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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特洛伊木马 ——《百家讲坛》与电视知识分子

遭遇特洛伊木马

——《百家讲坛》与电视知识分子

罗四翎

荷马史诗中,围攻伊利昂城十年之久的阿凯亚人,依奥德维修的计策,全部登上战船,佯装撤退,留下一具巨大的木马。欢喜的特洛伊人发现后,将它当作和平的礼物运进城内。当晚,正当特洛伊人沉湎于美酒和歌舞的时候,一队潜伏的阿凯亚人从木马的空腹中跳了出来,打开城门,里应外合,攻下了伊利昂城,结束了这场经历十年的战争。

有趣的是,这匹出现在人类童年时期真假难辨的大木马,不仅没有随着时间而逝去,反而更加活跃地以各种面目或隐或现地活跃在如今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占领中国汽车高端市场大量份额的大众、上海通用、广州本田等,又比如几乎每个上网者都遭遇过头疼过的木马病毒。不过,其中最为熟悉也最为陌生的“特洛伊木马”,可以说是十几年前布尔迪厄在电视上所指出的“电视知识分子” 或“快思手(fast-thinker)”或是“媒介常客”——他律即商业的法则、经济的法则正是通过他们渗透到本独立自治的知识场。

一 伊达诺瓦法则与“互搭梯子”手法

布尔迪厄所说的“特洛伊木马”,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如被称为“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第一人”的余秋雨、“世纪大讲堂”的主讲人),甚至可以说有些熟得“视若无睹”了(如几乎每天可以在电视访谈讲座中看到各类学者专家),不过,最典型也最有争议的还是数登上《百家讲坛》的专家教授。

2004年5月,阎崇年在《百家讲坛》开讲《清十二帝疑案》,让这档开播两年多一直默默无闻的栏目一跃成为央视科教频道乃至整个央视的名牌栏目。从《百家讲坛》中走出来的易中天、于丹等电视“明星学者”也迅速成为大众眼中炙手可热的红人,其受关注程度并不亚于任何一位当红的娱乐明星,同时,也引起剧烈争议。表示赞赏支持者有许嘉璐、李泽厚等著名学者。李泽厚就公开表示说:“我支持于丹。1994年,我在《论语今读》前言中有一段讲到这个问题,我说,‘如果今天从《论语》(等经典)再做出某些新的摘录编写,加以新的解说发挥,它们不同样可以与《圣经》、佛经和其他宗教读物一样,起着慰安人际、稳定社会、健康身心的功能作用吗?’我没想到,十多年后,于丹做了这个事情,并获得了如此多的听众和读者,我祝贺她成功。”

不过,相比而言,“明星学者”受到的批判似乎更多也更加尖锐。影响最大的一次可以说是“十博士事件”。2007年7月2日,中山大雪博士徐晋如在天涯网站发贴《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贴中称于丹“极度无知,传播错误的甚至有害的思想”,呼吁不要再闹出“把厕所当客厅的笑话”,要求于丹从《百家讲坛》下课,并向电视观众道歉。他们认为,刘心武、易中天与于丹等人无论走上《百家讲坛》,还是出书,都是为了媚俗。欲媚俗,就得将古代经典文化作品翻成现代版,翻版的方法就是拆散过去文化的全部结构,以期从中找到合适的材料,这是“犬儒主义式的灵魂”,“一旦人们连对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丝敬畏都消失时,亡国亡天下的日子还会远吗?”在贴子的末尾,中山大学博士生刘根勤、清华大学博士生王晓峰、暨南大学博士生周韬、中山大学副教授朱崇科以及于丹所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杨旸等十人联名表态,“要将于丹抵制到底” 。此外,李悦、马千里、鲁国平、黎鸣、谢玺章、赵勇等学界人士先后出书或撰文对于丹们进行批评。

“明星学者”为何会受到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呢?如何对待这些批评呢?在布尔迪厄看来,始作俑者正是电视所处的“媒介场”——“这一自身难以自主的、牢牢受制于商业化的场,同时又以其结构,对所有其他场施加控制力”。

布尔迪厄认为,在现代这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文化生产场域,“一个场就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一个实力场——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在此空间起作用恒定、持久的不平等的关系——同时也是一个为改变或保存这一实力而进行斗争的战场。” 也就是说,一个场是由附着于某种权力形式(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之间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的,各个场有自己特有的价值观和游戏规则和各自独特的交换机制,具有相对的自主性。

