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 阅读札记

未完成的大地事务——论拜伦{1}(王 炜)

失败的曼弗雷德与附属的诗

一名生活在21世纪初的,叵测的国家大工地里的中文诗人,撰写一篇关于拜伦的文字会是可疑的。在一个容易认为创造必须服从于大众化进程的国度,也许心忧世事的人们很难同意,对某种未来文学的寻求,有时需要返回理解一个19世纪英国诗人。但也极有可能,一个历史中的诗人不存在于过去,而是行走在未来某处。诗人与历史中的作者的关系将永远处在变动中,充满不能被意识形态观点所概括的可能性,当他因为某些缘故,同一位不了解英国文学的英国人交谈文学时,他也许并不用认为,他是在同英国文学的主人说话、是在谈论对方拥有的东西,事实上他可能更是这一文学的深入参与者(尽管殖民理论会警告他)。当魏斐德讲述戴笠及二战中国的间谍史时,我们得听魏斐德说(年轻时期的魏斐德对拜伦的希腊活动做过研究)。文学中一直充满了各种相互干预——置身于此,可能产生的也就不仅是一份个人趣味的目录,而是一个精神的社会。只要暂时从语文学和意识形态观点的教室逃课,就会看到,作为一种才能现象与世界主义者的拜伦,和所有其他不同程度被遗忘的文学作者一样,未被认识完成,需要未来的介入。
必须从一系列晚期作品而非希腊行动去理解拜伦,一如《唐•璜》不是情欲的而是政治的。
生命最后七年,在这段被世人认为忙于女人和与英国争吵的时光中,拜伦以堪称“晚期风格”的加速度写出诗剧《该隐》、《天与地》(以大洪水为题材)、《畸儿变相记》、《维纳》、《福斯卡里父子》,长诗《岛》、《但丁的预言》、《审判的幻象》,以及《唐•璜》后续章节等十余部形制与立意各不相同的诗体作品。这位个人主义者与世界主义者的复杂混合体,其命运被一场现实、潦草的军事行动匆匆截止。早在旅行叙事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拜伦已经表达过对一个土耳其化的希腊的不满。1824年2月希腊地震之后,倘若没有死于庸医之手,很难从乐观的方面估计拜伦和他的部队的前途。但人们会喜欢看到,拜伦勋爵成为一个在诞生了《伊利亚特》的岛屿上为义战而练兵的人。拜伦在书信中对这次行动轻描淡写,如果“傲慢而冷漠”不足以解释,在现代分析者手中,这些书信也许会被读出某种自毁心理。今天,人们对于政治军事行动的正当性的要求已经殊异于大革命时代,一个在主流世界名声不佳的诗人,如果想要去埃及或叙利亚有所作为,且以战争为形式,不仅会是荒谬的,且容易被判定为一种恐怖主义,还会被小说家写成不是滋味的寓言。一些传记和研究称,拜伦打算最终结束文学生涯,投身现实政治而非意见政治。尽管自己是诗人,但这不妨碍拜伦认为对“诗人”不必太当真。同时,当这种自我否定的想法也刺伤了他人(因为破坏了一些共同的理由),从而受到他人忌恨,这也是不必认真的。他在1817年9月15日致约翰•默里的书信中声称:“丝毫没有成功——不论好的还是坏的——有时会引起诗人的忌妒。”文学的高度形成也包括,一种既高度形成但又并不很自我重视的状态,这一现象不仅在拜伦、也在托尔斯泰这样的贵族作者和实践者那里表现出来。也许不能立刻将其确定为一种近代状态,但的确是近代作者做出了最积极的实现。
经过20世纪以来诗学、小说和理论潮流熏陶的读者与作者们,以及环境中的民粹主义者都可能不会感兴趣拜伦。如果一个文学作者对自我变革与进取的理解,并不一定受到当代生活的驯化,如果,我们的语言始终在主流秩序以外不失去自立、敏锐与整饬,并且,我们已经能够暂别现代诗人、被他们送往身后较为暗淡的谱系,就总会与拜伦这样的诗人相遇。这种相遇对于文学作者,比某种较为政治性的理由更有意义。后者要求我们必须回答,在当代中国现实生活这只独眼的审视之下,为什么读拜伦。
