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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是昨天的,也是永远的 (毛时安)

《上海文化》2009年第5期

风景是昨天的,也是永远的

——读王小鹰新作《长街行》

毛时安

 

对王小鹰这一代几乎终生以虚构文学小说写作为业的作家来说,小说写作、长篇写作,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漫长的写作生涯,丰富的写作经验,对长篇写作空间奥秘的理解,使其对小说创作显得那么轻车熟路,那么游刃有余;不再会有初入行时摸索的彷徨/下笔的苦涩。

但正因为如此,对于王小鹰,小说尤其是长篇的写作,又成了一件极其困难的事。长年累月虚构文学写作造成的审美疲劳心理厌倦,是横亘在这一代作家面前必须逾越又很难逾越的心理障碍。事实上,和王小鹰同代的许多小说家不仅放弃了长篇创作,甚至渐渐淡出了小说写作的舞台。不只是小说,在其他文学门类中也是。写诗的放弃了诗,写报告文学的放弃了报告文学,写戏剧的放弃了戏剧。坚持用五年时间,在一个急遽变化的时代,王小鹰不仅战胜了自己的审美疲倦,还坚持了一种职业写作的可贵姿态和操守。她写得如此的沉着专注,从容不迫。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王小鹰长篇小说《长街行》对她自身创作的勇敢挑战和超越。从《你为谁辩护》到《长街行》,可以看到王小鹰长篇创作留下的不断自我加压、自我突破的坚实步履。王小鹰最初的中短篇创作偏重于儿女情长,字里行间弥漫着小家碧玉的女性情愫,她的长篇小说《你为谁辩护》是对她原先小说创作文化背景的一大突破。小说从女律师办案的视角契入,揭示了社会转型中各种矛盾复杂的生活现象,由此她的创作开始贴近现实,具备此前从未有过的社会性。其后的长篇小说《丹青引》写无极画派艺术家。虽然也有动荡的社会背景,但她把背景推得十分遥远,让人性在艺术名利场的漩涡里展现出幽暗与光明交织的心理场景。《长街行》则是前两部小说契入视角的重大交错。小说兼顾了社会性和人性,既有对上海社会现当代历史,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庞大历史变迁的宏大叙事,又有对这个历史进程中人性变化细腻精妙的小型叙事。同时,《长街行》还熔铸了各种可能体现其创作追求的小说和艺术要素,比如她对《红楼梦》、川端康成、悬念小说、女性文学,乃至昆剧、越剧养料的广泛汲取,充分展现了王小鹰对长篇小说叙事的新的美学追求,体现了她长篇创作达到的新高度。毫无疑问,这是王小鹰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一次重要收获,是她小说创造生命力的一次巨大释放。

上世纪90年代中叶王安忆一曲《长恨歌》之后,那种以个人隐喻城市的雄心壮志和要求极高的做派,在上海文坛已成空谷足音。这期间,上海不是没有长篇小说,而是大多数长篇失去了这种在宏观层面上直面当代上海生活,并试图在人与城的强烈擦撞中击出灿烂火光的作品。《长街行》在精神上延续了《长恨歌》的血脉,它要告诉人们“一个女人和一条小街共同成长的故事”。女人、小街、城市构成了小说叙事扩展的同心圆。从这个意义上说,《长街行》也是上海文坛近十多年来一部代表着上海精神的重要作品。

最后,当许多作家开始放弃长篇乃至小说创作,甚至长篇小说创作自身也变得心急火燎无所适从的时候,《长街行》的问世令人顿生老友重逢般的欣喜。正如理论家范咏戈评论的那样,“她走得慢,却走在了前面”。在一个多变的时代,《长街行》却通篇洋溢着厚实温婉的写作情怀,是近年中国长篇小说中一部相当值得关注的作品。

城市是一种叙事。它用空间叙述历史。所以城市既是共时的、空间的,又是历史的、时间的。就像山,它耸立地表时是空间的,而它的岩层昭示着时代和历史,记录着地壳惊心动魄的运动。在城市的叙事中,纵横的街道和社区的布局是它的语法。《长街行》正是依仗着盈虚坊倚靠的那两条上海最有名的马路——淮海路和延安路。前者以前叫霞飞路,有着浓厚的开埠后上海西洋化、高雅化的文化特征。后者最早是条横贯东西的河道,后来的“洋泾浜英语”即起名于此。城市叙事的语词就是它林林总总形式各异的建筑。在小说中,它的主要语词就是守宫和恒墅。而介乎于语法和语词之间的则是城市叙事的章节,就是那夹杂在两条大路中的盈虚坊。城市特有的修辞点缀修饰着城市,从表层到深层,丰富着城市叙事的色彩。比如费城的意大利移民游荡的街角,比如维也纳、巴黎左岸的大大小小咖啡馆。而盈虚坊街角云集三教九流的电话亭,那年代久远的银杏树,就成了王小鹰城市叙事的修辞,渲染着小说叙事的色彩。

