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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的指引 ——2009年国产电视剧三人谈

内心的指引

——2009年国产电视剧三人谈

汪广松:我这次来算是游学,昨天学习了,今日无事,听说你们两个书呆子最近迷上了国产电视剧,这倒新鲜。恰好我今年也看过几部,我们不妨就此闲聊一番。

高颢浩:说到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以下简称《团长》)是我今年看过的最好的国产剧,并深受感动。此剧的市场反应颇有些高开低走的味道。年初第一轮播出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三大卫视抢播的混战,但热闹没多久,它忽然遭到了自上而下非常一致、非常奇怪的冷遇,并在年末的诸多奖项上颗粒无收。

黄德海:据说观众对这部电视剧也是褒贬不一,有人很喜欢,有人压根儿就厌恶,有人开始看不下去,后来看进去了又觉得非常好。相比起来,《潜伏》的口碑要好得多,从大学教授到商场白领,凡聚饮处皆有人谈论。

汪广松:说到《团长》和《潜伏》,我就想到今年类似题材的另一部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以下简称《人间》),落脚在黄埔军校,大开大阖,好像也轰动一时。

高颢浩:我们就从这三部电视剧开始谈如何?

一、三部电视剧和我们的时代

黄德海:一部作品来到世上,它的命运如何,并非其自身可以决定,不过,我觉得我们可以暂时不去揣测外在看不清的波谲云诡,先把注意力放在作品本身。

高颢浩:我对《团长》的评断,正是对其作为电视剧本身的评断。对这个剧,网上有些批评,是站在电视剧专业编剧的角度上的,他们觉得,在做一个电视剧的时候,应该先设定类型,战争片、喜剧片、爱情片等,再在这个类型里评断好坏高低。但是,他们觉得《团长》没法类型化,因此就批评说:这不像个电视剧。可是,现在没有人会这么要求小说吧。另外,《团长》最受人诟病的地方,是中间部分的冗长。当龙文章带着残存的炮灰们从缅甸归来,当虞啸卿的部队在禅达和对岸南天门的日军隔河对峙,到底何时打到对岸去,怎么打,就成为故事的焦点。但这个焦点,愣生生延宕了好多集,失焦了。从坏的方面讲,这似乎是导演恶意注水,为了多卖几集拷贝的钱——首播一集据说达到一百万的天价呢。略微拖沓一下,说点废话就多一百万,这当然是巨大的诱惑。

黄德海:经济效益是巨大的诱惑,但也是拍出好电视剧的保障。写作,可以在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下进行,但在目前的形势下要拍电视,必须有相对较丰裕的经济保障,那才可能获得相对的创作自由。

高颢浩:经济导致的外在自由与否是一方面,但还有另一方面,也就是艺术创作的内在自由。我倒是觉得,《团长》中存在的冗长、延宕,似乎与20世纪小说美学的发展相通,从追求故事的精彩,到塑造典型人物,再到抛开束缚之后的更为广阔和自由的描述,《团长》似乎横跨了小说美学发展的诸多阶段。概而言之,我从《团长》这里看到一种和现代小说相似的艺术自由性,这种自由性是否也会让电视剧朝一种更为成熟的艺术形式迈进呢?

黄德海:这让我想到了伊恩•瓦特那本著名的《小说的兴起》。小说的兴起,跟文学本身的发展有关,但很重要的是,工业革命以后,因为绝大多数生活必需品都由机器制造,这使得女仆、家庭主妇等从繁琐冗长的家庭劳作中解脱出来,她们的闲暇大量增加,那么,如何打发时间?就这样,可以消闲的小说(novel)应运而生了。电视剧对于我们时代的意义,是不是有点像小说之于18世纪?小说的兴起跟当时的社会状况,跟人们当时的闲暇状态有关,电视剧的兴起和引起关注,是不是跟我们现在的闲暇状态有关?

汪广松:现在电视剧之于我们的生活,有点像年轻时小说之于我们的生活。如果说在我们此前的习俗教养中,小说占了很大的比重的话,那么现在电视剧和动漫等就反映了不同人群的日常教养水准。这个日常教养的水平,决定了一个时期社会平均思想的高度。如今,电视剧这个新兴的媒体方式,因为强大的经济诱因,其实也吸引了相当一部分有天赋的创作者加入,他们的思想高度到了什么程度,被接受到什么程度,客观上也意味着我们社会平均思想的高度。

黄德海:起码,今天的电视剧分有了1980年代我们曾给予文学的热情。最近这些年大家对当代文学的态度,多持悲观,觉得文学衰退了,其实或许不是衰退,只是转向。原先文学中虚构、想象和思考的热情,如今部分被投入电视剧、动漫等新的艺术样式中了。其实每个时代真正具备文化禀赋的人,大约都会通过两种途径进入另外一个灵魂序列,一种是阅读“伟大的书”,薪传一类心灵的珍贵和王气;一种是“预流”新的艺术样式,点燃某种新的可能。

高颢浩:等等,你刚刚说——“预流”?

