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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科学和反启蒙思想的批判 (桑德拉•哈丁)

《上海文化》2009年第5期

女性主义、科学和反启蒙思想的批判
桑德拉•哈丁  / 都岚岚 译

在美国女性主义中,围绕是否有女性主义的科学和认识论这一问题展开了一场新兴的争论。处在科学传统中的女性主义者试图改良和变革这些传统中的理论和实践,以便创造出不像主流男性中心主义那种有失偏颇和扭曲的世界表征系统。他们希望对自然和社会生活作更为真实的表述;希望有科学的阐释可以为提高妇女的状况提供有益的指导。除了创造新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外,他们已经发展了女性经验主义和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的认识论,以此作为崭新的科学项目的辩护性策略。这些倾向十分重要地延续了被标榜为现代主义和启蒙运动工程的特点。由于他们希望能够释放将权力运用于知识的能量,所以,这些标签对女性主义科学和认识论是合适的。

其他女性主义者由于受惠于较悲观的欧洲传统,对启蒙运动和现代性议程所带来的有益影响持怀疑态度,开始把女性主义的科学和方法论视为主要的批判对象。他们质问想要利用科学传统提高妇女境遇的做法是否现实。

虽然女性主义各流派中存在的某些反对观点在争论中往往流于表面,通常认为这些观点只产生于科学和后现代主义,但在本文中,我想证明把这些反对观点加以概念化是准确而有用的,但是我这样做同时也是为了反对那些后现代主义的评论家们,为女性主义科学和认识论体系的独立发展和进步辩护。我的做法是,有价值的后现代主义议题同样见于这些科学项目之中,而且——不管结果怎样——女性主义的启蒙思想倾向当然无法游离于启蒙运动的视野之外。

是否存在女性主义的科学?

首先我要阐明上述两组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启示的重要性。当然在非女性主义的世界上,科学活动和对启蒙思想的批判是对立的。在启蒙思想的批判者看来,科学体现了启蒙思想在知识上和政治上犯下的罪行(利奥塔,1984年;罗蒂,1979年;福柯,1981年)。而在启蒙思想的辩护者看来,这些后现代批评家试图削弱科学在争取民主、反对种族主义、维护生态健康、反对军国主义和其他进步目标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或者说,即使这不是那些后现代主义者的本意,他们的视角也已经导致了上述后果(哈贝马斯,1983年)。

在女性主义理论领域内,这种对立得以重现。例如,简•弗莱克斯(1989年)认为尽管对启蒙工程有着可以理解的矛盾态度,女性主义应该被认为是坚实地建立在后现代主义的基石之上的。女性主义认识论是她所批评的理论之一;这种认识论仍然坚实地基于错误的启蒙思想的假设之上。她写道:

认为女性主义视角比以前的男性主义视角更真实的观点似乎存在很多问题和未经检验的假设。这包括一种乐观的看法,即认为人们在自己的兴趣范围内理性地活动,现实存在着完美的(曾经是完美的)理性所能发现的一种结构。这些假设反过来得依靠对启蒙思想未加批评地借鉴和挪用。而且,这种观点假设受压迫者没有受到社会经验的根本损害。相反,它认为受压迫者处于一种优势关系(而不只是相异关系)之中,有能力理解一种就在那里等待我们去再现的现实。它也预先假设一种社会的性别关系,其中,根据性别有一类人彼此相像,从而假设男性将女性视为他者。这种观点还假设女人不同于男人,可以免于介入像扎根于种族、阶级或同性恋恐惧等具有支配意义的社会关系之中。(第56页)

对于“将女性本质化”的指责,由此而要把有色人种的女性声音根除掉,经常遭到女性主义科学和认识论工程的反对。唐娜•哈拉威(1989年)认为,认识论和其他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一样,也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犯了相同的错误:

妇女在家庭的劳动和妇女作为母亲的活动,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看来就是一种再生产,它与马克思关于劳动的概念形成类比。妇女的整体性依赖于建立在“劳动”的本体结构之上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没有“归化”妇女的整体性;它可能获得的成就依赖于根基于社会关系的一种可能的视角。其关键的步骤在于劳动的本体结构,或其类比物,即妇女的活动。(第200页)

但是,其他女性主义理论家(包括一些试图在科学传统中重新确立方向的理论家)认为女性主义者必须警惕反启蒙思想的批判。他们陈述或给出清楚的暗示,认为女性主义者在采用后现代主义视角上犯了重大错误。露西•伊瑞格蕾(1985年)曾质问后现代主义是否是父权的“最后一个诡计”。南茜•哈特索克(1987年)写道:

