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 阅读札记

革命•唯情•虚无 ——朱谦之早期哲学观

革命•唯情•虚无

——朱谦之早期哲学观

梁捷

朱谦之(1899-1972)堪称近代思想史上奇人。好友王亚南称朱谦之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研究领域涵盖了哲学、历史学、历史哲学、文化学、社会学、文学、音乐、戏剧、考古、经济、宗教等等,无所不窥,无所不通。朱谦之留下专著42部、译著2部和百余篇论文,后人编为《朱谦之文集》,煌煌十卷,可惜似乎至今仍没有对其全面研究的专著问世。

另一方面,朱谦之的时代感非常强烈。“五四”前后,朱谦之正是北大最活跃、最出名的学生,锋头完全不亚于“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或者“国民杂志社”的许德珩、张国焘 ,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或者虚无主义一路的代表人物。他曾参加五四游行,贴大字报要求废除考试制度,在报纸上撰文鼓吹“劳动人民神圣”,并因散发传单遭军阀当局逮捕。朱谦之出狱后与革命决裂,而后辗转涉猎音乐、佛学,最终归于史学研究。

本文不可能对朱谦之如此丰富的思想和研究作一统摄性概括。好在朱谦之性情敏感、热情,勇于总结反思,写了很多杂咏生世的诗,每隔数年还必写一篇检讨自身思想的文章,目前能见到的就有《回忆》(1927年作)、《奋斗廿年》、《一个哲学者的自我检讨:五十自述》、《世界观的转变:七十自述》、《政治幻想的三部曲:我的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批判》(1969年作)等等。我们将重点讨论朱谦之早年的“革命哲学”、“唯情哲学”和“虚无哲学”,亦从一个侧面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一个注释。

一 革命哲学

朱谦之,字情牵,1899年生于福州,幼失怙恃,家境清贫,由继母抚养成人。1917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学校,又转考北京大学,预科读法学,本科读哲学,学费和生活费全依赖写作所得稿酬来维持。

由于生活艰难,朱谦之锻炼成坚强意志。他的《幼年杂咏•之二》说,“幼年哀痛过于人,凄绝孩提失两亲。空有悼文遗子女,尚留吟咏寄龙鳞。花残月灯无色,泪尽神伤意未伸。有风南陔吹苞棘,天涯从此便无春”。 他的哲学天份在相继去世后被激发出来,“这时零丁孤苦,所可自信的只有“我”,上是天,下是地,我只坚持我所固有的去抵抗外力的引诱和侵掠,所以在我少年时候,便立志要大做一个人了。”

进了北大之后,据说朱谦之读书极为刻苦,每日必到图书馆,馆门未开先站立等候,直至闭馆回宿舍。馆长李大钊曾感慨,“北大图书馆的书,被朱谦之看过三分之二,再过一个月,将被他看完,他若再来借书,用什么应付呢?”

就在北大读预科期间,朱谦之用力钻研诸子学,先后写出《周秦诸子学统述》、《政微书》和《太极新图说》。他精研玄理的时候,论述就已不知不觉带有一些“虚无主义”的由头,“已乎!已乎!太极之说,岂为我设乎!殆乎!殆乎!谁为真宰乎!”(《太极训》) 他又说“盖乾坤伪也,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无往而不伪也。何以伪?凡象皆非实,实则何待象,非实其奈何?意者当远离而独绝乎?”(《易象训》) 既然现有这些思想都未必“真”,那就必须好好地对它们怀疑一番了。

在追求“真宰”的过程中,朱谦之逐渐走向“革命”,开始鼓吹“革命哲学”。“革命”这个词古已有之,但却是日本人用其翻译revolution,再传回中国,在20世纪初才流行开来。一旦被接受,用陈建华的话说,“革命”在中国就经历了“从禁忌到图腾”的转变,一跃成为国人最为热衷的观念。比如辛亥起义成功,告别帝制,国人欣喜欲狂,以“大革命” 命名这场起义,比拟于“法国大革命”接着是孙中山“二次革命”、“北伐革命”,“革命”话语贯穿二三十年代,此后连绵不绝,直至当下。

但朱谦之所倡导革命,并非单纯社会制度上的革命,而是要将其运用到整个宇宙,来一回彻彻底底的革命。扫荡名相,怀疑一切。这个时期,他读到禅宗《高峰语录》,大受启发。他认为只有必须用极端的、革命的、怀疑的、破坏的方法,才能求根本的解决,“非完全则宁无”。《语录》中“虚空粉碎,大地平沉”一语更促使他要努力挣脱一切压抑和强权的羁绊,以致愿牺牲生命。

朱谦之的革命就是要根本反对现代的任何制度,由着否定方法,批评一切,扫除迷想,打破偶像,“否定”出一套新思想,“根本解决”现有问题。直接表现就是,朱谦之激烈地在哲学上批评杜威实用主义(当时译实际主义),在社会思想上批评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站到一起。

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完全地分开。比如《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1919年5月)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其中就有《巴枯宁传略》来介绍巴枯宁的学说。但是反过来,无政府主义者往往嫌马克思主义不够彻底。比如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1919年在《进化》杂志第1期上就说,“现在社会的政治、宗教、法律、资本家,阻止人类全体的自由的幸乐,使他不能实现,都是强权的,我们应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从根本上将他们扫除。(全世界革命)由平民自己去行那‘互助’的生活,这才算进化的公理,完全战媵强权呀!”