黄德海:这词源自陈寅恪的《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我们把这个词挪用到艺术上,是指那些对艺术有着独特判断的创作者,会在时代的潮汐中创制属于自己、也属于这个时代的艺术形式。

高颢浩:既然说到预流,我就想到,现在已经是2009年底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这十年的学术潮流走向,慢慢也会清晰起来,那么,有人已经预流了吗?另外,2009年又是思想解放三十周年,从三十年为一世的角度来看,这一世的整体思想文化潮流又是如何?我们有没有可能把2009年出现的《团长》、《潜伏》和《人间》这三部电视剧,放在这样一个辞旧迎新的门槛上来观察?不知你们注意了没有,这三部电视剧涉及的基本是同一段历史时期,而导演们各自的讲述,却又多少和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有点差距。

汪广松:这让我想到了王夫之的一句话,“韵意不容双转”。无论是《潜伏》里的李涯,还是《人间》里的杨立人,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认为他们是特务。虽然我们成人后也慢慢认识到特务是个中性词,但问题在于,一旦导演把这些“特务们”往品质好的方向塑造,哪怕是真实的,我在情感上还是不能接受。《团长》也是如此,虽然我意识到《团长》中对某部分人的塑造可能较此前的作品更全面一些,但潜意识里还是有些抗拒。

黄德海:这说明了我们历史教育的成功。《人间》的导演,就是《走向共和》的导演,“走向共和”是孙中山的话,“人间正道是沧桑”是毛泽东的诗句,从这大约可以看出导演的野心。《走向共和》之所以风传一时,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在其对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等历史人物的“还原”上。《人间》的定位和《走向共和》一脉相承,重心在历史上,和我们当下的境况联系相对较弱。《潜伏》的好处,在它能和我们的现在息息相关,这个讲历史的片子诱发了对当下办公室政治的热议,不是偶然的。而我之所以对《团长》更感兴趣,就因为它既不是为了反映现在,也不是为了复原历史,而是沿着自己内心的某种要求来进行的,换句话说,这部电视剧有可能是面向未来的。

高颢浩:还原历史,这个态度本身没错,拥有过去才有未来。但还原历史的悖论在于永远无法真实的还原,还原的过程总是另一种扭曲。

汪广松:我倒认为,所有对于历史的还原,最终是争取对历史的解释权。重要的不是还原出什么,而是看谁来还原,为什么这么还原。这三部片子,对历史的还原是不一样的。

高颢浩:《人间》一剧,无论是其中的美学观,譬如家和国的呼应,个人成长和大时代的对应等等,还是其中的精神志向,我们都可以看到导演受1980年代思想影响的浓重痕迹。

黄德海:我们必须明确一点,所谓的1980年代的思想,包括我们的主流教育赋予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人间》的导演展现出来的某种“独特”,正表明我们的教育也哺乳出了自己的思想“逆子”。如果可以深入推测《人间》的内在理路,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个理路正是1980年代启蒙思想的一个流向。这个流向因其对主流思想的反叛,从而或多或少带有“主流”的影子。

汪广松:我觉得,这个流向的根源是某种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与我们的主流思想合流,共同主导了那个时代的思想流向,并形成了我情感和理智分歧的一个内在原因。对这种理想主义,一些人仍念念不忘,更多的人已将之抛弃,因此《人间》在反响上就毁誉参半。

高颢浩:前阵子我看到有学者用犬儒主义来概括1990年代的思想走向,主要是“吃饭哲学”,那种“活着就是一切”的精神,从《活着》的成功到王朔的走红,再到《潜伏》中余则成所说的“我信仰生活”。似乎可以说,《潜伏》之所以能在当下获得如此巨大的共鸣,正是1990年代的主流思想一点点在民众间生根发芽并在当下开花结果的产物。

黄德海:如果我们把1980年代看成理想主义占主流的时期,那么1990年代的思想状况是不是可以看成“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转向。1980年代萌芽的“主体”意识逐渐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被吸收和改造,并逐渐遗忘了这一问题提出时的时代针对性,从而变成了老高提到的那种“犬儒主义”。

汪广松:每一种思想,从萌芽到开花结果再到落地生根,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如果只观察思想史,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当下大受欢迎的《潜伏》竟会是1990年代思想的一种变化形式。1990年代的思想之花其实是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更是蔚为大观,因此《潜伏》大受欢迎也就不足为奇了。

高颢浩:那么《团长》呢,它既有1990年代的面影,也有1980年代的印痕,但它的独特是不是因为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思想的产物呢?假如这个想法能成立,那么,这三部在2009年同时出现的电视剧,恰恰象征了过去这三个十年各自不同的思想之路,它们同时存在于这一刻,过去,现在,和未来。

汪广松:这可以解释《团长》为什么受冷落了,因为这种思想目前还只在少数人中间传播。但这三个电视剧与三个时代的一一对应太精巧了,以致我有些难以相信。

黄德海:思想对人和现实世界的影响总是曲折而隐蔽的,或许要等到开花结果的时候,人们才朦胧看得出其间的密流,我们不必急着下结论。倒是21世纪开头这几年思想界出现的更新迹象值得我们好好注意。这个更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向,一个是对西方经典的重新认识,一个是对我们自己典籍的识别。这两个方向一隐一显,在某些地方也会重合。

