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 方法与文本

在90年代初的戴城 ——路内长篇小说《追随她的旅程》与《少年巴比伦》中的青春叙述

在90年代初的戴城

——路内长篇小说《追随她的旅程》与《少年巴比伦》中的青春叙述

倪湛舸

《追随她的旅程》与《少年巴比伦》是同一系列的长篇小说,分别讲述了主人公路小路在技校与工厂的经历,时间为90年代初,故事发生在以苏州为原型的“戴城”。这两部作品可以被轻易归入青春小说的范畴,同时,对底层困顿生活的描写使得它们能够更为轻易地把自己区分于已经过于商品化的青春书写。小说中的“底层青春”生动鲜活地灰暗着,又在庸常深处萌生出微小的诗意;也许可以这样说,它越是尽可能真实(?)地呈现自己,就越贴近并打动尽可能多数的“我们”。然而,我无意于探究青春叙事的真诚或真实—-即作者的倾诉是否真诚,被映射的人生及社会是否真实—-更不必说以此为基础而对作品做出价值判断。在我看来,青春小说的主题往往是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与和解,所以,青春小说,尤其是社会急剧变动时期的青春小说,无论它们如何沉溺于构建个人经验和情绪,都不可避免地背负着特定社会历史的烙印,这些烙印未必直接体现于为作品所虚构的世界,却处处体现于作品世界的虚构本身,诸如特定视角叙述、人物塑造和环境描写各方面。 当然,所谓的个人经验和情绪,尤其说纠结于看似永恒的“青春”和“飞逝”,倒不如被看成是对具体困境的直接反应,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虽然主题不变,每部作品却都是独一无二的,它实现自己并接近读者,在差异与共鸣之间探索微妙的平衡。

《追随》与《少年》均采用了第一人称、限制视角的叙述。我们在小说里看到的不是世界,而是叙述者兼主人公路小路如何看世界。讲述这一行为和被讲述的故事同时参与塑造路小路这一人物形象。早在《少年》(虽然在情节上是《追随》的续篇,《少年》的发表和出版却早于后者)的开篇,在故事被讲述之前,路小路就发了这样一通感慨:

我爱喝路边的奶茶,我也很爱上海的高尚区域,马路牙子相对比较干净,奶茶的味道也很正宗。在我年轻时住过的那座城市,马路边全都是从阴沟里泛出来的水,街上没有奶茶只有带着豆渣味的豆浆,这都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我照样在那里生活了很久。

在奶茶和豆浆,拥有高尚区域的上海和阴沟泛滥的戴城之间,路小路毫不掩饰地倾向于前者,同时,又不无遗憾地坦白自己在不愉快的地方生活了很久。这种不愉快转化成了根深蒂固的愤懑和怨怼。《追随》中,路小路一边描述戴城生活,一边发泄着“想要离开”的情绪,这时,他插叙了离开戴城后的一段经历,他在派对上遇见了来自戴城的女孩并上前搭讪,却被毫不客气地骂作“乡逼”:

这让我们很羞愧。“乡逼”这种骂人话,是戴城的特产,那座城市被农村所包围,仅隔一条运河,就能区分城里人或乡下人。城里人管乡下人叫乡逼,乡下人管更乡下的人也叫乡逼,到了上海我们被上海人称为巴子。巴子这种骂人话很恶毒,但比起乡逼真是善良了一千倍。她用这句戴城特有的脏话证明了自己和我们是同乡。显然,她不愿意再和戴城的男人发生任何关系,她的身体排斥着故乡,或许还排斥着祖国。其实我和她一样,假如我能走得更远,我就把身后的一切归结为:乡逼。

以上两段引文集中体现了小说的叙述基调,或者说,叙述者的心态:敏感于社会阶层、地域等差别,内在化了无形却森严的等级,并因此而萌生了尴尬、自卑、乃至自我痛恨。值得注意的是“高尚”与“善良”这两个词的出现,“高尚”的是上海的某些区域,“善良”的竟是“巴子”这样流行于上海的恶毒话,这里固然有揶揄与讽刺,但叙述者路小路对绝非贬义的“高尚”和“善良”的向往也不可否认。这向往并非指向现实中的上海,而是“上海”所象征的“非戴城”。更有甚者,第二段引文中从“故乡”到“祖国”的递进毫不留情地暗示着“戴城”所象征的也许并不只是上海和南京之间的故乡,而是涵盖了上海、南京和无数戴城的广大疆域。

对路小路而言,这个疆域里的自己,就是没有出路的死循环。他所看到所呈现的世界,社会结构僵硬,运作方式残酷,却被麻木的人群毫无保留地接受,甚至还能苦中作乐。龙生龙,凤生凤,工厂职工的儿子上技校,进工厂,看着小姑娘变成小阿姨,小阿姨变成老阿姨,最终在与别家老阿姨打情骂俏若干年后,光荣退休。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才会不安于现状,同为蠢蠢欲动的工厂青工,长脚忙于读夜大混文凭,小李同日后的老婆偷偷谈着恋爱,而路小路不仅“不安分”,更加“不实在”。身为技校生的他曾经暗恋过重点中学的文艺女孩欧阳慧,这是一种和“高尚”区域相匹配的“高尚”情操:

其实我喜欢的女孩子就是欧阳慧这种类型的,比较清纯,而且很有前途,她很快会成为一个美丽的女大学生,这种落差感让我心驰神往。我们技校里当然也有美女,但是一想到她们很快就会成为美丽的女工人,我就觉得很沮丧。我又不是王子,找个灰姑娘有何妙趣可言?我一个技校生,喜欢未来的女大学生,应该也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吧?于是我认定,这种情操就是爱情。

后来去南京读大学的欧阳慧继续写诗,有佳句曰“亲爱的别在北方定我棺材/冬天我要去南方”。而进了工厂的路小路又爱上了不属于自己世界的厂医白蓝,80年代末从北京退学回到戴城的医大生。关于白蓝的一个细节颇为戏剧化。某次地震中,新村里的人仓皇逃命,白蓝却穿着睡衣在阳台上喝酒吟诗。80年代末被迫离开北京的她自称见过生死大场面,于是很自然地藐视戴城大惊小怪的蚁类。被如此“不一样”的女人所承认,是路小路的救赎,因为她亲口对他说过:“你和别人不一样。”这几乎是“乡逼”那剂毒的解药,原来,路小路所追求的爱情,与正宗的奶茶、干净的马路牙子和去国离乡一样,都能起到对抗逼仄现实的作用。以此类推,我们为何要嘲笑另一些青春小说中赤裸裸的拜金表现呢?名牌或者历数名牌的风行不仅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物质进步,更还有不能被简化为单纯的新贵炫耀的众生心态。所谓的向往,难道不正出自匮乏?因此而被向往的,也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资本。另一些青春小说的商业成功,无论贩卖的是物还是情,和社会心态的走向不无关系,而当年路小路们的不满和渴望,早已为此打下了伏笔。无论如何,青春小说所蕴含所宣扬的,都是“高尚”的情操。

在这种意义上,尽管我对价值判断不感兴趣,却还是要承认小说对路小路这个人物的塑造极其成功。他如此真实,绝非可敬,也并不可爱,却是活生生的你我他,而且,可能比你我他还多出一份坦率。他有追求,却势利;有想法,却懒得多想。作为叙述者,他的妙语连珠堪比说书艺人,一桩小事拖上好几回还能让人乐此不疲,可故事里的人物却难免因此而面目不清。两部小说里,类似以下引文的精彩发挥比比皆是:

(秦阿姨要给脚臭的路小路介绍口臭的女朋友)秦阿姨你太可爱了,脚臭配口臭,我输给你。这种配对法简直是在做水稻杂交试验,我生出来的小孩可能是个脚臭与口臭的双料冠军,到时候拜托你给他找个腋臭的配偶吧。等我的孙子出生,他就是一个生化武器。

然而,第一人称的视角加上路小路的形象定位限制了作品对其他人物的探索,很难想象擅于化怨气为调笑的路小路费力揣测他人内心;同时,不乏评书特色的散点叙事使得丰盛的细节不仅淹没了原本就不甚复杂的情节主线,而且符号化了不乏生动的人物,因为这些细节有时甚至和情节、人物无关。其实得失总是很难计较,第一人称成就了主人公路小路,却以其他人物的塑造为代价;评书手法有效地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也许应该被反思的反倒是以情节推进和心理变化为单一标准。说书人的技术活与其说是单纯地讲故事,倒不如说是借着故事即兴表演语言游戏或以古喻今发些厥词,这样才能更为有效地吸引并娱乐听众。 既然作者已经尝试把这些因素引入小说叙述,无论效果如何,他对叙述手法的探索都应该得到我们由衷的赞赏和鼓励。

可有趣的是,虽然作品借鉴了评书手法,作品里,路小路却明确地表示了对琵琶(女孩)的厌恶和吉他(女孩)的爱慕:

念初中时候,学校里有一帮女孩弹琵琶,尖着嗓子唱他妈的苏州评弹,小小年纪就把头发绾成一个髻,前面光秃秃,后面沉甸甸,而且嗓音逼人,表情咋呼。我想象中的吉他女孩,是那种长发飘逸,坐在河边,嗓音温柔。这和琵琶女孩简直是天壤之别。

类似奶茶和豆浆的二元对立又出现了,吉他和琵琶意味着“高尚、善良”的非戴城和“他妈的”戴城,它们决定了两类女孩在路小路眼里的天壤分级。路小路眼里的女孩与其说是活生生的人物,倒不如说活生生地展现着为路小路所痛恨却仍全盘接受的社会等级。在《追随》里,她们是重点中学的、技校的、还有彻底的女流氓;《少年》中,她们是不属于工厂的白蓝、张小尹(路小路在上海的女朋友),而另一类就是工厂里的小姑娘、小阿姨和老阿姨。除了社会定位,读者对她们缺乏了解,当然,读者了解某些主要女性人物与路小路一样的“不一样”,但也仅此而已。她们只为两个目的而存在,为社会现实提供隐喻,并且与男性人物共同构成“性”。照搬马克思“没有灵魂的世界里的灵魂”的说法,这两部小说里的“性”是“没有出路的世界里的出路”。青春小说固然离不开这方面的描写,可路小路和他的同伴们的生理诉求却并非只具备生理意义,而所谓的青春也正因此而错综复杂起来。

