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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深的反省——弋舟《刘晓东》(黄德海)

弋舟的《刘晓东》收有三个中篇,依次为《等深》、《而黑夜已至》、《所有路的尽头》。三个题目稍微颠倒一下次序,大致能看出弋舟思考的核心——现代社会的黑夜已至,不少人已经走到了所有路的尽头,别有怀抱的未死者要担负起与自己所历时代等深的反思。“等深”来于海洋科技术语“等深流”,小说是这样写的:“等深流是由地球自转引起的,在大陆坡下方平行于大陆边缘等深线的水流。是一种牵引流,沿大陆坡的走向流动,其流速较低,一般15~20厘米/秒,搬运量很大,沉积速率很高,是大陆坡的重要地质营力。有人认为等深流亦属一种底流。”看完有点理解,却还是不太明白“等深”的意思,但这个不太明白却很好,起码要比把这个意思直接讲为“相同的深度”好,因为后者不知为何流失了一点力量,把这个词所含的沉雄回环之力解消了,小说委婉曲折的能量场也会因此走失不少。大致理会了这个词的意思,或许可以说,弋舟在用小说的方式,努力对自己所历的时代和自己这代人应尽的责任进行“等深”的反省。
三篇小说,事情都发生在当下,叙事者却通过对事件的追查、参与或询问,把现今已是中年人的他们成长的1980年代也编织在里面,展示了整个一代人从青年跨入中年的心理历程。从小说的叙述来看,上世纪80年代有一种奇异的光彩,那是属于年轻人的时代,他们普遍羞涩,单纯,眼睛里“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诗人享有无与伦比的待遇。现在呢,理想消退了,琐碎代替了崇高,时代的聚焦点从理想变成了世俗,原先光芒四射的人物也颓废在尘世里。单看这些对比,会觉得弋舟的小说是青春祭奠的套路,有可能把自己曾经的少年情怀做了美化,让它变成了不可企及的梦,以此安慰自己,也向更年轻的一代显示自己曾经的完美。这套路很可能源于误解,因为年轻人身上自带一种青春的光辉,即便在艰苦里也不会湮灭,很多时候,人们对一个逝去时代的回忆,差不多只是对自己青春光辉的留恋,却往往用随后社会的变迁对比来夸张这份留恋,彰显自己青春的独一无二。这一点,我们在以往的知青小说中看得多了。
迎着青春的诱人光辉,如实地看取人生中的一段时光,大概是反省的基础。为了让小说避免出现单纯青春怀念的苗头,《刘晓东》甚至没有用语言再造一代人熠熠生辉的青春,而只是在晦暗的人生叙事中偶尔提及。因为面对的是真实的人生,自觉的反省者不会因此坚信自己有置身事外的特权,而是确认自己面对的问题,以及可能开始的另一个时代的艰难。在文革中谈到自己从崇尚革命的理想主义到注重“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经验主义的转变时,顾准说:“当我愈来愈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所需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面对自己梦想所系的1980年代,面对令人失望的当下,弋舟对时代和自我的反省,所需的勇气大概未必亚于顾准当年。或许因为对时代的反省并不是一条笔直的坦途,凭借一个高端的思想或信仰就可以全部解决,《刘晓东》里的反省委婉曲折,与小说的巧妙构思有精微的对应关系——叙事者虽是小说的主角,推动情节的却主要是别的人和事,而导致情节翻转的,又往往是原本看来不太重要的人物。弋舟大概要用这种抽丝剥茧的功夫,把时代交替之际可能的复杂和隐微提示出来。