汪广松:对西方经典的重新认识和对我们自己典籍的识别,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认识”我们“自己”。对西方经典的重新认识,正是我们认识自己的一种方式,当我们自身文化的发展已呈疲态的时候,有志之士只好参与世界循环,在认识西方的同时认识自身,从而把双方精彩的东西通过竞争展示出来。

黄德海:在讨论思想影响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注意一个问题——某些艺术的高度和强度可以与思想的传播无关,如果可以说得坚决一点,我想说,真正优秀的艺术其实与这个时代的优秀思想头脑一起,参与了我们时代的文化创制。而这种创制,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超前的,这同样也是这类作品通常得不到广泛认同的原因。

高颢浩:看来,现在我们的话题必须集中在《团长》上了,因为在这三部电视剧中,大概只有《团长》体现了这种超前。

二、炮灰……还是精锐

汪广松:要谈《团长》一剧的超前,需要先深入探讨“这一个”(this one)电视剧。

高颢浩:我们是不是先挑几个“炮灰”分析一下?

黄德海:好啊。你对其中哪位比较有兴趣?

高颢浩:对郝兽医这个人,我很感兴趣。他是个兽医,后来成为正式的医护兵,但他又关注人的灵魂。他总说,魂丢了,他意识到这些人的魂没了。那么,这里有三个东西,兽性,肉身,以及灵魂。

汪广松:这三个东西可以合在一起。孟烦了说过,他们躯壳里盛装的是一颗野兽的灵魂。兽医倒也名符其实。

高颢浩:这个医护兵的角色设置,我猜是受到了西方影视剧的启发,比如斯皮尔伯格那两部关于硫磺岛战役的电影,《父辈的旗帜》和《硫磺岛家书》,还有美剧《兄弟连》等,这些片子里边经常会出现一个镜头,就是士兵在战场上不停地呼唤doctor,然后医护兵不停地冲到那个地方去救人。在西方影视里医护兵似乎是个很重要的角色,但《团长》里的郝兽医又有不同。剧中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就是兽医看到一个日本娃娃兵中弹了,他爬到前头后又折回来,告诉那个伤兵捂住伤口,等他们的人来救。这个人道主义就有点特别了,很西化,也很中国化。

汪广松:兽医实际上没有救活几个人,大多数时候他是守候在伤兵跟前,握住一双垂死的手。孟烦了说,兽医的手,是他们死时很愿意握的手。这双手,握住了生与死,在阴阳两界中间。郝兽医是边缘人。

黄德海:龙文章不大理郝兽医,孟烦了也呲他,迷龙更是看不起他,正像孟烦了说的,郝兽医是个“活着不多,死了不少的破老头”。郝兽医的身份,也许借鉴了西方电影中的医护兵,但我觉得,郝兽医这个人物设置骨子里可能更是我们自己创作传统中的。比如,在传统作品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两种人,一种不是非常特别,但某些时候没有他,大家就乱了方寸。这个人大多情况下是个老者,有点胖,睡觉爱打呼噜,碰到事情还躲,但在某些时候,这个人会起某种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会扭转整个局面。我现在想到的,是《七侠五义》中的北侠欧阳春。另一种是深藏不露,普通到大家都忽略了他,但一旦有某种必须的时刻,这个人又会出现,《天龙八部》中少林寺的扫地僧就是这样的角色。郝兽医这个形象还没这么丰厚,但在“炮灰团”心里,对郝兽医是不是自有一种珍重,这个珍重是不是在关键时刻会起作用?

高颢浩:郝兽医说他是伤心死的,他的死,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推动团长去打南天门。

黄德海:龙文章说,兽医是他最怕的一个人。有一个怕的人,其实是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看着他,有一个人懂他。电视剧中一直是孟烦了在牵制龙文章,他俩像一个人,孟烦了不松口,龙文章很难作最后的决定。而郝兽医的死给了孟烦了能量,给他一个突破,其实是郝兽医通过孟烦了,把攻打南天门这个事情决定了。

高颢浩:郝兽医临死前一直在找钥匙,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细节。《团长》的编剧兰晓龙是1980年代过来的人,那个时代有一首很有名的诗,《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郝兽医找钥匙是不是和这有关?

汪广松:这首诗当时很多人能背,现在看,至少在诗歌领域,比这首诗好的新作品实在太多了。可见,大量评论家喋喋不休的所谓文学衰退,或许只是个假象。并且,这首诗的力量跟《团长》相比,显得弱了。郝兽医死后,孟烦了开始疯狂地想念兽医式的软弱,并说郝兽医从不恶毒——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话。郝兽医升天了,升入阳光,到达阴暗如孟烦了永远无法到达的纯真之地,而那首诗原本打动我们的地方,或许也是这种纯真。