黄凌霜与朱谦之的立场非常接近,两人在北大学生刊物上有一番笔战,很快就结为好友。黄曾赠诗给朱谦之,可见二人的友谊:“翩翩少年古闽朱,落笔万言意新奇。专注感情耻谈理,诚实态度世所希。况复知行合一体,不分宇宙与身躯。欲破太空沉大地,高怀似你我焉如!”

而且朱谦之既然站在否定一切、怀疑一切的立场上,那么就连“科学”也不能避免被“革命”的下场。众所周知,科学精神在五四时期影响极大,是两位“先生”之一。朱谦之倡导“革命哲学”,反对新民主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实证主义等,而后者这些学说都是以理知或科学为依据。朱认为,一切国家、政府、社会、组织都是依靠理知建立和维持的,所以它们都是恶的,依靠理知建立的道德也是伪道德。他在《革命哲学》中进一步辩解说,“我原不是极端反对科学,只因革命时候,没有提倡科学的必要,而且科学方法,在底子里实和革命的理想冲突,所以要主张革命,就不免对不住科学了。”

二、唯情哲学

朱谦之力主极端的革命哲学和无政府主义,运用到实践中,就是他写了一份《反抗考试的宣言》,并寄给蒋梦麟先生,呼吁废止考试,并立誓不要文凭。最终,校方以没考试没文凭,要文凭要考试的对策化解了这场风波。

随后又发生一件更为严重的事件。1920年10月左右,朱谦之起草了一份“中国无政府革命计划书”,并与朋友们出去散发其他革命传单。他的好友毕瑞生被警察抓去,计划书不幸落入警察之手。为了营救毕瑞生,朱谦之自愿坐牢,拼着一死,准备回到虚空去了。

他在狱中三个多月,写了《绝命书》,庭审时又发表了很多宣言。最终还是逐渐冷静下来。他在狱中反复看《周易》和《传习录》,开始反思自己主张革命的热忱。他觉得社会上一般主张革命的青年,和自己类似,但大多数都欣羡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成功,想要利用强暴的兵力,来达到所主张的目的。这样过于危险,并不可行。结合自己的经历,朱谦之对革命前途失望起来。

他在后来一封给胡适的信里说,“我想真正的革命家,应该了解那地方的民族个性才好,即如中国从各方面看起来,都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有心人正应该因势利导去实行无政府革命,至于陈独秀的劳农政府呢?真老子所谓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他在狱中也见识到了人间冷暖。北大学生为了营救朱谦之,召开大会商议办法。上海的无政府主义同志社亦号召各地同志对此进行声援。各地函电飞往警察厅,政府在各界压力下不得不释放了朱谦之。朱谦之回顾自己这段牢狱经历,感慨说,“我因营救友人事,越觉得如李守常这般倡革命的,实在靠不住,实在除利用青年外,没有别的!”不过后来他又在“回忆”一文中说,“但是守常先生壮烈的死,已使我改变以往的许多误会,我宁愿对我从前的论敌低头。” 但这也只是向李大钊低头,而非向马克思主义低头。

脱离了牢狱,朱谦之也开始远离革命哲学。1921年,朱谦之就离开北京南下,至杭州兜率寺从太虚大师出家。后来又在恩师梁漱溟的介绍下,去南京的支那内学院向欧阳竟无求教。朱谦之对佛学素有研究,他的革命哲学、周易哲学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禅宗的影响。可是朱谦之却不能接受寺院的生活,敏感心灵与隔绝尘世的出家心态格格不入,矛盾重重,故而没过多久就离开了南京。

朱谦之认为“情”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源。孔子说,“人者天地之心”;孟子说,“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不过最让朱谦之钦佩的还是杨慈湖的“心即神”之说。神都在心中,如果还四顾彷徨,去“虚空”里找,那真是迷妄了。所以朱谦之顺着自己“生生”、“变动”的情感之流,寻找着自己生命新的方向。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他和杨没累小姐恋爱了。“我鼓舞着,挣扎着,好像沉溺在水中的时候,竭力和逆流拼命推破一重重的波涛险阻,即一重重地回复了真我本体的自由。于是忽然地一声而美世界被发现了!我在情感深处,触着销魂大悦的神秘境界,在那里唤起共鸣共感来了!我感激之极,好像儿童初次叫了一声“我”的一样,这不正是我唱这世界底赞美歌的第一声么?”

所以朱谦之的生命学说,到底是以狂热的感情为基础的,而以“实际爱的生活底体验”去丰饶它,强固它”。这段感情不仅改变了朱谦之的生活,也极大地改变了他的思想。他尽兴地让自身的“真情之流”流淌,他认为“情”本来是孔学千古不传的秘密,只是孔孟之后中断。他现在要接续这个传统,恢复孔学本来面目,让孔学得以“复情”。复情之后就能发现:“‘神性’是现实世界中最现实的东西,我们不必憧憬天国,当我们努力发挥热情的自我时,我们就回到神性之所在了!我们就能够向快活的世界而进行了!”

