”带来的魅力。不幸的是,他只能小心翼翼地将自己不合时宜的“确信”、“肯定”和“知道”放在拘谨的让步从句里。他只能用他的世故来取代他的权威。他只能用权威的沉默去顺应新城市的居民对只能从明信片上看到的旧城市的眷恋。

他必须小心翼翼。他惊人的阅历使他能够洞悉关于“新”城市与“旧”城市的一种更复杂的关系。但是,他同样不能向玛伍瑞利娅的居民们揭示这种极端的关系。这种极端的关系就是“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地点以同样的名字先后建立的不同的城市之间可能没有任何的联系:新城市在诞生的时候不知道旧城市曾经消亡,旧城市在消亡的时候不知道新城市即将诞生。新城市与旧城市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哪怕它们的居民可能存在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使用同样的名字,甚至拥有同样的面孔和同样的口音。这时候,新城市和旧城市之间的对比就完全失去了意义。

在马可•波罗看来,玛伍瑞利娅很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些明信片所呈现的“看不见的”城市也许并不是玛伍瑞利娅从前的样子,而只是一座碰巧也叫做“玛伍瑞利娅”的不同的城市,一座另外的城市。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看不见的”城市与“看得见的”城市被从由时间链接成的等级结构中解放了出来,获得了认知上的自由和平等。记忆突然失去了它企图挽留的对象,它因此也就变得无地自容了。似乎正是因为这样,在《看不见的城市》中,玛伍瑞利娅被设定为是最后一座与“记忆”相关的城市。

旅行者没有将这种更激进的可能性呈现给玛伍瑞利娅的居民。他必须小心翼翼。他没有将这座城市从对往昔的眷恋和陶醉中唤醒。他用权威的沉默给集体的记忆留下了温馨的余地。

但是,玛伍瑞利娅的居民可能永远也不会觉察这个权威的沉默。他们正得意于见多识广的旅行者的认同。他们肯定会将这种认同当成是权威的声音,当成是他们这座城市固有的水准。他们永远也不会想知道这个权威是怎样用痛苦的沉默丢失了他自己的水准。

收藏欲望的博物馆:第十二座城市

在主要是由石头建筑构成的灰色的市中心,那座金属的建筑当然非常晃眼:它肯定是“进入”费朵拉(Fedora)的重要通道。马可•波罗对那座建筑的形式没有什么兴趣,他没有提及它属于什么流派或者它由多少房间组成。他专注于那座建筑的内容。这内容也就是它里面那些房间的共同特征。马可•波罗告诉他的听者,那座建筑的所有房间里都陈列着一只水晶玻璃球。

他将他的听者直接带到了展品的跟前:从每一个水晶玻璃球里面,“你”都看到了一个蓝色的城市。紧接着,他为迷惑不解的听者挑明了展品的意义。这众多的蓝色的城市是一个个“看不见”的费朵拉的缩影。这些费朵拉从来没有变成过“现在”的费朵拉。它们只是在费朵拉居民的想象中存在过和存在着。

一座“看得见”的城市的后面总是存在着无数可能的“看不见”的城市,正像在一部作品最后的版本后面还存在着无数可能的版本或者在现实的配偶后面还存在着无数理想的配偶一样。一座城市可能的存在形式当然是不可穷尽的。但是,所有这些“可能的”存在形式却都经历了一种共同的命运:尽管它们面对的是不同的“现在”,它们却都遭受了“现在”的冷遇。不管它们的趣味和价值是面向过去还是面向未来,它们代表的都是一种根源于欲望的向往。而“现在”与这种向往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差距。

这种差距正是人们为什么要将这种向往制成模型的原因:他们要想用自己的欲望来挑战有形的“现在”就必须将自己无形的欲望用一种具体的形式呈现出来。有趣的是,当这种欲望通过模型被固定下来之后,它所挑战的“现在”却往往又发生了变化。向往中的城市因此失去了它的对手和坐标,因此也就失去了它的实用价值。它所指向的未来只是相对于那种变化之前的“现在”才有它的价值。现在,那种根源于欲望的“未来”还没有来得及变成“现实”却已经变成了“过去”。“现在”在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同时总是迅速地将人们对未来的憧憬转变成历史。

