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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小说的美学政治:从席勒的头骨到《伯恩的身份》(倪湛舸)

成长小说的美学政治:从席勒的头骨到《伯恩的身份》

倪湛舸

一.从席勒的头骨说起

1826年,魏玛市长亲自动手,从雅各布公墓挖出了二十三具头骨。经过医生鉴定和家人辨认,其中一具被确认为属于二十一年前下葬于此的弗里德里希•席勒。众人均感慨该头骨形态之优雅和谐,俨然展现着诗人的高贵精神,这些人里就有席勒的昔日密友,歌德。头骨再次下葬之前曾在歌德府上逗留,这另一位大诗人睹物思人,不仅赋诗一首,还将该诗收录于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Wilhelm Meisters Wanderjahre)。歌德于诗中颂扬头骨的“形态”(die Form),甚至认为自己的凡夫俗子之手不配把握这 “神性”(Gott-Natur)的 “印痕” (die gottgedachte Spur)(Wie bin ich wert, dich in der Hand zu halten?)。歌德奋笔疾书时,他的头骨剧场里上映着怎样的往事幻影,我们自然不得而知,若要勉强猜测,那也许会是三十年前与席勒的鸿雁传书。那时,歌德正埋头创作《威廉•迈斯特的求学时代》(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1795-96);无独有偶,席勒刚以书信体发表了《论人的美育》(Über die ä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 in einer Reihe von Briefen,1794)。歌德的创作与席勒的论证都以青年的教育成长为主题,即德文中的“Bildung” ,他们就这一主题频繁通信展开讨论,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小说的诞生并影响了其具体走向。当然,两人之间也并非全无分歧,歌德并不想让威廉•迈斯特成为席勒美育理想的代言人;席勒颇为识趣,就此转移话题,不再越俎代庖。无论如何,两人的成就都不可忽视,《威廉•迈斯特的求学时代》被视为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的滥觞,而若要研究成长小说的意识形态则不能不读《论人的美育》。当歌德把献给席勒头骨的诗歌收入《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时,他所做的不仅是纪念早逝的亡友,更重要的是,如果小说可以被比喻为血肉,那么,血肉总需要骨架的支撑,而成长小说的骨架便是兴起于19世纪的美学人文主义,尤其是其核心概念“Bildung”。

从德文的“Bildung”到中文的“成长”,我们所见的无非是翻译之不可能,因为“Bildungsroman”传统与致力于“育人立族建国平天下”的美学人文主义息息相关,既是后者的具体化,也挑战着后者的整套理念。被翻译成中文的“成长小说”经常被简化成青春成长小说,其内容大多是轻狂的少年心怀高远志向,无奈与冷酷现实频频冲突,最终败下阵来,融入为自己所痛恨的庸俗社会。这样的描述也许并不偏颇,因为它本来就出自狄尔泰(Wilhelm Dilthey) 对成长小说的观察,在他看来,这类小说的主人公身怀互为表里的双重任务:整合自我、融入社会。就连黑格尔都在《美学》一书中嘲笑过这类小说不可避免的妥协姿态。然而,如果以《威廉•迈斯特的求学时代》为成长小说典范,我们就不能回避小说的对所谓妥协和社会化的嘲弄。演员威廉•迈斯特热衷于莎士比亚戏剧,最终在被一群贵族把持的“塔社”的操纵下功成名就、成家立业,圆满完成妥协使命,和血淋淋地惨死于自己枪口下的维特形成鲜明对照。有人认为这是关于内在天性与外在社会如何互动调和的美好故事,却也有人强调维特和威廉•迈斯特的血脉相连,歌德并非要歌颂威廉•迈斯特的个人成功,小说所揭示的是贵族“塔社”对所谓成功的全权掌控。更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弗里德里希•席勒还是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都注意到了小说中个人心态的缺席,和塑造柔肠百结撕心裂肺的维特相比,歌德的新小说更关注社会整体的构建而非单纯的个人成长。从保存至今的书信记录和时人回忆来看,歌德显然对两位弗里德里希的洞见甚为欣赏和赞同。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在中文语境中只能继续沿用“成长小说”的说法,就有必要强调所谓的成长并非局限于个人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的层面。而本文的目的就是探究成长小说的美学政治以及该美学所牵涉的现代性话语,并集中讨论个人与国族关系在成长小说中的生成与变形。在这种意义上,以《伯恩的身份》为代表的间谍小说才是我们身处的年代里最典型的成长小说。如果说间谍伯恩早已非青涩少年,我们是否应该这样发问:如果说18、19世纪的“青春”被视作彷徨与徘徊中的“现代社会”的象征,伯恩的“青春不再”是否意味着20和21世纪的“后现代化”?为了实现从席勒到伯恩的跳跃,为了使这有哗众取宠之嫌的主张显得有理有据,让我们依次来看“Bildung”的概念史和“Bildungsroman”的文学史。