社会氛围和思想的变迁本是正常现象,不管是因为一次单纯的事件,还是因为某些难以意料的原因,社会突然转进了不同的方向,经济资源与精神资源重新配置,人的思想和道德状况会在代际之间发生巨大的变化。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时刻,陈寅恪在《读莺莺传》里说:“当其(社会)新旧蜕擅之际,常呈一纷纭错综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气与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贤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1980年代至今的社会变化,人在其中的深沉起伏,差不多也是历史的这样一轮循环。
在时代交替里,人们最为普遍的心理,就是默认时代的选择,把责任推给时代和别人,自己显得无奈又无辜。1980年代至今的社会转折,却有一点特殊,因为在1980年代末期曾有一场非常特殊的暴风骤雨,陡然中断了年轻人刚刚绽放的光华。《刘晓东》里经历过那个时代、现已步入中年的人们,往往把此后社会的败坏和人的颓丧推给那场风雨,“那年夏天似乎可以成为我们这代人任何行止的理由”。莫莉与老板关系暧昧,并用这暧昧换取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即使因此先后导致了丈夫周又坚和儿子周翔的离家出走,却仍然在沮丧里振振有词:“我们毕业前那个夏天发生的一切,已经从骨子里粉碎了周又坚……你该理解我的困境,周又坚毫无生活的能力,这个家只能由我来承担所有的责任。”或者更方便地,笼统地归罪于现在社会“以金钱来衡量一切”,庸人当道,败坏了人的品质。1980年代诗人尹彧的情人丁瞳,后来嫁给了同是尹彧崇拜者的富裕书商邢志平,却“无法自控地越来越鄙视他,在一次盛怒中,高声骂他是一个麻木、庸俗的家伙,是一头在泥泞中快活地打着滚的猪,正是因为他这些猪的存在,挤占了这个世界,才使得诗意的栖居成了泡影”。仿佛现今的社会状况不是包括他们在内的所有人造成的,而是一个由他们之外的庸众独立制造的世界。如此归因的人,就有了极力理想化自己经历的1980年代的理由,并可以自负地认为,有些事,他们追求过了,奋斗过了,虽然夭折在半路,自己却清白无辜,即使颓唐,也是理想破灭后的无奈,如需忏悔,也当然是用来要求别人的。
消去了青春光环而变得平庸的人,在每个时代都占大多数,无需去责怪这些推脱者,或者期望他们承担反省的责任。因时代的不妙状况应该被追问的,是那些本该承担起责任的人。在《刘晓东》里,应该承担责任的人,显然是周又坚或尹彧,因为他们或者是“唯一有权利谴责这时代的”人,或者在一定意义上规划了一代人的选择,其他人则“降服在他们所代表着的那个时代的权柄里”。周又坚因妻子与老板有染离家出走,儿子周翔认为,只有“这样的行为,才是和生活等深的”。在“我”心目中,周又坚往往“令人猝不及防地从沉默中拍案而起,对生活中的一切不义进行激烈的斥责,不宽恕,一个也不宽恕”。在那场夏天的暴风骤雨中,“这个以呐喊为己任的人,更是站在了风口浪尖里,他不断昏厥在街头”。小说结尾,周又坚却成了与妻子有染的老板的手下,并对“我”说,老板“比我们更配爱莫莉”,继而咆哮:“世界变了,你知道吗?”咆哮还在,只是方向已经转变了。现在的周又坚,已经适应了这世界。
笼罩在诗歌光环里的尹彧是邢志平的偶像与禁忌,不但影响了他的爱情和婚姻,甚至还左右了他不幸的命运。对邢志平来说,尹彧“代表着一个时代和一种价值观”,可以囚禁他的孤独和发抖。最终,尹彧娶走了他的妻子,享受了他的财产,连自己的儿子也是他的。但让邢志平绝望的,却不是这些,而是在他得知尹彧的诗不足以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点痕迹后。“偶像和禁忌都已坍塌”,能给他带来安慰的一切都已消失,他也就走到了所有路的尽头。“我”见到真实的尹彧的时候,他虽依旧体形壮硕,却“更像是一个被气吹起来的草包。从前的一切,都消失了,精,气,神”。他生活得不算幸福,甚至有些颓丧。1980年代理想主义的代表,笼在诗歌光环里的英雄,那些承载了无数人希望的偶像倒掉了,他们不管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根本没有负起自己该负的责任。因为他们已好好地“活在一个没有规矩的世界里”,只偶尔会因想起从前的自己而伤感,其实也已不必担负反思时代的责任——他们是青春期的英雄,不必在成年后仍然充当这个角色。