不过,与其他场不同的是,媒介场具有特殊的一点,那就是比其他的文化生产场,如数学场、文学场、法律场、科学场等等,更受外部力量的钳制。它越来越屈从于市场要求的机制,对记者,并通过电视工作者对司法场、文艺场、科学场等文化场施加影响。

要实现这个目标,媒介场必须在它看中的场中找到同谋,这时,它们“往往非常得意地看到,众学者纷纷投奔传媒,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介绍,乞求传媒的邀请,抱怨自己被遗忘,听了他们的那些有根据的抱怨,相当让人吃惊,不禁真要怀疑那些作家、艺术家、学者自己主观上是否想保持自主性。”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媒介场凭借其对信息生产和大规模传播工具的垄断,掌握着大众进入公共空间的通道,具有一种“命名权”:好像电视邀请某个学者或艺术家,就代表了对他的某种形式的承认。这严重干扰了其他场的固有的内在的游戏规则:让人误以为成功与否取决于传媒的承认和好评,取决于在传媒上所获得的知名度,而不是各个知识场内部同行的评价。于是,一些“不自主的知识分子”便热衷于在场外去寻找认可和象征资本,将他律的原则引进自己的专业场,“特洛伊木马”也由此诞生。

在这里,布尔迪厄提醒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必须弄清楚是谁在合作” 。依照布尔迪厄所说的伊达诺瓦法则 ,“专业资本”雄厚的人往往不屑于走上传媒,做一个电视知识分子,而纷纷奔向传媒而取得雄厚“传媒资本”的人则多是在专业场之内“专业资本”薄弱者。他们巧妙地利用新闻业的操纵力量,利用特洛伊木马的原理,发挥作用,把他律的生产者引入独立自治的领域,借助外部力量,得到无法从同行那儿得到的认可。反过来说,在面向大众的电视中获得了雄厚“传媒资本”的电视知识分子,虽然得到“知名度”与“曝光率”,但在专业场内,他依然属于薄弱者。由此观之,“明星学者”得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评判,正是由于批判者使用的是从两个相互独立、有着各自游戏规则的场的评判标准:许嘉璐和李泽厚是从电视所面对的大众出发;而“十博士”则是从专业场的标准出发。

然而,布尔迪厄同时还提醒,媒介场这些外行对专业场的介入是十分危险的,“首先是因为他们可以欺骗外行”,“因为文化生产者需要听众、观众和读者,读者一多,书就会畅销;通过书的畅销,他们可以作用于出版者,又可以增加他们将来发表作品的可能性”;“出版商、制片人、发行商、批评家、广播电视频道,都殷勤屈从于商业流通的规律,他们追逐畅销书或媒体明星,不惜代价制造和炒作短期成功,还有社交圈退让和讨好的循环交流,借助外部商业力量迅速获得成功。” 这就使得传媒与畅销书作者玩起了互搭梯子的手法,这对于固守于专业场内的知识分子来说,尤为不利,“那些作品只能发行三百册的青年作者,无论是诗人、小说家,社会学家还是史学家,出版都将越来越困难”。这种互搭梯子的手法,在“百家讲师”手里尤为明显也尤为成功。

录制《百家讲坛》的报酬并不多,一集一千元,还要扣税三十元。然而,电视所带来的“传媒资本”却是惊人的,其中最显而易见的便是出书后的版税。200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以竞标价五百万元、首印五十五万册夺得易中天《品三国(上)》的版权,开启了中国图书出版版税最高记录,该社2006年总共六千万的码洋,有三千多万是易中天的“贡献”。在2006、2007年度的作家富豪榜上,易中天收入高达八百万元和六百八十万元。而2007年,于丹版税收入高达一千零六十万元,超过易中天。王立群的例子似乎更能说明问题。在入主《百家讲坛》之前,他出版的学术著作版税是百分之八,印到三千册算不错了,但入主《百家讲坛》后,他的读史系列,首印都是二十万册,按百分之十给版税。对此,连王立群本人也感慨万分。