在第四座与“欲望”相关的城市费朵拉,这种历史就被封存在那一个个水晶玻璃球里面。城市中心唯一的金属建筑就是收藏这些水晶玻璃球的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实际上也就是费朵拉的先辈们“无用的激情”(萨特语)的纪念碑。他们被囚禁在水晶玻璃里的欲望在生生不息的时间里等待着未来居民的走近、注视和沉思,等待着与激荡在注视者心灵中的欲望的相遇和共鸣。这种“现在”与“过去”的私通变成了费朵拉的生活方式以及费朵拉的未来。这座城市与它的居民就是通过这种欲望之间的沟通在改变着对方并且改变着自己。

也就是说,这样一座保存欲望的博物馆并不是这座城市里的一个死角。相反,它是这座城市通向未来的一条出路。根源于欲望的向往虽然从来没有变成过“现在”,却总是占据着“现在”的一个角落,并且借助回忆或者想象的增援,不断策动新的欲望对“现在”进行徒劳的反叛。被封存的欲望仍然像幽灵一样在费朵拉忧郁的未来里徘徊。

这时候,马可•波罗突然更贴近了他的听者。他第一次在他的叙述里直接呼唤他的君主。他告诉这位充满壮志的君主,现实中的费朵拉和想象中的费朵拉都同样是真实的。但是,这还只是问题浅显的一面。问题复杂的一面是,在马可•波罗看来,这两种费朵拉又其实都是假想的。这就好像是说现实中的配偶与想象里的恋人其实都是一种“假设”。现实“假设”了必然性:它接受了太多完全没有必要接受的规则和限制;与它相反,想象“假设”了可能性:向往中的费朵拉以为自己代表着这座城市可能的未来,而实际上,那种未来永远也不可能到来。

这种奇特的看法最后将马可•波罗引向了一个现实的话题。他提醒眼前的君主,说在他值得骄傲的地图上除了可以安置一个“石头的”(实际的)费朵拉,还可以安置无数个“水晶玻璃的”(想象的)费朵拉。也就是说,那“莫非王土”的疆域不仅遍布于“普天之下”,还淤积在君王的神经末梢。欲望和想象会将一个帝国的版图深入神秘莫测的时间,会令一个帝国用非暴力的方式无限扩张。

绝种的差别:第十三座城市

在进入柔依(Zoe)之前,这个旅行者的心中似乎并没有疑惑。他总是去想象那座等待着他的城市是什么样子。他想象城市里的宫殿、城市里的兵营、城市里的磨坊、城市里的剧院、城市里的市场。他的想象建立在他的阅历之上,因为在他经过的所有城市里,不仅仅所有建筑的排列依照着不同的秩序,而且每一座建筑与其它建筑之间都存在着足以将它们彼此区分的差别。这是一种抽象的差别,一种本质的差别。或者说,这是差别本身。这种差别使每一座建筑都变成了一个符号。通过一组被他的阅历精选出来的规则,在进入一座陌生的城市的时候,旅行者可以很敏捷地对呈现在他眼前的符号进行一组演算。紧接着,他马上就能够精确地辨认出宫殿、庙宇以及酒吧、监狱和贫民窟。马可•波罗告诉他的听者,有人认为旅行者的认知过程证实了一个这样的假设:在每个人的头脑中都存在着一个仅仅由“差别”构成的城市。这座“看不见的”城市事实上是所有城市的原型。它是一个先验的认知图式,是“纯粹理性”。所有“看得见的”城市都不过是对它的一种证实。这个有趣的假设几乎动摇了马可•波罗的叙述给他的听者带来的乐趣。

