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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成长的暧昧清单——李蕾《藏地情人》(黄德海)

公约数或公倍数的语言

巴颜喀拉山、雪莲、雪豹、羚羊、岩羊、老鹰、高山栎、沙棘树、高山茶花、大丽花、冬虫夏草、康巴、结古、青稞酒、奶茶、藏刀……

莲花生、六字真言、度母、仁波切、堪布、喇嘛、结夏、种子字、唐卡、金刚杵、舍利、经幡、菩提树、酥油灯、沉香、哈达、嘎乌盒、莲籽……

黑格尔、车尔尼雪夫斯基、萨特、巴赫、《费加罗的婚礼》、鲍勃•迪伦、约翰•列侬、冰岛女王、布洛克•洛维特、弗里达、Mark Bryan、卡帕、玛丽莲•梦露……

海滩、贝壳、芦苇、小艨艟、露水、篝火、白桦树、棕榈树、梅树、雪松、忘忧草、杜鹃、鸡蛋花、蒲公英、天鹅、孔雀、朱鹮、海豚、蜻蜓……

上面是从李蕾小说《藏地情人》中提取的一份清单,假如没有读过小说,只看上面清单的第一部分,会不会猜测这是一卷西藏风情画,或者类似詹姆斯•希尔顿《失落的地平线》那样的小说,现代人忍受不了城市生活的沉闷乏味,遁往遥远的西藏避世绝俗,高山遐思?进入这份清单的第二部分,又不免生疑,这难道是本讲修行的书,一个人在西藏经历了宗教的洗礼,完成了自己的精神成长?清单的第三部分似乎是个转折,差不多可以通过这部分揣想,一个拥有西方知识素养的现代人,在西藏经历了一系列精神洗涤,最终做出了自己的思想决断?不过,把这份清单的第四部分看完,前面的结论又变得不够坚实了,这不是典型的文艺青年喜欢使用的修饰词汇吗,里面盛装的是浮恨闲愁还是轻淡的感悟?
无论怎么猜测,不读小说,只看这份清单,会有一点凌乱的感觉。这四组相关或不相关的词语是怎么混搭在一起的?在叙事营造的世界里,会不会有些词语屈身俯就了什么?抑或有些词语越过了自身的壁垒,言说着一些它不具备的东西?语言本来是人对世间万事万物的命名和描述,有与万物和事件的恰切对应关系,甚至可以想象,当一个词语横空出世之时,人们满怀的惊喜。但等这命名和描述流传得足够久、使用得足够多,它就不可避免地与具体事物脱离了关系,成为独立于具体世界的存在,与事物相关的涵义或增或减,随时代变化完成各种变形。尽管索绪尔不怎么同意追究语言的起源,但也不妨设想,他提出的能指和所指,或许是对以上历时性语言变形现象的描绘。业文学的聪明人早就很极端地玩过能指和所指分离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之后的小说,再怪异的词语拼装也不该让人吃惊是吧?
