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 未定稿

十二则悬置的小故事

十二则悬置的小故事

李庆西

︱1︱ 很久以前,他看过一部名叫《屋顶》的意大利电影,那是一个趁夜搭建违章建筑的故事。战后的罗马生存艰难,影片中一对要结婚的恋人竟无栖身之处,只能在朋友们帮助下自己动手建房。当然,他们不可能通过正规渠道获得营造审批。好在当时的情况容易浑水摸鱼,如果天亮之前能把房子盖起来,警察是不会管这事儿的,就当是那房子早就矗在街上了。可是一座未竣工的房子就难以掩人耳目,你的审批手续,你的地皮来源、税务情况,都得被盘查,所以趁黑动工也得趁黑完工。

影片叙述过程不无喜剧风格。夜色融融,人影幢幢,那帮哥们拌灰砌砖干得热火朝天。且见墙身渐渐矗起,窗子也安上去了。他们搭建的小平房建筑面积顶多不过二十平米,就像是街头售货亭。天色渐明,房梁托起了檩条,差不多就要铺设屋瓦了——看到这儿他开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时,俯拍的镜头推向尚未遮覆的屋顶,那儿露出几颗攒动的脑袋。晨光里,镜头陡然拉开,四壁之外警察一拥而上……

看这部影片时,他才九岁,或是十岁。其中的人物没有一个能记住名字,细节也未必记得真切,可是这个绝望的结局一直留在他心里,对一个儿童来说简直是心理摧残。他后来才知道,《屋顶》是维多里奥•德•西卡(Victorio de Sica)的作品,那位新现实主义大师更有名的一部影片是《偷自行车的人》。

他曾瞎想,能否有一个不那么残酷的结局呢?比如,用暗度陈仓的手法另设一处假工地迷惑警察,好让这儿顺利竣工。或者,一夜之间冒出许许多多这样的自建房,让警察管不胜管。再不然,关键时刻某个大人物出现了——高瞻远瞩的市长或是议员大人马上意识到,群众性的自建房正是解决战后罗马住房匮乏的有效途径,非但不必遏止反要大力提倡才是……影片最后,市长大人还出席了这违章住宅的剪彩仪式和年轻人的婚礼。也许,这都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好莱坞影片中就没有这类手法?),偏好皆大欢喜的喜剧效果(中国人就独缺悲剧那根弦?),实际上他每一个思路都嵌入了某个如何解决问题的问题意识。他也明白,对这部影片结尾的任何改动都可能坠入滥俗的套路。可是,在他的浪漫想象中,这套猫鼠游戏应该有许多种玩法。按说猫鼠游戏的审美期待应该是一场弱者的狂欢,如果压轴的只是猫捉老鼠的戏份,这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呢?

︱2︱ 小时候,他家隔壁住着一户无锡人。那家男主人姓孟,人长得高大肥硕,是疗养院的炊事员。女主人瘦瘦小小,也在疗养院干活,做洗熨工,每天要洗大量的床单被套(机器不够,主要靠人工搓洗)。她上班摁着搓板洗了八小时,回家还得接着洗,因为她有七个孩子,还有一个老娘,每天都有一大堆脏衣服。两只手长年累月泡在皂液里刺激得皮肤通红,手指关节格外粗大。

有时他听母亲嘀咕:这户姓孟的人家日子怎么过哟,两口子挣那点钱要养活十口之家。其实,人家自有人家的过法。孟师傅上下班都带一个很大的搪瓷茶缸,出门是空的,回来却沉甸甸的须用两手捧着——里面满是从食堂带回的菜肴。楼上俞嫂碰上回来的孟师傅,说着话伸手揭开人家的茶缸盖,拣一块熏鱼或是素鸡塞嘴里了。食堂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当天的剩菜都分给炊事员带回家去。正是靠着这茶缸里的“福利”,孟家老少好歹度过了60年代初的艰难岁月,他们的七个孩子都养得好好的。后来说起这事情,母亲大发感慨:大旱三年饿不死厨子!

