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 昨日评论

我们会回来(李公明)

《上海文化》2009年第3期

我们会回来

——1960年代的多重遗产

李公明

远远地、远远地进行着的世界史,我心灵的世界史……

—— 弗兰茨•卡夫卡

对逼仄的个人生活而言,“世界史”总是显得过于宏大、遥远和疏离。1960年代打破了世界史与现实和青年人的疏离感,全世界的青年文化与身份认同第一次被联合书写,其在世界史上的定位是何等独特而鲜明:“激进主义: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造反者” 。半个世纪过去,在世界史上这股席卷全球的旋风式青年造反运动早已被定格、被切片解剖、被书写为历史文本。但是,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仍能感觉到一种依旧尖锐的品质和仍在进行中的时态—— 那种质疑现实、思考当下和挑战未来的品质与时态依稀尚存。从阿多诺到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都把某些历史性的事件或经历看作是与之相匹配的某种宏大的理性话语被颠覆的“深渊”。在60年代的造反经历中显然也不乏这种例证,全世界各地青年人的反叛倾向就是从各种关于“进步”、“富裕”等理性话语的迷梦中醒来的产物。清醒,然而又恍若梦中;“做现实主义者”,为的却是“求不可能之事”、 “实现梦想”—— 可以说,所有曾经有过的激情与想象其实并不如烟,在“我们会回来”之前让我们稍为清点一下那些不应被抛弃的多重遗产吧。

激情与理想主义:不应被遗忘的精神遗产

在今天仍要在情感上表示对1960年代的敬意可能会冒着风险:廉价的怀旧或幼稚的左倾等等。然而,不管如何警惕和踌躇,必须承认我无论如何难以割舍60年代的青年激进主义情怀和对它的敬意;必须承认我无论如何不想隐瞒对萨科齐当选总统后说的那句话的反感—— 他说为了解决国家道德危机,必须“一劳永逸地抹除1968年5月”。 是的,“抹除” !当然,中国与西方的60年代有着巨大的差别,“文革”造反与欧美学生运动的性质各有不同,中国红卫兵与索邦大学生所需要的历史反思判然不同,这些都是研究者不应忽略的问题。但是,即便只是为了不被“抹除”,即便只是为了青春生命的真诚、对异化的敏感与反抗、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理想以及对自由的渴望,我们都有对全球性的1960年代表示敬意的理由。

更重要的是,校园学运是培养社会运动和批判性知识分子的土壤。西德尼•塔罗在《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一书的“致谢”中说:“我对社会运动的好奇始于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期间。20世纪60年代的伯克利不仅是培育社会运动活动的温床,也为知识分子的工作提供了富于创造和竞争的环境。” 这也是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在中国校园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所不难理解的。在伯克利学习研究期间,塔罗写了《意大利南部农民共产主义》一书,在当年的校园里我们也曾热切地关注和讨论过意大利的激进主义运动。西德尼•塔罗在推衍概念、陈述历史个案的冷竣外表之下,仍有一种不乏激越之情的缅怀:“对一些人来说,20世纪60年代不仅仅是他们生命的形成期,还给他们留下了积极的回忆,并使他们产生了永久的激进主义倾向。” 而在那本《伊甸园之门》中,莫里斯•迪克斯坦则是这样写道:“六十年代在我们身上,在那些对其有过最强烈体验的人身上幸存下来……六十年代的流亡者们(他们也背离了自己丰富多彩的青年时代)应当在各自的工作中继续实现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乌托邦的思想可能落空,却是忘不掉的。曾在许多伪装之下召唤过整整一代人的伊甸园之门仍像卡夫卡的城堡一样在远处闪现,既无法接近,又无法避开。” —— 还需要说什么吗?可以说,对于校园学生激进思想与运动的缅怀之情同样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磨灭的精神印记。“今天,当六十年代已变得像遥远的回忆时—— 它果真如此遥远吗?…… 但是十年斗争的成果依然历历在目。刻不容缓的未竟之业已被提上议事日程;……如果我们尚无理由欢欣鼓舞,我们更没有理由抱怨与沮丧。” 当年我和朋友们几乎都会背诵这句话,也在文章中引用过,它还可以说明我们为什么无法心如止水、无法学究气地讨论我们三十年来关注的中国问题。