不吃惊,但或许可以稍微质疑一下。不管经历怎样的变形,语言有其固有的意义秩序,在文本中出现的词语仍然携带着其自身在命名时的信息,会牵连出一个完整的文化系统。这些携带的信息有时会溢出作者设想的范围,甚至会因为阅读者语言背后的文化系统不同而产生相异或相反的联想。我们看到上面的清单时产生的关于本书内容的不同想象,正是这意义溢出现象的表现之一种。面对这些溢出的内容,不同的写作者会有不同的对待方式:一种是自觉地尝试把词语背后的文化系统整合进小说的序列,语言携带的信息没有(起码部分没有)走失,从而展示出作品中人物以至作者自身的复杂性;一种是对词语的溢出部分视而不见,利用语言的符号属性把词语修整得单纯一律,进而使一部作品成为整饬的机体。为了便于说明以上的情况,不妨借用一对数学术语,把前一种方式称为公倍数语言,因其方式是伸展的、扩张的;而把后一种方式称为公约数语言,因其方式是收束的、蜷缩的。两种语言方式均有其道理,也必须面对与其本身相关的风险。
公倍数语言野心勃勃地准备抢救意义被消磨得单一的词语,甚至要在词语的符号属性之外抢救千变万化的世界。这真是一个过于庞大的野心,不用说世界自身的复杂深邃特质很难追摹,语言本身的局限也几乎预先否定了这一可能,否则也不会有庄子的“得意忘言”,柏拉图也就不会声称,“没有任何理性的人敢于把那些殚精竭虑获得的认识托付给这些不可靠的语言工具”。不过,人的性情千差万别,偏偏就有人要用有限的语言表达自己对这过于深芜的世界的认识,那些溢出的意义仿佛变为一种能量,促使写作者致力于认识语言背后的世界。这样的作品,当然难免会有时毛毛糙糙、断断续续、不够精美,却也因为与世界的牵牵连连而保持着开放与未完成的状态,把世界不那么工整的一面展示给人看。如果要在小说的序列里举例子,或许可以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或福克纳?
公约数语言与此相反,它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词语的意义溢出,尽量把语言收束到一个统一的语义场中,只管在语言的迷宫里造出自己的阿里阿德涅线团,不管这线团是理智的、情感的还是意味的。这种迷宫里的文字自有它的美,因为回绝了世界复杂性的召唤,这样的作品可以对文字精雕细刻,把每一块来路不同的文字都打磨平整,让它们优雅、纯粹、精致地出现在小说之中,显得仪态从容、语调平稳、风格鲜明。由此而来的问题是,这个文字营造的世界往往太过矜持,容易把作品里的人物和作者自己封闭在一个固定的场域,与真实世界的关系若即若离,漠不关心的样子。
《藏地情人》可以说是一本典型的公约数语言小说。我们上面列举的那份看起来凌乱的清单,以及由此引起的诸多联想,作者在完成小说的时候,已把里面的词语用情绪、气氛和感受打磨平整:关于西藏和藏传佛教的一切,作者去掉了其信仰层面,作为一种自然和异域的成分使用;那些西方知识人和艺术家的名单,并不带着他们时代的气息,而是化身为一个个现代文化符号,是人物身上的装饰,如一枚枚设计精心的纽扣;而文艺范的海滩和贝壳,作者则在青春的惆怅调子里融进了成年的无奈,与小说的主题结合成整体,并不让人觉得芜杂和纷乱。也因如此,这份清单里的一切,以及我们未及开列的书中的其他词语,都纷纷化身为小说个性的一部分,有点恬淡、有点傲慢地看着这个世界。