汪广松:说到纯真,我觉得迷龙也是另一种意义的纯真。迷龙是战争的受害者,但他也做黑市生意,发国难财。他捡了老婆孩子,用卑鄙的手段弄了一套红木家具,还死乞白赖住进财主的“豪宅”,活脱脱一个兵痞。孟烦了也疑心迷龙才是他们当中最聪明的人,是个人精。可是,一旦打仗,迷龙又毫不犹豫地上战场,虽然他是最眷恋生命的人。这个迷龙精力旺盛,阳气十足,你看他生来死去,嘻笑面对。孟烦了愿意和迷龙待在一起,就是想沾他的阳气吧。孟烦了当逃兵被抓回来,绑着,饿着,但偏要乐呵呵的。有趣的是,看守孟烦了的恰是两个浑人,一个是结巴,一个有点傻。这个就有游戏成分,《团长》中总是有游戏,包括敌我两军阵地前的“联欢”。

黄德海:两军阵前的“联欢”很有点像西方的狂欢,那一刻,他们既是演员,又是旁观者,既是敌对者,又是游戏的同伴。这个看似荒诞的游戏场景,既有压力暂时纾解后的猛烈释放,又有对残酷战争的反讽。

汪广松:他们给人取外号,比如“死啦死啦”,“丧门星”等,听着就晦气,但他们无碍。

高颢浩:迷龙,这个名字也有点意思,龙和迷,暗示了他是不可战胜的,他象征那种强悍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又是迷的,混沌的,不被约束的。说起来,团长也姓龙。

汪广松:这种力量也很残酷。迷龙是个机枪手,他的副射手是豆饼,机枪架子坏了以后,迷龙就让豆饼做架子。进军南天门,豆饼抱着机枪筒,受不了,反复叫迷龙哥,可迷龙不听他。豆饼最后死了,死于这种残酷。迷龙很内疚,但豆饼活着,还是会被当枪架子用。像豆饼,他快饿死那会儿,没人知道他的大号,大家根本就没记。别人还让他试吃野草,看看有没有毒,没人把他的命当回事,那些人还是他的战友。而对上峰来说,生命更只是战争的燃料,那些炮灰们,唯一的用处就是随时可以牺牲。人命究竟是什么东西?太平时代,人命关天;乱世当中,人命如同朝露,但这是时代共业,必须承担。抗战时期,中国落后于世界形势,所以有大量的淘汰,这是共业。当然,各人还有自己的别业,这些地方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没有人可以帮你,帮你反而不好,只能自己来。

高颢浩:很多人说,豆饼就是没有成功的许三多。许三多是虚幻的,他给凡人一个梦想,而豆饼是真实的。作为艺术,它会用一个夸张的方式来表现真实,这种真实性不仅表现在好的方面,还要表现在恶狠狠的方面。

汪广松:虚幻的许三多有其实实在在的指向,他走成了一条路,给尘世里的普通人一种希望。而《团长》中的每一个人,好像都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成,也没有一件事情做得像样,炮灰如此,精锐也如此,没有人能做成什么事,可事情就是这样做出来了。

高颢浩:《团长》里反复说到的炮灰和精锐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张力非常有看头。

汪广松:炮灰和精锐们的冲突可以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炮灰团团长龙文章和属于精锐的师长虞啸卿之间的冲突,其次是他们下属,炮灰们和精锐们。龙文章和虞啸卿有三次激烈的冲突,这三次,虞啸卿都准备枪毙龙文章,因为他握有枪毙人的权利,而龙文章只好妥协求生,但虞啸卿都没能让龙文章心服。虞啸卿才能有限,但有一个盲目的大志,就是这个大志遮敝了他,使他无明,唐基瞧准了他的弱点,说他不过是个把岳飞挂在嘴边的短视之徒,遭此严重打击,虞啸卿就认了。他这个姓也是有所喻意的,龙文章说他本来就姓愚。沙盘推演之后,则是他们手下的人开始冲突,主要有两次,第一次,精锐们欺负昏迷不醒的团长,第二次劫持小醉,都比较下作。实际上,精锐们在德性和智力上都未必比得上炮灰。精锐们衣冠楚楚,装备精良,炮灰们正好相反。可是,炮灰们并不庸俗,因为他们经历过美好事物。孟烦了自己有一个解释,说自己是炮灰团,那是自嘲,可谁要真把他们当做炮灰,那肯定不能接受。也就是说,别人可以看不起自己,但他们内心里看得起自己,尊重自己。

高颢浩:其实,把精锐的名分去掉,精锐就是炮灰。自称精锐的时候,已经是垃圾。没有精锐名分的炮灰,还是在做事情,那就是真正的精锐。

汪广松:《团长》最后把炮灰和精锐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团队去打南天门,但以炮灰团为主,这表明《团长》还是偏向炮灰。剧中有两个比喻。一个是精锐师长说的,把好苹果和烂苹果放在一起,都烂掉,所以他把炮灰团单独放着。另一个是炮灰团团长说的,如果一间房子,把所有不如意的地方都剔掉,那么房子就塌了。这里,龙文章的认识高于虞啸卿,他知道没有一尘不染的事,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但这并不妨碍他自己做得更好一点。这,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很有借鉴意义。

三、两个女人

高颢浩:说到日常生活,似乎总离不开女人。和《士兵突击》清一色的男人帮相比,这部相同班底打造的《团长》多了两个女人。两个奇怪的女人,上官戒慈和陈小醉,一个寡妇,一个妓女。