过去十年中,我从事与现实地理有关的工作,在工地大陆上,见识一些集团的作为与地方族群世系、自然科学家对恶化环境中有病的自然界的诊断,也接触到变动着的现实中几类有所实践的人。我相信,总会有一首勇敢、聪颖的叙事诗来书写这一切,行文活络而尊严,允许较为有始有终的分析性叙述,并且,因为经过了诗行的积极变形和新意的迅捷抵达,总是一种诗之叙述。在2006年新疆的工作生活中,在经过阿里斯托芬和弗罗斯特晚期作品之后,我开始读拜伦,并发现《唐•璜》异常清晰地具备那首长诗的诸多要素,并且是启蒙时代最为清晰的一首叙事诗。清晰性源于迪斯雷利所称的“扎实的常识”,使行为中的人的复杂心智可见、可被理解。拜伦的现实主义并非后世定义的现实主义,而是一种个人化的、情绪不稳定的现实主义,既不完全等同于经典摹仿论,也不同于科学探索者。德拉克洛瓦也以拜伦为例,提倡“贫瘠时期创作者应具有深刻阅历”,这些“阅历”最终表现为一种有计划实现的大地事务。以一个大陆旅行者的形象进入诗人行列的拜伦,在《唐•璜》中翔实地展示了一系列大地事务:博物学、对自然现象的经历、政策、前现代陆地交通、工程、群体运动、战争。大地事务包括认知的一面——对以军政行为和群体运动为形式的动态事物的关注、以及人情风俗的研究,更包括另一面——行动的一面。不过,作为欲望和伪善现象的观察家,拜伦更钟情于大地事务中的人情风俗研究。
按照雪莱理想化的定义,诗人也是大地事务的一种治理者。不过,正如拜伦的诗作被称为“被压抑的议会发言”,他也是一位受到挫折的治理者。在1818年9月19日致托马斯•穆尔的信中,拜伦继续以他那被友人习惯了的轻描淡写,说《唐•璜》“意在对一切事物加以揶揄”,“我只是地球上的一个旁观者……我目不转睛地注视这些事情”。不论如何,拜伦的政治活动说明他不仅仅是大地的旁观者,因为,旁观者不会产生那样一种关于人在世界上的叵测的自由度的诗。“目不转睛”的目光注视着自然界和人类活动,时刻反对——有时候是过分的——它们被“湖畔诗人”升华,力图将其保持在始终可以被“阅历”所理解的清晰性中,这些时刻,没人比拜伦更不是个浪漫主义者。但是,既然没有完全一目了然和无可置疑的东西,又不能容忍形上学的光雾,意义就会倾向于畸形。拜伦为雪莱的夫人提供了畸形人的形象,促使弗兰肯斯坦人造人诞生。这也许正是弥尔顿的撒旦坠落在拜伦——自认为是弥尔顿的继承者——手中的结局。拜伦式的现实清晰性,是被自觉的文学方式改造过的现实清晰性,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扭曲,一面波动不定的镜子。意义的不确定性在现代审美趣味中,有时是超越性的,或者逃避的,但这也许是对不确定性的简化。在《该隐》和《唐•璜》中,不确定性是危机重重的大地现实的一部分,而且,完全是现时的和无神论的。诗人还通过半路军人和临时外交官唐•璜眼中列强的关系展露——由于不同事物和力量的斗争性的共处,大地即战争状态,并且,不能被定居者们(尤其是“湖畔诗人”)一劳永逸地理解。伴随这一令人不安的真实,诗和诗人是大地上的动态现象,不是静态的自我成就,并否定大不列颠国家诗人华兹华斯的形上学漫游。
在1817年9月15日致约翰•默里的书信中,拜伦只是简略地说:“我们都落入一个错误的革命诗歌的体系或各种体系之中”。《唐•璜》开篇也坦白呼吁:

汝当皈依弥尔顿,德莱顿,蒲伯
勿从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
(《唐•璜》第一章205节,查良铮译)

可以从“拜伦反华兹华斯”来理解“错误的革命诗歌体系”,这将涉及对自然界的不同观念。相比华兹华斯,拜伦从不是诗学上的革新者。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文学的革新者成为帝国的侍者,而一个倾向于古典主义文学的反叛者被逐出城邦。
乔叟——马洛——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他是最后一个)是同一个诗人的不同时期,其“诗之空间”建立于霍布斯式的古代自然世界,而非“国家”。华兹华斯作为帝国的国家诗人,作为被驯化了的自然观念的代言人,是对弥尔顿的力量、也是对如上所述这一群体的隔断,是对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的隔断。世界文学中,相似的现象,还有彼特拉克对但丁的隔断。此后在英诗里,弥尔顿仅有拜伦与威廉•布莱克两位继承人。艾略特反感古代英诗的这一巨人群体,发掘出玄学诗人去抗拒(选择华兹华斯会缺乏独创性),但艾略特并不是一个护教诗人,他是国家主义者。在巨人群体笔下,自然状态是古代自然,不是帝国的自然。在“国家的视角”眼中,欲望和自然状态是有待治理的对象,是“荒原”,而“荒原”也是“野蛮人”的地区。英诗中这些想成为帝国公民的人们,并不是拜伦那样的世界主义者,后者会在“荒原”中行动以建立一个新的平民公共社区。
培根的咒语“知识就是力量”成为大不列颠命数以后,拜伦在《曼弗雷德》中写下反培根的箴言:“知识之树不是生命之树。”在《曼弗雷德》中,拜伦总结了自然力量对于一个自负而具有才智的心灵的影响。徘徊在崛起的英帝国大门前的曼弗雷德,与各种自然精灵对话的人,带着他受到永久性挫折的万物有灵论,选择了拒绝自然精灵、也拒绝上帝的死亡。尽管后期一系列诗剧和长诗显示出拜伦文学能力的多样性,但拜伦的自我形象,仿佛永远停止在失败的曼弗雷德。这首愤怒而夸饰的诗,并未使拜伦与同时代诗人拉开距离——产生这种距离的是《该隐》,一如雪莱所敏感意识到的,《该隐》才使拜伦逾越了同时代人而接近弥尔顿。《曼弗雷德》仍具有早期作品因为过于急切导致的浮夸。情况并不像今天的写作美学容易规定的那样,认为拜伦在停止浮夸后,会倾向于一种较为友好的风格,作为成熟的标记。诗人从浮夸中清理并确认了不应放弃的宏伟,并非调停和减少事物,而是真正着手重振事物的活力。风格的成熟并不表现为反省,而是进一步廓清宏伟。在一个万物有灵论已经失败的世界,“雾海旅行者”与其说回到,不如说是重新起用大地事务。并且,以大地事务的发展作为诗的发展的动力。与其说诗的创造附属于大地事务,不如说,诗的创造与大地事务相互带领。经历了长时间写作过程的《唐•璜》充分表明,由于接受大地事务的介入,也接受由此带来的自我发展,诗不同于一开始即立刻成形、自身说明自身的纯诗,并倾向于一种自由议论之声。
在种种述说自然事物的诗行里,拜伦都会肯定衰败了的自然状态剩余的生产力,一如在《该隐》中,肯定大地的果实,但拒绝它成为祭品。2011年,我在新疆可可托海3号脉矿坑一带工作,这里曾是共产主义热情高涨年代的工业重心,它出产的稀有金属矿石为中国偿还了百分之四十的苏联外债,如今,这个衰败的矿区生活着四个民族、三代以石头为生活重心的人。俄罗斯人最早在这里开采,并把这里建设为一个意在长久的居住区。在《唐•璜》中,拜伦把俄罗斯人同样视为扩张思维与暴君体系下的人格现象。令我意外的是,在可可托海的一个下午,我随手翻到的《唐•璜》的诗行,可以帮助我理解被意识形态影响过的自然界的剩余生产力、以及同它有关系的父与子们——

假如从大自然或我们自己的
思想深渊里只要能抓住一种确实性,
说不定人类能找到他们迷失的道路——
可这又会破坏许多良好的哲学。
一个体系把另一个体系吃掉,
而这又同老塞顿吃他的子孙十分相似;
因为他那虔诚的妻子给他石头
来权充儿子时,他毫无顾忌把石头也吃掉。

但“体系”却把这位巨神的早餐颠倒过来,
吃掉它的父母,纵令消化困难。
请你告诉我,在作了应有的探索之后
你能把你的信仰拴紧在任何问题上么?
先回顾一下无数年代,然后再把你自己
捆绑在火刑柱上,再把某种方式称为最好的方式。
没有比不要相信你的理性更确实的了,
可除此之外,你又有什么其它证据呢?
(《唐•璜》第十四章)

并不完全是拜伦,但是他可以典型地带来这样一个信息、也是一个可疑的设想:尽管是优异的,却处在大地事务的附属位置的诗。并且,“附属”仅仅被理解为一个容身位置,而不是被理解为一种价值地位。附属的诗,也许可以帮助诗人脱离他们的自我中心主义,同时提醒诗人,诗需要非诗。另一方面,附属的文学,也是一种行动文学。必须通过行动文学,理解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动态。并且,通过拜伦,回顾行动文学可以具有的整饬文体与宽宏的讽刺风格。

《该隐》,先知书

可以从一个关于视力的场景为起点去理解《该隐》。在《该隐》第二幕,卢西弗带领该隐见识“太空深渊”。之后,他们抵达地狱,谈论死去的古代生物。魔鬼的视力不同凡人,但在这些地点,羊倌该隐的视力也变得出奇之好,一眼能看清遥远的星球:

该隐
这些庞大的幻影是什么?我看见
它们浮荡在我四周(……)
它们巨大而美,像最大与最美的
活物,可是又如此不像,以致
我难以当它们是活物。

卢西弗
但是它们活过。

该隐
在哪里?

卢西弗
在你生活过的地方。

该隐
何时?

卢西弗
在你们所谓的地球上
它们确实生活过。

该隐
亚当是它们的始祖。

卢西弗
他只是你们人类的始祖,这我承认——
但他太卑微,做它们的末代也不配

该隐
它们究竟是什么?

