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 方法与文本

熟悉与陌生的对峙(程德培)

 《上海文化》2009年第2期

熟悉与陌生的对峙

——戴来的三个短篇及其他

程德培

 

当老童和爱人陈菊花各自经历社会人生的转型之后,再次投入了家庭角色的互换,在这小小的卧室、客厅和卫生间中,处处留下了家庭角斗的痕迹。老童终于在经历了小小的挫折之后,在家庭之外被莫名的邂逅带来同样莫名的欣慰与情趣;陈菊花则是获得小小的胜利后陷入失落之中,最终坚定而又茫然地离家而去。心情愉悦的老童陪着三个谈笑风生的女人去超市的路上,偶遇擦肩而过的陈菊花时,“那个往西而去的背影让他觉得又熟悉又陌生。”这是小说结尾处的情景。什么意思呢,好像又没有什么意思,但又不像一点意思也没有。戴来的短篇写到妙处时经常给人以这样的感觉。感觉有时很重要,千万别因明白无误的意义而丢弃它。《向黄昏》就是这样一个短篇,琐碎的夫妻生活磨擦,没完没了滋生着厌烦的情绪,而作为艺术的叙述又那么精致。短篇艺术需要精致,而它所对峙的生活却又是那么冗长而绵延不断。这种局面需要叙述者付出智慧的努力。表面上都是生活的日常呈现,而不露声色背后却又暗藏诛心之术。《向黄昏》全篇八千余字,而开篇老童和陈菊花之间被窝卷内外的推推搡搡,那只手不断地进与退的折腾就足足写了千余字。多少有些无聊的日常纠葛却道出了这对夫妻迈向中老年生活所面临的困惑、焦虑与不安。所谓转型,不止讲的是社会与时代,而且也是更具体的落实:下岗、退休,社会与家庭角色的互换,中年步入老年的更迭,生理对心理的暗箱操作。

一方面是我们渴望逃离琐碎生活的折腾,另一方面我们也无法忍受逃离它的想法,也许后者是前者的原因,生活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把折腾进行到底”。哲学家一直试图解释世界,而凡夫俗子相反,要紧的是活得比世界更长久。投掷悲欢离合的骰子这远不是戴来喜欢的行当。检验日常生活是否被赋予应有的地位倒是作为小说家戴来的营生。《向黄昏》告诉我们一对迈向老年生活的夫妻是如何应对角色互换的,日常的生活业已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即使平常的触摸都会引发“名存实亡”的明火。老童弃门而去,在老人圈却呼吸另一种空气,到头来依然是自以为有意思而很可能是没什么意思的折腾。小说将人之步入老年之后难以认同的心理“折腾”得惟妙惟肖,“硝烟”之后依然是静如止水的生活之日常。

如果说《向黄昏》中如何叙述还是作为一种手段,一种方法,生活中的杂色只是对象,那么在《后来》中,叙述成了对象。整个小说就由一场少见的亢奋的叙述组成。戴来很少用第一人称,就是不多的几篇,虽用“我”的叙述,但依然是我眼中的他怎么样怎么样。这次不然,“我”不仅是重要角色,而且,故事的叙述和“我”的喋喋不休的叙述组成一个叠影,不仅我在讲故事,而且故事也在讲我。由于在赴朋友老刘的饭局途中的意外发现,由于其他人迟迟不到的漫长等待,电话中同样漫长的亢奋叙述也登台上演。“我”的叙述不断被打断,几经周折,而另一个被隐匿、被叙述者蓄意埋伏的故事渐渐地浮出水面。亢奋的叙述像吹大的汽球被戳了一个洞,小说在走向它的高潮时,也走向了其尾声。“后来”的结构表面上像独脚戏,整体而言又很像中国套盒,盒子中套着个盒子,但戴来演绎得却更为精致和巧妙。其妙不可言之处在于无法避免叙述的地方却避免了叙述,在动人的叙述背后有着另一套更为重要的叙述在暗中运行,在不经意的叙述中却潜伏着另一种精心布局的版本。当“我”津津乐道于对小舅子疑似同性恋的那场跟踪时,电话那头的爱人王馨却在上演着另一番确切无疑的勾当。人心难测使我们感慨,而叙述那难以捉摸的智慧却使我们不得不叹服。小说的名字起得好,叙述并不仅仅停留在字面上,一切为了“后来”,重要的是那并不言语的后来。