城市叙事是物质的、空间的。小说展现的正是中国当代史上五十年尤其是近三四十年沧桑巨变的物质、空间变化。盈虚坊经历了近乎脱胎换骨或者伤筋动骨的变化。五十年间重大的政治运动:大跃进、文革动乱、改革开放……通过作家的叙事扑面而来。我们看到作家笔下,旧的物质空间正在老去,新的物质空间正在崛起。最终连守宫也没能守住,只剩下了保有烈士遗骨的一段残垣,在今后漫长的岁月中向人们叙述着漫漫如水的往事。

社会文化人类学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城市是否代表了一种特别的社会文化空间。如果是,是否因为城市容纳了某些类型的关系,或者态度和思想倾向,或者实践、规律、角色和社会生活?我想,设问其实是一种态度。城市的物质空间究其本质而言是文化的空间。它没有乡村的田园牧歌,没有自然山水,它的物质不是天然的而是人工的、文化的,是文化堆积起来的物质空间。整个盈虚坊就是按照中国传统的“伏羲先天八卦图”设计的,但守宫、恒墅却是两座纯西式风格的小洋楼,然后这两座小洋楼却又被赋予了中国化的名字:“守”、“恒”。还有老墙上的观世音图像,倪师太身上散发的东方神秘主义气息,都使空间成为一种中西文化奇妙交汇的文化、物质空间。而这种交织在作家笔下是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的。

齐里美认为,城市空间的文化性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引导了某些公共心理特征:城市里有剧烈的神经刺激,因此那种永恒的可预言的乡村似的心理印象,被蜂拥而至的快速变化和不连续的印象所代替。而在上海这座特别的城市里,更有一种张爱玲所切身感受到的因高压生活而产生的“奇异的智慧”。这种智慧在近五十年的当代中国当代上海有了更为突出的变化和发展,有了某种历史变迁的意味。就像被称为“盈虚坊的活历史活地图”的跷脚单根了解的那样:“盈虚坊现在只有一户姓常,可在四十多年前,整座盈虚坊都姓常。日长势久,几经战乱,常家人死的死,走的走,房产毁的毁卖的卖,盈虚坊逐渐分开生成了百家姓。”

在王小鹰的笔下,随着她叙事线索的游走,上海那些大时代里鲜为人知的隐秘文化空间拉开了厚重的帷幕,抖落出尘封已久的秘密。围绕着常、冯两家的守宫、恒墅,各式人等鱼贯而入粉墨登场,许飞红、冯令丁、常天竹、常天葵、吴秀英、单根、李凝眉和他们的父辈,带着各自不同的生活背景社会角色,演绎了人性人情的恩怨情仇,展示了这座城市五十年的沧桑变迁,同时还捎带出了这座城市所独有的红色革命文化的根基。常家大姑娘那段埋葬在老墙夹缝里,为城市未来献出年轻生命的秘密;冯令丁和常天竹在阁楼里生死相许的爱情;冯令丁和常天葵、许飞红的情感周折……《长街行》的文化空间里透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历史叹息和无奈,夹杂着月光般的忧伤和温馨。在上海,身份密切联系着空间,什么样的人拥有什么样的空间。这就是娘姨吴秀英的女儿许飞红那么企羡守宫的生活,一旦文革有机会搬进去,就想赖着再也不搬出来的原因;也是她母亲作为主人住在那里浑身不舒坦,老想搬出来的缘故。空间又决定教养和未来。冯令丁的英俊儒雅、常家姐妹的脱俗娴雅无不带着空间熏陶出来的痕迹,那是在落地钢窗、柚木古典家具、钢琴声和书香中,天长日久浸泡出来的。失去了他们各自依托的空间,他们就不再是这个“他们”了。就像马克吐温笔下的王子与贫儿,一旦王子落入民间,贫儿进入宫殿,他们的角色就完全换了位。

