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 跨界叙事

传教与新闻的角色替换 ——西方影响中国方式的历史变化兼以卢斯与《时代》为例

传教与新闻的角色替换

——西方影响中国方式的历史变化兼以卢斯与《时代》为例

李 辉

一, 传教运动与中国近代新闻媒体的起步

1900年随着义和团被镇压,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晚清王朝走近了终点。

义和团所引发的中国动荡,可以看作东方古国试图抵御西方势力特别是宗教渗透的最后一搏。随着晚清王朝的最终告败,曾经一直受到抵触、抗击乃至武力排斥的西方传教士活动,在20世纪初变得畅通无阻。虽然还会有零星的民间的反对声音,但过去那种主要针对基督教传教势力的强烈排外情绪和非理性行为,逐步退隐到了历史后台。直到20年代中期国共开始第一次合作,与北伐战争相伴随的一场更大规模的民族主义运动蔓延全国,在中国的西方传教事业,遂从高潮开始转入低谷。

因此,1900到1925年,这一时期被认为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鼎盛时期。1990年美国出版的《卢斯的生活与时代中的中国形象》一书便这样写道:“从义和团到孙中山1925年去世,传教事业在中国经历其黄金时代,到20年代中期,在中国有27所教会大学和学院,3700名学生,43000名毕业生。中小学里,中国学生有30万在新教教会学校念书,26万在天主教学校念书。随着政治和社会的动荡,到20年代末和30年代,传教事业日趋衰微。”

然而,在传教事业由盛及衰之际,西方新闻媒体则随着通讯手段的逐步现代化,由少及多,加快了进入中国、报道中国进而影响中国的步伐。新闻的特有规律和特有方式,使得现代意义的新闻在中国出现之日起,就与传教事业有着密切关联,并在影响社会生活、介入政治变革、改变民众精神状态等方面,发挥了新闻的重要作用。

西方传教士从走进中国之日起,就把创办新闻媒体作为传播福音的重要手段。19世纪初,由伦敦布道会派遣来华的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于1807年经美国来到中国。马礼逊在1815年创办了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该刊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由西方人主办的第一家中文新闻媒体。1868年,英美传教士参与的同文会(即广学会的前身)在上海创办周刊《中国教会新报》(后易名为《万国公报》),1891年,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出任同文会(广学会)总干事,对《万国公报》进行改革,使之迅速成为19世纪后半期在中国最有影响的现代媒体。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变法维新运动的主角,都受其影响,梁启超本人还一度担任李提摩太的中文秘书。

除《万国公报》外,1850年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 ,后易名为《字林西报》(North China News)];1861年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家中文报纸《上海新报》……均有教会背景,是传教士以新闻而扩大其影响的载体。李提摩太在《中国各报馆始末》中有过一个统计,从1815年至1894年,在中国境内外出版的中文报刊计有76种,其中60—70%的主办者为教会组织。

传教士的新闻媒体在中国的出现,促成了中国新闻媒体的形成与发展。《申报》、《大公报》等先后创刊,并逐步成为影响全国的报纸。

而就西方传统各大媒体而言,它们真正开始大量报道中国乃至影响中国,应该是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后。在电话、电报发明之后,在印刷技术日新月异之后,随着传教事业不断发展,和对中国利益的争夺,向中国派遣记者,也就成了可能。在他们中间,英国《泰晤士报》特派记者莫里循(又译莫理逊,George Emest Morrison )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

外国使馆被围之时,莫里循正在英国大使馆内。据莫里循的传记作者所写,1900年6月13日,前往北面俄国的电报线路被切断了,这是北京与国外之间的最后一条联系线路。于是,莫里森决定找一个信差把电讯稿送到天津,他在日记中特地写明,为雇人送这条电讯,他花了二十两银子。他在电讯中写道:

一次严重的反对外国人的骚乱昨晚在这里爆发。城里东部一些最好的建筑被焚烧,数以千计的当地基督徒,以及由外国人聘用的佣人,就在距皇宫两里范围内遭到屠杀。对所有外国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焦虑的夜晚。他们汇集在一起,由外国卫队保护。拳民焚烧天主教堂的东堂,这是所有教堂中最大的。如果外国卫队的援军今天仍不能到达,可以预料骚乱将进一步恶化。据可信消息尚无英国人受伤。

