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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谲云诡的革命颂歌 (翟业军)

 

波谲云诡的革命颂歌

——论刘恒《逍遥颂》

翟业军

1989年春,刘恒躲在朋友家“封闭性”写作长篇小说《逍遥颂》,浑然不觉他正在追忆的“武斗”往事就在不远处同步上演,虽然这次演出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1这是造化的幽默,或是阴邪?这种巧合会不会竟是一种暗示:《逍遥颂》切中了诸多暴力事件的内核?不过,也正是那一事件彻底淹没了《逍遥颂》,使它成为文学史上的失踪者。遗忘了《逍遥颂》的我们在盘点三十年来的“文革”叙事时,总会怅然若失:如此“史无前例”的癫狂和惨痛,为何愣是孕育不出一部巨著?我们不都说“怨”是诗之酵母吗?

本文的任务是阐发《逍遥颂》可能触及到的暴力的魅或昧,革命的诗性或“失心”。如有所得,我们既有的“文革”叙事图景将得到修整和完善。

一、“荒唐言”与“辛酸泪”

曹雪芹有言:“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这两句诗道出了“荒唐言”与“辛酸泪”之间饶有趣味的纠结:唯有满纸“荒唐言”里才能一掬“辛酸泪”,寻常的、写实的诉说一定会冲淡甚至遮蔽掉最隐秘的辛酸。“荒唐言”是一副面具,戴上它,你就痛痛快快地说说你的伤心事吧,说了,人们也没有办法对号入座。“荒唐言”也是一堵缓冲墙,缓冲墙的那边,创痛不再锋利、灼目,你就直面这些平日里连你自己都未必敢直面的创痛吧。“荒唐言”还是一堆棱镜,不同的厚度、角度、光洁度折射出一道异样的光芒,直击你那人迹未至的深心。不过,藉着“荒唐言”一洒“辛酸泪”,又有谁能懂呢?这样的写作注定是一次自言自语。难怪曹雪芹接着慨叹:“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其中味”只能自知的。不,“荒唐言”里甚至压根没有明晰、凝定的“味”,如何自知?

曹雪芹的尴尬后有来者。鲁迅也敏感到直抒胸臆的苍白、无力和矫饰,他必得找到最佶屈聱牙、折叠缠绕的句式,最稀奇诡谲、晦暗深幽的意象,最吞吞吐吐、王顾左右而言他的表述,来倾泄郁积太久的“辛酸泪”。于是,他一出手就是《狂人日记》——惟有“狂言”/“荒唐言”才能袒露心迹之一二。他更写作《野草》。《野草•题辞》劈面就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一下子否定了“开口”的有效性。所以,《野草》是“沉默”的一种方式,是作者在“荒唐言”的包裹下对于“辛酸泪”的细细把捉。就在一片曲里拐弯、扑朔迷离的言语草丛中,我们似乎能看到鲁迅的青春和迟暮,欢喜和绝望,决绝和犹疑,虚无和得救。不过,“荒唐言”里能有多少确凿的真意,或者说,这世界哪里有什么真意,有,那也是不可触及的“谜”,就像《墓碣文》所说:“……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需要强调的是,“荒唐言”之荒唐决非荒诞。荒诞很多时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变形、夸张,荒唐则是直面自身深渊时必然产生的错乱——如此虚无、绝望的往事,不错乱何以表达?荒诞是一种诗学、世界观,创作主体之于对象大抵是有距离、有余裕的,荒唐则是具体表述过程中身不由己的张皇失措、呓语狂言,表述者一定是绝望、癫狂的。有距离的荒诞可以解析、归纳,不得不陷溺的荒唐就只能感受,感受甚至都不能,“荒唐言”便是彻底孤独的。