还应该特别指出,60年代思想与学术遗产的重要性与它所包含的情感印记与气质感召是无法分离的。像社会运动和政治斗争行为这些主题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一直是西方国家的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其与青年造反运动的联系显而易见。西德尼•塔罗把社会运动研究的兴盛与新一代学者大都经历过60年代的运动联系起来,甚至指出在80年代早期颇有影响的资源动员理论由于忽视了六十年代运动亲历者的体验而受到了责难。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受到责难的情况也同样出现在对他自己参与撰写的著作的评论中:对于塔罗、蒂利和麦克亚当合作撰写的《抗争的动力》,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 说:“我也感觉到这本书缺乏关于社会运动和革命的早期著作里的那些情感和政治权力的成分。倒回到20世纪60和70年代,那些撰写社会运动理论的人一般都亲身参与其中并与这些经历保持某种特定的政治和情感联系。这使得他们的著作生动和富有投入感。相反,很多近期的著作是抽象的、职业化的,缺乏显著的政治意味和影响。”

这种从亲历者到研究者的身份转换和精神气质的联系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一份推动学术事业的精神遗产,而且在中国尤显重要。然而,这也是一份最容易被遗忘的精神遗产。裴宜理教授说,“在许多年里,我一直主张中国是世界上研究抗争性政治的最好的实验室……没有谁比中国学者更有资格参加到关于中国社会运动的研究中来了。” 但是,如果没有“不为面包、为蔷薇”的乌托邦激情、理想主义和想像力,恐怕也没有那个国家的学者阶层会像在中国那样易于被编码、被利益化、被驯化。1960年代的精神气质和价值理想无论如何是对这种犬儒状况的锋利穿刺,是使中国政治学研究重新具有政治意味和影响的起搏器。我常想,能够使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免于在学术思想史上蒙羞的精神路径不在国家大剧院的台阶上,而在与1960年代相连的荒野之地。这种想法的来源在我心里埋藏了很久:1974年,当我在广州的大街上读李一哲的《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时候,序言的最后一句话深印在脑海里——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士的鲜血浇灌过的土地上,现在是生长鲜花的时候了”;不管当时李一哲对“文革”的评价如何受着历史的局限、在今天看起来如何有问题,在我的阅读中这句话一直是在中国进行政治学研究的精神感召与使命箴言。

社会遗产:抗议政治与社会变革

1960年代在诸多国家爆发的学运、工运以及各种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核运动、和平运动、新左派运动、宗教运动、同性恋运动、民族主义运动等等均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其在社会政治史上的重要意义是前所未有地改变了存在于政治权力、社会结构与民众利益诉求之间的博弈生态。社会运动成为在权力体制之外介入公共政治、保障社会利益、制衡政治权力的重要形式,毫无疑问这是1960年代最重要的社会遗产—— 在街垒的烟幕飘散之后,国家依旧存在,而且法国还是法国、美国还是美国,但是社会变了:它的结构、它的粘合剂、它的发音器官、它的起伏节律等等无不打上了被改变的、属于社会运动的烙印。

在莫里斯等主编的《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 中可以看到,在8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社会运动研究的范式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以意义建构和象征斗争为主要切入点的社会建构研究。如果说法国1968年运动在政治层面上的失败是无疑的话,那么同样明显的是它在文化意义和精神象征的建构方面取得了影响深远的成功。源于1960年代的文化与精神象征的利刃纷纷刺破了社会领域的界限和紧身衣,使诸如族群、性别、教育、艺术、工业环境、群体结构、权力赎买、威权仪式等等问题成为知识人群与社会公众都密切关注的话题。正因如此,在社会运动的前沿中总是汇集了来自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艺术学、人类学、生态学等众多学科。