《泰晤士报》1900年6月18日发表了莫里循来自北京的电讯,这是外交使馆被围前来自北京的最后消息。在使馆联络已经中断的情况下,这一消息无疑促成了八国联军的出兵,从而改变了事态的发展,也因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从新闻影响中国的角度而言,莫里循和他供职的《泰晤士报》显然在整个20世纪扮演了第一个最为重要的角色。

莫里循当然只是一个开始。在以后几十年时间里,特别是在1920年代后期,当西方传教事业在中国走向衰败的时候,西方各类媒体通过外国记者、外国作家的报道、评论,吸引世界关注中国,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国局势发展,遂成为一个相当突出的历史现象。

今天,在信息化时代已经来临之际,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梳理和研究,乃至由此而引发的深度思考,也就显得十分必要。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把既有着传教士家庭背景、又是《时代》(Time)媒体帝国创建者的亨利•R•卢斯(Henry R. Luce),作为考察美国影响中国方式发生历史变化的主要对象。

二, 新闻即教育——父辈传教事业对卢斯的内在影响

《时代》杂志的主要创办者卢斯(Henry Luce),是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传教士的后代。从1898年3月到1912年秋天,他在中国出生,在中国长大,中国一直是他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纽带,是他的梦想中的重要场景。他以他的方式,延续着父辈与中国的特殊关联,延续着父辈宗教的、教育的梦想。

卢斯父母的中国之行,是在19世纪末叶美国盛行一时的“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高潮中启程的。卢斯的父亲中文名字叫路思义(Henry Winters Luce,1868—1941),

路思义1892年从耶鲁大学毕业,随后参加长老会(Presbytery),希望成为一位牧师。长老会又称加尔文宗,是基督教的一大派别,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产生于瑞士,由加尔文创立,当时市民阶级激进派按照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主张由教徒推选长老管理教会,因此而得名。最早来华的是北美长老会。路思义投身的即是北美长老会。他在日记中曾写这样道:“神的意愿。我想到外国的土地上去,尽我所能在地球最远的地方来为他服务。”对于他,这个最远的地方,就是中国。就在此时,路思义结识了一位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 的职员Elizabeth Middleton Root ,随后与之结婚。此时西方传教士事业在中国、特别是在山东,正遭遇中国民众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和排斥,1895年一年即有十一位传教士在反洋教运动中遇害。可是,这对年轻的美国夫妇,还是执意前来。

路思义与另一位著名传教士司徒雷登同期决定前往中国。路思义来华后,早期在山东登州(今蓬莱)的教会学校任教,后参与创办齐鲁大学。1919年,当燕京大学在北京成立时,他一直是司徒雷登的副手,出任大学副校长。可以说,路思义的在华生涯,始终与教育密切相关。

卢斯1898年3月在山东出生,离开中国是在1912年秋天,这一年他十四岁。从出生到离开,卢斯在中国亲历了中国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或者说历史转折:一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一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些经历都是他早年生活的重要记忆,并成为他密切关注中国局势、并且一度直接介入中国事务的历史背景。

1923年3月,卢斯和耶鲁大学同学哈顿(Briton Hadden )在纽约创办《时代》(哈顿因病1929年去世,此后由卢斯一个人掌管《时代》,直到1964年退休).作为富有开创性的周刊,《时代》问世伊始即受到欢迎和关注,几年之内发行量大增,很快成为在美国乃至世界颇具影响力的媒体。随着《生活》画刊、《财富》杂志、纪录片公司等在30年代前期相继问世,卢斯的时代公司俨然崛起,已是美国名列前茅的媒体帝国。

卢斯虽然充满着对世俗生活的极大热情,对商业与新闻有着更大的兴趣和超人的敏感, 但在宗教信仰上,在精神深处,卢斯与父辈还是相通的。与父母一起在中国的生活经历,深深影响着他的未来。

值得注意的是,卢斯的媒体帝国从创建到崛起的这段时间,正是西方传教事业在中国走向衰败的时期。于是,在西方影响中国的方式从传教向新闻转变的过程中,卢斯和他的媒体帝国便扮演了一个突出的角色。