曹雪芹、鲁迅的“荒唐言”传统在“新时期”亦有传人,比如刘恒。刘恒本是“新写实”的干将,他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白涡》、《黑的雪》、《虚证》等作品早已被认定为“新写实”的典范性文本。陈晓明如此总结“新写实”的特点:“放弃乌托邦冲动,拒绝提供集体想象,回到生活事实。”2姑且不论“新写实”是否真的能够回到生活事实里去,或者是否真有一种生活事实放在那里等待你去回,陈晓明的总结倒是大致符合实用主义者刘恒3的创作旨趣——挣脱任何文化远景和整体叙事,让小说回到人物以及写作者自身的具体、狭隘的生活困境中去。所以,他会着力描写人的食、色本能,勾画成功者在名利、肉欲之网里的轻松腾挪,追踪底层人物的困顿和挣扎,语言平平实实,叙述四平八稳,与彼时流行的先锋写作潮流全无瓜葛。即使在“新写实”落潮多年以后,他还会秉持一贯的趣味写出啰啰嗦嗦、枝枝蔓蔓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他甚至坚称,张大民的韧劲是浪漫的、理想的。这大概算是刘恒“死了不算,活着才算”4的活命哲学的最强音。于是,读刘恒的小说是轻松的,这里没有故弄玄虚的叙事圈套;是愉快的,这里全是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和你贴心贴肺;是不用动脑子的,这里没有深文大义需要你提炼和吸收。反复号称“文学吾妻电影吾妾”的刘恒后来基本不沾文学边,其实是必然的:过分地没有障碍,在同一个向度上反复滑行的写作,能有多少持续性可言?谢天谢地,刘恒写了“新时期”文学史上最椎心泣血的“荒唐言”——《逍遥颂》。正是这段湮没无闻的“荒唐言”使刘恒在文学史上能够作为刘恒,而不是“新写实”的注脚而存在。

《逍遥颂》是刘恒应《钟山》之邀,响应“新写实”的召唤而写的。小说一上来平淡、写实,一如他那些“新写实”名篇。此时,他以及他的人物分得很清楚:三0一是男厕所,三0三是女厕所;算得同样清楚:男厕所有三十二块玻璃,要用涂黑的报纸把它们挡起来,需要报纸十八张,墨汁一瓶,浆糊半瓶。更重要的是,这里还有严明的关系和程序——宣传部长想:“这件事应该汇报一下。”但是,写着写着,刘恒被一种奇异的力量拽着,坠入一片混沌、杂乱的丛林。他更被一股莫名的激情充溢着,越轨了,撒泼了,需要无休止地、振振有词地说些不知所云的大话、疯话和废话。说什么甚至是无关紧要的,紧要的是疯狂的说的姿态。就在说的强迫症的歇斯底里的发作中,词与物的锁链被斩断了,词,也只有词本身如夏天茂草般疯长,挣裂了世界原本坚实的基座,世界随之坍塌成废墟。废墟无法整饬,就像自我增生的词的无法理喻。看似空荡荡、轻飘飘的词竟有咒语一样的魔力,真是“文革”之盛景。沉入废墟一样破碎、晦暗的往事,刘恒不得不把《逍遥颂》从“新写实”的范本写成了一段曹雪芹、鲁迅意义上的“荒唐言”。有研究者感慨《逍遥颂》的不可解5,殊不知“荒唐言”原本不可解,也排斥解人的。《逍遥颂》的结尾振臂高呼:“赤卫军万岁!”——“逝去的赤卫军万岁!仍在的赤卫军万岁!遥遥开来的赤卫军万万岁!万岁!一切都万岁万了岁了!万了!岁了!完了!碎了!”热病一样的高呼其实就是莫衷一是、迷离恍惚的喃喃自语,犹如鲁迅《铸剑》里人头的无解吟唱:“阿呼呜呼兮呜呼呜呼,爱乎呜呼兮呜呼阿呼!血一头颅兮爱乎呜呼。我用一头颅兮而无万夫!彼用百头颅,千头颅……”只是刘恒的呼喊多了份力不从心和意兴萧条,似乎在暗示我们,衰竭与狂热一体两面,勃发的终点就是死亡。

