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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的福楼拜和福楼拜的萨特(格拉汉姆•古德)

《上海文化》2009年第1期

萨特的福楼拜和福楼拜的萨特
—— 论萨特《家庭白痴》第三卷

格拉汉姆•古德(Graham Good)
赵 文 译

作为沉思性的福楼拜研究,让-保罗•萨特的鸿篇巨制《家庭白痴》在当代批评之林当中已经开始显现出其巨大的身影了。每当一卷问世,它总是唤起更多的批判性问题,以及对更多批评的前提提出挑战。

萨特本来要给他的福楼拜研究巨著加上法国学院论文的传统副标题: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副标题是“人”,第三卷的副标题是“时代”,而计划中的第四卷则是“阅读《包法利夫人》”,最后我们就得到了整部作品。我们可能很容易想起勒内•杜梅尼埃1905年发表的研究著作《福楼拜:其遗传、环境和方法(Flaubert, son herédité, son milieu, sa méthode)》,萨特的三重结构非常类似于杜梅尼埃的这个三主题,而不是杜梅尼埃后来对其作品重新整理之后的结构(《福楼拜:人和工作》),后者表明了在方法论上将人和作品分离。在第一个版本中,杜梅尼埃如此直接地从生活当中推导出许多文学范畴,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医学的影响 :观念(Les Influences Médicales : Les Idée)”;“医学的影响:形式(les influences Médicales : la Forme)”这样一些标题。 我们被告知,福楼拜从其母亲那里继承了浪漫主义,从其父亲和他在其中长大的医学背景当中继承了科学的现实主义;他的方法就本质来说就是将第二种态度用于第一种态度。像萨特一样,杜梅尼埃对福楼拜的神经症(névrose)及其对他创作的重要性有很多要说的。但是杜梅尼埃很少与他所要研究的对象保持批评的距离——他把福楼拜表述为无偏见的、科学的文学的奠基人,而把自己呈现为不偏不倚的科学的文学研究的实践者。杜梅尼埃的书属于福楼拜所开创的那个时期行将结束之时,这个时期作为一个整体恰恰是萨特的《家庭白痴》第三卷要研究的一个对象。

所以,尽管乍看上去萨特好像是对人与作品之间的联系这一老式主题的重建,但是这个印象会因为他对环境这一中介的研究而发生改变。在福楼拜身处其中的医学环境——这个杜梅尼埃止步的地方——萨特给我们提出了“客观神经症”的概念,这是一种文化病。萨特研究了福楼拜对艺术近乎病态的投入,认为这是“纯粹属于他自己的”自我防御机制,在这之后,萨特便颠倒了这个词语的含义,用以表示:贯穿于福楼拜及其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作品之中的艺术的历史要素之显现。在1850年,艺术只有变成神经症的,才能使他的社会和历史矛盾保留下来。福楼拜的神经症实际上可以被看做 “形成中的艺术”压迫所致,也可以被看作是对他自己生存困境的一种解决之道。但是,撇开这个术语颠倒不谈,萨特基本上使用了同一种方法论模式: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首先通过作为个体的福楼拜,然后通过福楼拜这代人的艺术,萨特表明,有一整套矛盾的律令,它们引发了那时人们普遍经历的危机和选择。在第二种情况中,中心人物是艺术的一个代表,被称之为后浪漫主义的学徒作家的混合类型。这个抽象个体的生存和艺术的两难困境,被萨特用来重构福楼拜这代人文学的必然特质,这个特征在一个时间点上被确证(可以说就是1840年),在这个时间点上,它还没有被书写。

萨特使我们进入了1840年这位青年作家的情境之中。当时存在着“作为事实的文学”的两个主要元素:启蒙和浪漫主义。第一个因素要求讲真话;它接近于哲学和科学(正如伏尔泰对牛顿的理解),而美扮演着一个仅仅配合真理的、中介式的次要角色。文学,作为真理的讲述,要求一种奠基于笛卡尔理性的、独立于传统权威的自治性。有可能在所有人身上(只要他是自由的)得以实现普遍人性的观念,是反抗世袭特权的资产阶级用以批判的武器。作家应该是独立的,在理念上应该脱离地域或阶级的羁绊,只有这样才能不偏不倚地并且是毫不危惧的说出真相。这就是1840年时青年作家福楼拜从启蒙那里接受到的“律令”——“必须让写作独立于阶级(Il faut se déclasser pour écrites)”。然而在遵守这个律令的过程中,他在1850年之后却与他的公众彻底决裂,这是一个艺术家的决裂。这是因为他拒绝接受启蒙的第二个律令——“为交流而写作(écrites pour communiquer)”。对伏尔泰和卢梭来说,尽管他们也秉承着“无阶级的”独立性,但写作仍然是一种交流;清晰地使用语言乃是对他人的一种启蒙。然而,在1850年之后,写作和交流之间却野蛮地被隔绝了;要为公众写作就得降低自己的艺术。他人可以选择阅读一部作品,但是作品并不需要读者;作品自在地是完满的,它并不对任何人讲话。