在试图让边缘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努力寻找出路时,我们可能期待能够从那些反对启蒙思想等普适性理论的人身上获得有益的指导……尽管看上去他们的主张和我的倡导有些一致,我认为这些普适性理论将会防碍而不是帮助我们获得成功……对于我们当中那些想改变世界从而系统把握世界的人来说,后现代主义理论即便是在全盛时期所给予的帮助也是甚少的……在最糟的情况下,后现代主义理论只是在重复启蒙思想理论的影响——那些不让边缘群体参与主流群体交往的理论。(第190-191页)

克里斯蒂•迪•斯蒂法诺反对将女性主义完全定位在后现代主义领域,认为女性主义理论和政治的重要优势在于它对性属的重要性的坚持,而这与现代主义观点相一致。她写道:

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是坚实地、虽然也可能是模棱两可地建立在现代主义的特质之上的,这使得女性主义者对性属的认同和批判成为可能……性属的概念使女性主义者能够解释生理上和社会上的性别差异之间假定的同源关系,同时又能去除其合法性。然而这种性属(而不是性别)差异同时又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突出特征,更明显地分化和区分了男性和女性,没有使他们成为更大的、互补的、“人性的”整体的组成部分。 (第64页)

她就女性主义反对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方面做了简明扼要的总结:

首先,后现代主义需要一批支持者即西方工业社会中处于优势地位的白人的支持,这种需要已经使启蒙思想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一部分,而现在已经准备好并且愿意把这个遗产置于批评的视野之中。其次……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批评和解构尝试的目标一直是同样具体和偏颇的支持者们(自柏拉图以降)的著作。再次……主流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理论(德里达、利奥塔、罗蒂和福柯)在据称对历史、政治和文化作政治性的重读时,明显地无视和漠视了性属问题。最后……后现代主义的工程,若被女性主义者认真地采纳,会使任何一种女性主义政治的表象成为不可能。女性主义政治必定要关联其支持者或“主体”即女性,而后现代主义者反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论,这种禁止削弱了这些支持者们实现目标的合法性。(第30-31页)

弗莱克斯和迪•斯蒂法诺注意到了女性主义理论家在选择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观点时的矛盾心理。涉及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当两类女性主义者都试图指出对方的视角时,就能理解这种矛盾了。我的观点是,这种矛盾状态,比起上述引证的理论家们所指出的,要更加坚定,更具有原则性。 他们指出的矛盾状态是尝试性的、犹豫不决的、不情愿的,而且经常未能说明女性主义到底应该赞同争论的哪一方。他们自己的分析经常挖掘和助长了争论中的这种矛盾。但是,我所论证的有原则性的矛盾状态也是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的,在理论上得以清楚地表达的。这种做法有其积极的意义。女性主义批评家当中有一种倾向,认为这种矛盾态度不能真正理解所讨论的问题。相反,我认为对女性主义矛盾的合理阐释不应主要指向女性主义者的错误,甚至完全指向主流争论中知识分子和政界的不足,产生这种矛盾状态的重要意义在于女性主义者推动了世界的紧张局势和争端。从这个角度看,在科学的议程和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之间,至少有些张力是有利的;它们反映今天妇女不同的、有时是冲突的、合法的政治和理论要求。

在主流后现代话语中,西方认识论和它对“思想的规训”已成为主要的批判目标。我在这里首先提出一个听起来很幼稚的问题:为什么女性主义者需要认识论呢?既然罗蒂、利奥塔、福柯和其他批评家已经指出了西方认识论对思想的过分规训,也指出了它始终如一地把知识和权力的剥削性和导致无知的各种关系合法化,那么为什么不能接受他们的观点呢?为什么不通过拒绝发展任何女性主义的认识理论来避免这种风险呢?

辩护的需要

从社会学和历史的角度看,认识论是辩护性策略。如同道德标准一样,这些策略以挑战“强权产生权利”的方式展现自己——只是这次是在知识话语的领域。福柯、罗蒂和其他批评家已经指出认识论是以对当权者信仰的合法性加以理性化为目的的。但并不是所有的知识理论都抱有这种目的,或者,并不是所有的认识论都只授予在斗争中打胜的赢家以尊称。例如,女性主义可以继续发展知识理论,尽管男性的支配地位继续以新的形式出现,而且男性权力还在某些重要方面继续增长(可怕得让人不得不深思之)。在这种情况下,女性主义认识论就不应该再将当权者的信念理性化。

不管怎样,我们一旦注意到认识论是辩护性策略,那么我们就会顺此路线去质询有关究竟是否需要知识理论这一观念的深怀敌意的环境。也许只有在一个敌对环境的压力之下认识论才会产生。无论如何,如果一个人的信仰和信仰的依据没有受到挑战,那谁还愿意再去阐述什么知识的理论呢?