诡异的是,当红卫兵运动以及对此运动的追忆成为从词到词的不及物增生,当这种增生以不可理喻的速度膨胀,刘恒和他的人物就被物化,失去了主体应有的弹性和丰富性。你看,三一九房间原来就是一座袖珍动物园,圈养着绿色的王八、橙色的苍蝇、黄色的蜈蚣、青色的马蜂、紫色的土鳖和红色的蝙蝠。墨汁也可以是月经来潮,“月经之红近乎紫吗”?人、有机物和无机物之间的巨大差异被抹平了。人就是物,物无非人。或者说,这些活蹦乱跳的人物浑身散发着死亡的气息。物化,说不定就是刘恒对于红卫兵运动的判词?那么慷慨激昂的陈词,那么义无反顾的献身,那么炽热、坚实的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原来都是可笑的、稍纵即逝的表象,红卫兵其实是被动的、惰性的,把握自己尚且不能,遑论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刘恒说:“钻出那孔垃圾道于今已超越二十年。岁月荡尽这段间隙,漆黑无助的感觉仍在。何止感觉,有时竟暗知自己仍在一眼无尽头的洞里跋涉,身心几近糟朽和颓败。”物化的醒悟,原来是刘恒的自伤。刘恒的“荒唐言”潜隐着太多的“辛酸泪”。“荒唐言”与“辛酸泪”的纠结,使他写下《野草》般的警句:“为求生求强计,特作《逍遥游》。游后感觉若何?心头恰又黑中添了黑了。”值得注意的是,真意从来混沌、缠绕,无法一言以蔽之。刘恒对于那段铭心旧事,除了自审、自伤,还有自怜、自恋,其实还有自豪和身不由己的缱绻,真是“本味何能知”!

刘恒一向膜拜鲁迅:“鲁迅的神示影响了我的世界观,还捎带着影响了我的文字。他的孤冷,他的怨毒,还有他的迅捷,在我看来都是慈悲的标志,也是某种身份的标志。”6但是,刘恒的活命哲学,他对世态人情的热衷,与鲁迅精神相去一何远。只有把剖刀伸向自身的幽暗,刘恒才会“举止颠然”,用或相反相斥或芜杂零乱或离题万里的叙述,来一揾“辛酸泪”,从而接通睽违已久的鲁迅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逍遥颂》就是刘恒的《野草》。

二、虚弱与疯狂

那么,刘恒的“荒唐言”揭开了暴力革命的哪些真相?

一帮刚刚发育的少年窝在八号楼三一九房间,创立“中华红卫兵第一红色方面军第一突击兵团第一快速纵队独立八八八少年赤卫军”,试图掀起全国乃至全球的革命新高潮。仔细看看这些异想天开、胆大包天的少年,我们会发现,他们其实非常虚弱。虚弱可能是天生的,比如后勤部长。他一上来就说:“我胆子小,这是众所周知的。”战友们让他钻垃圾孔,他更是连声哀求:“饶命!我胆儿小,你们就饶了我吧,我实在受不了啦!”虚弱更是因为失怙——少年们的父母大抵在席天卷地的革命中被打倒,甚至被清除。他们是一群胆怯、无助的孤儿。就连被缚的医科学生都敢嘲笑他们:“你们肯定是一群狗崽子!你们是一群丧家之犬!旧世界风雨飘摇,你们惶惶然无家可归了!”虚弱者没有多少攻击性可言,攻击起来也是躲躲闪闪、趁人不备的,就如外交部长掏出半瓶墨汁,浇向正在垃圾孔里徐徐而下的后勤部长。虚弱者的攻击更多地表现为自虐。他们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脖子套进绞索——绞索成了他们的人参和阿斯匹林,套上绞索犹如吞食鸦片般让人癫狂。他们甚至宣称,他们因为自虐,所以所向披靡,“可以解放全人类也能够轻松地解放自己……”这既是修辞,也可能是真相。革命逻辑里,修辞即真相。虚弱者就算发泄欲望也是遮遮掩掩、欲盖弥彰的,就如总司令拿着红宝书神游进公爵和菲利普斯小姐的风流韵事,或是既轰轰烈烈又空洞绝望的,就如副司令在女厕所里“优美地手淫”。其实,刘恒一直关注虚弱者,比如《苍河白日梦》里放着如花似玉的老婆不动,变着花样虐待自己的二少爷曹光汉,《虚证》里“不能容忍灵魂角落里的一点点污斑,况且那污斑未必就是污斑”的“多余人”郭普云,《冬之门》里矮小、懦弱,整天为着仙女似的干姐恍恍惚惚的谷世财。刘恒自己说不定就是虚弱者,不然何以对虚弱者情有独钟?从维熙曾说刘恒看起来毫无锋芒,“在言谈话语中有时还流露出一点点痴相”7。有点痴相的刘恒宿命般地选择了写作,因为“语不高声的小说作者,常在文章里咆哮;东郭先生般的作家,也常常忍不住在小说里杀人”。(《虚证•卷首语》)写作是虚弱者欲望的想象性达成。