与启蒙不同,浪漫主义是一种贵族运动(萨特援引拜伦、维尼、缪塞、歌德和雨果等人来支撑他的这一看法)。1840年的大多数年轻作家都是资产阶级。所以,启蒙的“去阶级化”的要求便与浪漫主义高傲的禁令“如果你不高贵就不要写作(Tu n’écriras point puisque tu n’es pas aristocrate)”相遇了。浪漫的整体论用其高高在上的眼光看待着一切事物,这种整体论蔑视资产阶级的理性方法及其思想和趣味规则。在萨特看来,浪漫主义是贵族的最后垂死挣扎,他们睁大眼睛所看到的整体被建构起来的世界,因他们享有对其所有权而是美丽的世界,同时他们也高兴看到失去它,看到他们自己失去它,从中体验到一种美。这种行为恰恰是对于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反抗。看到充满利益之争和计算的世界注定胜利,贵族们选择诗歌,因为资产阶级对写作诗歌无能为力吗?卓越的浪漫主义者抗拒功利主义,选择了一种慷慨的艺术:他自由地将他的作品馈赠给世界,因为他本人已经领受了他的天赋。对于1840年的青年作家来说,浪漫主义提供了一种作为胜利的失败(échec-victoire),现实中的失败由美的领域的胜利作补偿。

福楼拜这一代作家通过接受双重文学遗产所共有的信条——艺术自治——的方式而调和了这个矛盾。就启蒙而言,这种自治的基础有两个,其一是批判理性的自由,其二则是资产阶级如下一种信念:它为了全人类说话。就浪漫主义而言,自治的基础是创造性的艺术综合的自足性。然而,福楼拜这一代的作家不可能继承“普遍的人”的理念,因为,资产阶级,现在当权的资产阶级,已经具有了把自己视为一个特殊阶级的意识。所以,自治的艺术必须发展成为一种绝对艺术,既不建立在分析理性的基础上,也不建立在创造性综合的基础上。通过非现实来保存艺术。作品独一无二的技艺就是榨干语言和存在,用特殊的色彩绘制一个世界,在这里世界和色彩都看上去是非现实的。

萨特指出,这种非现实的绝对艺术的实现要以各种失败为代价。在这些失败当中,年轻的资产阶级作家效仿着浪漫诗人用以对抗资产阶级的“作为胜利的失败”。但是,浪漫派在失败时确证他自己的世界观,资产阶级作家却在资产阶级胜利的时候转而反对他自己的阶级。他试图通过否定来制造一种新的贵族性。在他的作品中,他以非现实性之名否定现实;他成为了“非存在”的骑士,“非人间性”的男爵。在他的作品中,他不属于任何阶级:他既不高人一等,也不低人一头,而是一个他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如果作家有别的经济来源,那么其写作就会愈加纯粹和无利害。他通过拒绝让自己的作品走向市场的方式来对抗资产阶级:作品的本质不是商品。表明这一点的最好方式就是不出售它。写作、发表和阅读,作品转化的每个阶段都对作品本身来说是非本质的。写作是一种自由行动。成功和受大众欢迎纯属偶然,也非常可疑。

对经济失败的接受也造成了对社会身份的类似态度。福楼拜这代作家(萨特有侧重地列举了邦维耶(Banville)、波德莱尔、戈蒂埃(Gautier)、龚古尔兄弟和勒龚特•德•里尔(Leconte de Lisle)),他们大多数来自于当时被称为“les capacité”(说白了就是“专职从业者”)的中产阶级家庭。艺术家接受了这种阶级出身的限制;他们同大资产阶级保持距离,但是,就像基督徒“凯撒的归凯撒”信条一样,他们是以艺术为信仰的基督徒。然而他们在阶级限制方面自我欺瞒:他们不把自己看作写作的小资产阶级,相反他们感觉自己是采取牺牲姿态写作的超人或贵族。他们蔑视他们的现实生活和环境,就仿佛这类现实和环境是非现实的,但他们却扮演着不幸的角色。

