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 非焦点访谈

《收获》和他的作者们(程永新 走走)

 

《收获》和他的作者们

 程永新 走走

 

走走:您是怎样和《收获》结缘的?

程永新:我上大学前,在农村工作过两三年,下乡期间我就和《收获》有缘,我在遥远的海边和它不期而遇,但我当时不认识它,不知道它的名字,因为没有封面,一个农场就这么一本杂志,传阅来传阅去,我读到的那期杂志上刊登了这样一些赫赫有名的小说:《爱的权利》、《大墙下的红玉兰》、《铺花的歧路》……

大学实习期,第一次走进杂志社,有一种非常神圣非常神秘的感觉。那个时候主持这本杂志工作的是老萧岱。萧岱先生是三四十年代的一位老诗人。我走进《收获》办公室的那个早晨阳光灿烂,背靠落地钢窗的一张大办公桌前,坐着一个满头白发、大腹便便的老头,那就是萧岱先生。周围小一点的办公桌前坐着几位老编辑,我看到其中一位用毛笔在厚厚一叠文稿上涂涂改改。

我们这代人很不幸,文革时期上学,传统文化的教育很欠缺,大多数人毛笔字都不会写,看到老先生用毛笔在那里改稿写信,真是非常的惊讶,崇敬。编辑部也就三四个人,有一位比较年轻的,那就是李小林老师,她是一个星期来一次,平时在家,她家常有各界人士登门拜访。她要照顾老巴金,要整理老巴金的文稿。每个星期李小林来编辑部的那天是最热闹的,她会带来很多信息,方方面面的,她嗓门比较大,整个编辑部都是她的声音,如果说平日里杂志社像静静的一潭湖水,那这时候就是炸开的油锅。

我去《收获》实习的时候,老萧岱已年届七十。不久,我就发觉他有很严厉的一面,生气了他会骂人,不依不饶的骂,带着挖苦带着嘲笑。那些老编辑都很怕他,背地里偷偷叫他“老头”。但在记忆中,从我到杂志社直到老萧岱退休,他从没骂过我,甚至从未和我红过脸,不是说我有多么优秀,他是在袒护年轻,他对青年人有一种慈父般的宽容。

老萧岱退下来之后,我们编辑部在深圳开笔会,那时候因对他不那么害怕了,所以可以比较深入地和他交流。他告诉我,社会正在发生着剧烈和巨大的变化,所以他非常渴望与年轻人交流,非常渴望与知识结构不同的人进行对话。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他以前比较纵容我的原因。

 

走走:我看过一篇文章,大意是《收获》复刊后,老萧岱为新《收获》走出一条日渐开阔的坦途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程永新:萧岱是杂志的当家人,照理说编辑初审作家的手稿,然后交给他终审,由他决定发表与否,这个生杀大权掌握在他的手上。我到了杂志社之后,他经常会拿着稿子跑到我的办公室请我看,征求我的意见。当时我比较年轻,刚刚大学毕业,有时候私下里情不自禁地会骄傲起来,事后想想,觉得自己很浅薄。

80年代后期,作家贾平凹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浮躁》,试图表现那个时代乡村与城市的剧烈变化,以及在这种变化下人的生存境况。这部小说我们杂志发表之后,遭致很多批评。当时上海市主管领导在万体馆全市党员干部会上,点了《浮躁》的名,这是比较严重的一件事情。老萧岱开完会回来,立即召开编辑部紧急会议,传达市领导的意见,大家很紧张,看得出老萧岱的心情非常沉重,他最后表态,万一有什么问题的话,由他一个人来承担,跟杂志社其他人没有关系。

杂志社的工作流程是每篇小说都有责任编辑,老萧岱一下把所有的责任全揽下来,下面的编辑就会比较轻松,但是我觉得,当时大家的心情因为他的这一番话变得更加沉重。

后来围绕这部小说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据说很多老作家,比如茹志鹃、柯灵等人,都出来发言维护《浮躁》,市领导都发话了,这些老作家照样说他们想说的话,这就是时代的进步。这些老作家是真正值得我们尊敬的师长。

上海作协开会的意见综合起来,反馈到上面,《收获》杂志社没有收到任何处理意见,平安过了关。

在关键时刻,老萧岱的语言也许不是很出彩,但他讲了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你们不用担心,假如有事由我负全部责任。就这一句话,下面的人放下了心,在这样的掌门人、这样的领导下面工作你是完全可以放心的,他不会推诿责任,不会出卖你,永远不会把你交出去。