不过,从维熙又说了:“蔫人出豹子。”豹子一样的健旺竟然来自“蔫”。那么,亢奋就来自衰萎,疯狂来自虚弱。这里甚至有种不可思议的反比例——越衰萎就越亢奋,越虚弱就越疯狂。于是,刘恒的虚弱者注定是一些充满破坏力的疯子。集自虐狂、恋母癖于一身的曹光汉一直秘制炸弹行刺满清官员,最后被处以极刑。多余人郭普云索性揣着石头跳进了水库。而平日里连一勺盐卤都不敢随便用的谷世财,成了一个杀人如麻的莽汉。他们都空洞得窒息,需要拼出全身力气,把自己扔出去,来填满这一根本填不满的空洞。疯狂其实是虚弱的一种形式,虚弱也不得不以疯狂来掩盖。所以,《逍遥颂》里的少年虚弱者必须呼喊,必须动作,来否定自己的虚弱性,即便这呼喊微弱得可笑,更没有回应,即便这动作如此漫无目的,甚至只能针对自身。就像后勤部长巡逻时小腿肚子抽筋,膝盖乱颤不止,却暗呼着“赤卫军万岁!万万岁”,走向黑暗中去,呼喊成为力量之源。就像卫生部长的爸爸被人打死,她却和凶手做爱,“七上八下,左右逢源,乌烟瘴气,女绿男红”地做爱,做爱成为掩盖虚弱的唯一方式。不得不如此、一如此就欲罢不能的绝叫和躁动,在三一九掀起一波又一波疯狂的潮汐。这种疯狂,被他们命名为革命。革命的合理性是不言自明的,就像那个时代震耳欲聋的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命无须外力助推,是不断地自我衍生的,就像那个时代雄赳赳气昂昂到绝望的逻辑——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命的狂欢节里,一切人都可以是革命的,也可以是反革命的,革命或反革命由一时之契机决定。革命到极致,朋友就是敌人,敌人也是朋友,宣言就像墓志铭一样哀婉,墓志铭反而如宣言般铿锵,虐待能让人们舒服,仇恨能让人们相互着迷。革命的疯子们砸烂了任何现成的桎梏,享受着彻头彻尾的相对性。他们是狂欢节中真正的主人。

不过,阿伦特提醒我们:“在革命的匿名力量中,人的有意识的目的和目标,丝毫也左右不了这一进程的方向,哪怕有也是微乎其微,如果他们想全身而退的话,其目的和意志必须屈从于这种革命的匿名力量。”8狂欢,原来是“匿名力量”在让你狂欢,你不得不狂欢,你越狂欢就越否定掉了自己的主体性,你就越是物。疯狂的虚弱者不是物,还能是什么?真相大抵如此。我想,让追忆中的刘恒不由自主地激狂的魔力,就是这种“匿名力量”吧。

大而言之,1949年至1976年中国大地上爆发的一次次运动,均可视为虚弱者的革命。明明一穷二白却叫嚣着“赶英超美”,明明是自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却偏偏想着解放世界上另外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明明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却还美其名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不一而足。这些革命说到底是愚信,是狂想,正好应证了《逍遥颂》里副司令的“箴言”:“真诚的信念和真诚的巫术是化腐朽为神奇的两股重要力量”。就在“化腐朽为神奇”的过程中,革命时代尽显诗性——“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可是,联想到诗性背后的虚弱,诗性又成了“失心疯”。而且,这种革命的特性决定了革命一定会陷入越虚弱越革命、越革命越虚弱的泥淖。革命成为朝向死亡的狂奔。《逍遥颂》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的概括力实在惊人。

