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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翻译不可尽信

如今的翻译不可尽信

江枫 吴亮

吴亮 1988年我们在北戴河第一次见面,你还记得那个夏天吗?20年过去了,你依然精神饱满……我还保存着一张我们的合影,在山海关城墙上,是叶廷芳给我们拍的,背后是大海。

江枫 那个夏天确实是个值得怀念的一个夏天。北戴河之会,实际上也是一次暑期讲习班之类的聚会。当时的汤一介、乐黛云,谢冕、陈素琰,任洪渊夫妇、现在回想起来,都还称得上风华正茂。二十多年,就那么快到无情地成为过去,山海关古城墙上合影,我自然记得,那是万里长城延伸入海的“老龙头”。

吴亮 在你的私人照相簿中我看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也看到了一些陌生的面孔,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艾青、韩素英、萧乾、谢冕、顾城、黄华、邓颖超、臧克家、杨成武……看来你是一个喜欢保留照片的人,特别是,你年轻时的照片,那么英姿勃发,风流倜傥,你是一个自恋的人吗?据说诗人都比较自恋。

江枫 艾青和臧克家代表着一个诗歌时代,艾青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位素未谋面而登门求见的偶像性人物,他本来也许可以成为当代的李白,但是他做不到天子唤来不上船,不得不一而再地作违心的检讨;臧克家,是诗人任彦芳引见的,他本来也许可以算是当代的杜甫,几乎也曾经是每饭不忘君,每天都读社论,把每篇社论都当作真经。

有机会接触到黄华、邓颖超、康克清,是由于翻译和研究史沫特莱的原因。杨成武跑过来找我说话,则是我在一次史沫特莱的纪念会上的发言,唤醒了这位将军对于抗日初期转战山西的回忆,和他关于史沫特莱的深刻记忆。

而韩素英,则是在颁授彩虹翻译终身成就奖仪式上的留影。她不是最富有的华裔女作家, 她能提出彩虹奖的设想, 并且用她有限的财力实现了这一设想;以及她在世界上处处宣扬和维护我们国家的形象, 甚至引起不公正的误解;我能理解, 这是出于爱,对她娘家、对她父母之邦深沉的爱;正像拜伦所说:“祖国啊, 我爱你,连同你所有的瑕疵!”

萧乾代表着解放后一直抬不起头来,57年落难,文革结束才得以复出的一辈,他在读到《文汇报》有关《书屋》创刊及其所载江枫评《尤利西斯》金隄、萧乾两个译本“持论公允”的报道后,便让文洁若打电话找我而有所垂询。他们对我的评论,至少看上去,表示欣然接受,而且立刻通知李锦端“英汉对照本”的工作停止,邀请我帮助校订,但是从后来嘱咐杨德豫为台湾某出版社编一套西洋诗歌丛书而唯独不得采用江枫译文的行为看来,这时萧已过世,至少是文洁若,对于我之不曾违心吹捧一直耿耿未能释然于怀。

谢冕、张炯,和我一样都是当过兵又回到学校来读书的转业军人。与其说是同学,不如说是一道创建了《红楼》又一道主持《红楼》编务的同事和战友,虽在同一个系,却比我高一班,若不是办《红楼》,就难得聚首,真不曾指望,在这样一个年龄段,都有过一段社会经历,还能结交成这样一种可以说是真纯无邪的友谊:长时间不见面了,就会想念,想起来了,心里就一片阳光。在“崛起”论横遭打压的一天,我去看谢冕,他拉长了显然低沉的声音说:风雨故人来。

你说“看来你是一个喜欢保留照片的人,特别是,你年轻时的照片,那么英姿勃发,风流倜傥,你是一个自恋的人吗?”不,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回答,“自恋”与我无缘。我不具备一般自恋症患者所具备的,那种搔首弄姿、顾影自怜的客观条件,我是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一段历史时期出生和成长的,我的偶像是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我父亲请于右任书写的一幅长卷写的就是《正气歌》,那个时代,从不曾听到有人用“美女作家”来称呼冰心、林徽因和丁玲,在学校里学的是: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从19岁到27岁,我是在部队中度过的,那是我一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用今天的眼光看我那一时期的留影而加以赞美,倒可以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来解释:谁不曾年轻过呢?而英姿勃发,不过是年轻人的自然表象!幸亏我并不曾意识到这一点,更不曾犯下“风流倜傥”的错误,否则在那个绝没有个人“风流倜傥”余地的环境中,就很难设想那难以设想的设想了。