二.概念史:歌德、席勒、与洪堡

虽说有Entwicklungsroman(发展小说), Erziehungsroman(教育小说), coming-of-age story(成年故事), rites of passage story(成人式故事)等等诸多别名,在西方世界最为名声远播的概念还是Bildungsroman,而中文里“成长小说”的说法似乎是受到了英美文学的直接影响,可即便是英美文学都无法否认德国美学和Bildungsroman传统的深远影响,例证之一就是Bildungsroman这个德文词被原封不动地搬进了英语词库。撇开对应小说的die Roman,die Bildung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从字面上看,既然作为名词的das Bild是“形象“的意思,由动名词而来的die Bildung显然意味着“塑造形象”—-谁之形象?谁来塑造?对中世纪神秘主义者而言,我们都是因先祖的原罪而形变的罪人,而救赎的能力只属于上帝;所以,虔诚的基督徒应当把自己托付给上帝,被动地接受他以自身形象为原型的改造,而成功的改造其实就是所谓的回归,因为,根据《圣经》记载,我们原本就由上帝依据自身形象所创造。

到了18世纪时,Bildung的意义产生了巨大转变。随着17、18世纪自然神论和理性主义的兴起,自然被视为先于甚至(某些人眼里)高于《圣经》的启示,而源自上帝的人之理性便自然而然地被赋予了某种重要能力,即通过阅读自然之书(所谓的观察、研究自然)而企及神之真理。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果说被塑造的形象仍然源自上帝,那么作为塑造者的上帝就不再是超越且置身于世界之外的存在,而是内在于自然的力量,即所谓的自然力。这时,人们开始用“种子发芽”来形容Bildung,而这种“自然生长”说的代表人物就是号称德意志民族主义之父的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在特定的自然环境里成长的岂止是区区个人,还有被叫做民族的人群。19世纪的魏玛古典主义者们对“种子”的比喻渐生不满,在他们看来,种子所蕴含的内在潜质虽然能够蓬勃萌发,这种动态却仍然是被动的。即便把植物换成动物又如何?人非草木,亦非禽兽;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对自由的追求,对环境的突破,以及最重要的对自我的塑造。讴歌个人意志颂扬自由境界的都有谁?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席勒、和歌德—-国家教育的先驱,美育理想的提倡人,以及Bildungsroman传统的奠基者。