汪晖说,20世纪是一个“短世纪”、“革命世纪”,90年代则是“革命世纪的终结”9。我认为,《逍遥颂》的洞见可以推广至整个“革命世纪”,特别是这个世纪的革命文学。比如,革命文学乍现,巴金就创作了《灭亡》、《新生》以及“爱情三部曲”(《雾》、《雨》、《电》)。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家》的蛊惑力和《憩园》、《寒夜》的沉郁、萧瑟,而忽略了巴金前期创作惊人的纤敏。以《逍遥颂》的洞见返观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我们会发现他们要么如云似雾般犹疑,要么因为不满现实却又找不到出路而苦闷,要么患有严重的肺结核,都是虚弱者。可正是虚弱催促着他们去恋爱,去革命,用想象中亿万人的安乐,用腥风血雨,用一个紧紧的拥抱、一个久久的缠绵,来忘却根本忘却不了的绝望和虚无。恋爱和革命都是生命消耗的方式,可消耗反过来又成为一种充盈和勃发。这就是革命的辩证法。绝望到深处,他们不得不献出自己的身体,或为爱人蹈水赴死,或暗杀以寻死。死,竟是生的极致的完满。匮乏与充盈,虚弱与疯狂,死与生,在在相斥又相生,形成“革命世纪”最司空见惯又耸人听闻的奇观。这种源自虚弱的革命毕竟是一种虚火,就像肺结核患者杜大心腮上的一抹红晕。“东方红,太阳升”里面的“红”,亦可作如是观。一片红色海洋中,革命者往往毁掉了别人,也烧完了自己,在红上又加了红。就像《逍遥颂》的结尾,宣传部长撞击“地球之核”,“黑白天地间只有时间如血流淌,在睁的眼和闭的眼中冲出一道鲜红的霞光”。如此说来,刘恒与巴金心有灵犀,他在数十年后意外地丰满了巴金的创作。

前文已说过“荒唐言”内蕴之真意的混沌莫辨。刘恒审视着革命的疯狂,疯狂又每每让他着迷和沉湎。正是这种沉湎使他写下《逍遥颂》,并把它永久地“扔给”了自己。或许,站在“革命世纪”的尾巴上,刘恒已经预感到一场“新的戏剧”10即将展开,才会写下他的批判,他追怀。批判和追怀不仅仅针对“革命世纪”,更指向“去政治化”的新世纪。

三、革命与性高潮

少年虚弱者在投身革命的同时身体也在迅猛发育。那么,性的觉醒、渴求与革命之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让我们还是从词说起。作战部长愤怒时只说缺少了某种成分的三个字:“你妈×!”这三个字不分场合地反复应用,就滗除了性的成分,成为纯为泄愤的无意义符号,但是,这符号能泄愤,而且只有它能格外泄愤,就又和性行为有了某种关联。宣传部长万般纠结时,就向墨汁默默欢呼:“万岁!万万岁”,心里竟舒服多了。他想:“有人孤独时只会骂人,只会骂你妈了个……等等,真不知天下还有万岁二字。一切都万了岁了,就一切都不在话下了。”“万岁”竟比“你妈×”还泄愤,还舒坦,还销魂。那么,全民山呼“万岁”,不就是一场大纵欲大销魂?“万岁!万万岁”的喊叫,不就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呻吟?难怪总司令闭上眼睛,在想象中让鸽子交配,情不自禁地笑了:“万岁!母鸽子张嘴叫唤起来,惨否!”“万岁”就是母鸽子在性高潮中死去活来的绝叫。“万岁”既是呻吟,红宝书也就成了淫书,“大海航行靠舵手”成了性交。少年虚弱者的世界原来一切皆性,革命是性的催化剂,也是性的高潮。你看,“文革”在他们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性爱在他们的肉体深处和神经末梢爆发颤栗,少年们渴望身心的同时历练。在外交部长的狂想中,就连钥匙也淫荡十足:“找不到钥匙就不能举起钥匙或勃起钥匙,不能使钥匙平着举起来就不能使钥匙横着捅进去,钥匙棍儿不能捅进锁穴那么钥匙棍儿就不能在神秘的锁穴内部左旋或右旋,打开那扇紧闭的门也就无从谈起了。”总司令最蓬勃的诗句就是:“到处都有男人和女人在……公的和母的在一块儿……雄的雌的在一起……耕云播雨……种庄稼种蔬菜吃饭睡觉……”这段淫荡到纯洁、瑰奇到质朴的诗句,是不是可以看作对于革命领袖的磅礴诗情的隐喻?领袖气壮山河的革命豪情,原来浑身散发着雄性力比多的膻味。

