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 文学史

纵情的极限 (李兆忠)

 

纵情的极限

——郭沫若在日本

李兆忠

1913年12月28日,郭沫若怀着背水一战的决心踏上了东瀛之旅,说背水一战,包含两层意思:其一,郭沫若随身携带的生活费——长兄给的一根重六两的金条,换成日币后只够在日本生活半年,这意味着,郭沫若必须在半年之内考上官费学校,否则只有打道回府,回到他厌倦不堪的祖国;其二,为了能够到日本留学,郭沫若放弃了刚刚考上的国立官费学校——天津军医学校,为此受到长兄责备。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郭沫若临别前暗暗发誓:“我此去如于半年之内考不上官费学校,我要跳进东海里去淹死,我没有面目再和大哥见面。”(《初出夔门》)

取道中国的东北,路经朝鲜,经过两周的辗转,郭沫若于1914年13日到达东京,他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当时中国与日本有官方协议,五所日本国立学校招收中国学生(它们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千叶第一医学专门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凡是考上的中国学生均由中国政府发给官费,于是这五所学校便成为中国留学生鲤鱼跳龙门的竞争目标,由于报考的人太多,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有的人考了八九年也没成功,因此要在半年之内考上,听上去就像天方夜谭。然而,郭沫若创造了奇迹。1914年7月,郭沫若考上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预科,这一年报考该校的中国学生近千人,录取者仅四十余人,在医科正取的十一名中,郭沫若名列第七。郭沫若出国之前没有正经学过日语,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考上日本一高预科,证明了他的天才与毅力。这是郭沫若人生道路上极为重要的一步,也是他终身引以自豪的一件事,后来郭沫若这样回忆:“考入了一高的特设豫科,我立刻享受着官费,我于是仅在半年间因成绩优等而为官费生,这实在是一件顶使人愉快不过的事。在我的一生中,仅这一时期为我处女的快乐。”(《自然的追怀》)

一高预科是为中国学生特设的一个班,为期一年,主要补习日语,考试合格后再分配到各个高等学校去,和日本学生一起上课。日本的学校从高等学校起就开始分科,一高预科也不例外,它分文科、理工科和医科三个班,郭沫若选择了医科。

郭沫若此举或许令人纳闷:不久前刚放弃国立天津军医学校入学资格的他,到了日本后何以又选择了医学?这并不难解释。此一时,彼一时,郭沫若当初投考天津军医学校,并非出于对医学的爱好,而是想逃离令人郁闷的故乡四川,而最重要的是,郭沫若对包括医学在内的当时国内的教育全不抱希望,一心只想远走高飞。来到日本后,形势已大不相同,郭沫若必须掌握一门安身立命的专业,学业有成,否则无脸见江东父老。由于从小就受“富国强兵”、“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郭沫若厌恶法政,也轻视一向喜欢的文学,再加上不擅长数学,于是,实业与医学成了他的首选。在1914年3月14日的家书中,郭沫若这样表示:“男来东留学,志在实业及医学两途。”同年6月,郭沫若报考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失利,就剩下学医一途。由此可见,学医并不是郭沫若自己的选择,而是长兄的意志和时代潮流左右的结果。在1914年9月6日的家书中,郭沫若这样写道:“男现立志学医,无复他顾,以医学一道,近日颇为重要。在外国人之研究此科者,非聪明人不能成功,且本技艺之事,学成可不靠人,自可有用也。”这表明,郭沫若选择医学,既不是出于对专业的爱好,也不是由于某种特殊的机缘,而是出于一种笼统的志愿和谋生的需要。

郭沫若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掉入了一个陷阱。五年前,还是在四川的嘉定中学读书时,他患过一次严重的伤寒症,险些送掉性命,落下了重听耳鸣的后遗症,高烧损害了耳膜,其症状,据本人形容,就是“不痛不痒,只是带翁翁作蚊鸣,不能听远察微”。这种病对于一般人也许无关紧要,对于一个学医、并且将来准备行医的人却是非同小可,试想,一个连听诊都有困难的人,怎么给人断病?这好比让近视眼开飞机,叫瘸子跳高,其荒谬性是不言而喻的。

