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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普遍的复数立传——叶兆言《很久以来》(黄德海)

 

《很久以来》始于1941年3月10日,写两个女人经历了抗战,经历了建国,经历了反右,至文革,一个因思想言论被捕并以反革命罪被枪决,一个嫁给了曾对自己实施强暴的男人。小说主体部分横跨了抗战和文革,主人公的命运又如此跌宕起伏,叶兆言却既没有在其中提供各时期中国政治经济的各类秘辛,也没有给出自己对这些时期的独特判断,只不过平平实实地讲了两个女性的人生故事,甚至还刻意把她们一生中最具戏剧性和最残酷的部分做了淡化处理。看惯了同题材小说的波澜壮阔,黑暗冷冽,深刻尖锐,《很久以来》显得情节不奇特,色彩不浓烈,思考不深入,甚至因人物命运变化带来的疼痛感,都好像蒙上了岁月的止痛贴,显得并不那么刻骨铭心。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本小说——似乎没有卓越的见识,也没有跌宕的情节,甚至连最起码的细节都不够饱满,但是,作者却在小说的两个嵌套章节里,表达了自己写作态度之认真,对这本小说的期许之高。我们当然不会因为作者的期许就对一本小说表示好感,反之,根据自己随性的阅读印象简单地断定这小说的基本品质有问题,也会多少显得有点鲁莽。好在关于这本小说,叶兆言谈论得够多,篇幅也足够长,可以让我们借机推测这样一本小说——或许是任何一本小说蕴含的不同阅读可能。

 

对这本小说的第一种推测最容易:作者没有反思大时代的野心,他不过是把自己平常的生命感喟,碰巧放进了一个特殊的时代。叶兆言要在小说里表达的不过是,时代的苦难对地位显耀的人来说是短暂的,这些苦难甚至会成为他们此后荣耀的资本,只有平民百姓永无出头之日。如此思路可以看成一种不愿追究的姿态,不但未能深入思考特殊时代的特殊问题,甚至连最起码的对战争和文革发动者的质疑,连由不负责任的崇高倡导造成的灾害,都不在思考之列。这种不深入探究事件原委,只感叹苦日子难捱的思路,实在无法跟一个老百姓的日常感叹区分开来。沿此观察小说的历史观,可以说作者对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认识,都没有特殊之处,叙事者所取的,差不多是任何一本各方面都正确、却也没有任何特点的作品所能采取的——一种刻意为之的平淡。

叙事方式上,叶兆言用的是非常老式的现实主义,他只平平常常地讲了两个女性的人生故事,而且,这个平常还很难用通常所谓的节制来辩护。大部分作品中的节制,拿“冰山理论”做比方,都是考虑如何把作者的情感、思想、体验等作为冰山隐藏的部分,而用极力书写冰山显露出来的一角引逗读者,让人想象此下部分的无尽雄伟。《很久以来》去掉了那些给人强烈感觉的场景,对容易让人感伤落泪的部分也尽可能做了冷处理,不过,与强调节制的其他小说相比,叶兆言却没有在一座冰山上集中笔力,更像是把心思用在选取哪些冰山一角上。选好了,却又点到即止,并不费力钻探渲染。即使人物生命中的重大转折或重要决定,他也着墨不多,比如小说里没有写欣慰在监狱里遭受了怎样的遭遇,没有写她被枪毙前后的具体情况,也没有用大篇幅写春兰被武斗,没有细写她嫁给强暴过自己的闾逵的心理转折。叶兆言显得太由着自己的性子写细琐之事,却在最能展现时代特色和人物命运的关键点上惜墨如金,这种奇怪的节制,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变换了方式的放纵。

思想不独特,叙述不节制,把这样的小说置于无数关于抗战和文革的小说之中,很容易让人觉得乏善可陈。不过且慢,谁规定小说的思想必须独特,叙述一定不能放任呢?小说史提供了太多的例外,甚至只有那些例外才最有资格进入历史不是吗?有例外正因为有惯例,关于抗战,关于文革,关于所谓的大时代,叙事的惯例是什么呢?