卢斯与父母最直接的承继关系,表现在他对教育的关注,以及对教育理念的另一种实践。

在西方与近代中国的关系中,如何看待与解读传教士的作用,历来非常棘手。在不断的军事入侵、政治干预、经济渗透的历史演进中,一代又一代的传教士,总是处在背景复杂与处境尴尬的位置,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于是,在过去的历史评说中,传教士们大多只受到政治的审视和批判,或多或少都被认为与“罪恶”密不可分。这是他们无法回避的尴尬。一些论及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关系的著作,虽然会提供一些重要史料和演变脉络,但更多的则是言辞激烈的、概念化的政治批判,把传教活动与列强的势力渗透与利益分割简单地混为一体,而对这样一种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历史行为,在文化、精神、教育等诸方面产生的积极影响,众多传教士中的不同性格、不同倾向,尚缺乏具体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其实,正是教会学校的出现和发展,才导致现代意义的中国教育开始萌芽、形成;同时,教会学校本身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社会精英,从而大大改变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成员构成,产生了不可忽略、不可否认的积极影响。从论题上看,他们所侧重的是教育近代化,但由于教育的特殊性,他们的叙述其实也涉及到政治、文化、艺术、经济诸领域的近代化。

在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中,卢斯父母所在的登州长老会及其所办学校,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1864年,从美国来到登州的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W.Mateer)与夫人,一起在登州设立蒙养学堂。这被认为是在中国早期出现的教会学校之一。1876年,学堂扩至中学,并正式定名为文会馆。

狄考文不仅限于在登州办学,在整个中国基督教教育中他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自己编撰各类教材,被认为是“传教士教育家”。根据基督教传教士1877年大会的决议,在华基督教各教派在上海联合组成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狄考文等被推举为委员。

卢斯的父亲路思义继狄考文之后来到登州。登州文会馆1904年与英国浸礼会设在青州的广德书院合并,易名为广文学堂,迁至潍县,是为齐鲁大学的前身。后来,路思义又出任燕京大学副校长,归国之后,十多年里专门负责在美国募集教育经费,提供给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等。卢斯一家于1904年随学校一起从登州迁至潍县,卢斯的童年乃至少年生活,都与教会学校密切相关。学校的生活,父母对教育的感情投入,无疑影响着卢斯的成长,而他的妹妹后来也一直担任负责向中国教会大学提供经费的基金会的负责人。《卢斯的生活与时代中的中国形象》的作者就这样认为:“路思义帮助建立、发展乃至资助了中国多所著名的教会大学,他的开放、智慧的宗教热情熏陶着他的四个孩子。”

在不少同时代人眼里,卢斯后来实际上也在履行着教育者的职责,或者说,他把新闻对世界的影响,就当作了另一性质的学校。

1965年9月21日,在纽约举行的第九届杂志出版人协会秋季年会上,卢斯发表演讲,强调了作为一名教育者的作用:

我们是国家出版物——对这个国家是独一无二的、必要的,当然我们还不限于此。我们还是这个国家民众的教育者,这一点早就得到公认。杂志一直以许多许多方式实施着教育,特别是对成年人。我们培养美国人民获取消息应具备的感知力。我们还是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信仰方式的教育者。

美国教育家、芝加哥大学校长、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主席哈钦斯(Robert Hutchins)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常常不同意卢斯的政治主张,但却欣赏卢斯的历史成就。卢斯去世后,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卢斯先生和他的杂志,对美国人的性格的影响,比整个教育制度加在一起的影响还要大。”

基于这一考察,可以说卢斯以《时代》对中国的关注和报道,延续着传教士父辈的教育梦。

三,卢斯为何青睐蒋介石和宋美龄?

《时代》从一开始就对中国事务和政治人物表现出浓厚兴趣。以封面人物为例。

第一个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中国人是北洋军阀吴佩孚,时间在1924年。截止2000年,近八十年时间里,陆续成为封面人物的中国人有:吴佩孚、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汪精卫、溥仪、宋美龄、宋子文、陈立夫、陈诚、吴国桢、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罗瑞卿、陈毅、李富春、达赖、林彪、江青、邓小平等。在他们中间,出现次数最多的几位依次是毛泽东、蒋介石、邓小平、周恩来、宋美龄等,其余均为一次。还有几位封面人物虽是外国人,但与中国事件有关,故也可归于此列,如抗战期间的美国将军史迪威、日本天皇;国共内战初期负责停战调解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60年代初中印战争时期的印度总理尼赫鲁、70年代访问中国的尼克松……