马可•波罗马上用一个否定句将他的听者稳住。他说这并不是柔依的情形。在这第三座与“符号”相关的城市里,“差别”完全消失了。在这座城市里的任何一个位置,你可以是所有的人或者做所有的事情。比如你可以依次是圣人、凡人和小人或者你频繁改变身份,轮流做市长、贪官和囚犯。你不再能够肯定一个具体的场所是教堂还是食堂,是养老院还是研究院,是手术室还是聊天室,是市政厅还是交易所。走进这样一座城市,你就是走进了被哲学家向往了上千年的“无差别境界”。

但是,这位饱经风霜的旅行者突然对眼前的城市充满了疑惑。他注意到城市里任何金字塔的尖顶下面也可以是麻风病院或者宫女的浴室。他已经无法辨认出城市里的任何特征,看得见的柔依掩盖了所有具体的差别,也模糊了旅行者保存在头脑中的那些“看不见的”抽象的“差别”。也就是说,看得见的城市完全覆盖了看不见的城市。行走在这座看得见的城市里,除了疑惑,旅行者不再能够感觉到任何东西。他知道这座消除了所有差别的城市实际上是一种不能再细分的物质:物理反应、化学反应、生理反应或者心理反应对它都不起任何作用。他对这种顽固不化的存在充满了疑惑。

这是第一次,马可•波罗只能够用“问题”来结束他的叙述。他让充满疑惑的旅行者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中那个抽象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存在一座这样的城市?这是一个关于存在的意义的问题。它不可能存在唯一正确的答案。这种抽象的问题展示了旅行者的疑惑的深度。

旅行者的另一个问题比较具体:什么是区别这座城市的里面和外面的界限?或者更具体一点,怎样才能够区别城市里面车轮的辘辘声与城市外面狼群的嚎叫声?这显然是非常情绪化的问题。这是旅行者的明知故问。既然在这座城市里面所有的区别都不存在了,哪里还会存在标记那些区别的界限呢?这种提问只是面对无法理喻的现实,旅行者能够做出的唯一的反抗和人性的反抗。

这位旅行者大概已经意识到了柔依可能就是所有城市的发展方向和终点。只要时间允许,所有的城市都将会变成没有“差别”的国际化的大都市。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将失去自己的身份,所有的生活都将变成平庸的复制品。而对旅行者最大的威胁是,在那种没有差别的未来世界里,“旅行”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他已经无法再“生活在别处”。

失宠的“幸福”:第十四座城市

与第一座“脆弱的”城市不同,泽娜碧娅(Zenobia)醒目的地方不是形形色色的管道,而是高高低低的桩子。这座城市的房屋和街道就架构在这些桩子之上。这座被架在空中的城市并没有被“架空”,它具备一个城市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基本设施。在后现代的视野里,如此架构起来的城市好像是一座巨大的游乐场之中的一个很小的角落。

经过这么多的岁月,经过这么多的变迁,已经没有人能够记得是什么样的需要,什么样的欲望或者什么样的指令使泽娜碧娅最早的建设者要将这座城市建设成为这种样子。马可•波罗对这种集体的失忆并没有特别的感叹。他的敏感被另外一种奇迹所吸引。他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被问及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的时候,泽娜碧娅的居民总是会去描述一个结构上与泽娜碧娅类似的城市,也就是一个由桩子上的房屋和悬空的街道构成的城市。在他们看来,只有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生活才可能是幸福的。马可•波罗对泽娜碧娅的居民关于幸福的见解充满了感叹。

流逝的岁月已经给泽娜碧娅添加了太多的附件。这座城市最初的建设方案已经不可能被准确地呈现和诠释。然而,这座城市的“要素”,这座城市最初的构思中就已经携带着的“要素”却从来没有流失。这些“要素”不仅仅凝固在这座城市的基础设施之中,而且还升华到了这座城市的“上层建筑”里面,成为这座城市居民们伦理判断和价值尺度的基准。就是这些“要素”决定了世世代代泽娜碧娅的居民们关于幸福的观念。