作为男人,艺术家也在情感和性方面是失败的。1850年之后,作为先知的诗人已经成了 pèote maudit(受诅咒的诗人)。诗歌被以否定性的方式和作为诗人的各种失败和缺陷联系了起来。在现实生活中,艺术家就像波德莱尔的信天翁一样,伟岸的翅膀使它无法正常行进。艺术家太敏感了,以至于无法有效的行动,这样才创造出了“女性化”的文学。但是这些艺术家们又憎恶女性,因为她们诱惑他们,使之在实际的性中耗费了艺术灵感。艺术家拒绝一切可能让他们役于情感现实和物质现实的激情。由于痛苦万分,艺术家把自己塑造成对可能伤害他的现实漠不关心的人,将自己的情感移置入想像的同情之中,移置入对coer imaginaire(想像的灵魂)的创造之中。进而才有了对最精致的表现效果和痛苦的坚持,也是对不可能性的坚持,这两方面成了其艺术的最迫切的需要。

好像这还不够似的,艺术作品本身也构成了一种失败,以某种不以经济成败而论的失败。在艺术作品之中,词语是超个人的,是不向任何人诉说的纪念碑。浪漫主义对灵性语言的崇拜让位于技艺和趣味的更古老的观念,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这类更古老的观念暗示着艺术家和其公众的和谐一致。而现在,它们被用来直接反对资产阶级的恶劣趣味,美被直接等同于无用性。风格成为了至高的东西,因为它代表了对语言的一种排他性选择,代表了对现实偶然性的摒弃。新的美学理念就是作品所有内在关系的整体意向性。偶然代表了在系统“非现实化”的作品之中现实的残余,在此意义上,偶然是丑的。每一个词语、短语和句子必须是完全地有意识地打磨出来的:在浪漫派诗人称赞语言自发性的地方,后浪漫派作家则对自然流溢出来的词语充满怀疑,并且与自然机制的写作手法彻底决裂——那种写作手法在应予彻底消除之列。现实是艺术的敌人,福楼拜和马拉美这样的作家,其最终抱负就是写一部虚无之书。

接下来,萨特就将他的学徒作家(Apprenti-auteur)的辩证发展进程引向了对这种发展的最终否定:我们得到的是一种理想的不可能的作品,这代人所有的作品都无法企及,这是没有作家、没有读者、没有内容的作品。然而文学实际上只有在其时代之中才能被书写和阅读。萨特接下来的一个部分,名为“新发现的公众”(Le public retrouvé),这是个充满了普鲁斯特意味的标题。在这部分,萨特追溯了作者和其读者所属那个阶级之间的隐秘的亲缘关系。通过勾勒资产阶级意识的方式,萨特达到了这个目标。18世纪,资产阶级的乐观人道主义是对古老的封建制度的批判性对立:普遍人性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否认了分化成“不同等级”的社会。一旦所有的“特殊神崇论”和特权都被取消,这种普遍的人道主义就会呈现它自己的利害所系。就此而言,“问题不在于塑造什么样的人,而在于解除人的束缚(Il ne s’agit pas de faire l’homme mais de le dégager)”。罗伯斯庇尔之后,上层资产阶级断言只有财产才能给抽象的人性概念赋予具体的内容。只有财产所有人才是人类本性真正完整的代表;一无所有者是低等人,且只是可能的人。那他们必须通过积累财产来实现他们身上抽象的“人性”。人的本质必须是“挣来的”。

1848年对峙之后,甚至连承认真正的人和可能的人之间区别的、这种普遍人性论的形式也瓦解了。随着这种情况的发生,萨特称之为“英国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大行其道,这种意识形态的普遍主义的形式暗含着这样一种命题,即不管是哪个阶级,每个个体在经济上都是自私的,受到私欲的驱动。1848年之后,日益清楚的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两个对立的阶级,有着相互对抗的利益。简单宣称人类共有某种品质已经不再可能;相反,资产阶级日益成为对无产阶级的直接否定。资产阶级行为举止日益被对生活的憎恨所包围,这种憎恨同时针对着充满活力的机能和自然需要,后者总是和工人联系在一起的。他工作仅仅为的是满足自己眼下的食欲;他生育众多,行为举止粗鲁质朴。这种在资产阶级眼中呈现的动物性被说成是工人低贱状况的合理证明:据说他本可以通过节俭和贞洁把自己塑造成人,但他却出于本心地拒绝这么做,因而一直保持着兽性。资产阶级的努力现在汲汲于“区分”。他们与之区别开来的就是失去尊严的那部分人类,当然,那就是无产阶级。萨特从列维-施特劳斯那里借来概念,说资产阶级使自己区别于工人,就像使纯粹文化和纯粹自然相区分一样。资产阶级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在自己内部压抑自然,正如他在社会当中压抑自然(无产阶级)一样。资产阶级的反心理、反自然的规划都体现在这些方面。

