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 文学史

假洋鬼子的沉浮 (李兆忠)

假洋鬼子的沉浮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留学生形象

李兆忠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道值得玩味的风景——“假洋鬼子”,自从鲁迅在《阿Q正传》里刻画过那个手持文明棍、两腿笔直、东洋速成的钱大少爷,这个称呼就不胫而走,成为某一类中国人不光彩的共名。

作为中国留学生的一个特殊的代称,“假洋鬼子”含有极大的杀伤力,几乎就是“汉奸”的同义语。学者赵园有一段话,说明了事态的严重性:“若是有那么一位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我很可能会对他说:你不妨由这里入手了解中国、尤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特有的道德情感。他们可以宽容小知识分子的庸懦、软弱(比如老舍的作品),却不能容赦哪怕一丁点儿洋奴文人的思想品性。他们几乎是‘幸灾乐祸地’看这种人在自己笔下出尽‘洋相’,为捉弄这些人物,不惜使用与题材不大相称的夸张笔调。他们似乎有着一种由这类现象中看出喜剧性、讽刺性的共同本能,一种不待训练而后有的‘职业敏感’。读懂了这一类作品,你就读懂了中国现代知识者的一种典型的心理特征。正是这种心理,使得某些上流文人的集团,在知识界中处于孤立的境地;使得太事摹仿的穆时英一流的作品,连同作者本人一起成为同时代作家的讽刺材料。‘没有中国人味儿’,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几乎成了‘没有人味儿’的另一种说法。既然‘没有中国人味儿’,就人人得而鄙视之,轻蔑之,人人以为不合于中国人为人的道德。”(《中国现代小说中的“留学生”形象》)

然而,在西风东渐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假洋鬼子”别有一番意味,那就是对“真洋鬼子”的敬畏与认同,好比人们看不上假冒的洋货而青睐真洋品一样。这突出表现在西化的知识精英对“西崽”的蔑视上;此时,“打假”的立场已经发生质的变化,事情于是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假洋鬼子”成了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悖论。

时过境迁,随着东西方冷战终结,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到来,莘莘学子潮水般地涌向国外,外资外企大规模地涌向中国,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迅速地现代化,持续百年的“假洋鬼子”骚动趋于平息,作为一种公式化、小丑式的留学生形象也淡出文学创作,甚至连“假洋鬼子”这个称呼也由一种蔑视变成一种调侃。这标志着先进的西方文化对古老的中国文化事实上的胜利,“全盘西化”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抚今追昔,令人不胜感慨。当年底层民众的一声“假洋鬼子”之骂,歪打正着,竟说中了事情的真相。从中国现代文化嬗变的角度看,事情确实如此:现代的中国人,既不是古代的中国人,也不是现代的西方人,不是“假洋鬼子”又是什么?现代的中国文化,既不是古代的中国文化,又不是近代的西方文化,不是“假洋鬼子”文化又是什么?这听起来有些煞风景,却是无法否定的事实;这是西方强势文化全球扩张之下中国文化必然的命运。

“假洋鬼子”作为一个否定性的称谓,内涵十分复杂:其中既有中国人对异域妖魔式的想象,有“非我族类”的义和团式的排外,有“大中华”的妄自尊大,又有对真洋鬼子的敬畏,甚至还有对无法变成真洋鬼子的绝望。因此,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逻辑的角度,“假洋鬼子”都是一个充满悖论的存在。梳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学生形象的嬗变,亦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从文化风尚史的角度看,晚清几十年是“假洋鬼子”的黑暗时期。鸦片战争惨败,古老的中华帝国被迫向西方列强开放门户,史无前例的一种人类——买办,应运而生。然而,在华尊夷卑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作为西方强势文化的派生物,西方势力的代理,他们注定是一个受排斥的异类,且不说朝廷官员、文人士夫,也不说蒙昧的民众,即使是那些思想开明的维新人士,对他们也是蔑视有加,比如主张维新的官员冯桂芬就这样议论从事买办活动的“通事”:“今之习于夷者曰通事,其人率皆市井佻达,游闲不齿乡里,无所得衣食者始为之;其质鲁,其识浅,其心术又鄙,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他,且其能不过略通夷语,间识夷字,仅知货目数名与俚浅文理而已;安望其留心学问乎?”(《采西学议》)其实不止是买办,凡是与洋鬼子沾边的人在当时都受到排斥,留学生作为其中特殊的一员,自然无法避免这种命运。晚清官派留美幼童的中途撤回及其回国后的暗淡经历,容闳、王稻、严复这些留学先驱者坎坷的人生经历,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历史为他们提供的空间非常有限。

