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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阿奎那的启示与笛安的返魅(罗四鸰)

《上海文化》2009年第5期

圣阿奎那的启示与笛安的返魅

——从笛安最新长篇小说《西决》谈起

罗四鸰

读笛安的小说总有一些意外,这种感觉在读《西决》时尤为强烈。这种意外感觉正是苏童在《西决》序言中所说的,“不是我想象中的‘八零后’作品”。也正因如此,《西决》让苏童有一些迷惘,“迷惘在于我自身的阅读感受,我一时无法判断我是怎么被这个年轻人的小说所吸引”;而我的困惑不仅于此,不仅奇怪为什么贴着“八零后”标签的《西决》,会给人非“八零后”作品的感觉?为什么从《收获》《钟山》等文学期刊开始其创作的笛安,在得到“文坛”认可的同时,又能赢得似乎是“文坛”天敌的市场的欢迎?

一 当代文学的两次祛魅与“八零后”们的困境

陶东风在《文学的祛魅》中,借用马克斯•韦伯的“祛魅” (disenchantment)一词,对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以及文化的发展作了颇为精辟的分析。他认为,自“新时期”到现在,中国文学大致经历了两次“祛魅”的过程。第一次“祛魅”发生在80年代,由精英知识分子发动,也以精英知识分子为主力。它通过否定“革命文学”是“真正的文学”,而为“文学”(实际上的知识分子的所谓“自主文学”)赋魅。然而,到了90年代,在文化市场、大众文化、消费主义价值观,以及新传播媒介的综合冲击下,这个刚刚刚被赋“魅”文学便遭到席卷而来的“祛魅”。这次的“祛魅”不仅仅是祛了“革命文学”的魅,“样板戏”的魅,而且也祛掉了知识分子精英文学、精英文化的魅。它导致的是文学市场和文化生产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去精英化、解神秘化趋势。被“祛魅”以后的文学,再也没有了精英文学那种超拔的精神追求,没有了先锋文学对形式迷宫的迷恋,没有了严肃的政治主题和沉重的使命感。“祛魅”以后的文学领域几乎没有“作家”,而只有“写手”;“祛魅”以后甚至没有了“文学”,只有文字。

“第一个用夸张的、极富挑战性的语言对精英文学和精英知识分子进行祛魅的人,他把文学和作家乃至整个文化从崇高的精神殿堂拉到庸常的物质地面乃至地下的文字工作者(码字工)” ,是被称呼为“痞子文人”的王朔,他对精英文化的颠覆可说是致命性的,而随后出现的刘震云、池莉等新写实作家,何顿、刁斗、朱文等新生代小说,以及卫慧、棉棉等七零后作家等,对文学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冲击,从芸芸众生的世俗情怀到毫不掩饰的物质崇拜与感官刺激,及至赤裸裸的快乐与欲望,文学似乎已经完全丧失了其精神层面的追求,从曾经神圣的殿堂完全堕入到凡间俗世,甚至是肉欲世界。不过,彻底从根上祛除传统意义上的创作和文学之“魅”的,还是“八零后”一代。

对“七零后”作家而言,无论其非议如何,文学与创作,仍被视为一件需要严肃对待的事情;然而在市场与网络共同催生出来的“八零后”作家眼里,文学的严肃、神圣、经典等等已消失殆尽,写作对他们而言,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是一种青春情绪的发泄,是一种游戏一种时尚,甚至是一种商品。

在消费社会成长起来的他们,既不会像父辈作家们那样遮遮掩掩,也不会像七零后那样汲汲以求,而是直接选择了市场。媒体的包装让“八零后”作家们几乎成为一种符号,一种偶像,“文学从来没有在这样一种广泛的程度上被高度瞩目过,亦从来没有在这样一种严重的程度上被戏仿轻视过。” 随着青春期躁动转瞬而去,曾经的苦闷与困惑不再是他们创作的动力,于是,商业利润主宰了他们的写作,文化工业的运作控制了他们的笔,让他们不停跟随时尚不停复制产品,也让他们在其中耗尽他们的才华,渐渐陷入写作的困境。