因此,用媒介来言说“知识”,与其说是对专业场的一个挑战,不如说是商业与不自主知识分子联手进行的一次里应外合的侵入与占领。如布尔迪厄所说,“我深信,某些犬儒主义者,那些违命的预言家,电视的快思手,记者史学家,辞典编撰者或靠录音机对当代思想进行总结的人,都毫无顾忌地利用社会学——或他们所理解的社会学——以在知识场四处出击,发动独特意义的‘政变’”。如今,“这种独特意义的‘政变’”虽然不至于像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木马那样,导致伊利昂城的沦陷,“亡国亡天下”,但其对本来独立自主的知识场造成的混乱与破坏,以及造成的不良影响,即便是场外的非专业人士也能感受到。

二 “电视木偶”与“学术口红”

无可置疑,《百家讲坛》的风起云涌与大众媒介——电视的推动是不能分开的。央视作为我国传媒业的龙头老大,其信息的严肃性、权威性、覆盖面的广泛性决定着其造星行动的成功度,易中天、于丹等新一代媒体知识分子正是在央视《百家讲坛》一手打造下而一夜成名的,甚至与节目内容相同的图书创造的出版奇迹,离开了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参与是无法实现的。

然而,电视在成功地向知识分子借脑后,是否就意味着节目具有知识分子的知识与思想,是否意味着大众与知识分子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答案是否定的。通过对电视台前幕后的层层分析、记者电视节目制作人的工作性质和运行环境的分析,布尔迪厄指出,“电视只赋予一部分快思手(fast-thinker)以特权,让他们去提供事先已经消化的文化食粮, 提供观众接受时早已认可的,平庸的和约定的思想。当他们道出一个‘固有的思想’ 时,看上去好像是在发问,但问题实际早已解决,交流只是一瞬间的”;“电视部门掌握着一本通讯录,其名单永远不变,电视节目若涉及俄罗斯,找X先生或太太,涉及德国,就找Y先生。这些媒体常客,随时可以为媒介效劳,时刻准备制造文章或提供访谈”。

根据雅各•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一书中的定义,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是在理性背后有对正义的激情,在科学背后有对真理的渴求,在批判背后有对更美好的事物的憧憬。如果说思想立场、批判精神、个人主体意识的张扬等等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特征,那么,放弃思想、谢绝批判、淡化直至抹去自我意识则是成为电视知识分子的先决条件。

对此,《百家讲坛》的成功者易中天的话可谓一语中的:你要想在“百家讲坛”讲好,第一个条件就是你甘愿被修理;第二是你能够被修理。马瑞芳则将其比喻成古希腊神话中恶魔普洛克路斯特斯的那张魔床,在这张魔床上,《百家讲坛》的主讲人经过“选苗”、“修苗”、“灌苗”等过程,一步步被打造成讲故事的高手,如“说书先生”易中天,“揭秘先生”刘心武,“讲史先生”阎崇年,“谈鬼先生”马瑞芳等,总之,为了市场,主讲人都必须服从标准而调整自己的扮相、风格甚至学术内容。正如布尔迪厄所说:“上电视的代价,就是要经受一种绝妙的审查,一种自主性的丧失,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一就是主题是强加的,交流环境是强加的,特别是讲话的时间也是有限制的,种种限制的条件致使真正意义上的表达几乎不可能”;“在电视这个领域,那些社会活动分子看似举足轻重,自由独立,有时甚至闪烁着非凡的光环,但实际上只是必然性和结构所操纵的木偶而已,他们与电视之间更多的是利益共谋的关系。”

因而,《百家讲坛》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的选题和策划,以制造噱头、娱乐大众的方式来解读传统经典和解密历史。如刘心武对于《红楼梦》中秦可卿原型的讲述就满足了大众对于性关系的想象;易中天则从商业投资角度对“三顾茅庐”进行了全新的解读。而于丹通过一些通俗浅显的小故事对《论语》的解读只是为了让人满足于心灵的安宁与快乐,无异于“心灵鸡汤”。在这里,《百家讲坛》犹如一个生产车间,充当了“百家讲师”们的“驯养者”,不断引导和试验,打造出一个成功的文化产品之后便不停地复制和推销其同类的文化产品,不断对大众文化进行改造、操纵与控制。于是,“知识常常被定义为易消化的现成品,能够被‘传递’、‘分发’、‘出售’、‘消费’……把知识转变为产品,也就剥除了它一切的内在的价值与意义。当知识被当作产品的时候,它与它自己的文化和思想根源之间的联系就变得模糊不清了。知识越来越被视为技术性操作的产物,而不是人类智慧的成果”。 无怪乎有学者悲叹,在当今大众传媒发展的今天,已没有单纯的文化,有的只是被媒介这只上帝之手梳理过的文化。