这种局面到了清朝末年有所改变。这与当时发生的三件历史大事有关:一是甲午战争,二是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三是科举废除,留学狂潮勃兴;中国历史的走向从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留学生形象开始进入到文学作品中。

清末小说中的留学生形形色色,给人留下光怪陆离的印象;其中叱咤风云的英雄伟人,与蝇营狗苟的投机分子,互相缠绕。前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有突出的描写,小说以科幻兼武侠的写作路子,描写2060年正月,已是世界强国的中国在南京举行维新五十年庆典,各国的总统、皇帝、皇后、使节亲临祝贺;孔子的后裔、中国教育会长、当年的留日海归孔觉民登台演讲,回顾中国近六十年维新派艰苦创业、缔造新中华的历史。小说第三回讲述立宪党创始人、“大中华民族国”第二任大总统黄克强当年遵从父命,与同窗好友李去病甲午次年同赴英伦勤工俭学,不到一年,就考上英国的牛津大学,一个学政治、法律,一个学物理、哲学;三年后毕业,正值国内戊戌政变,六君子殉国,李去病急于回国革命,黄克强却主张从长计议,继续深造,于是两人分头赴德、法,一个进柏林大学,一个进巴黎大学;学成之后,两人坐火车从彼得堡回国,途经山海关,耳闻目睹国土沦陷、人民沉迷、当道昏聩的现状,悲愤难抑,围绕着如何救国,展开辩论;李去病是激进的革命派,主张共和政体,黄克强是稳健的改良派,主张君主立宪;最后黄说服了李。

《新中国未来记》是一部未完成之作,其中最精彩的,要数第三回黄、李围绕着革命与改良而展开的长达四十七个回合的辩驳,回肠荡气,柳暗花明,令人想起《三国演义》中的舌战群儒。其时梁启超正亡命日本,尚未游历西洋,对黄、李留欧生涯的描写,无非是想当然。这并不要紧,重要的是小说中的留学生,有史以来第一次被描绘成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被抬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作者当时的思维方式,尚未摆脱“中体西用”,“西学中源”的框框,笔下的人物散发着“大中华”的余臭。十八年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这样写道:“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以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这番话表达了作者对西洋留学生一如既往的推崇,也证明当年作者笔下的留欧精英带有空想成分。

相比于《新中国未来记》的壮怀激烈,李伯元的《文明小史》不能不显得犬儒主义。这部小说连载于《绣像小说》半月刊,从1903年5月至1905年7月整整持续两年又两个月。这段时间,正是清政府自上而下推行新政废除科举留学狂潮勃兴之际,小说几乎同步地记录了这段历史;其中出现的人物,有留学生、买办、西崽、洋务官员,教民。作者对他们的态度,从人物的命名即可看出:贾葛民(假革命)、贾平泉(假平权)、贾子猷(假自由)、康伯图(买办)、辛名池(新名词)……作者以漫画的笔法,毫不留情地讽刺嘲弄。这些人物不三不四,既可笑,又可恨,时髦而怪诞的外衣,包裹着一个腐败的灵魂。