这个规划也使资产阶级和贵族相区别,后者信仰自然,因为自然使他卓绝超越。贵族从不以自己的身体机能为耻:他尽可能地在公共场合排便、做爱。他从来不会为自己的财产和生活感到烦恼:他的高贵本性是一种天赋,他随时准备着为这种天赋做出回馈,既为了他自己也为了国家的荣誉。而资产阶级憎恶地认为身体暴力是一种无用的浪费。军队的军官(军队是19世纪唯一可以让贵族伦理得以保留的地方)生活舒适但同时对死亡的风险泰然任之,而资产阶级却谨小慎微地为活着而操心,每时每刻在戕害着自己的自然本性。大多数这种自然本性都形成于资本主义更早时候的积累阶段,那时,生活花费、花在具体的机体生命上的金钱经常要尽可能地缩减,从而可以留出更多来盈利和再投资(巴尔扎克的葛朗台就是很好的例子)。

这时候,资产阶级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阶级的区别性特征,它必须放弃普遍的、无阶级的人的本性的观念。为了看清发生的一切,我们必须反观一下Le capables——也就是专职从业者和知识人——的处境。从经济上来说,他们往往介乎有产者和一无所有者之间。尽管他们被邀请参加晚宴,但是他们实际上连保证有资格投票所必需的200法郎都没有,他们被褫夺了公民权。施行褫夺的,恰恰是他们作为知识生产者被要求来论证其合法性的那个阶级。他们被禁止提出投票要求,然而这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想让任何其他人获得它:群众是可以通过他们的漠不关心来滥用这种政治权力的。然而如果说群众受教育被灌输这样的思想,即万不可通过制造社会混乱的方式滥用他们的权力,知识人则通过创造“绝对知识”来解决这些矛盾。工业家的合法性间接地得到了论证:他们的活动创造出了财富和知识的进步。对他来说知识就是财富。但是对知识人来说,财富是为了知识的利益的一种手段。实际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是自在的目的,而只是超越人的知识在不完美凡世的中介者(这种知识是“中立的”、“价值无涉的”和“无利害”的)。知识不是为人而存在的,相反人是为了知识而存在的。

目的和手段的这种颠倒,也反映在所生产出来的知识结构当中:对人的界定不是根据人本身,而是被定义为有着它们自身法则的超人过程的副现象,不管人是否乐意都必须遵循这些过程的法则:资本、生产、进化,等等。甚至语言都表明人作为当事人的虚弱性;存在和越来越明显的非人结构对人的决定,这些非人化的知识结构把事物描述得就像是它们自我生产自我运作似的。科学成为了没有作者的文本。科学家必须自我牺牲,成为科学用以自我积累的工具。尤其是社会科学家,他们必须排除人的情感,以便站在普通的人之上“从外部”研究人。作为一个生产者,人不得不让他的欲望和愿望服从于生产过程的逻辑,从而让自己成为物的自我生产所必需的中介。所有的生命都成为物的牺牲,现在为了未来而牺牲,存在为了虚无而牺牲。上帝之死伴随着人之死,伴随着普遍人性之死。代替这些观念的,是1850年之后知识人所说的新三位一体所创造的非人的人道主义:为利润而利润,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绝对艺术”。它的功能现在可以被理解为本质上是与这个时期其他伟大的组织化抽象活动一样的。与它们一样,美说(用萨特的原话来说):“我不为其他人服务,相反人们都为我服务”。就某些方面而言,可以确定地说,艺术是反资产阶级的。它没有任何用处,它不能集体创造。而且它是如此频繁地与资产阶级官方的乐观主义背道而驰。但是,萨特表明,像《包法利夫人》或《恶之花》这样的作品是丑闻性的,不是因为它们与资产阶级趣味相左,而是因为它们过于直白地揭示了这个阶级根底里是厌世的,对一切生命都充满不可消除的敌意这一真相,过于清楚地揭示了它的反自然特质。已经放弃了普遍人道主义的资产阶级作为整个阶级都生活在仇恨之中,并且再次将这种仇恨内在化,这种普遍形式的仇恨所仇恨的就是人及其现实性,这种感觉统治了1850年之后的文学。资产阶级读者不顾官方的谴责而沉迷于这种神经症的文学。在这里他发现了自己隐秘的需要:他可以彻底地加以仇恨的人性,因为它把自己表现为可憎恶的。他的厌世状态尽管一直被他乔装改扮,表面上呈现为对生活中个体的仇恨,但是现在却要求一种奇妙的释放。正如他的阶级一样,他选择这种文学,将之当作他的沉默的表达。他知道作品的想象本性,但是在阅读过程中他感知了自己的真实状况。在阅读之后,他的防御就轻而易举地回复原位,并制造出一种“人道主义的”谴责。使他感到震惊的不是作品中反映的现实,而是表现出的对现实的憎恨。为了掩盖对这种憎恨的同情,他谴责这些作家为“现实主义者”而不是(作为现实、自然和人的憎恨者的)虚无主义者,但他们实际上亦复如是,他们实际上就是现实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