孟师傅下班都很晚(食堂关门后才能走人),老婆先到家,做上饭等他把菜带回来。疗养院坐落在山上,走到家属区差不多有二里路,孟师傅捧着茶缸踱着方步一路走来,嘴里哼着锡剧小调。孟家的七个孩子早已远远迎出去了,老二是男孩,总是跑在最前边,迎到父亲又马上折返,把消息传给后边的老三——“爹爹回来哩!”老三再回跑告诉老四——“爹爹回来哩!”大姐带着下边三个萝卜头在大院门口延颈鹄望,见到父亲身影便是一阵欢呼雀跃。最后,一帮孩子簇拥着老爸浩浩荡荡涌进楼道,一起扯开嗓子向母亲报告——“爹爹回来哩!”无锡人说“爹爹”,不是diedie,而是diadia,那语调真是有点嗲嗲的。

孟师傅在家什么活儿都不用干,回来就像文化人似的坐到破藤椅里看报纸(报纸是向邻居借的),他老婆在水槽上呼哧呼哧洗衣服。夏天把藤椅搬到室外,趁天光未暗先把报纸看完,然后拍打叮在腿上的蚊子。然后唱一段《珍珠塔》:“真所谓芥菜籽肚肠量气小,势利母亲偏偏养着小气女衩裙……”暮色里一帮孩子围着藤椅追逐嬉戏,真是其乐融融。

︱3︱ 博尔赫斯有两篇小说都是以“等待”为主题,一篇题目就叫《等待》,另一篇是《阿韦利诺•阿雷东多》。两篇故事自是不同,倒也相映成趣。前者是主人公蛰居某处,等待着仇人死去;后者主人公也蛰居某处,等待着刺杀一位大人物。等待的过程是两篇小说的核心部分,最后都有一个凶杀的结尾:一者是主人公的仇家找上门来把他给做了,一者是主人公在规定的日子找到目标一枪得手。不过——他觉得这儿要强调一下——等待跟等待也不一样。

在《等待》中,维拉里先生(其实是冒用仇人的姓氏)的幽居遥遥无期,要等到报上登出真正的维拉里先生的讣告才能解除自我禁闭。相反,《阿韦利诺•阿雷东多》的主人公有一个明确的蛰伏期限,8月25日上午。那天是乌拉圭的国庆日,总统要去马特里兹广场的教堂做感恩礼拜,阿雷东多选定这机会下手。一者被动,一者主动,相形成趣。猎物和猎手的定位就是不同。

维拉里在漫长的等待中,剔除了“过去”和“将来”,时间只有“现在”。结果他把自己打入了“现在”的地狱之中。他总是跟院子里那条老狼狗交谈,用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记忆中残存的乡村方言跟狗说话。偶尔也上街,去电影院,也去过牙医诊所。他在书柜里找到一本《神曲》,试图感受一下但丁描绘的地狱里的境况。博尔赫斯还写了主人公那些纠缠不清的梦魇,在梦中与枪手交火。

阿雷东多有时也光顾咖啡馆和杂货铺,闲得发慌的时候会有意识地控制自己。博尔赫斯将这一人物的等待过程写得更为细腻。他跟自己下棋,打扫房间,翻阅《圣经》,跟女佣聊天,海阔天空地回想着在沟堑纵横的田野上放风筝的情形。他会忍耐,就像中国人说“忍”字心头一把刀,他并不时时惦着“扬眉剑出鞘”的时刻。他在屋顶平台上听着淅沥淅沥的雨声,把目标“悬置”(epochē)在意念之外。其实,一开始他忍不住要数着日子——“他拨停了钟,以免老是去看,但每晚听到黑暗中传来的午夜钟声时,他撕掉一张日历,心想:又少了一天。”后来,他就渐渐进入了“没有时间概念”的浑然之境。