聪明过人的郭沫若居然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察觉这一切,不能不归因于大日本帝国的教学方针。日本的高等学校主要是学外语,为大学的深造打基础,其中外语占了大半,就拿郭沫若就读的医科来说,课程以德文时间最多,因为日本的医学以德国为鼻祖,一周多达二十课时,再加上英文和拉丁文,学外语的时间就更可观;另外,日本的外语教学还有一个特点,教授都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文学士,喜欢用外国文学名著做教材,外语课几乎就是外国文学课。对郭沫若来说,这无异于老鼠掉进白米缸,原先被压抑的对文学的嗜好,现在又被刺激起来。先是泰戈尔,接着海涅、歌德、雪莱、莎士比亚、席勒……西方著名作家一个接一个地进入郭沫若的视野,打开一个奇异的世界。郭沫若后来将这一时期概括为“诗的觉醒期”,在《我的学生时代》里,他这样写道:“在高等学校的期间,便不期然而然地与欧美文学发生了关系,我接近了泰戈尔、雪莱、莎士比亚、海涅、歌德、席勒,更间接地和北欧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都得到接近的机会。这些便在我的文学基底上种下了根,因而不知不觉地便发生出了枝干来,终竟把无法长成的医学嫩芽掩盖了。”这种“诗的觉醒”意味着不同于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艺术感觉的诞生。至此,郭沫若已经做好文学起飞的准备。

1918年7月,郭沫若由冈山六高毕业,免试升入福冈九洲帝国大学医学部,随着学医的真正开始,郭沫若陷于痛苦之中,在一百多人上课的大教室里,郭沫若无法听清老师的讲解,而最令他沮丧的是,由于重听耳鸣,他连打诊听诊这种最基本的医术都不能很好地掌握,郭沫若终于醒悟:“性既不近,耳又不聪,继续学医,断无多大成就。”(见1922年1月11日家书)从第二学年起,他就想放弃医学,改入文科。这个念头后来一直挥之不去,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实现,先是老婆坚决反对,认为学医将来生活才有保障,后来是伙伴成仿吾反对,认为研究文学没有必要进文科。然而在心理上,甚至行动上,郭沫若已经“弃医从文”。福冈五年,郭沫若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女神》、《星空》中数以百计的诗篇,小说《骷髅》、《牧羊哀话》、《鼠灾》、《残春》、《未央》,《三叶集》中郭沫若与宗白华、田汉的通信,还有歌德、海涅、泰戈尔外国文学大师作品的翻译,都是那一时期完成的。期间有半年多时间郭沫若抛弃学业,频繁地往返于福冈和上海,从事文学活动,创立了著名的文学社团——创造社。