首先,女性主义者需要一个变通的、积极的方案来反驳传统话语中的客观主义和“阐释主义”。 客观主义认为科学主张只能通过不动情的、公正的、不受价值观驱使的、不从个人角度出发的、完全客观的探索程序才能产生,而女性主义研究显然不符合上述标准。客观主义牢牢地将女性和女性主义者圈在一个坚实的堡垒之外,而这个堡垒之内则是理性、科学方法、真理和为避免将特定利益特权化而制定社会政策的导向。这些客观主义话语不仅见于科学之中,还见于各种学问精深的学科当中。当人们从质疑妇女活动的角度来开始进行任何思考、研究和学术活动时,就用这些话语来贬低它们的价值,证明其可能的无知。这些话语还见于国家和法制系统(麦克基诺,1982-1983),社会福利和保健系统,以及在现代西方文化中男性统治为自身辩解的任何场所。并不是只有女性主义者才发现她们的事业错误地被这些话语所贬值,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批评家们也指出了客观主义对社会现状的支持(斯代普斯,1973年;罗斯,1979年)。而且,客观主义话语不只是知识分子和学术界的领地;它们是这个时代的官方信条。它们戒备女性主义的科学和认识论工程就像中世纪的神学抗拒哥白尼的天文学、牛顿的物理学以及这些理论背后的新哲学一样。

女性主义者还需要用认识论的资源来对付客观主义忠实的对立面——即本文所说的阐释主义。这种话语也在科学和日常生活的语境中给女性主义知识大打折扣。它的具体做法是采取这样一种视角:虽然女性主义者当然有权阐释谁对人类历史的开端做出了贡献,或解释强奸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家庭形式在历史变化中起到的作用,但是这些不过是他们的看法。非女性主义者做出的不同阐释同样可以为他们自己辩护。为了争论的需要,阐释主义者甚至可以亲切地指出对这些相互冲突的理解起源于不同的社会经验。但是他们接下来就会坚持认为,既然无法“客观地”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那么,没有信服女性主义主张的人们就没有理由支持女性主义的观点。 这种视角和客观主义的观点如出一辙,起到了消灭女性/女性主义声音的作用,其做法是:拒绝承认现存男性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拒绝承认能确保偏颇、歪曲的信仰和社会权力之间密切关系的动力。阐释主义文本的作者们假装他们就是像妇女、女性主义批评家和其他人一样的平常人。他们假定作为研究者和接触出版物、公共政策和大学课堂的记者,没有人能觉察出他们实际上握有相对而言很大的政治权力。

上述两种主要的辩护性策略对女性主义者都不起作用。当妇女像男人日常所做的那样也求助于“事实”来为她们的主张进行辩护时,她们(尤其在男人眼里)无法给人以公正、无私和价值中立的印象。当妇女求助于阐释时,这种求助的含义不是“这个阐释很好(很有道理,很合理)”,而只能说明“这只是我的解释”。这个策略无法证实论据,反而产生了使证据贬值的效果。 客观主义和阐释主义不允许女性主义者提出科学问题,不允许她们界定经验性的论据,也不允许她们决定合理的解释和理解的成分。认知性妇女在这两种紧密相连的主流认识论中无法找到适当的位置。

因此,发展女性主义辩护作用的策略还有第二个需求:需要有对女性主义者、对我们、对彼此可以明确表达的决定程序来引导理论、研究和政治的选择。也就是说,当某一知识体系缺乏传统的根据时,向他人论证自己的主张不仅成了问题,而且就连说服自己也成了难事,更不用说要说服那些想系统论证女性主义目标的人了。在研究报告和政治宣言中可以轻而易举地觉察到这个需求,女性主义者竭力寻找依据来言明在女性主义范围内某种引起争论的主张是合理的、理性的、受到经验支持的、可取的,等等。简•弗莱克斯系统地阐述了一个类比的观点。一个治疗专家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所有的理论都有缺陷,无法作为治疗她那沮丧的病人的依据。对于治疗专家而言,在选择说什么话时,没有一个毫无疑问可以信赖的指南可供她使用。她做出的决定产生了真正的后果:病人会依赖治疗专家所说的话做出关键的选择。而且在决定程序越来越清晰的时候,治疗专家也无法脱身而出,决定从事其他的活动。她照顾病人,想让病人好起来(弗莱克斯即将出版的书)。我认为这是对“女性主义认识论问题”的一个绝妙类比:哪一种知识体系能为妇女生活产生影响的切合实际的决定提供合理的指南呢?客观主义和阐释主义都不能很好地为妇女服务。那怎么才能为妇女提供更好的服务呢?