那种顽固的观念对旅行者的欲望轻则是一种讥讽,重则是一种挑衅。马可•波罗依然向往旅行,依然向往东方,依然对陌生的世界和未知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欲望。面对这样的讥讽或者挑衅,他的策略似乎与那位被邀请到玛伍瑞利娅的权威一样,也只能是“自我改变”。但是,他没有步那位权威的后尘。他不想让自己沉默,他没有将个性埋没。他注意到,在“脆弱的”泽娜碧娅的顽固的价值观使“幸福”本身已经不再是一种有意义的尺度了,因为根据那种观念,一座城市的生活是否幸福的充分必要条件已经被简化为“是否具备泽娜碧娅所具备的那些要素”。也就是说,当且仅当一座城市具备那些要素的时候,那座城市里的生活才可能是幸福的。他敏感地得出结论:这种苛刻的条件事实上剥夺了所有其它城市的“幸福”。

马可•波罗没有埋没自己的个性。既然“幸福与否”已经不再是对城市进行分类的理想尺度了,他开始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自己的价值观中的基本设置。他选用推动他马不停蹄的“欲望”作为新的分类标准。根据这种标准,他经历过的城市可以被分成两类:一类是与欲望“和谐”相处的城市。这一类城市总是能够不断地用自己的形式或者魅力来充实欲望,来创造欲望;另一类则是与欲望关系“破裂”的城市。这一类城市又被细分为两种极端的类别:一种是“人欲横流”的城市,在那里,欲望“抹杀”了城市;而另一种是“了无生气”的城市,在那里,城市“抹杀”了欲望。

这种新的分类标准似乎也带来了对城市生活的一种不同的看法。根据这种看法,“幸福与否”对人生来说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无条件地保持着生活下去的“欲望”。即使在最不幸的境况之下,这种顽强生活下去的“欲望”都可以而且应该如火如荼。

用“欲望”来代替“幸福”就是用“运动”来代替“静止”。如果“幸福”意味着抵达,“欲望”所代表的就是不断的出发。一个天赋的旅行者只能够将这“不断的出发”当成他的荣誉。对“幸福”的贪恋如果不会“玷污”这种荣誉,至少是会分散对他这种荣誉的专注。

于是,这位抵达泽娜碧娅的旅行者没有向这座城市里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低头。他冷落了固步自封的“幸福”,让它尝到了“失宠”的滋味。他需要继续前进,朝着陌生的东方,朝着陌生的未来。

交换的记忆:第十五座城市

来自不同国家的商人每年都会在这座城市里相聚四次。欧菲米娅(Euphemia)因此成为《看不见的城市》中的第一座与“交易”相关的城市。有趣的是,这四次壮观的交易会都不设“组委会”。它们是根据地球与太阳的相对位置“自然地”形成的。它们分别出现在春分和秋分以及冬至和夏至的那一天。这种与自然的节律相适应的商业活动(或者说与“自然”密切相关的“文明”)当然是欧菲米娅最显眼的特征,是这座城市“看得见”的特征。

因此,我们看见了那一艘停泊在港口的商船:人们从那里卸下了生姜和棉花,又立即用开心果和罂粟籽将货舱塞满;因此,我们还看见了刚刚抵达的骆驼商队:他们卸下了肉豆蔻和葡萄干,马上又在鞍囊里塞满了金色的麦斯林纱匹。这样看来,无论是商船的主人还是骆驼商队的领队,他们来到欧菲米娅的目的好像都只是为了“回家”。他们没有将这座城市当成德丝媲娜(第八座城市),当成他们各自的“荒漠”的边界,当成想象中的新生活的起点。他们来到欧菲米娅的目的好像只是为了“满载而归”。他们好像只是为了“家用”的需要来这里交换商品,而不是为了交换身份或者交换各自的“荒漠”,交换各自下一段的旅程。

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马可•波罗急不可耐地告诉他的听者,商人们来到欧菲米娅的目的其实并“不仅仅”是为了交换商品。听上去,他对“商品”这个词不太友好。他用了一个很冲动的定语从句来限定“商品”。他肯定,能够在欧菲米娅买到的那些商品“同样地”可以在帝国内外的每一个市场上,在“同样的”黄色草席上,在“同样的”凉棚下,用“同样的”砍价技巧不太困难地得到。在同一个句子里,“同样”的四次出现暴露了马可•波罗对“商品”的厌倦甚至反感。

如果生意只是一个幌子或者一个附带的目的,那么,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商人们主要是为了什么才来到了欧菲米娅,而且还要伴随着季节的节律在一年之中“四次”来到欧菲米娅呢?