值得一提的是,郭沫若最后还是完成了学业,通过了全部医学课程的考试,获得了医学士的学位。然而郭沫若获得医学士学位之日,也就是告别医学之时,这个凭聪明得来的医学士头衔始终只是一个摆设。郭沫若曾自诩自己的医学知识比文学知识更有根底,从知识层面讲也许是这样,并且,即使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学医对郭沫若也是不无小补,诗剧《湘累》、小说《残春》、《喀尔美萝姑娘》等作品,明显受到现代医学知识的影响和支持。《湘累》中的屈原,是一个神经错乱的精神病患者,《残春》则是对弗洛伊德性心理学、潜意识理论的演绎。郭沫若后来论文谈艺,与论敌打笔战,也经常喜欢援引医学上的知识与理论,甚至达到卖弄的地步,比如他对胡适的“五大魔鬼”论的抨击,郭沫若就援引疟疾与花柳病的知识,大加发挥。还有,郭沫若这样定义诗:“直觉是诗细胞的核,情绪是原形质,想象是染色体,至于诗的形式只是细胞膜,这是从细胞质中分泌出来的东西。”——这样的理论公式,没有医学修养的人绝对做不出来的。尽管如此,学医的过程对郭沫若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郭沫若后来曾将此归结于日本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其实未必准确,因为日本高等学校的外语教学也是填鸭式,郭沫若并没有觉得枯燥,反而甘之如饴。1921年月10月6日致郁达夫的信中,郭沫若这样写道:“前礼拜去上了几天课来,那种刻板的生活真要把我闷死。见惯了的滑稽戏子登场,唱一幕独白剧,时而在墨色的背景上画东画西。我只全身发烧,他口中唱着陈古五百年的剧本台词,一点也不曾钻进我的耳朵里。我只望时钟早响。但是响了又怎么样呢?响了之后,依然又是一场独白剧,一点如是,两点如是。今天如是,明天如是,过细想来,恐怕人生一世,永远都是如此罢。上了一礼拜的课,到今礼拜来,率性又‘撒波’起来了,率性在家里闭门读书,上前天想重把生理学来研究,念了一天的书,第二天又厌倦起来了。开开书本就想睡。我恐怕得了嗜眠症的怪病。没有法子只好把自己想读的书来读,又把一些干燥无味的催眠剂丢在一边了。”而在1920年8月24日致陈建雷的信中,郭沫若将自己的学医生涯与骷髅——死亡联系在一起,读起来令人不寒而栗,其中这样写道:“你《人生》一诗简洁深永,我很爱。我读了,想起我去年某日早晨,独坐在解剖学教室中,学生一个都还没有登校;室中正面只有两个髑髅挂着,睥睨着我;背后壁上的时钟不断地刻划,我做了一首诗写在钞本上面:铁塔——铁塔!/壁上时钟把我向坟墓里逼迫,/逼迫——逼迫!/胸中的血浪儿乱打我的心脉。”所有这些都表明,在耳不聪、性不合,学成无望的前提下,医学作为一种压迫性的因素,强烈地刺激着郭沫若的文学冲动。

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时的郭沫若将近而立之年,人生事业一切都还没有头绪,作为一个志向远大、才华超群的人,如何忍受得了这一切?在1918年月11月27日致胞弟的信中郭沫若这样写道:“势之所积,理复云何。回首故乡,不觉怆然神丧矣!如兄之不肖,已入壮年,隔居异域,窅然索处,所志所业,尚未萌芽,日暮途遥,瞻前恐后。”迷茫之情,跃然纸上。在这种处境下,借文学浇胸中块垒,希望通过文学打出一条人生之路,是一种顺理成章的选择。郭沫若的同窗有泽保这样描绘大学时代的郭沫若:“削瘦白皙的身躯,沉默寡言,不主动与人搭讪。可是,同学找他聊天时,却能友好相待,偶尔谈及文学方面的问题,他常常是活如流水,滔滔不绝。对医学的学习尽管不很专心,可是,课堂上对老师的提问,却能抓住要领回答得很好,真不愧是个俊才,受到大家的钦佩。”(见《郭沫若研究》第5册文化艺术出版社)据《创造十年》交代,郭沫若的小说处女作《骷髅》是他在解剖尸体时,因尸体上纹身图案的刺激,产生灵感创作而成的。十几年之后作者叙述此事,依然兴味盎然,其中这样写道:“八个人去抬出一架尸体来,陈在锌板制的长条桌上,就像围着吃西餐一样,拿着刀和钳子,来坐着吟味。起初一两次倒还是一个囫囵尸,随后便分割成七零八落了。最后是像几头人熊,各人抱着一节骨头。”第二篇小说《牧羊哀话》是在做显微镜解剖学实习时,一边观察着显微镜下的肌肉纤维,一边构思而成的。而那首大名鼎鼎的《凤凰涅槃》,是作者在上课的时候,突然受到诗意的袭击,在笔记本上东鳞西爪地记下来的。

