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 方法与文本

努力明白自己(黄德海)

《上海文化》2009年第5期

努力明白自己

——《遥远的救世主》夜谭

黄德海

有一阵儿,我特别不爱说话,朋友聚会,只听,不讲。那段时间里,因为一个特殊的提示,向阳、石汝和我都读了豆豆《遥远的救世主》,于是就约好聊聊这本书。说是一起聊,其实像这段时间的其他日子一样,我只静静地听两位讲话——好在他们已经习惯了我的这种方式,也不嫌旁边多一个人。下面的谈话是我事后的记录。

在茶馆里坐定,像以往一样,向阳先开口:《遥远的救世主》我很喜欢。这本小说的结构类乎音乐中的对位法(counterpoint),一个商战故事,一个爱情故事,有相同的发展方向而又各自独立。但这本书最牵动我的是主人公丁元英。无论从哪个层面看,丁元英都可以说是个——用书中人物的话——“高人”。不管是小说开头即放弃的搞私募基金,还是对王庙村的“扶贫”,像书中展示的,丁元英都对其时的社会形势有较为准确的判断,作者也会不经意流露出对其过人的才智和胆略的赞叹。丁元英王庙村“扶贫”时采取的方式,不正是目前备受瞩目的“山寨”的原型?要知道,小说出版的2005年,“山寨”还没成为流行语呢。

石汝点点头:这书我也喜欢,也同样被丁元英牵动。但我还是不免要问,丁元英这些雄才大略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向阳接道:后果是惨烈的竞争和血淋淋的冲突。“一将功成万骨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责备丁元英吗?

石汝缓缓说道:责备不责备丁元英我们先不下结论。我首先要问的是,按照“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思路,丁元英跟那些普通在商场打拼的人士有没有区别?如果没有,这本小说不就是一本普通的商战小说,值得我们这样大惊小怪吗?如果有,区别是什么?

向阳皱皱眉头:如果把丁元英混同于普通的商场打拼人士,我在情感上无法接受,更无法接受这本小说是本普通的商战小说。

石汝笑笑:情感很多时候靠不住,要准确判断丁元英,我们似乎还需要理智。因为《遥远的救世主》中围绕丁元英的核心事件关涉商业,我想用《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一段话来判断他,应该算是“同情的理解”:“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在《货殖列传》的序列里,“因之”和“利导之”是一个层次,“教诲之”和“整齐之”是又一个层次,“与之争”是最低的层次。拿这个标准衡量丁元英的商业思维,显然不是第一个层次,第二层次中的“教诲之”和“整齐之”也不见踪影。那么,丁元英的思路就是“与之争”。果然,我们在书中发现了丁元英“与之争”的证据。对已经停止的私募基金操作评价时,丁元英说:“股票的暴利并不产生于生产经营,而是产生于股票市场本身的投机性。它的运作动力是:把你口袋里的钱装到我口袋里去。它的规则是:把大多数羊的肉填到极少数狼的嘴里。私募基金是从狼嘴里夹肉,这就要求你得比狼更黑更狠。”对王庙村的“扶贫”,丁元英定位为“杀富济贫”。既是杀富济贫,就有被“杀”的对象,这又是“与之争”的思路。在这个思路的末端站着的,就是后来被丁元英逼上绝路的乐圣公司老板林雨峰。这种“与之争”的思路,我们拿庖丁解牛的故事来比拟,丁元英采取的不是庖丁的“技经肯綮之未尝”,“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而是良庖的割甚至是族庖的折。这种方式免不了“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大概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丁元英自己结束了私募基金的操作,并对王庙村“扶贫”一事一直忧心忡忡。但认识到并不等于可以避免,王庙村“扶贫”最终的血腥结局,正是“与之争”的必然后果。

向阳略顿了顿:这倒让我想起《战国策•燕策》里的一个故事。燕昭王登基后,励志强国,欲招募贤才,为此他去见郭隗,说:“齐因孤国之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得贤士与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敢问以国报仇者奈何?”郭隗答道:“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按郭隗四个等次的划分来看丁元英,他是书中的思想高点,不存在“与师处”的问题。除了芮小丹是他的女“朋友”,我也看不出他有“与友处”的迹象。即使霸者需要的“臣”吧,与丁元英共事的叶晓明、冯世杰也不是非常胜任,刘冰这样的就只是“役”了。这样,经营商业王国的丁元英最多是个霸主,那腥风血雨当然就是其必然产物。甚至,如果没有肖亚文来接受残局,丁元英竟是“亡国”的局面。

石汝喝口茶:对我来说,最不能接受的,是丁元英安排刘冰的死。刘冰犯再多的错误,丁元英都不应痛下杀手,因为他只是为衣食奔忙的常人,“小人无咎”。但丁元英对刘冰釜底抽薪的决断,却是必须归咎于他的,因为作品展示给我们的丁元英对自己的期许根本不同于刘冰,“春秋责备贤者”。更进一步,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丁元英的这些行为跟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判断有关:“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皇恩浩大的文化,它的实用是以皇天在上为先决条件。中国为什么穷?穷就穷在幼稚的思维,穷在期望救主、期望救恩的文化上,这是一个渗透到民族骨子里的价值判断体系,太可怕了。”