卢西弗
是你将会是的东西。

该隐
它们过去是什么?

这段如空间规划草图般简明的诗所勾勒的广大空间,令人联想起弥尔顿。在《失乐园》第二章的广大空间里,撒旦像一只羸弱的飞蛾。弥尔顿的诗行使我们看到——正如卢西弗使一个羊倌看到——魔鬼兢兢业业的双翅,正在广大虚空之中努力寻求可以驾驭的气流。拜伦扼要的诗句不以状物而以思想之声为主体,概括、简化并深化了弥尔顿的深渊。由于事物的状况更多受到不宜比喻的部分的影响,诗的视力必须逾越状物的层面——并且,诗的视力必须成为洞见。
另一方面,在《该隐》中,魔鬼的外表没有被描述过,正如在《圣经》里的大多数时刻。除了弥尔顿给出的形象,还可以在弗罗斯特《理性假面剧》——对《约伯记》的喜剧性重写——中看到它:一只尴尬的大黄蜂,带着一脸苦笑。在拜伦笔下,魔鬼的形象并不被给定,而是不宜比喻的空白。临时的卢西弗并不具有抢眼的可见性,携带着在广大空间中说话的回声,推动这首对终极事物做出一种临时廓清的诗。
在20世纪诗人中,弗罗斯特可能是最突出的关于临时廓清的作者,但与拜伦相反,不关乎终极事物,关乎对终极事物的推迟。很难确定查尔斯•达尔文——弗罗斯特的卢西弗——对弗罗斯特产生了何种影响。我们只知道,在庞德圈失意返回原籍后,这位“归来的流放者”中非常边缘的一个,在农村饲养员生活中埋头研读《物种起源》。停止早期被伦敦行会忽视的陈旧维多利亚诗风之后,弗罗斯特的大部分主要诗作(包括全部悲剧性的叙事诗)均擅长选材于自然场所或人际关系,用以廓清矛盾力量和无可避免的事物消亡进程中一个临时成形,也可以被临时说明的环节,诗也因此成为一种临时的诗。把弗罗斯特视为一个美国陶渊明,是一种理解力方面的寒碜现象。并且,弗罗斯特的自然观更接近霍布斯而非华兹华斯。一个现代诗人的机会是,可以既反华兹华斯也反拜伦。一系列综合的、仍需观察的逆反过程,产生了这位依然未被充分理解的现代诗人,并不追问终极事物,而是代之以临时的诗。倘若在绝对主义者眼中,只有终极事物可称为意义,处在局限位置的诗则有意维护意义的缺失状态。在叵测的进化过程中,一个反复表示不直视终极(一次次成为明确或隐晦的主题)的诗人——譬如拜伦在《该隐》中的直视——仅仅愿意廓清当前临时成形的时刻、事态或局面,并且主动接受终极事物的缺失。终极事物曾经化身为鸣啭的小鸟,邀请过他,不过他宣布不去,他要等待城邦的邀请,装作一个新维吉尔(尽管他更接近卢奇安)随时动身去对国家力量发表审慎的肯定(这会让艾略特酸楚不已)。应该注意到,诗人对有限性的认同会在这些讲演时刻成为国家的视角,国家通过诗人表达它所能做和不能做的,表达责任的范围,以及有利的谦逊。就此而言,弗罗斯特确实又接替了华兹华斯。
继拜伦《该隐》以后,弗罗斯特的极尽刻薄的《理性假面剧》和《仁慈假面剧》(后者是对约拿事迹的喜剧性重写)是20世纪诗体创造中为数甚少重写旧约主题的诗剧。不过,《该隐》的诗艺简明率直,也是更为伟大的。《理性假面剧》和《仁慈假面剧》则是贫嘴和变异的。作为贵族主义和民主观念的矛盾体,拜伦允许语言不应占据的空白,允许难以定论的东西(并非含混)并使之明确。明确的东西并不是同质化的,在词和词、诗行与诗行的一系列连结变动中,也在一种新的联系中,容有个人化的解释与暗示,但这主要是一种标记空白——空白的卢西弗和空白的“真”——的书写;并且,在一首原创性的诗中,空白始终不会是给定的。拜伦怀疑诗人对语言的独占,认为语言的最高独占会导致形上学胡说——直接或间接装点帝国力量的最高象征——认为那是庸俗的,他也许是诗人中较早具有这种维特根斯坦式警惕的人。这是一个困境:诗并不是对自身可能性的独占,但放弃独占的诗也许会坠入矛盾分崩的命运。尽管在诗艺支撑之下,这将有可能利于某个有限的阶段、可疑事实或议题的价值。另一个伟大的诗剧诗人,全心全意拥抱最高象征、关注超越主题的雪莱(对华兹华斯保留认同,有时跟着拜伦反对几句)看到拜伦作为一个怀疑主义者和具有加尔文式严厉理念的人的矛盾,并遗憾地认为这限制了拜伦——正如歌德、夏多布里昂、普希金均认为拜伦是一个被限制的诗人。雪莱——其但丁化的长诗影响了20世纪最伟大的意大利诗人帕索里尼——信任希望的复活与新生的可能性,并积极肯定基督。拜伦与雪莱之间的一种重要区别,是旧约诗人和新约诗人的区别。此外,可以在雪莱诗中看到柔弱面,但没有颓废。可以在拜伦诗中看到颓废面,但没有柔弱。
另一方面,一如弥尔顿的地狱训示,诗意味着振作,也即危机状态中的动力生成,受到魔鬼的影响,一如事物受到不宜比喻的部分的影响。拜伦进一步深化了“振作”这一主题:对于主体性的生成而言必需的振作,把振作者带向毁灭。在一首长诗怎样立足于深渊中的振作与视力方面,《该隐》也许是继《失乐园》之后最为简明浓缩的再现。振作与视力,作为受到魔鬼影响的动力推动着诗行进展,并生成为一系列异常明晰又难以定论的时刻:

卢西弗
所以,我爱或不爱,你是无法看出的
除去一些庞大而普通的目标,遭遇上
这些目标,特殊的事物必定消融如雪。

 该隐
雪!那是什么?
(《该隐》第二幕)

如果在今天,一个严肃的诗人再次就卢西弗写作,他也许首先会想到,提到卢西弗并不预先使一首诗变得重要,但他的任务并不因为审慎的现代感而减轻,他不仅要对那并未给定的空白提供一次自己的更新,也要再一次面对该隐的提问:什么是卢西弗所说的雪——这是一种新东西,也是一种语言的未来可能性濒临展露的时刻,是停顿在此的拜伦留给我们的空白。
根据《创世记》,该隐杀死兄弟亚伯是人类第一宗凶杀案。不论是引起护教诗人抵制,还是被敌基督者追认,也许都不是理解这篇诗剧的途径。仅仅把《该隐》理解为替凶杀辩护——如某些超现实主义教条所鼓励的——只会引向对“卢西弗效应”的重复的理解。并且,拜伦属于不会在处理极端主题时歇斯底里的那种文化的诗人,这种语言的贵族主义——如果不说是英雄主义的话——也许会让一部分现代读者不悦,因为没有任何一次破坏性的变形,同时,又是一个簇新的变体。在《该隐》可能引起的各种理解中,其中一种也许与今天我们的境况有关:《该隐》是一首关于控制的诗。卢西弗既进行教唆又做出教导,施加影响也晓以真实,由此振荡在诗行进展过程中的悖论是:一个洗脑的过程也是一个激活大脑的过程。我不想遵守《圣经》去理解这部诗剧——这会让我周围时隐时现的基督教朋友和解经家不悦——我希望《该隐》首先可以被读作一首书写大脑控制与分裂之家的诗。
该隐的形象意味着脱离天父——君父——同胞兄弟所代表的帝国系统的意愿。如果把该隐的行为理解为一次被力量感唤起的决断,这也是人类第一次反家庭的决断。可以把这篇诗剧,理解为对《曼弗雷德》的修正和深化,也是对大不列颠帝国系统(代表“人世”)的看法的一次极端表达。认为拜伦是一位先知书作者会是突兀和令人惊疑的,但因为对远古事物的回忆(在《该隐》中,卢西弗宣称我们以及我们身边的地球事物,只是一种更为庞大的生命体的残骸),对被国家力量深深介入过的自然状态的关注,对暂时还作为万物尺度的“人”的未来变化的看法,拜伦可以被视为先知文学的一位继承者。《该隐》作为一种先知书,也许并不比威廉•布莱克的先知书更缺乏资格。不过,拜伦的贵族自尊心从未把他带向任何一次耶利米式的狂笑,而仅仅是——提到它,有时又对此做出戏拟性质的揶揄。他并不是犹豫者,但他是怀疑主义者。这位矛盾的诗人,并没有走得那么远到脱离先知呼告之声的传统,但他的怀疑主义把他留在近处,一个邻近现实主义的位置,却又并不离我们近到足以成为一个现代诗人。文学中总有一些并非僵死的部分,不会完全被占有为当代史。在今天,理解这种距离也许会再次变得重要。

