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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在美国 ——读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

卡夫卡在美国

——读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

罗四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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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的长篇小说《美国》,描写的是十六岁的德国少年卡尔•罗斯曼,因受家中女仆的引诱,致使女仆怀孕,被父母赶出家门,放逐到美国的经历。如果把精致敏感的卡夫卡,也放到粗犷的美国试试,又会是怎样的?比如说,这位孤独忧郁身体孱弱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晚生几十年,没有强悍刚愎的父亲和无忧安居的地洞的“庇护”,不得不在太平洋西北岸美国某个粗犷小镇,做着锯木场工人、药店送货员、医院清洁工和汽车加油站工人等各种低收入的工作,再勉强也难以把自己的家安定下来,“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屁股下的椅子随时都会被房东拿走”,且早婚且早早为家庭重负所累,此时卡夫卡笔下的小说,肯定又是另一番模样?我想,最有可能的样子估计会是雷蒙德•卡佛的小说。

第一次听到卡佛的名字,是在“海龟”小二的嘴里。不过,在觥筹交错、冷碟热盘的饭桌上,当我们谈论卡佛时,有些很不合时宜。当时,我只记住小二郑重启用了有他这种阅历的人绝对不会轻易启用的情态副词对我说的一句话:“你一定会喜欢卡佛的。”

已知天命的小二那不容置疑的“一定”,引起我的好奇,回来便在网上搜寻到小二在文心社的专辑和豆瓣网上的一个卡佛小组,于是便慢慢知道了卡佛:一个喜欢用一串串有些莫名其妙的问句或陈述句做题目、用一个个“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的疑问做结尾、贫困到不得不节省字数乃至情节却又喜欢不停改来改去、贫贱不移奋斗不息型的美国老文学青年。

大约过了半年,肖铁翻译的卡佛的《大教堂》出版,一时,卡佛成了谈论热点:早婚、酗酒、穷困、破碎的婚姻、第二次生命、美国底层小人物的代言人、短篇小说大师、简约主义、美国的契科夫等等,都成了谈论卡佛时必不可少的内容。不过,我依然在翘首企盼小二的翻译。因为,这位收集了几乎所有卡佛资料的“卡佛迷”,在将卡佛的小说集以及各种版本的介绍一古脑塞进我的脑中、对比其中优劣之后,有些自得地告诉我,他正在翻译的集子是卡佛生前最后亲自选定的集子《我打电话的地方》(Where I’m Calling From),集子包括其之前已出版的被认为是他最好的三十部小说和七部新创作的小说。在我翘首把脑袋等歪之后,终于等来《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

与精装雅致的《大教堂》相比,自选集颇有卡佛风格(尤其是价格),老老实实地粗犷犀利,“雷蒙德•卡佛”几个结实的白字牢牢顶住黑色的封面,下面是卡佛最为著名的一张黑白照片,也是原版小说集封面的照片。记得有篇小说,里面的主人公——一位处于青春期的女文青看到这张照片时,瞬间被卡佛长袖T恤下露出的汗毛浓郁、壮实性感的手臂所打动,不过,我看到这张照片时,让我心悸的却是他的眼睛。对此,比目鱼有过精彩的描写:“在这张黑白照片中,卡佛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右手搭着椅背,左手放在桌上,他的眉头紧锁,眼睛死死地盯视着镜头,仿佛那里有一道复杂的数学题,急需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出答案。可以想象,画面外的摄影师希望这位作家摆出一副潇洒的姿势、提供一个深邃的眼神,然而,我们最终看到的却是一个表情有些紧张的中年男子,他的肢体僵硬,神经紧绷,眼神中隐隐流露出紧张、困惑和焦虑不安。”