他们是为了令人难忘的夜晚而来的: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市场的四周会升起一堆又一堆的篝火。远道而来的商人们围坐在这些迷人的篝火旁,开始讲述他们各自的传奇。他们是为了这令人难忘的聚会而来的。漂浮在马可•波罗脑海上的是每一个传奇之中都重复出现的这些关键字:“狼群”、“姐妹”、“财宝”、“战斗”、“无赖”以及“恋人”。这些关键字总是会激起在场的每一个商人记忆的涟漪。他们是为了这令人难忘的记忆而来的:这种记忆不仅仅是对自己的传奇的记忆,更是对别人的传奇的记忆。因为(也许应该说“因此”)每一个关键字上都吸附着有无数的传奇,形形色色的传奇。这些传奇互相穿梭和交错,互相映射和吸收,它们构成了“看不见”的欧菲米娅。这些孤独的商人们就是为了这些令人难忘的传奇而来的。

但是,马可•波罗和他的听者都知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迷人的聚会总会要结束。这些孤独的商人们总是要离去。这是意味深长的离去。因为在从欧菲米娅“回家”的路上,不管是在驼背上摇晃的商人还是在甲板上颠簸的商人都没有去盘算他们的亏损或者收益。相反,摇晃和颠簸再一次唤醒了重叠在商人们记忆之中的传奇。他们开始在记忆中一个接一个地审读那些传奇。他们惊奇地发现自己遭遇过的狼群变成了另外的狼群,自己疼爱过的恋人变成了别人的恋人,而自己寻找过的财宝变成了其它的财宝。他们惊奇地发现在他们刚刚离开的这座与“交易”相关的城市里,他们交换的不仅仅是“商品”,更为重要地,他们还交换了彼此的“记忆”。通过这种交换,他们自己的传奇变成了他人的传奇,而他人的传奇变成了他们自己的传奇。他们将带着这种交换来的记忆去继续自己的生活,去面对自己的未来。

但是,携带着他人的记忆,他们还能够继续自己的生活吗?他们还能够面对自己的未来吗?

女人的背影:第十六座城市

兴建佐贝依德(Zobeide)是为了一个女人的背影,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为了“再现”那个女人的背影。那是一个裸露的女人。那是一个激起了所有男人的欲望的女人。她出现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的所有男人们的那个共同的梦境之中。她在他们的梦中奔跑。她在他们梦中的那座城市里奔跑。做梦的人看见了她飘荡的长发和她裸露的背影。他在被夜色笼罩的街道上尾随着她扣人心弦的背影。遗憾的是,经过那么多的转折和希望,那个始终没有露面的女人最后还是消失了,消失在梦的尽头。

从这充满欲望和惆怅的梦中惊醒,所有做梦的人都出发去寻找伫立在梦中的那座城市。当然,他们没有找到。他们不可能找到。那是一座不存在的城市。可是,他们想去寻找在那里消失的那个女人的背影,而且想要永远留住那个背影。于是,这些做同一个梦的人根据对梦的记忆兴建了佐贝依德,这最后一座与“欲望”相关的城市。他们根据各自在梦中尾随那个裸露的背影时的线路铺设城市的街道。因此,佐贝依德的街道看上去就像是一堆纠缠不休的乱麻。而在那个诱人的“逃犯”最后逃脱的地方,他们却没有去反映梦中的“真实”:他们求助理性,重新布置了空间和城墙,想以此来弥补梦中的漏洞。他们想借助理性的力量来放纵欲望的贪婪。经过这种理性的重建,他们肯定那个女人的背影不可能再从它从前消失的地方消失。