吴亮 换一个词问你,不是自恋,是“自负”。

江枫 自负?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把这个词和我联系在一起。我不可能知道每一个议论江枫的人都说了些什么,但是,我相信网上言论有一定代表性。请点击无论哪一个搜索引擎,有关于此一江枫的成千上万条结果,还没有一条涉及“自负”二字。

我自幼就自负不起来,因为我父亲就是一座让我难以自负的高山,他是辛亥革命上海光复之役的领导人之一,虽然出身于贫苦农家,读书有限,却能以稿酬所得置地造屋,并名之为“俭庐”,而常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训育子女。

当《外国文学研究》编委会来函称,“卞之琳先生为我刊顾问,曾说江枫译诗为五四以来所未有”,要我“撰一文谈谈翻译《雪莱诗选》的甘苦”,我以“译诗,应该力求形神皆似”为题,写了一篇“《雪莱诗选》译后追记”,文末提到“《雪莱诗选》出版时,我曾感到惶恐,因为发稿后,我又对译文感到不尽满意,但是,发行后竟得到了赞誉,确实使我受之有愧。这种赞誉又使我感动,因为我深知,其中包含着极大的宽容。”其中黑体一句在该刊1982年第2期刊出时曾被删去,但是后来被我郑重补上。而当我读到黄雨石批评我译的《暴政的假面游行》有些句子拖沓,我为有人能这样提醒我而高兴,并在再版时改正。最近有人批评我“连Utopia College 是大同大学的前身大同学院都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他的批评让我多增加了一点知识,我由衷感谢,奚落我几句能让他快活,就算是交学费吧。

但是,经过多次修订的现今这个版本,我作为一名在雪莱研究方面下过功夫的读者,可以非常客观地告诉你,是世界上最好的雪莱诗汉译本。对照原文、比较译文,你就会明白这句话千真万确。我这样说,是自负么,不,是自豪!能够以一己的劳动使得他人的重复劳动成为不再必要,难道不值得自豪?

《中国文学翻译史》指出:“江枫译诗给自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强调对原诗形神的全面忠实和采用新诗语言格律。在翻译诗歌时,他追求一种‘最佳近似度’,尽可能逐字逐行对译,最大限度地保存原作结构、形象和风格,移植原作节奏、韵式而又不过分拘泥,宽严有度,以形似求神似,从而达到形神兼似。”而且把我的一个译诗“秘诀”也挑出来告诉给了读者:其中重要的一个方法是:“把译出语中的每一个实词全都当作比喻而在译入语中尽可能准确或最大限度近似地落实为相应的实词”。

我本以为,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留下些痕迹,看来是躲也躲不开的了,怎么也想不到的是我偶然发现,在现代文学史的一段文字里,居然还记下了一起与我有关而无论发生在谁身上也都值得自豪的往事,那就是面对来势汹汹的压力,一时间万马齐喑,唯有一马挺身而出,为了维护初生的“朦胧诗”而长啸独嘶!

吴亮 你如何看那段历史公案,即“朦胧诗”?当年发生了什么?你是怎么为孙绍振辩护的?今天你又怎么评价“朦胧诗”,是原封不动坚持当时观点呢,还是又有新的思考?

江枫 有关这个问题,屠岸先生曾在我八十岁的学术研讨会上说过这样一段,比我自吹自擂客观些,不妨由我读一段给你听听,他说:

“江枫兄大家知道的比较多一点的是他在英诗汉译和翻译理论方面的成就。但他在文学理论上也做出了成绩,我举一个例子。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诗歌界出现了一个诗人群,写出了被称作“朦胧诗”的作品。当时许多人对它持反对态度。但“朦胧诗”,是对50年代至70年代,特别是“文革”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统治下舆论一律、诗歌形态一律,畸形状态的公然反叛。是诗歌领域的人性回归和新的升腾。现在,它在中国新诗史上被公认为有一定地位。但在当时,反对的声音甚嚣尘上。有一位程代熙先生,写文章发表,攻击“朦胧诗”。江枫立即撰文反驳,为朦胧诗辩护,并指出程代熙把T.S.艾略特的诗歌理论都搞错了。江枫的仗义执言,赢来一片喝彩声。有人说他有大侠之风,言之有理。”