维拉里总想抹去时间的痕迹——“他隐约觉得过去是构成时间的物质,因此时间很快就变成过去。”阿雷东多呢,是将“现在”嵌入了无限之中。

“现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他想起王安忆的《遍地枭雄》。那本书里,时间只是压缩在“现在”。劫车团伙的头儿大王说,“现在”的意义就是“度过”。

︱4︱ 山脚下有几幢中西合璧的屋宅,由几条上下蜿蜒的青石小径连在一起,那是疗养院的一个分部。有一阵他母亲在那儿的财务室做出纳,那时他读小学三年级。他放学后常去那儿玩,古木参天的院落显得有些幽深可怖。秋天,高大的栗树上挂满了带毛刺的果球,毛壳会慢慢裂开,起风时候就听见栗子啪啪啪地砸在石径上。听母亲说,过去这是国民党大官王正廷的别墅。后来他知道,王正廷当过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传达室的老韩从前就是给王家看宅护院的,那慈眉善目的老头总是独自摆扑克牌。主人走了,他一直守着这房子,疗养院接收这儿时把他给收留了。财务室前边是医务室,空闲时女人们都蹿到那儿聊天,有时说到老韩和他家人的事儿,说是老韩的老婆很有来历。听见外边啪啪啪的响声,大家都跑出去捡栗子,老韩从来不去捡。

冬天,老韩捧着铜火熜坐在传达室外边晒太阳,嘴里喃喃自语说些什么谁都听不懂,嘟囔够了就慢慢响起一长一短的鼾声。他蹑手蹑脚走过去,想用草棍拨弄那对翕动的鼻孔,老头嗖地一个鹞子翻身,把他按到水泥拉毛墙面上……。

︱5︱ “寻找”或许是一个更有吸引力的主题,他知道这里边至少有悬念,有推进过程。这是通俗小说常用的套路。其实,有些纯文学作家也喜欢布设这种情节链,甚至也会来点悬疑手法。譬如,索尔•贝娄的名篇《寻找格林先生》和《贡萨加诗稿》都是这样奔着某个目标而去——前者寻找某个居无定所的小人物,后者寻找传说中的一部佚稿。尽管,找到后来往往是一无所获,但“寻找”作为主体在场(presence)的动作标识,本身就是先于其他一切事物的存在。一无所获并非毫无结果,学者们看来,那很可能是一种有趣的解构,是小说家挑战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绝招。

不过在通俗作家那儿,“寻找”总是在知识万花筒里变幻路径。如今大红大紫的丹•布朗就很会玩这一套,很善于隐匿“寻找”的目标。在早先的《达芬奇密码》和新近的《失落的秘符》中,都是藉由某种密码或是古代的铭文、表记设置种种迷雾,故事每推进一步都要借助密码学、语源学或是涉及古代宗教的什么学问去抽丝剥茧,找到游戏通关的密钥。这些林林总总的知识背景恰恰构成了“逻各斯”的气场。作为哈佛大学的密码学专家的主人公,其实只是一种炫耀学问的身份符号。这事情当然不怕炫耀不怕卖弄,公众崇拜的就是知识精英的话语权力。

他看出,丹•布朗似乎又想超越“逻各斯”的目标,无论是寻找圣杯或是寻找所谓“古代奥义”,最终都是一个多少具有颠覆性的结果。兰登教授找到的圣杯并不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使用的那只杯子,而是一种符号,一个隐喻,实际上是指基督教的女性传承谱系。而所谓“古代奥义”,找到后来竟是《圣经》,甚至还包容了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和佛教等其他宗教典籍的“大道真言”。他记不得哪部中国武侠小说中,江湖上各派都在寻找一部传说中的武功秘籍,结果最后找到的是“仁义”二字。真是大象无形,大道无术。从所谓政治正确到拟象和谐社会,从共济会的“万教归一”到儒家社会主义,而今这“东方智慧”早已跟后现代的“捣浆糊”搅成了一团。

在《失落的秘符》中,兰登教授在国会大厦地下室找到的那座小金字塔是一个关键物件,正是那上面的密码指引着通向“古代奥义”的路径。他在想,如果一层层密码破译下去,闯过一关又一关,而最后那组图符指向的目标正是带有初始密码的小金字塔,那就有趣了。回到原点——世界上许多事情不都是这样吗?