这些做梦的人就在自己兴建的城市里住下了。日复一日,他们耐心地等待着夜幕降临;年复一年,他们焦急地期待着那个女人的背影的再现。可是,他们中间没有任何人再能够看见那个女人的背影了,不管他们是温情地凝视着眼前的街道,还是纵情地搜索着梦中的黑夜。他们没有去反省理性。他们没有意识到对梦的违背是他们自己致命的过失,是他们兴建的城市最根本的缺陷。那个在所有男人的梦中奔跑的女人是绝对的自由,无限的自由。她的“出路”是她的“出现”的必要条件。如果不能够从欲望中逃脱,那个女人就不会进入欲望的视野。如果不能够从梦的尽头消失,那个女人就会从所有的梦中消失。无限的自由永远也不会成为理性的猎物。

令人心灰意冷的等待和期盼终于将欲望窒息了。城市里目的性极为明确的街道渐渐失去了与自己极为明确的目的的联系。它不再能够激发那些做梦的人原始的冲动和丰富的想象。最后,做梦的人不再做梦。他们将这些街道当成了只是去“上班的”路。他们忘记了这些街道与他们充满欲望的梦之间的血缘关系。而这种血缘关系代表着他们生活的意义。他们生活的意义就是去追寻理想的背影,去追寻不可能追到的真的美和美的真。他们的生活之所以有意义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梦,一个永远不会与现实“成交”的梦。

“看不见的”城市里的诱惑一直没有能够在“看得见的”城市里再现。这冷漠的事实使佐贝依德最早的一批居民变得庸庸碌碌。这些城市的建设者忘记了他们兴建的这座城市的来历。这意味着他们不仅仅与自己的欲望失去了联系,也失去了理解别人的欲望的坐标。当新的一批做梦的人兴奋地来到佐贝依德的时候,他们不理解他们的兴奋。新的一批做梦的人因为找到了与自己梦中的城市相似的城市而兴奋。他们对眼前的街道又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使它们与自己梦中的街道更加接近。不过同样地,他们还是没有在梦中那个女人的背影消失的地方宽容地为“绝对的自由”留下一条出路。

这个雷同的细节使马可•波罗没有必要再去叙述这新一批居民将来的变化。他用最后一句话表达了佐贝依德最早的居民对新居民的费解。在过来人的眼里,他们自己兴建的城市其实是一个“丑陋的”城市,是一个吞噬了美感和欲望的陷阱。他们在这座为了让自己梦想成真的城市里丢掉了自己的梦想。那么,何必当初呢?当初为什么要建成一座这样的城市呢?

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当初的懊悔变成了对现在的冷漠:他们不理解新一代的居民为什么会走进这样一座“丑陋的”城市,这样一座陷阱般的城市。这种代与代之间的“不理解”将要导致历史的断裂。

语言的谎言:第十七座城市

在这座充满了谎言的城市里,第一人称单数一共出现了二十次。这频繁的出现使“我”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冲突。“我”必须在经验和符号之间做出冷静的选择。那些含辛茹苦地积累起来的生活经验突然变得毫无用处了。在这座城市里,只有相信符号的误导和跟随符号的误导,才可能找到生活的正确方向。

海琶提亚(Hypatia)是第四座与“符号”相关的城市,也是到目前为止马可•波罗叙述的最长的城市。这座城市首先将倒影在泻湖中的木兰花园呈现在旅行者的眼前。然后,它引诱他沿着树篱行走。旅行者自然窥见了正在树篱后面沐浴的年轻漂亮的女人。但是,他同时也看到了深藏在泻湖底部的那些自杀者的尸体:螃蟹正在噬咬那些死者的眼睛,海草正在纠绕那些死者的头发。