小说第十七回,贾氏三兄弟来到一家专营西学译作的书坊,新出的畅销书《男女交合大改良》、《传种新问题》令他们赞叹不已。通过书坊老板之口,他们得知翻译此书的一个叫董和文,一个叫辛名池,都是大名鼎鼎的留日才俊,尤其是辛名池,更是了不得——

他改翻译的本事,是第一等明公。单是那些外国书上的字眼,他肚子里就很不少。他都分门别类地抄起来,等到用着的时候拿出来对付着用。但是他这本书,我们虽然知道,他却从来不肯给人看。这也难怪他,都是他一番辛苦集成的,怎么能够轻易叫别人家看了学乖呢?所以往往一本书被翻译翻了出来,白话不像白话,文理不成文理,只要经他的手,勾来勾去,不通的地方改的改,删的删,然后取出他那本秘本来,一个一个字地推敲。他常说,翻译翻出来的东西,譬如一块未曾煮熟的生肉一般,等到经他手删改之后,赛如生肉已经煮熟了。然而不下油盐酱醋各式作料,仍旧是淡而无味。他说他那本书,就是做书的作料,其中油盐酱醋,色色俱有。

这里触及到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就是鲁迅指出的“酱缸文化”:西方的东西一到中国,就会被负面地吸收,化作旧文化的一部分。无怪贾氏一兄弟恍然大悟地说:“他那本书,我知道了,大约就同我们做(八股)文章用的《文章触机》,不相上下。”辛先生那本貌似高深、奇货可居的《翻译津梁》,其实是西方文化的巧妙杀手;外来的思想一经它处理,就会变质,成为中国旧有思想的注释。正如学者王德威指出的那样:“这本新的秘笈提供了另一套字库和措辞法,只要对新的东西,不管哪个范畴,哪个场合都一律适用。这本秘笈告诉我们外国的事物并不格外稀奇,其实可以方便地‘拿来’就用,而新学亦只是像旧学一样,又是一套之乎者也的八股。移植知识的工作,只不过是重新命名而已——查到了准确的字典,把事物安上正确的名称,就大功告成了。‘现代’和西方思想来到了中国,却被转化成其消费者固有思想的最新版本。”(《想象中国的方式》)

然而,囿于保守的政治立场和狭隘的文化性格,李伯元在不遗余力抨击数典忘祖的“假外国人”的时候,将那些西化的知识精英也一起打落水中,比如劳航芥。按书中的交代:劳十二岁就到陆师学堂读书,后不满学校的教育,自费到日本留学,从先进小学校一直读到有名的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读了两年嫌日本大学程度低,又跑到美国进了一所大学继续深造,毕业后到香港挂牌开业,成为第一个中国人的律师。照此看来,劳应当是与容闳、严复同一级别的现代文化精英,然而在李伯元笔下,他却被彻底丑化,成了一个毫无操守、崇洋媚外、品德恶劣的小人。作者让他在中国到处碰壁,洋相百出,这无疑是他“中体西用”文化信念的一种想象性的胜利。作为西风东渐产物的留学生,天性的愚贤,教养的高下,决定了他们分成两类:一类是中西合璧的精英,另一类是中西合污的泡沫;但在《文明小史》中,前者几乎缺席,后者比比皆是。这种严重的失衡,反映了作者及晚清保守士人的文化心态,同时也暴露了“中体西用”的危机。