︱6︱ 对面山丘上是疗养院另外一个分部,他也常去那儿玩。东墙外边的山崖上有一座坟,藏在荒草和荆棘丛中,墓碑上的字迹被青苔遮掩了,他从未注意墓主是谁。那时周围山丘上坟头很多,他很早就熟悉了什么“先考、先妣”的字样。不过,那座坟墓比一般的要气派,虽然不大,却有石砌的马蹄形围圈,墓碑前还有一个长条石供桌。那儿没什么好玩的,只是有野草莓,还有一种叫做乌米饭的野果子,他们隔一阵就去那儿扫荡一遍,吃得满嘴发紫。

1966年7月的某一天,那座坟墓被挖开了。疗养院里成立了“红卫兵”(机关事业单位的群众组织起初也叫“红卫兵”),开始折腾“破四旧”的事儿,一出手就砸到那座坟头上了。这时他才知道那是蒋介石的笔杆子陈布雷的坟,许多大人也才听说“蒋介石早在我们身边布下了一颗地雷”。疗养院家属区里人们奔走相告,老老少少都跑去看热闹。许多年后,他从鲁迅书里看到“看客”一词,脑子里马上出现那个人头攒动的场面。当然,他也是“看客”之一,看着大人们在那儿刨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小小的山崖上足有几百人在围观,还有敲锣打鼓的。他赶到那儿时,坟头已经铲平了,院里的几个医生和司机轮流挥动铁镐大锤,费力地凿开墓穴的青膏泥封护层。下边的棺木早已烂了(其实那墓还不到二十年),撬开棺盖没费什么事儿。那功夫全场敛息屏声,彷佛都在期待着什么。他挤到前边看得真切,棺木里除了尸骨只是一些腐烂的织物,空空荡荡的。领头的一位医生跳进棺内四下摸索,终于找到一样东西:一支自来水笔。揩去泥垢,这笔还几乎完好。拔出笔套,有人认出是派克金笔。

“看客”们失望地散去。因为没有金银珠宝,也没找到“地雷”什么的。

︱7︱ 那年春天,他妻子去利兹大学参加哈罗德•品特的研讨会,硬把他也拽去了。他不懂英语,坐在那儿很无聊,却又不敢独自上街。不过也有收获,三天会议期间看了品特的两出独幕剧。主办者请来了品特的老朋友亨利•沃尔夫,《独白》就纯粹是这表演大师个人的炫技。在《房间》一剧中,沃尔夫扮演房东基德,其他演员都是利兹大学戏剧工作室的学生。演出的小剧场顶多百十个座位,观剧时座中鸦雀无声,他听不懂台词也不敢问身旁的妻子。《房间》一开场就呈现一个家庭场景,罗斯在那儿絮絮叨叨,说了好长一阵台词。伯特却一声不吭,只顾看报吃早餐,这人是个闷葫芦。他忽然有些莫名其妙的恐惧,那完全是一种直觉,好像场外有什么东西要吞噬这个房间。随着基德出场愈发有些神秘兮兮的意思,又来了一对吵吵嚷嚷的小两口(不像是一般荒诞剧中的入侵者,可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从头到尾,每一个情景都让人惴惴不安。好像随时都可能发生什么事儿,他知道更多的故事不在这房间里边,黑人赖利来找罗斯似乎又带来了不祥的信号。