可以略加补充的一点是:我这篇文章主标题为“沿着为社会主义、为人民的道路前进”,副标题为“为孙绍振一辩兼与程代熙商榷”,《诗刊》一位编辑部主任曾劝诱我,“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我的回答是,“我要断其十指,也能断其十指!”他就是不许断其十指,我就转投《人民日报》,当然不是指望这张最大党报整版全文发表,只是想让“上头”知道,对朦胧诗的批判并不正确。后来蒋荫安给我写来一封长达四页的退稿信,我也就满意了。这篇文章,最终发表在《诗探索》。

还可以透露一点“秘辛”:程代熙此文是奉命之作。我怎么知道!当时我的上班地点在东厂胡同,离朝阳门的人文社不远,人文社里朋友多,我也就成了人文社和人文社食堂的常客,程代熙是人文社编辑,当然也是人文社食堂的食客,他曾不止一次在食堂出示一张授意撰文的有字纸条,尽管那几个字是用铅笔写的,他每次出示,都还是面有得色,因为写字授意人是一位有较高官衔的诗人—— 请允许,姑隐其名。

“朦胧诗”的出现,既如屠岸先生所云“是人性的回归”,也该承认“是诗歌艺术的回归”。

吴亮 你坚持译诗应以“形似第一神似第二”为准则,与严复“信达雅”关系相近,当然,严复讲的可能是多半是指学术翻译——你觉得当前的学术翻译在“信”方面是否存在问题?又存在哪些问题?古人说“诗无达诂”,可以为诗的不同译法辩护,那么,在学术上,翻译是否也可以“见仁见智”,因人而异?

江枫 不是“第一第二”,而是:“ 形似而后神似”,不是坚持我的主张,而是遵循规律,“形似而后神似”是译诗乃至译一切文学作品的必然规律。任何艺术作品,任何事物,形式与内容从来不可分割,这里的“而后”,是形而上语境下的“而后”,是为了便于分析的分析;同时又是修辞性的修辞,所谓“而后”,意在强调:是说:只要做到了形似,也就自然而然神似!译而求形神皆似,是求全面的忠实,应从语言形式的忠实再现着手。

严复的“信达雅”说,高度概括了我国的传统译论,但是,未能考虑到文学翻译的独特性,尤其是将达和雅与信对等并列,显然有欠妥当。因为,信,是翻译的核心要求,不信,便不成翻译;达,自然不在话下,不达也不成其为译;雅,对于说理文字,可雅、可俗,可深、可浅,对于文学翻译,则必须以原文为准:深不得、浅不得,若将薛蟠的大作也译得含蓄而文雅,薛蟠便不成为薛蟠了。雅,只能作使用文学语言解。

至于“诗无达诂”,并不能一概而论。像“床前明月光”,就不能说无达诂, “黄河之水天上来”之类,也明白易解,鲜有歧义。中国古代诗歌,有一部分之所以难有达诂,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语言文字,属于分析语一类,词无定性,形无变化,词语之间的语法关系,常以词序表达,如“绿”,是名词、是形容词,也可以是动词,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中,便用作动词。另一方面,中国古诗词句中字有定数:四言、五言、七言,有时,为了压缩字数以便于入诗,而不得不有所省略,有时由于用典、有时又为了避俗而用奇、用僻,以至于使得读者读诗,如入雾阵、如猜谜语。

此外,中外诗歌一样,几乎都是用比喻写成的,无论明喻还是隐喻,都是形象语言,而形象大于思维,所以可作多解而有多诂,好诗,都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品质。