在与60年代学运相连的社会运动研究中,抗议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关系既是为数不多的核心论域之一,对于我们更是具有深切的现实意义。但是在去年以来关于五月风暴40周年的回顾与研究文字章中,这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早年关注现代民族国家的研究,而对于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抗议政治的意义则是研究中的一个重点。被传统社会学认为“社会失范”的骚乱、罢工、起义和革命等非制度化的抗议政治在他看来是一种以组织和动员为核心的集体行动,与制度化的非抗议政治一起,同样是推动结构变迁的主要动力之一;蒂利指出了抗议政治背后对制度化政治的促进和社会变迁的巨大推动力。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60年代学生运动以及社会抗议风潮的一种历史性解读:以抗议政治推动社会结构的变迁。

西德尼•塔罗从五月风暴对法国教育改革的影响研究社会抗议运动与政策改革的关系,其路径与蒂利的抗议政治相类似 。当然,塔罗的这一个案研究做得很深入,并非只是简单地把抗议与改革看作因果关系——“如果我们从纯粹的‘抗议导致改革’模式出发,我们将难以解释为什么在五月运动——一个被打败的运动之后竟还出现一些改革。” —— 而是把各种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变量看作铸成两者之间关系的复杂而微妙的链条。

我认为尤其重要的是塔罗在本文中所强调的“政治机会结构”这个概念,他组合了研究政治运动的兴起和战略的学者们提出的产生“政治机会结构”的诸种要素:选举重组、开放机构数据库、存在着有影响力的同盟者、政治精英内部的分裂、新的意义框架的延伸等等,以及这些因素如何为运动的形成和集体行动提供动力 。而同时,运动的力量本身也会产生多种复杂的变化和分裂。总之,激进与保守、坚持与妥协、替换与结合等等,都在双方营垒中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着。这种情景我们并不陌生,在中国“文革”以及多年以后的运动风暴中也是一再呈现。可惜的是,在运动的旋涡中几乎没有人能具有学者们在事后研究中逐步形成的那些清晰的洞察力,而且60年代学运的经验与教训实际上也很少能成为日后斗争的指南。

塔罗的研究结论中有一点对于历史学家是有启发的:“尽管没有证据表明改革一定源于抗议,但持续的集体行动经常驱使精英们沿着改革的方向行动”;他引用其他学者的一个研究结论也颇有意义:“大规模的运动浪潮……总是以某种立法的成功得以补偿,这是政治行动价值最后的试金石。” 这是关于运动与改革的历史性因果,但在中国这种因果关系总是难产。往往是风暴过后、残叶满地;奋斗者步履踉跄,从此不由自主地满腹牢骚,逆来顺受。本来,除了立法的成功以外,运动自身也可以成为一种被借鉴的遗产。塔罗在最后补充说,“一个抗议和改革周期的结果不能仅仅以其直接的结果来衡量。……紧接着像1968年五月学潮那样的大规模运动之后出现的沉闷可能掩盖着一个缓慢而精细的文化转型过程,它为下一个抗议周期留下价值和实践的遗产。” 这也是中国“文革”结束后我们所亲历的历史进程,遗憾是那个被掩盖的文化转型并没有珍惜它留下的“价值和实践的遗产”—— 无论我如何坚持对中国“文革”的批判性,我并不赞同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绝对的虚无主义。

经济发展背后的贫富悬殊、冥顽不化的威权主义、傲慢的科层制度、无处不在的精神压抑,这一切在一夜之间引发出反抗主体异化的乌托邦革命。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被狂放而真诚的普世主义精神击溃,行动改变生存的信念击溃了陈腐的理论教条, “让想像力夺权” 虽然在政治上失败了,但是在文化与思想战线上高奏凯歌。作为抗议政治的另一个突出产物就是思想文化场域的空前活跃,精神生产的空间骤然扩大、受众队伍也急剧扩大。这是政治向文化延伸的积极景观,是社会变革的文化舞台被塑造和被改变的表现。

五月风暴对法国的文化思想领域的影响深远。“1968年之后紧接着的几年中,出现了似乎不受任何约束的思想探索和全新的思想交流场所——新刊物,出版界的新实验,等等,所有这些新事物多少都力图通过将政治能量移植到别的方面,移植到相关的研究中的方式而让五月事件持续存在下去。” 这与中国70年代初的情况当然很不相同,“文革”的影响主要并非与新的思想交流场所相联系,而是与对它的清算相联系。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艰难地在争取社会变革的同时争取为之呼吁的思想文化平台,这不能不说是与1960年代的文化遗产相去甚远的落伍景观。

人道主义的遗产:“什么样的镇压?”