黄德海:小醉的身份,我觉得应该说得委婉一点。

汪广松:没错。我觉得她是干净的,我一直都没太注意到她门前的那块表示妓女身份的牌子。

高颢浩:我们不要回避“妓女”的问题。用“干净”这种词,就把问题简单化了,就像难受一样,你要面对这个难受,才能看清更多的东西。一个人可能会面对两种最极端的考验,一种是肉身的死亡,一种是灵魂的沉沦。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妓女”这个词残忍呢,是因为在中国传统里,女性的贞节,作为一种象征,有着与生命同等甚至高于生命的重量。

黄德海:委婉并不是回避问题,只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从事这份职业背后的乱世及其不得已,懂得小醉的艰难,用委婉来表达我们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小醉有点像《罪与罚》中的索尼娅。

高颢浩:索尼娅问题涉及灵魂,而在《团长》里,也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天平,一端是龙文章和炮灰团的命,一端是小醉的灵魂。我们在考量炮灰团面对生死的态度同时,怎样同时面对小醉遭遇的这种灵魂的毁灭抑或重生?我觉得在小醉这里,《团长》恰恰涉及一个关于灵魂变化的重大主题。

黄德海:怎么讲?

高颢浩:我们回顾一下“五四”以来文学中有关“堕入青楼”的主题,这个“堕入”与否的挣扎,在中国人看来,是关乎女性灵魂的挣扎,每每作为一个重大冲突来表现。然后再来看小醉,你就发现一种非常不一样的东西。她把它当做生活的一部分,到了这一步,挣扎也好,不挣扎也好,只好这么做,自然而然,并没有一个非常激烈的、作为戏剧冲突或者说反映主题的挣扎。我们再返观“五四”以来的文学,还有一个“妓女从良”的主题,那往往意味着一个重大变化,意味着灵魂更生,重新做人,也是要经历千难万险,但是在《团长》这里边,这样一个过程,同样被处理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剧在涉及一个女人成为妓女然后又企图从良这两个主题的时候,把以前文学传统中的隐喻也好,象征意义也好,全部破掉,当做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平静地接受下来。

汪广松:跟沈从文笔下的同类人物有没有区别?

黄德海:沈从文表彰她们了,这种表彰就是异样的表现,和老高这里所说的“平静的日常”不一样。

高颢浩:对小醉来讲,看似这么重大的问题,竟然就在日常生活消化了。

黄德海:她觉得孟烦了好,就跟他,不是用理智,而是用直觉思考。上官戒慈和小醉比,如果小醉是直觉的一面,上官戒慈就是理智的一面。上官戒慈把和迷龙的关系,和孟烦了父亲的关系,和其他“军爷”的关系,都处理得非常条理,其中有原则,也有让步和妥协。上官戒慈对龙文章的认识,是经过判断的。迷龙最后说孟烦了好,团长好,执意要回炮灰团去,上官戒慈也都摆过这些利害关系,她知道她控制不了迷龙这一方面。但小醉不是这样,她听从自己的直觉,更显得一往无前。孟烦了当逃兵被抓,小醉去送鸡蛋,那已经是她最后的家产了,但她就是要把鸡蛋送给孟烦了。对她来说,孟烦了偷了她的粉条也好,当逃兵也好,无论他是一个伟大抑或猥琐的男人,她都是这么看待他的,因为她有一种自然道德的判断。这种自然道德,这种直觉,确实是这部《团长》完全不能忽视的一个东西。说到这里,我想才能谈论小醉的“干净”。

高颢浩:你看小醉身上的这种力量,跟龙文章一直表现的力量,是不是有某种联系?一方面,龙文章一直在找东西,另一方面,小醉一直就这么做,从来不用找,就这么做,把外面的诸多现实判断啊,伦理困境啊,全都弃绝了……

黄德海:但这个弃绝却不是完全的,中间有基本的是非感。离开基本的是非感谈论弃绝,我们就无法把小醉区别于通常意义上的“坏人”。

汪广松:还有上官戒慈。如果说小醉是自然道德,那么上官戒慈就是社会道德,她同意嫁给迷龙,她对龙文章的认识,以及她最后同意迷龙回炮灰团,都是经过清醒的判断、都是摆过种种厉害关系的。然而,小醉和上官戒慈的选择最终却是一致的,龙文章和孟烦了的选择也是一致的,我自己都吃惊这种相似。

高颢浩:这正是这部片子要找的一个东西。前面两个方面的思考,包括对龙文章炮灰团的思考,对小醉和上官的思考,让我联想到一个词——死去活来。看上去是一个很挣扎的东西,但是,“死去活来”之后,它就是日常的,每天就是这么死去活来地过。对于炮灰团、龙文章、孟烦了他们,要反复挣扎才能过那个坎,但是对小醉来说,死去活来就是她每天的生活,如洗衣吃饭那么自然。而就在这里面,我们最后也许能找到中国的希望,找到一个魂。

四、“招魂”与“封神”

汪广松:说到魂,我觉得龙文章就是个招魂的角色,《团长》本来就是《国殇》,这个电视剧骨子里就是招魂。不过有趣的是,龙文章母亲说他干不了这行,因为没魂根,生气太重,不但不能让死人归乡,还搅得活人不得安宁。你看龙文章的所做所为,还真是这样。