这样打造出来的学术,自然失去了学术的严谨性和内在的人文含量,甚至有妖魔化的情形。这正是“明星学者”受到的最有力的指责之一,同时也是传统知识分子所不屑的地方,如李泽厚在肯定于丹的角色后,就同时表示“我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兴趣。如果我的书一下子就能卖二百五十万,那我就彻底失败了。” 又如萨义德在其《知识分子论》中也曾提到电视知识分子的现象,“大约在1968年,知识分子大都舍弃了出版社的守护,成群结队走向大众媒体——成为新闻从业人员、电视电台访谈节目的来宾和主持人、顾问、经理等等。他们不但拥有广大的阅听大众,而且身为知识分子,毕生的工作都仰赖阅听大众,依赖于没有面目的消费大众这些‘他者’所给予的赞赏或漠视……大众媒体已经打破了传统知识阶层的封闭,以及传统知识阶层的评价规范和价值标准”。但在该书“对权势说真话”一章中,他特别表明,虽然自己一向乐于到大学演讲,但却总是拒绝其他方式的邀请:“过去两年来,几度有媒体邀请我担任有职位的顾问,我都拒绝了,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意味着受限于一家电视台或是杂志,也受限于那个渠道通行的政治语言和观念架构。”

李泽厚、萨义德等人所不屑于从事的事情,也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知识分子所大力批判的“文化工业生产”——从上向下“有意识地结合其消费者”,通过商品化和传播媒介,承诺给大众的是虚假的快乐,并用这种快乐骗走了人们从事更有价值活动的可能。不过,若从另一个角度与立场分析,“学者明星”的作用似乎也不应忽略。

本雅明在预言接下来的时代将是艺术作品从“独一无二”的神奇状态,彻底走向芸芸众生皆可领略乃至全民生活的“批量复制”时代后,在其未完成的《旅途笔记》中,接着思考:当艺术的神圣性、独一无二权威性被文化工业生产所破坏的情况下,当艺术的仿真能力被现代技术手段超越的时候,艺术的社会和认识功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以前由少数人所规范和垄断的传统艺术形式的消解。工业化使原来那种被垄断为知识霸权和为资本利益服务的传统艺术形式转变成大众文化。也就是说,原来只为专业人士所掌握的一些知识将源源不断地被当做商品大规模地生产出来,提供给场外的大众消费。如同物质生产一样,这将促使生产力不断发展,消费者将得到更多更好的产品。而从事这种生产提供这种服务的也正是对专业场造成巨大干扰的“特洛伊木马”。

从这个角度看,便不难理解“百家讲师”在商业上获得的成功与在大众中间得到的支持。因为“于丹不用学术考究的方式,而是用‘心得式’的方式解读,能更好地还原《论语》作用于人心的初衷,能降低经典‘入世’的成本,尤其是对学术圈外的大众来说,这种讲法太好了。别小看一个个小故事,它就把《论语》讲活了”;“看《于丹〈论语〉心得》,理由有两条:一是能解决自己想不明白的一些事,对自己有用;二是看起来一点儿也不费劲,还挺好看”。

此时,对于大众来说,“特洛伊木马”不再是屠城的直接元凶,而似乎成为了特洛伊人认为的“礼物”。此时,“学者明星”也便是李泽厚所说的,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于丹“她是做普及化平民化的工作,她并不是专门研究孔子的专家学者。她只是在宣传孔子的思想,有点相当于西方的布道士。” 也正是从这点出发,许嘉璐向于丹鞠躬:“毫不讳言,于丹在讲解过程中可能存有这样那样的纰漏,但我们这些年连戏说都能接受,何以就不能宽容她小小的过错呢?何况她做的是对国学的普及工作。我代表广大读者向于丹致谢。”