戏剧场景里有许多日常生活的谜团,故事之外的故事往往无从解读。有一天,他走过一座过街天桥,擦肩而过的一个女孩冲着手机嚷嚷——“你这叫什么事儿!”说着就把手机扔到桥下去了。什么事儿?没人知道。

︱8︱ 终于有一天,孟师傅不再捧着茶缸回家了。楼道里依然传来“爹爹回来哩”的叫喊,却少了往日的欢声笑语。1965年初,“四清”运动已经从农村搞到城市,干部职工的“多吃多占”成了打击目标,食堂不敢让员工把剩菜带回家了。

按那时上纲上线的思路,“多吃多占”不啻就是贪污盗窃。疗养院里每个职工都要自查,这种人人过关的事儿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将会有许多亲身经历,那时候他只是隐约觉出母亲的焦虑。他父亲在疗养院做总务科长,有大量机会接触公家财物,科里的一个副科长已被揭发有“贪污”行为,这事情让母亲心生警觉。每天晚饭后,父亲进了里屋,靠在床头拉京胡。母亲收拾好碗筷也进去了。兴致盎然的西皮流水辄然而止,门缝里透出母亲的唠叨。父亲一向少言寡语,从不跟母亲争吵。耳边的聒聒不休似乎并不惊扰那份自闭的心境,有时会不咸不淡地甩出一句:“你有完没完?”然后,京胡又咿咿呀呀响起,拉着拉着还要唱上两句:“你若是说不清来道不明,要想开城万不能……”

他还不懂大人世界里的许多事情,或者说许多事情他还不想弄懂。可是,追问与缄默毕竟造成了一种让人忐忑不安的气氛。有一次母亲又在盘问一桩什么事儿,沉默良久的父亲总算开口了:“你有完没完,是我贪污的行了吧?”这话透过门缝钻到耳中,他顿时就懵了。他竟听不出那是一句反话,心里很害怕,总担心着会发生什么事情。

︱9︱ 他很喜欢卡森•麦卡勒斯的《心是孤独的猎手》。毕竟是女作家的手笔,女孩米克写得太有女孩味儿了,而聋哑人辛格又是那么仁爱那么静如止水那么酷得不可思议,以至许多人以为那是一本凄惋的小资读物。其实,书中那些若即若离的人物关系,那些若隐若现的情感触须,早已逾出私人话语的边际。可是公众的兴奋点又在哪里呢?人心疏离自是公共话语的缺失。随着故事零零散散地拓开叙述视角,他发现书里每个人都是一个隐秘的世界,似乎谁也搞不懂谁。

孤独的声音并不只是内心的喟叹。他掩卷沉思,这当儿他往往会想象着自己在镜子里的模样。如果说,孤独出于上帝的漠视,那就不妨更多表现为无处不在的忿争和街头呐喊。贫困的焦虑,成长的困扰,种族与阶级矛盾……这些都在麦卡勒斯笔下一古脑儿倾泻出来。她写深怀使命感的黑人医生考普兰德,如何为黑人民权事业奔走呼告,为同胞的苦难捶胸顿足;她写工运分子杰克,揣着马克思的书四处流浪,喝一口葡萄酒都琢磨着酒滴中的剩余价值;还有咖啡馆老板比夫,一个庸庸碌碌而颇具江湖道义的怪人,每日里都在打探天底下的大事小事。

比夫暗恋着女孩米克,而米克钟情于哑巴辛格,辛格的心思却在另一个哑巴安东尼帕罗斯身上。全都是一种错位关系。工运活动家与黑人领袖也没能谈到一起,辛格一死,人们之间的纽带就消失了。辛格算是一个象征,意味着诉说与倾听的虚妄。