高颢浩:形式上的招魂有三次,正式当了团长之后,他就不搞这一套形式了。他对虞啸卿说:“我在找我们丢掉的魂,找不回来,我们这一辈子,都不得安宁。”或者可以说,当团长以前的招魂是有形的,之后是无形的。

汪广松:虞啸卿问他:“你真信人有魂?”龙文章说不知道。鲁迅小说《祝福》中,祥林嫂也是这样一个问题,作品中的回答也是一个不知道。但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这个问题对人生都已经产生了作用。

黄德海:这个疑问永远存在,答案需要一代代人去探索,而人的行动才是主要的。鲁迅在小说中提出来的问题,用他自己的一生作了回答。

汪广松:龙文章以前是为死人招魂,以后是为活人招魂,招魂是为了活着,招的是一个活的魂,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成为魂,是自己的魂,也是川军团的魂。他第一次现身的时候,孟烦了一行十几个人,正躲在一个封闭的仓库里,被四个日军围着打,吓得魂都没了,是龙文章打破这间仓库,救了他们,从此,这些人就慢慢地有了归依,把丢了的东西慢慢找回来了。去西岸侦察的时候,龙文章就说他们“都是找到了魂的人”。有了魂,就不再是行尸走肉了。

黄德海:那么,这个魂究竟是什么?

汪广松:我们先来看看这部电视剧里穿插的军歌。他们在怒江边上唱的《新一军军歌》有一股大汉风,这股大汉风,是汉人之所以为汉人的地方,是汉民族之魂。另外,剧中明确提到一个民族魂,那就是孟烦了回忆他小时候作文,题目是“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民族之魂”。他说他最后也没搞清楚,但他并没有把这个魂全丢掉,比如讲孝道、重义气等。他还有一个题目,“论民族之血为石油,民族之骨为钢铁,民族之神经为技术”。石油、钢铁、技术,是现代西方的物质基础,是西方强健体魄之魂。《团长》中的美式装备,是大家梦寐以求的,随着美式枪械一起来的,是两个美国人,麦克鲁汉与柯林斯,他们是新的血液,新的魂。那么,这是在招现代西魂了。也就是说,《团长》招的这个魂里边,民族性的东西有,还有西方的、传统的在,现代的也在,这样就塑造了一个新的民族魂。

黄德海:其实,这正是我怀疑和有所保留的地方。我们可以把唤醒的这个东西压得很低,不用上来就直追两汉,远征西洋,这样多少有点务虚之嫌。我们或许可以换个方式讨论这个招魂问题。我觉得《团长》里面有某些形式像《封神演义》,《封神演义》里有封神潜力的人物一经战死,就“一魂往封神台去了”。《团长》也是这个形式,一开始,“炮灰”们要编入正式部队,每个人都报了自己的名号,然后到每个人将死的时候,剧情都会把他报名号的情景做一个黑白闪回。这似乎是在表明,每一个牺牲都是有意义的,正是这些牺牲一点点扭转了形势。这就是进入了“封神榜”。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是这些人能进入了“封神榜”?

汪广松:是不是可以这样推测,他们心底的某种东西亮了,而一旦这个东西亮了,他们就进入了另外的灵魂序列?每个人意识到、找到这个以后,就进入“封神榜”了。

高颢浩:具体一点,我们要问他们意识到了什么?比如,安逸。《团长》有个主题,就是说中国人太安逸了,“中国鬼死于听天由命和漫不经心”。其中有一段团长留几个日本兵不打死,为什么不打死?中国人习惯于安逸,他就留几个鬼子,让大家有危机感。

汪广松:龙文章认识到了安逸的危害性,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也是他的兵法。

黄德海:我觉得反对安逸的主张来自团长身上的那股活力,不认栽,不苟且,不安顿,总要找点有益的事情做。这股活力是很多人觉得是他疯狂的原因,大概也是“炮灰团”愿意跟随他的原因。

高颢浩:“炮灰团”愿意跟随团长,除了你说的活力,我觉得还有“希望”。而说到希望,我想起我看《团长》期间做过的一个梦,梦见背着书箱的小书虫走在禅达的青石板街道上……

五、假如这一生能常在可靠的希望中度过

汪广松:你的意思是,小书虫是“少年中国”的象征,他预示着某种希望?