还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当时有一个退位的领导,他写了长征题材的一部长篇小说,通过吴强转到我们杂志社来,大家看了,艺术上是不敢恭维。当时那个前领导虽说退下来,但非常霸道,电话打到编辑部来了。我印象非常深,那天我看到老萧岱弓着背,接电话的时候是非常的谦卑,不停的听他在说“是、是”。对方骂他的声音很响。放下电话,他掏出手帕擦拭额上的汗,眼睛里透露出一股狡黠的神情,他说:骂就骂了,反正小说我们不用。

在老萧岱谦卑的态度下面,藏着的是他的坚定,他有他的底线,底线是不能越过的。他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身上有一种骨气,有一种人格力量。其实今天在商业大潮的社会里,我们更需要传承、坚持、发扬前辈知识分子身上的这种精神。

80年代中期,老萧岱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当时我们觉得老萧岱的观念是不是有点陈旧了,文学观念是不是有点落伍了?是不是该换年轻一些的领导了?私下甚至在会议上我都说了些年轻幼稚的话,且得到了其他人的认同。

那时候很害怕直接去面对老萧岱,“你可以退了吧”,这个话谁也不可能跟他说,但意思是已经很明确了,再明白不过了。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他非常爽快的退下来了。

有一天老萧岱就找了李小林──我们现任的主编──两个人出去散步,在老式洋房的花园里,两个人谈了很久,他希望李小林能够接他的班。老萧岱说我知道,所有的人都希望你来干,他说我也应该退了,我的孙女儿还小,需要我回家去带她。

老萧岱退下来之后,他也来上班,但他很少发表意见,非常的知趣,他要让他的继任者、接班人放手大胆的去工作。

我记得那一年在广西桂林开笔会,有北岛、马原等一批作家参加。我们从广西又到了深圳,那时候深圳是特区,欣欣向荣、迅猛发展的一个城市,呈现万物巨变的气象。老萧岱经常和我们在一起,不停的提问,他似乎对这个城市的方方面面都感兴趣,对任何新鲜的事情都感兴趣。问多了,别人甚至有一点烦他,其实他非常渴望去理解生活所发生的剧变,非常渴望与人交流。

后来他去世了,他本来肝里面就有问题,退位几年之后他就去世了。事后想想,其实退位这件事情对他的人生来说,是一种失重的体验。

我为自己曾经说过的那些轻率的话而感到内疚。

 

走走:那接下来任《收获》主编的就是巴金的女儿李小林老师吧。

程永新:对,老萧岱退了之后,李小林成了《收获》的实际掌门人。我讲过,在编辑业务方面,李小林实际上就是我的老师,只是没举行过拜师仪式。我刚到编辑部的时候,她会拿一个作家的稿子给我看,她说看完了你在一张小纸条上简单的写几句话。其实我是很久之后才知道,这张小纸条实际上跟考卷差不多,小纸条上的寥寥数语,却是在考核你的能力、理论素养和艺术直觉。

李小林和作家们谈得最多、也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小说中的人物,以及人物的行为逻辑。这其实是最最基本的东西。说简单很简单,说难是非常的难。

 

走走:您把李小林主编视为您的老师,那您从她那里学到的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

程永新:从李小林身上,我学到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是捋清一部作品中的人物线索,怎么和作家来讨论人物的合理性。

作为一个职业编辑来说,需要具备的东西很多。需要理论素养,需要方方面面的知识。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非常好的艺术感觉或曰艺术灵性,这就在气息上和作家比较近了。为什么有时候职业编辑和作家沟通起来,会比批评家和作家的沟通来得容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些文学批评家的理论素养足够深,但是艺术感觉相对弱一些,这导致一些著名作家对批评家讲的话经常会有一种抵触的情绪。假如批评家讲不到位,常常是隔靴搔痒的话,作家不会买你的账。

李小林有这个本事,她讲作品的缺憾,讲得作家心悦诚服;她讲作品的亮点,作家也觉得很到位。

当年山西作家张石山写了一篇小说《一百单八蹬》,描写主人公在登山时的感受,登山的过程象征人生的各个阶段。作家写完小说给了几家杂志,都遭到了退稿。后来寄给了我,我看完以后觉得构思很好,就是略显啰嗦,我送审后,李小林提了三条意见,我把她的三条意见记录下来,之后给张石山写了一封信,张石山修改完小说,我们把它发表了,《小说月报》很快转载了这篇小说。