谁都不用责备,但那些被丢弃的责任和反省还在,它们最终会落到一些奇怪的人头上。比如富商宋朗。他跟“我”一样罹患抑郁症,因为他觉得,“十几年来,我几乎全程参与了这座城市的改造,把它变成了今天这副样子,立交桥,一个个新区,但也让它如今一个早上就能发生四十六起车祸。这很可笑,我自己也觉得。可我这两年总是会想这些事儿。不,还不是你们所说的那种什么原罪,我觉得要比那个模糊得多,也深重得多”。比如自己结束了生命的邢志平,“这个无辜而软弱的人,这个‘弱阳性’的人,这个多余的人,替一个时代背负着谴责”。但对这个蒙着油脂般的污垢,满是煤烟与粉尘,充斥着玩笑与恶作剧的世界,宋朗们只要感受到深重的罪感就够了,他们会用财富在这之外垒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清净世界;邢志平呢,用自己的无力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一无所欠”。如此,那些未曾清洗的责任和反省,携带着所有肮脏的能量,笼罩着这个世界,甚至蔓延到下一代的头上。当周翔准备报复亵渎了母亲的老板时,当徐果为了老师买房和男友出国决定敲诈富翁的时候,“我觉得此刻我面对着的,就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亏欠。我们这一代人溃败了,才有这个孩子怀抱短刃上路的今天”。
把这些罪恶和反省的责任承担起来的,是刘晓东。他在三个作品里形象连贯,“中年男人,知识分子,教授,画家,他是自我诊断的抑郁症患者,他失声,他酗酒,他有罪,他从今天起,以几乎令人心碎的憔悴首先开始自我的审判”。没错,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柔弱无力的人,主动承担起了反省的责任。以上对时代和人物的分析,都可以算成这自省的一部分。对弋舟来说,他设置的这个名字普通到带有普世意味的男性主角,还要顽强地完成对自我的审判。
这个自我审判的刘晓东,有自己卑下的心思,复杂的爱恨,挣扎于绝望和虚无之间,矛盾重重,犹疑不定,看起来并不像坚毅果决的担当者。他是与莫莉有染的诸多人中的一个,他在母亲去世的当天躺在儿子小提琴老师的床上,他聊以自慰的、未被现时代污染的干净纯粹的“直觉”——赖以与下一代交流的唯一通道,也在跟周翔对话之后发现已肮脏油腻,沾染了现时代的卑污。对他来说,人生差不多是在疑悔之间。那个夏天之后的逃离,留下的不过是一路的恐惧。他甚至有些懊悔自己的反抗。“在飞机上,我也曾对自己的行为后悔莫及,甚至宁愿没有那么豪情万丈地反抗过什么,甚至觉得过去的一切也没有那么令人厌恶,‘被揪一下小鸡鸡又如何呢?’如果可以让一切都像没发生过一样,我也甚至宁愿回去被再揪一辈子”。可是,这样的惊惧和懊悔换来的是什么呢?“当我落地异国的时刻,世界迎接我的,也不是那种我所期待的安慰,毋宁说,迎接我们的,都是一顿疾风骤雨般的痛打……”或许对自愿深层自我审判的人来说,一切对外的逃离和求助都不是该有的选择,他们迟早会意识到,只有一个该为之尽力的世界,如果没有照料好这个世界,他们就会“陷在自罪的泥沼里,认为自己不可饶恕,一切都是我们的错,这个倒霉的世界都是被我们搞坏的”。
到最后,我们看到,这个看起来柔弱且矛盾重重的自我审判者形象,几乎是小说中唯一能够担当起反省这个时代的人,却也是唯一真正需要责备的人,因为只有他明白,世界的败坏与自己有关。这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反省者在两个时代的交迭中审判着自己,并艰难地调适自己与社会的关系,检省着自己对眼下这个糟糕的世界的责任,不置身事外,不借故推诿,不自我美化。他动用了自己全部的力量,努力打开他经历的时代,见证它的起伏,体会时代变动中人的委屈,在小说里洗净荒芜的世界留在一代人心里的伤口。然后,他把自己经历和见证的所有蹉跎,所有无奈,所有欢乐,复合成小说世界里人世的一点微弱改动,凿开漫天的雾霾,从中透出一点微微的亮光。这小小的改动和亮光对世界来说太小了,却几乎是一个自觉的反省者能为这个世界所做的一切。或许这点小小的改动,就是刘晓东所谓的对世界欠下的“一个巨大的交代”,虽然不过杯水车薪,却实实在在,不做张做致。这样卑微的反省,或许也只有这样卑微的反省,从某种意义说,才是与这代人的命运等深的。