无论人们如何刻意回避,“镇压”这一主题是社会运动研究中无法逃避的。整个60年代学运中,镇压作为一种权力集团的应对措施绝非是罕见的。甚至在像法国这样的西方民主国家,戴高乐在5月30日4点30分向全法国发表的讲话中也公然以政府的强硬干预作为威胁(“如果这种事态继续下去,那么我不得不……采取全国直接选举之外的其他手段” ),而他之所以敢于这么说,也是耍弄了所有来自政府的镇压性干预都会寻求的借口:存在着所谓的“红色威胁” (“利用国民绝望情绪而夺取的政权……将是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强权” ) 在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以镇压解决政治危机更是最常见的运动发展图景。在1968年年10月初的墨西哥,大学生的示威抗议遭到军队屠杀,约有300多名学生死亡、2000多人受伤。

幸好,在五月的巴黎大街上没有被坦克碾过的鹅卵石路面。尽管有数据表明,在1968年5—6月间,巴黎有2000多人受伤,其中200人受重伤,此外,还有5人因各种原因死亡;尽管有600多份材料指控警察在镇压过程中的施暴、凶狠和侮辱被捕者,但是军队始终没有介入,蓬皮杜和警察总署署长莫里斯•格里莫始终尽力保持克制,始终寻求对话与安抚的方式。法国没有出现无法挽回的历史悲剧,不管政见如何相异,当时法国的主要领导人都认为,“把学生公社镇压在血泊中是不可想象的”。

在五月的巴黎不是没有暴力,只是“暴力被用作象征而不是用作改变力量关系的具体手段;在对抗中,人们不自觉地达成默契,寻找避免越过红线的一切办法……街垒只是一种表示,而不是一种军事手段;在街垒旁边,政府也是本着有限打击的底线,等待着承担责任的最后时刻”。 好一个“等待着承担责任的最后时刻!”,这不能不说是在现代社会暴力冲突中政府必须固守的底线,是1960年代的狂暴对抗中最值得庆幸的人道主义遗产。

西德尼•塔罗集中讨论了事关“镇压”的两个论题:“镇压的方式”与“镇压的悖论”,他以辩证的眼光看待镇压与反镇压的逻辑及其力量。政府对非暴力斗争的宽容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但对于运动中对立的双方而言都是一把双面刃:群众可以大规模集会,会促使他们按照自己的信念来行动;但同时,宽容也剥夺了群众煽动义愤的条件。只有那些凶暴而任性的警察会更容易挑起群众的反抗动员。 从镇压的社会效果来看,作者指出系统地镇压集体行动的一个荒谬结果是,甚至使一般行动也染上政治色彩。社会的疏异,民心的背离,统治者政治伦理合法性的丧失,都是非人道的镇压所必然带来的恶果。

而且,镇压也会给镇压者与被镇压者带来永久的心理创伤,带来无尽的幻灭感。在五月风暴中殴打学生的警察使自己处于极其尴尬的位置:“在运动初期政府命令他们进行镇压,现在却又推卸责任”;有警官说“我们对放手让警察去对付那些不到15岁的孩子们感到十分恐慌”。 更细微的心理创伤是塔罗引援佐尔伯格的论述:狂热之后的镇压产生专制和恐惧,“但最终几乎总是回复到无聊”。 这是一种很残酷的命运:孤独,厌恶,失望,疲惫,在他们的终生都会伴随着这些阴影。

“什么样的镇压?”这是全球性的1960年代以生命尊严的名义向人类历史提出的最沉痛的质询。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那种暴风雨的国度,所有那些曾经对峙在街头和广场的双方,无一可以逃脱这种质询。

符号的遗产:根本意义上的进攻

与情感和气质联系最紧密的或许就是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运动中的感性形象。在去年开始的“五月风暴” 四十年回顾中,人们没有忽略那些由街景、旗帜、图像和音乐构成的感性形象,但是大都只是视之为情感的宣泄,甚至看作是狂热而幼稚的群众运动图腾。潜藏在感性形象中的根本性意义和力量未被看作是1960年代很有价值的思想遗产。