也许是天助,就在郭沫若的苦闷与焦虑达到顶点的时候,五四运动爆发了,借这股强劲的东风,郭沫若郁积已久的情感像火山爆发一样地释放出来。这里不能不提一个人,就是宗白华。宗白华是发现郭沫若的“伯乐”,郭沫若称宗白华是“我的钟子期”。在宗白华主持《时事新报•学灯》栏目之前,郭沫若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偶有作品在该报发表,并未受到重视,是宗白华接管《学灯》之后,郭沫若的文学生涯才算真正拉开序幕,正如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叙述的那样:“我同白华最初并不认识,就由投稿的关系才开始通信。白华是研究哲学的人,他似乎也有嗜好泛神论的倾向。这或许就是使他和我接近了的原因。那时候,但凡我做的诗,寄去没有不登,竟至《学灯》的半面有整个登载我的诗的时候。说来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象一座作诗的工厂,诗一有销路,诗的生产便愈加旺盛起来……但到1920年四五月间白华到德国去了,《学灯》的编辑换了人,我的诗潮也就从此消涸了。”

在郭沫若“弃医从文”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刺激性因素,那就是郭沫若与安娜的恋爱。

1916年8月,冈山六高的中国留学生郭开贞(郭沫若原名)赴东京为友人陈龙骥料理后事,在东京圣路加医院与东瀛白衣天使佐藤富子相识,一场可歌可泣的中日跨国婚恋的由此拉开序幕。

关于这场跨国婚恋,涉及太多的话题,这里仅提示三点:第一,在与佐藤富子相识之前,郭沫若已在异国他乡过了两年半清苦的单身生活,正在庄子、王阳明与《圣经》的神秘世界里迷走,每天早晚打座,接近疯狂的门坎,用他自己的话说,正是他“最徬徨不定而且最危险的时候,有时候想去自杀,有时候又想去当和尚。”郭沫若为什么会陷于这样的境地?后来他这样分析:“宗教意识,我觉得是从人的孤寂和痛苦中生出来的,寄居异乡,同时又蕴含着失意的结婚悲苦的我,把少年人活泼的心机无形中向在玄之又玄的探讨上去了。”值得强调的是,郭沫若原本就是一个浪漫多情、性欲超常的人,据他自己回忆,年仅七八岁,性意识就觉醒,对堂嫂的“粉红的柔嫩的手”产生过欲望,到十一岁,就“泛滥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校园里的竹木,伯父家园中的枇杷树,成为他寻欢的爱人;在成都读书时,郭沫若与一位眉清目秀的汪姓男同学相好,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为此还闹出不少风波;甚至在赴日本的火车上,郭沫若与邻座的长一张美丽瓜子脸的东瀛女子眉来眼去,暗中传情,还吃了人家一个苹果。(以上均见郭沫若《少年时代》)由于背水一战的原因,到日本后郭沫若收心励志,发奋读书,过起自律的生活。据《创造十年》叙述,到东京后的最初半年,郭沫若刻苦用功应考,连最热闹的银座都不曾去过一次,进了一高预科后,依然如此,不要说银座的咖啡馆,连浅草的电影馆都没有去过一次。在繁华的东京尚且如此,到了僻远的冈山,就更不用说了。从郭沫若1915年10月21日致父母家书中的一份作息时间表,可以知道他当时过着一种清教徒般的生活,不妨抄录如下——