洪堡创办了柏林大学和普鲁士教育系统,与当时作为参照物的法国职业教育体系相比,普鲁士的教育实践强调个人的全面修养。洪堡深受古典主义者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的影响,崇尚古希腊智识、伦理和美学意义上的“完人”理想。在这种意义上,Bildung的原型不再是基督教上帝,而是古典世界里的“完人”。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洪堡对美育的重视,他认为美学绝对不仅仅是孤立的学科,它能够起到的作用更为普遍和根本,即对个人和社会的整合和塑造。与这种看法直接呼应的是席勒的“美育”说。众所周知,康德以对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即审美鉴赏)的三大批判闻名,在康德的哲学体系里,审美所起的作用是沟通认知(纯粹理性)和伦理(实践理性)并向自由境界进发。席勒点明了康德美学的社会政治含义,在前者看来,美学之沟通不同理性和和超越不自由现实的作用不仅能够塑造全面发展的优雅绅士,而且最终指向文明昌盛的美之国度。从康德的抽象里萌生了席勒的理想,而席勒的理想又有洪堡的实践来付诸行动。洪堡之育人以立国为根本目的,洪堡的理想国显然不是专制国,他曾经专门撰文讨论过“国家限度”的问题,即所谓的理想国理应赋予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然而,后人对席勒美育观的批评同样适用于洪堡:如果说所谓的追求自由意味着对欲望的训诫,换言之,对欲望进行训诫并彻底杜绝不合规范的欲望,那么,我们所享受的究竟是终极自由还是终极监禁?请注意,这里被质疑的不是极权而是自由。康德写了著名的“什么是启蒙”(“Beantwortung der Frage: Was ist Aufklärung?”),号召我们摆脱外在束缚,运用自身理性去探索去判断,然而,文章里经常被忽视的一句话是:“要服从!” 更有趣的是,《圣经•旧约》里有上帝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解放故事,但为自由而欢呼的后世读经人忘了上帝的话:“从此只服从于我!”

歌德与席勒、洪堡过从甚密,席勒的美育理念和洪堡的教育实践在他的笔下变形成作为艺术品的成长小说。他笔下的威廉•迈斯特热爱戏剧,这仿佛反驳着数千年前痛斥戏剧误人的柏拉图,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威廉•迈斯特学习戏剧、演出自我、成为社会典范。很多批评家痛斥歌德和早期成长小说的保守倾向。的确,目睹了法国大革命的血雨腥风,歌德、席勒和洪堡都主张以塑造个人和社会的教育(尤其是美育)来杜绝暴力革命。早期成长小说所讲述的故事无非是资产阶级新一代如何与封建贵族相妥协,当然,贵族得是激进派,而暴发户里怎么就出不了有识之士。无论在小说内外,接受教育的年轻人都是佼佼者,或者说,阶级、性别和种族意义上的幸运者。我们当然应该理直气壮地批判Bildung和Bildungsroman的种种局限,但Bildung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确有其积极意义,而Bildungsroman就更耐人寻味了:难道这些故事不曾爱恨交织模棱两可?“超凡脱俗”的精神追求和对现实利益的“锱铢必较”从来都不分你我,冲突与妥协是硬币的两面,而个人与群体(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圆圈的始末。

三.文学史:精神家园、名利场、反成长、与反人文主义

就具体文本而言,德国的成长小说以维兰德《阿迦通的故事》(Martin Wieland, Geschichte des Agathon, 1766–67),歌德《威廉•迈斯特的求学时代》、荷尔德林《许涪里翁》(Friedrich Hölderlin, Hyperion, 1797-99), 诺瓦利斯《亨利希•冯•奥弗特丁根》(Novalis, Heinrich von Ofterdingen, 1802), 霍夫曼《雄猫穆尔的生活观》(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 Lebens-Ansichten des Katers Murr, 1819-21), 以及凯尔纳的《绿亨利》(Gottfried Kellner, Der grüne Heinrich, 1854-55; 1879-80)等作品为代表。虽然评论家杰弗里•萨门斯(Jeffrey Sammons)和马丁•斯瓦尔斯( Martin Swales )等人把成长小说视作德国特有的现象;而萨门斯和弗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更是认为这一文类终结于20世纪初,成长小说研究却仍然把视野扩展到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英法)以及北美,而且在时段上一路延续至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文类研究在理论大潮的冲击下逐渐式微,但21世纪前十年里,成长小说研究并未绝迹。仅以英文世界为例:2006年,格里高利•卡斯托出版了《现代主义成长小说之阅读》(Gregory Castle, Reading Modernist Bildungsroman,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6);2009年,爱伦•马克威廉姆斯以女性成长小说为题研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专著面世(Ellen McWilliams, Margaret Atwood and the Female Bildungsroman, Ashgate, 2009);正在写作出版过程的还有杰德•埃斯蒂从后殖民视角重新审视成长小说的《青春的热带:成长小说与殖民现代性》(Jed Esty, Tropics of Youth: The Bildungsroman and Colonial Modernity)。