从清末到民初,中国的文化思想经历了由“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的转折,其标志就是五四新文化。这场运动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它是在辛亥革命形式上胜利、实质上失败,社会政治危机不断加剧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的;这场运动把变革的对象,从过去的器物、制度,转移到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上来,参照的样板是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第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是清一色的海归精英,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西化的程度上,都远远超过他们的前辈,他们学贯中西,通古知今,由他们来充当旧文化的掘墓人,新文化的开创者,最合适不过了。第三、鉴于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惰性,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采取了“全盘西化”的策略:鲁迅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言锁定为“吃人”,劝青年人多读外国书,不读或少读中国书,将中国的改良和进步完全寄希望于“世界人道主义的胜利”,甚至主张:“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随感录四十六》)胡适提倡“全盘西化”,认为中国百事不如外国:“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上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我自己的思想》)陈独秀在为中国设计的现代化工程中,甚至连西方人的“兽性”都是中国人必须学习的一条;在他看来:一个民族是否强大,取决于人性与兽性的同时发展,白种人所以能“殖民事业遍于大地”,日本所以能称霸亚洲,都是得益这种“兽性”;而中国的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当然不足于与“世界文明之猛兽”抗衡,除了老老实实地效仿西人,培养兽性,别无他法。(《今日之教育方针》)

事情到了这个程度,中国人对“假洋鬼子”的态度和立场不能不发生某种重大的变化,既然“全盘西化”已被视为救国的不二法门,令人担忧的当然就不再是“以夷变夏”,而是能不能真正的“以夷变夏”;如果说此前对“假洋鬼子”抨击是站在“大中华”的立场的话,那么如今对“假洋鬼子”的批判,就是站在“西方”的立场,以“真洋鬼子”为榜样。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五四精英们全力引进西方文化、启蒙中国民众的时候,他们却宿命性地成了中国民众眼中的异类。愚昧的民众没有能力区分中西合璧的精英与中西合污的渣滓,一律视为里通外国的“汉奸”;更有甚者,由于自身的劣根性,有些时候他们往往更容易与后者沆瀣一气,为后者所利用,成为围攻西化精英的帮凶,致使西化精英陷于孤立的境地。这一切,在鲁迅的小说中有深刻的表现。

“假洋鬼子”一词首出鲁迅的自叙传小说《头发的故事》(1920年),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站在西化知识精英的立场上,描写民众与海归留学生冲突的小说,抨击了民众的愚昧无知,抒发了海归精英的悲愤之情;类似小说中N这样被称作“假洋鬼子”的人物,在此前的中国文学中并不存在,其孤独决绝的身影,折射着西方知识精英的光彩。在后来发表的《孤独者》里,鲁迅进一步发展了这个主题:留日海归魏连殳,因思想异端、特立独行而不容于S城,甚至连本家的人都将他“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视他为一个“吃洋教”的异类;在封建保守势力的迫害下,他丧失了最起码的生存条件,最后只有以灵魂的麻痹,进而肉体的死亡求得彻底的解脱,读了令人悚然。

然而,鲁迅抨击的对象其实并不限于愚昧的民众。在《阿Q正传》中,又出现了“假洋鬼子”的纷骚,不过此番指涉的,不是N那样的西化精英,而是纨绔子弟钱大少爷。这次,鲁迅左右开弓,在批判愚昧麻木的阿Q的同时,锋芒指向钱洋鬼子。

鲁迅对假洋鬼子的抨击,有自己独特的背景。特殊的人生经验和童年的精神创伤,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黑暗面有着特殊的敏感和憎恨,因此对“全盘西化”持一种冷静的态度。在《随感录四十三》里,鲁迅由《泼克》杂志上的模仿西方的讽刺画,抒发感慨:“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美术也是其一;学了体格还未匀称的裸体画,便画猥亵画;学了明暗还未分明的静物画,只能画招牌。皮毛改新,心思仍旧,结果便是如此。”这对一贯主张“拿来主义”的鲁迅,无疑是莫大的讽刺;唯其如此,鲁迅对钱大少爷这种文化渣滓才特别厌恶;他对假洋鬼子的抨击,也基本上锁定在这个视野中。