接着,萨特分析了勒龚特•德•里尔的文学生涯,这是为了证明他这一代人已经与福楼拜格格不入;我们不费什么力气就能理解这种证明。最后一部分里,萨特详细地研究了福楼拜对第二帝国的态度以及推测地补足“人与时代”;现在我们只能等着最后一卷的出版了。

与此同时,我们如何理解这个对1850-1900年心理大萧条的卓越研究呢?我们并不情愿得知神经症作者和病态社会,但是在这儿萨特给我们提供了有关所有这些现象的严格、完整和广泛的研究。萨特以深邃的研究触角揭示了这个时代的阶级心理学(特别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假道学”)、其科学和思想(包括进化论)及其“非人化的”文学之间的对应平行关系。这种联系的研究方式要比这些思想本身更令人震惊和具有原创性。比如,萨特表明——尽管不是很详细——这个时代的各种不同的文学运动基本上都是对同一种形势的不同反应。现实主义、自然主义、高蹈派、象征主义、唯美主义和颓废派都是植根于与自然相脱离的文化;在萨特看来,它们都是反自然的。自然主义表明人和既有社会都高于自然法则,而唯美主义创造出一个自我、一个世界和一种极尽人工雕琢的语言。艺术是非自然的,生活是残酷的,可憎的,纯粹自然的。这种不相容性,甚至是对自然的敌意,决定了左拉、于斯曼和马拉美等作家的作品(我们还可以算上吉辛、佩特和王尔德)的基调。所有这些人物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福楼拜的孩子,在这一卷《家庭白痴》中,萨特用了很大精力来论证如下事实:他所研究的所有这些作品在他看来就是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征像。

尽管萨特综合研究是有力的,但仍然留下了一些让人不解的疑惑。它们并非是微不足道的和无关紧要的:比如,启蒙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吗?浪漫主义本质上是贵族的吗?阿诺德•豪泽在其《艺术社会史》当中恰恰提出了与之相反的意见:“浪漫主义在本质上是中产阶级的运动,它实际上是彻底的中产阶级文学流派,这个流派与古典主义、宫廷贵族修辞和虚饰彻底决裂,与阳春白雪的风格和精雕细琢的语言彻底决裂。尽管它具有革命趋向,但启蒙的艺术仍然建立在古典主义的贵族趣味的基础之上。”当然,豪泽也许也错了,但他对自己的总结表现出来了某种健康的怀疑主义,而这正是萨特所缺乏的。并且还有疑问:萨特为什么对福楼拜的直接前辈说的如此之少呢?当然,用萨特自己的话来说,像巴尔扎克或狄更斯这样的典范必会创造一种内在需要,大量地生产着畅销书和它们代表性的大众读者,是这样吗?清晰性和大众性是被福楼拜的禁欲主义劳动所否定的,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无论如何,萨特的“进程中的总体化”仍不失为一种非凡的和迷人的成就。文学研究长时间地集中在作品内在关系问题上的时候,萨特的研究让我们激动地看到人、时代和作品再一次紧密地以19世纪的那种方式结合在了一起,特别是萨特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和存在主义方法结合在一起成为他的整体研究方法。《家庭白痴》第三卷可能会给老式的研究领域即文学史带来某种推动力。对我来说,萨特在这里的方法所具有的最重要的方面是,悬置人们对这段时期文学的事后认识,从而可以将这段时期的文学重构为一种生成性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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