以第一人称单数形式出现的旅行者首先肯定是受惊了。接着,他马上又有了一种受骗的感觉。他决定上访。他朝苏丹的宫殿走去。他想为那些蒙冤而死的人讨回公道。他沿着斑岩石的台阶一直走到了宫殿的入口,又很快穿过六座带有喷泉池的庭园来到了正殿的大门。但是,他再一次受惊和受骗了:这座城市最高的穹顶底下竟不是苏丹听政的地方。透过挡住了去路的铁栅栏,这位仍然相信正义的旅行者看到的是那些脚带着镣铐的囚犯们:他们正将玄武岩的石块从大地深处的采石场里背上来。

迷惘的旅行者知道他只能去求助哲学家了。他迷惘地走进了收藏“符号”的图书馆。可是他还是受惊了,因为他发现哲学家并没有如他想象的那样坐在犊皮和纸莎草纸的经卷中间。一个正坐在草席上吸食鸦片的少年将旅行者的视线引向了图书馆的花园。花园好像是一个“儿童乐园”,里面散乱着供孩子们游戏的陀螺、秋千和九柱戏的木柱。返朴归真的哲学家坐在花园的草地上,与“文字”没有关系。他无疑是一位东方的智者。

马可•波罗在叙述中省去了“我”提出的问题。他直接给出的是哲学家的回答。哲学家回答说:“符号构成了语言,但不是你以为你已经熟悉的那一种。”这很像是一位禅师说出浅显的偈语。

颇具慧根的旅行者从这回答里顿悟到了问题的关键:他必须放弃从以往的生活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解码逻辑。也就是说,只有从那种逻辑中解放出来,他才可能理解海琶提亚的语言。事实上,海琶提亚呈现出来的符号是一种“说谎”的符号。由这种符号构成的语言是说谎的语言。只有通过这种说谎的语言,他才可能体会这座城市的真实,他才可能进入“看不见的”海琶提亚。

于是,旅行者这样来理解和使用海琶提亚的语言:当他需要音乐的刺激或者滋养的时候,他知道他应该去墓地。这个城市的音乐家们都躲藏在穴墓里。笛声和琴声在坟墓与坟墓之间颤抖和波动。而当他听到了骏马的嘶鸣以及马鞭的抽响,他感到的是性欲的颤栗,因为这座城市里最漂亮的女人只出现在马厩里面或者跑马场上。她们上马的动作,她们裸露的大腿以及她们小腿上的护胫都散发出难以抵制的诱惑。那些敢于走近她们的陌生人马上会被她们惊天动地的激情所顺服。她们会将他们推倒到干草或者锯屑堆上,用她们已经挺拔的乳头压住他们风尘仆仆的身体。

在已经厌倦了海琶提亚的那一天,根据他对这座城市语言的理解,旅行者不是下到港口去等待,而是爬上了要塞的尖顶。他知道他应该在那里等待过路的船只。很明显,他正在等待的是离他的世纪还过于遥远的“飞艇”。如果他在爬上要塞的尖顶之前还没有失去理智的话,这种等待最后也很可能让他陷入不可逆转的疯狂。

一个接踵而至的问题拯救了他。他刚刚开始等待就对这种等待产生了疑问。他的问题是:飞艇果然会从这里经过吗?既然他的等待是建立在他对谎言的理解之上,他有理由这样怀疑。而他的问题将他迅速带进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世界上没有不说谎的语言。也就是说,说谎的语言本身也在经受“谎言”的欺骗。这条真理确保了旅行者思维的清醒。他可能很快就会意识到他不应该在要塞的尖顶上等待能够将他接走的飞艇。对他已经习惯了的这种充满了谎言的语言来说,它最后的那个语句一定是“对谎言的说谎”。正是这种“对谎言的说谎”能够将他带离谎言。是的,他意识到他应该去码头等待能够将他接走的船只,而不是在要塞的尖顶上等待荒诞的飞艇。他从母语中习得的逻辑会为他打开通向下一座城市的行程。

清晨的歌唱:第十六座城市

看得见的阿米拉(Armilla)为什么会是眼前的这个样子,“我”并不知道。与关于海琶提亚的叙述形成强烈的对比,在关于阿米拉的叙述里,第一人称单数只出现了两次。当它第二次出现的时候,“我”对看得见的阿米拉已经有了自己的解释。