五时半起床

五时半至六时半盥嗽并行冷水浴一次

六时半至七时 静坐

七时 早餐

八时至午后二时,登校 星期一则至午后三时星期六则至十二时便无课

十二时 午餐

午后课毕后 温习时间 此时间每日复行温浴一次

五时 晚餐

至餐后七时散步。此间有横山者山形颇似峨眉山麓,均稻田散策田间,四顾皆山焉。恍若如归故乡然者。

七时至十时 温习准备时间

十时十五分 静坐入寝

有一种说法认为,郭沫若那时迷恋王阳明的哲学,早晚静座,是因为用功过度导致神经虚弱之故,是为了强体健身,这种看法虽然不错,却未免太皮相。据郭沫若叙述,打座后不到两周,睡眠就得到改善,梦也减少,心悸渐渐平复,能够骑马竞漕,而更重要的是,精神上使他悟彻了“一个奇异的世界”,——这就是郭沫若后来津津乐道的“泛神论”世界。惟其如此,身体康复后,郭沫若依然坚持静坐,这说明静坐对于郭沫若已别有一种功能,也就是说,为了打发孤寂的异域生活,郭沫若需要这样一个“升华”的管道,以维持身心的平衡。然而,人的本能与欲望并不是单凭意志就能控制的,更何况像郭沫若那样情欲旺盛的人。郭沫若本来就是性情中人,正如他后来不无自嘲地写下的那样:“毕竟是这个世界的诱力太大了?或者是我自己的根器太薄弱了吧?我自杀没有杀成,和尚没有做成,我在民国六年的年底竟做了一个孩子的父亲了。”(《太戈尔来华的我见》)

从这个角度看,佐藤富子的出现对郭沫若具有枯木逢春的意义,其重要性,正如1916年圣诞节,初尝爱果的郭沫若模仿泰戈尔的《新月集》,用英文写下的献给安娜的那首情诗描写的那样——

有一天清早,太阳从东海出来,照在一湾平明如镜的海水上,照在一座青如螺黛的海岛上。

岛滨沙岸,经过晚潮的洗刷,好像面着一张白绢一般。

近海处有一岩洼穴中,睡着一匹小小的鱼儿,是被猛烈的晚潮把他抛撇在这儿的。

岛上松林中,传出一片女子的歌声:

月光一样的朝暾

照透了蓊郁着的森林,

银白色的沙中

交横着迷离疏影。

一个穿白色的唐时装束的少女走了出来。她头上顶着一幅素罗,手中拿着一支百合,两脚是精赤裸裸的。她一面走,一面唱歌。她的脚印,印在雪白的沙岸上,就好象一辫一辫的辛夷。

她在沙岸上走了一回,走到鱼儿睡着的岩石上来了。她仰头眺望了一回,无心之间,又把头儿低了去。

她把头儿低了下去,无心之间,便看见洼穴中的那匹鱼儿。

她把腰儿弓了下去,详细看那鱼儿时,她才知道他是死了。

她不言不语地,不禁涌了几行清泪,点点滴滴地滴在那洼穴里。洼穴处便汇成一个小小泪池。

少女哭了之后,她又凄凄寂寂地走了。

鱼儿在泪池中便渐渐苏活了转来。

这匹死而复活的小鱼儿,无疑就是郭沫若,而那位手持百合花,洒下慈爱之泪的唐装少女,当然就是安娜了。值得注意的是,安娜是日本女子,作者却让她穿上唐装,而头顶素罗、手执百合花的姿态,令人想起西方的女神。这一中西合璧的装饰具有丰富的暗示性,由此引出第二点:佐藤富子是日本女性中的另类,与那些温柔妩媚、散发岛国特有的“人情美”的“沙扬娜拉”不大一样;同样,佐藤富子也是日本人中罕见的另类,她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具有超越岛国根性的博爱与献身精神,难怪郭沫若初次见到她时,觉得她眉宇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洁光。郭沫若后来给她取名安娜,包含双关的意思——它取自托尔斯泰著名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人公,象征爱情至上,又与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前两个字谐音,象征着超越种族国家的人类之爱。在中日关系交恶,日本举国上下蔑视中国人,留日学子普遍受“弱国子民/性苦闷”困扰的背景下,郭沫若能遇上这样一个日本女子,实属难得。安娜的爱,对郭沫若具有双重的拯救意义,它既是孤寂苦闷中的郭沫若“生命的灵泉”,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酵母,这一点郭沫若自己说得很清楚:“那时候的性向,差一步便可以跨过疯狂的门阀。把我从这疯狂的一步救转了的,或者怕要算是我和安娜的恋爱吧?因为在民国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出来。”(《我的作诗的经过》)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安娜就没有郭沫若。