这个问题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谁是“我们”?哪些妇女是女性主义理论和政治所解释的对象?众所周知,妇女不是同质的——尤其在阶级、种族、文化和性倾向方面有很大差异。这里我只关注这样一个事实:两个明显的差异附带的议题会将讨论中的许多问题囊括进来,同时也排除出去(也就是说,除了关注性属之间的差别之外)。另一方面,多样性和差异性也有所不同。一个有价值的女性主义观点是:将妇女间的差异理解为增进文化的丰富性,为相互间的理解提供机会,而不是将这种差异视为是对言说者自我的威胁。这种观点在当代生活中,如在波多黎各女性主义者欣赏墨西哥妇女的文化和经验时就有所表现。这两类具有文化差异的妇女之间不是宰制和屈从的关系:“差异”只是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另一方面,在批评西方白人妇女介入种族、阶级和文化剥削并从中获益时出现了宰制结构,正是这种宰制导致了差异的存在。 “我们妇女”既有多样化,但相互之间也经常处于一种支配关系之中,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需要知识体系和大量的女性主义理论一起来确认这些差异,从而激发我们能够反对妇女之间的剥削关系。

这就把我们带到最后一个但绝不是最不起辩护作用的需要。女性主义者发展了把女性主义视角作为促进男性统治终结之源的辩护性策略。女性主义的科学和认识论应该帮助把对女性和男性处境并不怎么神秘的理解公诸于世,从而让这些理解促进和引导女性和男性为消除女性在所有种族、阶级和文化形式上的从属地位而斗争。

每一种女性主义的认识论都不平等地对应所有这些需求。不过,我认为这些需求提供了重要的约束,辩护性策略得以在这些约束之内建立起来。女性主义的认识论投入了战斗。他们在学术界、知识界、社会、经济、国家政策、律法实施、健康保健等领域为女性主义者争取说话的空间而奋战,尽管这些领域持续地企图排挤、孤立和同化这些声音。

女性主义科学知识体系中的后现代倾向

对应上述需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了两个主要的辩护性策略:女性经验主义和维护女性主义视角的理论。由于我已在别处讨论过这些认识论,在这里只提及足够的细节,以便指出它们是怎样对应前面提到的一些已经认识到的辩护性策略,从而一一证明它们是怎样走出启蒙思想的领地的。

女性经验主义

女性经验主义是一种主要由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使用的辩护性策略。女性经验主义认为科学探索中的性别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完全是操作不当的科学的后果。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结果中的性别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的歪曲是由社会偏见引起的。这些偏见是由于迷信、无知或者教育不当而引起的错误观念和敌对态度的结果。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尤其在科学问题得以认定和界定、概念和假设得以形成时进入研究过程当中的。但是,它们也出现在研究设计以及数据的收集和阐释之时。通过更严格地遵守科学探索中现存的方法规范可以消除性别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

女性经验主义者试图用下面(公然错误的)的话语来回应把女性主义批评据为己有的策略:“人人知道只让男性就男性和女性的信仰和行为来质询男性是绝对错误的探索方式。”(当然,99%的社会科学话语依赖这种探索方式,而且在妇女运动之前没有人反对这种探索方式。)“人人都知道两性都对我们这个物种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可以看看标准的生物课本对这一点的肯定。)他们认为妇女运动使每个人对蒙着社会眼罩、对扭曲模糊不清的镜头保持警惕,通过这个镜头我们一直在体验我们周围和我们内部的世界。妇女运动创造了使科学得以更好发展的条件——使今天的科学成为更好地完成现代科学奠基者的目标的条件。社会学家玛西亚•梅尔曼和罗萨伯斯•莫斯•坎特(1975年)这样阐述道:

社会解放运动……使人们以更广阔的视角看待世界成为可能,因为它们去掉了模糊的知识和观察的障碍。在过去的十年里,再没有比妇女运动对人们在世界中的观察和行动起着更惊人的、更能引出重大结果的社会运动了……我们可以看到并清楚地说明始终存在的、而在此之前却一直不被承认的事情。确实,十年前人们视而不见的社会生活特征,今天是不可能逃避的了。(第7页)

另一些女性经验主义者指出,妇女运动为产生更多的女性研究者和女性主义者(包括男性和女性)提供了机会,使他们比起男性和性歧视主义者更可能注意到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

这个知识体系在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内满足了辩护的需要。一方面,它的魅力显然来自于反对客观主义和阐释主义的辩解。生物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许多女性主义研究的话语能够、而且已经开始比他们要取代的男性中心主义获得了更坚定的经验主义的支持。这项研究比起据称是无视性属的研究更好地满足了“优秀科学”的公认标准。我认为,比起为增加对假设的经验性支持而提出的价值中立的理想,这种经验主义的支持更加重要。并不是所有的女性主义话语都因为是女性主义的就受到了偏爱;相反,当这种研究结果显示出良好的经验主义支持时,不应由于这些结果产生于以政治为指向的研究就对它们大肆抵制。而且,阐释主义很难控制女性经验主义。女性主义研究的结果不是简单地取代性别主义;而是与性别主义相冲突,女性主义的观点是:任何人都应看到支持女性主义而不是支持性别主义的证据。