其实,在鲁迅的眼中,钱大少爷与阿Q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说阿Q身上积淀了中国人固有的劣根性的话,那么钱大少爷身上除了中国人固有的劣根性,还加上西方文化的泡沫。出于人道主义的情怀,鲁迅对被侮辱被损害的阿Q寄于更多的怜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对钱大少爷这种挟洋自利、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的社会渣滓,则毫无同情可言。显然,鲁迅是以西化精英的孤傲姿态,对中国人的不可救药的国民劣根性作彻底批判的,而在鲁迅看来:中西合污的假洋鬼子,正是这种国民劣根性的派生物。

然而,就在五四新文化精英依据西方现代性的尺度努力改造中国时,他们却受到一次真正的重创。这次重创不是来自顽固的封建保守势力,而是来自新兴的无产阶级革命阵营。分析起来,两个因素导致了这个结果:第一,新文化精英为中国设计的蓝图虽然美好,但对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已沦为西方列强的准殖民地、国运危在旦夕的国家来说,却是过于的理想化,而其“全盘西化”的做法,又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引起广大民众的抵抗,也是自然的;第二,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在同样贫穷落后的俄国取得胜利,为中国示范了一条新的救国之路;随着真洋鬼子的世界裂变成两半,中国的革命阵营亦随之分化,产生了政治上更加激进、更具本土特色的一派,并且逐渐占据文化思想的主流。在迅速崛起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文化代言人面前,五四新文化精英们显得底气不足,无力回应这新一轮的历史狂潮;原因很简单:历史进步的最新砝码已经不在他们的手中,按照最新的革命真理,他们已落后于时代;确切地说,已成了历史进步的障碍、革命的对象,若不及时转向,交械投降,只有被扫进历史垃圾箱。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中国的现实结合,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阶级斗争理论,“假洋鬼子”由此有了明确的定性。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毛泽东这样论述:“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这里所说的“买办阶级”,大致可以包括“假洋鬼子”族群,留学生也是其中一分子。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里,毛泽东在驳斥美国的“中国通”艾奇逊的近代中国史观时,这样论述——

艾奇逊所说的“西方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改造世界。在这个影响或改造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给中国“介绍了很多新思想进来”。随着也就产生了中国这类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使农民破产,造成了广大的半无产阶级。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联系毛泽东的另一个论断:“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意思就更清楚了: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在中国的文化代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他们必然与中国的“半封建文化”结盟,反对中国的无产阶级新文化,阻挠历史的前进。

这是一种简单而明快的分析,却道出一个基本事实:就阶级性质而言,这批留洋的西化精英,不是出自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家庭,就是受惠于帝国主义别有目的的施舍(如退回庚赔兴办清华学院)。也就是说,留学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封建特权、资本特权与帝国主义奴化策略的产物。

“假洋鬼子”的这次升级后果重大,将那批具有西方留学背景、崇拜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置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始终关注中国本土问题,未曾出洋留学过的毛泽东对海归留学生向来不信任,早在1920年在给友人周世钊的信中这样写到:“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后来受留苏的“第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王明的排斥打击,进一步加重毛泽东的这种反感。各种因素的作用,使毛泽东对海归留学生始终没有好感,甚至对同属革命阵营的海归左翼,都不耐烦。在他看来,中国革命屡走弯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迟迟不能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因为这班人自作聪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毛泽东这样论述——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地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

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如此的历史潮流与时代氛围,不可能不影响中国作家对留学生的想象与认识。于是,五四新文学中的那种意气风发的西式绅士淑女悄然退场,代之以一批颓废无聊、虚荣自私、可怜可笑且可恨的“多余者”形象。这方面最具杀伤力的当推钱钟书,一部《围城》将其一网打尽:方鸿渐在英、法、德诸国游学多年,除学得一张油嘴,别无长技,回国后到处碰壁,洋相出尽,骨子里仍是陈腐的中国名士派头;然而,至少在他那个圈子,他是最有资格嘲笑别人的一个,相比之下,苏文纨、诸慎明、曹元郎之流,就更等而下之了。通过方鸿渐之口,作者还对留学生的招摇充大作了辛辣的嘲讽:“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痘出过了,我们就把这一回事忘了”,“若是念念不忘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就像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得意自己的脸像好文章加了密圈。”中篇小说《猫》描写一批海归京城文化名流,拜倒在一位同是海归名媛的石榴裙下,定期在她的沙龙聚会,夸夸其谈,言不及义,争风吃醋,丑态百出,直至酿出婚变的闹剧,而此时正是日本侵略中国,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之际。