然而从郭沫若这方面说,他与安娜的爱,“灵”与“肉”很大程度上是脱节的,“灵”的吸引明显地大于“肉”的诱惑。在郭沫若笔下,安娜一再被称为“圣母”,说明在情感上,郭沫若是将安娜当作母亲而依赖的。安娜的大气、坚韧和刚强,与郭沫若的敏感、狂热和摇摆,刚好形成互补,甚至在长相上,也是一个“燕瘦”,一个“环肥”。这种母子型的恋爱带有较多的精神内涵和相濡以沫的性质,却缺少纯粹的男女之爱的刺激性。不过,惟其具有“圣母”的气质,安娜才不惜承受家庭“破门”的处罚,以身相许,心甘情愿地跟郭沫若过颠沛流离的贫困生活,帮助郭沫若成就大业。不幸的是,对于郭沫若这样一个天性浪漫、抱负远大的男子来说,仅仅一个“圣母”是无法得到满足的,受制于责任和义务,拘束于婚姻的藩篱,久而久之,必然导致灵肉分离,甚至人格分裂,这一切小说《喀尔美萝姑娘》中有清楚的展示。与安娜结合后,郭沫若风流韵事不断,甚至染上梅毒,祸及安娜。郭沫若最终以“日本军国主义迫害”的借口遗弃了安娜,令人感到虚伪的同时,更让人感到无奈。这些当然已是后话。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郭沫若出国之前已按父母之命、媒妁之约完成了婚事,是个有妇之夫,这一被郭沫若日后悔为“机会主义”的行为,给这场跨国婚恋蒙上阴影,一度给他造成巨大压力。由于对这场跨国恋爱可能带来的后果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各种打击与麻烦随着爱的结晶一起降临时,郭沫若变得束手无策,陷于深深的哀怨与自责之中。按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僭越父母之命,在异邦另立家室,是大逆不道之举;而依现代道德标准,重婚同居也是属于不合法的行为。于是,与安娜的婚恋遂变成一种“原罪”折磨着他的良心,在1920年2月15日在致田汉的信中,郭沫若这样写到:“我的罪恶如仅只是破坏了恋爱的神圣——直截了当地说时,如仅只是苟合!那我也不至于过于自谴。只是我还有件说不出来的痛苦。我在民国二年时,我的父母已替我结了婚,我的童贞早是自行破坏的了!我结了婚之后,不久便出了门,民国三年正月,便来了日本。我心中的一种无限大的缺陷,早已是无可补寘的余地了。不料我才遇着了我安娜。我同她初交的时候,我是结了婚的人,她是知道的。我也仗恃着我结了婚的人,所以敢于与她同居,唉!我终竟害了她!”

想来真是有点不可思议,郭沫若一向以狂放不羁著称,在两性关系上更其如此,尤为重要的是,郭沫若与安娜的结合,是出于神圣的爱情,虽不合世俗的法律,却有某种“反封建”的内涵,如果是一个特立独行、精神强大的人,断不至于如此的自怨自艾。在这一点上,与他崇拜的西方浪漫主义师傅比起来,郭沫若似乎差得太远。细究起来,这一方面反映了郭沫若思想意识中保守的一面,当然这也是那一代知识精英共有的精神现象,读郭沫若留日时期的家书就可发现,其中并没有多少叛逆性的文字,作者俨然是一个忠孝两全的青年,与《天狗》中的那位吞日吐月的狂者风马牛不相及;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郭沫若文化人格疲软的一面,骨子里缺少一种独立自由的精神。

然而换一个角度看,这未尝不是西方文学的“忏悔”精神诱导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在《三叶集》郭沫若与宗白华、田汉的通信中有充分的披露。在开始的几封信中,郭沫若对自己竭尽贬损之能事,称自己的人格“确实是坏透了”,“简直是个罪恶的精髓”,“几乎没有可能公开的人格”,甚至将自己比作陷没在地狱边上冥河里的变形虫,“只有一些无意识的蠕动”,并且恳请对方“宣布死刑”。读着这些文字,人们不禁产生疑惑:郭沫若果真如此的罪孽深重吗?为什么那样迫不及待,甚至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个中的答案,在郭沫若1920年2月16日给宗白华的信中可以找到——