事实是,“诗无达诂”,并不能成为一首诗过分不同译法的辩护词,只能成为“不求形似但求神似”随意解释、随意翻译的借口。

如果能够正确认识“形似而后神似”是诗歌翻译无可回避的规律,就会懂得,译诗,是一个从文本到文本的过程,是以相应的译入语构建语言形象再现原作的过程,而不是根据译者的理解、半理解和不理解传达原作所含有的“意义”,所以,以最大近似的语言形式再现了原作形象语言的译作,便能够在传达原作认知信息的同时传达原作的审美信息,也就是说,真正实现了形似的译本,不仅能够传达原作的言内之意,也能传达原作的言外之意,如果原作确有这种言外之意:原作多解,形似的译作便多解,原作“无达诂”,形似的译作便也“无达诂”。

吴亮 据说1947年复旦给你的作文考题是对“朱熹读书不放一字过,诸葛亮但观大意,陶渊明不求甚解”发表意见,我很想知道当年你是怎样答题的,假如你还记得的话。

江枫 我考大学是1946年,那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第一次全国高考,考生之多不难想象,抗战8年未能升学的,和当年中学的应届毕业生,都要抓紧这年夏天的机会,挤进考场一试身手。严格说来,我连报考都是不够资格的,也许是以为让我考也未必考得上,检验证书的先生尽管嘴上说着不能用当年高二的成绩单报名,还是收下报名费,给了我一张准考证。

作文考试,考题发下来了,一看,好长,实在是一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长题:“朱熹读书不放一字过、诸葛亮读书但观大意、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论”。题目读完,腹稿已成,动笔写来,真有一种行云流水的快感。

朱熹读书,为做学问,不放一字过,是务求透彻理解每一个字的真意,是求真的读书方法;诸葛亮读书,学以致用,旨在修身齐家治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有半部论语就够用,完全不必皓首穷经,但观大意足矣,是一种致善的读书态度;陶渊明,不愿再为五斗米折腰而已经辞官,躬耕田亩、采菊东篱,兴之所至,翻阅诗书,不求甚解,乐在其中,则是审美的阅读。真、善、美,三种不同的阅读,满足三种不同的需要,可收三种不同的功效。

见到英语作文的题目,我就知道,有了。尽管在六年一贯制的中学只读了5 年,还有些科目尚未学过、不得不弃考而得零分,我也敢于相信,十有八九是考上了。因为,我考的不是理工科,而是文学院的新闻系,作文非常重要,中文作文,写来得意之后,再遇到这样的英语作文题:WELL BEGUN HALF DONE 。还能再有更好写的题目么?简直是向我张开了双臂!

果然,当我在浙江大学的教室里为考另一所国立大学(国立大学才有公费才读得起)而刚考过第一节,在上海运送来的《申报》上复旦发榜了,我见到了我的名字,对我的名字来来回回看过几遍复核无误,便把墨水瓶一摔,冒着江南的蒙蒙细雨,逛西湖去了。

吴亮 看得出,就译诗而言,你推崇卞之琳,贬郭沫若,那么徐志摩呢?恕我孤陋寡闻,也许你已在别处说过对这几位的意见,但我还是愿闻其详。

江枫 说我推崇卞之琳,不错,但是,说我“贬郭沫若”,就不对了。 至于徐志摩,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诗人。作为诗人,徐志摩和卞之琳对于白话格律诗的的尝试和创建,全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就境界和格局而论, 从文学史的高度来评价,都只算得是卞之琳自己所说的MINOR POETS,小诗人。

在译诗方面,由于他们所译,多为格律诗,所以,他们,尤其是卞之琳,以白话格律诗译外国格律诗的努力,便和创建白话格律诗的努力不仅并行不悖,而且,相互启迪、相辅相成,特别是卞先生,在写诗、译诗两个方面,以自成一说的理论和成功的实践,作出了光辉的榜样,使他因为译诗而得以成为一位MAJOR POET ,大诗人。

郭沫若是五四时期的大诗人,《女神》堪称新诗草创期的里程碑,对自由体新诗的尝试。但郭沫若晚年的“百花诗”却成了他个人和整个中国诗坛的一大败笔。我不相信也不赞成他所谓“我译雪莱就是要使我自己成为雪莱”、“即使字义有失而风韵能存”等难以成立的“理论”, 1956年,郭老,通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诗歌编辑我清华的同学张奇,向我提出合译雪莱,我译而由他定稿的建议,我当即谢绝了这份荣幸。