每一次中国封面人物的出现,都伴随着当时的风云变幻。

从1927年第一次选择蒋介石作为《时代》封面人物,到1955年蒋介石最后一次在封面出现,卢斯一直对蒋介石和宋美龄情有独钟——无论其是处在声望的顶峰抑或兵败大陆,退守台湾。

蒋介石在《时代》封面上一共出现过十次,仅次于毛泽东。中国封面人物中有两位女性,一是宋美龄,一是江青。根据一位研究《时代》的专家统计,截止1977年1月,只有五位女性出现过四次或四次以上。宋美龄则先后出现过三次,显然属于出现频率较多的女性之一。同时,她还以蒋介石夫人的身份作为年度人物在1938年出现过。而截止1977年,只有四次选定女性为年度人物。另外三次分别是:1936年度人物辛普森夫人(温莎公爵夫人);1952年度人物伊丽莎白女王二世;1975年度人物为十二名女性。

卢斯为何如此青睐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卢斯历来以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和苏联而著称,他希望由一个坚决反共的政权统治中国;另一方面,从信奉基督教的传教士后代的立场而言,他更希望宣称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能够统治中国。卢斯的这一历史态度和选择,仅从《时代》1927年4月第一次选择蒋介石为封面人物以及相关报道即见端倪。

1927年4月4日,蒋介石第一次成了《时代》的封面人物,选用的是一幅正面肖像速写。光头蒋介石表情冷峻,目光凌厉,有一种威慑的气势。封面下方只有简单说明—— GENERAL CHIANG KAI-SHEK (蒋介石将军)……rose out of the Sun-set (在孙陨落之后升起)

这里,Sun 既是指孙中山,又可能是指太阳。因此,根据后面报道的行文,这句也可译为“在日落之后升起”。

关于这个封面人物的介绍,小标题只用了一个词——征服者。

从1926年北伐开始,随着北伐军步步胜利,蒋介石的权力、威望也步步上升。到了1926年底,坐镇南昌拥有军权的蒋介石,已经可以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了。他和国民党左派力量的分歧日益加深,矛盾已经公开。这种分裂,却正是忧虑重重的西方乐于看到的。

其实,早在攻下上海之前,蒋介石就已做出了一种与西方保持友好的姿态。1926年8月20日,蒋介石在长沙发表声明,称:从军阀手中解放中国,赢得在各国中的正当的平等地位,并与所有国家友好相处。“他答应保护在华所有不妨碍革命力量军事行动也不协助军阀的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两天之后,长沙湘雅医学院及医院得到命令,要求派几名医生为蒋介石治伤。一位美国传教士外科医生为他拔掉一颗碰伤的牙齿,他对蒋的明显友好态度深有好感。湘雅医学院的教职员曾经担心他们的医院会被没收,但是蒋介石的指挥部反而在街对面设立了一所设备良好的军用医院,两所医院合作了一段时期。蒋介石答应他控制的部队不攻击外国人。

对3月底蒋介石走进上海这一周的中国动态,美国媒体比其他西方国家的媒体表现出更大兴趣。4月4日的《时代》说:“日本报纸上周关于中国事件的报道,还没有对天皇衣食住行的报道多;伦敦和多伦多的英文报纸则索性全无。但美国的报纸却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时代》选择蒋介石作为封面人物,虽然他们不可能预测,八天之后,震惊世界的“四•一二”浓重夜色就将笼罩上海。

1924年吴佩孚成为封面人物时,《时代》只有寥寥数语介绍,此次关于蒋介石的报道则大大不同,《时代》用了大量篇幅讲述蒋介石的出生、家世及经历,将近两千字的人物速写,不再是纯粹的新闻报道,而是典型的《时代》风格的文体。行文之中,倾向性十分明显,蒋介石的故事被泼洒上浓郁的传奇色彩。

更为重要的是,《时代》关于蒋介石的报道,侧重于他对西方势力的缓和态度。在“南京事件”中,教会学校金陵大学副校长、传教士文怀恩(John Willianms )博士遇难。他的女儿回到美国后接受了记者采访。《时代》报道说:

记者们颇为惊奇地看到,威廉姆斯小姐不是以痛苦而是以相当清晰的思路,谈到目前中国的局势。许多人做不到,但她做到了清楚地区别国民党内部保守派和共产党派之间的区别(目前两派已经分道扬镳)。因此,她并不指责这位保守派将军,而是把蒋介石在南京成立的保守派的国民党政权,看作是对中国的拯救。