只是,无论是从知识分子立场出发,还是从电视大众立场出发,都应看到“特洛伊木马”所带来的不利因素与起到的积极作用,更应该清楚他们所具有欺骗性和他们的“迷魂巫术”,从而清楚他们所传达的知识与学术的实质。对于被称为“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第一人”的余秋雨,学者朱大可有一句著名的评价:“抹着文化的口红游荡文坛”,“《文化苦旅》就是她(指妓女,笔者注)的‘文化口红’和‘文化避孕套’。它们是一组互相隐喻的同义词语,具有完全相同的日用品功能……余文正是这样一种文化消费品,但却比汪诗更加‘耐用’,因为它不仅是用以点缀生活的‘文化口红’,而且还是‘文化避孕套’,审慎规避着那些道德‘病毒’。”朱大可的比喻虽然有些粗俗,并充满挖苦之意,但也不失准确。若套用朱大可的话,如今的于丹们也可谓是“抹着学术口红游荡民间”,他们提供的“学术”,也只是日常精神消费品而已。

三 智性的悲观与行动的乐观

伊利昂城的城门被藏在木马中的阿凯亚人打开后,立即被攻陷,杀掠与大火将整个城市毁灭。老国王和大多数男人被杀死,妇女与儿童被出卖为奴,海伦被带回希腊。谁该为这场屠城这场战争承担责任呢?是王子帕里斯和美貌的海伦,还是打开城门的木马与希腊联军?熟悉希腊神话的人都清楚,其实这些人都不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他们的命运其实都控制在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手中,挑起这场战争是不和女神厄里斯的一个“不和的金苹果”,是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爱神阿佛洛狄忒三位女神的虚荣与争斗。

同样,如今面对“特洛伊木马”带来的负面作用,似乎也不应该指责为了追求收视率的电视、不自主的知识分子或是任何个人,因为他们也受制于一个隐匿的上帝:经济。正如布尔迪厄不断强调的,媒介场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比其他任何文化生产场,更加受市场、受公众的控制。因此,不能满足于批评某个个人或是媒体,因为他们只不过是“一个结构的某种副现象而已,就像是一个电子,是一个场的某种反映。如果不了解造就他并赋予他微薄的力量的那个场,就什么也不可能明白”;若是“人们对某一领域的运行机制越了解,就越能理解其中的人既是被操纵者也是操纵者。他们往往操纵得很好,因为他们受人操纵,而且比常人更意识不到自己被操纵”。

同时,布尔迪厄也强调媒介场也是一个具有自身法则的独立的文化场,人们不可能直接从外部因素去了解媒体界内部发生的一切,不能仅仅以经济因素去解释如今出现的一切。“不考虑这一点显然是不充分的,但若只考虑这一点,也同样是不够的,也许还更不充分,因为它看似很充分。这是一种简单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紧密相联,虽然能揭示一点什么,但却什么也解释不清,什么也说明不了。”

那么如何摆脱“隐匿的上帝”的操纵呢?对那些总是以决定论和悲观主义与社会学家唱反调的人,布尔迪厄明确表示反对:如果造成道德沦丧的结构性机制为人们所认识,那就有可能采取自觉的行动,以控制这些机制。只有依靠能使人们对道德感兴趣的结构与机制,道德才可能发挥作用。要想使类似于良心不安的东西出现,就必须要在结构中找到依托,得到帮助和回报。

为此,布尔迪厄认为,对付“上帝”的最好办法是科学,因为“科学产生远见,远见指导行动”;“我要做的,正是要解开这种种机制,是这一套机构使电视行使了一种形式特别有害的象征暴力”。 虽然,不排除犬儒知识分子通过了解所在领域的规律,以更为有效地运用自己的策略;但这些规律和社会科学知识也同时可以被用来做医治,给所有在影像行业工作的人们提供某些工具和武器,把“本应成为民主的非凡工具的电视不蜕变为象征的(symbolique)的压迫工具”。一旦增强了人们的机制意识,就可以帮助那些受机制支配的人,不管是记者还是电视观众,赋予他们一定的自由。“人们能够并且应该以民主的名义与收视率作斗争。”

布尔迪厄甚至梦想,记者们形成一致意见,拒绝仅仅为了提高收视率去邀请那些“在知识场四处出击,发动独特意义的‘政变’”的不自主知识分子”,并且保证不传播他们的言论,“这样做,比形形色色的所谓的‘谴责’,不知要有效多少”。