 

以往的大时代叙事,不管是真实人物还是虚构人物,差不多都会在抗战胜利时欢欣,建国时欢庆,反右时悲愤,武斗时惨烈,下乡时无奈……或许是这一百多年来的动荡太剧烈了,时代本身的变化都几乎可以成为文学作品的情节,只要选准了时代,一台好戏就已蓄势待发。因为时代的界划过于明显,大部分这类作品中人物的情绪甚至性格,往往会随着被划定的时代节奏走,并没有多少自为的空间。随着一波一波的形势变幻,人物不免一时有被抛上高天的得意,一时又体味沉入地狱的凄惨,一时是过街老鼠似的无奈,一时又显现反抗英雄的悲壮,再忠厚的人也曾凶相毕露,再狠毒的角色也会一朝沦为阶下囚……乱云飞渡,进退失据,一不小心,人物就沦为了时代变化的浮标,性格之类,根本不是什么重要的事。除了少数例外,这类小说差不多可以分为三类,作者或者让人物在特定的时空里跌宕,借此展现自己反思的激情;或者人物在时代的起伏里展露人性深处的善良或罪恶,以此表达作者对人性深处发掘的惊喜;或者书中人物充满启蒙的豪情,作为那个黑暗时代的无畏先知,以显示写作者知性的锐利。不过,这些小说几乎毫无例外地遵从了一个严格的时间划定,即使以反抗或反思为目的,也都在这个划定的范围内活动。人物的生活,在这些小说里像在我们熟悉的教科书里一样,被切割得片片断断,在不同的时空段落里,他们受辱,遭难,平反,或者得意,害人,被惩罚。

作者们大概忘记了,对一段历史的命名和时间划分,恰恰与灾难的制造者,是同一类人,甚至就是同一批人。事后的人为时代界划,不过是他们后置的借口,只方便自己放下包袱往前看,却既抚恤不了已死的冤魂,也给不了幸存者安慰,不过是些言过其实、自欺欺人的空洞条款。不幸,这些人为的时间界限,却在大部分关于这时代的小说里作为客观因素被接受,它们就像挡在人生道路上的一堵堵高墙,或者渡河时不停翻卷过来的巨浪,人在这个境况里,差不多只好碰壁或卷入其中。即使有些作品借机深挖人性的黑暗,也往往容易把时代因素设置为检测人心的外部情境,没有与作品对人性的探查结为一体。不妨说,在这些作品里,主角永远是风急浪涌的时代,人物并不是怎么重要。

与这些作品相比,《很久以来》表达了一种尝试的愿望,它试着把时代糅合进具体的个人命运。时代因素不再是外在于人物的客观,而是与人有机地生长在一起。为了保证这种有机性,叶兆言让笔下的人物性格保持了相当的稳定性,无论小说里的时代和生活怎样剧烈变动,人物始终行走在他们自己的性格范围之内,并无明显的起伏,当然也因此显得不够鲜明——我们只能大体意识到欣慰的果决、容易冲动,春兰的犹疑、温顺,闾逵的粗鲁、庸碌,卞明德的天生情种、不负责任……但这种不够鲜明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稳定,人物一直沿着固定的性格轨道运行,再大的事件也没有把他们冲击得无法辨认。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稳定性,《很久以来》避开了以往小说中常见的时代决定命运的固定模式,人物也不再只是时代里沉浮的稻草,而是有自己的意志和选择,并且正因为他们的选择——即使可供这选择的选项很少——才有了他们的命运。这种时代与人物命运的相依相碍、共生共息,让小说回到了书写复杂命运的可能。