他与杨没累定居杭州,虽然清苦,但生活得极为快乐。江南美景不断激动他的心灵,而他新结交的郭沫若和郑振铎两位好友,一个创造社的领袖,一个文学研究会的编辑,都与他的思想产生互动。郭沫若新作《女神》赠与朱谦之。朱谦之回忆说,拜这位“女神”所赐,他的哲学终于由革命向着“美学”而转向了。另一位好友吴康觉得他的性格与卢梭颇为相近,赠他一本《卢梭的生平和著作》,并附诗曰,“飘零身世托轻帆,浪漫生涯亦自豪。”

朱谦之则深情地向杨没累表示,“人生的最终目的,只有爱情。我有爱情,便足以自豪,宇宙间还有什么能间隔我们呢?诗人在唱,泉水在流,都是告诉我们以“爱”的哲理,我们和‘爱’合德的,忍辜负了我们诗的天才吗……我对着良知宣誓,愿意有一个女子的帮助,如果真个同情同调之人,共相唱和,誓结长伴于山林之间,吟风弄月,傍花随柳,那就是我一生的愿望。”

三 虚无哲学

摆脱“革命哲学”,转向“唯情哲学”,也意味着朱谦之的“虚无哲学”进展到一个新的境界。朱谦之在探讨“革命哲学”的时候,已经连带提到虚无主义,认为虚无主义正是真正高明的革命哲学。虚无主义亦有高下区分,可划作两大派:第一是人生的虚无主义。第二是宇宙的虚无主义。俄国的托尔斯泰式的虚无主义不过是第一类的人生虚无主义,他们大声绝叫无非要肯定人生。而朱谦之真正倡导的乃是第二类虚无主义,宇宙的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就是要革掉宇宙的牢笼,几时革到“虚空破碎,大地平沉”才算达到目的,正是“我从虚空来,还向虚空去。” 用我国的传统来类比,那就接近《淮南子》所说的“不先物为”、“不易自然”。

虽然朱谦之很早就提倡虚无,亦被认为是虚无主义的重要代表,但恐怕要到入狱才对虚无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他在狱中写了《绝命书》,附了一首《到虚空去》的诗,是他思想转型时期对虚无主义思考的集中体现:“我从虚空来,还向虚空去。虚空是我本来身,也正是我们归宿;我去!我去!把身意断灭,吹成灰的我,也自和虚空无二。虚空里没有国,没有人,没有慎,没有喜,既远离你和他,也没有他和我;那不是净土?那不是涅梁?证得虚空时,方知道人间的坠落,生存的凄楚。谁送我从虚空来,谁送我向虚空去?但谁也不送我从虚空来,谁也不渡我到虚空去;我来时自来,去时自去;我去!我去!用不着渡夫渡我;只凭一念真实,我自赤条条地到虚空去”。

朱谦之的虚无主义直面“我从虚空来,还向虚空去”,这就拥有了很强的信心,再非茫然无据。也正因为有这种勇气,才敢于嘲笑庸众:“可怜悯的人们呀!在这有限的狭窄围墙里讨生活,物质的生活是有了,但是生活的乐趣在哪里?生活的源泉的“真生命”在哪里?在哪里?”

而通过革命哲学和实践,朱谦之也明白过去在北大与诸多朋友们讨论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诸多无政府主义,基本都是“集产主义”,而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真正的共产主义必须要从虚无主义中脱胎出来。从虚无主义转变为大同思想,那才是孔子的真传,是中国哲学和思想的最高境界。

因此他在《天元哲学》里把虚无主义走到尽头,这样就重现身土,回到儒家思想的河流中去。他说,“我要劝告人们的,就是解脱决不可能,也可能的,如能于解脱不解脱,亦无所解脱,这就是解脱了,也就是真生命的实现了。由此可见真生命是可以实现,而且即在人间世上即可实现。我的兄弟们呀,我恳求你,不要相信那超于人间的希望的涅磐,让你真诚恻怛的大悲心,就实现这真生命在人间上。”

这就引出一点有趣的思想史分歧。朱谦之认为“虚无哲学”及其导出“天元哲学”是此世的哲学,最为实用,帮助人们以自身的真情之流来摆脱智识束缚,抵达大同世界,寻找真正生命。

而同样要寻求“真生命”的鲁迅却走不通这条思想进路。他写过一篇“智识即罪恶”的短文讨论这事,后来收入《热风》。鲁迅说,“有一天,看见一种日报,却又将我的确信打破了。报上有一位虚无哲学家说:‘智识是罪恶,赃物……’虚无哲学,多大的权威呵,而说道智识是罪恶。我的智识虽然少,而确实是智识,这倒反而坑了我了。我于是请教老师去。老师道:“呸,你懒得用功,便胡说,走!”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