属于女性的“情感教育”

香水、胭脂、口红、画眉、指甲油、纽扣、超短裙、吊带睡裙、光脚、锁骨、耳轮、酒吧、伏特加、龙舌兰、探戈、茴香酒、黑暗、别墅、浴室、美人榻……

她跟了他五年,什么都没有,不爱哭,不抱怨,不怀疑,在他手指上吃一粒糖果就欢天喜地。你看清楚这里面,我不是你的影子,不是你的小乖。我的怨气不见了,我可以充满弱点地活下去,一丝一毫都不抱怨。他全部的教授就是带领我一步一步走向自己。

为了避免更为刺激的文字联想,我已经删除了上面一组词语中的部分形容词。即便如此,沿着文字提供的方向想象,差不多会想到一个性感冶艳的女性顾盼自怜,进一步想象下去,或者会想到婚外情或一夜情之类也未可知。随着社会欲望禁忌的松动,女性对自己身体的爱恋和体察,甚至放纵自己身体的感觉,早已不再是文学作品中惊世骇俗的内容,甚至已经蜕变为低俗小说中的情色元素,满足着阅读者的偷窥欲望。那么,如何辨识小说里的这些部分,不是法制八卦中的桃色元素,不是传奇故事中的粉色添头,而是严肃认真的部分呢?或者可以换一个说法,同样写到女性的身体和欲望,同样牵扯婚外情,如何确认一本小说不是男性的猎艳展览或女性的滥情声明?
在《藏地情人》里,作为主人公的李明妙在几乎面对所有事情时,不对作为群体的男人依赖、依靠、撒泼,也不轻视、敌视甚至无视他们,而是在生活中自己决断、自己承担,不逃避,不畏葸,不诉苦,不抱怨,不依附于他们任何一个。上面列出的一组句子表明,她经受的一切,都是为了一步一步走向自己。可以说,正是上面一系列句子对全书的带动,让小说从单纯的情色猜想中挣脱出来,有了自己独特的风致,一种属己的风致。对李明妙来说,这所历的一切是一个炼金的过程,“那过程漫长而隐秘,而使命是加诸一切命运之上的动力,它反复试炼我,知道从一个凡人的身体里显现出佛陀”。尽管佛陀这类词太过脱空,但对李明妙,甚至对作者来说,她们通过这个作品,完成了属于女性的“情感教育”。
这里的“情感教育”,不是现今通常在教育术语中使用的意思——关注人的态度、情绪、情感以及信念,而是用了福楼拜意义上的称谓,是一种属于文学的“情感教育”。福楼拜《情感教育》的主人公莫罗,几乎把全部的心智集中在爱的实验上,在他的情感经历中,有温柔贤淑的人妻玛丽,有妖冶艳丽的交际花萝莎奈特,有他爱恋的乡下姑娘路易丝,有傲慢自私的当布勒兹夫人。到此为止,几乎是典型的西方成长小说路线,只是福楼拜小说中的成长是以情感为主线的,用“情感教育”标示更为惬恰。在以男性为主人公的情感成长小说中,女人不外两类,一类是卡吉娅,“肌体丰盈而柔软,脸上涂涂抹抹”;一类是阿蕾特,“身上装饰纯净,眼神谦和,仪态端庄”。前者是邪恶、淫荡的代名词,后者是美德、美好的象征,前者是主人公需要克服的情感陷阱,后者是“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飞升”。在大部分这些作品中,无论哪一类女性,差不多都是男性成长道路上的一道风景,一个关隘,一次助力,其功能只在于帮助男性完成自身的成长。在李蕾的这部长篇里,以上的情形完成了反转,女性成了情感教育历程的主角,男性退为原先作品中女性的地位,小说的核心是属“她”的“情感教育”,一个女性在其中完成了自我的成长。
或许需要强调一下,这个所谓的女性情感教育作品,在使用上不是创造意义的,而是一种确认。也就是说,如果从发生的角度看,这不是第一本写到女性情感教育的小说,而是说,这“也”是一本女性情感教育作品。如果把情感教育的范围稍微拓展得开阔一点,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艾玛》,以至陈染的《与往事干杯》,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或者棉棉的《糖》,都可以归入情感教育的行列。那么,这个后出的故事,有什么特殊之处?
以往女性为主角的小说,很容易选择在女性的经济独立上做文章。或许是因为两性在工作上的对等关系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女性对男性的经济依附在现今已几乎不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藏地情人》中女性相对于男性的独立,一开始就不是经济独立层次上的,而是除爱情之外在精神上的不倚不靠。同时,小说中的女性情感,也不再如过去一样,用女性体验的性和欲望标示女性与男性的不同,而只是把身体欲望作为整个情感经历的一部分,更多的笔墨则投入了李明妙心灵和精神的各种细节里。如此淡化经济和欲望,对女性心灵和精神的关照,是女性对自我情感成长更为自信的标志,也确保了一个情感教育故事自身的复杂性。

成长小说的古今之别

相机、音乐、吉他、电影院、书、诗人、旅游杂志、抽烟、喝酒、咖啡、鹅毛笔、蜡烛、派对、孤独、泪水、忧郁……

如果你感到孤独,一定是在人群中,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最大的秘密,无法与人分享。身为一个人的尊严,是要证明给神看:所谓命运,只是我的光芒所到之处。如同太阳养育花朵,这太阳只能是我。一个人可以得到勇气,可以得到自由,只要你相信,并付诸行动,人就配得上想要的一切。那些听从内心的人,既不是傲慢,也不是疯狂,他们只是更加诚实,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来完成自己想要的命运,直到骨灰四散飘零。