作为建筑工人、锯木场的锉工和餐馆女招待、售货员的儿子的卡佛,当然不能像卡夫卡那样身体羸弱,患上富贵细腻的肺结核病,虽然最后他也像卡夫卡一样壮年死于肺部的毛病,但却是由于粗犷豪迈的吸烟导致的肺癌。因此,底层劳动人民的儿子卡佛,理所当然继承有一副底层劳动人民所必具的强壮身板和充沛体力,因为其生活不仅远远不及有产者的儿子卡夫卡舒适,甚至可以说相当艰辛,需要“年复一年地干着狗屁不如的工作”;不仅没读博士,就连大学也是靠第一位妻子当餐馆女招待、电话接线员才得以完成的,甚至连第一台打字机也是妻子用包装草莓赚的钱买给他的。这也当然注定低级蓝领卡佛肯定不能像高级白领卡夫卡那样坐在“地洞”里,浮想联翩,用艺术家的激情和哲学家的深刻来构建“城堡”进行“审判”,而只能像一位“饥饿的艺术家”,多年来只能在厨房餐桌、图书馆的阅览室和车里写那“坐下来一次就能完成的东西”——短篇小说和诗歌,来进行自己的神圣表演,将长期生活的心酸、贫困与挣扎,转为对生活片段的沉静速写,且空白多多。

不过,无论是三次退婚终身未娶的卡夫卡,还是早早就承担起为人夫、为人父的卡佛,两人在逃避责任和现实上倒可惺惺相惜,互为知音。1912年,二十九岁的卡夫卡写信给当时的未婚妻,引用袁枚的《寒夜》诗表明心迹:“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尽炉无烟。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1957年,卡佛结婚。蜜月第二天,这位十九岁的新郎哀戚地对着已怀孕的十六岁的新娘玛瑞安说:“如果有一天,我必须在你和我的写作之间做选择……我会选择写作。”虽时空相异,卡夫卡的含蓄幽默与卡佛的直白无奈却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因此,这两位在生活中不善言辞的逃避者不约而同选择了写作,在精神或物质的困境中写作,似乎并不意外。因为写作是他们最好的遁隐之路和言说方式,他们的小说便是他们的“祷词”,是他们同一种孤独与挣扎的两种言说。在父亲面前不敢说一句话的卡夫卡,在写给父亲的那封长达35000余字的信里对此有过详细的描述。他直接宣称:“我写作,我存在”,“一切皆出于我表达个人内心生活的欲望。”写作,对于说话有些磕巴、声音与大块头的身板不成比例让倾听者不得不反复问“什么什么”的卡佛来说,有着同样的意义:“自己归根到底,不过是美国的一名普通百姓。正是作为美国的平民,自己才有着那些非吐不快的东西;”“我平日里是个害羞的人,可写起东西来就是另外一回事。”

卡夫卡曾指着一幢建筑物说:“这是我就读过的高中,那边的建筑物是我就读过的大学,左边的一点就是我的办公室。”然后用手指圈了一个小圈,说:“就在这个小圈圈中,我的一生就关在这里。”除治病疗养外,几乎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布拉格这个小圈子,把自己一生的精力给了家庭的卡夫卡,却认为“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由这种陌生感与异己感而产生的最不合乎现实逻辑与常理悖逆的事情和境况,被卡夫卡用一种最平淡、最不引人注意的语气淡淡说出,却产生了惊人的魔力,成为对现代人的最真实的寓言。在此方面,卡佛似乎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将这个寓言具体到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为生活不断奔波迁徙的卡佛,与卡夫卡相似,因“走过和住过的地方太多,同样失去了方向感与地域感,对任何地方都没有‘根’的感觉”。“我的绝大部分小说都和特定的场所无关。我是说,它们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城市或郊区,可以是雪城这里,也可以是图森、萨克拉曼多、圣何塞、旧金山、西雅图,或者是华盛顿州的安吉利斯港,不管在哪里,我的大多数故事的场景都放在室内!”对卡佛来说,他的地洞便是各种咖啡馆、小酒店、汽车旅馆、破碎贫困的家庭等等,与卡夫卡不同的是,在他同样充满魔力的叙述下,这些最日常不过、最合乎情理的事情和生活点滴,却有了一种陌生感和荒谬感,与卡夫卡的叙述一样有着一种超越时空的真实力量,用一个个小小的“地洞”直抵现代人孤独无助、恐惧焦虑的内心和无可奈何而又无路可走的困境。

《饥饿的艺术家》中,艺术家最终在别人的遗忘中迎来了死神,他在弥留之际说道:“因为我找不到适合自己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这样惊动视听,并像你们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但他眼中依然流露着坚定的信念:他要继续饿下去。这是别无选择又无人理解的痛苦和无奈!