我指出他译雪莱而并不能成为雪莱,所译《云鸟曲》又颇多错讹,只是指出错误主张导致错误实践的事实,却毫无贬郭之意。

我推崇卞之琳,首先是推崇他主张的:译诗,对于原作,应该尽可能做到“亦步亦趋,刻意求似,以似致信”,同时,也是钦佩他的为人,他有很强的事业追求,孜孜不倦、勤勤恳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的学术评价,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没有门户派别的成见。

吴亮 大多数人是以汉语方式了解非汉语诗及一切非汉语文本的,因此翻译者的可靠与否,决定了另一个世界转换呈现的准确性、接近性与相似性程度,就这一点来说,我觉得翻译者的争端和交锋显得极为重要——但问题在于:当一个术语、一个论点在被误译多年之后再回头纠正,是否为时已晚,因为它们已经将错就错,成为汉语中的一部分,并已改变了我们的部分现实。对此,你又有什么看法?

江枫 你问的问题确实是个非常重要的大问题,其实,如你所说“一个论点在被误译多年之后再回头纠正,是否为时已晚,”我以为,有错能改,善莫大焉,什么时候也不晚。比如说,当初,president 译“普列玺天德”,后来改为“总统”;telephone,曾译“得律风”,后来改为“电话”;日本投降后,上海大电影院如大光明,给看美国片子的观众配备“译意风”,现在叫“耳机”,原来“译意风”是earphone音意兼顾的译名。改了就改了,只要改得对,晚改该总比不改好。至于你说“它们已被将错就错,成为汉语中的一部分”,这也不是问题,抗战时期的沦陷区,很有一些人特别是念过几天书的汉奸,喜欢说中国话时夹杂几个日文词语,或是日语汉字,当时叫协和语,那也曾经“成了汉语中的一部分”,不是说改就改了么?问题是要有人管,应该说,要有官管。其实,管语言、管文字的官,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是有的,而且不少,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有,问题是想不想管,当他们想管繁体字时,管得何等严格、何等严肃、何等认真!我们的报刊杂志,什么样的外国字都可以有,唯独不可以有中国传统的正体字,也就是所谓繁体字。这样难做的事情,也硬是被他们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完全彻底干干净净做到了!,其辉煌战果,我们睁开眼睛就能看到!

至于当前的翻译成果是否可靠,不调查就不能贸贸然回答。近来,我倒也读了几本,就算是随机抽样吧。比如说德里达的《论文字学》,读译者的序言可知,翻译此书,曾耗时多年,经多国专家指教,而译者本人又是相关学科资深教授,既如此,则大可以想当然,此译本必是至善译本。然而,展卷开读,竟然如读天书,我还以为是德里达存心扮演先知,说起话来超凡脱俗、故弄玄虚,直到读了英译本,才明白,问题出在那个中文译本。但是当我提到44页有一句引自索绪尔有关文字的引文译错时,却有人立刻跳出来反驳道,“我觉得汪译的意思蛮清爽,没什么含糊之处,倒是汪译纠正了高(名凯)译本中的几个明显的错误,……如高译本这段话:“表音文字有时是音节的,有时是字母的,即以言语中不能再缩减的要素为基础的”,经汪堂家先生改译为:“表音文字有时用音节,有时用字母,也就是说,它以不可还原的言语要素为基础”,显然改译得非常好。”

却说不出为什么好,而且说评议者一定不懂法文。但是,这个既能译不能再缩减,也能译不可还原的法文词,碰巧我还认识。我告诉他,“言语中不能再缩减的要素”有解,所指为“音素”,“ 不可还原的言语要素”无解。这个词作“不可还原”解时,所指是一种化学现象,是说某种氧化物之“不可脱氧”。还好,这位先生并没有强词夺理地纠缠。