我要讲的是后来的事情。在峨嵋山,《小说选刊》组织全国的文学刊物搞笔会。在这次笔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张石山。峨嵋山有很多猴子,这些猴子常常会袭击人。张石山因为比较魁梧,胆子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就跟在他后面跨过小桥,穿越树林。休息的时候,他突然回过头来问我一句,他说那些修改意见都是你的吗?当时他这么一问,我脸刷一下就红了。我说……那些意见都是李小林提的。哦,他笑了笑说,意见提得真好。

优秀的编辑和作家大约是这么一种关系:作家作品好在哪里你要用心灵去感受,问题出在哪里,你要像一个医生一样给予解剖。

作家与编辑的友情,他们之间的沟通、切磋,建立在那种相知和神交的基础上,具体到技术层面,会涉及到人物、语言、叙事节奏等等各方面的交流。

 

 

走走:巴老说过,一个优秀的编辑不在于发表名家的作品,而在于是否善于发现新的作家。您和作家的“共谋”、“共生”关系应该是非常深厚的吧?

程永新:是的,作为职业编辑,很多年里,有幸交了许多作家朋友。80年代初期,我的大学同学黄小初向我推荐了苏童,为了引起我的重视,他大胆预测此人日后会大红大紫。不久,苏童寄了一篇短篇小说《青石与河流》给我。从此,我们开始了二十多年的交往,我们从青年一直交往到了中年。不出意外的话,这种友情还会往前延伸,这是因为苏童的宽厚,因为苏童的重情重义。

自从和苏童第一次见面后,他就和黄小初有个口头协定,只要我去南京,第一顿饭一定由苏童做东,在我印象里,多少年里没有变过。

 

走走:以前我就和您探讨过,是否“文如其人”的问题。学术界倒是有这句话:做人、做事、做学问。听您描述苏童,我觉得您对作家似乎有内在的儒家理想的要求?

程永新:记得马原曾经跟我探讨过,人不怎么样,作品好不到哪里去。苏童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面对大红大紫时的那种态度。上帝并不眷顾每一个人,这就是当他突然眷顾谁的时候,谁都会有些张皇失措的原因。

记得《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电影刚刚上映,苏童的书大卖特卖的时候,台湾有一个远流出版社,来了一群人要出苏童的书。我把苏童从南京请到上海,饭桌上,那些台湾的同行对苏童是赞赏有加,一群优雅的女编辑全是苏童的粉丝,桌上好菜不吃好话说尽。苏童俨然是大将风度,一付宠辱不惊的样子。好话当然愿意听,有人表扬总是好事,但是我说的是苏童表现得非常得体,一点没有失态。

我讲他没有失态不仅指场面上,更指的是内心。苏童身上天生有种贵族的气质。生活和时代的浪潮把他推到了一个高处,他没有惊慌失措,没有做出失态的事情,对人永远那么的宽容,那么的平和。

 

走走:不过再好的作家,都会有走下坡路的时候吧。确实,苏童在细腻叙事,尤其在女性心理把握方面非常独特,但我觉得他在《我的帝王生涯》之后,就有点在走下坡路了……

程永新:用马原的话说苏童是稳稳的落下来,确实是稳稳落下来,重新调整心态和状态,不放弃不抛弃。有一次苏童喝得有些微醺对我说,他就是希望到年老的时候,与一摞自己写的书为伴,这就是古人所谓的著作等身。这是了不起的计划,但是他却把这看作很平常的一件事情,这是他人生追求的目标。

苏童有大悟性,其实他的很多话,我们没有好好研究。比如说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寻找那根灯绳》,我觉得此文没收到中学语文课本里去是可惜了。他说写作就像在一个黑屋子里面寻觅,你在寻找那根灯绳,哪一天能够摸索到那根绳子,把它往下拉,那骤亮的灯就会照亮你的写作,照亮你的生命。这些话我觉得非常精彩。

苏童对美国的电影研究很透,他研究很透但从不去写电影。他家里面的录像带,过去没有碟片,只有录像带,保留了各个时期美国电影的代表作,我有很多片子都是他借给我看的。到南京去他家看看片子,偶尔也打打麻将,聊天喝酒谈小说,苏童有大聪明、大智慧,但是他喜欢过一种平常的老百姓生活。他状态非常的好,期待他尽快走出调整期,又迎来写作的春天。

 

走走:李洱曾经说过“没有程永新,1985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就会是另外一副模样”,我记得他和你的交情也很深?