当然不是说,以往的抗战和文革叙事中就没有写人物的命运,但那是一种怎样的命运呢?“人物都是陷入于各种不同陷阱中的困兽,最后都是手足被绑任人宰割。”高高在我们之上的命运,而不是运行于我们之间的命运,才是那些有关大时代的小说的重点所在。叶兆言大概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很久以来》通过激荡时代和日常生活的并置,以及人物性格特征的有效持续,差不多冲破了历来以各种革命和运动命名的明确时代界划,展现出一个非中断的线性日常来。这个线性的日常并不把人生刻意地分为高光时刻和黯淡岁月,也不再是人物跟随时代被动起伏,而是时代始终跟随着人物的步伐,小说里的人诚恳地接受了时间里发生的一切,显现出一种运行于我们常人之间的命运。对一直被高高在上的命运主宰的人们来说,这种运行于常人之间的命运,也悲苦,也无奈,却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还有什么比真正属于自己的命运更值得关心呢?

 

即使以上的第二种推测成立,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叶兆言在这个“破例”里并没有提供什么独特的命运供人们咂摸,他写的不就是大时代里司空见惯的芸芸众生,悲欢离合?我们听说的这类故事太多了,一个作者把这些在小说里再写一遍,是像第一种推测一样显示了自己的平常,还是隐约表达了一种野心,一种为复数的、注定被遗忘的命运立传的野心?

一次关于叶兆言的访谈,或许可以昭示叶兆言为最为普遍的复数立传的野心。他说他不准备在这本小说里控诉,也不想简单区分时代和人物的对与错,而是要再现当时普通人心态,写出人物的生活史。小说出身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兴起于市民之间,因消闲而被传播,注定了它要更多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但地位确立之后,小说却也慢慢变得世故,不用说关注高光人物的作品了,即使写普通人物,小说也往往会关注那些并不普通的瞬间。与之相比,《很久以来》仿佛有意回到了小说的卑微出身,把更多的力气放在时代的聚光灯漏照的地方,甚至平等对待了人物面对的暴风骤雨和平淡日常。或许就像叶兆言说的,他怕有些故事讲得太过悲情而显得庸俗,因而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自己的笔,避开那些最富刺激性的地方。在这个方向上,叶兆言小说的平淡无奇就不难解释——他有意把通常认为最重要的情节淡化,就是为了打捞大时代里最为普通的命运。

按照这种推测,作为《很久以来》另一条线索的两章,既是对人物此后命运的交待,也是对作者为何和如何写作这本小说的说明。上一代命运的枝枝杈杈,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不可避免影响着他们的后代。那些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对文学莫名的热情,对哈维尔的过度赞赏,都是下代人对上代命运的反思所致。这也让一个过去的故事,撑破了历史的外壳,走进了当下。尤其是小芋对待婚姻的随意态度,毅然决然的出国,都跟她对母亲欣慰一生的否定性认识有关。而想把这段经历写成小说的“我”,因为要消化这些表面上因果不明的历史,不得不一次次陷进这些故事里,苦恼,焦躁,甚或无奈,从而也缠进了那段历史。可以这么说,吕武断断续续的谈话,小芋的个人选择,“我”写出的小说,无论达到的深度如何,或多或少都是下一代人对上一代反思的结果,这些结果也无一例外地参与了他们当下的选择,小说的两条线索也最终归拢为一个个普通的人。这既属于一个人,又属于所有普通人的命运,不就是叶兆言最为关心的?

我不想确定哪一种推测更适合这本小说的内在逻辑,也不愿揣摩作者的隐秘动机,我想说的只是,这本小说没有表现出对时代乱象探索雄心,也没有致力于挖掘人性的幽深之处,它给出的,只是反思时代和命运的一种可能。更何况,不管是出于顾忌而对自己的隐秘意图故意隐藏,还是缘于世故老道而对有些问题存而不论,叶兆言的这本小说都显得有些过于拘谨了,因此还算不上走入时代和人性丛林的探险之旅,只能说是一次探索路线的重新设定——或许这只是叶兆言一以贯之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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