我常恨自己莫有Augustine,Rousseau,Tolstoi 的天才,我不能做出部赤裸裸的《忏悔录》来,以宣告于世。我的过去若不全盘吐泻净尽,我的将来终竟是一团阴影裹着,莫有展开的希望。我罪恶的负担,若不早卸个干净,我可怜的灵魂终久困顿在泪海里,莫有超脱的一日。我从前对于我自己的解决方法,只觑定着一个“死”。我如今却掉了这个法门,我要朝生处走了。我过去的生活,只在黑暗地狱里做鬼;我今后的生活,要在光明世界里做人了。白华兄弟!你们便是我彼岸的灯台,你们要永远赐我的光明,使我早得超渡呀!

原来,郭沫若的“忏悔”,目的在于逃离现实的困境,得到所谓的“超渡”,为此他不惜夸大自己的“罪恶”,就像一个急于摆脱病痛的人故意把自己的病情说得十分严重一样。那么,郭沫若当时的生存状态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从1916年圣诞节郭沫若献给安娜的那首英文情诗来看,他们的同居生活起初应当是十分幸福的。然而好景不常,一场从天而降的跨国恋爱刚把郭沫若从生命的荒漠中救出来,又把他抛进人生的泥沼中。一年后,随着新生儿的降临,后果开始显露。如前所述,郭沫若出国之前已结婚,是个有妇之夫,瞒着家人在异邦另立家室,属于大逆不道。婴儿出生后,此事再也隐瞒不住,父母得知此事,雷霆大怒,一度断绝与他的关系。而佐藤富子因违抗父命,离家出走,擅自与中国留学生恋爱同居,最后受到破门处分。而最可怕的是,“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人生咒语也毫不留情地应验。在郭沫若的眼睛里,安娜眉宇间的那轮不可思议的洁光,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吵架成了家常便饭。此外,这个家庭还受到另一种严峻的考验,1918年5月为抗议北洋政府与日本当局签署“中日军事协约”,留日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罢课运动,还成立“诛汉奸会”,凡是有日本老婆的留学生一律视为汉奸,勒令离婚,否则就以武力惩罚。郭沫若因住在偏远的冈山,躲过了这一劫,然而被视为“汉奸”,却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要知道,郭沫若的爱国心并不比别的留学生少,三年前,也就是郭沫若到日本的第二年五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留日学生纷纷罢学,回国抗争,郭沫若毫不迟疑,卖掉锅碗,加入这个行列,还做了一首七言律诗,抒发了敌忾之情:“哀的美顿书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蛟上大堤。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男儿投笔寻常事,归着沙场一片泥。”这样一位爱国者,现在竟被视为“汉奸”,还有比这更让人伤心的事情吗?

郭沫若当时困顿狼狈的生存处境,在他的作品中有充分的体现,《夜哭》(1918年)这样写到:“有国等于零,日见干戈扰。有家归未得,亲病年已老。有爱早摧残,已成无巢鸟。有子才一龄,鞠育伤怀抱。有生不足乐,常望早死好,万恨摧肺肝,泪流达宵晓。悠悠我心忧,万死终难了。”《春寒》(1919年)具体地描绘了一幅惨不忍睹的生活景像:“凄凄春日寒,中情惨不欢。隐忧难可名,对儿强破颜。儿病依怀抱,咿咿未能谈。妻容如败草,浣衣井之阑。蕴泪望长空,愁云正漫漫。欲飞无羽翼,欲死身如瘫。我误汝等耳,心如万箭穿。”而在一首贺儿子满两周岁生日的诗里,郭沫若沉痛谴责自己苛待儿子,后悔昨天晚上还骂他,恳请孩子宽恕自己的罪恶,诗中这样写道:“和儿你已满两岁了!你这两年当中所受了你的父亲的狂怒,真是不少了!你爱啼,我用掌打你——秀力地打你,打了之后,我又自己打自己:试试我打痛了没有。像这样苛待你的不知道有多少回了!”