在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中,莫罗没有得到他心目中的女神玛丽,跟萝莎奈特不过是一晌贪欢,路易丝嫁做人妇,与当布勒兹夫人冷淡分手,他没有因为这些经历获得幸福,只落了个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下场。与典型的成长小说相比,福楼拜的作品已经是现代意义上的了。此前的成长小说,“主人公的成长,是内在天性的展露与外在环境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外在影响作用于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促使他不断思考和反思。错误和迷茫是主人公成长道路上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其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在福楼拜那里,主人公走向成熟的维度已经取消,成长小说题中应有的人格塑造、人的发展之义已经丢失,剩下的只是无奈与不堪。福楼拜早已放弃了此前成长小说中对人的成长的乐观,也不会去虚拟其中“闪烁着的不灭的生命喜悦”,而是如实地看到,古典意义上干净纯粹的世界同近代是合不来的,对他来说,“人类就是这样,问题不在改变,而在认识”。
古典幸福时代,如卢卡奇所言,“一切既令人感到新奇,又让人觉得熟悉;既险象环生,却又为他们所掌握。世界虽然广阔无垠,却是他们自己的家园,因为心理深处燃烧的火焰和头上璀璨的星辰拥有共同的本性”。人只要在这个稳定的时空中展开自我,完成对世界的认识并与之平和共处,成长的过程即告完成。福楼拜的小说还有点古典时代的遗韵——无论《情感教育》还是《包法利夫人》——虽然人已不再是向着完善不断发展,人物置身的世界也不再神圣,毕竟生活还有点残存的秩序,依稀分辨得出其间尚可依赖的风习。而在其后的小说里,人固然不再按部就班地成长,与人的成长相对的社会,也已经失去古典时代的完整性,变成破碎、偶然甚至残酷无比的存在。当世界已经失去了可以依靠的性质,一个人与世界和解的成长又从何谈起呢?正因如此,20世纪之后与成长相关的小说,不管是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格拉斯的《铁皮鼓》还是戈尔丁的《蝇王》,成长和成长的路线都已不再,与其说它们是古典意义上的成长小说,不如合理地称为“反成长的成长小说”。
从这个方向看,会意外地发现,不管是古典的幸福世界,还是现代的破碎时空,《藏地情人》都没有,小说把属于世界的一切平面化了,只剩下少数几个与主人公有关的人。这剩余的少数几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顾真年文雅而怯懦,云榕天真而无能,桑青勇敢而自由,夏安热情而体贴,“他”执着而残酷,小姑随性而倔强,黄凉若放浪而率真……李明妙呢?上面列出的一组名词差不多可以概括她的性格了。这个平面世界里的个性存在,单看个性分明,放在一起却觉得有些雷同。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却正是一类小说的特征。在这些小说里,个性已经失去了与人和世界的关系,它们独立存在,构成一个“有很多个性但没有人”、“有很多经历,但没有了经历的人”的文本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的经历和成长只是平行移动,并不具有成为完善的人的可能。在这个空间里活动的人物,拒斥着这平面的世界,也因此拥有一种决绝的气质。我们不妨读读上面列出的那组句子,大概很容易发现,她们真正在意的,只是那个未经检验也不愿打开的“内心”。
这样的内心会用许多外在的形象和各种大词装饰,比如上面的一组词,和下面一组句子中的孤独、秘密、尊严、命运、勇气、诚实,如此等等。这内心也并不像书中说的那样,“敞开你的心,没有抗拒,没有分别”,也不真的“不让任何概念局限”,只是“真实存在”,而是封闭在强顽的自我系统之内,自我具足,却具足在一个坚实的硬壳里,拒斥着来自时间和空间的几乎所有非同质元素。考虑到第一部分谈论的语言问题,大约不难明白,小说使用封闭、整饬的公约数语言,几乎是注定的。
不管属性上是古典还是现代的成长小说,其中的世界是复杂多变的,人物形象也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统一体,“时间进入了人的内部,进入了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在我们上面提到的大部分成长小说中,即使自福楼拜开始的现代意义上的反成长的成长小说,只是社会和人的形象发生了变化,而时间依然进入了人物内部,世界和人仍处在互动关系之中,写作者也借此检验着社会和自己的人生,丰富着阅读者对世界和人的认识。《藏地情人》显得比现代成长小说更为决绝,世界几乎成了人物予取予求的饰品,时间也不能穿透人物坚硬的内心外壳,只无奈地从人物身旁经过。正因如此,或许可以把这本小说看作停止成长的成长小说,它几乎与古今所有的成长小说异质,坚决地放弃了成长的责任。这个异质把小说从无数作品中标志出来,我们可以赞称其特别,当然也可以质疑它是否在某种意义上降低或削弱了成长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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