相传,被古罗马教会尊称为“有福者”的大阿尔伯特是欧洲中世纪知识界的代表人物,教皇曾赞扬他:“大阿尔伯特的情操比巴克斯神庙还要高贵;大阿尔伯特的境界比帕拉丁山还要远大。”大阿尔伯特在结识比他小几十岁的圣阿奎那后说:“你让我觉得你有某种聪明,而这是我所没有的,因为我没有生在你这个时代。”而圣阿奎那则拜大阿尔伯特为师,把大阿尔伯特的知识应用于占星学,最终成了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占星学家。

作为“八零后”代表作家之一的笛安,其小说以及《西决》都不可避免地留有时代的烙印和其同龄人写作的特点,如“独一代”的生活苦闷、精神的悬浮与无法排遣的孤独、满纸横溢的才华和令人吃惊的知识面与想象力,“呈现出这个年龄罕见的深邃和老练”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笛安的小说也未能完全摆脱“八零后”小说一些模式化类型化的痕迹,如“读书加恋爱”的故事,对青春、健康和美好身体的迷恋 ,以及“残酷”、“忧伤”、“苦闷”、“暴力”、“冷血”等“八零后”性格,但若仔细将笛安的创作之路与“八零后”小说的发展进行比较,与她的同龄人相比,笛安似乎渐渐走上一条相反的创作道路,回到了小说故事的叙述,回到了现实生活中的成长,甚至在焦虑、颓废、叛逆的荒原上,试图重建一种新的理想和追求,这在笛安后期创作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在《西决》中得到了较为集中的体现。从某种程度上说,笛安回到了被她们那一代人所彻底“祛魅”的传统创作之路上来,走上“返魅”之路。

“八零后”一代如何真正突破自己的困境,超越前辈呢?或许,圣阿奎那的故事与笛安的《西决》能给一点启示。

二 笛安VS “八零后”

如果说笛安在其第一个小说《姐姐的丛林》中显示出的“返魅”倾向还仅仅是一种偶然,甚至在其后的长篇小说《怀念小龙女》、《芙蓉如面柳如眉》中呈现出与“八零后”小说并驾齐驱的迹象,那么在那本“献给我故乡的朋友们”的《告别天堂》中,已可以看到笛安“返魅”的努力,到了“Memory in the city of Gragon” 的《西决》中,笛安的“返魅”不仅表现在其一贯的创作姿态和对故事的迷恋上,还表现在小说中几乎让人耳目一新的“八零后”们,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是理想人物西决的出现。通过西决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走过青春期的笛安,对她们那一代的青春的客观而冷静的反思,并试图寻找精神的归家之路。笛安的这种“返魅”,不仅让我们对其作品感到意外和陌生,也让她在某种程度上成功转身,摆脱了如今“八零后”创作的困境。

1 创作姿态的“返魅”:故事的表达VS语言的宣泄

什么是小说?上个世纪出名也早的张爱玲认为,“小说应当是一个故事。” 笛安无疑是讲故事的高手,无论是其中篇《姐姐的丛林》、《怀念小龙女》,还是其长篇《告别天堂》、《芙蓉如面柳如眉》等,浑然天成的叙述与惊心动魄的故事水乳交融,让人不由自主地随着笛安的讲述,经历着淋漓尽致的大爱大恨大悲大喜,在生死往复之后不禁百感交集。笛安这种讲故事的能力,在《西决》中再一次得到体现。

与笛安之前的小说相比,《西决》的故事无疑庞杂得多。小说讲了一个家族两代人的故事,人物众多,且跨度极大。不仅写了八零年代的南音和西决、七零年代的东霓等郑家三位下一代的故事,还不留痕迹地带入上一代人的故事,两代人的故事纠缠勾连,构成一个爱恨交错的“城堡”,而笛安,无疑是一位优秀的建筑师。徜徉在这座由家族故事建构而成的精巧城堡中,不仅惊叹于城堡里故事的丰富与深厚,更感叹于作者的高超技艺,将两代人各不同的故事水乳交融地组合在一起。对此,作家苏童在序言中进行了精彩的专业分析,并不吝赞词:“必须承认,年轻的笛安的叙述能力超出了我的预料,甚至超出了我的智商”。“《西决》写得生气勃勃,是一篇几乎不着语言痕迹的小说。”