戴来小说中出现最多的似乎是抽烟,那都是和人的习惯心情和情景有关,《后来》中也有抽烟,但却进化为小说中必不可少的伏笔。戴来的小说大都“以人为本”,确切地说以日常的人居生活为“临摹”对象,也可称之为“室内剧”。既然为“室内”,洗手间也就少不了了,《后来》中也写到洗手间,但在这里却演绎了惊心动魄的一幕。用那老套的契诃夫说法,那挂在墙上的猎枪终于拿下来打响了。几年前,戴来的小说还不时会出现一些不为容忍的议论,自以为是的妙语,而今则一扫而光,小说日趋成熟、完美。戴来还是那个戴来,但在熟悉之中我们分明又见到了几分陌生。瞬间的微言大义是戴来所青睐的,“亮了一下”、“闪了一下腰”无非讲的是瞬间的魅力,也都是短篇艺术赖以生存的光照。老童那瞬间的感觉、陈菊花那瞬间的醒悟,还有“我”那瞬间的发现,都是构筑叙事必不可少的支撑。

我们经常在表演,我们永远在舞台上,社会学家经常会用这样的比喻来表达对生活的认知,对“角色”的分析。日常接触是一种游戏,这游戏的迷人之处在必须借助于一种颠倒的方式,在表面的日常显现之中戴来留意的是角色颠倒的魅力。《看我,在看我》中,下岗闲置家中的高远因为无意之中的一句搪塞之语糊里糊涂地成了一名作家,身份认同的误区,难以维系的角色表演,让高远生活在危机四伏之中。莫名的作家身份使高远一定程度上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既激发其他人的倾诉与窥视之欲,也同样地激发高远对误认的认同,一切都朝着无法确定的方向演变,不止是生活过于微妙、间接和含蓄,而且虚幻的角色同样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一会是像实话的谎言,一会是像谎言的实话,《看我,在看我》的扑朔迷离之处在于人们常常认为的“写作就是戴上面具扮演自己、假装别人的一种方式”,在这里却演绎成了对生活中有趣情境的生动摘要。自我误认和被别人称谓,高远的伪装无法卸去,“将折腾进行下去”更名为将伪装进行下去。真实的作家哥哥高瞻近在咫尺,成了摹仿的对象,还有那编剧薛未,改稿改得近乎疯狂,“满脑子都是那个剧里的场景和对话”,成了生活中陪同高远进行中的演练。事情就是这样搞大的,但搞大的方式各有不同。非常严肃认真讲述一场虚构,而同时又带着游戏的口吻提及一下极为真实的东西,这可能是戴来把事情搞大的方式。当我们读到那六十多岁的老男人完成了对作家高远的人生讲述时,“反正老张那边已经开始设想这本书的各种细节了,字数、封面、装帧。他老人家甚至拿了一本叫《受活》的书来找高远,用一种深思熟虑后才得出结论的口吻对高远说,我想我们的书以后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高远翻到《受活》的最后一页,天哪,整本书有三百七十一页,三十万字,定价五十五元。”读到这里,我想谁都会禁不住流露出一丝笑意。《看我,在看我》全篇在乎一个“误”字,一个误会演绎一个误会,一个误认接着一个误认,一个真实的误解导致另一个误解,甚至连最后的醒悟也很可能是高远踏入更大的人生误区。误认和陌生是种同谋关系,原本的熟悉现在成了跳板,跳板的作用在于借用之后我们就会远离他。当我们熟悉这个下岗赋闲的他被误认为、错以为是作家的高远时,陌生感便降临了。然而对阅读来说,陌生经常又是借用的跳板,动人的小说最终又总是召唤熟悉的降临。“又熟悉又陌生”原本是读戴来三个短篇的题目,也是随手从戴来的《向黄昏》中无意牵来的。现在想想,这“又熟悉又陌生”说法有含混不清之处。典型说曾借助这一点而建立批评的霸权地位,其背后除了意识形态的支撑外,含混不清也是其不战而胜的意外收获。这很像是眼下颇流行的对梅兰芳的评说,舞台上比女人更像女人,生活中比男人更男人。此种奥妙的评说只能点到为止。如果要向透彻靠拢,除了到弗洛伊德那部“词典”中查询注释,别无他途。