这种自罪或许是这本小说最动人的部分,却可能并不是弋舟设想的制高点。对弋舟来说,他更关心的大概是一种超越具体时代和人的更为抽象的东西。他曾引过本雅明的话:“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囿于生活之繁复丰盈而又要呈现这丰盈,小说显示了生命深刻的困惑。”《刘晓东》在对时代的反省之外,潜藏着一种显示“生命深刻的困惑”的冲动。这个困惑在两端之间徘徊,一是对下一代的期许,一是对孤独感的传达。
对下一代的期许,表现在周翔和徐果身上。周翔敢做敢为,准备对老板的报复行为都设定在自己十四岁之后,如此便可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我不想让我做的事在你们看来只是一场不用负责的儿戏”。孩子响亮、郑重,在他的比照下,认定他要在十四岁之前完成报复行为的“我”,倒显得像个永远拒绝责任、永远乖巧与轻浮的劣童。徐果呢,“父母早亡,被居委会监护着成人,她在南方流浪,得过‘真的很疼’的带状疱疹,差点死在那里,她小时候性格孤僻,长大后经历了一些烂事,但并没因此变得畏怯,她想给自己的老师买一套房子,想送自己的男朋友去日本,她像个跨栏运动员一样矫健和十拿九稳”。这样一个女孩,这样一个或许将成长为女王的女孩,会为了相亲相爱的人,荒唐地把自己投入敲诈者的行列,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这或许是弋舟反思自己一代的匮乏时产生的美好期望,这期望甚至热烈到了不管下一代人是不是真的会比他们这代好,那些勇于负责的品质是不是出于自己的虚构。
《刘晓东》有一种现代小说的气息。这种气息很难用一个具体的词来形容,笼统说,就是不管他处理的主题,叙事的方式,还是在虚构上的用心,都笼罩着抑郁的气氛,有一种深切却朦胧的感觉,读来如对梦寐。从这朦胧中最容易感受到的,是小说里传达的孤独之感。大概是这种孤独感,让小说显现出一种拒绝的气质,叙事语言细密,情感起伏多于动作变化,对话带着一种独语式的诗性。这个孤独感也笼罩着作品里的人物,他们仿佛人人都把自己隔绝在一个寂寞的心的世界里,沟通为难,交流不畅,包括最亲密的身体接触也不能缓解这种孤独。这些属人的孤独大概也是现时代的问题之一,人人无法摆脱,应该属于弋舟对时代反省的内容之一。
大概为了把孤独提升为更深刻的生命困惑,这孤独感偶尔会显出先天的样子,“那个家伙长久以来柔韧地蛰伏在他的心里,确凿无疑,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觊觎着,无时无刻不在伺机荼毒他的生活——那就是,一个人一无所有的,孤独”。这种先天的孤独因为脱离了与时代的关系,上升到了纯粹的高度,仿佛变成了一种普遍的人类心理状况,似乎与世界有了一种更为普遍的对照关系。但这个纯粹化的孤独,却也会因此脱离了与时代和生活的深层关系,把内心生活与外部世界完全对立起来,显得失掉了生活的根基。不妨把问题说得更明确一些:弋舟这一整本小说就是一种类型的孤独写照,这孤独就含在对时代的反省之中,用不着再单独处理纯粹的孤独。企图把日常生活上升到所谓哲理或先天高度的努力,说不定恰恰是一种写作上的时代病,会把人困在孤独的概念里不能自拔。大概只有像弋舟对时代的反省那样,动用自己所有的力量,甚至把自己也投入其中,才可能把孤独的形状一点点从生活中清洗出来,完成对它等深的反省,禊除其中的不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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