比起钱钟书犬儒主义式的嘲弄,老舍的“打假”显得格外认真严肃,充分体现了时代的特色。如果说此前中国作家对“假洋鬼子”的抨击主要着眼于“中西合污”的话,那么到了老舍笔下,则明确地表现为“封资合流”。

在《牺牲》里,老舍刻画了一个数典忘祖、被西方资本主义毒化的毛博士:“像个半生不熟的什么东西——他既不是上海的小流氓,也不是美国华侨的子孙;不像中国人,也不像外国人。他好像是没有根儿。”毛博士言必称美国,宣扬美国的生活方式,哀叹一个堂堂的哈佛博士身为中国人的“牺牲”。因为一切都看不顺眼,一切都无法适应,毛博士只好将自己封闭在一个美国式的蜗居中,自怜自恋地打发日子。毛博士眼里根本没有中国,在他看来:中国的菜,不卫生;中国的戏,野蛮;中国的澡堂,危险;中国人,脏;除了地毯,中国哪一样都不行。在毛博士的自我身份认同中,显然已经不把自己算作中国人。然而这并不意味毛博士学到了美国文化哪怕一丁点儿的精华。对于毛博士来说,所谓的“美国精神”,仅仅是家中有澡盆,客厅里有地毯,出门坐汽车,到处是电影院,男人都有女朋友,冬天屋里的温度在二十度以上;而美国人的乐观单纯、勇于进取的品德,在毛博士身上看不到一点踪影。然而,这个言必称美国、处处自外于中国人的哈佛博士,却有着中国人最恶劣的根性;中国人谦逊隐忍、知足常乐的品格,在他身上荡然无存,中国人自私冷漠的一面,却在他身上极度膨胀。所有这一切,使他成为一具怪诞的封资合污的标本。小说最后点破:这个从头到脚洋包装,言必称美国的哈佛博士,其实是一个一毛不拔的性欲狂;最后被送进了疯人院。

如果说毛博士的婚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妻纲”与西方个人主义“性解放”的混合的话,那么,《文博士》中的文博士攀附权贵,就是腐朽的封建势力与时髦的买办资产阶级的联姻。正如文博士宣称的那样:“留学生就是现代的状元,妻财禄位,没问题!”与毛博士自闭孤独、不融于中国社会不同,文博士是一个无孔不入的钻营者,虽然一口一个轻蔑的“这就是你们的中国人”,却不妨碍他在中国社会蝇营狗苟,飞黄腾达,其门径,就是投靠中国的封建官僚势力,以“洋状元”的身份作交换的筹码,做地方富豪的驸马。这个过程,文博士完成得极其自然,因为——

杨家的人那种生活使他羡慕,使他感到些异样的趣味,仿佛即使他什么也得不到,而只能作了杨家的女婿,他也甘心。杨家的生活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生活,但是他渺茫的想到,假使把这种生活舒舒服服的交给他,他楞愿意牺牲他的理想也无所不可。这种生活有种诱惑力,使人软化,甘心的软化。这种生活正是一个洋状元所应当随手拾得的,不费吹灰之力而得到一切的享受,像忽然得到一床锦绣的被褥,即使穿着洋服躺下也极舒服,而且洋服与这锦被绝没有什么冲突的地方。

老舍对毛博士、文博士不遗余力的抨击,让人想起毛泽东的那句名言:“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然而历史的常识又告诉我们: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属于不同的历史范畴,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亦有质的差异,否则,就不会发生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和资产阶级大革命,也无法解释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然而,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无论封建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成了历史进步的障碍和打倒的对象。在这种背景下,其共有的保守性、反动性得到强调,本质上的差异性遭到忽略。