《唐•璜》,诗学光谱

长诗第一章,当少年唐•璜把乱成一团的捉奸者们和女人锁在花园里,吹着口哨,裸身走进夜色时,情欲的唐•璜就结束了。朱利亚的动人书信,是长诗对这个少年的告别,也是长诗对家庭困境的告别。尔后是海难,其间发生的抓阄吃人求生行为适合用作桑德尔“公正”论题的案例。以后,长诗的游历和目光都是政治性的。经历各个章节,诗人依次披露对西班牙、阿拉伯世界、海盗力量、俄罗斯以及英国的看法,并为我们绘制了几种治理者:海盗首领、苏丹、俄罗斯女皇、大不列颠主流阶层人士。现实治理——空间的转移——处境的变故,构成一个未完成的命运的迷宫。最后,这首未完成的长诗停顿在一个鬼魂面前。诗行在战争画卷与人物漫画的转换,仿佛在德拉克洛瓦与霍加斯之间的转换,犹如一套内置于现实的透镜。只有很少的情欲,很少的希冀。没有未来蓝图,没有答案。
一种歧视是,把文学视为一种停止——认为理论哲学、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上将会进行下去的东西,诗的话语可以自作停止。这种停止——正如在《唐•璜》中贯穿始终的声音——带着一丝“就这样吧”的玩世不恭,不时在诗行进展中起到暂停和反讽等修辞作用,使蓬勃起来的事件概括和沉思性质的章节蓦然停止于突降法。突降法的优点至少是:将人拽出正确性,那是一种令人不知不觉对其唯唯诺诺的正确性。不过,在诗行濒临梅菲斯特般的窃窃耳语时,谈话的音乐又会随意转折——

我现在想严肃起来了;——是时候了
因为目前笑被人认为太严肃;
对恶开的玩笑,被美德称为罪过
而且被批判性地认为含有毒素;
此外,悲痛是崇高事物的源泉
纵然长久了多半会使我们疲倦;
因为我的诗句将飞得又高又庄严,
就像一座古庙逐渐缩成一根柱子。

和重述浮士德、重述哈姆雷特一样,作为一种重述的《唐•璜》表明诗人既是创新者,也是重述者。重述意味着一种加入或参加,也意味着在重述中更新。并且,《唐•璜》还可以被理解为一卷诗学综述,是贺拉斯《诗艺》的一次更为丰富的近代改写。
2006年在新疆伊犁科尔金雪山牧场的一个夜晚,我与两名哈萨克人、一名汉族同伴,守着帐篷里的火盆煮茶闲聊,无聊的驱使下,人们提议我给他们读一段书,即使是读诗他们也愿意忍受。我翻开带在身边的朱译《唐•璜》,请他们随意给我一个页码,我好从那一页读起。同伴说——火光在他黝黑发胖的脸上闪烁——“就从开头读起”。拜伦《唐•璜》第一章,恰好有一段关于“诗的开头”的诗句。诗人说,现代诗人们向荷马学习,诗都“从中间写起”;但他自己仍然遵循“开头就是开头”,叙述人物的因由来源、他们在海陆之上的运动与世系。
这里,一个隐含的问题是:诗是从哪里写起的?从一首诗的开端,可以乘机考察作者说话时所处的位置——或者更尖锐一些:他能力的程度。他的事情是从哪里做起的?今天的作者可能更为“结尾的意义”而紧张,仿佛约定俗成,结尾会决定作者的身份待遇。如果对一个诗人加以考察,哪里是一首诗的起点,诗人的思维惯性首先要被回顾一番。并且,也可以考察他过去的起点是否一直受到浮泛的钳制。另一方面,“诗之开头”也会引申出对“诗之角度”的观察,我们现有的角度,也许可以数出几种并不复杂的类型。既然现有的角度不够,那么在此时此刻,可以考虑一些更主动的角度,一些不易完成、容易授人以柄,极为欠缺但也最少被参与的角度:伟大的角度。常有的误解认为,伟大的角度是“不具体”的角度,但正是伟大的角度促进并拓宽了对“具体”的理解。另一个误解是,伟大的角度具有神话般的自动捍卫自己的功能,具有顺理成章的自动再生的功能,但情况也许同该误解相反,伟大的角度需要作者的主动帮助,没有这种帮助,它无法实现。
拜伦《唐•璜》是语言“随机应变”的常读常新的例证。在一个发生着种种变故、不安的经验世界之中“想到哪就说到哪”,为后来的奥登所钦羡。梅里美在评价普希金时,赞扬后者的诗作“立即直接谈事情本身”,但在普希金的表现中,并不能忽视来自拜伦的一面。《青铜骑士》和《叶甫根尼•奥涅金》的作者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城市诗人,一向推崇进行了各种建设性活动的彼得大帝。拜伦是被逐出城邦的世界主义者,持普世观念,但是对世事抱有极为现实的看法,不信任任何一位君主。此外,还应注意到,拜伦的现实主义带有英国博物学家的目光,人是动物性与政治性的奇怪中间现象,可以把叶卡捷琳娜二世——这位如《唐•璜》所称“巨大,丰腴,残忍”的女性君主,视为歌德“永恒女性”的反例。
只要力量和行为的可能性一经消耗,从不忽视欢愉的人面对变化,《唐•璜》的诗节就往往具有马基雅维利色彩。“寻求治理”——这一受到挫败的意图,始终在《唐•璜》中或隐或显。不过,拜伦并不像那个失意的政治哲人(也是一位有关变化和欲望的喜剧性的叙事长诗与诗剧作者),后者希望自己克制情感、隐藏在系统内部发挥影响力。拜伦更情绪化,也更突出。他不会去写马基雅维利的驴和歌德的狐狸,他的关于变化的诗不是变色龙的诗。拜伦好像对动物不感兴趣,在《唐•璜》和其他作品中看不到关于动物的书写,哪怕是雪莱和济慈的诗化鸟类。《唐•璜》的变化也不是卡尔•施彼特勒——一个被遗忘的伟大诗人——的伊里斯:彩虹之神,在它的挑逗下众神推推搡搡地盲动,仿佛他们只是一些极端的人类,眼球像肥皂泡那样反射着星云般的幻影。在《唐•璜》中,人在变化中喑哑而实际,变化本身并不被遐想,并且,变化时常表现为控制手段的反常生效或控制手段的失败。
拜伦懂得从马基雅维利式的对于可控制性的考虑、也从佯装为传奇诗的形式来应对变故,把变故作为工具与推进。他只愿谈论永恒的变故,而不是以理想为目的的社会变革。拜伦意识到,变革同知识一样,是人为的结果。在激活“现实感”方面,高度理念并不优先起作用。一方面,这种限度意识详尽地活跃在《唐•璜》中。另一方面,利用现实材料(人的生活中的行为、意识状态,各种现象类型)来进行的自我认识方面的拓展,并未节制或停止。
过去许多时光中,朱维基译《唐•璜》是我得到的一种陪伴。与其说每次重读“仍有发现”,不如说,诗行的进展仍像初读时,给我仿佛永不会释放殆尽的变化感——