向阳急道:也就是说,丁元英看到了民族骨子里的幼稚思维,看到这个民族对救主的期待,就利用这个判断为自己的私利服务,那我们的结论就该跟欧阳雪在小说结尾的感叹一致——“你又要挨骂了”。这样的主人公和这样的作品我绝不应该喜欢。

石汝道:一本小说大概不能因其主人公的好坏而判断其高下。何况,我们这个的判断只是对丁元英外在现象的判断。

向阳眼睛一亮,问道:“外在”现象?你在暗示对丁元英的判断还可以是“内在”的?

石汝喝口茶:对丁元英的评价,最先吸引我的是韩楚风面对芮小丹时说的:“至于评价他这个人,我觉得有一句话就够了:元英是个明白人。”然后我在书中搜索,发现不少人都用“明白人”评价丁元英。不但最知己的芮小丹说“你是明白人”,更早认识丁元英的肖亚文也说丁元英“是那种明白人”。甚至连丁元英的对手林雨峰也说,“丁元英是明白人”。那么,丁元英到底明白些什么?

向阳一边招呼服务员续水,一边说:丁元英的“明白”在小说中非常清楚,首先是丁元英面对芮小丹时的自我判断,“我不过是一个略懂投机之道的混子,充其量挣几个打发凡夫俗子的铜板。你要求的,是一种雄性文化的魂,我不能因为你没说出来而装不知道。接受你,就接受了一种高度,我没有这个自信。”而更典型的是五台山上丁元英与智玄大师的一番对话,我觉得这番对话是这本小说的文化判断和主人公自我认识的思想高点。

石汝问道:高到什么程度?

向阳道:我不懂佛,也不懂机锋禅语,只是他们的对话我觉得非常有意味。其中谈论具体事情的潜台词我都看得懂,但像丁元英说的“所谓真经,就是能够达到寂空涅槃的究竟法门,可悟不可修。修为成佛,在求。悟为明性,在知。修行以行制性,悟道以性施行,觉者由心生律,修者以律制心。不落恶果者有信无证,住因住果、住念住心,如是生灭。不昧因果者无住而住,无欲无不欲,无戒无不戒,如是涅槃”。我一丝儿也不懂。

石汝道:不懂很正常。我总觉得这段话以及丁元英和智玄大师的偈子都有点故弄玄虚,类乎佛家所谓的“戏论”。像我们老师说的,这段东西对佛教既破除不了,又捧得太高。虽然不能否认这些都是作者认真的思考,但或许难免像丁元英自己说的,“并无证量可言”。不仅这些,我觉得书中借芮小丹之口说的关于基督,关于道,关于如来的说法,都有这方面的嫌疑。

向阳打断道:如果这样说,我们怎么评价丁元英的“内在”高度?

石汝喝了口茶,答道:虽然丁元英对高端思想的判断有凌空蹈虚的一面,但他这种对自己的认识方式,是很久以来我们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少见的。这种认识方式如果照应古希腊的说法,岂不是阿波罗神庙门廊上的铭文——“认识你自己”。如果从这个方向看待丁元英,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石汝前面说的该“挨骂”的丁元英还有点获救的希望。一个人在认识自己的过程中出现问题、犯下错误的人,我们是不是能够原谅?

向阳接道:我想起《庄子•德充符》中的一个故事:鲁有兀者叔山无趾,踵见仲尼。仲尼曰:“子不谨,前既犯患若是矣。虽今来,何及矣!”无趾曰:“吾唯不知务而轻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来也,犹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务全之也。夫天无不覆,地无不载,吾以夫子为天地,安知夫子之犹若是也!”孔子曰:“丘则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请讲以所闻。”无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无趾,兀者也,犹务学以复补前行之恶,而况全德之人乎!”连孔子都不能轻视犯过严重错误的人,难道我们可以?

石汝顿了一顿:这个故事中的叔山无趾水准太高了,暂时不是丁元英和我们可以望见的,况且他涉及的错误原因也跟丁元英不一样,我们还是回到丁元英本身。我觉得丁元英最大的问题还不在前面我们说的凌空蹈虚,而是他的“有所作为”。他要向芮小丹显能耐无可厚非,但不用非“杀富济贫”来创造“神话”。在头脑中任何精密的设计都可以锻炼思维,而一旦这个思路要落实到现实的土地,就需要更加谨慎。丁元英竞争对手的愚陋和平庸并不能成为丁元英算计他们的理由,否则,他就只能最终跟自己的对手站在同一水准上。我觉得丁元英没有“明白”到这一步,在从设计到现实的转化过程中不够审慎,所以产生了问题。

向阳道: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里引申,如果“丁元英”学会审慎,在累积了足够的能量之后,他可能会在某个时候转换一下,再前进一步也未可知。