与笛安相比,大多数“八零后”作家作品呈现出另一种创作姿态和风格,似乎更痴迷于语言的的快感与情绪的表达。“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作家,我只是认为自己是一个比较认真写字的人,我并没有要在自己的作品里达到多么高的思想或者展示什么技巧,这些我从来都没想写,对我来说写作就像在写日记一样,没有必要把它放在一个很高的高度来谈”。从郭敬明的话,可以看出小说对于他来说,是写作而不是创作,是与抒发个人情绪的日记相提并论的东西。另一位代表作家张悦然就坦承:“写作只为稀释寂寞。” 而郭敬明的名言“青春是道明媚的忧伤”颇能代表此类作品的特点。

因此,在郭敬明、张悦然、甘世佳、张佳玮、周嘉宁等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故事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情绪的抒发,是语言的魅力和意境的营造,在他们笔下,一个普通的故事常常变得无比唯美与感伤。正如周嘉宁所说:“我觉得作为小说,故事是完全次要的东西,语言和情绪是极度重要的东西,思想是用来扯淡的东西,我所骄傲的是我留下了一些我喜欢的语言和片断。” 她的《杜撰记》几乎完全以情绪来维系。于是,韩寒的叛逆,郭敬明的忧伤,张悦然的纯情,春树的残酷等这些情绪,几乎已成为作者的代名词,主宰了他们所有的创作和风格,也决定了他们的作品:故事退居于语言之后,自身情感的抒发成为写作的首要目的。这种向内的创作姿态,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的小说始终停留在“自己写、写自己、自己读”的“自我循环”之中,及至最后,作品里面没有了内在的审美张力,有的只是杂乱无章的兴趣和情绪。

早在张爱玲之前,1936年本雅明在他的《讲故事的人》一文中,就做过这样预言式的宣告:“讲故事这门艺术已是日薄西山”“讲故事缓缓地隐退,变成某种古代遗风”,他把这种叙事能力的衰退,归结为现代社会人们交流能力的丧失和经验的贬值,为此他提出了机械复制的概念。小说故事,实质上是作者对生活表层经验的提炼与演绎,而由市场所催生的“八零后”,他们对生活经验的累积还没有达到故事的层面,而面对巨大的商业诱惑,却又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写出一部又一部的小说,变成了阿多诺所批判的一种文化工业生产,这不仅让他们远离了故事,也让他们在不断重复着自己的作品,及至成为一种习惯和一种无法放下的姿势,久而久之变得矫情与造作,这几乎是后期“八零后”创作最为人所诟病的地方。

作为一代人,笛安的无论是语言上,还是故事上,都不可避免地有着他们那一代人的特点和烙印,如其小说主人公也多是另类少女,故事也多是她们的残酷成长,但显然,笛安更迷恋于故事的叙述而不仅仅是自身情绪的发泄。她的每一篇小说,都有一个或几个完整的故事,这些故事被她拆散,然后重新构思精心搭建,这让她的每一篇小说都各不相同,有着各自独特的叙述方式,如《姐姐的丛林》围绕着两个孩子的故事,而《告别天堂》则讲了五个孩子的故事,《莉莉》却是以动物为主人公;《怀念小龙女》是一个年轻的家庭主妇在厨房,一边为自己的丈夫准备晚餐一边对着锅碗和蔬菜讲述自己的故事,而《芙蓉如面柳如眉》则套用了一个侦探小说的模式。或许一些故事在表面看来与“八零后”们的创作并无太大区别,甚至有重复之感,然而正是这种对故事以及叙述方式的迷恋与追求,对小说形式的追求,让笛安的创作姿态与她的同龄人有着本质的不同,对她来说,创作至少是一门讲故事的艺术,而故事不仅是一种情绪发泄,更是一种对生活的表达与思考,这最终让笛安避免落入情绪发泄完之后的困境和不停复制的窘境。而文学创作的乐趣,正如高行健所说:“正在于个人的独创和不重复。”