现在,就让我们追随着学界的最新动态,来看成长小说史的界定与再界定、阐释与再阐释。卡斯托零六年的著作把成长小说从17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历史划分为三阶段:18世纪以精神追求为重的古典主义年代;资产阶级新人尽情追名逐利的十九世纪;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反成长传统。歌德当然是古典主义成长小说的领军人,但卢梭的《爱弥儿,或论教育》(Émile, ou l’education, 1762)在事实上成书还要早于《威廉•迈斯特》,也就是说,古典主义的教育成长理念并非德语文学的专利。批评家们早就注意到法国以及英国成长小说较之于古典主义传统的偏移,而这一偏移发生在19世纪。在法国,司汤达的《红与黑》(Le Rouge et le Noir,1830)和巴尔扎克的《幻灭》(Illusions Perdues,1843)分别讲述了外省青年于连和吕西安大同小异的奋斗—覆灭史。与纯然陶醉于戏剧艺术的威廉•迈斯特不同,于连和吕西安向往的是资本主义之都巴黎的声名和时尚;与古典主义年代的大团圆结局不同(哪怕完美结局不乏讽刺意味),于连和吕西安注定一败涂地,以自己的骨血润滑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庞大机械;类似的牺牲品还有英国作家狄更斯《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 1860-1)中的皮普,以及乔治•梅瑞迪斯和乔治•艾略特笔下的一众人物。席勒的美育理想和洪堡的美育实践被日益制度化、官僚化、功利化的资本主义教育所取代(当然,也许前后者之间有着潜在的关联,理想无非是现实的遮羞布),19世纪的欧洲社会虽然经历着巨大的变革,但变革中的社会仍然等级森严。渐渐地,18、19世纪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让位于荒诞离奇、悲观绝望的现代主义。

虽然莫雷蒂认为成长小说终结于现代主义的兴起,卡斯托却把现代主义的反成长小说(anti-Bildungsroman)视作成长小说史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成长小说延续了19世纪的“奋斗—覆灭”主调,却摒弃了对现实功利的追求转而复兴古典主义梦想,虽然梦想终将破灭,这些小说却以“失败”为最终胜利,向既定的社会结构宣战。哪些作品属于现代主义(反)成长小说的范畴呢?卡斯托列举并分析了哈代的《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 1895),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肖像》(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1916),和伍尔芙的《出航》(The Voyage Out, 1915)等。哈代笔下的裘德身为木匠却向往名校的古典教育,甚至郁郁而终;乔伊斯的自我投影迪德勒斯矢志投身于艺术,不惜背井离乡;伍尔芙的瑞秋以远航南美为契机探索心灵深处的秘境,最终死于热病—-这些人物的成长均以不同程度和意义上的失败告终。他(她)们不再如18世纪的主人公那般歆享个人融入社会的和谐成长,也不同于十九世纪小说中的“上进青年”或“野心家”们,20世纪的“文艺青年”们以反社会、反成长为姿态,渴望永恒的青春、艺术的救赎、甚至死亡——这样的主题对当今的读者而言想必不会陌生,因为当代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仍在延续现代主义的衣钵。