女性经验主义看上去并没有触及大批科学家和哲学家对正确的科学研究原则的传统理解。它主要挑战的看来是实施科学方法的不完整的方式,而不是科学规范本身。许多科学家承认女性主义者的社会价值和政治取向给他们提出了新的课题,扩大了探索范围,给出了使他们更加关心研究行为的原因。但是,研究过程和科学解释的逻辑基本上未受到挑战。这种保守主义让那些刚要发展对女性主义研究和学术兴趣的人,以及那些对更加激进的主张持警惕态度的人能够听到女性主义批评的声音。女性经验主义与已然在自然和社会科学中立足的辩护性呼吁紧密联系起来了。

这种认识论并不特别主张把种族、阶级或女性看作是知识主体在文化上不平等的问题,也就是说,作为知识代言人的女性之间是不平等的。它没有导致对差异的分析,而倾向于表述女性知识代言人之间同质的东西。但是,必须注意到反种族主义和工人阶级运动在知识增长方面产生的积极影响,梅尔曼和坎特的观点同样具有说服力。这样一来,除了女性主义之外,女性经验主义还可以用来说明其他政治解放运动在知识增长方面的重要性。而且,对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家来说,女性经验主义的保守主义还可以在把种族、阶级、妇女的文化差异作为研究目标时产生的争论中,为其提供最有效的依据。

女性经验主义以这些方式满足了前面提到的一系列辩护性需求。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这太保守了。正是这些不满促动了视角认识论的发展,使得另一些人转而对启蒙思想进行批判,这已成为女性主义知识体系中的亮点。

但是,我认为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就连这种保守的辩护性策略都开始以意义深远的方式来削弱启蒙思想的前提了。我并不想在这里夸大这一事实。女性经验主义在以启蒙思想为主导的世界里,比起在更具背叛性的当代认识论领域中,当然会更舒适,尽管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了。我绝不是在暗示说女性经验主义在自我意识或范式上是后现代的。实际上,他们一致忽视或猛烈抨击女性主义中的后现代议程。相反,我认为可以在这个态度中发现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重要分歧。这些思想家中有一种倾向,它引导他们坚定地走出启蒙思想的领地,而这个领地恰恰是他们过去的观点的牢固根基。

我认为,正是这些女性经验主义的主体,理想的认知者,迫使女性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她是当今妇女运动环境中的女科学家。或者,至少这个认知者以分析女科学家所处的客观环境为开端(也就是说,在这个认识论结构中,没有任何事物禁止男性进行女性主义研究。但是,对于女性经验主义者而言,认知者的理想状况产生于女性研究者的实际处境,例如,作为当今社会中工作的妇女,她们的处境使她们比男人更有可能认识和言说女性主义者关心的话题)。我想说的是,女性经验主义的认知主体不经意地却不可避免地与启蒙思想的前提相冲突。一位女性科学家不可能是启蒙思想中跨历史的、完整的个体,当下的女性主义环境使女性科学家们很难回避这一事实。这一“失败”也是女性经验主义隐藏的丰富宝藏的源泉。

理想认知者的意识不是一元化的,因为这种女性主义认识论削弱了它的经验主义,尽管其辩护者明确地抓住了任何与经验主义有关的东西。女性经验主义认为科学的目的是产生不那么有偏见的、更加客观的主张,但它也坚持经验主义公开禁止的东西……分析并向探索者的社会身份分配不同的认识论价值(在体制性记忆中,家长式的经验主义使人想起这恰恰是中世纪的知识探求所力图反对的;这也是李森科的遗产理论和纳粹奉行的科学观所力图反对的)。掌握知识的理想主体,即理想的科学家,不是脱离现实,而是要在历史上找到自己的位置。研究者的历史定位……在女性主义实践期间和之后……允许他们在生物学和社会学学科内部做出比较公正客观的说明,尽管个体的主动性对于这种说明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今天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出这种说明。因此,这种认识论所挑战的是这样一种观点:知识探求通常被概念化为孤立于社会环境的个体活动。我反思我的思想,但这正是我所处的文化让我整理的、重新整合出来的思想。而且,科学方法对女性经验主义者来说既不存在问题,又存在问题。一方面,他们比男性中心主义的前辈们更严格地要求遵循探索的原则。另一方面,他们指出,没有女性主义的挑战,科学方法就无法洞察和根除性别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他们似乎在说,科学方法从本质上讲无法创造出人们所期待的它能够建构出来的东西。

受历史(甚或不只科学史)影响并从中获益的探索者产生了不怎么谬误的信念;以有利于知识增长的方式受到文化熏陶的探索者成了有个性的思想者,他们比较严谨地使用科学方法,同时又削弱了对科学方法的笃信……在这种女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视角之间存在着张力。理想的认知者表达这种张力;在采用辩护性策略的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著作中,虽然这种张力始终受到抑制,但这是因为没有对它进行分析(实际上,只凭经验主义贫乏而神秘的理论是无法分析这种张力的)。

由于上述原因,我认为把女性经验主义看作是与启蒙思想的假设不相协调的,而重构理想的认知和客观理念的过程是合理的。如果把这种视角只看作是对男性中心主义认识论的重复那就错了。