程永新:应该说,李洱也是从《收获》走出去,走向文坛的。李洱是60年代生人,苏童成名于80年代,李洱成名于90年代。前阵子《南方周末》做了一大版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去年来中国,要求中方安排和李洱见面,那个时候正好他母亲生病,他回河南老家去了;今年奥运会之后,默克尔又来了,她和温家宝总理见面的时候,送给温总理的礼物是一本德文版的书:《石榴树上结樱桃》,这本书就是李洱写的,发表在我们杂志上的时候叫《龙凤呈祥》。

这本书写的是一个中国农村的村委会女主任,临近改选之际,她所管辖的村里出现了一个逃生的妇女,什么叫逃生?就是生过一个孩子又怀孕了,按照计划生育不能再生了,然后那个孕妇在村里东躲西藏,女主任最后找到了孕妇,但她的村主任却落选了。这部小说涉及到两大问题,一个是农村民选,另外一个就是计划生育。

德国人可能对这两个问题比较关注,所以这本书翻成德语后在德国的一个图书节上比较走红,后来在德国卖了一万多册。一个中国年轻作家的小说在欧洲卖一万多册,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后来默克尔和李洱终于见了面,前不久我碰到李洱,问起此事,他好像对默克尔印象不错。

李洱当初做学生的时候,我经常去华师大。那时候因为有格非在,华师大变成了文学的圣地。格非留校做老师,他有一间教工宿舍,来来往往的作家都会在那里小憩、停留。那时候格非身边有几个学生,其中就有还在当学生的李洱,当时他的名字叫李龙飞。

龙飞同学不怎么说话,大家聊文学的时候,他偶尔会插话。开始的时候我们不太注意,但是时间长了发觉龙飞同学的文学素养不低,他喜欢的作家和作品,都很有品位。很久以后,他把他写的一篇小说给我看,我比较失望,为了安慰他,我说他鉴赏能力很高,这话有点损,其实是暗讽他“眼高手低”。后来他毕业了,去了河南,他又寄了一篇小说给我,写的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因为不堪生活的重负最后自杀了,题目叫《导师死了》,文字诙谐,笔调夸张,读得人喷饭。

这个小说我觉得有意思,表达知识分子在当下的一种困境,我去信和他谈了修改意见。他修改了以后又寄给我,我又提出新的意见。当时的格非,估计也和我一样,反反复复地在看李龙飞的小说。我和格非老师通了电话,像会诊一样交流了一番,龙飞那么信任我们,我们都想帮他。这个小说来来回回的修改,我的记忆中不下五六次。当最后一稿改出来的时候,我有一种预感:一个好作家诞生了。李龙飞从此变成了李洱。

好作家的诞生也是各不相同。苏童的第一篇小说就那么成熟,你几乎不用改一个字,当然我不太知道苏童最初操练的情形。李洱的情况不同。《导师死了》发表以后,有很多评论文章。之后,李洱再给我的小说,我就再也提不出什么意见了,这很奇怪,难道通过一篇小说的修改,他领悟了叙事学的所有技巧?也许这么说有一点夸张,李洱后面的小说一篇比一篇出色,只有悟到真谛的小说家,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要知道,每篇小说的题材不同,结构也不同,但李洱都处理得游刃有余,都显出一种老到来。李洱变成了60年代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家。他非常的谦虚,有了知名度,他的小说不断的被一些导演买去,但是他从不张扬,也非常低调。在我看来,李洱的写作始终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思考在里面,是当下真正的精英写作的代表。他又是作家中为数不多的具有幽默感的人。

 

走走:我记得您在《一个人的文学史》里对王朔的评价很高,说他对传统文化的抵触和消解客观表达了当下的精神状况,使当今电视剧发生了焕然一新的面貌,王朔以脾气急躁出名,您和他的私交如何?

