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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左实右的1960年代 (单世联)

《上海文化》2009年第3期

形左实右的1960年代

单世联

1968年5月,即“到处是街垒的日子”,确是昙花一现,因为仅仅两个月后,权力就突然恢复,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但“1960年代”的幽灵却在当代文化生活中久久徘徊,“一如三十年代,它可能成为衡量我们思想和行为方式的一个永久的参照点” 。在此期间形成和表达的文化/政治思想迄今也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世界和中国。英国左派思想家伊格尔顿认为:“后结构主义就是1968年那种兴奋和幻灭、斗争和平息、狂欢和遭难的大起大落的产物。由于无法砸碎国家机器的结构,后结构主义倒发现可以将语言结构颠覆。至少说,谁也不会因为你这样做而给以当头棒喝。这场学生运动虽然在大街上被冲垮,却又转入了地下,进入语言的领域。” 此论明确地把解构—后现代主义的语言狂欢直接归之于“1968年”的学生狂欢,而完全无视其哲学/语言学/文学观念内在演进,属于对思想史的“外部解释”,有“庸俗社会学”和“机械还原论”的性质。(当然,把知识视为权力、把文学、哲学视为意识形态建构的左翼思想不会承认这种“内”“外”之别。)不过,以解构—后现代主义为当代思想中的激进左翼,确是一般共识。

但哈贝马斯却另有所见。他认为解构—后现代主义并非激进,而是“保守”:“‘青年保守派’概述了对美学现代性的基本体验。他们声称自己反对以主观性为核心的揭示,并从工作和有用性的规定中解脱出来。随此体验一道,他们步出了现代世界。基于这种现代态度,他们为一种不可调和的反现代主义辩护。他们从远古的领域转移到幻想的自发力量和自我的体验与情绪之中。他们以一种摩尼教方式将一种通过唤起才可接近的原理与工具理性并置起来,那就是权力意志或君权意志,存在或诗人的酒神之力。在法国,这条线源于乔治•巴塔耶,中经福柯,后到德里达。” 此论意在说明;解构—后现代主义不仅是“五月风暴”的即时表达,还有德国反现代性思想的深厚渊源。

自从1789年6月27日第三等级的代表进入法国国民议会大厅在左边坐定之后,现代政治文化中的“左派”一般与法国大革命及鼓舞了大革命的启蒙主义紧密相联;而右翼和“保守派”通常是指反革命分子和反启蒙主义者。各国各民族都有左右之分,但相对而言,法国政治文化偏好左倾,而德国政治文化常属右翼。把指称魏玛德国右翼的帽子“青年保守派”加之于当代法国左派的头上,其根据就是它们共同的反启蒙立场。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并不和谐统一,但由此运动而表达出来的启蒙主义确有其共同的态度、同情、信念和理论。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指出:“法国启蒙思想里有一种信念:最终会发现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有效方法,可以解决那些自始至终就困扰人们的根本性问题,亦即在每一个知识领域,如何去确定何者为真,何者为假;以及,最重要的是,为了达到人们始终为之奋斗的那些目标,应该引导人们走向哪一种正确的生活方法。生命、自由、公正、幸福、美德、人类的潜能通过一种和谐的、有创造性的方式得以全部实现,这些就是人类的奋斗目标。这样一种方法,意味着要将那些上个世纪在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取得了如此辉煌成果的、理性的,亦即科学的规则,应用到人类的道德、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问题上来,后者长久以来一直被无知和谬误、迷信和偏见所遮蔽;很多情况下,是牧师、王公、统治阶级、官僚以及野心勃勃的冒险家们故意在传播这样的迷误,企图借此让人们服从他们的意志。” 简单地概括,以“理性”为基础的普遍人性论和历史进步论,是启蒙主义的基本信条。正因此,启蒙主义相信教育,推崇宽容,倡导种族和社会平等,主张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把人民从恐怖主义、蒙昧主义、狂热盲目以及其他荒谬绝伦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其政治实践就是现代自由民主体制。