︱10︱ 其实,那些年父亲一直在跟泥土打交道——起初是伺弄花草,后来干脆种菜了。总务科下边管着一处花圃,那些花卉用于疗养院各处厅堂装饰,不知什么原因父亲就整天耗在那儿。后来听母亲说,老头子受院长排挤,只能去坐冷板凳。他不太相信这说法。父亲虽倔,本性却是与世无争,做花匠做菜农至少有他喜欢做的成分,至少不是人家把他撵出办公室的。也许真的是不喜欢坐在那儿,他识字不多(勉强能看报纸),坐在写字台后边能干什么呢?父亲年轻时就是农民。

花圃有一个玻璃暖房,他很喜欢去那儿玩,里边的奇花异木让他长了许多见识。后来暖房成了培育食用菌的场地,仙人掌、龟背竹和各种盆景都没了。那已是困难时期,许多单位都搞起了“小开荒”的生产自救,这现成的花圃就成了院里的蔬菜基地。那儿原来有一亩半地,又在荒坡上开出了一亩。种菜的人手只是父亲和一个花匠,所以那几年他每天放学后都被叫去干活。担粪、浇水、培土、除虫……给番茄整枝打顶,给豇豆豌豆搭架引蔓,这些活儿他都干过。他看着父亲用竹篾编畚箕有些惊讶,那双结满硬茧的大手居然很灵巧,花圃里许多竹木农具都是父亲自己做的。在齐齐整整的苗床和菜畦之间,父亲荷担挥锄的身影给他留下了日后的记忆——除去“文革”中关了两年牛棚,老头子人生最后十年都是在那儿度过的。困难时期过去后,院里不再需要这个菜园子了(它规模太小),可是那年头还不能恢复花圃(花花草草是资产阶级情调),父亲依然在那儿种菜。

父亲带他干活从来没有“言传”,自己怎么做就让他跟着怎么做。只是有一次,他俩在地头歇息,父亲不知怎么来了兴致——“教你做样东西。”说着从旁边树上掰下一根新抽的枝条,剥开树皮做了一只吹哨,还用那玩意儿吹了一段“小白菜呀地里黄”的曲调。他觉得简直太神奇了。父亲费了口舌教他的事情唯有这一件,可惜他没学会。树皮太嫩了,沾手就破。

︱11︱ “约翰坐在那个阴郁小屋的游廊上编制着诗歌!他头上戴着贝雷帽,毫无疑问,肘边还摆着一杯酒。一群混血种小孩簇拥在他周围,不停地纠缠他。Wat maak oom? — Nee, oom maak gedigte.Op sy ou ramkiekie maak oom gedigte. Die wereld is ons woning nie…[先生在干什么?——先生在做诗。先生弹着破班卓琴做诗。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呆的地方……]” 这是库切的自传体小说《夏日》中的一个场景——不是写实的场景,是库切的表姐玛戈特想象中的一幕。圣诞节库切家族在农庄聚会期间,库切开车带表姐去了荒凉的默韦维尔镇,打算要在那儿买房(那儿房价便宜),作为安置父亲和自己度假的地儿。在玛戈特看来,这个只会写诗的表弟真是满脑子的想入非非和不负责任。

一个辛酸的笑料。他在打印纸上写道。这种辛酸的笑料在那本书里还有很多。1970年代初,正是库切人生最黯淡的岁月,年迈的父亲正在成为一种负担,而自己的事业尚在艰难起步。他意识到,库切父亲的既是一个真实形象,也是一个隐喻。老库切由于年轻时犯下的一个错误,此后永远成了一个失败的男人,就像当时的南非一样让人绝望。也许反过来说,国家也是父亲的隐喻。库切坦率地对玛戈特表示,“我在这个从来就无法融入的国家能有什么未来?也许索性来一个干干净净的分手还更好些”。

一个失败的老爹,一个失败的国家。这就是库切面对的无奈之局。这个三十出头的男人跟老爹“蜗居”一处,自己未能独立就要背负起历史的包袱,想来是令人忧心的一幕。库切在《凶年纪事》中写道:“我们生而就有归属,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是臣民。”这是就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而言,至于儿子与父亲的关系也几乎是同样——由出生给定的身份具有不可选择的强制性。库切的文字里尽管有一种思忖的节制,无奈的语调中依然透着愤懑之忾。因为一切都是被动地承受,被臣民,被儿子,被历史化了……