那么,现代主义之后,成长小说又经历了怎样的衍变呢?如果沿用卡斯托的三段论,我们不得不发问:在精神层面的成长、社会意义上的上进、和现代主义的反成长之后,还有第四阶段吗?第四阶段的主题是什么?(这里有必要强调:各阶段之间并非各自为政,而是存在着渗透、重合和呼应的关系。)这里,我提议把现代主义之后、尤其是二战之后以青年成长为主题的女性主义小说和后殖民文学称作“反人文主义”的成长小说。故事的主角不再是资本主义欧美世界的青年男性,成长的悲喜剧以亚非拉或西方世界里的边缘族裔生活为舞台。前文已经交待了Bildung概念的人文主义背景,而当今成长小说的创作则不可避免地与对人文主义的反思同构。现代西方世界里,个人和社会双重层面上的成长究竟导向了什么?回到德国环境里,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Die Blechtrommel,1979)所讲述的并非仅仅是主人公奥斯卡的反成长故事,敲着铁皮鼓拒绝长大的孩子冷眼旁观德国陷入纳粹主义的狂热和战争的噩梦,而这一切果真和歌德、席勒、洪堡们的育人建国理想背道而驰吗?

德国成长小说研究者马克•雷德费尔德(Mark Redfield)认为,个人成长和国族构建的互为表里早已伏笔于古典主义的美育理念;而后殖民主义研究者埃斯蒂指出成长小说传统里资本主义无限扩张的冲动由现代民族-国家的成形和巩固来平衡。埃斯蒂也提到了卡斯托所讨论的以失败为主题的现代主义成长小说,但他更是注意到了乔伊斯的爱尔兰身份和伍尔芙小说里的南美背景,此外,他还列举了奥利弗•施莱娜的《非洲农场的故事》(Story of an African Farm,1883)和康拉德的航海故事《吉姆老爷》(Lord Jim,1900)。在埃斯蒂看来,所谓的失败不能被简化为西方文艺青年的自主选择,因为,对殖民地人民而言,作为欧美附庸的他(她)们被冻结于“永恒的青春”(即,不成熟),没有成长的权利。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诸民族国家纷纷进入资本主义晚期即帝国主义阶段,扩张冲动突破民族国家疆域,将亚非拉卷入了“成长”的普遍历史。然而,亚非拉殖民地并没有自己的成长,它们注定以“永恒的青春”来供养西方的富足、稳定和朽坏,而旅行于殖民地的西方探险者们目睹并沾染上了“成长失败”的风气,最终把这“病毒”带回了宗主国。换言之,现代主义的失败论仍然离不开殖民地的供养。

既然成长小说与欧美民族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那么二战后众多殖民地的独立又为成长小说带来了怎样的新气象呢?1979年,来自特立尼达的作家奈保尔的《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面世,小说讲述主人公萨利姆远行非洲,在某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小国经历种种离奇故事。两年后,出生于印度孟买的拉什迪出版了长篇小说《午夜的孩子》(Midnight’s Children),主人公也叫做萨利姆,与1947年独立的印度同龄,而他的经历无不一一影射着战后的印度史。两部小说不仅主人公同名,而且同样传达了对殖民地独立建国的反思和批判。两位萨利姆的成长故事都颇为悲惨,非洲萨利姆被困于战乱,印度萨利姆流亡丛林,我无意于批判两位作家的悲观情绪,他们所讲述的“失败”故事恰好向我们警示了殖民主义的不散阴影:即使摆脱了直接的殖民统治,前殖民地国家能否照搬欧美的民族-国家模式?后殖民主义成长小说的“失败”主题督促我们进一步反省人文主义乃至整套现代主义话语。这一切正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之言相呼应:在殖民地国家,完全以源自西方的民族主义来争取民族独立,难道不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此类推,在殖民地国家,以西方的成长小说模式来写成长故事,在制造悲剧文本之外别无选择。然而,文学中的悲剧不能被简单等同于现实中的矛盾,殊不见卡斯托援引阿多诺的“负面辩证”(negative dialectics)来论证“失败”的积极意义:正是文学中的“失败”批判和挑战着残酷无情的社会现实。