在法国大革命的传统中,具有艺术审美氛围的图景与革命的激进主义总是紧密相联的:伟大的场面变化,宏伟的舞台效果,都是激发人们的想像力与献身激情的重要法宝。在艺术史上,像德拉克洛瓦的名作《自由领导人民》可以看作是典型象征。在法国大革命进入最狂热的阶段的时候,也正是对这种革命艺术的需求之时。1793年7月1日,著名艺术家大卫在国民大会上发言,详细介绍他所设计的革命统一节日的庆典方案。“场面巨大并鼓舞人心,从舞蹈动作的设计到最小的细节,每一种服装,每一种颜色,每首歌和每个手势都包含一些象征性的意义。连太阳升起这一细节也将在革命的景观中扮演一个角色:人们在兄弟般的友情中走到一起,这一激动人心的场景将被第一丝阳光所照耀,为此,参加节日的人们必须在黎明之前起床。” 然而,这种前现代的运动图腾尽管直到1960年代仍然可以大行其道,例如在中国“文革”中的“红海洋”、广场庆典都是最高级别的景观,但是新的、更便捷、更自由的符号已经生产出来,而且其生产的方式也预示着时代肖像的转换。“艺术突然看到了自己的目的就是紧跟事件的发展节奏,……在直接抵抗既有文化形式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政治配置和政治发明,以及支配着文化实践的政治实践的紧迫性。” 于是巴黎美术学院和工艺美院纷纷成立了海报工作室,为街头运动创造海报、印刷传单和标语。在街垒、大学和剧院都出现了学生的涂鸦,充满了斗争的诗意与幽默。在中国红卫兵运动和法国五月学生运动中,旗帜、臂章、宣传画、涂鸦等符号被广泛运用,这是社会运动的力量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波德里亚对1972年纽约出现的涂鸦运动的描述和分析令人叫绝:“涂鸦运动的政治意义就这样显露出来了。这个运动诞生在对贫民窟的镇压中。在这种镇压下,造反分裂为两派:一派是纯洁、强硬、教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组织,另一派就是这种没有目标、没有意识形态、没有内容的符号层面上的野蛮文化过程。”他认为后者使造反“在真正的战略场所变得激进,即在完全操纵代码和意义的场所变得激进”;符号可以以其差异性—— 不可编码的绝对差异性 ——向系统和秩序进攻,不需要组织群众,也不需要有政治觉悟,却实现了干扰和打乱的目的,如同城市里的游击战。 在他看来,以无意义、无信息、无确定性、随意不羁的符号向一切社会的、意义的系统发动进攻,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进攻。这种进攻的信号早在纽约之前,已在巴黎升起。

从这个角度看60年代学运,我们才会深切地理解所有那些符号并非只有令人产生激动和世界史诗般幻觉的意义,而是更潜藏着实际的战术功能和战略意义。这也可以看作是现代与后现代在政治抗议问题上的分水岭:现在不再是以编码对抗编码、不再以总体性反抗总体性,而是实施一种根本意义上的反抗,那些拒绝编码的符号就是这种反抗的图腾。

与此比较起来,我们所熟习的政治辩论、窥测风向、在舆论空间中自以为得意的走钢丝、心甘情愿地戴镣铐跳舞、慷慨激昂或痛心疾首等等都显得多么迂腐和苍白无力!每年的早春时分,在全国各地都会有一大群人怀揣文件、西装革履地涌进那些似乎是允许协商和辩论的场所,但在波德里亚看来——同时也是在那些五月风暴涂鸦的青年作者们看来,这种行为的有效性还比不上那些出没在地铁、人行道的无意义涂鸦符号—— 对包括政治在内的一切社会设计的拒绝。