熟悉和陌生是一种对峙、无法认同的敌对关系。对小说而言,当熟悉的生活被摹仿、被复制时,作为叙事的语言是不甘心束手就擒的,而陌生便是其抗争的手段之一。熟悉与陌生彼此对视,各个都虎视眈眈,意欲干扰甚至侵蚀对方,唯有这种对立的关系之中,我才能感觉到他们之间维持联系的细线。陌生既是视觉的盲点,又是人内在的“灰暗处”;熟悉既是认知的此岸,又是明白无误的错,自以为是的非。除了彼此对立外,熟悉与陌生又彼此诱惑、互为转换。从某种意义上说,熟悉和陌生都是感知印象的简单化表达,它容易忽略生活本身的含混性的东西。陌生在本质上又是对我们眼前熟悉对象的否定,反之亦然。双方都是抽控对方的内含而得以自身的延伸。“又熟悉又陌生”的状况和感觉不是没有,但更多的情况是自以为熟悉的东西实际上是陌生;自以为陌生的东西却是熟悉的。“我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这是迟子建为人注目的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的第一个句子。也可以看作又熟悉又陌生的写照,而第一个出现的“我”可以无限扩展为信仰、教义、上帝、佛祖、权力意志、敬畏之神、历史法则、传统规训、公共视野……我们经常因为异己的力量、那个无处不在的他者而涂上一层厚厚的泥土,这样的脸随处可见,为人熟知,但失却的是那厚厚泥土遮掩的背后,那属于自我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结果本应熟悉的东西被陌生化了。熟悉经常躲在陌生的背后,同样,陌生也经常隐于熟悉深处。

戴来曾有过一个出了名的短篇《红烧肉》,小说开始便从熟悉入手,“菜市场的早市,小军妈最熟悉不过了。”然而由下岗导致的家境窘困,女儿小玲跳楼自杀未遂所造成的雪上加霜,这个普通家庭的关系日益恶化,彼此间变得互不相认,难以理解。最后,平日渴望吃的红烧肉演绎了一家的死亡悲剧。这是一场典型的由熟悉走向陌生的叙事,唯其如此,才有震撼的发现。其实,熟悉和陌生往往流于表象的感知,它和真实、真相并无直接的关联。生活中我们经常为各种各样的假象所包围,假象挟带着熟悉离我们近了,真相自然裹着陌生离我们而去。文本中的陌生感确实也带来了一种诡异和微小的刺激,仿佛我们无意间发现了一个我们从未怀疑、但又并不被我们所熟悉的状况。戴来小说中的许多故事很可能已经为我们所熟知,但仍然需要被找出来,而寻找本身是一个我们需要好好玩味一下的概念,其中“陌生”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戴来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好玩”这个词,“好玩”在戴来的口中作用被放大了,可能作为玩笑也可能作为隐喻世界的延伸,不管怎样,“严肃性”还是顽强地潜伏其中。这很像她的小说,经常有信手拈来,随意使用日常生活中的细节、道具,有时也很“好玩”,但严肃依然是这个世界的永久性居民。

说来也巧,十年前《作家》杂志曾推出一辑“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70年出生的魏微、金仁顺、朱文颖挟带着晚二年出生的戴来一同亮相,今年恰逢十周年,《作家》如法炮制了纪念专号。“专号”值得纪念,那是和四位女作家十年的创作业绩分不开的。俗话“十年育人”,多少隐含着人材培养的时间漫长而又不易的意思。而这十年在我今天看来恰如瞬间,如今她们都是个“文坛”不可或缺的“角色”。对她们的认知,恰与《红烧肉》阅读认知相反,是由陌生到了熟悉的过程。

这几年,戴来的小说写得越来越少,面对这多少有点懈怠的岁月,作者的解释是“我想这和生活的局限性,视野的局限性有关。”在一向熟悉戴来言语方式的人可能会不习惯这种说法。而几年前那个经常“以写作的名义发呆下去,发呆下去”的戴来同样地使我们有点陌生。但有些情况依然如故,比如故事中极少有女主人,抽烟和关门还是这个舞台久久未撤的“道具”,男性的困窘难熬仍被审慎地观察着,那曾经吸引我们,“远远看上一眼”的锐敏,“暗中观察”的能力依旧。不过,今天这些中年男子行将迈向老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戴来的小说也增添些我们所陌生的东西,“把门关上”的写作渐渐地走向把门打开,我们有理由希望看到更多地走出门的“室外剧”。让我们的感知不妨再经历一次由“熟悉”转身为“陌生”的旅途。

 

2008年9月25日 一稿

2009年元月7日 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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