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的理论

即使我相信女性经验主义者确实要强调理想认知者历史身份的重要性,但也很难为他们对历史的理解作辩护,很难为他们的下述观点辩护:社会身份的物质维度已经非常丰富,可以公正地评判女性主义对知识增长所做出的潜在和实际的独特贡献了。女性主义研究的第二条辩护路线是由视角理论家提供的。 他们十分清楚地提出了女性经验主义假设的几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并把这些概念引向了经验主义——甚至女性经验主义——永远不会接受的方向。实际上,思考视角理论的方式之一是把它看作是派生于女性经验主义分析和解释的一种研究。视角理论家试图强调他们和经验主义知识体系的不同,为了突出这种视角理论的真正价值,这种强调是必要的,但是他们之间也存在一些共同倾向。

他们观察到知识是以经验为基础的。但是,在西方现代文化中被称作知识的东西起源于某种有限的、被歪曲的社会经验,并根据这些经验来检验知识。女性主义理论解读起源于妇女特定活动的经验,为发展在潜在意义上比男性经验更完整、更公正的知识主张提供了开端(哈特索克,1983年;史密斯,1974,1987年;罗斯,1983年)。

且来看看多萝西•史密斯的观点吧。在我们的社会里,分配给女性的工作都是男人不想做的。必须从男性和女性活动的角度来看待这种根据性别分配活动的方式所产生的若干后果。“妇女的工作”使得男性能够从照顾自己的身体或生存的需求中解脱出来,从而获得解放,沉醉于抽象概念的世界中。妇女的劳动因此有力地表达和缔造了有关男性适合管理工作的世界观。而且,妇女的工作做得越成功,就越受到男性的忽视。从照顾自己身体和生存需求中解脱出来的男性现在把符合抽象的精神世界的东西看作是真实的。男人不把“女人的工作”看作真正的、自我选择的、自愿的人类活动,而看作是自然而然的活动,一种体现爱的本能劳动。妇女因此被排除在男性文化建构的概念之外。而且,在男性扭曲的、抽象的思维模式中,女性活动的实际体验是不可理解的和无法表达的。由于使用了主导思维模式,妇女被她们自己的经验异化了。

然而,对于女性社会学家来说(在这里我们可以扩大范围,应用到女探索者、女科学家、女研究者和女理论家身上),在她们的经验和主导思维模式之间有一条分离的“谬误线”。妇女运动的大部分工作始终都关注这条分裂线。妇女运动的政治已经注意到女性经验是与主导思维模式不合拍的。正是由于女性研究者的这种“二分意识”使我们看到了女性主义探索结果中比较恰当的因素起源于何处。从“男性工作”的角度看,自然和社会关系只能提供偏袒的、歪曲的理解(当然,虽然这是比较广义上的男性理想,但只有西方职业/管理阶层的白人男性才受命完成这项工作)。研究者要想解释对包括管理者在内的所有人有用的社会生活,就必须从女性活动的角度来解读,覆盖女性、男性和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

史密斯谈到了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的“家庭劳动”概念,这至少可以说明妇女的家务既不是出于本能的活动,也不是示爱的劳动。但是,这个概念所指涉的活动与男性活动的有偿劳动和休闲方式形成类比。家庭劳动是工作吗?是的!但是它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和责任,没有资格审查、工资、病假、退休以及养老保险。它是一种休闲方式吗?不是,虽然即使在最糟糕的条件下也有获得回报和重获活力的机会。在社会学家和自由政治哲学家的用法中,家庭劳动包括养育孩子、款待朋友、照顾所爱之人,以及其他用劳资/休闲理论无法给予恰当解释的活动。史密斯认为,应该用来自女性经验的概念,而不是用解释男性经验的概念来分析这一活动。而且,我们对男性活动的理解由于依靠了管理阶层中男性活动的思维模式而受到了歪曲。如果女性占主导地位,让男性介入家庭生活、战争和经济活动,从而用女性的主导思维模式来设问,那么,我们对男性在家庭生活、战争和经济等方面的活动的理解又会发生怎样的扩展和变形呢?