1924年5月,卡夫卡的病变发展到喉咙,既不能吃也不能喝,在饥饿与消瘦中,他校对了他的《饥饿艺术家》。在孤独中写作,在写作中孤独的卡夫卡,对着自己笔下孤独地活着又孤独地死去的艺术家,长时间地流泪不止。一个月后,卡夫卡病逝。

如果说“饥饿的艺术家”是卡夫卡的精神自画像,那么,卡佛就犹如现实版的“饥饿的艺术家”。这似乎无需赘言,因为如今人们谈论卡佛时,说的最多的便是他的贫困、破产和由此导致的酗酒、暴力和婚姻破裂、“宁可服毒”也不再过一遍的日子以及他在绝望的贫困、酗酒中进行的写作。即便对卡佛一无所知的人,也能从他的小说中体会到艺术家卡佛的 “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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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卡佛在一次采访中说道:“你不是你笔下的人物,但你笔下的人物却肯定是你。”若剖去卡佛小说的外衣,很容易就会发现,那些锯木场工人、餐馆女招待、倒霉的推销员、旅馆清洁工、汽车修理工、失业者和家庭主妇等等,那些酗酒、烂醉,没完没了地开着电视,生活沮丧,在贫困与无聊中度日的老百姓们,其实就是卡佛,所有的人物就是卡佛一个人,而最卡佛的人便是卡佛本人。小说和他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距离——小说中那些逼仄狭小的生活场景如乱糟糟的家和小酒店咖啡馆等,就是卡佛的生活场所,那些形形色色的普通人物就是卡佛本人的不同侧面——而不存在一个俯视众生悲悯万物的作者卡佛。与卡夫卡相似,小说几乎就是卡佛的自传和心声(这或许就是人们在谈论两人创作时,不得不将他们的生活与小说混淆在一起的原因吧)。

据骨灰级卡佛迷小二考证,“实际上,卡佛大多数作品中都包括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小说《没人说一句话》、《邻居》、《他们不是你的丈夫》、《把你的脚放在我鞋里试试》、《杰瑞、莫利和萨姆》、《距离》、《严肃的谈话》、《咖啡先生和修理先生》、《还有一件事》、《大教堂》、《亲密》、《发烧》、《牛肚汤》以及卡佛死后发表的《柴火》和《需要我时你给我打电话》等,都和卡佛的生活有着直接的关系。如《咖啡先生和修理先生》里的故事情节和卡佛前妻玛丽安回忆录里所说如出一辙,包括小说中‘我太太’情人的名字和他的工作性质等都和实际情况一模一样。”被视为代表作之一的《大教堂》取自他的亲身经历,小说中那位突然拜访的盲人是他第二任妻子苔丝的朋友。小说《肥》的触发却是因为前妻玛丽安的一句话:“我的第一任太太做过女招待,她有天晚上回来后告诉我,她招待了一个巨胖的男主顾,他在提到自己时用的是复数:‘我们想再要点面包……我们就要那个特价的甜食。’那句话对我触动很大,我觉得这很不一般。这就是我写那部小说的火花。尽管我好几年后才写了那部小说,但我一直没有忘记我太太讲的那件事。后来,当我开始写这部小说时,我问自己,用什么方法来讲这个故事最好。我有意地以一个女招待,而不是我太太的观点来写这个故事。”而《把你的脚放在我鞋里试试》的素材则直接取自卡佛自己和前妻帮一家去欧洲的人看房子和在国外照看一位生病妇人的两段经历,触发他的同样是盘旋在脑子里的一句话:“当电话铃响起的时候,他正在吸尘。”