2 创作之路的“返魅”:生活的城堡VS与空中的楼阁

徐妍曾指出“想当年1999年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并生产出两大超级成果——反叛和奇思,就已经为日后的玄幻小说奠定了基础。当‘反叛’被春树、李海洋、易术等演变成为‘残酷’之时,‘奇思’经过郭敬明、周嘉宁、颜歌、水格的改造亦变异为‘玄幻’。” 这一说法虽然是针对“新概念作文”大赛而言,但也颇为准确地指出了“八零后”文学的两大主题:青春与幻想。

不过,到韩寒推出他的《光荣日》、《长安乱》,张悦然推出《誓鸟》等充满幻想成分的作品之时,不停爆出的抄袭丑闻与奇幻、玄幻、魔幻、武侠、恐怖等风行一时的小说,让“八零后”们的创作窘境已无法掩饰。在有限生活经验已经消耗殆尽,青春的发泄也已成为矫情,他们的创作之路似乎只剩下了一条:“幻想”。虽然,他们不可思议的幻想能力让人不得不惊叹,但同时,更不能不惊叹他们与现实生活不可思议的隔阂与悬空。“我在空中建筑我玫瑰雕花的城堡。生活悬空。”张悦然的这句话,道出了当下“八零后”作为一个整体的写作甚至生活的所有内容。

与她的同龄人相比,温和的笛安轻易地从残酷叛逆与奇思玄幻两种极端之中转身而出,将自己的目光直视自己的生活,用自己的故事表达对自己的生活和生命的思考。 如其《告别天堂》,便用副标题明确表示“献给我故乡的朋友们”,“在虚构的情节中,我却不知不觉地把我二十一年的每一种情感放在里面了。”正是这种来自生活的经验与情感,让她得以自信地宣称:“我可以跟你保证,《告别天堂》或者不是一本好小说,但《告别天堂》里的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这种血肉,笛安称之为“诚意”,“在这份诚意里我真正和每一个人物面对面,我一点一滴地和那五个孤独的孩子相处。”

也正是这种“诚意”,让笛安在同龄人纷纷涌入“幻想”之门建筑空中楼阁之时,轻易转身,返回传统文学现实创作之路,在生活的大地上建构自己的故事城堡,这让她的小说既有着“八零后”的华丽,又有着传统的朴质,散发出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味道,这可以说是《西决》成功且双赢的最大奥秘。

这首先表现在南音这个几乎一反以往形象而给人耳目一新的“八零后”女孩身上。集千般宠爱于一身的她,无忧无虑没心没肺,却总有一些莫名的困扰;娇惯任性不能吃苦似乎永远长不大的她,对于生活有着自己独立的见解;单纯而又成熟,聪明却不好学,早恋但保持清醒,崇拜偶像为李宇春拉票,厌恶考试读书却能理解且安然接受,最后,在经历高考、失恋等她那个年龄所必须经历的事情后,这位有些自私、刁蛮的公主终于学会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终于学会容忍、理解和如何去爱,在2007年雪灾的广州,“拼尽了最好的年华里最干净的勇气,”追回曾经背叛她的恋人苏远智。小说最后,她对西决是这样解释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总是问自己,如果我哥哥处在我的位置上,他会怎么做?我觉得你会像我这么做的。”此时的南音彻底长大,对她来说,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都抵不上和她的恋人“一起变成一对最平凡的饮食男女”。

可以说,这个邻家女孩南音,几乎破除和消解了早熟、叛逆、残酷、孤独、冷漠、疯狂、病态等等几乎所有八零一代人身上的标签和咒语,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在正常生活中学习、成长以及成熟的“八零后”少女,也让我们得以真实感受到“八零后”中绝大多数孩子的成长。