(《时代》,1927年6月6日)

威廉姆斯小姐被《时代》称为“头脑清醒的逃亡者”——这是报道的标题。

1927年年底,《时代》又报道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的消息。宋氏家族与美国传教运动的深厚渊源,宋美龄留学美国教会学校并信奉基督教的成长背景,蒋介石在宋美龄影响下皈依基督教,这些,显然都使卢斯对这位中国新的领导者充满兴趣、偏爱,并寄予厚望。

卢斯虽不是传教士,却是虔诚的基督徒,卢斯在延续着父辈的梦想。他对世界局势的判断,对自己刊物倾向的确定,当然受到其宗教信仰的左右。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时,其父以传教士身份出现,孜孜于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古老的东方,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皈依基督;卢斯本人则在20至50年代的数十年间,对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抱有极大兴趣和偏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他对中国政局发展的判断。冷战期间,卢斯一直站在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上,即便在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他依然关注着蒋,曾到台湾和金门访问,并在1955年仍把蒋介石作为《时代》封面人物。

在幻想以基督教改造中国的梦境中,卢斯和父母站在了一起。

四,影响中国:美国世纪、中国情结与基督教信仰的交融

卢斯及其《时代》对中国的关注,与20世纪初美国开始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亚洲、转向中国密切相关。

早在卢斯的父辈们来到中国传教时,美国政治家、商人就注意到了中国这个东方古国潜在的巨大市场,他们一直关注并试图影响中国在历史变化过程中的走向。卢斯为美国的强盛而自豪。他的传记作者写到,卢斯在中国时与父母生活在舒适、富裕的小天地里,而小院外面他所目睹的是贫穷、落后、动荡。这种强烈反差深深刺激着他,也影响着他。童年期间,卢斯曾和父母一同回国探亲,亲自感受到了美国的富裕。晚年时,在和《时代》公司的一位职员讲到自己在中国度过的童年时,卢斯曾这样说:

我可能形成了关于美国的太浪漫、太理想化的观点。我距美国很遥远,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对于我来说,只要美国能成为一个黄金国,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确,我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看法,即,假如美国有什么过错,那就是和其他国家的人民相比,美国有太多的人变得太富有,而富人则更容易变得有罪。形成这一理想化的美国观,是因为我接触到的美国人都是好人。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更重要的一面在于,卢斯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使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具有特殊感情。1941年,在一次演讲中,卢斯说:“整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民像中国人民这样,以如此深厚的情感拥抱着和平、宽容和正义的理想。”(1941年3月12日,在波士顿中国学院午餐会上的演讲)《卢斯的生活与时代中的中国形象》的作者还指出:“他将他们视为充满智慧、能干的人类生命,他不同意对中美合作的指责,相反,他称赞在中国的美国教育家们在抗战前所逐步推进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由美国人创建的教育机构。‘美国人应该越来越少,而中国人应该越来越多。’ ”

1941年2月17日,卢斯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美国世纪》的社论,他率先提出“美国世纪”的概念。在卢斯看来,已经成为一流强国的美国在二战期间开始了“美国世纪”,而这一“美国世纪”是与参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事务紧密联系一起的。他认为美国不应再持中立态度,而应积极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一书这样介绍道:

卢斯深受其曾在中国传教的双亲影响,对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 )笃信不疑。出于这种信念,他在社论中主张美国有成为世界领袖的潜力,认为充当世界领袖将是一个“创造性的机遇”,可以将美国的“民主原则输出到全世界”,以便巩固国内成就。卢斯回顾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科技与工业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敦促美国人认识到其自身的福祉同全世界的自由休戚相关,激励他们“从思想上和行动上”迎接挑战,不负其作为世界“最强大和最有活力的民族”的地位。无论美国先前多么希望超越于世界事务之外,但它现在却再也不能特立独行了。

关注亚洲,对于卢斯来说,更大程度上就是关注中国。卢斯与中国的特殊感情,决定他在日本侵略中国之后明显同情于中国。他出面发起组织民间的援华委员会并率先捐款,还各处游说和发表演说进行募捐。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美国政府除了谴责日本,并没有明确表示支援中国,甚至没有停止为日本提供的贷款。对此,卢斯不断提出批评。他在《时代》上撰写社论,强调有必要停止为日本提供的经济贷款,转而援助中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成为盟友,卢斯的吁求变为了现实。他加大对中国的报道,《时代》驻中国的记者白修德由此而成为名震世界的著名记者。他还亲自访问中国,并邀请宋美龄1942年访问美国,在1943年刮起席卷美国的“宋美龄热”。