高颢浩:我要说的希望跟小书虫无关,但跟读书有关,所以就连类入梦了。

黄德海:说起来,虞啸卿、孟烦了、阿译等,都是书生从戎。但《团长》对读书人颇有讽刺,像阿译,每门功课都是优,从未上战场却当了营长,朝天放一枪,枪梭子会掉下来找不见。虞啸卿也有书生气。《团长》对书生是不满意的。

汪广松:龙文章对小书虫又爱又恨,他羡慕读书人,但小书虫说什么在“暗夜里竖立火炬”,既不谨慎,也显空泛,惹得龙文章动手揍了他两次,坚决不同意他参军。但小书虫自有其可贵,那一腔报国热忱不是空的。龙文章嘲笑他背着一箱书怎么参军,但后来小书虫硬是参加了游击队,为了掩护龙文章他们牺牲了。读书和战争可以不矛盾的。

高颢浩:小书虫的出现在剧情的推进上是个转机,他为龙文章指点了一条过江的路,为以后龙文章的过江侦察提供了情节上的可能。

汪广松:与小书虫相对的,是孟烦了的父亲,他可以说是条僵硬的老书虫。孟父极具隐喻,他是清末留洋学生,学机械的,但一样设计也没做出来。他学的是西洋技艺,思想却是清末的,真所谓“中体西用”。孟烦了念的他作的那首词,“花非花,梦非梦”,“心非心,镜非镜”,是一个传统士大夫在家国巨变面前无力和破碎的心境。孟父的口头禅“偌大个中国,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本来是一句催人奋进的话,但到了孟老夫子嘴里,就显得很滑稽。

黄德海:我觉得对孟父,《团长》的主创基本是持否定态度的,大概他们眼中的传统文化就是这样孱弱的。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有这样一帮读书人,老是在抱怨、感叹,主创人员看到的,大概就是这样一群读书人。并且,在这些地方,他们把对现代知识分子的不满也放进去了。然而,我们也还应该看到,当时那帮不拿枪的读书人也是有力量的,在虚构的、苍白的孟父背后,还站着不少真实而丰富的读书人,这些人一直在做事情。那张放不下来的书桌,有些读书人就在战火中把它放下来了。

汪广松:只有这样,或许书桌才能放得牢靠。有些人非要弄个书房、书桌才可以读书,可是,真等到书桌放好了,他可能就不读书了。

高颢浩:此外,我们也不能说团长是个不读书的人,只能说他不是一个像孟烦了父亲那样读书的人。如果说他不读书,就把他单薄化了,仿佛他是从虚空中忽然蹦出来的,从泥地里忽然顿悟出来的。

黄德海:团长的生活经历也可以看成书,就像他看到死人学会了打仗,看到生人当然也可以学会读书,读书、读人、读物嘛。

高颢浩:这让我想起了普罗米修斯。你看普罗米修斯教给人类的:天文,数学,文字,畜牧,纺织,医学,方术,采矿等,都是技艺,而团长也央求美国人教给炮灰们技艺。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中,普罗米修斯说:“我把盲目的希望放在他们心里。”为什么是盲目的呢?“因为技艺总是胜不过定数”,在可以掌控的技艺之外,还有不可掌控的命运。美国人麦克鲁汉之所以一度要离开炮灰团,是他感到绝望,他觉得与其给炮灰们一点盲目的希望,不如闭上眼睛,一走了之。“但定数不该是个死”,团长抛弃尊严恳求美国人留下来的原因,是他既看到了存在于技艺中的希望,也看到了定数的力量,但他依然要求技艺,并试图重新为炮灰们找出一个“可靠的希望”,就像《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那群天真无邪的歌队女子唱的那样:“假如这一生能常在可靠的希望中度过……”

汪广松:团长的可靠希望,是否跟兵的训练有关,跟武器弹药有关,跟掌握敌情有关?他还是需要现代装备的……

高颢浩:这还是技艺层面,还是让人深陷“盲目的希望”中不可自拔。

汪广松:孟烦了说,明知道是输,却还在想胜利。最可靠的希望是胜利,最盲目的希望也是胜利。

高颢浩:孟烦了说的“可靠”与“盲目”,其实和团长寻找的并不相同。团长在第22集里说,没有答案也要做事情。这个或许跟我们谈的“可靠的希望”有关,团长的希望是不是他自己内心某种东西的指引?“可靠的希望”,这个回荡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里的心愿,原本和对神意的信仰有关,但团长在这里不自觉地做了一个颠覆,让它不再取决于外在的神意,而取决于个人内心的觉醒程度。

汪广松:《基督山伯爵》最后有一句话,等待和希望。团长一直是个善于等待时机的人,看到国土沦丧,军队溃败,他不甘心,于是,他等到了一个当团长的机会。但团长并没有因为看到机会就被热情冲昏头脑,在打南天门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对策,但即使师长跪下,他也不说。这个可贵的延宕,是因为他知道这场战争的后果,同时也在等待一个时机。

高颢浩:说到等待,还是取决于外在结果了。让希望取决于外在结果,那就还是盲目的希望。

黄德海:当时的情势是,上峰无战意,战士无斗志,黑暗仿佛是望不到头的。但是团长做了内心召唤他的事情,不简单地等待,也不去无谓地进行内部斗争,而是既不袖手,也不抱怨,就是去踏踏实实地做。而这个做,别人或许不懂,不理解,却是这弥漫的绝望里的一丝希望。团长就是通过自己的做,把炮灰团心中的希望点着了。

六、一条朝向未来的路

汪广松:我要补充一下,团长还是一个“罪人”。

高颢浩:龙文章究竟犯了什么罪?