比起老舍剑拔弩张的讽刺,许地山的描写更加含蓄。《三博士》里,吴博士得意洋洋地向人卖弄自己的博士论文《麻雀与中国文化》,令人捧腹之余,不能不有所震惊。吴博士大言不惭地声称:“我要把麻雀牌在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地位介绍出来。我从中国经书里引出很多的证明,如《诗经》里‘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底‘雀’便是麻雀底‘雀’。为什么呢?真的雀哪里会有角呢?一定是麻雀牌才有八只角呀。‘穿我屋’表示当时麻雀很流行,几乎家家都穿到底意思。可见那时候底生活很丰裕,象现在的美国一样。”凭如此荒谬可笑的东西,吴先生换得洋博士头衔,招摇于中国的教育界。这就不单单是对中国的假洋鬼子的极大嘲弄,也是对西方的真洋鬼子的一次深刻质疑:傲慢的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无知,为那些混文凭的中国留学生提供了投机取巧的机会,后者迎合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错误的想象,进一步加深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老舍、许地山笔下的海归精英的形象,如《不成问题的问题》中的尤大兴,《铁牛与病鸭》中的王明远,《铁鱼的鳃》中的雷先生,《东野先生》的东野梦鹿;他们与封资合污的毛博士、文博士之流形成了微妙的互补。从人物谱系的角度看,他们与《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新中国未来记》中的黄克强、李去病,《黄绣球》中的毕去柔,是属于同一个系列,都是中西合璧的中国现代文化精英。然而,时过境迁,在民粹主义成为压倒一切的历史潮流的背景之下,他们不仅失去了前辈咤吒风云的气概,也失去了前辈特立独行的孤傲,变得低调、隐忍、谦卑、平实,甚至土头土脑,正如老舍在《铁牛与病鸭》里描写的那样——

由他的谈吐举止上看,谁也看不出他曾留过洋,念过整本的洋书,他说话的时候永不夹杂着洋字。他看见洋餐就挠头,虽然请他吃,他也吃得不比别人少。不服洋服,不会跳舞,不因为街上脏而堵上鼻子,不必一定吃外国橘子。总而言之,他既不闹中国脾气,也不闹外国脾气。比如“火烧红莲寺”和“三剑客”,对他,并没有多少分别。除了“妞儿气”的片子,都不坏。

不难看出,老舍、许地山在描写自己钟爱的海归精英时,尽量地与“封”、“资”划清界限;其叙事策略,就是“去西方化”和“去绅士化”。首先,是将他们的留学背景尽量地淡化,回避描写留学对他们的影响,比如尢大兴的留洋背景,老舍在小说中只有一句简单的交代:“是在美国学园艺的,毕业后便在母校作讲师。”至于他在美国的经历,从事过的活动,学位之类一概不提;而对王明远的留学经历,则连最简单的交代都省略了;雷先生的留学背景,许地山也只用“他是一个最早被派到外国学制大炮的官学生”一笔带过。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老舍、许地山笔下,正面的海归留学生形象都不冠“博士”、“留学生”头衔,这些名称已经明显地贬义化,只有那些封资合污的假洋鬼子,才冠以“博士”:文博士、毛博士、牛博士、吴博士……

其次,是让他们放下架子,在穿着打扮、谈吐举止上尽量地本土化、工农化;当然,仅仅是外表上的本土化、工农化还不够,还要落实到行动上。尤大兴也好,王明远也好,在国外学的都是农业,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老舍这样描写王明远:“他是学农的。这与他那个‘和和平平的作点大事’颇有关系。他的态度大致是这样:无论政治上怎样革命,人反正得吃饭。农业改良是件大事。他不对人们用农学上的专名词;他研究的是农业,所以心中想的是农民,他的感情把研究室的工作与农民的生活联成一气。他不自居为学者。”而尢大兴,也是看准了“农业的重要,和中国的农业急应改善,想在一座农场里,或一间实验室中,把他的血汗献给国家。”雷先生则干脆将自己变成一名工人,深入殖民统治者的海军船坞,偷学潜艇技术;生活上则与下层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优越感。