一种用韵文写就的北极光
照耀这冰冷荒芜的土地

这意味着,《唐•璜》是一种渐变的经验光谱,诗行进展本身即变幻的北极光,这种渐变性使素材离开原有的现实主义空间,走向时间。重读《唐•璜》,也意味着告别初读时的大脑皮层刺激,参与到一次未完成的谈话中,相比前者,我想,后者也许更与我、也与我自己的写作的未来有关。由于时间的介入,作品是离开自我之后产生的一定距离。我相信,十年之后读这首未完成的长诗,族群、运动和城市仍然会在2024年的时空继续,再次蜕去前现代的和21世纪头十年的外壳,驶向未知领域。诗行像射线,向未知延伸,我不知道它会延伸到哪里、以及我最终会被带往何处,这使我好奇。

拜伦与“局限性”观念

如果说“理想是一种最重要的人类观念”,这类表达在今天必须处在一层当前逻辑和语汇的保护中。关于理想的语法已经变得异常困难。或者,它必须扭曲以顺应挑剔的语境。在传统的审查之外,理想的语法还必须受到定见的审查。这些因素,都迫使理想的表达需要依托于时常表现为异常出色、同时又可以视之为一种病症的言语技术。
近代是催生和关注“理想”观念的时期。与之相伴随的是,即使在近代,理念——尤其是关于社会变革的理念被认为是不得体的,是一种负面的平民心理,一如伏尔泰对卢梭的态度——在前者眼中,后者的一切想法:包括自然观、教育、社会变革及形而上学等各方面的看法,都被视为不得体,是平民的僭越,令人不快。经验主义则是一种贵族态度,认为某种“理想”即使是荒谬、不恰当的,至少应当是令人愉悦的。雪莱认同卢梭式的平民立场——并且在《生命的凯旋》中将后者当作自己的维吉尔。雪莱,这位至为奇特的理想主义诗人,不会被阶层意识、“愉悦”和经验主义所构成的主流品味真心接受,他也没有一篇像《恰尔德•哈洛尔德》那样愉悦城邦里的人们并建立声誉的早期作品。
雪莱设想了一个理想结构,对现有世界产生纠正作用。显然更欣赏伏尔泰的拜伦不信任理想化的纠正作用,他选择现实,并且认为现实事物已经可以说明自身。这一说明自身的范围并不能够,也无需高出现实从而达到理念的高度——他不信任柏拉图。在拜伦作品的建构中“理想”并不起主要作用,但是他仍然生活在一个能够同情并理解理想的时代。
拜伦也不信任愿望这一形式,虽然人类愿望是诗人的传统素材。拜伦的趣味和情感关乎一个看起来迥异于雪莱的主题:与其说是愿望,不如说是愿望的消耗,并且,这些消耗正好产生在一系列不乏优点的设想和意义中。拜伦的素材并不是愿望,而是无法避免、各种各样、又可能统统会变得一无是处的愿望是如何生存和存续的。与其说,人类将抛弃或经过“愿望”这种东西,不如说它正在变化成另外的形式。这是拜伦诗作的一层意涵,也是他的困顿。这是雪莱不理解的,因为在同样急遽的生命中,雪莱没有更多注意到、或者没有选择从这一角度去发现“内涵”,对于雪莱式的诗,这也不具有建设作用,正如其理想对于拜伦式的诗不具有建设作用。他们其实互不理解。在他们彼此眼中,对方都具有某种类型的庸俗。雪莱说:“我与他(指拜伦)这样的两个人之间总潜伏着疑心与傲气,这毒害着我与他交流的自由。”(1821年8月12日致玛丽•雪莱)。拜伦的抗拒属于现实王国而不是理想王国,当政治手段利用宗教与道德作为伪装时,他会怒不可遏。对于诗体写作的看法,拜伦也不像雪莱那么高度理想化,前者不只一次在诗中说,也许真理并不是最终要达到的所在。这种观点也影响了年轻的尼采。