因此,虽然布尔迪厄对于那些将他律引进自主专业场的不可自主的知识分子旗帜鲜明地表示批判,并建议维持甚至提高进入文化生产场的入场权,“建筑一种象牙塔,让场内人在塔内互相评判,互相批评,甚至互相斗争,但相互都知根知底,明明白白;在塔内尽可以对阵,但用的武器应是科学工具、技术和方法”。不过,对于不可自主的知识分子使用的“木马计”,布尔迪厄不仅不反感,反而有些赞赏。在他看来,断然拒绝在电视上讲话是经不起推敲的,甚至认为在条件合理的情况下有上电视讲话的“责任”。在他看来,从左拉到萨特,新闻界一直就是知识分子思想表达的通道,是知识分子革命和战斗的前沿。如果在任何一次知识分子的讨论中,新闻界起不到扩音器和讲坛的作用,那么事情就不会顺利。正如福柯曾将知识或真理视为工具箱,知识既可以成为统治的魔术,也可以成为拆解权力系统的解放性工具。 为此,他号召那些“固守在小城堡中的生产者走出来,进行斗争,争取一个良好的传播条件”;“因为知识界是角斗场,有时角斗十分激烈”。若此时知识分子仍无视自身价值和独立尊严受到的侵犯而依然固守象牙塔里扭曲的学术体制内,不仅是一种逃避,更是一种嘲讽。

为此,他本人便作出一个表率,他那本著名小册子,利用电视给电视祛魅的《关于电视》(1996年),便是根据他当年3月18日应法国电视台邀请做的两次讲座内容修改而成。这本除去附录不足五万字的小册子刚一面世,便在法国传媒界和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持续论争数月之久,在此期间该书一直名列最佳畅销书排行榜,以至于有人质疑:布尔迪厄到底是在批判电视,还是借电视谋私?不过,布尔迪厄的这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反木马计”无疑是成功的:借助所批判的机制,第一次让人们有可能彻底认清这套机制的本质以及它带来的影响。“与阿多尔诺式的在媒介体制之外来批判媒介的方法相比,布尔迪厄‘参与性对象化’的方法似乎带有更大的破坏性,它从内部揭露了媒介体制鲜为人知或人所忽略的那一面。”

不可否认,布尔迪厄对于电视的批判,是针对法国社会广播电视运作模式而言的,是对当时发达的法国传媒社会的观察分析和深刻思考。然而,他所指出的大众传媒的痼疾以及负面作用,在今天传媒日益发达的中国也已露端倪,银屏上遍地开花却日益同质化、庸俗化的娱乐节目,便可见一斑。在我们对此进行“形形色色的谴责”时,布尔迪厄的声音不失为最好的指导。

不过,在看到布尔迪厄用其犀利的社会学家的眼光,将电视置身广阔的社会关系中,剖析媒体机制和本质的同时,也需要看到,他对具体电视内容的忽视,以及对内容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忽视。《百家讲坛》之所以能从众多娱乐节目中崛起,虽然与其成功的运作分不开,但也与其“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内容分不开的。即便同为“百家讲师”,其内容高下、品位雅俗也是有区别的,与布尔迪厄反对天真地把知识分子想象为公共政治和社会责任的天然主导者,也反对把他们看成一个相当团结和单一身份的群体同理,对于“百家讲师”也似乎如此,若以一概全,一概视为引来灭顶之灾的“特洛伊木马”,既过于武断,也不够公平。何况,他们所提供的走向大众的经验与尝试也是不可忽视的

七年之痒,创立于2001年的《百家讲坛》在经历濒临取消到如日中天后,再次走入尴尬的窘境,昔日风光已不复再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过度的娱乐化与市场化:不停地复制类似的产品,不仅让《百家讲坛》难以为继,难以再找到合适的主讲人,同时也让观众读者产生“审美疲劳”。可谓成也市场,败也市场。无论成败,都未能摆脱“隐匿的上帝”——经济场通过收视率之手的进行的操控。

难道,在“上帝之手”媒介无孔不入的今天,自主的思想与知识以及选择的自由,对于观众、读者,乃至知识分子来说,真的是无法承受之重吗?或许,布尔迪厄的理性是最好的武器:对于布尔迪厄而言,理性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实体,而是在不断斗争、质疑和反思过程中寻找和塑造的,就是“将智性的悲观和行动的乐观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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