石汝接道:“丁元英”是不是还会进步,我们等着作者的下一部小说。丁元英有了对自我的认识,所谓“自知者明”,他对别人的认识和判断就非常准确,书中他对自己周围人的判断,几乎无一不准。而判断的准确甚至让他对芮小丹的未来具有了某种预见:“你应该辞职。请注意,是你应该,而不是我希望。只要你一分钟是警察,你这一分钟就必须要履行警察的天职,你就没有避险的权力。”虽然这个判断出来后仍有转圜的余地,结局不一定非是芮小丹的死,但不可否认的是,丁元英这段话几乎准确预见了芮小丹的死。

向阳想了一会儿:谈到这里,我们能得出的结论就是,丁元英是个内在还没有完全澄清的人,因此在某些判断上还存在问题。同时,没有澄清的内在也导致他“对外”的行为出现了问题,除了惨烈的竞争和血淋淋的冲突,芮小丹的死也与他有直接的责任。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主人公的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作者内心没有完全澄清,还不够阳光?

石汝喝口茶:提到作者,其实相较主人公丁元英,我更关心站在他背后的这个作者。

向阳接道:《遥远的救世主》的作者豆豆是个我们这个时代比较少见的人物。她产量不高,从1996年至今,只出版过两本长篇小说,分别是2000年的《背叛》和2005年出版的《遥远的救世主》。这两本小说后来都被改编成了电视剧,由国内一线演员担纲,豆豆还是根据《遥远的救世主》改编的《天道》的第一编剧。这些都不足以让我对这个作者好奇,引起我兴趣的是,这样一个人,我们所能获得的信息,除了她自己在或许是至今为止的唯一一次访谈中透露的以外——这次访谈发表在《啄木鸟》杂志2000年第6期,是这本杂志在这一年发表了她的《背叛》——几乎没有另外的材料。而通过这次访谈我们能知道的也不过是:豆豆高中文化程度,有一个可以长相厮守的丈夫。她17岁时认识了李红英,此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及其人格、品德和思维方式都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1990年,李红英到欧洲定居,此后不断寄给豆豆大量的参考资料,每次回国都给她讲述一些她陌生的社会生活。用流行语言来说,这个作者是不是很“低调”?

石汝慢慢说道:“低调”是一个以写作为志业的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存在方式之一,其实也几乎是所有有机会成名的人要面对的问题。我关注这个作者,很大的原因正是她的这个“低调”。

向阳接道:作者的这种低调在作品中也有某种提示。在丁元英结束了私募基金而没有开始王庙村“扶贫”之间,作者“安排”他在古城“隐居”,这不正是“低调”最好的写照。

石汝点点头:1824年1月27日,歌德在跟爱克曼谈话时说:“在发表《格茨》和《维特》后不久,一位哲人的话在我身上得到了印证:‘如果你为世人做了什么好事,世人就会万般小心不让你做第二次。’”歌德的话提示我们,一个作者在面对名声的诱惑时必须保持充分的警惕。说得更坚决一些,“低调”在部分意义上可以防止外界对自己志业的侵扰。更为重要的是,“低调”是一个写作者自我提高的可能。角落里默无声息的努力,正是一个人精神进步的推动力。

向阳碰了碰茶杯:可是,“低调”难免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寂寞。然而,一个有志的人用不着害怕寂寞。里尔克在《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中说:“寂寞地生存是好的,因为寂寞是艰难的;只要是艰难的事,就有使我们更有理由为它工作。”这里所说的艰难,其实是一种筚路蓝缕的努力,因为,正像里尔克在同一本书里说的,“凡是将来有一天许多人或能实现的事,现在寂寞的人已经可以起始准备了,用他比较确切的双手来建造”。同时,我们要清楚地知道,“低调”的当事者无法获致尘世的奖赏,奖赏只能来自另外的地方。或许,只有这样的作者才是值得我们谈论的。

石汝道:从主人公到作者,他们都是努力“明白”自己的人。虽然因为认识局限,作者所设想的高明还停留在一个并不非常高的层面。这是不是我们,包括诸多读者,喜爱这本书和这个作者的原因?

向阳接道:可是,作者不同于主人公的是,我根据那次访谈推测,她有自己的“师友”李红英,这可以让其避免“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的境地。而在那次访谈中还有另外一个提示,当被问及“你的身后是否站着一位高人”时,豆豆说:“这个问题还是不回答吧。”不管作者背后是否真的站着一位高人,起码我们可以断定,作者对自己的进境有更高的期许。一个如此自尊的作者,不能不让我们对她的未来充满期待。

石汝大笑:你不知道你,所以你是你,如果你知道了你,你就不是你了。你就敢肯定作者更多认识了自己之后作品会更好吗?或许到那时,作者就不写小说了呢。

石汝说完,一脸坏笑。向阳在座位上动了动,我顺势站了起来。结完账,我们一起走出茶馆。吹来的风略有些料峭,午夜已经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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