吴亮老弟啊,头疼的是,懂得几个英文词的人多了,本来是好事,但是,连辞典也不会查就要当翻译评论家,就不太讨人喜欢了。有个中学老师,他知道boy是“男孩”却不知道在性别不言而喻时,比如说上帝,我们都知道上帝是个老爷爷,老爷爷就是老男人,说如果他是个boy,显然,说如果他是个孩子也就够了,但是他偏偏认为不加个男字就不行。他还知道大写有时表示强调,他就认准了所有的大写全都表示强调,而且当boy被强调时一定是强调性别而不会是强调年龄。他不知道狄金森诗句中的大写比德国人的德文诗句还要多,大写的也不一定是名词,那么多美国狄金森学者也没有能找出她使用大写的规律,只有一位阿诺德先生,写了一整本书“论证”那些大写字母是隐含着秘密情人姓名的密码,有人夸他写得有趣,更多的人称之为垃圾。尽管这位中学老师不依不饶没完没了烦人,却有一点可取,就是能把我的回答和解释全都附录在文末。

但是,最近,有一条被我批评过的好汉,把这位中学老师的“指谬”文章,转贴到“译文论坛”上来了,这就不是不太讨人喜欢,而简直是无耻!因为,显然不是为了讨论问题,所有的附录都被他删掉了,也就是不让人家知道应该让人知道的道理,是何用心,昭然若揭!

总之,如今的译文,不可尽信,如今的翻译评论,也不可尽信,读来必须谨慎。但有一点可以作为判别优劣的根据,请看译文有解无解、像不像人话!以上所举,还只是草根性评论。我可以再举一例:曾经受到一名狄金森博士吹捧的一本狄金森诗选《我们无法猜出的谜》,几乎每一首全都译错,封底用作广告的“狄金森名言”:“疯狂是最大的清醒,清醒则是十足的疯狂。”只要动动脑子,谁能不怀疑,究竟是谁,神经错乱了:是狄金森,还是译者,还是评论者?

重要的根源之一是,有人在提倡错译、改写和删节:据方平在《译介学》的序言里转述:作者又说“创造性叛逆”“实际上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甚至可以说,‘没有创造性叛逆,也就没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见141页)“正是由于它,‘才使得一部又一部文学杰作得到了跨越地理,超越时空的传播与接受’。(见140页)”

吴亮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不仅是雪莱的名句,在我看来,几乎就是你的名句了……还是说说艾米莉•狄金森吧。尽管她的诗被翻译到中国已有多年,但影响力仍然不大,作为狄金森的主要译者和研究者,你想过这是什么原因没有?究竟是时代风气使然,还是中国读者的接受程度有距离有隔膜?

江枫 你关于艾米莉•狄金森的问题,如果是在外语教学界或是诗歌作者和读者群中提出,你很可能会被认为是个外星人。因为在我们地球上,狄金森研究,不仅在美国是一门显学,在今日的中国,也是外国研究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热门论题,还没有一个外国女诗人的影响能和狄金森的相提并论。由于江译狄金森诗进入了大、中学教科书,狄金森也已经成了中国大中学生无人不知的外国诗人了。

1981年我在《诗刊》杂志上发表的5首艾米莉•狄金森译诗是中国大陆最早的狄金森汉译文,随后我于1984年出版的《狄金森诗选》是中国第一本狄金森诗歌汉译选本,此后不断再版。最近的版本是2008年3月出版的《暴风雨夜,暴风雨夜:狄金森诗歌精粹》,如今已经脱销。而另一个英汉对照精装本又已经在2010年1月问世。而到目前为止,我的狄金森译本已经出过8个版本。

2000年和2003年,我的一首狄金森诗译文《篱笆那边》被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第3册和第1册;另一首译诗《你无法扑灭一种火》也被选入人教课标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外国诗歌散文欣赏》中;更多的青少年读者也得以认识到狄金森诗的魅力。

我还要补充一句:叶文玲曾有一个中篇,写的是一个年轻译者,在九平方米一间陋室内,埋头翻译狄金森的故事。

吴亮 和你聊天很愉快,你已八十高龄,依然如年轻人般言辞锋利,思维敏捷,最后我问几个最俗套的问题,有点像我多年前在一些欧洲小说中常见到的问句游戏,它多半发生在年轻人之间:你最喜欢的是什么?你最嫌恶的是什么?你最反对的是什么?你最能宽容的缺点又是什么?

江枫 我最喜欢的是,正直善良。我最嫌恶的是,口是心非。我最反对的是,两面三刀。我最能容忍的缺点是,无伤大雅的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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