1871年,德意志实现了迟到的民族统一和国家建构。但长期浸淫于浪漫主义和日耳曼传统的德国人没有满足于19世纪下半叶流行的实证主义、理性主义、唯物主义,第一次大战的毁灭性后果似乎也证明那个有序的、理性的、民主的世界己经衰败,所以先锋派艺术家、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极端民族主义者、种族神秘主义者和非理性主义者联合发起了新一轮的反启蒙运动,支持了纳粹主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有其统一性。哲学家洛维特以其亲历者的身份指出:“1933年的德国革命,源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1933年起在德国发生的一切,都是试著要把那场战败重新赢回来……第三帝国是俾斯麦帝国的加强版,‘希特勒主义’则是升级了的‘德皇威廉主义’,魏玛共和国夹在这两者之间,只算得上是一个插曲。” 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其相应的“文化哲学”。明斯特的经济学家普莱格1915年提出了“1914思想”(ideas of 1914)这一概念。在他看来,德国1914年发动战争不只是一场军事行动,而是对法国“1789年思想”的一次“革命”。“1789年”代表着诸如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民主和普遍人权等西方价值,而“1914思想”则体现着责任、命令和正义德国传统。一批著名知识分子如作家托马斯•曼、史学家梅尼克、哲学家特洛尔奇、舍勒、政治家拉特瑙、经济学家桑巴特、法学家纽曼以及韦伯等都在普鲁士政体对西方民主的优越感之中包含着强烈的反民主的偏见和对政治集权主义的偏爱,为德国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民族”(Herrenvolk)、为战争和帝国扩张的政治做合法性论证。他们设置了深层动态的文化(Kultur)与肤浅静止的文明(Zivilisation)、完整有机的“社群”(Gemeinschaft,或译“共同体”)与抗机械板刻的“社会”(Gesellschaft)、崇高英雄与贪婪商人、激情与伤感、道德与功利的对立,毫不犹豫地认为德国是前者的代表,英法是后者的代表。在这些“1914年”的思想家看来,支配人类未来和担当人类命运的只能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把一次大战看作是德国英雄的、战斗的、勇敢的武士精神与英国的商业文明、实利主义、理性主义和讲求实际的精神之间的斗争;而舍勒则在《战争的特性与德国人的战争》等文中为没落的文化举行战争庆典,构想出一个宏伟的战争人类学计划,并希望以德国浪漫的唯心主义为精神依托,使战争降临于已经败落的欧洲。在其激情修辞篇章之中,舍勒认为战争是文化自我批判的秘密、是对有机共同体的考验、是把真实和虚假区分开来的提炼大师,这是“德英之间的第一战也是最后一战”。 1919年的失败没有唤起德意志民族的自我反省。俾斯麦以来的强盛信念在失败的刺激下以一种被压抑的亢奋和更加非理性的方式喷涌而出,受到严重挫伤的民族心灵涌动着报复和雪耻的冲动。“当民主的魏玛宪法草拟出来时,就像是为真正的政治打开了一扇大门,德国人站在门口,目瞪口呆,好比一群乡下农夫来到了皇宫门口,他们无所适从,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他们把魏玛共和国当作“胜利者的制度”而加以反对,用“意外的共和国”、“一项权宜之计”、“一种窘境”来修饰共和国。荣格尔、斯宾格勒、凡•登•布鲁克、克拉格斯、海德格尔、施米特等知识精英都是“积极的虚无主义”的仪式的信仰者,他们相信理性、自由主义、实利主义、个人自由、立宪制度和宽容等“西方”理念已经腐朽不堪,需要给它致命一击,只有在意志、权力、斗争和天命这些准尼采主义的概念基础上,一系列新的价值观才会出现。 不同于传统的保守派,这些被称为“青年保守派”的思想人物不再对传统的、有机的前现代的生活怀有乡愁,而是从冷漠的文化精英主义转向英雄的日耳曼军国主义,主张用行动、暴力取代纯粹的理论,用权威和纪律取代软弱和萎缩,用英雄的信念取代重商主义的信念,他们颂扬无情、武力和暴力,希望建立军事化的、集权主义的日耳曼帝国。荣格尔的《钢铁风暴》描绘了战火和死亡中的兄弟友谊,把危险、紧张和痛苦予以美学的升华,讴歌暴力神秘主义,把战争理解为庄严的人生洗礼。这一思想传统瓦解了脆弱的魏玛民主,实际上为纳粹鸣锣开道。“德国的政治概念总是受到美学的感染,而纳粹则把美学置于政治的中心。魏玛共和国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不能理解德国人的心灵,以为政治仅仅是政治。”