这种辩护性策略有这样一个长处:它为从妇女活动的视角出发进行更恰当的研究提供了总体理论,并将这个视角作为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所有的知识主张都应以这个数据为依据。视角理论家再次重申科学为我们周围的世界提供了不那么扭曲的再现的可能性,但这种科学不是目光短浅地赐予某种神话般的方法,而无法面对科学的社会结构和生存中的性歧视、种族主义和阶级偏见。

用女性经验主义可以更圆满地解决一些问题。为了展现科学的最终画面,它把解释科学起源(探索语境)问题的重要性置于比较广阔的社会理论之中。它避免盲目地遵循科学方法,从而得出结论说,至少在对该术语的科学理解上,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消除连从事科学研究的群体都广泛持有的社会偏见。主张从妇女的视角(或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进行研究,可以避免占支配地位的男性中心主义/资产阶级/西方科学的偏见和歪曲。它在拒绝相对阐释主义的同时,直接削弱了那种不从任何主观角度出发的客观主义观点。主张这种辩护性策略的人公开号召有色人种妇女、工人阶级妇女、女同性恋者和所有其他妇女一起,把她们的经验作为科学探索的目标。他们谈论只来自白人的、西方的、憎恶同性恋的、学院派女性主义的科学的局限性。在这方面,他们对很多女性主义研究所假想的妇女同质性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批判态度。而且,视角理论家非常丰富地勾勒出政治行动主义对促进理解的重要性。例如,南茜•哈特索克(1983年)说:

像男性生活一样,女性生活也以社会关系为结构,这种社会关系体现占主导地位的性别的经验和冲突。要具备穿过表象揭露掩藏的真实的社会关系的能力,必须以理论和政治活动为前提。女性主义理论家要求女性主义的理论建构必须基于妇女的物质活动,这是为了发展基于这种物质活动之上的社会生活而必须进行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第304页)

这种认识论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难题。 这里我并不想讨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我所关注的是这一认识论是如何与反启蒙的倾向相结合的。如何把从现代向后现代过渡的一些重要方面合理地置于这一理论倾向之内,而不是置于一些易辨别的女性主义后现代评论家之间?我认为“视角”理论十分清楚地表述、发展并将女性经验主义暗含的反启蒙倾向推向了更加激进的结论。

当女性经验主义与科学方法中遵循启蒙思想的倾向发生矛盾时——这对女性主义研究者来说既是、又不是问题的一部分——女性主义视角理论家毫无疑问地反对认为非历史性原则可以保证对世界进行比较完美的再现的观点。他们认为这种“科学机器”或产生真实再现的法则并不存在。

而且,这些作者,就像女性经验主义者试图做到的,不仅对历史环境中的女性主义政治的重要性加以理论化,因为科学就是在这种环境中产生的,而且认为科学的影响通过政治生活而成为思想体系和体制。像经验主义者一样,他们认为社会解放运动促进了知识的增长。15到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从封建主义到现代性的运动——使现代科学的产生成为可能。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无产阶级运动使人们理解了阶级斗争对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北大西洋殖民主义在1960年之后的衰落(或至少是变形)加深了人们对种族主义如何塑造思想的广泛理解。国际妇女运动是这些运动中新兴的解放运动。但是,科学为什么在这些历史关头得到发展,这并不是由于“观念被感觉到”。人们认识到这些观念是由于具体的社会关系发生变化。恰恰是实际的管理活动造成了产生抽象的男子特质的倾向;恰恰是看护性劳动促成了类型化的女性事务和思维模式的倾向;只有同时介入两者才可能形成女性主义关心的问题和思维模式。所以,就我亲眼对我身处的文化的观察,我要指出的是,我实际的日常活动,由于其建构方式是根据性属而对活动进行社会化分的,因此也为我所看到的东西(为我的文化)设立了局限性。社会解放运动为人类活动的新形式提供了可能,正是在这种新活动的基础之上新科学才得以产生。 这种历史解释与启蒙思想对科学史的阐释是相矛盾的,但并没有声称在历史的某一时刻某一思想是近乎完美的。

进而言之,视角认识论尤其明确地指出,女性经验主义直觉地认为一元化思维是理解的障碍。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妇女意识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差异的重要性。他们根据我们的行为谈论妇女的异化,谈论妇女意识的谬误和妇女的两分意识。这个认识焦点在社会科学中一再得到论证,证明女性行为远不像男性行为那样为信仰的形成提供值得信赖的指导。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对社会秩序在女性方面出现的功能失调的分析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由于上述原因,认为女性主义的视角理论与启蒙思想的核心前提相冲突是合理的。现实没有单一的结构,因为社会秩序是由许多既重叠又冲突的结构组成的——这里只提三个主要结构:男性中心主义、种族主义和阶级压迫。但是,从女性主义视角看,这些结构当中有一些第一次凸现出来。受压迫者确实受到其社会经验的迫害,但是,就压迫本身来看,劣势从科学的角度看变成了优势:比起以与女性科学家相矛盾的活动为开端来阐释世界,以行政/管理活动为开端只能产生更偏颇、歪曲的理解。的确,按性别来看,而且从男性分配给女性的他者地位来看,女性之间是相似的。当然,她们的种族、阶级、文化和其他重要的社会特征是不同的;从很重要的方面看,她们在自己所属的种族、阶级和文化里更像男人,而不像女人。但是,就像经常被提及的这种批判理论所认为的那样,视角理论不要求坚持任何一种女性本质主义。它对男性中心主义分配给女性的本质主义进行分析,对本质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进行定位,并提出对付它的策略。视角理论并不想当然地认为女性和男性有所不同,她们摆脱介入到种族、阶级和憎恨同性恋现象的社会关系之中。 这些理论家不断地要求对这些压迫形式采取更积极的女性主义分析,并采取相应的政治策略。