汪广松:虞啸卿下令抓他的时候,给的罪名是临阵逃脱。审判的时候,龙文章的罪过是以一区区军需中尉的身份冒认团长,害死了一团人。相反,如果龙文章他们战死,虞师不但不会定他们的罪,反而会赞赏他们。在他看来,作为一个中国军人,在抗战时期活着就是耻辱,就是有罪,这是原罪。但龙文章抓住炮火间隙逃回来了,那是唯一逃生的机会。他为什么要跑回来?就是想活着。他辩解道,不能为死而死,虽然有些作孽,但不该死,这是其一。第二,他冒认团长,虽然在自私的意义上满足了他自己领兵的梦想,但在当时溃败的情况下,也只有这样做,才能把大家拉回来。

黄德海:龙文章在“法庭”上的讲话,很像一篇洋洋洒洒的“申辩”。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让事情是它本来该有的那个样子。

汪广松:事物应该有的那个样子,这句话有政治指向,就是说这个时代本来应该这样子。这个地方真的表现出了主创人员的苦心孤诣。

高颢浩:这里边,有一种对于人生的正视。团长反复说,让事物是它应该有的那个样子。那什么是事物应该有的样子,只有正视了以后才知道。如果不正视、不面对真实,那就只好瞒和骗。鲁迅有篇文章,《论睁了眼看》,他认为文艺和真实的生活之间存在一个互相作用:“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已不觉得。”

汪广松:正视以后的瞒和骗,和没有正视是不同的。龙文章对孟烦了说,骗你的,都是骗你的,为了把大家从缅甸骗回来,他三十六计全用上了。他知道只有这样做,才能把大家带出来,所以必须把他们骗进去,他的骗就是懂得真实以后的艺术,这个就是“神话之艺”了。

高颢浩:但他最后是把这个瞒和骗破掉的。也许破掉之后依然会有瞒和骗,但已经不一样了,新的东西出现了。这可以跟《南京!南京!》比较一下,《南京!南京!》里边,导演设计了那个日本军官的自杀,就有点鲁迅所谓的“瞒和骗的文艺”在里边。

汪广松:在《团长》同名小说版的结尾,龙文章他们是牺牲了的,但在电视剧的结尾,龙文章他们活了下来,百劫不死,百毒不侵。

高颢浩:这是导演的一种慈悲,因为懂得。懂得以后,那慈悲才会有力量,不然就是假慈悲。

黄德海:我觉得,团长的形象——或者说主创心目中团长的形象,区别于孟烦了的父亲,区别于唐基和虞啸卿,甚至区别于任何好的或者坏的知识分子。他不是个普通意义上的正经人,而是站没站相,坐没坐相,说话也颠三倒四,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听从了内心的指引,走出了一条新的路。

汪广松:没错。我们可以在电视剧中看到,团长一直在收集散乱的人心,从而把能量累积起来,去走这条新路。从缅甸丛林里把“炮灰们”带出来的这个过程,是团长的第一次能量收集过程。第二次能量收集过程,我们可以把他们回到禅达以后的所有过程都如此看待。这两次能量收集,前边是自发的,后面是自觉的,但都需要大胆和谨慎。

高颢浩:第一次相对简单一点,因为是回家,是要活着,“回家不积极,脑子有问题”。但是第二次是去死。我们不仅要问,是什么在推动他们往死路走?

黄德海:第18集有一段对话我印象很深,就是团长和孟烦了要“渡江侦察”的时候,麦克鲁汉对团长说:“我很想去,但这真的不是我的工作。”团长回答道:“我真的眼红你说这种话,我真想有一天也能说这样的话。”其实团长要做的,也不是他的工作,但现在这个不是自己工作的“分外之工”,就成了团长的工作,而这,不就是推动他们往前走的力量?

汪广松:在《团长》小说版的“内容提要”里有这么一段话:“列宁在评价高尔基的《母亲》时说:‘这是一本及时的书。’今时今日,在尤其需要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的时候,本书也当得起这一评价。”我觉得这段话挪来评价电视剧版的《团长》,也是恰好。

高颢浩:上面这段话翻译过来或许就是,如果是现在,团长他们就在这里,如果炮灰团这帮人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就在做这些力所能及的、或许原本属于分外的事。

汪广松:有两种可能。第一,康红雷和兰晓龙已经在做团长做的事情,要为现在跳街舞、迷恋电脑游戏的新新人类招魂。另一种可能,是提醒我们这些看电视剧的人现在应该怎么做。我们讨论的团长,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团长,炮灰团在做的事情,正是我们每个人自己要做的事情,正在做的事情,也是能做的事情。

黄德海:是的,在穷途和歧途,不甘荒废此生的团长和炮灰团走出了他们自己的路,当下的《团长》导演康洪雷也走出了自己的路,并提示当下的我们反思我们的人生,不至让生命白白流逝,这,或许就是《团长》中超前的东西吧——虽然看起来那么古老。

高颢浩:换句话说,《团长》指向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面前那条朝向未来的路。

黄德海:电视剧谈得差不多了,晚上我们一起去喝喝酒,聊聊家长里短。。

高颢浩:如果大家都能“饮酒温克”的话,回头我还要跟老汪手谈一局,看看他的棋艺可有长进。

汪广松:可惜老黄不会下,只好在旁观战。

黄德海:送你们两人一副对联——勿轻未悟,小心虚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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