以德国为大本营的反启蒙主义坚持科学和理性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对于伦理的、审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等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可以也必然有不同的答案。反启蒙主义的核心是以“特殊”拒绝“普遍”,其政治表达就是以德国反西方。这一反启蒙主义、反现代性的批判传统始于法国大革命时期。

18、19世纪之交的德国浪漫派(以及随后的历史主义),其政治论说以两个“特殊”为基础。一是以文化特殊反对普遍人性。大革命之前的意大利思想家维柯反对自然法学说、主张文化独特性和多样性;大革命之后的法国思想家德•迈斯特亦声称:“我见过法国人、意大利人、俄罗斯人,等等;多亏孟德斯鸠,我甚至知道‘有人是波斯人’。至于“人”,我声明,我这辈子还没有碰到过;如果有的话,我还不知道。” 但只是在德意志,才形成了以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反抗启蒙理性的普遍性的恢宏理念和悲剧性实践。赫尔德并非民族主义者,但其“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重心”的主张及以文化独特性攻击世界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语言行动,却为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兴起准备了基础。二是以自我创造反对普遍规范。哲学家费希特不但以其《对德意志民族的讲演》鼓舞了德意志民族主义,而且以其“自我”学说为德国浪漫派开辟了道路。这一学说“把人的一切活动都视为个人自我表达的形式,认为艺术和所有创造性活动都是一种独特个性——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人的,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在它借以发挥作用的事物或媒介上打下的烙印,以努力实现那些并非既定而是由创造性自我产生的价值。启蒙运动的关键信条也就从实践和理论上被否定了:根据这种信条,人们在生活、行动和创造时所应遵循的原则,是预先确定的亲受自然本身的主宰。”这种创造性自我的真面目,可以因学说的不同而不同。在德国,这一创造性自我被“等同于某个超越个人的‘有机体’,他们把自己视为其中的一个要素或成员,譬如民族、教会、文化、阶级或历史本身。” 没有普遍的“人”,也没有普遍的“规范”,“理性”是“西方”的产物,而德意志却有其不同于“西方”的历史、特性和使命,因此反启蒙主义顺理成章地演变为德意志反西方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以诺瓦利斯、蒂克、施莱格尔兄弟等为代表的“耶拿浪漫派”在对中世纪的再发现中超越赫尔德在文化上对中世纪的发现,把费希特关于德意志乃是更富精神“源始性”(ursprunglich)的民族的观念政治化,他们率先批判英法契约论和自由体制所造成的个人原子化,以情感、直觉、审美排斥理智、友爱和对弱者的同情,把政治与非理性、幻象、想象、神话、感官放纵以及对认知、宗教、伦理非人道的冷漠等同起来,主张回到由血统、遗传、历史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结构——它不是抽象的、人为的、机械的,而是一个活的个体、一个活生生的巨人。在对抗“西方”现代性的过程中,浪漫派把浓烈的兴趣投向历史、习俗、传统、民间语言和故事等等,崇尚一种独特的、无与伦比的德意志的精神优越性,把爱国热情转变为对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皇帝、对有机的和传统的国家秩序的渴望,从德意志古代传统中提炼反抗启蒙理性的原始力量。