在这座城市生活是很需要些特别的智慧的,一种与空间相连的很特别的生存本领。 这部小说以女人来隐喻城市生长史,那么我们就对其中几个女性做些细致的分析。在守宫女主人李凝眉身上展现的是上海上流社会女性的生存智慧。上海五十年政治的冷热起落,使她主持的这个家象汪洋中的一条船,随时可能在风浪颠簸中沉没。她的精明不仅表现为上海一般市民精打细算调理出一份精致体面有情调的生活,更在于她要在大风大浪的冲击中,保护这个娇贵而小小的家,力图使这份生活即便在困难的文革中也不会有大的走样。她知道时代变了,应该去顺应。她的顺应不是大喊大叫地去革命,而是以一种百折不挠的韧劲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在时代咄咄逼人的进攻气势面前,她知道应该穿列宁装,在文革大户人家被扫地出门的时候,她主动将吴秀英一家引进守宫,避开了一场迫在眉睫的灭顶之灾。她用柔顺忍让换来了她毕生追求的一切。与她相对的应该是吴秀英。吴秀英身上集中了底层社会女性的生存德性,她的空间,只是女主人李凝眉楼梯下的一个逼仄幽暗的小间。她的身份是娘姨,一种只有在上海才有的极为独特的社会角色。娘姨不同于丫鬟,不象丫鬟那样小气、那样和主人亲近,也不象奴婢那样身份低下;但娘姨也没有管家的神气活现大权独揽。在上海,娘姨是特别值得主人信任的角色,常常跟随主人多年,很贴心很知己,女主人虽会对她偶尔吐吐苦水,但好的娘姨知道分寸,从不沾沾自喜,而且守口如瓶,常常成为一个家庭不上户口的非正式的成员。作为娘姨,吴秀英总是记着主人的好,总是要报答主人的好。这种报答在关键的时候,带着底层社会的古道热肠和肝胆侠义。她年纪轻轻来到盈虚坊,厕身冯家,后来在此地安营扎寨,吃百家饭做百家事。文化革命中,就是这个看着不起眼的娘姨用一己之力保护着主人一家,还用自己的绵薄智力,相助女主人倾力支撑起了冯家的安稳。文革一结束,她又毫不犹豫地搬出了李凝眉的守宫,让女主人爽爽气气地恢复了曾经的体面和尊严。正是这个吴秀英身上所体现的带有作家理想主义色彩的底层社会的德性,奠定了《长街行》的价值和道德基座。和她一起的还有那个始终默默为盈虚坊左邻右舍做着好事、守着电话间的跷脚单根。他和吴秀英几十年来在时代风浪中顽强地守望,最后终成眷属,是这座城市中最老式最朴素也是最善良最感人的传奇。从某种意义上看,上海这座城市的社会地基就是由吴秀英、单根这类被巴尔扎克称之为“社会零”的小人物小百姓夯出来的。

而在吴秀英的女儿许飞红身上则迸发出了一种城市空间大规模变迁转型时独有的生存野性。她对空间极具野心和攻击力的强力型介入,是改革开放大潮在上海涌动时开始的;但她对空间的强烈敏感和对空间转移的特殊兴趣,却来自童年、少年的记忆。当她第一次住在母亲狭窄幽暗的楼梯间,出入守宫的生日派对,听到客厅飘来的曼妙琴声时,她幼小的心灵已能感悟到空间和社会身份、社会角色的关系。所以,文革一结束,她搬出占据一时的守宫房间的时候,心里是老大的不情愿,因为对她来说,那意味着一种高贵身份重新失落了。为了克服这种空间焦虑,她的生存就充满了不惜一切的野性和冲动。而这个城市空间的转型又为她欲望的实现、心计的实施,提供了空前广阔一马平川的施展舞台,所以她才有可能不择手段地追求守宫冯令丁。那种爱情理想在我看来,不仅是一般意义的郎才女貌、青梅竹马,其潜意识深处是一种空间转移的追求。冯令丁在许飞红的心目中,自然有白马王子吸引灰姑娘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她竭力追求的实际上是超越自己阶层的一个上流社会特殊空间的符号。然而,时代几经沉浮,历史几度枯荣,即使新的也还是旧的。体面的上流人家里仍然挤不进颐指气使的暴发者,并且使野心勃勃的掘金者再度沦落。许飞红在这座城市里注定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女性悲情英雄。这正应了那句很俗气的老话:人犟犟不过命,人算算不过天。在三个不同女性的性格命运对照中,王小鹰其实已经看到了城市表层生活背后一些更深的东西——城市镀金时代使人性扭曲,物质充裕和人性充实呈反比,城市物质向度和幸福之间充满紧张度。对许飞红来说,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可是幸福总是离得那么遥远。王小鹰是为数不多的,试图用古典的崇高和优美来照亮城市现代人生存困境的作家。小说临近收尾时,吴阿姨接连发话:

——小茧子啊,你现在有的好了。常言道,势不可使尽,福不可享尽,便宜不可占尽,聪明不可用尽。骑马莫轻平原地,收帆好在顺风时。

——做人最要紧的一点就是“仁义”两个字。什么叫作仁呢?就是要有恻隐之心,做事要多为别人家想想。什么叫做义呢?就是要有羞耻之心,不要去做千人指万人骂的事情。仁义顶顶要紧的一条就是知恩图报。忘恩负义,那是连畜生都不如的!

其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生命血缘关系传递的同时,价值观念的代际断裂,更是王小鹰这代作家在一个缺乏意义的时代,在如何苦苦追寻、确立、固守着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坐标。

人间正道是沧桑。盈虚者,天道也。小说的坊和房,意味深长。盈来自虚,守才有恒。小说叙事中的风景都是过去的,语言中的存在,一旦出口,事情就有了过去的意味。但风景又是永恒的,因为《长街行》的城市风景中沉淀着人性,而人性只有形的变而没有质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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