左翼与自由主义:反权力压迫的批判性遗产

关于左翼的问题是1960年代学运研究的重心之一,人们必须面对这个激进主义意识形态中的立场与价值问题。关于左翼的问题曾有许多研究者发表过言述,莫里斯•迪克斯坦关于50年代至60年代的美国老左和新左的分析显得很朴实:老左派只会陈词滥调、珍惜组织和纪律,只反映现存秩序、只懂得鄙视经验真理与个人想像力,而新左派发挥了自发精神和情感,珍视个性,实现以文学推翻旧世界的想像,并且以文学性为其根源;新左派的革命是社会和文化革命,目的是使人能实现自我、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还认为促使青年左派诞生的原因是战争、种族主义、不平等和社会病态的现实,而使异化和反抗成为唯一体面的道路 。但是,迪克斯坦也指出,过不了多久,不断把革命推向纯洁化与激进化的意识和行为使新左的无政府主义和暴力倾向彻底显露,列宁主义的先锋队性质使他们失去了群众。

其实,法国新左派比美国的更具有政治上的激进倾向。根据英格里德•吉尔舍—霍尔泰的归纳,法国新左派的特征是:回归早期马克思、强调异化问题、反对体制化;社会主义社会新模式在于消灭个体生活中的异化;个体解放、文化改造优先;要行动但不要组织,要运动不要政党;推动社会变革的是新型技术工人、青年知识分子以及边缘群体。 而法国新左派的退潮也来得很快:到七十年代中后期,随《古拉格群岛》法文版的面世、中国“文革”的结束及其批判、红色高棉的反人类、反文明罪恶的昭现,彻底改变了新左们对原先的左翼偶像的膜拜,“逻辑上的负罪感”充溢在心头。

从根本上说,左翼与自由主义可以在面对权力的压迫中找到共同的批判性遗产:为了人的解放与自由、为了社会应该按照人性的需要来塑造,对权力压迫的态度是唯一有真实价值的试金石。1968年代的政治批判性遗产完全可以在布迪厄看待知识分子与权力关系的态度中得到验证——他的立场和旗帜仍是检验今日西方乃至全世界知识分子的标尺:

“我全力捍卫的是批判型知识分子的可能和必要性,首先要批判舆论术士们散布的智性‘论调’。如果没有真正反权力的批判,就没有真正的民主。知识分子就是一种反权力的批判,而且是最重要的。”

“我希望作家、艺术家、哲学家和学者,在所有他们有能力的公共生活领域直接发出他们的声音。我以为,知识生活的逻辑、论证和反驳的逻辑,延伸到公共生活,对大家都大有裨益。而今天,是政治的逻辑,是告密、诽谤、“口号化”、歪曲对手思想的逻辑,常常延伸到知识生活中。”

所有的权力在这种社会语境中都必然带有了对人的监控和惩治的成分,也必然包含了自我监控的成分。但是,同时存在的是权力腐败的另一极:推卸责任、化公为私、拉帮结派、自我粉饰。在这种社会中,假如说对权力的批判并非全无可能的话,往往是因为许多对权力的批判都流于宏观和抽象化,而且尤其容易忽略权力贯彻过程中层层累积的对人的精神压迫,远没有把权力对人的压迫和蹂躏的真相揭示出来。公共权力的腐败不仅仅表现在权力的滥用、腐化,而且还表现在自上而下的权力层内部的内疚、反思与自我救赎能力的被摧毁,由此而必然导致社会心态中关于权力的思维定势:一种外在的、欺骗性的、压迫性的强权。

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来看,反对权力垄断仍是在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在专制与民主之间,力量强弱的对比与利益关怀的症结;无论是“左翼”或是自由主义,真正有意义的检验标准说到底就是看其是否有利于建立民主宪政制度、是否有利于铲除社会不公与权力腐败、是否有利于实现和发展全体国民的实质性自由。当下德国政治中左翼思潮的复兴并不排斥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奥斯卡•拉方丹在2007年6月16日德国左派党成立大会上指出,左派党要继承德国工人运动的传统;他特别提到“伟大的社会党人罗莎•卢森堡,她的遗训是:‘自由,始终也是持不同意见者的自由’”。“这样一来,就把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联系起来了”。 对于自民党表示要用自由战胜社会主义,拉方丹立刻回应:“我们要通过社会主义来实现自由”—— “就是为了追求这种模式,我们才聚集在一起!” —— 这种左翼思潮是否也可以看作了1960年代的遥远而更具理性的回声呢?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