德国的反启蒙主义、反现代性传统,确实捕捉到18世纪启蒙主义的狭隘、教条和肤浅之处;它所发现和强调的传统、过去、无意识、未知的力量及其所表达的权威主义、英雄主义、历史主义等等也有其真实和深刻的一面;它对“西方”霸权的批判也承担了知识分子义务的表现之一,但在德国,反启蒙的传统滋养和助长了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并以纳粹主义作为其最极端的形式。在歌德看来,这是因为德意志人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在马克思看来,这是因为经济方式落后的德意志未能适时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和民主政体,软弱的资产阶级只能屈服于封建专制传统;在诗人海涅看来,这是因为德意志人的蛮性未泯:“……在古代德意志人中常见的斗争意欲……不是为了破坏,也不是为了胜利,而仅仅是为了斗争而斗争。基督教——这是它的最美妙的功绩——曾经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野蛮的、日耳曼的斗争意欲,然而并没有能够摧毁它,当以后这个起着驯服作用的护身符、十字架一旦破碎时,古代战士的野性,以及为北方诗人歌唱和传诵如此之多的非同寻常的帕则喀(传说中的北欧勇士——引按)的愤怒,必将重新发出嘎嘎声。那张护身符已经腐朽了,它悲惨地崩溃的日子终将来到。然后那古代石制的诸神就会从被遗忘的废墟中站立起来,擦掉眼中的千年尘土,而托尔(北欧神话中的雷神——引按)终于拿起巨人的铁锤跳起来,打碎那些哥德式教堂。” 问题不仅在于德国是西方的“落后者”,也在于德意志民族主义、反革命分子、右翼保守党人不承认自己落后,相反以“落后”为优越,意欲从“西方”脱离开来并以自己的优越克服西方现代性的偏至而超越“西方”。简单地说,这是一个文明化进程长期落后的民族因其对现代世界的生疏和不信任而产生的文化返祖。

纳粹德国崩溃之后,德意志政治文化已告别反启蒙思想,但其思想方式,特别是以特殊主义反对普遍主义、以“自然”反理性的思想模式却已以一种变化了的形式为当代法国左派所吸取。解构—后现代主义由结构主义而来。1960年代,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挑战萨特等人的人道主义,他认为20世纪的一些恐怖现象如总体战争、种族屠杀、帝国殖民、核武威胁等等,都源自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他主张人文科学的最终目的“不是去构成人,而是去分解人”。 解构—后现代主义又得到尼采、海德格尔的滋养,他们确信“理性”、“进步”只会导致统治的强化而非解放,民主制度是权势者和利益群体的遮羞布,因此在文化思想领域大讲“认同政治”与斗争哲学,攻击对“现代性”形式或自由主义的“新世界秩序”。当代学者理查德•沃林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反启蒙思想的论述原本是政坛右派独享的专利,如今却在文化左派的代言人手中重获新生。更令人惊讶的是,检视相关文献就可发现,后现代主义的几位领衔人物,都以反启蒙思想的传人自居。依据他们的想法,既然民主是无数政治弊病的主因,而对现代工业民主的批判又是起自反启蒙哲学家,因此他们当然可以后现代的政治批判之名,援引这些前辈强有力的论点。” 比如德里达一再批判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正是克拉格斯于1920年代末写作的《作为灵魂对立者的知性》一书首次提出的概念;福柯以“疯狂”为理性的“他者”,发掘其反抗理性压迫和传统规范的能力;巴塔耶歌颂受到文明压抑的“异质性”力量和经验;利奥塔把一切“共识”等同于“恐怖”的主张,等等,都在重新讲述德国的反启蒙主义。在美国,“一个著名政治学教授证明了这一点,他给激进学生读一些以‘应当怎么办’为题的讲演,学生表现得极为热情,事后才知道这是墨索里尼的讲话。海德格尔在晚年亲自向新左派提过建议。在他1933年的就职演说中有一个最不祥的公式,只要稍稍做些改变,就能成为60年代学生运动合作的美国教授们的口号:‘做决定的时刻是在过去。决定已经在德意志最年轻的时期做出来了。” 在解构理性、反抗普遍,以相对主义取代自由主义的普遍包容性的价值观方面,法国左派隐秘地、确实地与德国历史上两次反现代性思潮相关,可以说是“形左实右”。