革命与性最完美的谐振就是医科男生的“红色计划”。在此计划中,革命激情愈益阑珊的世界是一个阳萎患者,一个重要的城市就是一个穴位,他们派出多个先遣队和突击小组去捅这些穴位,试图让世界重新勃起。不革命就是阳萎,就是白色阴云,革命就是勃起,就是世界山河一片“红”,革命与性的关系被交待得过分直白了。他们把北京称为“会阴”——针灸治疗阳萎的关键穴位。“会阴”几乎每天都在频频震动,释放酸麻胀痛的神经能量,世界的全面勃起指日可待。这不就是虚弱导致的革命癫狂和自大?北京何曾真能引领世界革命的狂潮。医科男生关于针灸的银针还有一个绝妙的比喻——“像一根在大酱缸里搅动的棍子”。“棍子”再明显不过地指代男根,于是,此呼彼应的革命运动,就像革命者们举起男根冲向萎顿的世界。革命原来是雄性的。只是大家都革命了,革谁的命?男根伸向何处?看来,革命不得不是一场“前仰后合不亦乐乎”的手淫。刘恒无意中幽了革命者一默。医科男生还强调,“红色计划”是“一个伟大医生的空前绝后的治疗方案”。医学,一个“五四”以来太过熟稔的重要名词。不过,我们要注意到,这里的医学不是临床医学,而是中医。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痛斥中医是想象的而非科学的,“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11,鲁迅更在《父亲的病》中极言中医的荒谬和野蛮。在这里,我们不介入中西医理论的争论,只在隐喻的意义上理解它们,就会发现那个惯于针灸疗法的“伟大医生”也是妄想的、残酷的,正是陈独秀、鲁迅一再痛斥的庸医。“五四”精英的思想竟有此等穿透力。

革命与性合流,盲目的力比多狂潮四处奔涌,必定会产生超强的破坏力,甚至是嗜血的。就像总司令说,少年赤卫军虽无血腥纪录,却是杀人不眨眼睛的,“只要组织需要,他们会在没有石磨的情况下把一个首尾俱全的人磨成红色的豆腐,他们会笑眯眯地喝掉那些红墨水般的豆浆,把眼珠子、耳朵和脚趾头等等当点心一样吃下去”。对于人体器官的解剖学罗列,看似非常残忍,却含有一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乌托邦祈愿——灭亡是新生的开始,把旧人吃掉,新人就将破茧而出。或者用阿伦特的说法,革命必然血腥,因为人类的开端就是罪恶的——该隐杀亚伯,罗慕路斯杀雷穆斯。

革命时代无往而不性爱,绝对泛化了的性会不会又是最虚弱、无能的性?再深究下去,这种遍地开花的虚弱的性正好植根于虚弱,就像卫生部长由少女而荡妇的心迹:“你了解我半年来的身世你就明白了,生和死在我心目中完全平等,我来者不拒……”于是,革命时代多了条首尾相连的因果锁链——因为虚弱所以革命,因为革命所以淫荡,因为淫荡所以越发虚弱……或许,这就是“在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确立的划时代的性交原则”?由此因果锁链层层演变下去,革命时代的性爱必然直抵死亡,死而后已。难怪医科男生和卫生部长做爱时,会用毛巾被勒住少女的脖子,“彻骨交欢的男人脸上流出了阴森森的杀气”。卫生部长其实已然死去,“对糜烂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天真”。革命时代,死是性的一部分。或者说,死原本内置于性,甚至就是性的完成,只是革命的疯狂使真相显露得分外分明而已。又说到了死。看来《逍遥颂》真是一本幻灭的书。茅盾和巴金把他们同是描写革命的处女作分别命名为《幻灭》和《灭亡》,真是深得革命之三昧。