我们不能忽视小说的环境,90年代初的戴城,这里的时间和空间都值得注意。风云际会思想激荡的80年代以动乱终结,经济腾飞的年代尚未到来,90年代初被夹在政治理想的幻灭与经济变革前的彷徨之间,忍耐着最难耐的平静,这平静中又深藏着前不着村后不挨店的恐慌。路小路们虽然只是底层青年,他们的命运却正因此而最大程度地被环境所决定,对此,除了学会没心没肺或是寻找水泵旁的阿姨,他们又能怎样?哪怕追求“高尚”情操,到头来向往的也不过是所谓的“高级”。之所以遵从等级,正是出于对未来的迷茫和绝望。而这之后社会的急速发展和变迁并未冲击等级,反而进一步正当化了原本还披着“情操”、“精神”这些遮羞布的物质追求。当然,也许彻底脱离趋势求利的精神根本就不存在,80年代的文化热潮和90年代初路小路所经历的那点剩余,说穿了,只是以转化为其他资本为最终目的的文化资本积累,而之所以会在这方面积累,正是因为其他资本的积累暂时不为现实所允许。

与小说时段相比,戴城的身份同样尴尬,小说为我们绘制了一幅由化工厂化肥厂农药厂橡胶厂溶剂厂造漆厂糖精厂肥皂厂火柴厂印染厂刺绣厂工艺品厂以及它们的附属技校和职大构成的戴城工业地图,与此同时,叙述者又很不情愿地交代了这座城市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它的传说、古塔和运河:

学校紧靠着的河,就是著名的京杭大运河,它是交通运输线,同时也是戴城的护城河。后来我才知道,京杭大运河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为了挖这条河曾经死过很多人。我一直以为戴城是一座平庸的城市,化工技校是一所操蛋的学校,没想到它们竟然与奇迹毗邻,而我本人竟没有从这奇迹中沾染到丝毫的灵气。

小说处处回避对苏州的直接指涉,那些对工厂、技校、舞厅、游戏厅、录像厅的描写几乎适用于任何城市。但这座城市阴魂不散,谁能在提到评弹的时候回避苏州?而即便在工业化这一方面,谁不知道新加坡工业园区选址的结果?与上海北京相比,苏州的地位可以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来形容,它嘲笑苏北亲戚和其他落后地区,又被大城市所嘲笑(无法享受集权所带来的集中资源的它,似乎更能代表中心城市之外的中国),更有甚者,它还曾经盛产文人墨客,和忍不住要写诗的路小路一样地“跟别人不一样”。小说巧妙地让戴城的平庸逼仄和苏州既定的文化形象形成互相观照,甚至在监狱旁的水泥桥下安排了群氓斗殴以耻笑“小桥流水”,后者与本应如此却未曾实现的美好青春相呼应,是猥琐现实下面也许让人不敢正视、也许已经彻底消逝的潜流,即便它是“奇迹”,路小路也没能从中“沾染到丝毫的灵气”。

小说的读者却很清楚,已经消逝的其实是那个由化工厂化肥厂农药厂橡胶厂溶剂厂造漆厂糖精厂肥皂厂火柴厂印染厂刺绣厂工艺品厂以及它们的附属技校和职大构成的戴城。时至今日,有精神追求的势利青年以去苏州听评弹为荣,吉他反倒成了与天对应的壤。回望过去,90年代初的僵滞孕育着日后的又一场狂飙突进,那些吞噬路小路们青春的工厂在不远的将来迎来改制或破产,被抛弃的工人们被迫自谋生路,也许,我们应该这样说,他们终于获得了自由,无论这自由是否为他们所向往。路小路们被困在一座将倾的大厦里,看青春白白流逝,这就是故事的悲剧所在。但真正被牺牲的,也许并不是、或者说、并不只是他们这一代。至少,如果路小路们还留在工厂,他们即使下岗,都还有机会和体力去再就业。而在路小路眼里只会相互调情的老师傅和老阿姨们除了那点微薄到可以忽略不计甚至无法兑现的退休金,还能指望什么?他们所奉献的,又何止是青春?好在世界总在变化,路小路的后辈们大多都能混进大学,他们的理想出路不再是效益好的工厂,而是公司。他们的苦恼不再是一成不变的生活,而是飞涨的房价和其他。世界总在变化,这并不完全是悲剧—-而这,才是最大的悲剧,所以,才有了世世代代嬉笑怒骂着、却终于莫名其妙地以痛哭告终的青春小说。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