程永新:王朔跟前面两位作家不一样。那年,我在《当代》上看到小说《空中小姐》,我觉得作者的叙述故事能力很强,而且他用新北京口语写作,这个是他的一个功绩。他的小说里,有一种对传统的挑战,一种对既定生活的消解。

所以,我就给王朔写了信。我在编《一个人的文学史》的时候,曾试探性地给一些作家打电话,询问当年我认认真真写的那些信件的下落,令人心酸的是,只有江西的丁伯刚保留着我的信。朋友们给出的理由是我的办公室没动过,而世事倥偬,别人早已多次搬迁。我能找出王朔写给我的所有的信,但是他肯定不会保存二十年前我给他的信。这是题外话。

发表《空中小姐》前后,认识王朔的人不多。他给我寄的一篇小说的名字叫《五花肉》,我看完了以后对小说中间有一些问题与他探讨,题目是最主要的,我们觉得《五花肉》不怎么贴切,建议他是不是可以换一个名字,后来他提了三个,最后我们挑中了《顽主》。

有一天,我正在杂志社上班,突然走进来一个理平头的人,穿着拖鞋,一口京腔,说哪一个人是程永新呵,当时我心里非常反感,怎么穿拖鞋来编辑部的呢?后才知道此人就是王朔。见面简单聊几句,王朔说你去北京找我玩啊。后来王朔他们策划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没请我去,这是一个巨大的疏漏。要不,我就可以把王朔当年的造访策划进电视剧了。

《顽主》发表之后,北京的文学圈竞相传阅,王朔成了突然闯入文学界的一匹野马。后来王朔写了很多好小说,包括像《动物凶猛》,姜文改成了电影,叫《阳光灿烂的日子》。王朔的很多作品都改成了影视剧。

王朔抵触传统文化,蔑视知识阶层,他写小说是为了打碎和消解,但又通过影视剧来重新建立一种文化秩序。他后来自己成立公司,直接去介入影视。在商场上,王朔肯定也不是一个得心应手的人,所以他的公司也没有后劲。在那个时期,他用了大量的资金买小说版权,他还是想做文化方面的事情。我想说,王朔提高了中国电视剧的水准。因为在他之前,电视剧完全是另外一个状况,自从有他加入,《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包括他参与策划的许多影视剧,不能说在艺术上有多么了不起,但他改变了一种走向。王朔还影响了冯小刚为代表的一批电影导演。

 

走走:您对贾平凹怎么看?

程永新:贾平凹写的《秦腔》这次得了茅盾奖,茅奖给他的评语我觉得写得非常贴切。《秦腔》是贾平凹写故乡的人与事,但他的叙事却是非常现代的。《秦腔》讲一个什么故事,你很难概括。因为小说没有故事,它的叙事是通过细节,通过情感叙事来推进的。批评家谢有顺说《秦腔》是用汤汤水水的日常生活细节来推进小说的。这句话被挂在新浪网的首页上。《秦腔》一开始不好读,但是你只要认真沉下心来读的话,你会被它所吸引,有一种浓郁的情绪在吸引你。

在我去过的作家书房里,平凹的书房让人印象深刻。他的书房里有好多奇石,他的书桌是一张硕大木头制作的桌子,墙上、地上都是书画、玉器,还有品种很多的陶罐。我们喝茶是在一块大石头上面,坐的也是石头。我第一次去,他为了表示友好,很慷慨地说:这个屋里只要拿得动的东西你可以拿走一件。我想了想,字画不辨真伪,石头又搬不动,只好拿走一只陶罐。平凹肯定以为我喜欢陶罐,第二次他又要送我,我说你送别人吧,因为我对这些东西完全是外行,坐飞机不能带,万一查出来是文物的话还麻烦。

平凹搬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的这些宝物,他对风水有讲究,这些东西要怎么存放,要放在怎样的屋子里面,都有说法。

我们都知道平凹的书法写得非常好。他的书法在十年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求一个贾先生的字是有价格的,西安人都知道拿着贾先生的字会升值。你去西安的话,会经常看到茶楼啊宾馆啊,都有平凹的题字。我这样讲的意思是,平凹有非常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积淀,还非常善于向民间文化学习,像海绵一样的吸纳民间文化中的养料。

如果有谁因此而得出贾平凹就是土得掉渣的作家,那就大错特错了。他的身上有着非常超前的意识,在长篇小说《高老庄》里,他写到了汉人为什么变矮,这是关于人种学的,又写到了飞碟,这是现代科技研究的热点;在《土门》里,他关注的是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农村被城市一点一点的吞噬,他讲的是生态问题;在《怀念狼》里,他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性的异化。