革命即性,刘恒自然而然地把写革命的书命名为“逍遥”。那么,什么是“颂”呢?“颂”当然就是赞美民族、英雄、人民或者神的颂歌,曲调大抵庄严、雄伟、宽广、壮丽。革命时代必然是颂歌时代。只是刘恒的颂歌虚无、错乱、疯颠,哪里算得上庄严。或许,革命时代即将终结时,颂歌必然唱得荒腔走板不成调。而据林训涛考证,目前出土的甲骨文中没有“颂”字,“颂”的意义包含在“公”字里。作为“颂”用时,“公”就是祭典或祭祀的意思。而甲骨文的“公”是一个会意字,把男女生殖器叠合起来,表示男女交媾。由“公”的会意可知,“颂”就是“起源于上古人类生产(生产资料和人类自身)的集体祭典,最基本的含义就是一种以生殖崇拜为目的的祭仪”。而“《说文》古训,指‘颂’为‘盛’。这里的‘盛’是指男女交媾时女性生殖器充满精液(人类生产的关键)的状态,为颂的祭典本原的破解作了一个有力的注脚。”12“颂”这种体裁原来“性”意盎然,用来“称颂”大革命/大性爱,真是浑然天成、水乳交融。如此一来,少年虚弱者成了大革命/大性爱这场祭典中的祭司(“尸”),祭司们以革命的惊雷促性爱的云雨,以颠鸾倒凤求革命花开。总司令的诗句哪里是幻想,分明就是写实。不过,“颂”之祭典中,男女先以“桑林之舞”、“万舞”等舞蹈形式暗示交媾,“祭仪结束时,则以群众性的男女野合来祈求生殖繁盛的愿望”13,先民的性爱是欢乐的、生殖的,通往繁盛。在《逍遥颂》里,性爱则是耗散、无望的,不得不衰朽和糜烂。“颂”,又成了刘恒对于蓬勃性爱弦歌不再的喟叹和对于革命时代的讥讽。刘恒又怎么能把自己从革命时代剥离开呢?讥讽其实就是自嘲嘲人。

革命与性的关系问题其实并不新鲜,王朔的《动物凶猛》、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阎连科的《坚硬如水》、余华的《兄弟》、苏童的《河岸》等作品均有精彩表现。但是,《逍遥颂》对于此一母题却有开创之功,刘恒比王朔他们更早地发现了革命也能销魂,性欲也能刺激革命的新高潮。这或许要归功于刘恒一直以来对于食、色本能的关注。不过,与后之来者更愿意荒诞化地表现这一主题不同,刘恒选择以“荒唐言”来直面。荒诞既是一种有距离的变形,就往往闪避了该主题的沉重,而直面显出了勇气和担当。

据陈思和总结,三十年来的“文革”叙事有两种主导模式:忏悔和怪诞。14其实,不仅怪诞可能是一种闪避,忏悔更是闪避的捷径——以忏悔的方式把罪责推给万恶不赦的“四人帮”,自己不就是洁白无辜却惨遭迫害的羔羊?直面尚且不能,何来真切反省,“文革”叙事的浅薄和矫饰可想而知。但是,我们忘了刘恒和他的《逍遥颂》。《逍遥颂》决不怪诞,亦不刻意忏悔(刘恒对于革命的复杂心态,哪能用忏悔笼统概括),而是直接切入“文革”内里,用“荒唐言”来表述、暗示和象征所有能言与不能言的真意。所以,我可以认定,《逍遥颂》是三十年来“文革”叙事的高峰,文学史决不应漏掉这一阙波谲云诡的革命“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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