其中,最为明显的例子还数卡佛有关酗酒的小说。上个世纪60年代末,长期在贫困与破产中挣扎的卡佛,或多或少对文学举起了白旗,渐渐把终日喝酒当做了一个正当职业,用卡夫卡的话说,一切障碍摧毁了他,生活为他所剩的似乎只有警察、急救室和法庭。直到1977年6月2日,在数次因喝酒险些丧命后,卡佛依靠着写作信念和顽强毅力,终于戒酒成功,做了一件他称之为一生中最为骄傲的事情。酒精虽然没有给他带来灵感,但这段将近十年的酒鬼经历却成为他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如《严肃的谈话》的灵感来源于醉酒时,前妻玛丽安与他争吵时说的一句话:“这将是你毁掉的最后一个圣诞节。”在《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维他命》、《真跑了这么多英里吗》、《还有一件事》等中,举杯对饮成为常事。而《我打电话的地方》更是直接以戒酒中心以及那里的酒鬼们的生活为描写对象。可以说,卡佛与他笔下那些孤独无助、无路可走而又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内心的小人物的关系几乎成为“卡佛迷”们最为津津乐道的话题。

当然,以此将卡佛的小说简单等同于自传,显然是一个低级可笑的错误,正如卡佛本人所说,他“仅仅采用了个人经历的某些元素,像一个画面,一句听来的话,看见的一个东西,做过的一件事。我把它们转化成不同的东西,是会有点个人经历的影子,更多的则是想象。”同样,以此来简单衡量卡佛与小说的距离,显然同样也是一个低级可笑的错误,虽然多少有点这方面的因素,但最关键的还是卡佛那毫无姿态的叙述。他那平淡、节制,甚至有些粗糙的叙述,犹如卡夫卡的小说一样,仿佛就是他一个人的自言自语,一个被生活打败的人带着一点无奈的幽默,有一搭没一搭地讲着自己的故事。只是生活优越时间充裕而生活更加逼仄的卡夫卡,走得更远更深,将内心的孤独、恐惧、绝望投射到现实生活中;而卡佛却如快照似的将生活片段凸现出来,将生活与现实混为一体,“写一句表面上看起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让人能在某种程度上和自己联系在一起,被感动被提醒,也让人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到卡夫卡的那种孤独、焦虑与绝望,以及一种淡淡却又挥之不去的荒谬感。如洛伊德的“耳垢”(《小心》)、那只讨厌的孔雀和丑陋的婴儿(《羽毛》)、四个不停往嘴里塞不同垃圾食物的家伙(《阿拉斯加有什么?》)、哑巴的死(《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家的男人对等着他走出门口的妻子女儿说还有一件事要说,却又想不起的一件小事(《还有一件事》)、对自己的婚姻和职业非常满意却又成为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的的扫烟囱的J.P.(《我打电话的地方》)等等,这些弥漫在身边的日常小事,被卡佛简单直接、不动声色、刀不血刃地轻易挑了出来,虽然不像卡夫卡那么变形夸张,却像一根鱼刺似的,带着天性乐观的美国佬的黑色幽默,刺入惯常熟悉的生活,毫不留情又点到为止,再加上有着点睛之妙的奇奇怪怪的小说题目和字尽意未尽的没头没脑的结尾,让人不得不放声大笑,否则就得放声大哭,其效果似乎并不亚于卡夫卡深不可解的寓言,而又更具有普遍的杀伤力,而力量与卡夫卡一样,都来自于对现代人所处的一种不能以理性和逻辑去解释的荒诞境况,以及现代人恐惧、焦虑、迷茫、困惑与无助的孤独心灵的揭示。

比卡夫卡幸运的是,戒酒成功、功成名就后卡佛开始了他的“第二次生命”:有了稳定的收入和无数的荣誉;有了固定的房子和称他为爱人的人以及一个作家应有的“孤独”的书房。这时期,他用十八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小说集《大教堂》(Cathedral,Knopf,1982)里的十二篇小说,与他花了十几年时间才完成第一部小说集《请你别说了,可以吗?》(Will you Please be quite, Please?, McGraw-Hill,1976)相比,速度是无法相提并论的。虽然“第二次生命”中的作品内容依然没有脱离其“第一次生命”的经历与体验,但不再“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把“所有东西删减到不只是剩下骨头,而是只剩下骨髓”;“不再强调简约主义的写作风格,而开始关注人物潜在人性的发展”,“作品在向着希望而不是恐惧的方向发展”。如标题小说《大教堂》便有了一个有些温情和光明的结尾,有些无聊空虚的“我”对盲人访客一直有些抵触和忌妒,对客人一直冷淡甚至有些恶意的捉弄,最后,一直主动的“我”反而顺从盲人的叙述,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