洋和土,传统性和现代性,那么完美地融合在一个作家的创作中,这可谓是大家之气。记得有一次在西安,平凹手里捧着一本杂志问我,说现在的年轻作者有哪些人写得比较好。我就跟他说了几个人的名字。之后我说你还读他们的作品?他说我没有全部读,我只是体味一下他们文字的气息。他说青年人的写作,会给他打开思路。

像贾平凹这样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作家,却对所有现代的东西,后现代的东西,对当下各种各样的信息都很关注。读多一点平凹小说的话,可以发现,他是中国作家当中引用手机短信最多的一个作家。

贾平凹重要的长篇几乎都发表在我们杂志,优秀作家带给杂志的就是一个精神标高。在中国一线作家中,还有很多人都是把他们重要的作品来支持《收获》的,像王安忆、余华、迟子建,像格非、北村、阎连科,像当年的马原,像前面说到的李洱,还有60年代、70年代甚至80年代出生的一拨拨年轻作家,他们都和《收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走走:作家、作品、杂志,都是有其内在命运的吧。我记得格非的代表作《迷舟》,曾经被作为通俗小说退稿,却在《收获》上刊发了,结果他也因此成了您二十来年的朋友。

程永新:前面我说到过格非在华师大的时候,他那儿就像是一个文学的会所,来来往往,无异于作家的停泊地,中转站,说雅一点,也可叫做精神的港湾。像马原、余华、苏童、北村、李洱、宋琳等等,这串名字还可长长的列下去,都曾是华师大后门一条小饮食街上的常客。大学晚上校门关得早,聊天聊得饿了,就只能翻过华师大的大铁门去宵夜。在我记忆中,马原人高马大却身手不凡,翻越大铁门时轻捷如猿,一点不输给精瘦精瘦的李洱。华师大后门的那扇大铁门,应该陈列进现代文学馆,因为当年在大铁门上翻来翻去的,竟然是中国当代的一批实力派作家。

80年代到90年代,恰好是文学的繁荣期,格非生逢其时,他的作品《迷舟》、《青黄》一度成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作。格非写作《迷舟》的时候,正是马尔克斯风靡中国之时,是吴洪森把《迷舟》拿给我看的,他对格非是推崇备至,那时我还没见过格非,读完小说我对吴洪森说,希望叙事语言不要有拉美味,格非很快进行了修改,我再看到的《迷舟》就是一篇非常出色的小说。

我跟格非交往密切,也非常敬佩他。那时他的宿舍异常简陋、清贫,书架上的书都很少,我当时很奇怪,说你书架怎么空荡荡的?他告诉我,他想看的书都从图书馆借,只有借的书你才会把它看完。买来的书永远看不完。

格非少年白头,我有一次开玩笑说,你这一头沧桑,该不是为中国文学的前途思考出来的吧?他确实属于中国作家当中思考比较宏观的一个。我和他一起去了西藏,那次出游的有趣经历,很多年前出现在他的散文里,很多年后出现在他的小说《蒙娜丽莎》里。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上世纪的格非,我会想到“焦虑”,为写作焦虑,为现实焦虑,为历史焦虑;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新世纪后的格非,我想到的词是“淡定”,淡定的目光,淡定的语气,淡定的神情。

当时我们在华师大,除了喝酒谈文学,偶尔也会打牌下棋,一般来说,打80分或者四国大战,格非都是我的铁杆搭档。如果我不成为他的搭档成为他的敌手的话,我们都会很焦虑。因为打牌与写作、与生活是一样的,有一种气味相投,有一种场。

 

走走:您刚才提到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我觉得北村的写作显然也是背负知识分子使命的。他的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玛卓的爱情》、《水土不服》、《长征》等等,都是发在《收获》上的。

程永新:当年到华师大来的人中间有个留着胡子的小伙子,他就是福建的北村。他是话最多的一个人,他喜欢诉说,喜欢叨叨不絮地跟你聊各种思潮、各种观念、各种文学流派,也是一个敏锐、有想法的作家。

北村信奉基督教,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谈到,基督教本来不是中国文化背景里的宗教,是舶来品,但我觉得作家有信仰总比没有信仰要好。作家用文字来表达对生活的看法和理解,来解剖人性,极其需要有一个支撑。这个精神的支撑,一定与信仰有关。