女性主义对成长小说传统的挖掘和重建也强调这个“失败”。好男儿志在四方,可以成家、立业、卫国,行走天下;女孩子却只能以贤妻良母为Bild,即便反抗,也只有出轨、出家、出世这几条路可走。所谓的“女性成长”(female Bildung),与其是意气风发的growing up,还不说是陷入桎梏的growing down:如果遵循性别套路,那就没有独立自主可言;如果背叛性别期待,则只能步上死路一条。伍尔芙的《出航》虽然为主人公瑞秋安排了海外游历,可瑞秋的少女生涯却只能以婚姻为终点。小说安排她病死在回航和新婚之前,对人物而言是善意的解脱,对男性社会而言,又是无声的抗议。1983年,几位女性批评家共同编辑了文集《入航》(Elizabeth Abel, Marianne Hirsch, and Elizabeth Langland ed., The Voyage In: Fictions of Female Development,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83) 。显而易见,《入航》正是《出航》的变形,而文集的论点就是:女性成长小说直面男性社会中的女性失败,以入为出,以内心觉醒为社会变革之滥觞。入航的真正目标还是出航,二十六年后,当女性主义成长小说的创作和研究都已蔚然大观(由于篇幅和主题的限制,我将在今后的文章里展开这方面的概览和讨论),马克威廉姆斯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与女性成长小说》开篇便聚焦于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的《浮现》(Surfacing, 1972)。这部被盛赞为女性觉醒故事的小说里,女主角回到自己童年时曾居住的湖中孤岛寻找失踪的父亲,然而,从纷杂记忆中最终浮现出的,是她的自我意识。和伍尔芙的瑞秋相似,阿特伍德的无名主人公也沉溺于幻境与往昔,但她的沉潜其实是浮现的铺垫,浮现之后,入航转为外向,女性所求索的,正是拒绝她们的这个世界。有趣的是,马克威廉姆斯在讨论《浮现》时不忘点明:小说里浮现的是女性的自我意识,而小说本身则意味着加拿大民族文学(后殖民文学的一支)的浮现。我们又回到了席勒等人的个人-国族共建观,但现在的问题是: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女性成长小说能够毫无芥蒂地拥抱“育人立族建国平天下”的美学人文主义吗?国族构建需要殖民地民众充当永恒的他者,而国族内部的女性,又何曾是真正意义上的主体?也许,问题的关键正在于这所谓的“主体”。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女性成长与国族构建之间的复杂关系,还有待新一代研究者去探索。

行文至今,我们有必要发问:如果说成长小说研究早已不能被局限于德国甚至欧美范畴,我们在把视野拓展到亚非拉殖民地的同时,是否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另一方广袤天地?曾经的苏联曾经诞生了高尔基三部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一系列青年成长小说,而中国的《青春之歌》不仅描绘了革命新人的历练和成熟,还以女性为主人公。虽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归属于现代范畴,直接继承启蒙运动的理想,甚至仍然弘扬人文主义,长久以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成长小说被一直西方学者所忽视,从中不难看出冷战两大阵营之间的隔膜,而这层隔膜,又何尝不是一方有待开垦的处女地?

四.《伯恩的身份》与成长小说的未来

2002年,改编自罗伯特•陆德伦同名小说的电影《伯恩的身份》(The Bourne Identity)上映并大获成功,于是同系列的小说《伯恩的终极》(The Bourne Supremacy)和《伯恩的通牒》(The Bourne Ultimatum)也随即被搬上银幕。电影保留了小说的人物设置和部分情节,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再创作。小说讲述了中央情报局特工杰森•伯恩与恐怖组织头目“胡狼”卡洛斯之间的生死纠结。电影则摒弃了这条主线,另辟蹊径地把故事改编成杀人机器伯恩和国家机构中情局之间的恩怨,表面上政治激进,其实却更为符合“独立个体vs极权社会”的美国神话。被电影制作者有意无意地删除的是主人公伯恩的越战经历;当然,原著小说出版于1980年,而电影要靠高科技噱头卖钱,于是只能把故事往后挪。不论小说还是电影,伯恩都为身份所困,他有诸多化名,甚至数国护照,却因头部中弹而失忆,不得不苦苦寻觅“我是谁”。电影版里,他原本是精忠报国甘愿为国献身沦为暗杀机器的美军士兵;在小说中,他是因妻儿遇害而矢志复仇的远东外交官。原名大卫•韦伯的他加入了美军秘密组织“美杜莎”,在越南丛林中处决了组织内的叛徒杰森•伯恩,从此借尸还魂,以伯恩以及其他重重化身活跃于谍海。中情局为了剿灭臭名昭著的“胡狼”卡洛斯派出伪装成另一恐怖组织头目的杰森•伯恩,谁知卡洛斯使出反间计,使得中情局误以为伯恩背叛而痛下杀手。小说和电影都以伤痕累累的伯恩漂浮地中海上被渔民救起而开篇。他捡回了性命,却失去了记忆,曾经的成长看似一切归零,国家的规训和塑造却无处不在:伯恩全身多处整容,甚至在皮下植有银行密码(电影中,能够投影出密码的激光发射器);他虽然丧失了记忆,却能够在受攻击时“本能”地以精湛的格斗术还击。这个人物已经没有个人成长可言,他只能够选择献身,而所谓的身份由国家机器一手打造。