正是这样的生存状态和绝望的心境,引发了郭沫若“忏悔”的冲动,而奥古斯丁、卢梭、托尔斯泰等西方作家的文学作品,为这种“忏悔”提供了模仿的样板。于是,误读不可避免地发生。当时的郭沫若,——不,岂止是郭沫若,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几个真正懂得“忏悔”的含义?“忏悔”本是从西方文化风土中产生的东西,它建立在原罪观念和对上帝的敬畏之上,并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如教会、礼拜、牧师等)确保它的实行,久而久之,变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内心信仰。中国没有这样的东西,可以勉强对举的,是儒家文化中的“反省”,也就是孔子“吾一日三省吾身”的反省,它是建立在儒家伦理道德基础之上的自我反省,是一种道德修养,而不是宗教信仰,因此它仅适用于少数圣贤,与芸芸众生没什么关系。到了西风东渐,“全盘西化”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儒家文化受到冲击趋于崩溃的时代,中国的知识精英从传统的“反省”脱出,转向西方的“忏悔”,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是否真的理解这种“忏悔”并且付诸实践,则是另外一回事。正如宗白华在信中写给郭沫若写的那样:“你从西洋文艺——卢梭、托尔斯泰等——中养成一种真诚底精神,忏悔的勇气,很是可喜。从此可以看出西洋文艺中有这种特长,不是东方文艺所有的了。”然而,郭沫若这种速成的“忏悔”本来就不靠谱,他并不是内心深处真的感到自己“有罪”,而仅仅是为了摆脱现实的困境,于是,“忏悔”就变成了“排毒”、“超渡”的同义语,掉入中国人实用理性的老套套。在田汉的“一诚可以救万恶”,宗白华的“从纯正恋爱中发生的结合不能算得极大的罪过。……你的罪过也不过是你心中的Mephistopheles(恶魔),适所以砥励你的人格底向上的创造罢了”的劝慰下,郭沫若轻而易举地得到解脱。其实,郭沫若的“忏悔”本来就是一种姿态,一种情绪,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惟其如此,后来他才那么容易就转向,与一度狂热崇拜的卢梭、托尔斯泰拜拜,到写《沫若自传》的时候,已是居高临下的批判态度。在《少年时代》中,郭沫若毫不隐瞒地自我暴露,诸如吸烟喝酒搓麻,大闹戏园,搞同性恋之类,没有一点忏悔的意思。作者在序中明确宣告:“我没有什么忏悔。少年人的生活自己是不能负责的。”此时的郭沫若已是真理在握,在这种真理看来,个人的苦闷及由此造成的反道德行为,都是由混乱黑暗的时代造成的,理应由时代承担;如果这种反道德行为对那个时代有怀疑和破坏的作用,就值得理解甚至肯定。

然而,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这种“忏悔”意义却不可小觑。郭沫若从浅唱低吟的泰戈尔式的诗风,一下子跳到震耳发聩的惠特曼式的诗风,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种“忏悔”的强大冲动。在1920年1月18日致宗白华的信中,郭沫若这样写道:“白华兄!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是不配你的敬服的人,我现在很想能如凤凰一般,采集些香木来,把我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把他烧毁了去,从那冷静了的灰里再生出个‘我’来!”两天后,郭沫若写出了最著名的代表作《凤凰涅槃》。

《凤凰涅槃》是《天狗》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它有纵情、夸饰、华丽、如歌般的诗剧形式,而更重要的是,它成功化用了“凤凰涅槃”这个远古神话主题,这两个要素的有机结合,使这首诗不仅成为郭沫若的代表作,也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表作。当时中国的知识精英内心郁积了太多的苦闷,渴望得到“新生”,而现实又是如此的困顿冥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迫切需要一个郭沫若那样的诗人,来替自己释放压抑的能量,而郭沫若当时的处境、颠狂的状态,冲动的气质,正好将他推到爆破手的位置上,使他得以扮演中国现代“首席诗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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