当初我在编《收获》专号的时候,北村小说的排名并不靠前,但这些年他经过努力和坚守,能够耐得住寂寞,渡过他人生的低潮期,又重新获得艺术的新生。从《周瑜的火车》改成电影,他的写作处于一种上升的势头。《我和上帝有一个约》写得非常好。他表现底层生活的那些作品和“底层写作”完全是两码事,北村的作品里有大的思考。

北村年龄不大但身体非常差,有严重的糖尿病,前不久他去上海,坐在那里喝茶,喝着喝着,突然像变戏法似的变出一个针筒,往肚子上一扎,我知道那是胰岛素针。他乐呵呵的,没有痛苦的表情,好像也不觉得麻烦,是什么在支撑他呢,不言自明。

 

走走:您曾经说过,王朔、北村、迟子建的很多优秀作品都被严重地低估了,前面两位您都讲了讲,是不是该轮到迟子建老师了?

程永新:前面我说到苏童的时候讲过,读者应该满怀期待,有足够的耐心,期待一个好作家创作春天的再次来临。这一次茅盾奖的得主迟子建就是一个例子。

迟子建成名很早,她二十多岁的时候,文坛都知道东北有个才女。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去哈尔滨,她请我在中央大街的一个西餐馆吃饭,吃完饭去她家喝茶,书架上全是书,写字桌上堆着一大堆稿子,写作的艰辛和清寒一览无余,那时候的迟子建虽说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她始终在发表作品,她始终在一个水平线上。这就是我说的作家的调整期,记得张承志说过,作家不可能永远一篇比一篇写得好。对写作者来说,调整期是很折磨人的,它需要毅力,需要调整心态,需要一种苦熬。

孙颙先生在上海青年作家研究生班结业典礼上说,写作是人生的长跑,我非常认同。对作家来说,除了才华,考验的就是意志。一个本身素质和修养都非常好、准备充分的作家,也许一时处于低迷的状态,但是一旦熬过去,很可能他又会重新进入状态,迎来创作的新高峰。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写的是东北少数民族一个女萨满的一生。萨满是为别人除病祛灾的巫师,可干这行当会伤及她的身体,伤及她的亲人,最后她的亲人一个个死去,她变成一个孤独的老人。作家用早晨、中午、傍晚三个时辰来象征人的一生,整个长篇小说把女萨满一生的境况全部写出来,这是一部令人震动、忧伤又充满诗意的小说。

前些年我还不是华语传媒奖的评委,马原是,那届评奖投票前夕,他深夜打电话给我,想听听我对东西的《后悔录》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意见,这两部小说最后入围竞夺年度奖。我谈了我的看法,大意是说迟子建的小说比较典雅,东西的小说可能比较叫座。

后来是东西得了,迟子建没得奖。结果公布后不久,我在修改长篇,手头放着几本外国小说,我喜欢写东西的时候随意翻阅,但很奇怪,当时最想翻阅的居然是《额尔古纳河右岸》。我忽然有一种感觉,我觉得迟子建的这部作品也许更带有经典性。我很冲动地给《当代作家评论》的主编林建法发电子邮件,为我当初对这部小说的意见感到内疚。

我在一段时间里反复强调:《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幻想性叙事的代表作品,今天我们太缺乏《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样具有审美理想的作品。迟子建得了茅盾奖,我非常高兴。我给她发了短信向她表示祝贺,并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虽说这些年文学整体的状况令人堪忧,但你的写作却又进入了一个上升期。她说感谢我为《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鼓吹。

《额尔古纳河右岸》给我们的启示是:好作品不用计较一时的得失,好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走走:您对进入90年代后的中国文坛一直是抱着比较乐观的态度,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作家们并没有失去文学创造力,但如今对文学关心热爱的风气远不如上世纪80年代的鼎盛辉煌吧?

程永新:新世纪后,相对来说文学是进入比较困难的时期。为什么这样说呢?一些实力派作家的代表作都呈现在世人面前,要超越前面的作品有一定的难度。另一方面,年轻的一代,80后、90后,或者更年轻的写作者,他们完全不认可传统的文学价值标准,断裂和代沟非常的深。这种状况还要延续下去。文学正面临一次重新整合的机遇。网络、类型小说、民间传说、手机信息都可能成为文学整合的对象,未来的文学需要更加开放、多元、包容,也许还带有中国式的后现代的特征,最为重要的是需要强调创新精神原创精神,强调想象力和幻想性,一种我称之为幻想性的写作,是新世纪文学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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