当然,在思想文化领域,简单地进行左/右、激进/保守划分是困难的。法国左派挪用了德国反启蒙思想的解构—后现代主义,同时又坚决拒绝德意志传统的总体性思想。所谓“总体性”就是将一切事物的变化都归为同一性,吞噬个体性,只承认统一化、总体化、极权化的理论模式。解构—后现代主义认为这种总体性只能兑现为极权主义,他们高扬生活与世界的差异性、零散性、特殊性和多元性,主张用知识形式的多样性去超越现代性的统一计划,以“差异”、“游戏”解构总体性和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并进而反对种族主义、反霸权主义。因此正是“1960年代”的激进运动,鲜明地提出了批判纳粹德国的问题。从整体上说,二战结束后,因为国内(重建需要社会稳定和专业人才)国际(德国迅速冷战一分为二)的特殊形势,德国的“非纳粹化”过程并未深入进行,当年的刽子手都一直在装聋作哑,而大屠杀的幸存者也不约而同地遵守“缄默的密约”,许多幸存者以“亲眼看到周围的人都死去,唯独自己活下来”的负罪感投入新的生活,为了保护孩子的心灵不受伤害,他们不愿让他们的后代知道那段惨痛的历史,由此形成一种“沉默的壁垒”。直到1960年代,年轻的一代反对上一代保守和独裁的价值观念,追求更多的个人自由、社会正义和国际和平,他们尖锐地提出了反省德国历史的问题,对第三帝国的参与者提出质问。“他们的父辈在第三帝国时期没有做他们理应做的事,使得年轻一代大失所望……在第三帝国期间,以至帝国垮台之后,父辈们根本无所作为。父辈们或者直接犯下纳粹罪行,或者对罪行袖手旁观,或者是碰到犯罪就视而不见,要不就是在1945年后还容忍犯罪、接受罪犯。试问,这样的父辈还能够对子女们说什么呢?另外一个方面,有些子女觉得无法谴责父辈,或者不愿意加以谴责。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如何对待纳粹历史就不能再说是代沟造成的了,它本身就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正因为这一切,我们同负有罪孽深重责的父辈较量起来,就特别劲头十足。” 1968年11月7日,记者克拉斯菲尔德女士(Beate Klarsfield)以年轻一代的名义,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了原纳粹党员与高级官员、西德总理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1966—1969年在任)一记响亮的耳光,作家海因里希•伯尔在她被捕后赶到监狱送上玫瑰。正是在1960年代激进运动中,德国才完成了对其历史的“特殊性”悲剧的自我批判。

所以,不能因为法国左派大量使用了德国反启蒙的传统资源,就简单地称之为“青年保守派”。无论1960年代左派是如何地控诉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但实质上仍与自由主义的主流息息相关:它要求承认差异。而包括民族、阶级、性别、代际、社群等等在内的所有差异,说到最后,就是个人的差异。新左派的理论家马尔库塞在为激进运动辩护时说:“归根到底,什么是真实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这一问题必须由一切个人自己来回答,但只是归根到底才是这样;也就是说,如果当并当他们确能给自己提供答案的话。只要他们仍处于不能自治的状态,只要他们接受灌输和操纵直到成为他们自己的本能,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不能认为是他们自己的。” “1960年”激进左派之所为,就是反抗技术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中针对个人的各种控制形式,追求个人的自由解放。这一追求是如此彻底,以至于他们只能用一连串的“反”来表达:反传统、反权威、反体制、反资本主义、反西方、反文化、反科学……在这个意义上,“1960年代”当然是左派的纪念碑,解构—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性主张当然是左派思想。比如福柯积极参加1968年的学生示威、发起反对现代监狱制度之类的工作,这些都是典型的左派作为。非常重要的是,福柯一再揭露西方民主制的压迫性,但又未把“人权”之类视为西方的意识形态。1981年,他在日内瓦发表声明:“存在着一种国际公民资格,它有自己的权利、自己的义务,并有权奋起反抗被滥用的所有权力,不管滥用权力的人是谁,也不管受害者是谁。总之,我们都被统治者,因此我们应该团结一致。” 福柯最后一项政治行动是1982年的波兰之行,在那里,他参观了奥斯威辛,会见了波兰知识分子和学生,还计划到监狱去看望瓦文萨。所以,一个真正的批判知识分子不可能完全拒绝“普遍”。1982年,德里达在捷克秘密讲学时突然被捕,只是在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干预下,他才得以出狱。获释之后来到巴黎高师,他在课程中表示自己非常沮丧,“因为他自踏入哲学生涯以来都在解构人文主义,宣称作者和责任的理念都不存在;结果却在捷克的一间警察局被剥光衣服;他承认这是严重的侵犯人权事件,德里达那天的阐述极为清晰,形容自己身处一个非常怪异的思想情境。” 当德里达被警察剥光衣服时,他或许会真切地体会到:只有在能够保障人权的自由体制中,他才能对西方现代性的种种理念、制度和实践进行“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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