与之相应,南音所在的学校以及她的老师们,也一反“八零后”小说中常见的猥亵丑恶形象,重新得到赋“魅”。自2000年韩寒在《三重门》中打响反抗应试教育枪声后,校园和老师以及相关的学习、考试等,立即成为叛逆的“八零后”们对抗的首要对象,校园和老师的神圣崇高纯洁立即被祛除得干干净净。在他们的笔下,校园充满了冷漠、虚伪、无聊、势利、交易,甚至是性与暴力,老师不再是传道授业者,而是名利的追逐者和交易者,道貌岸然且不学无术,冷漠虚伪却满口仁义道德。处于叛逆青春期的他们,对抹杀他们的个性限制他们自由的校园和老师,进行了无情的嘲笑、讽刺和反抗,用逃学、退学、出走甚至是暴力等来发泄自己的不满和苦闷 。

不可否认,这些早熟且富有个性的“八零后”们,确实道出了如今教育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但是否校园和老师全如他们所描绘叙述的那么肮脏、恐怖和可怕呢?尤其在后期的小说,校园和老师的形象似乎已经脸谱化模式化,作品中的嘲讽和对抗成为一种盲目的时尚,这不仅令人生厌,且十分可疑。

在笛安早期的作品如《姐姐的丛林》《怀念小龙女》中,校园和老师也曾是一个非常不光彩的形象。然而,在《西决》中,校园和老师又重新得到尊敬和爱戴,重新被赋“魅”。这个“返魅”可以说是双重“祛魅”之后的结果,它既祛除了之前校园和老师的神圣纯净高高在上之“魅”,也祛除了当下小说中校园和老师的妖魔之“魅”。在《西决》,既可以看到校园里的尔虞我诈与明争暗斗、中规中矩按部就班的学习与生活、影响甚坏的师生恋、精力过剩的学生在论坛上骂老师骂校长骂高考,以及让家长老师头痛的早恋,同时也可以看到:高三老师为学生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甚至突发心脏病而去世;才华横溢的郑鸿一上讲台浑身发光,能将最枯燥的课讲得妙趣横生,为一位学生的作文写上两千字的评语。而学生,虽然抱怨,但也能够理解和接受高考和老师们的苦心,明白应试作文与文学创作的区别;对于心目中的好老师,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毫不犹豫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敬爱与感激:在晚自习上给老师策划生日晚会;在公开课上,用聆听与掌上表达他们的支持和意见;在校园网络论坛上,更是肆无忌惮表达他们的真切感受。

显然,这个“有血有肉”的龙城一中,以及那里的老师和学生,那里的所有故事,与《告别天堂》中五个孤独的孩子,与南音一样,都来自于作者的“诚意”,来自于她所生活和学习过的故乡,来自于她所经历过的人与事。也正是这份“诚意”,让笛安搭建起坚实的“生活城堡”,而不是“空中楼阁”。

3“永远的守望者”——西决

对于创作的追求,1936年沈从文在上海良友公司为其刊印的习作选集的序中说:“我只想造一座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块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纤巧,是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如果将笛安的城堡也看作是一座希腊小庙,那么里面供奉的理想人性,便集中体现在西决这个理想人物上,体现在他对所有人的理解、宽容与爱上。

西决,这是小说中最让人惊讶与困惑不解的人物,他在这个郑家故事的城堡中,正如陈嫣所说的那样,好像一个把姐姐妹妹天天挂在嘴边的“贾宝玉”。他洞悉她们的所有秘密,却将它们隐藏在内心深处,守护着它们。无论是“心中恨太多”的东霓,还是“背负的爱太多”的南音,他都心甘情愿地为她们做任何事情,并愿意默默在家,守护着她们,与她们相依为命。

互相仇恨、不断厮打的父母让东霓过早成熟,任性自私,甚至恶毒残忍,并崇尚物质。她对西决的感情已超出姐弟之情,然而却又不敢去确定自己与父亲的血缘关系,这让她只能不断放逐自己,伤害自己和别人。她存心破坏西决与其每一个女朋友的关系、拒绝参加父亲的葬礼、甚至是虐待自己的孩子。对于这个“坏人”,西决自始至终都将她视为自己的亲人,并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甚至愿意替她抚养天生智障的孩子郑成功,然而他拒绝与东霓去新加坡,而选择留在家乡过平凡的日子。