拜伦也许是近代作者中比较提前明确这一点的:并不探求无限,而是了解可以了解的领域,并且把伪善视为阻碍人类理解历史的主要因素。受到拜伦影响的司汤达,在《卿奇一家》中写到:“我曾多次听见拜伦勋爵说过的名言:‘This age of cant’(翻译成:‘这言不由衷的时代’)。这种伪善非常讨厌,实际上又骗不了人,却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蠢人有话可说——他们感到公愤的是,有人竟敢说这样的话,竟敢取笑这样正经的事,等等。其缺点是大大缩小了历史的领域。”
拜伦不作超出世事的幻想,他显得只关心自己的贵族自我的各种品质与力量——或者是对力量的期待——在现实领域的实现,他不是,也不信任柏拉图主义者。当歌德称拜伦的一个优点是具有“健全的常识”,这意味着拜伦更为活络、世俗化动用现实中的关系结构,作为建构作品的素材。他显得是一个把现实事务作为自我实现的工具与场所的个人主义者,对现象既保持近距离考察(带有冒险意味),也保持鸟瞰的态度——他需要环境的变故、大范围的运动现象来使自己处在后一种态度。并不是不能整理出这种态度的观念背景。在拜伦的书信中,近距离考察既表现为与女人的关系的细节,也表现为对地震与战事的概括性的只言片语。不过,他来不及“穿越时代和个人的所有外壳和残渣”,完全成为一个体验现实动力的人,以及,一个营帐中的人。

《歌德谈话录》中的观点,认为拜伦的竞争对象是莎士比亚,由于这一竞争对象太过显要而容易显出拜伦一方的失败,故拜伦在名义上提出的来源是蒲伯,作为自己的幌子。歌德认为,这是一个可见、可信的来源,而且也更实际一些。先不论这是否太低估蒲伯,如果说,拜伦并未严肃对待蒲伯,后者对于拜伦的诗体创造没有除了幌子以外的意义,这是不太可能的。文学史告诉我们,对《群愚史诗》作者的认识一直起落不定、兴趣断断续续;即使英国人自己,对这位诗人的评价也举棋不定(虽然约翰逊推崇他),何况彼时对英国文学的认识还有局限的德国人。在歌德发表看法的时期,对蒲伯的评价还不清晰,认识还未形成。这样,歌德也就不理解拜伦与蒲伯之间存在着的联系。不尽是巧合,拜伦的文学声名也经受了与蒲伯相似的命运。
夏多布里昂——另一个大地旅行者——的片面理解仅囿于《恰尔德•哈洛尔德》,但他正确指出拜伦遭遇的边缘化,以及在法国产生了相比祖国和其他国家更多的影响。罗素在他的“哲学史”中,专就拜伦写了该书最无必要、也最为低俗的一章。在同时代作者纷纷得到现代批评体系的指认之后,拜伦巍峨的身影在幕后隐而不显,作为一个“源头诗人”,他的声音通过尼采的观点、奥登的自传叙事长诗《致拜伦勋爵的信》、布罗茨基的一些诗作间接传递给我们。我们需要从对现代趣味的专注、以及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偏见中转移注意力,幡然意识到一项未完善但宽宏奇突的成就,就像在生活中获得一种新的距离,看见现实的骨骼结构一样。拜伦写下的关于人类常态的叙事长诗《唐•璜》和一种反常态的诗剧《该隐》,留给我们的主要信息也许是:为诗人提供动力的一切,必然导致对既有王国的撄犯。诗——甚或一种未来文学——必然是对既有王国的撄犯。另一方面,诗人并不能摆脱历史,文学的声音由死人的声音、变动现实中的生者的声音与未来之声构成,诗人必须把所有那些死人转化成未来的人。

{1} 《唐•璜》除注明外主要根据朱维基译文。《该隐》根据曹元勇译文。《书信集》根据王昕若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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