女性主义后现代思想中的现代性

不管针对启蒙思想的批判采用多么具体的女性主义变通办法,它是否能完全脱离启蒙思想的前提并仍然保持女性主义的特点,还不得而知。批评家认为女性主义也是基于启蒙思想的基础之上,这一观点是正确的。最明显的是,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批评家们也加入到受他们批评的人的行列当中了,也相信社会进步的益处和可能性,相信对我们自己和周围世界进行阐释的比较先进的理论会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因此,在女性主义范围内,在关于理论应该阐述什么、谁来界定社会进步的意义等方面,出现了覆盖其他问题的分歧。在这方面想当然地认为女性主义支持者和启蒙思想评论家之间的界线和非女性主义话语的范围一样宽泛,就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我前面引用了一些属于“女性主义反对后现代主义情况”的评论。这些批评家的观点是:女性主义者不应采纳后现代主义的议程,因为它会严重削弱女性主义的重要工程。我认为女性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对建构女性主义理论和政治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这里我想指出两种看上去非常赞同启蒙思想的方式。矛盾的是,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者甚至比女性经验主义者还要固守有力的启蒙思想的前提。

一方面,在把所有进步的女性主义科学和认识论作为批评目标时,他们似乎认同启蒙思想的倾向,认为所有可能的科学和认识论——一切可以用这些名称称呼的思想——必须包含在现代的、男性中心主义的、西方的、资产阶级的形式之内。但是,我们当然有权质疑这种假设。要想明确指出以知识的工业化生产为特征的今天的自然科学和许多社会科学研究与伽利略天文学和牛顿物理学在职业改进方面的重要共性,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显然,即使在现代性形成期间,科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参见哈丁1986年,第68ff)。为什么科学在将来不继续发生变化呢?为什么具有明确的女性主义目标的科学工程不是这种变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呢?而且,亚洲和非洲的优秀文化——那些在北大西洋文化崛起前就已经存在的文化——按照他们的时代标准已经产生了复杂的科学和技术(参见古讷提雷克,1984年;罗德尼,1982年;凡•瑟提马,1986年)。人类理性展现的范围既未受到现代西方的限制,其范式也不是仅仅在现代西方才出现的。如果其他获得知识的制度和实践早已存在于资产阶级的、男性中心主义的现代西方之外,那么,为什么科学和知识的合理形式必须要框定在现代西方的主导形式之内呢?

而且,女性科学的后现代主义批评家,如同启蒙思想家中最讲究实证主义方法的人,似乎认定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若放弃对现实的真实解释,那么他也必须放弃对现实的不真实的解释。他们认为真理和谬误之间是对称的。可是,托马斯•库恩认为不断拉大与谬误的距离而不是靠近真理,这样就能更好地理解科学史。库恩的著作当然促进了对科学史上出现激进的转折的理解——我并不想贬低它的重要性。但是它没有提出女性主义知识论所要求的在我们的科学知识理论中所发生的那种转折。如果对科学相对论传统的思考都可以提出真实和谬误而不必总被认为是对称的或是一个统一体的两极的话,那么,这当然不应该是女性主义思潮内的一个真正选择。女性主义探索旨在产生不那么偏颇、歪曲的再现,而不必强调这些再现必须是绝对的、完整的、普适性的或永恒的。难道这不是我们应该接受的女性主义启蒙思想评论家们对自己的分析吗?

我一直论证女性主义科学的思想家和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批评家都把一只脚迈进现代性,而另一只脚却迈向现代性之外的领域。而且,对这两项工程来说,与历史的关系既存在问题,又硕果累累。启蒙思想和后现代主义倾向在他们之间产生了张力,但这两种思想又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每一项工程之内。

认识论——这样一种社会理论——是一种起辩护作用的策略。之所以在女性主义科学和认识论体系与女性主义启蒙思想批判之间产生了重要差别,其主要原因是不同的知识和文化语境,在这种语境中,每一种理论都探索、扩展和辩护女性主义如何对自然和社会生活进行阐释。这些倾向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读众,因此也就有不同的体系。对其他争论的回忆模糊了它们相互碰撞的心理基础。每一种理论都应被视作是对主导社会关系及其概念模式的破坏性局限性加以躲避的尝试。这些体系是不完整的——我们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应如何避免这些局限性。最有可能的是,我们并未处在使这一蓝图变成现实的历史时代。在历史的此时此刻,我们的女性主义既需要启蒙思想,又需要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但我们不需要和资产阶级的、男性中心主义的西方白人一样,为同一目的而采纳同一种理论或同一种形式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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