对于单纯的南音,西决似乎又如一位充满爱意的父亲,为她的学习、生活牵肠挂肚,甚至在看到南音的小男朋友时,还生出小小的妒意。他将南音的举手投足、喜怒哀乐一一看在眼里,并为她的一步步成长感到欣喜。而对于相恋三年,最后突然离他而去的陈嫣,他第一个表示谅解,并为她打圆场,保守孩子的秘密。对于长辈们,无论是互相攻击诅咒对打的大伯大妈、因相爱而一起去世的父母,还是善良的三叔三婶,或是“作恶不多负罪太多”的小叔,他都毫无保留地理解、宽容和爱。

小说结尾,心力交瘁回到家的姐姐东霓对他说:“你永远不要变成坏人。如果有一天,我发现连你都变成了坏人,那我就真的没有力气活下去了。”而刚刚“私定终身”闪婚的妹妹南音依然对他说:“不管我走到什么地方,你都会在家里等着我的,只要我回家,我就能够找到你的,对吧?”此时的西决,似乎已不是兄弟那么简单,在他的姐妹心中,他已经上升她们的精神家园与生命依托,是她们心中永远的守望者。

在西决这个“八零后”人物身上,不仅可以看到走过青春期的笛安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八零后”们的青春的冷静反思,也可以看到她重建精神家园的努力。或许,西决这个守望者有点过于理想,但正如笛安在其小说《芙蓉如面柳如眉》中所说:“现在,越来越多的电影愿意走写实路线,不再安排大团圆的结局。不过我终究相信着一个连电影都正在怀疑的尾巴。”

此时,若对照“八零后”小说,便能发现,西决——这位爱的化身与家园的守望者,可以说是小说最大的“返魅”之处。在常见的“八零后”小说中,里面的阴暗、残酷与冷漠常常令人不寒而栗,他们在嘲笑、反抗、摧毁一切之后,却找不到回家的路,不给任何人希望。正如邵燕君指出的,莫言在《樱桃之远》的序言里曾羡慕地感叹张悦然一代人由于没有受到因政治的原因、家庭的原因、愚昧的原因所产生的种种压抑,一开始思考就可以直面“人类生存的许多基本问题”,因而更能“贴近本质”,从而更“贴近文学”,但是“殊不知,文明的压抑同时也是文明的护栏,当所有的护栏都被不加考虑地拆除后,释放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心魔’。” 在某种意义上看,“八零后”的此类写作,借用鲁迅的比喻,想给暗屋子开个窗,却把整个屋顶、整个房子都拆掉了,有破而无“立”。

结语

不可否认,上文在提到“八零后”写作时,存在一定的偏见。实际上,尽管存在许多非议和指责,但我至今仍然认为,韩寒的《三重门》、郭敬明的《幻城》、李傻傻的《红×》等一些作品几乎可视为天才之作,但如今回首,却有“伤仲永”之感,而笛安的写作和《西决》的意义正在于此。基于此,我们似乎可以乐观地展望,《西决》或许是“八零后”一代作家走出困境的“拐点”。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另一个偏见是,“八零后”一代的集体困境的形成不仅仅只归咎于他们个人,更应该反思出版、媒体以及商业等对整个文学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对他们写作的渗透与控制。此时,令人伤感的就不仅仅是这些“仲永”们,还有那些被市场与“文坛”同时遮蔽了的,但同样优秀、甚至可以说更成熟的“八零后”作家,他们出手之时,便显示出自己独特个性和罕见的稳重,不被时尚、市场所迷惑和左右,如纯净却深邃、悬疑却不落俗的韩景龙,犀利睿智善性鬼才的金瑞锋,被称为“再现萧红”的刘律廷以及早逝的飞花,或许还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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