他不由哑然失笑,怎么弄出这么别扭的字眼。这年头,无处不在的被动语态倒成了汉语发展趋势了。

︱12︱ 疗养院宿舍区建成之前,他家在一处破败的平房里住过一阵。隔壁是一户姓龚的绍兴人,男的是水电工,女的好像是家庭妇女。龚家也有一大堆孩子,他只记得老大是男孩,叫月月,听上去像女孩名字。月月比他大三岁,他们成天混在一起。后来搬进家属新村,两家不在一幢楼里,他还跟着月月玩,许多孩子都跟在月月屁股后头。其实月月绝非人才出众,倒像是有些弱智,说话大舌头,脑袋上还生着瘌痢疮。之所以成为孩子王,主要是会玩耍,玩起来很疯,能玩出各种冒险的绝活儿。

现在说来都是“极限运动”。月月带着他们从大铁桥上往几十米落差的水里跳——没有什么跳水姿势,只是“插蜡烛”那样把身子插入水中。月月喜欢从高处降落的感觉,譬如团紧身子从坡上往下滚,看谁先滚到下边。还有玩跳伞,那回月月就从自家三楼窗台上往下跳。用的是普通油布伞,别人都不敢,只见月月高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握着伞柄纵身而下。那伞到底不管用,半空中就翻成喇叭状,着地时摔得吱哇乱叫。

江边有棵两三人合抱的银杏树,直溜溜足有三四层楼房高,月月问谁能爬上去,没人吱声。仰面看去,树冠以下几乎没有枝杈。月月噌噌噌地爬上去,就像一只壁虎在墙上蹿动,很快钻入浓荫之中。听得树巅上呜哩哇啦传来《国际歌》,地上的孩子齐声喝彩,一个劲儿欢呼。可是老半天不见人下来,原来是下不来了。月月在树上开始大哭大喊,下边的孩子一哄而散。后来有人喊来月月的父亲,不知用什么办法才把他弄下来。他知道,月月回去免不了一通暴扁,龚师傅最头痛这儿子顽皮,读书不好。

龚师傅解放前曾在上海学手艺,说一口绍兴腔很重的上海话,虽说大字不识几个,嘴里时不时会蹦出几个洋词儿。比如,阀门叫“万儿”(valve ),开关叫“斯威兹”(switch)。毕竟走过大码头,这人见识很广,知道要让儿子学文化而不是学手艺。这是一个未能遂心的愿望,结果儿子小学都没能毕业,也没学任何手艺。月月脑子好像是有点不够用,可是跑进山林野地里,知道的比谁都多。月月嗡声嗡气地跟他说,他最恨他父亲,一边哀叹自己命苦。现在想来有些奇怪,月月竟会用一些夸张的情感字眼。他会说心都碎了。他要反抗,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月月的反抗就是不读书。有时他想:月月究竟是脑子不够用,还是人们常说的“一根筋”?

泅水,摸鱼,攀岩,爬树,采野果子……这些都是月月教会他的,在家庭之外,可以说月月是他人生的第一个启蒙者。他还记得最初的一次,月月带他去砍野苋菜,那菜梗有胳膊那么粗,比他们人还高。长满尖刺的野苋菜看上去威风凛凛,有点像是荒漠中的仙人掌,这在他记忆中成了指向不明的符号。月月母亲把苋菜梗洗切后放在缸里腌渍,那是龚家每日餐桌上的主菜。那时他们还住平房,腌菜缸就搁在两家后窗下,数日后缸里蠕动着一片蛆虫,他看见龚家女人拿着舀水的木杓细心地把蛆虫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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