但是一开始,“我”并不知道眼前的这座“脆弱”的城市究竟是一座未完成的城市还是一座已经被捣毁的城市,或者说究竟是一座在有人入住之前就已经被抛弃的城市还是一座在人们入住一段时间之后才被抛弃的城市。出现在他眼前的这座“城市”是由直立和平卧的水管构成的。在这些水管的尽头,各种各样的龙头和喷嘴以及像“依然悬挂在枝桠上的熟透的果子”一样的浴缸和盥洗盆呈现出了生活的“欲望”(如果它是一座未完成的城市)或者生活的“痕迹”(如果它是一座被捣毁的城市)。这座城市没有墙壁也没有地板。它的每一个角落都裸露在阳光之下,它有最充分的“采光”。

与其说这是一座城市,还不如说这是一座“水管的森林”。面对眼前的景象,“我”很自然地在两种更细节的猜测之间犹豫:这究竟是一片水管工已经撤走而泥瓦匠还没有进驻的闲置的工地呢,还是一座经受过地震的猛烈袭击或者白蚁的疯狂进攻之后的城市留下来的遗迹?

这种犹豫丝毫没有动摇“我”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他肯定,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阿米拉都不应该被看成是“废墟”。未完成的城市自然充满了希望,因为它面向未来,面向将来的完成。而灾难之后的遗迹也同样没有颓废的导向,因为它显示出了这座城市供水系统(也就是这座城市的生命线)的坚固:这“脆弱的”城市在体质上并不脆弱。

更重要的是,马可•波罗引导他的听者“瞥见”了这座坚不可摧的城市里不可摧毁的美:只要“你”抬起头,“你”就会瞥见了那些在露天的浴缸里或者喷头下尽情享受着阳光和沐浴的女人。散射的水花和飞溅的泡沫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就像是在“水管的森林”里回荡着的音符。紧接着,他还让他的听者捕捉到了这些女人们出浴时的媚态:她们优雅地擦干身体上的水渍。她们优雅地往身体上喷洒香水。她们优雅地坐下来,对着也许有点倾斜的镜子优雅地梳理起她们优雅的长发。不管天灾人祸是怎样地摧毁了这些女人们生活的环境,她们都要用不可摧毁的从容和美感来继续楚楚动人的生活。

这究竟是幻觉还是实景?这究竟是人间还是仙境?这些与清纯的流水情同手足的女人们让叙述者第二次以“我”的身份在叙述的过程中出现。这一次,他带来了他自己关于阿米拉的解释。他解释说,在阿米拉的水管中流淌着的水是由水仙们掌管的。这些精灵向往新的世界:她们喜欢在新的游戏中愉悦同伴,她们喜欢在新的镜子里自我陶醉。她们喜欢所有新奇的享受流水的方式。根据这种解释,“看不见的”阿米拉既不是实际的人间,也不是飘渺的仙境,而是“天”与“人”的融合,是人间的仙境。

这种解释缓解了马可•波罗对“看得见的”阿米拉的疑惑和犹豫。也许阿米拉就是一个遗迹:水仙们美丽的狂欢使人类自惭形秽也无地自容。他们不再是这座城市的居民了。他们变成了这座城市不可摧毁的美的偷窥者;也许阿米拉只是一片工地:人类想用这新建的城市来表达对自己破坏环境(滥用水资源)的忏悔,并且为遭受污染的水仙们提供一片清新而享乐的天地。在这种意义上,这座“脆弱”的城市就像是人类献给水仙们的供品。

现在,去追究阿米拉为什么是眼前这个样子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也就是说,原因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已经清楚地知道了结果。这清楚的结果就是:在阿米拉,水仙们现在生活得非常满足,因为马可•波罗与他的听者一起听到了她们满足的歌声。在所有的清晨,水仙们都会用清纯的歌声去迎接阿米拉的光明。她们用歌唱来表现她们对“供品”的满足。

这清晨的歌唱使马可•波罗对接下来的旅程充满了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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