其中最明显的证据似乎是小说《好事一小件》(A Small, Good Thing),这是他上一个小说集《谈论爱情的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Knopf,1981)中小说《洗澡》(Bath)的加长版,有了更加细腻的人物背景交代和描写,篇幅几乎是原来的三倍,《洗澡》中冷漠的没有结尾的结尾在《好事一小件》中变成一个温馨的结尾:孤独的老面包师终于有机会用自己的面包安慰失去孩子的夫妇俩。事实上,《洗澡》曾被卡佛的编辑加利大刀阔斧地删改,《好事一小件》与其说是转变,不如说是复原。但无论是转变还是复原,当时的评论家对此不吝赞词,认为卡佛的作品和过去的相比,显得积极和饱满,对人物也更加宽容。小说为此荣获1986年的欧•亨利奖。而卡佛自己也非常满意这段时期的创作:“现在的眼光更开阔了,和过去相比,对将来更有希望。但在大多数场合,东西还是会消亡,信念、目标和幻想都在消亡。但在多数情况下人没有消亡。他们不得不把袜子往上拉一拉,继续向前走。”不过,对于喜欢“卡佛风格”的一些评论家和读者来说,却更加怀念卡佛早期作品中的粗粝、冷酷与简约,以及令人生畏而又着迷的尖锐。

1987年5月,卡佛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小说《差事》,写的是他的偶像和写作导师、俄国作家契诃夫之死。四个月后,卡佛像契诃夫一样开始吐血,步入生命的黄昏。在最后的日子里,卡佛常常坐在自己的家中,长时间凝视着窗外的玫瑰花,和妻子谈论着对契诃夫的热爱,写着一直未完成的诗集。1988年8月2日清晨,卡佛因肺癌死于家中,安葬在太平洋西北岸一个陡崖上的“海景墓园”中,在他的墓碑上,刻着“诗人,短篇小说家,散文家”,还有他生平最后一首诗《最后的断想》:

尽管这样,你有没有得到

这一生你想得到的?

我得到了

你想要的又是什么?

称自己为爱人,和感到

被这个世界爱过

相比而言,我却更喜欢他早期的一首诗《蜘蛛网》:

几分钟前,我走到屋外的

露台上。从那里我可以看见和听见海水,

以及这些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

闷热而宁静。潮水退了。

没有鸟歌唱。当我靠着栅栏

一张蜘蛛网触到了我的前额。

它绊进我头发里了。没有人能责备我转身

走进屋子。没有风。大海

死一样沉寂。我把蜘蛛网挂在灯罩上。

当我的呼吸碰到它,我望着它不时地

颤动。一条精美的线。错综复杂。

不久之后,不等人们发现,

我就会从这里消失。

3

在父亲粗暴干涉下,卡夫卡偷偷坚持的写作可谓是一个奇迹;几次因酗酒差点丧命而后又写出那些酗酒小说的卡佛,“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卡佛自语)。内心的破碎与外在生活的格格不入——这或许是两人最相似的地方,也是其荒谬感的共同来源。这也让卡佛的小说,即便贴着简约主义的标签,也像卡夫卡的小说一样,成为最复杂的小说,一种不是卡夫卡式也不是任何其他作家式的卡佛式的小说。即便大可以将他的小说与卡夫卡、海明威、契诃夫相比较,甚至可以从中梳理出某种血缘关系,但如卡佛本人所说:“你可以说我受到了所有我读过的作品的影响,也可以说我没有受到任何一位作家的影响。”卡佛,优秀的作家卡佛,和任何其他优秀作家一样,有着他独一无二无可复制的迷人气质。若要了解卡佛,最好的办法就是扔下这堆废话,直接去看卡佛本人。我相信,一定能如小二所说:你一定会喜欢卡佛的。另,小二,即《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译者汤伟的网名,一位80年代遗留下来的、有些令人嫉妒的文学不老青年。

 

雷蒙德•卡佛中译本:

《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于晓丹译,花城出版社1994年4月。

《大教堂》,肖铁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1月。

《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汤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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