然而,这种煞费苦心的“去西方化”、“去绅士化”并不成功,不经意间,“西方化”、“绅士化”的作派就从他们身上显露出来,给人欲盖弥彰之感。细细品读就可发现:他们其实都是“东方道德,西方才艺”——未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封资合流”。对于科学工作,他们都有一股子西方式的“打破沙锅璺到底”的追求精神和献身精神。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骨子里有一种中国传统的温柔敦厚、救世济民的气质。雷先生生活在一个与动荡时代极不相称的充满人情与人伦秩序的环境里,即使是在逃难途中,也与萍水相逢的底层民众相濡以沫,关照孤儿寡母;东野先生正直无私,安贫乐道,宠辱不惊,以当好一名小学教员为人生最高目标;尤大兴刚正严厉、一丝不苟的外表下,藏着一副仁厚的心肠和传统中国式的家庭责任。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中西合璧的文化精英在现实生活中却是处处碰壁,无处容身。雷先生是中国最早派到国外学制大炮的留学生,回国后学无所用,只好改习潜艇,一人默默地从事没有回报的科学研究,全部资金就是节衣缩食省下来的薪水与亲人赞助的生活费。雷先生希望自己的发明能为国家采用,在民族自卫战中发挥作用,却得不到当局和社会的支持,最后在逃难途中与自己的发明——潜艇模型一起葬身海底;留日学子东野梦鹿一心一意教书育人,只知耕耘,不求回报,义务抚养黄花岗烈士的遗孤,最后却被愚昧无知的民众打伤致残,差点送命;尢大兴怀着报国的志愿,放弃了在美国的工作,回国投身抗日事业,得到的回报却是一连串的打击和失败;在裙带关系盛行、风气败坏、小人一手遮天的大后方农场里,他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均遭挫败,在坏人陷害下,不得不辞去场长的职务,仓惶逃离;王明远任劳任怨,一心一意致力于农业科学研究,因不肯奉承上司,与恶势力同流合污,最后竟被解差。

这些人的悲惨遭遇,其深刻的悲剧性内涵不只表现在他们的救国理想得不到实现,更表现在他们与广大民众充满悖论的关系上。作为民众的启蒙者和真正的救护者,他们不仅得不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反而遭到他们的误解、敌意甚至无情的打击。对此,他们以殉道者的姿态坦然接受。东野先生对愚昧无知的民众充满悲悯之心,最后被他们打成伤残,也无怨无悔;尢大兴面对即将来临的围攻殴打,并无惧色,因为他相信:“科学的方法与法律的生活,是建设新中国的必经的途径。假如他为这两件事而被打,好吧,他愿作个殉道者。”

老舍、许地山对封资合污的文化泡沫的偏锋出击,对中西合璧的文化精英的曲折歌颂,是新历史背景下对海归知识分子的一种二元对立的划分;问题在于:老舍、许地山在赞美后者时,远不像在抨击前者时那样明确肯定;他们可以将文博士、毛博士理直气壮地定义为“封资合流”,却无法以同样的思路为尤大兴、王明远定性。这个历史性的难题,一直要到半个世纪之后才得到解决。而其笔下所呈现的正不压邪的现实,透露出某种不祥的信息:愚昧的民众一如继往地与权力者沆瀣一气,参与迫害海归精英;海归精英面对民众谦卑有加,曲意迎奉,丧失独立的批判精神。这一切,预示着他们未来更加严酷的命运。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象,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们从中国当代文学中彻底消失,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时代到来后才重新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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