即便在蒋介石政权在大陆失败之后,卢斯的政治态度、宗教信仰和中国情结,仍决定着他以个人的方式关注着中国。

1955年,卢斯大胆提出一个积极的计划,以缓减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紧张状态,推进美中关系的良好发展,同时拯救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摆脱灾荒和饥饿。他建议美国向中国派出“组织起来的最强大的经济援助”。美国应该提供为期十年的2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从而改善共产党中国的生活水准。卢斯的计划包括制定一份妥协方案,既能包容国民党的观点,又能与共产党中国调和。卢斯关心的是共产党致力于一夜之间实现工业化中国的目标,有可能造成粮食资源的紧缺,从而引发可怕的饥荒。他要避免“一次重大的人类灾难”。然而,没有明显迹象证明,政策制定者们认真地对待过他的建议。

1965年,卢斯同意美国有必要制定一项新的对红色中国的政策。这一转变时期激发卢斯提出一个新的“跨太平洋对话”的概念。1965年12月3日,他在旧金山以此为题做了一次演讲。他说道:

今天,东方和西方之间对话的范畴较之不久前的年代已有广泛的拓展。当我在耶鲁念书时,学校里只有一门关于东方史的课程,时间为一两个小时,听课学生只有6位。这一状况在发生珍珠港事件时也没有太大改变。当时,整个美国几乎只能找到二十多位亚洲专家。而今天,据亚洲学会会长、前驻泰国大使的统计,至少有200位专家,并说这一数量近年内会成倍增长。

与此同时,卢斯希望能亲自访问大陆,他通过中国在伦敦的大使馆申请签证,但直至去世他也没有接到答复。毫不奇怪,在中国当时的局势下,他这样一个人显然是不受欢迎的。

关于卢斯与中国的关系,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远非几句话能够阐述清楚。即便是他的同辈朋友和共事过的《时代》编辑,研究他的专家,在不同时期的专论中,对他的评说也各有差异甚至迥然相反。在40年代,《时代》的几位著名记者如白修德等人,70年代《卢斯和他的帝国》的作者,都批评过卢斯,认为在40年代末期美国“失去中国”的历史事件中,卢斯乃至他的杂志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看法过去基本上是一边倒的声音,但《卢斯的生活与时代的中国形象》的作者则持不同看法:

从九十年代的观点来看,卢斯关于中国的判断,看上去并非太错。他对中国人的理解,对蒋(介石)的窘境和毛(泽东)的行为方式的理解,远比白修德、斯万贝格以及无数谴责过他的中国观点和编辑方针的批评家都要清晰得多。遗憾的是,卢斯未能活到看到《时代》对中国对毛的否定的报道,未能看到1986年1月《时代》年度人物选定邓小平以及对他的改革政策的报道,也没有看到西方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革命的重新评价。不过,如果他看到了,他是不会感到惊奇的。

解读一个历史人物实在是极为艰难的事情,何况是拥有《时代》、《生活》杂志这样一个媒体帝国的卢斯。

在1965年发表的旧金山演讲中,卢斯引用了英国诗人吉卜林的一首诗: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

两者永不会相遇

直到大地与天空并立在

上帝伟大的审判席上。

卢斯当时感慨地说:“有的人可能会说吉卜林的这一名句被20世纪的诸多事件证明已经过时,我则要说,东方和西方的接触只不过刚刚开始。”

他的感慨依然没有过时。21世纪已经开始,中国与美国,中国与西方,又开始了新的接触——一个与一百年前完全不同的接触。世界格局、双方状况、不同群体的心态都已发生变化,但纠缠过历史的种种困惑,依然在把人们纠缠;新的、难以预料的问题正在发生并且还将发生。它们还会将双方拖进总也走不出的困境吗?新的一百年该如何走过?

“传教与新闻的角色替换 ——西方影响中国方式的历史变化兼以卢斯与《时代》为例”:1条评论

  1. 胡玄微说道:

    基督清教文化在美国影响很深,无论是当年的传教还是现在的媒体方式,都带着美国式的宗教文化。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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