这样的故事看似极端,却只是彻底点明了威廉•迈斯特的境遇。联系着当年塔社和现今中情局的,正是几百年来的现代民族国家发展史。如果说歌德的成长小说彰显着主体和国族的双重建构,陆德伦的伯恩故事则暗示了主体的消解和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式微和困兽之勇。寻找自我的伯恩本不是伯恩,曾经的韦伯早已面目全非,故事中的特工苦苦寻觅身份(即所谓的主体),却只发现了一重重的想象、谎言、和改造,以至故事外的我们忍不住要发问:没有主体,何言成长?成长是否可以摆脱主体的幻象,也就是说,不必前设那个问题百出的“主体”之存在?彷佛后现代理论家们所谈论的表演(performance)根本就不是什么带上面具做不一样的自己?和伯恩的诸多化名对应的是一叠护照,每本都货真价实,这当然又是中情局的杰作,可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欧美民族国家所受到的一系列冲击,一方面是异文化移民的大规模涌入,另一方面还有区域性或世界范围的一体化。曾经的单一民族国家面对着多重民族/文化身份的公民,而公民们则禀赋着多重民族/文化归属和国籍。这方面,社会学家阿帕杜拉(Arjun Appadurai)认为民族国家正在被种种scapes所取代(Modernity at Large: Univ Of Minnesota Press, 1996)。2007年,德国出品了电影《另一侧》(Auf der anderen Seite),该片描述了土耳其移民在德国的生活,故事同时又涉及了德国青年在土耳其的经历。有趣的是,电影主人公是在德国接受高等教育并以讲授德国文学为生的土耳其移民二代,这位土耳其面孔的德国文学教授在课堂上宣读的,正是歌德当年针对法国大革命而抒发的反暴力言论—-古典主义成长小说的思想背景。古典主义的成长理念在当今的社会历史环境里,究竟是平息暴力冲突的灵丹妙药,还是又一剂杀人于无形的剧毒?

与其说纠缠于无解的问题,我们还不如回到为歌德所赞颂的席勒的头骨。2008年5月8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极为有趣的文章,主题就是席勒的头骨。1826年的挖掘之后,热爱席勒的德国人民又从雅各布公墓的骨堆里拼凑出一具骷髅。世间当然只可能有一个席勒,两具骷髅,谁真谁假?DNA鉴定终于在近两百年后给出了结果:从两具骷髅中鉴定出六个人的DNA,而这六个人有男有女,就是没有席勒!歌德思故人而赋诗,目睹之物,却是无名的孤魂野鬼,而我们的席勒,至今还不知在哪抔黄土里悠悠然地做着孤魂野鬼,仿佛伯恩系列电影的终场:伯恩又一次中弹落水,可镜头中,尸体还未浮出水面就自动游走。那“尸体”的“本名”何尝是“伯恩”,真正的伯恩,也许早已死去,也许尚未降生,也许从不曾也再不会存在,我们只知道,关于他/她的故事,叫做成长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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